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辞转官
执政大臣辞让升官
真宗天禧元年，合祭天地，礼毕，推恩百僚，宰相以下迁官一等。时参知政事三人，陈彭年自刑部侍郎迁兵部，王曾自左谏议大夫迁给事中，张知白自给事中迁工部侍郎。而知白独恳辞数四，上敷谕，终不能夺。王曾闻之，亦乞寝恩命。上曰：「知白无他意，但以卿为谏议大夫，班在上，己为给事中，在下，所以固辞，欲品秩有序尔。」于是从知白所请，而优加名数，进阶金紫光禄大夫，并赐功臣爵邑。元祐三年四月，宰执七人，自文彦博仍前太师外，右仆射吕公著除司空、同平章军国事，中书侍郎吕大防除左仆射，同知枢密院范纯仁除右仆射，尚书左丞刘挚除中书侍郎，右丞王存除左丞，唯知枢密院安煮不迁，乃自正议大夫特转右光禄。焘上章辞，令学士院降诏不允。学士苏轼以为：「朝廷岂以执政六人，五人进用，故加迁秩以慰其心？既无授受之名，仅似姑息之政，欲奉命草诏，不知所以为词，伏望从其所请。」御宝批：「可且用一意度作不许诏书进入。」焘竟辞，始免。绍兴三十一年，陈康伯自右相拜左相，朱倬自参政拜右相，时叶义问知枢密院，元居倬上，不得迁，朝论谓宜进为使。学士何溥面受草制之旨，曾以为言，高宗不许。绍熙五年七月，主上登极，拜知枢密院赵妆愚为右相，参政陈骙除知院，同知院事余端礼除参政，而左丞相留正以少保进少傅，乃系特迁，且非覃恩，正固辞，乃止。
宋真宗天禧元年，合祭天地，典礼结束后，对百官施恩，宰相以下官员都升官一等。当时参知政事有三人：陈彭年从刑部侍郎升为兵部侍郎，王曾从左谏议大夫升为给事中，张知白从给事中升为工部侍郎。只有张知白恳切推辞了多次，皇上开导晓谕，最终也不能改变他的主意。王曾听说后，也请求收回升官的恩命。皇上说：“知白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因为你是谏议大夫，官阶在上，他自己是给事中，官阶在下，所以坚决推辞，想要品级次序有序罢了。”于是听从了张知白的请求，但优厚地增加他的名号，晋升为金紫光禄大夫，并赐予功臣爵位和封邑。元祐三年四月，执政大臣共七人，除了文彦博仍为前太师外，右仆射吕公著被任命为司空、同平章军国事，中书侍郎吕大防被任命为左仆射，同知枢密院范纯仁被任命为右仆射，尚书左丞刘挚被任命为中书侍郎，右丞王存被任命为左丞，只有知枢密院安焘没有升迁，于是从正议大夫特转为右光禄大夫。安焘上奏章推辞，皇上命令学士院下达诏书不批准。学士苏轼认为：“朝廷难道是因为执政六人中，五人升迁，所以增加安焘的官阶来安慰他的心吗？这既没有授受的名义，仅仅像是姑息的政治，想要奉命起草诏书，却不知道用什么言辞，希望听从他的请求。”皇上用御笔批示：“可以暂且用一种意思起草一份不批准的诏书呈进。”安焘最终推辞，才免去升迁。绍兴三十一年，陈康伯从右丞相拜为左丞相，朱倬从参知政事拜为右丞相，当时叶义问任知枢密院，原本位居朱倬之上，不能升迁，朝廷舆论认为应该升他为枢密使。学士何溥当面接受起草制书的旨意，曾为此进言，高宗不答应。绍熙五年七月，皇上登基，拜知枢密院赵汝愚为右丞相，参知政事陈骙被任命为知枢密院，同知枢密院事余端礼被任命为参知政事，而左丞相留正以少保进升为少傅，这是特例升迁，并且不是广施恩泽，留正坚决推辞，于是作罢。
宗室补宫
宗室补授官职
寿皇圣帝登极赦恩，凡宗子不以服属远近，人数多少，其曾获文解两次者，并直赴殿试；略通文墨者，所在州量试，即补承信郎。由是入仕者过千人以上。淳熙十六年二月、绍熙五年七月，二赦皆然，故皇族得官不可以数计。偶阅《唐昭宗实录》载一事云：「宗正少卿李克助奏：『准去年十一月赦书，皇三等以上亲无官者，每父下放一人出身；皇五等以上亲未有出身陪位者，与出身。寺司起请承前旧例，九庙子孙陪位者，每父下放一人出身，共放三百八十人。其诸房宗室等，各赴陪位纳到文状，共一千二十六人。除元不赴陪位，及不纳到状，及违寺司条疏，不取宗室充系落下外，系三百八十人，合放出身。』敕准赦书处分。」予按昭宗以文德元年即位，次年十一月南郊礼毕肆赦，其文略云：「皇三等以上亲，委中书门下各择有才行者量与改官，无官者，每父下放一人出身；皇五等以上亲未有出身陪位者，与出身。」然则亦有三等五等亲、陪位与不陪位之差别也。
寿皇圣帝（宋孝宗）登基时颁布赦恩，凡是宗室子弟，不论血缘关系的远近、人数的多少，那些曾经两次获得地方解试通过的人，都直接参加殿试；略微通晓文墨的人，由所在州进行简单考试，就补授承信郎。因此入仕的人超过一千人以上。淳熙十六年二月、绍熙五年七月，两次赦免都是这样，所以皇族获得官职的人数无法计算。我偶然阅读《唐昭宗实录》，记载了一件事说：“宗正少卿李克助上奏：‘根据去年十一月赦书，皇帝三等以上亲属中没有官职的，每房父亲名下放一人出身；皇帝五等以上亲属中没有出身而参加陪位的人，给予出身。宗正寺请求依照旧例，九庙子孙中参加陪位的人，每房父亲名下放一人出身，共放出三百八十人。各房宗室等人，各自赴陪位并交纳文状，共一千零二十六人。除去原本不赴陪位、以及不交纳文状、以及违反宗正寺条例、不取宗室充数而淘汰的以外，实有三百八十人，应当给予出身。’敕令批准按赦书处理。”我按：唐昭宗在文德元年即位，次年十一月南郊祭天礼毕后颁布大赦，赦文大致说：“皇帝三等以上亲属，委托中书门下各自选择有才能品行的人酌情改任官职，没有官职的，每房父亲名下放一人出身；皇帝五等以上亲属中没有出身而参加陪位的人，给予出身。”可见也有三等亲、五等亲，以及陪位与不陪位的差别。
孙宣公谏封禅等
孙奭劝谏封禅等事
景德、祥符之间，北戎结好，宇内乂宁，一时邪谀之臣，唱为瑞应祺祥，以罔明主，王钦若、陈彭年辈实主张之。天书既降，于是东封、西祀、太清之行，以次丕讲，满朝耆老方正之士，鲜有肯启昌言以遏其奸焰，虽寇莱公亦为之。而孙宣公奭〈（shi）〉独上疏争救，于再于三，《真录》出于钦若提纲，故不能尽载，以故后人罕称之。予略摘其大概纪于此。
景德、祥符年间，与北方契丹结好，天下安定，一时间奸邪谄媚的臣子，鼓吹祥瑞吉兆，来欺骗英明的君主，王钦若、陈彭年之流实际上是主谋。天书降下之后，于是东封泰山、西祀汾阴、拜谒太清宫等事，依次大举举办，满朝年高德重、正直方正之士，很少有肯发出正论来遏制他们的奸邪气焰的，即使是寇准也参与了这些事。只有孙奭独自上疏谏诤挽救，再三再四，《真宗实录》由王钦若主持编纂，所以不能全部记载，因此后人很少称道他。我大略摘取他的主要言论记载在这里。
一章论西祀，曰：「汾阴后土，事不经见。汉都雍，去汾阴至近；河东者，唐王业所起之地，且又都雍，故武帝、明皇行之。今陛下经重关，越险阻，远离京师根本之固，其为不可甚矣。古者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今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作沴，饥馑居多，乃欲劳民事神，神其享之乎！明皇嬖宠害政，奸佞当涂，以至身播国屯。今议者引开元故事以为盛烈，臣窃不取。今之奸臣，以先帝诏停封禅，故赞陛下，以为继承先志。且先帝欲北平幽朔，西取继迁，则未尝献一谋，画一策以佐陛下。而乃卑辞重市，求和于契丹，蹩国縻爵，姑息于保吉。谓主辱臣死为空言，以诬下罔上为己任，撰造祥瑞，假托鬼神，才毕东封，便议西幸。以祖宗艰难之业，为佞邪侥幸之资，巨所以长叹而痛哭也！」
第一章论述西祀汾阴，说：“汾阴祭祀后土，此事不见于经典。汉代建都雍州，距离汾阴很近；河东是唐朝王业兴起的地方，而且又建都雍州，所以汉武帝、唐明皇举行了祭祀。如今陛下经过重重关隘，跨越险阻，远离京师这个根本重地，这是非常不可行的。古代圣王先使人民安定，然后致力于神灵之事，如今土木工程，连年不停，水旱灾害频发，饥荒很多，却想要劳苦百姓来事奉神灵，神灵会享用吗！唐明皇宠幸女色危害朝政，奸佞当道，以至于自身流亡、国家困顿。如今议论的人引用开元旧事作为盛大的业绩，我私下里不赞同。现在的奸臣，因为先帝曾下诏停止封禅，所以怂恿陛下，说是继承先帝的遗志。况且先帝想要北平安定幽州、朔方，西面攻取李继迁，他们却未曾献上一计、策划一策来辅佐陛下。反而用卑辞厚礼，向契丹求和，损耗国家、浪费爵位，姑息李保吉。说什么主辱臣死是空话，把诬陷下属、欺骗皇上作为己任，编造祥瑞，假托鬼神，刚结束东封泰山，就议论西巡。把祖宗艰难创下的基业，作为奸佞小人侥幸求进的资本，这就是我长叹痛哭的原因啊！”
二章论争言符瑞，曰「今野雕山鹿，并形奏简，秋旱冬雷，率皆称贺。将以欺上天，则上天不可欺；将以愚下民，则下民不可愚；将以惑后世，则后世必不信。腹非窃笑，有识尽然。」
第二章论述争相谈论符瑞，说：“如今野雕、山鹿，都出现在奏章中，秋天干旱、冬天打雷，全都加以庆贺。想要用这些来欺骗上天，上天不可欺骗；想要用这些来愚弄百姓，百姓不可愚弄；想要用这些来迷惑后世，后世必定不会相信。心中非议、私下嘲笑，有见识的人都是这样。”
三章论将幸毫州，曰：「国家近日多效唐明皇所为。且明皇非令德之君，观其祸败，足为深戒，而陛下反希慕之！近臣知而不谏，得非好佞乎？明皇奔至马嵬，杨国忠既诛，乃谕军士曰：『朕识理不明，寄任失所，近亦觉寤。』然则已晚矣，陛下宜早觉寤，斥远邪佞，不袭危乱之迹，社稷之福也！」
第三章论述将要巡幸亳州，说：“国家近来多效仿唐明皇的所作所为。况且唐明皇并非有美德的君主，看他的祸乱失败，足以作为深刻的鉴戒，而陛下反而仰慕他！近臣知道却不进谏，难道不是喜欢奸佞吗？唐明皇逃到马嵬坡，杨国忠被杀后，才告诉军士说：‘我认识道理不明，任用失当，近来也觉悟了。’然而已经晚了，陛下应该及早觉悟，斥退远离奸邪谄佞之人，不重蹈危亡祸乱的覆辙，这是国家的福气啊！”
四章论朱能天书，曰：「奸俭小人，妄言符瑞，而陛下崇信之，屈至尊以迎拜，归秘殿以奉安。百僚黎庶，痛心疾首，反唇腹非，不敢直言。臣不避死亡之诛，听之罪之，惟在圣断。昔汉文成、五利，妄言不雠，汉武诛之。先帝时，侯莫陈利用方术奸发，诛于郑州。唐明皇得灵符宝券，皆王𫟹、田同秀等所为，不能显戮，今日见老君于阁上，明日见老君于山中，大臣尸禄以将迎，端士畏威而缄默。及禄山兆乱，辅国劫迁，大命既倾，前功并弃。今朱能所为是已。愿远思汉武之雄材，近法先帝之英断，中鉴明皇之召祸，庶几灾害不生，祸乱不作。」
第四章论述朱能进献天书，说：“奸邪谄佞的小人，妄言符瑞，而陛下尊崇信任他们，屈尊至尊的身份来迎拜，送回秘殿来供奉安放。百官百姓，痛心疾首，嘴上不说心中反对，不敢直言。我不避死亡诛杀之祸，是听从还是治罪，全在圣上的决断。从前汉代的文成将军、五利将军，妄言不验，汉武帝杀了他们。先帝时，侯莫陈利用因方术奸邪败露，在郑州被诛杀。唐明皇得到灵符宝券，都是王𫟹、田同秀等人所为，不能公开诛杀，今天在阁上见到老君，明天在山中见到老君，大臣们空占职位、奉承迎合，正直之士畏惧威权而沉默不语。等到安禄山发动叛乱，李辅国劫持迁都，天命倾覆，前功尽弃。如今朱能的所作所为就是这样。希望陛下远思汉武帝的雄才大略，近效先帝的英明决断，中间以唐明皇招致祸乱为鉴戒，或许灾害不会发生，祸乱不会兴起。”
奭之论谏，虽魏郑公、陆宣公不能过也。
孙奭的论谏，即使是魏徵、陆贽也不能超过他。
赦恩为害
赦免恩典的危害
赦过宥罪，自古不废，然行之太频，则惠奸长恶，引小人于大谴之域，其为害固不胜言矣。唐庄宗同光二年大赦，前云：「罪无轻重，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而又曰：「十恶五逆、屠牛、铸钱、故杀人、合造毒药、持仗行劫、官典犯赃，不在此限。」此制正得其中。当乱离之朝，乃能如是，亦可取也，而今时或不然。
赦免过失、宽宥罪行，自古以来没有废止过，但实行得太频繁，就会施惠于奸邪、助长恶行，把小人引向重大罪责的境地，其危害实在说不完。后唐庄宗同光二年的大赦，前面说：“罪行不论轻重，常赦所不宽恕的，一律赦免。”但又说：“十恶五逆、宰牛、铸钱、故意杀人、合制毒药、持械抢劫、官员犯赃，不在赦免之列。”这个规定正好把握了分寸。在乱离的朝代，能够做到这样，也值得肯定，而如今有时却不是这样。
代宗崇尚释氏
代宗崇尚佛教
唐代宗好祠祀，未甚重佛。元载、王缙、杜鸿渐为相，三人皆好佛。上尝问以「佛言报应，果为有无」。载等奏：「国家运祚灵长，非宿植福业，何以致之？福业已定，虽时有小灾，终不能为害，所以安、史有子祸，仆固病死，回纥、吐蕃不战而退，此皆非人力所及。」上由是深信之，常于禁中饭僧，有寇至则令僧讲《仁王经》以禳之，寇去则厚加赏赐。胡僧不空，官至卿、监，爵为国公，出入禁闼，势移权贵，此唐史所载也。予家有严郢撰《三藏和尚碑》，徐季海书，乃不空也，云：「西域人，氏族不闻于中夏，玄、肃、代三朝皆为国师。代宗初以特进、大鸿胪褒表之。及示疾，又就卧内加开府仪同三司、肃国公。既亡，废朝三日，赠司空。」其恩礼之宠如此。同时又有僧大济，为帝常修功德，至殿中监。赠其父惠恭兖州刺史，官为营办葬事，有敕葬碑，今存。时兵革未尽息，元勋宿将，赏功赋职，不过以此处之，顾施之一僧，缪滥甚矣！
唐代宗喜好祭祀，并不十分看重佛教。元载、王缙、杜鸿渐担任宰相，三人都喜好佛教。皇上曾问他们：“佛家说的报应，到底有没有？”元载等人上奏说：“国家运祚长久，如果不是前世种下福业，怎么能达到？福业已经确定，即使偶尔有小灾，终究不能为害，所以安禄山、史思明有儿子祸乱，仆固怀恩病死，回纥、吐蕃不战而退，这些都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皇上从此深信不疑，经常在宫中供养僧人，有敌寇来犯就命僧人讲《仁王经》以禳灾，敌寇退去就厚加赏赐。胡僧不空，官至卿、监，爵位封为国公，出入宫禁，权势超过权贵，这是《唐史》所记载的。我家有严郢撰写的《三藏和尚碑》，徐季海书写，说的就是不空，碑文说：“西域人，氏族在中原不为人知，玄宗、肃宗、代宗三朝都为国师。代宗初年，以特进、大鸿胪的官职褒奖表彰他。等到他生病，又到卧室内加封开府仪同三司、肃国公。他死后，朝廷罢朝三日，追赠司空。”他受到的恩宠礼遇如此之重。同时还有僧人叫大济，为皇帝常年修功德，官至殿中监。追赠他的父亲惠恭为兖州刺史，官府为他操办丧事，有敕葬碑，至今还在。当时战事尚未完全平息，元勋老将，赏功授职，也不过如此对待，却施舍给一个僧人，荒谬过分到了极点！
光武苻坚
光武帝与苻坚
汉光武建武三十年，群臣请封禅泰山。诏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气满腹，吾谁欺，欺天乎？若郡县远遣吏上寿，盛称虚美，必髠，令屯田。」于是群臣不敢复言，其英断如此。然财二年间，乃因读《河图会昌符》，诏索《河雒》谶文言九世当封禅者，遂为东封之举，可谓自相矛盾矣。苻坚禁图谶之学，尚书郎王佩读谶，坚杀之，学谶者遂绝。及季年，为慕容氏所困，于长安自读谶书，云：「帝出五将久长得。」乃出奔五将山，甫至而为姚苌所执。始禁人为谶学，终乃以此丧身亡国。「久长得」之兆，岂非言久当为姚苌所得乎？又姚与遥同，亦久也。光武与坚非可同日语，特其事偶可议云。
汉光武帝建武三十年，群臣请求到泰山封禅。光武帝下诏说：“即位三十年来，百姓怨气满腹，我欺骗谁？欺骗上天吗？如果郡县远派官吏来祝寿，大讲虚浮的赞美之词，一定处以髡刑，让他们去屯田。”于是群臣不敢再提，他的英明决断如此。然而仅过两年，却因为读《河图会昌符》，下诏索求《河图》《洛书》中关于九世应当封禅的谶语，于是举行了东封泰山之举，可以说是自相矛盾了。苻坚禁止图谶之学，尚书郎王佩读谶书，苻坚杀了他，学习谶书的人从此绝迹。到了晚年，被慕容氏所困，在长安自己读谶书，书上说：“帝出五将久长得。”于是出奔五将山，刚到就被姚苌抓获。起初禁止别人学谶，最终却因此丧身亡国。“久长得”的征兆，难道不是说长久之后应当被姚苌所得吗？又“姚”与“遥”同音，也有长久之意。光武帝与苻坚不可同日而语，只是他们的事情偶然值得议论罢了。
周武帝宣帝
周武帝与周宣帝
周武帝平齐，中原尽入舆地，陈国不足平也，而雅志节俭，至是愈笃。后宫唯置妃二人，世妇三人，御妻三人，则其下保林、良使辈，度不过数十耳。一传而至宣帝，奢淫酣纵，自比于天，广搜美女，以实后官，仪同以上女不许辄嫁，遂同时立五皇后。父子之贤否不同，一至于此！
北周武帝平定北齐，中原全部纳入版图，陈国不值得平定，而他素来志在节俭，到此时更加坚定。后宫只设妃二人，世妇三人，御妻三人，其下的保林、良使之类，估计不过几十人罢了。传位到宣帝，奢侈淫逸、酗酒放纵，自比于天，广泛搜罗美女来充实后宫，仪同三司以上官员的女儿不许随便嫁人，于是同时立了五位皇后。父子贤能与否的差异，竟然到了这种地步！
唐观察使
唐代的观察使
唐世于诸道置按察使，后改为采访处置使，治于所部之大郡。既又改为观察，其有戎旅之地，即置节度使。分天下为四十余道，大者十余州，小者二、三州，但令访察善恶，举其大纲。然兵甲、财赋、民俗之事，无所不领，谓之都府，权势不胜其重，能生杀人，或专私其所领州，而虐视支郡。元结为道州刺史，作《春陵行》，以为「诸使诛求符牒二百余通」，又作《贼退示官吏》一篇，以为「忍苦裒敛」。阳城守道州，赋税不时，观察使数诮责，又遣判官督赋，城自囚于狱。判官去，复遣官来按举。韩愈《送许郢州序》云：「为刺史者常私于其民，不以实应乎府，为观察使者常急于其赋，不以情信乎州，财已竭而敛不休，人已穷而赋愈急。」韩臯为浙西观察使，封杖决安吉令孙澥至死。一时所行大抵类此，然每道不过一使临之耳。今之州郡控制按刺者，率五六人，而台省不预，毁誉善否，随其意好，又非唐日一观察使比也。
唐代在各道设置按察使，后来改为采访处置使，治所设在所辖的大郡。之后又改为观察使，有军队的地方，就设置节度使。天下分为四十余道，大的有十几个州，小的有两三个州，只让他们访察善恶，总揽大纲。但军事、财政、民俗等事务，无所不管，称为都府，权势极重，能决定人的生死，有的偏私自己所管的州，而虐待属下的州。元结任道州刺史，作《春陵行》，认为“诸使征敛的符牒有二百多道”，又作《贼退示官吏》一篇，认为“忍苦聚敛”。阳城任道州刺史，赋税不按时缴纳，观察使多次责备，又派判官督收赋税，阳城把自己囚禁在狱中。判官离开后，又派官员来查办。韩愈《送许郢州序》说：“做刺史的常常偏私自己的百姓，不据实上报给府；做观察使的常常急于征收赋税，不凭实情信任州。财力已经枯竭而征收不止，百姓已经穷困而赋税更急。”韩臯任浙西观察使，用封杖打死安吉县令孙澥。当时的行为大致如此，但每道不过有一个观察使管理罢了。如今的州郡，控制监察的官员往往有五六人，而台省不参与，毁誉好坏，随他们的喜好而定，又不是唐代一个观察使所能比拟的了。
冗滥除官
官员冗滥的任命
自汉以来，官曹冗滥之极者，如更始「灶下养，中郎将，烂羊头，关内侯」，晋赵王伦「貂不足，狗尾续」，北史周世「员外常侍，道上比肩」，唐武后「补阙连车，拾遗平斗」之谚，皆显显著见者。中叶以后，尤为泛滥，张巡在雍丘，才领一县千兵，而大将六人，官皆开府特进，然则大将军告身博一醉，诚有之矣。德宗避难于奉天，浑瑊之童奴曰黄芩，力战，即封渤海郡王。至于僖、昭之世，遂有「捉船郭使君」、「看马李仆射」。周行逢据湖湘，境内有「漫天司空、遍地太保」之讥。李茂贞在凤翔，内外持管龠者，亦呼为司空、太保。韦庄《浣花集》有《赠仆者杨金》诗云：「半年勤苦葺荒居，不独单寒腹亦虚。努力且为田舍客，他年为尔觅金鱼。」是时，人奴腰金曳紫者，盖不难致也。
自汉代以来，官署冗滥到极点的，如更始帝时的“灶下养，中郎将，烂羊头，关内侯”，晋朝赵王伦时的“貂不足，狗尾续”，《北史》中北周时的“员外常侍，道上比肩”，唐朝武则天时的“补阙连车，拾遗平斗”等谚语，都是非常明显的例子。唐朝中叶以后，尤其泛滥，张巡在雍丘，只领一县千名士兵，而大将就有六人，官职都是开府特进，那么用大将军的委任状换一醉，确实有这种事。德宗在奉天避难时，浑瑊的童奴叫黄芩，奋力作战，就被封为渤海郡王。到了僖宗、昭宗时代，就有“捉船郭使君”、“看马李仆射”的说法。周行逢占据湖湘，境内有“漫天司空、遍地太保”的讥讽。李茂贞在凤翔，内外掌管钥匙的人，也被称为司空、太保。韦庄《浣花集》中有《赠仆者杨金》诗说：“半年勤苦葺荒居，不独单寒腹亦虚。努力且为田舍客，他年为尔觅金鱼。”那时，家奴腰佩金印、身穿紫袍的，大概不难得到。
节度使称太尉
节度使被称为太尉
唐节度使带检校官，其初只左右散骑常侍，如李愬在唐邓时所称者也，后乃转尚书及仆射、司空、司徒，能至此者盖少。僖、昭以降，藩镇盛强，武夫得志，才建节𫓰，其资级已高，于是复升太保、太傅、太尉，其上惟有太师，故将帅悉称太尉。元丰定官制，尚如旧贯。崇宁中，改三公为少师、少傅、少保，而以太尉为武阶之冠，以是凡管军者，犹悉称之。绍兴间，叶梦得自观文殿学士，张澄自端明殿学士，皆拜节度。叶尝任执政，以暮年拥旄，为儒者之荣，自称叶太尉。张微时用邓询武给使恩出身，羞为武职，但称尚书如故，其相反如此。
唐代节度使带检校官，起初只有左右散骑常侍，如李愬在唐邓州时所称的官职，后来转为尚书及仆射、司空、司徒，能达到这些官职的很少。僖宗、昭宗以后，藩镇强盛，武夫得志，刚建立节镇，资历等级已经很高，于是又升为太保、太傅、太尉，其上只有太师，所以将帅都称为太尉。元丰年间制定官制，还沿袭旧例。崇宁年间，改三公为少师、少傅、少保，而以太尉为武阶的最高官，因此凡掌管军队的，仍然都称太尉。绍兴年间，叶梦得从观文殿学士，张澄从端明殿学士，都拜为节度使。叶梦得曾任执政，晚年持节，是儒者的荣耀，自称叶太尉。张澄微贱时因邓询武给使的恩荫出身，羞于担任武职，只像以前一样称尚书，他们的相反如此。
五代滥刑
五代的滥用刑罚
五代之际，时君以杀为嬉，视人命如草芥，唐明宗颇有仁心，独能斟酌援救。天成三年，京师巡检军使浑公儿口奏：有百姓二人，以竹竿习战斗之事。帝即传宣令付石敬瑭处置，敬瑭杀之。次日枢密使安重诲敷奏，方知悉是幼童为戏。下诏自咎，以为失刑，减常膳十日，以谢幽冤；罚敬瑭一月俸；浑公儿削官、杖脊、配流登州；小儿骨肉，赐绢五十匹，粟麦各百硕，便令如法埋葬。仍戒诸道州府，凡有极刑，并须仔细裁遣。此事见《旧五代史》，《新书》去之。
五代时期，当时的君主把杀人当作游戏，视人命如草芥。后唐明宗颇有仁爱之心，唯独他能斟酌情况加以援救。天成三年，京城巡检军使浑公儿口头奏报：有两个百姓，用竹竿练习战斗之事。皇帝立即传令交给石敬瑭处置，石敬瑭杀了他们。第二天枢密使安重诲详细奏报，才知道原来是幼童在玩耍。皇帝下诏自责，认为用刑失当，减少日常膳食十天，以向冤魂谢罪；罚石敬瑭一个月俸禄；浑公儿削去官职、杖打脊背、流放登州；两个小孩的亲属，赐给绢五十匹、粟米和麦子各一百石，并命令按礼仪埋葬。还告诫各道州府，凡有死刑，都必须仔细裁断处理。这件事记载在《旧五代史》中，《新五代史》删去了。
太一推算
太一推算
熙宁六年，司天中官正周琮言：「据《太一经》推算，熙宁七年甲寅岁，太一阳九、百六之数，至是年复元之初，故经言太岁有阳九之灾，太一有百六之厄，皆在入元之终或复元之初。阳九、百六当癸丑、甲寅之岁，为灾厄之会，而得五福太一移入中都，可以消灾为祥。窃详五福太一自雍熙甲申岁入东南巽宫，故修东太一宫于苏村；天圣己已岁入西南坤位，故修西太一宫于八角镇。望稽详故事，崇建宫宇。」诏度地于集禧观之东，于是为中太一宫。时王安石擅国，尽变乱祖宗法度，为宗社之祸，盖自此始，虽太一照临，亦不能救也。绍熙四年癸丑、五年甲寅，朝廷之间殊为多事，寿皇圣帝厌代，泰安以久疾退处，人情业业，皆有忧葵恤纬之虑。时无星官历翁考步推赜，庸讵知非入元、复元之际乎？
熙宁六年，司天监中官正周琮上奏说：“根据《太一经》推算，熙宁七年是甲寅年，太一的‘阳九’、‘百六’之数，到这一年是复元的开始。所以经书上说太岁有阳九之灾，太一有百六之厄，都发生在入元的终结或复元的开始。阳九、百六正当癸丑、甲寅年，是灾厄交汇之时，但得到五福太一移入中都，可以消灾为祥。我私下详查，五福太一从雍熙甲申年进入东南巽宫，所以在苏村修建了东太一宫；天圣己巳年进入西南坤位，所以在八角镇修建了西太一宫。希望考察旧例，隆重修建宫宇。”皇帝下诏在集禧观东边测量土地，于是修建了中太一宫。当时王安石专权，完全变乱祖宗的法度，成为宗庙社稷的祸患，大概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即使太一照临，也不能挽救。绍熙四年癸丑、五年甲寅，朝廷之间特别多事，寿皇圣帝去世，泰安因久病退居，人心惶惶，都有忧国忧民的顾虑。当时没有星官历翁考究推算深奥的道理，怎么知道这不是入元、复元之际呢？
赵丞相除拜
赵丞相的任命
绍熙五年七月十六日宣麻制，以太中大夫、知枢密院事赵汝愚为特进、右丞相，议者或谓国朝无宗室宰相，且转官九级非故事。赵上章力辞，不肯入都堂莅职。越六日，诏改除枢密使，依宰臣超三官。又二日，制除正议大夫、枢密使。迈考按故实，宣和二年，王黼自通议大夫、中书侍郎拜特进、少宰，凡迁八官，黼受之。靖康元年，吴敏自中大夫、知枢密院，拜银青光禄大夫、少宰，亦迁八官，敏辞之，但以通议就职。秦桧当国，以其子熺为中大夫、知枢密院，已而除观文殿学士，恩数如右仆射，遂暗转通奉大夫，逾年，加大学士，径超七秩为特进，熺处之不疑。舍此三人外，盖未之有。若自宰相改枢密使，唯夏竦一人。是时以陈执中为昭文相，竦为集贤相，御史言：「竦向在陜西，与执中议论不协，不可同寅政地。」于是贴麻改命，而初制不出。今汝愚先报相麻，后报枢制，乃是经日已久，因固辞以然。又按国史，明道二年，宰臣张士逊、枢密使杨崇勋同日罢，士逊以左仆射判河南府，崇勋以节度使、平章事判许州，明日入谢，崇勋班居上。仁宗问之，士逊奏曰：「崇勋系使相，臣官只仆射，当在下。」即再锁院，以士逊为使相。是时，学士盛度当制，犹用士逊作相衔，论者非之，谓应用仆射、河南为前衔也。乾道二年，叶颙〈（y$ng）〉以前参知政事召还，为知枢密院，未受告而拜左相，迈当制，以新除知枢密院结衔。今汝愚拜相宣麻，已阅八日，故称新除特进、右丞相。二者皆是也。
绍熙五年七月十六日宣布麻制，任命太中大夫、知枢密院事赵汝愚为特进、右丞相。议论的人有的说本朝没有宗室担任宰相，而且连升九级不是旧例。赵汝愚上奏章极力推辞，不肯进入都堂就职。过了六天，下诏改任他为枢密使，依照宰相的规格越级升三级。又过了两天，正式任命他为正议大夫、枢密使。我考证旧例，宣和二年，王黼从通议大夫、中书侍郎升任特进、少宰，共升了八级，王黼接受了。靖康元年，吴敏从中大夫、知枢密院升任银青光禄大夫、少宰，也升了八级，吴敏推辞了，只以通议大夫的官阶就职。秦桧当权时，任命他的儿子秦熺为中大夫、知枢密院，不久又任命为观文殿学士，恩宠待遇如同右仆射，于是暗中转为通奉大夫，过了一年，加封大学士，直接越级七等成为特进，秦熺安然接受。除了这三个人，大概没有这样的例子。至于从宰相改任枢密使的，只有夏竦一人。当时任命陈执中为昭文相，夏竦为集贤相，御史说：“夏竦以前在陕西，与陈执中意见不合，不能在同一政事堂共事。”于是重新起草麻制更改任命，而最初的任命没有发出。现在赵汝愚先宣布宰相的麻制，后宣布枢密使的任命，是因为时间已经过了很久，由于他坚决推辞才这样。又根据国史，明道二年，宰相张士逊、枢密使杨崇勋同一天被罢免，张士逊以左仆射的身份判河南府，杨崇勋以节度使、平章事的身份判许州，第二天入朝谢恩，杨崇勋的班次排在前面。仁宗问起这事，张士逊上奏说：“杨崇勋是使相，臣的官职只是仆射，应当排在后面。”于是再次锁院，任命张士逊为使相。当时，学士盛度负责起草制书，仍然用张士逊的宰相官衔，议论的人批评这种做法，认为应该用仆射、河南府作为前面的官衔。乾道二年，叶颙以前参知政事的身份被召回，担任知枢密院，还没有接受任命就拜为左相，我负责起草制书，用新授的知枢密院作为官衔。现在赵汝愚拜相宣布麻制，已经过了八天，所以称新授特进、右丞相。这两种做法都是对的。
唐昭宗恤录儒士
唐昭宗抚恤录用儒士
唐昭宗光化三年十二月，左补阙韦庆奏：「词人才子，时有遗贤，不沾一命于圣明，没作千年之恨骨。据臣所知，则有李贺、皇甫松、李群玉、陆龟蒙、赵光远、温庭筠、刘德仁、陆逵、傅锡、平曾、贾岛、刘稚珪、罗邺、方干，俱无显遇，皆有奇才，丽句清词，遍在词人之口，衔冤抱恨，竟为冥路之尘。伏望追赐进士及第，各赠补阙、拾遗。见存唯罗隐一人，亦乞特赐科名，录升三署。」敕奖庄而令中书门下详酌处分。次年天复元年赦文，又令中书门下选择新及第进士中，有久在名场，才沾科级，年齿已高者，不拘常例，各授一官。于是礼部侍郎杜德祥奏：拣到新及第进士陈光问年六十九，曹松年五十四，王希羽年七十三，刘象年七十，柯崇年六十四，郑希颜年五十九。诏光问、松、希羽可秘书省正字；象、崇、希颜可太子校书。按登科记，是年进士二十六人，光问第四，松第八，希羽第十二，崇、象、希颜居末级。昭宗当斯时离乱极矣，尚能眷眷于寒儒，其可书也。《摭言》云：「上新平内难，闻放新进士，喜甚，特敕授官，制词曰：『念尔登科之际，当予反正之年，宜降异恩，各膺宠命。』时谓此举为五老榜。」
唐昭宗光化三年十二月，左补阙韦庆上奏说：“词人才子，时常有遗漏的贤才，不能在圣明之世得到一官半职，死后成为千年的遗恨之骨。据我所知，有李贺、皇甫松、李群玉、陆龟蒙、赵光远、温庭筠、刘德仁、陆逵、傅锡、平曾、贾岛、刘稚珪、罗邺、方干，都没有显赫的际遇，却都有奇特的才华，他们华丽的诗句、清新的词章，流传在文人口中，却含冤抱恨，最终成为黄泉路上的尘土。恳请追赐他们进士及第，各自追赠补阙、拾遗的官职。现在还在世的只有罗隐一人，也请求特别赐予科名，录用提升到三省任职。”皇帝下诏嘉奖并令中书门下详细斟酌处理。第二年天复元年的赦文中，又令中书门下从新及第的进士中，选择那些久在科场、刚刚考中、年龄已高的人，不拘泥于常规，各授一官。于是礼部侍郎杜德祥上奏：挑选到新及第进士陈光问六十九岁，曹松五十四岁，王希羽七十三岁，刘象七十岁，柯崇六十四岁，郑希颜五十九岁。下诏任命陈光问、曹松、王希羽为秘书省正字；刘象、柯崇、郑希颜为太子校书。根据登科记，这一年进士共二十六人，陈光问第四名，曹松第八名，王希羽第十二名，柯崇、刘象、郑希颜排在最后。唐昭宗在那个时候，离乱已经到了极点，还能念念不忘贫寒的读书人，这是值得记载的。《摭言》说：“皇上刚刚平定内乱，听说放榜新进士，非常高兴，特别下令授官，制词说：‘念你们登科之时，正当我拨乱反正之年，应当降下特殊的恩典，各自承受荣耀的任命。’当时人们称这次举措为‘五老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