凡人主之所以劝民者，官爵也；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农战，而以巧言虚道，此谓劳民。劳民者，其国必无力。无力者，其国必削。
大凡君主用来鼓励民众的手段，是官职和爵位；国家赖以兴盛的根基，是农耕和作战。如今民众谋求官职爵位，都不通过农耕和作战，而是凭借花言巧语和空洞的说教，这就叫作使民众奸猾。民众奸猾，国家就必定没有实力。没有实力，国家就必定会被削弱。
善为国者，其教民也，皆从壹空而得官爵。是故不以农战，则无官爵。国去言则民朴，民朴则不淫。民见上利之从壹空出也，则作壹，作壹则民不偷。民不偷淫则多力，多力则国彊。今境内之民，皆曰：「农战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杰皆可变业，务学诗书，随从外权，上可以得显，下可以得官爵；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具备，国之危也。民以此为教者，其国必削。
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他教化民众，都让他们从唯一的途径获得官职爵位。因此，不通过农耕和作战，就没有官职爵位。国家摒弃空谈，民众就淳朴；民众淳朴，就不会放纵。民众看到君主的利益只从唯一的途径出来，就会专心从事这一途径；专心从事，民众就不会苟且偷安。民众不苟且偷安、不放纵，就会力量充足；力量充足，国家就强大。如今国内的民众都说：「农耕和作战可以逃避，而官职爵位照样可以得到。」所以豪杰之士都能改行，致力于学习《诗》《书》，追随国外的权势，上可以获取显赫地位，下可以得到官职爵位；平庸之辈则从事商业，学习手艺：都以此来逃避农耕和作战。当这些情况都具备时，国家就危险了。民众以此作为教化的准则，国家必定会被削弱。
善为国者，仓廪虽满，不偷于农；国大民众，不淫于言，则民朴一。民朴一，则官爵不可巧而取也。不可巧取，则奸不生。奸不生则主不惑。今境内之民及处官爵者，见朝廷之可以巧言辩说取官爵也，故官爵不可得而常也。是故进则曲主，退则虑所以实其私，然则下卖权矣。夫曲主虑私，非国利也，而为之者，以其爵禄也。下卖权，非忠臣也，而为之者，以末货也。然则下官之冀迁者，皆曰：「多货则上官可得而欲也。」曰：「我不以货事上而求迁者，则如以狸饵鼠尔，必不冀矣。若以情事上而求迁者，则如引诸绝绳而求乘枉木也，愈不冀矣。之二者不可以得迁，则我焉得无下动众取货以事上，而以求迁乎！」百姓曰：「我疾农，先实公仓，收余以事亲，为上忘生而战，以尊主安国也；仓虚，主卑，家贫，然则不如索官！」亲戚交游合，则更虑矣。豪杰务学诗书，随从外权；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民以此为教，则粟焉得无少，而兵焉得无弱也！
善于治理国家的人，粮仓即使堆满了，也不放松农耕；国家即使广大、人口即使众多，也不放纵空谈，这样民众就淳朴专一。民众淳朴专一，官职爵位就不能靠巧诈获取。不能靠巧诈获取，奸邪就不会产生。奸邪不产生，君主就不会被迷惑。如今国内的民众以及身居官爵的人，看到朝廷可以靠花言巧语和诡辩取得官职爵位，所以官职爵位就不能按常规得到了。因此，他们在朝廷上就曲意逢迎君主，退朝后就考虑如何充实自己的私利，这样一来，臣下就会出卖权力。曲意逢迎君主、图谋私利，对国家不利，但他们这样做，是为了爵位俸禄。臣下出卖权力，不是忠臣，但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获取财货。这样一来，那些希望升迁的下级官吏都说：「财货多，那么上级官职就可以得到了。」又说：「我不用财货贿赂上司而想求得升迁，那就好比用猫作诱饵去捉老鼠，一定没有指望了。如果凭真情实意侍奉上司而求升迁，那就好比用断了的绳子去牵引弯曲的木头，更加没有指望了。这两条路都不能得到升迁，那我怎能不向下煽动民众、搜刮财货来贿赂上司，以此求得升迁呢！」百姓说：「我努力耕作，先装满公家的粮仓，留下剩余的来奉养父母，为君主舍命作战，以使君主尊贵、国家安定；结果粮仓空虚，君主卑下，家庭贫穷，既然如此，还不如去谋求官职！」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商议，就会改变想法了。豪杰之士致力于学习《诗》《书》，追随国外的权势；平庸之辈从事商业，学习手艺：都以此来逃避农耕和作战。民众以此作为教化的准则，那么粮食怎能不减少，兵力怎能不衰弱呢！
善为国者，官法明，故不任知虑；上作壹，故民不偷淫，则国力搏。国力搏者彊，国好言谈者削。故曰：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农战之民百人，而有技艺者一人焉，百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夫民之不农战也，上好言而官失常也。常官则国治，壹务则国富，国富而治，王之道也。故曰：王道作，外身作壹而已矣。
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官吏的法度明确，所以不依靠智谋和心计；君主专心从事农耕和作战，所以民众不苟且偷安、不放纵，这样国家的力量就集中了。力量集中的国家就强大，喜好空谈的国家就会被削弱。所以说：从事农耕和作战的民众有一千人，而有一个研读《诗》《书》、能言善辩、聪明智慧的人，这一千人就都会懈怠于农耕和作战了。从事农耕和作战的民众有一百人，而有一个有手艺的人，这一百人就都会懈怠于农耕和作战了。国家依靠农耕和作战才能安定，君主依靠农耕和作战才能尊贵。民众不从事农耕和作战，是因为君主喜好空谈而官吏的任用失去了常规。任用官吏有常规，国家就能治理好；专心从事农耕和作战这一事务，国家就能富足；国家富足而又治理得好，这是成就王业的道路。所以说：王道的兴起，不过是君主自身专心从事农耕和作战罢了。
今上论材能知慧而任之，则知慧之人希主好恶使官制物，以适主心。是以官无常，国乱而不壹，辩说之人而无法也。如此，则民务焉得无多，而地焉得无荒？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者，上无使守战。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国去此十者，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国好力者，曰「以难攻」，以难攻者必兴；好辩者，曰「以易攻」，以易攻者必危。故圣人明君者，非能尽其万物也，知万物之要也。故其治国也，察要而已矣。
如今君主根据才能和智慧来任用官员，那么有智慧的人就会揣摩君主的喜好，利用职权处理事务，来迎合君主的心意。因此官吏的任用没有常规，国家混乱而不专一，能言善辩的人就会无视法度。像这样，民众从事的事务怎能不多，土地又怎能不荒芜？《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家有了这十种东西，君主就无法让民众防守和作战。国家用这十种东西来治理，敌人来了必定会被削弱，敌人不来也必定会贫穷。国家去除这十种东西，敌人就不敢来；即使来了，也必定会被击退；出兵征伐，必定能夺取土地；按兵不动不去征伐，也必定会富足。国家崇尚实力，叫作「用难以攻取的东西去进攻」，用难以攻取的东西去进攻的国家必定兴盛；国家崇尚空谈，叫作「用容易攻取的东西去进攻」，用容易攻取的东西去进攻的国家必定危险。所以圣明的君主，并不能完全了解万事万物，而是知道万事万物的要领。因此他们治理国家，不过是明察要领罢了。
今为国者多无要。朝廷之言治也，纷纷焉务相易也。是以其君惛于说，其官乱于言，其民惰而不农。故其境内之民，皆化而好辩乐学，事商贾，为技艺，避农战，如此则亡国不远矣。国有事，则学民恶法，商民善化，技艺之民不用，故其国易破也。夫农者寡，而游食者众，故其国贫危。今夫螟螣蚵蠋春生秋死，一出而民数年乏食。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此其为螟螣蚼蠋亦大矣。虽有诗书，乡一束，家一员，独无益于治也，非所以反之之术也。故先王反之于农战。故曰：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故治国者欲民之农也。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也，则众力不足也。故诸侯挠其弱，乘其衰，土地侵削而不振，则无及已。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则不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壹，则少轴而重居；壹，则可以赏罚进也；壹，则可以外用也。
如今治理国家的人大多没有要领。朝廷上谈论治国之道，纷纷扰扰，都致力于改变对方的观点。因此君主被各种学说弄得昏聩，官吏被各种言论搞得混乱，民众懒惰而不从事农耕。所以国内的民众，都变得喜好辩论、乐于学习，从事商业，学习手艺，逃避农耕和作战，像这样，国家灭亡就不远了。国家一旦有战事，那么学习的人就厌恶法令，商人善于投机取巧，有手艺的人不肯被征用，所以国家容易被攻破。从事农耕的人少，而游荡混饭吃的人多，所以国家贫穷危险。那些螟、螣、蚵、蠋等害虫，春天出生秋天死亡，一旦出现，民众就会好几年缺粮。如今一个人耕种，而一百个人吃粮，这些吃粮的人比起螟、螣、蚼、蠋等害虫来，危害也大多了。即使有《诗》《书》，每乡一捆，每家一卷，也完全无益于治理，这不是扭转局面的方法。所以先王扭转局面，依靠的是农耕和作战。所以说：一百个人务农，一个人闲居，这样的国家可以称王；十个人务农，一个人闲居，这样的国家可以强大；一半人务农，一半人闲居，这样的国家就危险。所以治理国家的人希望民众务农。国家不务农，那么与诸侯争权夺利就不能自保，因为民众的力量不足。所以诸侯就会趁其衰弱时侵扰，趁其衰败时欺凌，土地被侵削而国家一蹶不振，到那时就来不及了。圣人懂得治理国家的要领，所以让民众把心思集中在农耕上。心思集中在农耕上，民众就淳朴而容易治理。民众心思纷乱，就不容易役使；民众诚信，就可以用来防守和作战。民众专一，就会看重故土而不轻易迁徙；民众专一，就可以用赏罚来激励他们；民众专一，就可以用来对外作战。
夫民之亲上死制也，以其旦暮从事于农。夫民之不可用也，见言谈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商贾之可以富家也，技艺之足以糊口也。民见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则必避农；避农则民轻其居，轻其居则必不为上守战也。凡治国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搏也，是以圣人作壹，抟之也。国作壹一岁者，十岁彊；作壹十岁者，百岁彊；作壹百岁者，千岁彊，千岁彊者王。君修赏罚以辅壹教，是以其教有所常，而政有成也。王者得治民之至要，故不待赏赐而民亲上，不待爵禄而民从事，不待刑罚而民致死。国危主忧，说者成伍，无益于安危也。夫国危主忧也者，彊敌大国也。人君不能服彊敌，破大国也，则修守备，便地形，抟民力以待外事，然后患可以去，而王可致也。是以明君修政作壹，去无用，止畜学事淫之民，壹之农，然后国家可富，而民力可抟也。
民众之所以亲近君主、为君命而死，是因为他们从早到晚都从事农耕。民众之所以不能被使用，是因为他们看到说客和游说之士侍奉君主可以使自身尊贵，商人可以使家庭富裕，有手艺的人足以养家糊口。民众看到这三种人既方便又有利，就一定会逃避农耕；逃避农耕，民众就会轻视自己的居所；轻视自己的居所，就一定不肯为君主防守和作战。凡是治理国家的人，都担忧民众涣散而不能集中，因此圣人实行专一政策，来集中民众力量。国家实行专一政策一年，就能强大十年；实行专一政策十年，就能强大百年；实行专一政策百年，就能强大千年；强大千年的国家就能称王。君主修明赏罚来辅助专一教化，因此教化有常规，而政事有成效。成就王业的人得到了治理民众的最关键方法，所以不必等待赏赐，民众就亲近君主；不必等待爵位俸禄，民众就从事劳作；不必等待刑罚，民众就拼死效力。国家危亡、君主忧虑时，说客成群结队，对国家的安危毫无益处。国家危亡、君主忧虑，是因为有强大的敌人和大的国家。君主如果不能降服强大的敌人、攻破大国，就应该修整守备，利用有利地形，集中民众力量来应对国外的事变，这样之后祸患才可以消除，而王业才可以实现。因此，圣明的君主修明政治、实行专一政策，去除无用的东西，制止并蓄养那些学习无用的学问、从事浮华之事的人，把他们统一到农耕上，这样之后国家才能富足，民众力量才能集中。
今世主皆忧其国之危而兵之弱也，而彊听说者。说者成伍，烦言饰辞，而无实用。主好其辩，不求其实。说者得意，道路曲辩，辈辈成群。民见其可以取王公大人也，而皆学之。夫人聚党与说议于国，纷纷焉小民乐之，大人说之。故其民农者寡，而游食者众；众则农者怠，农者怠则土地荒。学者成俗，则民舍农，从事于谈说，高言伪议，舍农游食，而以言相高也。故民离上而不臣者，成群。此贫国弱兵之教也。夫国庸民以言，则民不畜于农。故惟明君知好言之不可以彊兵辟土也。惟圣人之治国，作壹，抟之于农而已矣。
如今的君主都忧虑自己国家的危亡和兵力的衰弱，却勉强听从那些说客。说客成群结队，言辞烦琐、文饰虚浮，却没有实际用处。君主喜好他们的辩才，而不探求他们的实际效果。说客得意洋洋，在道路上到处进行歪曲的辩论，一伙一伙成群结队。民众看到他们可以因此取得王公大人的地位，就都去学习他们。这些人聚集党羽在国内游说议论，纷纷扰扰，小民喜欢这样，大人也喜欢这样。所以民众中务农的少，而游荡混饭吃的人多；游荡混饭吃的人多，务农的人就懈怠；务农的人懈怠，土地就荒芜。学习游说成为风气，民众就会放弃农耕，从事于谈说，高谈阔论、虚伪议论，放弃农耕而游荡混饭吃，并且用言辞来互相争高下。所以民众背离君主、不守臣道的人，成群结队。这是使国家贫穷、兵力衰弱的教化。国家如果根据言辞来任用民众，那么民众就不会安心务农。所以只有圣明的君主才知道喜好空谈不能使兵力强大、开辟疆土。只有圣人治理国家，实行专一政策，把民众的力量集中到农耕上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