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士试题
进士试题
唐穆宗长庆元年，礼部侍郎钱徽知举，放进士郑朗等三十三人，后以段文昌言其不公，诏中书舍人王起、知制诰白居易重试，驳放卢公亮等十人，贬徽江州刺史。白公集有奏状论此事，大略云：伏料自欲重试进士以来，论奏者甚众。盖以礼部试进士，例许用书策，兼得通宵。得通宵则思虑必周，用书册则文字不错。昨重试之日，书策不容一字，木烛只许两条，迫促惊忙，幸皆成就，若比礼部所试事校不同。及驳放公亮等敕文，以为《孤竹管赋》出于《周礼》正经，阅其程试之文，多是不知本末。乃知唐试进士许挟书及见烛如此。
唐穆宗长庆元年，礼部侍郎钱徽主持科举考试，录取了进士郑朗等三十三人。后来因为段文昌说考试不公，皇帝下诏让中书舍人王起、知制诰白居易重新考试，驳回了卢公亮等十人，并将钱徽贬为江州刺史。白居易的文集中有奏状讨论此事，大致说：我料想自从要重试进士以来，上奏议论的人很多。因为礼部考试进士，按惯例允许使用书籍，还可以通宵答题。通宵思考就能周全，用书册文字就不会出错。昨天重试时，书籍不允许带一个字，木烛只允许点两根，时间紧迫慌乱，幸好都完成了，但与礼部考试的情况不同。至于驳回卢公亮等人的敕文，认为《孤竹管赋》出自《周礼》正经，看他们的应试文章，大多不知道来龙去脉。由此可知唐代考试进士允许携带书籍和点蜡烛的情况就是这样。
国朝淳化三年，太宗试进士，出《卮言日出赋》题，孙何等不知所出，相率扣殿槛乞上指示之，上为陈大义。景德二年，御试《天道犹张弓赋》。后礼部贡院言，近年进士惟钞略古今文赋，怀挟入试，昨者御试以正经命题，多懵所出，则知题目不示以出处也。大中祥符元年，试礼部进士，内出《清明象天赋》等题，仍录题解，摹印以示之。至景祐元年，始诏御药院，御试日进士题目，具经史所出，摹印给之，更不许上请。
本朝淳化三年，太宗皇帝考试进士，出了《卮言日出赋》的题目，孙何等考生不知道出处，一起敲殿前的栏杆请求皇帝指示，皇帝为他们讲解了大概意思。景德二年，御试出了《天道犹张弓赋》的题目。后来礼部贡院说，近年来进士只抄略古今文赋，挟带进考场，前次御试用正经书命题，很多人茫然不知出处，由此知道题目不显示出处。大中祥符元年，考试礼部进士，宫内出了《清明象天赋》等题目，还录了题解，摹印出来给考生看。到景祐元年，才下诏让御药院，在御试那天进士的题目，要写明出自经史，摹印发给考生，不再允许考生请示。
儒人论佛书
儒人论佛书
韩文公《送文畅序》言，儒人不当举浮屠之说以告僧。其语云：「文畅，浮屠也，如欲闻浮屠之说，当自就其师而问之，何故谒吾徒而来请也？」元微之作《永福寺石壁记》云：「佛书之妙奥，僧当为予言，予不当为僧言。」二公之语，可谓至当。
韩愈的《送文畅序》说，儒生不应该引用佛教的说法来告诉僧人。他说：“文畅是僧人，如果想听佛教的说法，应该自己去向他的师父请教，为什么来拜访我们这些人并请求呢？”元稹写的《永福寺石壁记》说：“佛经的深奥之处，僧人应该对我说，我不应该对僧人说。”两位先生的话，可以说是非常恰当。
和归去来
和归去来
今人好和《归去来辞》，予最敬晁以道所言。其《答李持国书》云：「足下爱渊明所赋《归去来辞》，遂同东坡先生和之，仆所未喻也。建中靖国间，东坡和《归去来》，初至京师，其门下宾客从而和者数人，皆自谓得意也，陶渊明纷然一日满人目前矣。参寥忽以所和篇示予，率同赋，予谢之曰：『童子无居位，先生无并行，与吾师共推东坡一人于渊明间可也。』参寥即索其文，袖之出，吴音曰：『罪过公，悔不先与公话。』今辄以厚于参寥者为子言。」昔大宋相公谓陶公《归去来》是南北文章之绝唱，五经之鼓吹。近时绘画《归去来》者，皆作大圣变，和其辞者，如即事遣兴小诗，皆不得正中者也。
现在的人喜欢和《归去来辞》，我最敬重晁以道的话。他的《答李持国书》说：“您喜爱陶渊明写的《归去来辞》，于是和东坡先生一起和它，我不理解。建中靖国年间，东坡和《归去来》，刚到京城，他的门客跟着和的有几个人，都自认为得意，陶渊明一下子满眼都是了。参寥忽然拿他的和作给我看，邀我一起写，我推辞说：‘童子不居位，先生不并行，我和您一起只推举东坡一人与渊明并列就可以了。’参寥就要回他的文章，袖着出去，用吴语说：‘罪过，后悔没先跟您说。’现在我拿对参寥更厚道的话对您说。”从前大宋相公说陶公的《归去来》是南北文章的绝唱，五经的鼓吹。近来画《归去来》的人，都画成大圣变，和其辞的人，像即事遣兴的小诗，都不得要领。
四海一也
四海一也
海一而已，地之势西北高而东南下，所谓东、北、南三海，其实一也。北至于青、沧，则云北海，南至于交、广，则云南海，东渐吴、越，则云东海，无由有所谓西海者。《诗》、《书》、《礼经》所载四海，盖引类而言之。《汉·西域传》所云蒲昌海，疑亦渟居一泽尔。班超遣甘英往条支，临大海，盖即南海之西云。
海只有一个，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所谓的东、北、南三海，其实是一个。北到青州、沧州，就叫北海，南到交州、广州，就叫南海，东到吴、越，就叫东海，没有所谓的西海。《诗经》、《尚书》、《礼经》所记载的四海，大概是类推而言。《汉书·西域传》所说的蒲昌海，恐怕也只是个积水湖。班超派甘英去条支，面临大海，大概就是南海的西边。
世俗多言李太白在当涂采石，因醉泛舟于江，见月影俯而取之，遂溺死，故其地有捉月台。予案李阳冰作太白《草堂集序》云：「阳冰试弦歌于当涂，公疾亟，草稿万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简，俾为序。」又李华作《太白墓志》亦云：「赋《临终歌》而卒。」乃知俗传良不足信，盖与谓杜子美因食白酒牛炙而死者同也。
世俗多说李太白在当涂采石，因为醉酒在江上泛舟，看见月影俯身去捞，于是淹死，所以那里有捉月台。我查考李阳冰为太白写的《草堂集序》说：“阳冰在当涂做官，公病重，有草稿万卷，亲手收集未整理，在枕上给我，让我作序。”又李华写的《太白墓志》也说：“作《临终歌》后去世。”才知道世俗传说实在不足信，大概和说杜子美因为吃白酒牛肉而死一样。
太白雪谗
太白雪谗
李太白以布衣入翰林，既而不得官。《唐史》言高力士以脱靴为耻，摘其诗以激杨贵妃，为妃所沮止。今集中有《雪谗诗》一章，大率载妇人淫乱败国，其略云：「彼妇人之猖狂，不如鹊之强强。彼妇人之淫昏，不如鹑之奔奔。坦荡君子，无悦簧言。」又云：「妲己灭纣，褒女惑周。汉祖吕氏，食其在傍。秦皇太后，枿亦淫荒。䗖𬟽作昏，遂掩太阳。万乘尚尔，匹夫何伤。词殚意穷，心切理直。如或妄谈，昊天是殛。」予味此诗，岂非贵妃与禄山淫乱，而白曾发其奸乎？不然，则「飞燕在昭阳」之句，何足深怨也？
李太白以平民身份进入翰林院，后来没有得到官职。《唐史》说高力士以替他脱靴为耻，摘取他的诗句来激怒杨贵妃，被杨贵妃阻止。现在文集中有《雪谗诗》一章，大致记载妇人淫乱败国，其中说：“那妇人的猖狂，不如鹊的强强。那妇人的淫昏，不如鹑的奔奔。坦荡君子，不要喜欢花言巧语。”又说：“妲己灭纣，褒姒惑周。汉祖吕氏，食其在旁。秦皇太后，枿也淫荒。虹霓作昏，遂掩太阳。万乘尚且如此，匹夫何伤。词尽意穷，心切理直。如果妄谈，上天诛杀。”我品味这首诗，难道不是贵妃与安禄山淫乱，而李白曾揭发他们的奸情吗？不然的话，“飞燕在昭阳”的句子，何至于深深怨恨呢？
冉有问卫君
冉有问卫君
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说者皆评较蒯聩、辄之是非，多至数百言，惟王逢原以十字蔽之，曰：「贤兄弟让，知恶父子争矣。」最为简妙。盖夷、齐以兄弟让国，而夫子贤之，则不与卫君以父子争国可知矣。晁以道亦有是语，而结意不同。尹彦明之说与逢原同。唯杨中立云：「世之说者，以谓善兄弟之让，则恶父子之争可知，失其旨矣。」其意为不可晓。
冉有说：“夫子会帮助卫君吗？”子贡说：“我去问他。”进去后，说：“伯夷、叔齐是什么人？”孔子说：“是古代的贤人。”子贡说：“他们有怨恨吗？”孔子说：“求仁而得仁，又有什么怨恨？”出来说：“夫子不会帮助。”解说的人都评论蒯聩、辄的是非，多到几百字，只有王逢原用十个字概括说：“贤兄弟让，知恶父子争矣。”最为简洁精妙。因为伯夷、叔齐兄弟让国，而夫子认为他们贤，那么不赞成卫君父子争国就可以知道了。晁以道也有这话，但结语意思不同。尹彦明的说法与逢原相同。只有杨中立说：“世上的解说者，认为赞赏兄弟的让，就可知厌恶父子的争，失去了原意。”他的意思不可理解。
宋自微子至戴公，礼乐废坏。正考甫得《商颂》十二篇于周之太师，后又亡其七，至孔子时所存才五篇尔。宋，商王之后也，于先代之诗如是，则其它可知。夫子所谓「商礼吾能言之，宋不足证也」。盖有叹于此。杞以夏后之裔，至于用夷礼，尚何有于文献哉？郯国小于杞、宋，少昊氏远于夏、商，而凤鸟名官，郯子枚数不忘，曰：「吾祖也，我知之。」其亦贤矣。
宋国从微子到戴公，礼乐废坏。正考甫从周太师那里得到《商颂》十二篇，后来又丢失了七篇，到孔子时只存五篇了。宋国是商王的后代，对前代的诗尚且如此，其他就可想而知了。夫子所说的“商礼我能说，宋国不足以证明”，大概就是感叹于此。杞国是夏后的后代，以至于用夷礼，还有什么文献呢？郯国比杞、宋小，少昊氏比夏、商远，而用凤鸟命名官职，郯子一一数来不忘，说：“我的祖先，我知道。”他也算贤了。
俗语有所本
俗语有所本
俗语谓「钱一贯有畸」，曰千一、千二；「米一石有畸」，曰石一、石二；「长一丈有畸」，曰丈一、丈二之类。按《考工记》：「殳长寻有四尺。」注云：「八尺曰寻，殳长丈二。」《史记·张仪传》，尺一之檄。汉淮南王安书云，丈一之组。《匈奴传》，尺一牍。《后汉》，尺一诏书。唐城南去天尺五之类。然则亦有所本云。
俗语说“钱一贯有余”，叫千一、千二；“米一石有余”，叫石一、石二；“长一丈有余”，叫丈一、丈二之类。按《考工记》：“殳长寻有四尺。”注说：“八尺叫寻，殳长丈二。”《史记·张仪传》，有尺一的檄文。汉淮南王刘安的书信说，丈一的组。《匈奴传》，尺一的牍。《后汉书》，尺一的诏书。唐城南去天尺五之类。可见也是有来源的。
鄱阳学在城外东湖之北，相传以为范文正公作郡守时所创。予考国史，范公以景祐三年乙亥岁四月知饶州，四年十二月，诏自今须藩镇乃得立学，他州勿听，是月，范公移润州。《余襄公集》有《饶州新建州学记》，实起于庆历五年乙酉岁，其郡守曰都官员外郎张君，其略云：先是郡先圣祠宫栋宇隳剥，前守亦尝相土，而未遑缔治，于是即其基于东湖之北偏而经营之。浮梁人金君卿郎中作《郡学庄田记》云：「庆历四年春，诏郡国立学，时守都官副郎张侯谭始营之，明年学成。」与余公记合。范公在饶时，延君卿置馆舍，使公有意建学，记中岂无一言及之？盖是时公既为执政，去郡十年矣。所谓前守相土者不知为何人？
鄱阳的州学在城外东湖的北面，相传是范仲淹（谥号文正）担任郡守时创建的。我查考国史，范公在景祐三年（乙亥年）四月任饶州知州，四年十二月，朝廷下诏说今后只有藩镇才能设立学校，其他州不得允许，这个月，范公调任润州。《余襄公集》中有《饶州新建州学记》，实际上学校建于庆历五年（乙酉年），当时的郡守是都官员外郎张君，文章大致说：此前郡中先圣的祠宫屋宇破败，前任郡守也曾察看地势，但没来得及修建，于是就在东湖的北边选址营建。浮梁人金君卿郎中作《郡学庄田记》说：「庆历四年春，朝廷下诏让郡国立学，当时郡守都官副郎张侯谭开始营建，第二年学校建成。」这与余公的记载相符。范公在饶州时，曾请金君卿住在馆舍，如果范公有意建学，记中怎么会没有一句话提到呢？大概这时范公已经担任执政，离开饶州十年了。所谓前任郡守察看地势的人，不知道是谁？
国忌休务
国忌日停止公务
《刑统》载唐大和七年，敕：「准令，国忌日唯禁饮酒举乐，至于科罚人吏，都无明文。但缘其日不合厘务，官曹即不得决断刑狱，其小小笞责，在礼律固无所妨。起今以后，纵有此类，台府更不要举奏。」《旧唐书》载此事，因御史台奏均王傅王堪男国忌日于私第科决作人，故降此诏。盖唐世国忌休务，正与私忌义等，故虽刑狱亦不决断，谓之不合厘务者此也。今在京百司，唯双忌作假，以其拜跪多，又昼漏已数刻，若单忌独三省归休耳，百司坐曹决狱与常日亡异，视古谊为不同。元微之诗云：「缚遣推囚名御史，狼藉囚徒满田地，明日不推缘国忌。」又可证也。
《刑统》记载唐大和七年，敕令说：「依照法令，国忌日只禁止饮酒奏乐，至于处罚官吏百姓，都没有明文规定。但因为这天不宜处理公务，官署就不能决断刑狱，至于轻微的鞭笞责罚，在礼法上本来没有妨碍。从今以后，即使有这类事，御史台和官府也不要再上奏。」《旧唐书》记载此事，是因为御史台上奏均王傅王堪的儿子在国忌日于私宅处罚工人，所以下了这道诏书。大概唐代国忌日停止公务，正与私忌的意义相同，所以连刑狱也不决断，所谓不宜处理公务就是指此。如今在京城的各官署，只有双忌日放假，因为跪拜礼仪多，而且白天时间已过几刻；如果是单忌日，只有三省官员回家休息，其他官署坐堂判案与平日没有区别，这与古制不同。元微之的诗说：「缚遣推囚名御史，狼藉囚徒满田地，明日不推缘国忌。」也可以作为证明。
汉昭顺二帝
汉昭帝和汉顺帝
汉昭帝年十四，能察霍光之忠，知燕王上书之诈，诛桑弘羊、上官桀，后世称其明。然和帝时，窦宪兄弟专权，太后临朝，共图杀害。帝阴知其谋，而与内外臣僚莫由亲接，独知中常侍郑众不事豪党，遂与定议诛宪，时亦年十四，其刚决不下昭帝，但范史发明不出，故后世无称焉。顺帝时，梁商为大将军辅政，商以小黄门曹节用事于中，遣子冀与交友，而宦官忌其宠，反欲害之。中常侍张逵、蘧政、杨定等与左右连谋，共谮商及中常侍曹腾、孟贲，云欲议废立，请收商等案罪。帝曰：「大将军父子我所亲，腾、贲我所爱，必无是，但汝曹共妒之耳。」逵等知言不用，遂出矫诏收缚腾、贲，帝震怒，收逵等杀之，此事尤与昭帝相类。霍光忠于国，而为子禹覆其宗，梁商忠于国，而为子冀覆其宗，又相似。但顺帝复以政付冀，其明非昭帝比，故不为人所称。
汉昭帝十四岁时，能察觉霍光的忠诚，知道燕王上书的欺诈，诛杀桑弘羊、上官桀，后世称赞他的明察。然而汉和帝时，窦宪兄弟专权，太后临朝，他们共同图谋杀害皇帝。和帝暗中知道他们的阴谋，但与内外臣僚无法亲近接触，唯独知道中常侍郑众不依附权贵，于是与他定计诛杀窦宪，当时和帝也才十四岁，他的刚毅果决不亚于昭帝，但范晔的《后汉书》没有阐发这一点，所以后世无人称道。汉顺帝时，梁商为大将军辅政，梁商因为小黄门曹节在宫中掌权，派儿子梁冀与他结交，而宦官忌妒梁商的宠信，反而想害他。中常侍张逵、蘧政、杨定等人与左右合谋，一起诬告梁商和中常侍曹腾、孟贲，说他们想商议废立皇帝，请求逮捕梁商等人治罪。顺帝说：「大将军父子是我亲近的人，曹腾、孟贲是我喜爱的人，一定没有这事，只是你们共同嫉妒他们罢了。」张逵等人知道自己的话不被采纳，于是假传诏书逮捕曹腾、孟贲，顺帝大怒，逮捕张逵等人并杀了他们，这件事尤其与昭帝相似。霍光忠于国家，却因儿子霍禹而覆灭宗族；梁商忠于国家，却因儿子梁冀而覆灭宗族，这也很相似。但顺帝后来又将军政大权交给梁冀，他的明察不能与昭帝相比，所以不被人们称道。
三女后之贤
三位皇后女儿的贤德
王莽女为汉平帝后，自刘氏之废，常称疾不朝会。莽敬惮伤哀，欲嫁之，后不肯，及莽败，后曰：「何面目以见汉家。」自投火中而死。
王莽的女儿是汉平帝的皇后，自从刘氏被废，她常称病不参加朝会。王莽对她既敬重又畏惧，既伤心又哀怜，想让她改嫁，皇后不肯。等到王莽失败，皇后说：「我有什么脸面去见汉家。」于是投火自焚而死。
杨坚女为周宣帝后，知其父有异图，意颇不平，形于言色，及禅位，愤惋逾甚。坚内甚愧之，欲夺其志，后誓不许，乃止。
杨坚的女儿是北周宣帝的皇后，她知道父亲有篡位的图谋，心中愤愤不平，表现在言语和脸色上。等到杨坚接受禅让，她更加悲愤惋惜。杨坚内心很惭愧，想改变她的志向，皇后发誓不答应，杨坚只好作罢。
李昪女为吴太子琏妃，昪既篡吴，封为永兴公主，妃闻人呼公主，则流涕而辞。
李昪的女儿是吴国太子杨琏的妃子，李昪篡夺吴国后，封她为永兴公主，妃子听到别人称呼她为公主，就流泪推辞。
三女之事略同，可畏而仰，彼为其父者，安所置愧乎？
三位女子的遭遇大致相同，令人敬畏而仰慕，那些做父亲的，又怎能不感到羞愧呢？
贤父兄子弟
贤德的父亲、兄长和子弟
宋谢晦为右卫将军，权遇已重，自彭城还都迎家，宾客辐凑。兄瞻惊骇曰：「汝名位未多，而人归趣乃尔，此岂门户之福邪？」乃以篱隔门庭，曰：「吾不忍见此。」又言于宋公嵒，特乞降黜，以保衰门。及晦立佐命功，瞻意忧惧，遇病，不疗而卒。晦果覆其宗。
南朝宋的谢晦任右卫将军，权势已经很重，他从彭城回京迎接家眷，宾客云集。他的哥哥谢瞻惊恐地说：「你的名声地位还不高，而人们归附你却如此之多，这难道是家族的福气吗？」于是用篱笆隔开家门，说：「我不忍心看到这种景象。」又向宋公刘裕请求，特别请求降职贬官，以保全衰落的家族。等到谢晦立下辅佐之功，谢瞻心中忧虑恐惧，生了病，不肯治疗而死。谢晦后来果然覆灭了宗族。
颜竣于孝武有功贵重，其父延之常语之曰：「吾平生不喜见要人，今不幸见汝。」尝早诣竣，见宾客盈门，竣尚未起，延之怒曰：「汝出粪土之中，升云霞之上，遽骄傲如此，其能久乎？」竣竟为孝武所诛。延之、瞻可谓贤父兄矣。
颜竣对宋孝武帝有功，地位尊贵，他的父亲颜延之常对他说：「我平生不喜欢见显要人物，如今不幸见到了你。」有一次颜延之早上到颜竣家，看到宾客满门，颜竣还没起床，颜延之生气地说：「你从粪土中出身，升到云霞之上，就立刻骄傲到这种地步，这能长久吗？」颜竣最终被孝武帝诛杀。颜延之和谢瞻可称得上是贤德的父亲和兄长了。
隋高颎拜为仆射，其母戒之曰：「汝富贵已极，但有一斫头尔！」颎由是常恐祸变，及罢免为民，欢然无恨色，后亦不免为炀帝所诛。唐潘孟阳为侍郎，年未四十，母曰：「以尔之材而位丞郎，使吾忧之。」严武卒，母哭曰：「而今而后，吾知免为官婢。」
隋朝的高颎被任命为仆射，他的母亲告诫他说：「你的富贵已经到了极点，只差一个砍头罢了！」高颎因此常常担心祸变，等到被罢免为民，他欣然没有怨恨之色，但后来还是不免被炀帝诛杀。唐朝的潘孟阳任侍郎，年纪不到四十，他的母亲说：「凭你的才能而位居丞郎，这让我担忧。」严武去世，他的母亲哭着说：「从今以后，我知道可以免于做官婢了。」
三者可谓贤母矣。
这三位可称得上是贤德的母亲了。
褚渊助萧道成篡宋为齐，渊从弟炤谓渊子贲曰：「不知汝家司空将一家物与一家，亦复何谓？」及渊为司徒，炤叹曰：「门户不幸，乃复有今日之拜。」渊卒，世子贲耻其父失节，服除遂不仕，以爵与其弟，屏居终身。
褚渊帮助萧道成篡夺宋朝建立齐朝，褚渊的堂弟褚炤对褚渊的儿子褚贲说：「不知道你家司空把一家的东西送给另一家，这又算什么呢？」等到褚渊任司徒，褚炤叹息说：「家门不幸，竟然还有今天的拜官。」褚渊去世后，嫡子褚贲以父亲失节为耻，服丧期满后就不再做官，把爵位让给弟弟，隐居终身。
齐王晏助明帝夺国，从弟思远曰：「兄将来何以自立？若及此引决，犹可保全门户。」及拜骠骑将军，集会子弟，谓思远兄思微曰：「隆昌之末，阿戎劝吾自裁，若从其语，岂有今日？」思远曰：「如阿戎所见，今犹未晚也。」晏叹曰：「世乃有劝人死者！」晏果为明帝所诛。
南齐的王晏帮助明帝夺取帝位，他的堂弟王思远说：「兄长将来凭什么自立？如果趁现在自杀，还可以保全家族。」等到王晏被任命为骠骑将军，他召集子弟聚会，对王思远的哥哥王思微说：「隆昌末年，阿戎（王思远）劝我自杀，如果听他的话，哪有今天？」王思远说：「按阿戎的看法，现在也还不晚。」王晏叹息说：「世上竟然有劝人去死的人！」王晏果然被明帝诛杀。
炤、贲、思远，可谓贤子弟矣。
褚炤、褚贲、王思远，可称得上是贤德的子弟了。
蔡君谟帖
蔡君谟的帖子
蔡君谟一帖云：「襄昔之为谏臣，与今之为词臣，一也。为谏臣有言责，世人自见疏，今无是焉，世人见亲，襄之于人，未始异之，而人之观故有以异也。」观此帖，乃知昔时居台谏者为人所疏如此。今则反是，方为此官时，其门挥汗成雨，一徙它局，可张爵罗，风俗媮薄甚矣。又有送荔枝与昭文相公一帖云：「襄再拜，宿来伏惟台候起居万福。闽中荔枝，唯陈家紫号为第一，辄献左右，以伸野芹之诚，幸赐收纳，谨奉手状上闻不宣。襄上昭文相公合下。」是时，侍从与宰相往还，其礼盖如是，今之不情苛礼，吁可厌哉！
蔡君谟有一帖说：「我从前做谏臣，和现在做词臣，是一样的。做谏臣有进言的职责，世人自然疏远我；现在没有这个职责，世人就亲近我。我对人从未有过不同，而别人看我的眼光却有所不同。」看这个帖子，才知道从前担任台谏官的人被世人疏远到这种程度。如今则相反，刚担任这个官职时，他家门前人多得挥汗成雨；一旦调任其他部门，门前可以张网捕鸟，风俗轻薄到了极点。还有一封送荔枝给昭文相公的帖子说：「蔡襄再拜，昨夜以来，祝愿您起居万福。闽中的荔枝，只有陈家紫号称第一，现献给您，以表达野人献芹的诚意，希望您能收纳，谨此奉上手状禀告，不一一细说。蔡襄上呈昭文相公阁下。」当时，侍从官与宰相往来，礼节就是这样。如今那些虚情假意的苛烦礼节，唉，真是令人厌恶啊！
亲王与从官往还
亲王与侍从官的往来
神宗有御笔一纸，乃为颍王时封还李受门状者，状云：「右谏议大夫、天章阁待制兼侍讲李受起居皇子大王。」而其外封题曰：「台衔回纳。」下云：「皇子忠武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上柱国颍王名谨封。」名乃亲书，其后受之子覆以黄，缴进，故藏于显谟阁。先公得之于燕，始知国朝故事，亲王与从官往还公礼如此。
宋神宗有一张亲笔御纸，是他当颍王时退回李受名帖的。名帖上写着：“右谏议大夫、天章阁待制兼侍讲李受，向皇子大王请安。”而外面的封套上题着：“台衔回纳。”下面写着：“皇子忠武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上柱国颍王（名字）谨封。”名字是亲笔所写。后来李受的儿子用黄纸包裹，进献给朝廷，所以收藏在显谟阁。先父在燕地得到它，才知道本朝旧例，亲王与属官之间的公事往来礼节是这样。
三传记事
三传记事
秦穆公袭郑，晋纳邾捷菑。《三传》所书略相似。
秦穆公袭击郑国，晋国接纳邾国的捷菑。《三传》记载的内容大致相似。
《左氏》书秦事曰：
《左传》记载秦国的事说：
「杞子自郑告秦曰：『潜师以来，国可得也。』穆公访诸蹇叔，蹇叔曰：『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且行千里，其谁不知！』公辞焉，召孟明出师。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公曰：『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与师，哭而送之曰：『晋人御师必于殽，殽有二陵焉，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秦师遂东。」
“杞子从郑国派人告诉秦国说：‘秘密派军队来，郑国就可以得到了。’秦穆公向蹇叔咨询，蹇叔说：‘劳累军队去袭击远方，我没听说过这样的事。况且行军千里，谁会不知道呢？’穆公拒绝了他的意见，召见孟明让他出兵。蹇叔哭着说：‘孟明啊，我看到军队出发，却看不到他们回来了。’穆公说：‘你知道什么？如果你只活到中寿，你墓地上的树木已经合抱了。’蹇叔的儿子也参加了军队，蹇叔哭着送他说：‘晋国人一定在崤山阻击我军，崤山有两座山陵，你必定死在那里，我去那里收你的尸骨吧。’秦军于是向东进发。”
《公羊》曰：
《公羊传》说：
「秦伯将袭郑，百里子与蹇叔子谏曰：『千里而袭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怒曰：『若尔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尔曷知！』师出，百里子与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尔即死，必于殽嵚岩，吾将尸尔焉。』子揖师而行，百里子与蹇叔子从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尔曷为哭吾师？』对曰：『臣非敢哭君师，哭臣之子也。』」
“秦伯将要袭击郑国，百里奚和蹇叔劝谏说：‘行军千里去袭击别人，没有不灭亡的。’秦伯生气地说：‘像你们这样的年纪，坟墓上的树木都已经合抱了，你们知道什么！’军队出发，百里奚和蹇叔送他们的儿子并告诫说：‘你们如果死了，一定是在崤山的险峻岩石之间，我会在那里收你们的尸。’儿子们向军队作揖后出发，百里奚和蹇叔跟在儿子后面哭泣。秦伯生气地说：‘你们为什么哭我的军队？’回答说：‘我不敢哭君王的军队，是哭我的儿子。’”
《谷梁》曰：
《谷梁传》说：
「秦伯将袭郑，百里子与蹇叔子谏曰：『千里而袭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曰：『子之冢木已拱矣，何知？』师行，百里子与蹇叔子送其子而戒子曰：『女死，必于殽之岩灊之下，我将尸女于是。』师行，百里子与蹇叔子随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何为哭吾师也！』二子曰：『非敢哭师也，哭吾子也，我老矣，彼不死，则我死矣。』」
“秦伯将要袭击郑国，百里奚和蹇叔劝谏说：‘行军千里去袭击别人，没有不灭亡的。’秦伯说：‘你们坟墓上的树木已经合抱了，知道什么？’军队出发，百里奚和蹇叔送他们的儿子并告诫说：‘你们如果死了，一定是在崤山的岩石深谷之下，我会在那里收你们的尸。’军队行进，百里奚和蹇叔跟在儿子后面哭泣，秦伯生气地说：‘为什么哭我的军队！’两人说：‘不敢哭军队，是哭我们的儿子。我老了，他们不死，就是我死了。’”
其书邾事，《左氏》曰：
至于记载邾国的事，《左传》说：
「邾文公元妃齐姜生定公，二妃晋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晋，晋赵盾以诸侯之师八百乘纳之。邾人辞曰：『齐出玃且长。』宣子曰：『辞顺而弗从，不祥。』乃还。」
“邾文公的元妃齐姜生了定公，二妃晋姬生了捷菑。文公去世，邾国人立了定公。捷菑逃到晋国，晋国的赵盾率领诸侯的军队八百辆战车送他回国。邾国人拒绝说：‘齐姜生的玃且年长。’赵宣子说：‘言辞合理却不听从，不吉利。’于是撤军。”
《公羊》曰：
《公羊传》说：
「晋郤缺帅师，革车八百乘，以纳接菑于邾娄，力沛然若有余而纳之，邾娄人辞曰：『接菑，晋出也，玃且，齐出也。子以其指则接菑也四，玃且也六，子以大国压之，则未知齐、晋孰有之也。贵则皆贵矣，虽然，玃且也长。』郤缺曰：『非吾力不能纳也，义实不尔克也。』引师而去之。」
“晋国的郤缺率领军队，有战车八百辆，送接菑到邾娄国，力量充沛得好像有余裕一样送他回去。邾娄人拒绝说：‘接菑是晋国女子所生，玃且是齐国女子所生。您用指头算，接菑是四指，玃且是六指。您用大国来压制，那不知道齐国和晋国谁更有理。论尊贵，两人都尊贵，虽然如此，玃且年长。’郤缺说：‘不是我的力量不能送他回去，是道义上实在不能这样做。’于是率领军队离开了。”
《谷梁》曰：
《谷梁传》说：
「长毂五百乘，绵地千里，过宋、郑、滕、薛，敻入千乘之国，欲变人之主，至城下，然后知，何知之晚也！捷菑，晋出也，玃且，齐出也。玃且，正也，捷菑，不正也。」
“兵车五百辆，绵延千里，经过宋国、郑国、滕国、薛国，深入千乘之国，想改变别人的君主，到了城下才知道，为什么知道得这么晚呢！捷菑是晋国女子所生，玃且是齐国女子所生。玃且是正统，捷菑不是正统。”
予谓秦之事，《谷梁》纡余有味；邾之事，《左氏》语简而切。欲为文记事者，当以是观之。
我认为秦国的事，《谷梁传》写得曲折而有韵味；邾国的事，《左传》语言简洁而贴切。想要写文章记事的人，应当从这里学习。
唐张嘉贞为并州长史、天兵军使，明皇欲相之，而忘其名，诏中书侍郎韦抗曰：「朕尝记其风操，今为北方大将，张姓而复名，卿为我思之。」抗曰：「非张齐丘乎？今为朔方节度使。」帝即使作诏以为相，夜阅大臣表疏，得嘉贞所献，遂相之。议者谓明皇欲大用人，而卤莽若是，非得嘉贞表疏，则误相齐丘矣。予考其事大为不然。案开元八年，嘉贞为相，而齐丘以天宝八载始为朔方节度，相去三十年，安得如上所云者？又是时明皇临御未久，方厉精为治，不应置相而不审其名位，盖郑处诲所著《明皇杂录》妄载其事，史家误采之也，《资治通鉴》弃不取云。
唐朝张嘉贞任并州长史、天兵军使，唐明皇想任命他为宰相，却忘了他的名字，下诏给中书侍郎韦抗说：“朕曾记得他的风范操守，如今是北方大将，姓张且是双名，你替朕想想。”韦抗说：“莫非是张齐丘吗？如今任朔方节度使。”皇帝就让他起草诏书任命为宰相，夜里翻阅大臣的奏章，得到张嘉贞所进献的，于是任命了他。议论的人说唐明皇想重用人才，却如此鲁莽，如果不是得到张嘉贞的奏章，就错用张齐丘为相了。我考察这件事，觉得大为不然。查开元八年，张嘉贞任宰相，而张齐丘在天宝八载才任朔方节度使，相隔三十年，怎么能像上面所说的那样？而且当时唐明皇登基不久，正励精图治，不应该任命宰相而不清楚他的名位。大概是郑处诲所著的《明皇杂录》胡乱记载了这件事，史家错误地采用了，《资治通鉴》舍弃不取。
张九龄作牛公碑
张九龄作牛公碑
张九龄为相，明皇欲以凉州都督牛仙客为尚书，执不可，曰：「仙客河湟一使典耳，擢自胥史，目不知书，陛下必用仙客，臣实耻之。」帝不悦，因是遂罢相。观九龄集中，有《赠泾州刺史牛公碑》，盖仙客之父，誉之甚至，云：「福善莫大于有后，仙客为国之良，用商君耕战之国，修充国羌胡之具，出言可复，所计而然，边捍长城，主恩前席。」正称其在凉州时，与所谏止尚书事亦才一年，然则与仙客非有夙嫌，特为公家忠计耳。
张九龄任宰相时，唐明皇想任命凉州都督牛仙客为尚书，张九龄坚持不同意，说：“牛仙客不过是河湟地区的一个使典，从胥吏提拔上来，目不识丁，陛下一定要用牛仙客，我实在感到羞耻。”皇帝不高兴，因此就罢免了他的宰相职务。看张九龄的文集中，有《赠泾州刺史牛公碑》，是牛仙客的父亲，称赞得很过分，说：“福善没有比有后代更大的，牛仙客是国家的良才，采用商鞅的耕战策略，修备赵充国对付羌胡的器具，说话可以兑现，计谋都能实现，在边疆捍卫如长城，君主恩宠让他前席。”这正是称赞他在凉州时的表现，与他谏阻任命尚书的事也只相差一年，可见他与牛仙客并非有旧怨，只是出于对国家的忠诚考虑罢了。
唐人告命
唐人告命
唐人重告命，故颜鲁公自书告身，今犹有存者。韦述《集贤注记》，记一事尤著，漫载于此：开元二十三年七月，制加皇子荣王已下官爵，令宰相及朝官工书者，就集贤院写告身以进，于是宰相张九龄、裴耀卿、李林甫，朝士萧太师嵩、李尚书暠、崔少保琳、陈黄门希烈、严中书挺之、张兵部均、韦太常陟、褚谏议庭诲等十三人，各写一通，装缥进内，上大悦，赐三相绢各三百匹，余官各二百匹。以《唐书》考之，是时，十三王并授开府仪同三司，诏诣东宫、尚书省，上日百官集送，有司供张设乐，悉拜王府官属，而不书此事。
唐人重视告命（授官文书），所以颜鲁公亲笔书写的告身，至今还有保存的。韦述的《集贤注记》记载了一件事尤其著名，随意记录在这里：开元二十三年七月，下制加封皇子荣王以下的官爵，命令宰相以及朝中擅长书法的官员，到集贤院书写告身进献，于是宰相张九龄、裴耀卿、李林甫，朝士萧嵩太师、李暠尚书、崔琳少保、陈希烈黄门、严挺之中书、张均兵部、韦陟太常、褚庭诲谏议等十三人，各写一份，装裱后进献宫内，皇上非常高兴，赐给三位宰相各三百匹绢，其余官员各二百匹。用《唐书》来考证，当时，十三位王子同时被授予开府仪同三司，下诏到东宫、尚书省，上任那天百官集合送行，有关部门张设帷帐、演奏音乐，全部任命了王府的官属，但没有记载这件事。
典章轻废
典章轻废
典章故事，有一时废革遂不可复者。
典章制度、旧例故事，有时一旦废除就再也无法恢复了。
牧守铜鱼之制，新除刺史给左鱼，到州取州库右鱼合契。周显德六年，诏以「特降制书，何假符契？」遂废之。
地方长官的铜鱼符制度，新任命的刺史发给左鱼，到州后取出州库中的右鱼来合符验证。后周显德六年，下诏说“既然特别颁下制书，何必借助符契？”于是废除了。
唐两省官上事宰臣，送上，四相共坐一榻，各据一隅，谓之押角。晋天福五年敕废之。
唐代两省官员向宰相汇报事务，送别时，四位宰相共同坐在一张榻上，各占一角，称为“押角”。后晋天福五年下诏废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