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庙位次
孔庙中弟子的排列次序
自唐以来，相传以孔门高弟颜渊至子夏为十哲，故坐祀于庙堂上。其后升颜子配享，则进曾子于堂，居子夏之次以补其阙。然颜子之父路、曾子之父点，乃在庑下从把之列，子处父上，神灵有知，何以自安？所谓子虽齐圣，不先父食，正谓是也。又孟子配食与颜子并，而其师子思、子思之师曾子亦在下。此两者于礼、于义，实为未然，特相承既久，莫之敢议耳。
自唐代以来，相传将孔门高徒颜渊到子夏列为十哲，因此他们被供奉在庙堂上受祭。后来将颜子升格为配享，就把曾子也请进庙堂，排在子夏之后以填补空缺。然而颜子的父亲路、曾子的父亲点，却仍在廊下从祀的行列中，儿子位居父亲之上，如果神灵有知，怎能心安？所谓“儿子即使和圣人一样贤明，也不能在父亲之前受祭”，说的正是这个道理。另外，孟子与颜子并列配享，而他的老师子思、子思的老师曾子却排在下面。这两件事在礼制、道义上，实在不妥，只是因沿袭已久，没人敢议论罢了。
周三公不特置
周代三公不单独设置
周成王董正治官，立太师、太傅、太保，兹惟三公，而云：「官不必备，惟其人。」以书传考之，皆兼领六卿，未尝特置也。周公既为师，然犹位冢宰，《尚书》所载召公以太保领家宰，芮伯为司徒，彤伯为宗伯，毕公以太师领司马，卫侯为司寇，毛公以太傅领司空是已。其所次第惟以六卿为先后，而师傅之尊乃居太保下也。
周成王整顿治理官员，设立太师、太傅、太保，这就是三公，并说：“官职不必齐备，只在于有合适的人。”根据典籍记载考证，三公都兼任六卿，从未单独设置。周公已担任太师，但仍居冢宰之位；《尚书》记载召公以太保兼任冢宰，芮伯任司徒，彤伯任宗伯，毕公以太师兼任司马，卫侯任司寇，毛公以太傅兼任司空，就是如此。他们的排列次序只以六卿为先后的标准，而太师、太傅的尊位反而排在太保之下。
周公作金滕
周公作《金滕》
《尚书》孔氏所传五十九篇皆有序，其出于史官者不言某人作，如《虞书》五篇，纪一时君臣吁咈都俞及识其政事，如《说命》、《武成》、《顾命》、《康王之浩》、《召浩》自「惟二月既望」至「越自乃御事」、《洛诰》自「戊辰王在新邑」至篇终、《蔡仲之命》自「惟周公位冢宰」至「邦之蔡」皆然。如指言某人所作，则伊尹作《伊训》、《太甲》、《咸有一德》，《盘庚》三篇，周公作《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多士》、《无逸》、《君爽》、《多方》、《立政》是也。惟《金滕》之篇，首尾皆叙事，而直以为周公作。按此篇除册祝三王外，余皆《周史》之词，如「公乃自以为功」、「公归纳册」、「公将不利于孺子」、「公乃为诗以贻王」、「王亦未敢消公」、「公命我勿敢言」、「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公勤劳王家」之语，「出郊」、「反风」之异，决非周公所自为，今不复可质究矣。
《尚书》孔氏所传的五十九篇都有序言，其中出自史官之手的，不说某人所作，如《虞书》五篇，记载一时君臣的议论和政事；又如《说命》、《武成》、《顾命》、《康王之诰》、《召诰》从“惟二月既望”到“越自乃御事”、《洛诰》从“戊辰王在新邑”到篇末、《蔡仲之命》从“惟周公位冢宰”到“邦之蔡”，都是如此。至于明确指出某人所作的，如伊尹作《伊训》、《太甲》、《咸有一德》，《盘庚》三篇，周公作《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等。只有《金滕》一篇，首尾都是叙事，却直接认为是周公所作。按此篇除册祝三王的部分外，其余都是《周史》的言辞，如“公乃自以为功”、“公归纳册”、“公将不利于孺子”、“公乃为诗以贻王”、“王亦未敢消公”、“公命我勿敢言”、“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公勤劳王家”等语句，以及“出郊”、“反风”等异事，绝非周公自己所写，现在已无法考证清楚了。
云梦，楚泽蔽也，列于《周礼·职方氏》。郑氏曰：「在华容。」《汉志》有「云梦官」。然其实「云」也、「梦」也，各为一处。《禹贡》所书：「云土梦作乂。」注云：「在江南。」惟《左传》得其详，如「䢵夫人弃子文于梦中」，注云：「梦，泽名，在江夏安陆县城东南」；「楚子田江南之梦」，注云：「楚之云、梦，跨江南北」；「楚子济江入于云中」，注：「入云泽中，所谓江南之梦」。然则，云在江之北，梦在其南也。《上林赋》：「楚有七泽，尝见其一，名曰云梦，特其小小者耳，方九百里。」此乃司马长卿夸言。今为县，隶德安，询诸彼人，已不能的指疆域。《职方氏》以「梦」为「瞢」，《前汉·叙传》：「子文投于瞢中」，音皆同。
云梦，是楚地的湖泽，列于《周礼·职方氏》中。郑玄注说：“在华容。”《汉书·地理志》有“云梦官”的记载。但实际上，“云”和“梦”各是一处地方。《禹贡》记载：“云土梦作乂。”注解说：“在江南。”只有《左传》记载得详细，如“䢵夫人弃子文于梦中”，注解说：“梦，是湖泽名，在江夏安陆县城东南”；“楚子田江南之梦”，注解说：“楚国的云、梦，横跨江南北”；“楚子济江入于云中”，注解说：“进入云泽中，就是所谓的江南之梦”。如此看来，云在长江以北，梦在长江以南。《上林赋》说：“楚国有七处湖泽，我曾见过一处，名叫云梦，只是其中最小的，方圆九百里。”这是司马相如的夸张说法。现在云梦是一个县，隶属德安府，询问当地人，已不能确切指出其疆域范围。《职方氏》把“梦”写作“瞢”，《前汉书·叙传》说：“子文投于瞢中”，读音相同。
关雎不同
《关雎》的不同解释
《关雎》为《国风》首，毛氏列之于三百篇之前。《大序》云：「后妃之德也。」而《鲁诗》云：「后夫人鸡鸣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诗人叹而伤之。」《后汉·皇后纪序》：「康王晏朝，《关雎》作讽。」盖用此也。显宗水平八年诏云：「昔应门失守，《关雎》刺世。」注引《春秋说题辞》曰：「人主不正，应门失守，故歌《关雎》以感之。」宋均云：「应门，听政之处也。言不以政事为务，则有宣淫之心。《关雎》乐而不淫，思得贤人与之共化，修应门之政者也。」薛氏《韩诗章句》曰：「诗人言雎鸠贞洁敬匹，以声相求，隐蔽于无人之处。故人君退朝，入于利宫，后妃御见有度，应门击析，鼓人上堂，退反燕处，体安志明。今时大人内倾于色，贤人见其萌，故咏《关睢》之说淑女正容仪以刺时。」三说不同如此。《黍离》之诗列于王国风之首，周大夫所作也，而《齐诗》以为卫宣公之子寿，闵其兄伋之且见害，作忧思之诗，《黍离》之诗是也。此说尤为可议。
《关雎》是《国风》的首篇，毛氏把它列在三百篇之前。《大序》说：“这是歌颂后妃的德行。”而《鲁诗》说：“后夫人应在鸡鸣时佩戴玉饰离开君王居所，周康王后不这样做，所以诗人感叹而悲伤。”《后汉书·皇后纪序》说：“康王晚朝，《关雎》作诗讽谏。”大概采用此说。显宗永平八年诏书说：“从前应门失守，《关雎》讽刺时世。”注引《春秋说题辞》说：“君主不正，应门失守，所以歌唱《关雎》来感动他。”宋均说：“应门，是听政的地方。意思是说，不把政事作为要务，就会有放纵淫欲之心。《关雎》快乐而不淫乱，是想得到贤人共同教化，修明应门之政。”薛氏《韩诗章句》说：“诗人说雎鸠贞洁，敬重配偶，用声音相互寻求，隐蔽在无人之处。所以君主退朝后，进入后宫，后妃进见有节制，应门击柝，鼓人上堂，退回燕居之处，身体安适，心志清明。现在君主内心倾注于美色，贤人看到苗头，所以咏唱《关雎》中淑女端正仪容来讽刺时世。”三种说法如此不同。《黍离》一诗列于王国风之首，是周大夫所作，而《齐诗》认为是卫宣公的儿子寿，哀悯其兄伋将被杀害，作了这首忧思之诗，就是《黍离》。这种说法尤其值得商榷。
迷痴厥拨
迷痴厥拨
柔词谄笑，专取容悦，世俗谓之「迷痴」，亦曰「迷嬉」。中心有愧见诸颜面者，谓之「缅腼」。举措脱落，触事乖件者，谓之「厥拨」。虽为俚言，然其说皆有所本。《列子》云：「墨杘、单至、啴咺、憋憋，四人相与游于世。」又云：「眠娗、諈诿、勇敢、怯疑，四人亦相与游。」张湛注云：「墨音眉，杘敕夷反，《方言》：江淮之间谓之无赖；眠音缅，娗音珍，《方言》：欺谩之语也。郭璞云：谓以言相轻嗤弄也。」所释虽不同，然大略具是矣。《曲礼》：「衣毋拨，足毋蹶。」郑氏注云：「拨，发扬貌。蹶，行遽貌。」大抵亦指其荒率也。
用柔顺的言语和谄媚的笑容，专门讨人欢心，世俗称为“迷痴”，也叫“迷嬉”。心中有愧而表现在脸色上的，称为“缅腼”。举止散漫，遇事乖张的，称为“厥拨”。虽然是俚俗的说法，但都有出处。《列子》说：“墨杘、单至、啴咺、憋憋，这四个人一起在世上交游。”又说：“眠娗、諈诿、勇敢、怯疑，这四个人也一起交游。”张湛注说：“墨音眉，杘音敕夷反，《方言》：江淮之间称为无赖；眠音缅，娗音珍，《方言》：是欺骗轻慢的话。郭璞说：指用言语互相轻蔑戏弄。”解释虽然不同，但大致如此。《曲礼》说：“衣服不要拨动，脚步不要急促。”郑玄注说：“拨，是张扬的样子。蹶，是行走匆忙的样子。”大体也是指荒疏轻率。
三馆秘阁
三馆秘阁
国朝儒馆仍唐制，有四：曰昭文馆，曰史馆，曰集贤院，曰秘阁。率以上相领昭文大学士，其次监修国史，其次领集贤。若只两相，则首厅兼国史。唯秘阁最低，故但以两制判之。四局各置直官，均谓之馆职，皆称学士。其下则为校理、检讨、校勘，地望清切，非名流不得处。范景仁为馆阁校勘，当迁校理，宰相庞籍言：「范镇有异才，恬于进取。」乃除直秘阁。司马公作诗贺之曰：「延阁屹中天，积书云汉连。神宗重其选，谓大宗也。国士比为仙。玉槛钩陈上，丹梯北斗边。帝容瞻日角，宸翰照星躔。职秩曾无贵，光华在得贤。」其重如此。自熙宁以来，或颇用赏劳。元丰官制行，不置昭文、集贤，以史馆入著作局，而直秘阁只为贴职。至崇宁、政、宣以处大臣子弟姻戚，其滥及于钱谷文俗吏，士大夫不复贵重。然除此职者必诣馆下拜阁，乃具盛筵，邀见在三馆者宴集，秋日暴书宴，皆得预席，若余日则不许至，《随笔》有《馆职名存》一则云。
本朝的儒馆沿袭唐朝制度，共有四个：昭文馆、史馆、集贤院和秘阁。通常由宰相兼任昭文馆大学士，其次监修国史，再次兼任集贤院职务。如果只有两位宰相，那么首席宰相就兼管国史。只有秘阁地位最低，所以只由两制官员（翰林学士和知制诰）来管理。这四个机构各设直官，都称为馆职，都称作学士。其下还有校理、检讨、校勘等官职，地位清高显要，不是名流不能担任。范景仁（范镇）担任馆阁校勘，应当升迁为校理，宰相庞籍说：“范镇有非凡的才能，淡泊于进取。”于是任命他为直秘阁。司马光写诗祝贺他说：“延阁屹立在天上，藏书与银河相连。神宗重视这个选拔，称为大宗。国士被比作神仙。玉栏在紫微垣上，丹梯在北斗星边。皇帝的面容如日角，御笔照耀星宿。职位俸禄并不高贵，光荣在于得到贤才。”其重视程度如此。从熙宁年间以来，有时也用来奖励功劳。元丰年间实行新官制，不再设置昭文馆、集贤院，将史馆并入著作局，而直秘阁只作为贴职。到崇宁、政和、宣和年间，用来安置大臣的子弟和姻亲，泛滥到包括管钱粮的俗吏，士大夫不再看重它。但被任命此职的人必须到馆下拜阁，然后准备丰盛的宴席，邀请当时在三馆任职的人聚会，秋天的晒书宴，都能参加，其他日子则不许去，《随笔》中有《馆职名存》一则记载。
亭谢立名
亭台楼阁的命名
立亭榭名最易蹈袭，既不可近俗，而务为奇涩亦非是。东坡见一客云「近看晋书」，问之曰：「曾寻得好亭子名否？」盖谓其难也。秦楚材在宣城，于城外并江作亭，目之曰「知有」。用杜诗「已知出郭少尘事，更有澄江消客愁」之句也。王仲衡在会稽，于后山作亭，目之曰「白凉」。亦用杜诗「越女天下白，鉴湖五月凉」之句。二者可谓甚新，然要为未当。庐山一寺中有亭颇幽胜，或标之曰：「不更归」，取韩诗末句，亦可笑也。
给亭台楼阁命名最容易因袭模仿，既不能太俗气，而刻意追求奇特晦涩也不对。苏东坡见到一位客人说“最近看《晋书》”，问他道：“曾找到好的亭子名吗？”大概是说命名很难。秦楚材在宣城，在城外沿江建了一座亭子，命名为“知有”。用的是杜甫诗句“已知出郭少尘事，更有澄江消客愁”。王仲衡在会稽，在后山建了一座亭子，命名为“白凉”。也是用杜甫诗句“越女天下白，鉴湖五月凉”。这两个名字可以说很新颖，但终究不太恰当。庐山一座寺庙中有个亭子颇为幽静优美，有人给它题名“不更归”，取自韩愈诗的最后一句，也很可笑。
市肆间交易论钱陌者，云十十钱。言其足数满百无跷减也。其语至俗，然亦有所本。《后汉书·襄楷传》引宫崇所献神书，其《太平经·兴帝王篇》云：「开其玉户，施种于中，比若春种于地也，十十相应和而生。其施不以其时，比若十月种物于地也，十十尽死，固无生音。」其书不传于今，唐章怀太子注释之时，尚犹存也。此所谓十十，盖言十种十生无一失耳，其尽死之义亦然，与钱陌之事殊，然其字则同也。
市场上交易时谈论钱陌（钱币的计数单位），说“十十钱”。意思是足数满一百没有短缺。这种说法很通俗，但也有其来源。《后汉书·襄楷传》引用宫崇所献的神书，其中《太平经·兴帝王篇》说：“打开它的玉户，把种子撒在里面，好比春天把种子种在地里，十十相应和而生。如果播种不合时令，好比十月把种子种在地里，十十全部死去，当然没有生长的声音。”这部书现在没有流传下来，唐代章怀太子注释《后汉书》时，它还存在。这里所说的“十十”，大概是指十种十生没有一失，其全部死去的意思也一样，与钱陌的事情不同，但字是相同的。
张衡《应间》云：「犀舟劲揖。」《后汉》注引《前书》「羌戎弓矛之兵，器不犀利。」《音义》曰：「今俗谓刀兵利为犀。犀，坚也。」「犀舟」，甚新奇，然为文者，未尝用，亦虑予所见之不博也。
张衡的《应间》中说：“犀舟劲揖。”《后汉书》注释引用《前汉书》“羌戎的弓矛兵器，器不犀利。”《音义》说：“现在俗语称刀兵锋利为犀。犀，就是坚固。”“犀舟”这个词很新奇，但写文章的人不曾使用，也许是我见识不够广博吧。
毕仲游二书
毕仲游的两封信
元祐初，司马温公当国，尽改王荆公所行政事，士大夫言利害者以千百数，闻朝廷更化，莫不欢然相贺，唯毕仲游一书，究尽本末。其略云：「昔安石以兴作之说动先帝，而患财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财者无不用。盖散青苗、置市易、敛役钱、变盐法者，事也，而欲兴作患不足者，情也。茍未能杜其兴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敛变置之事，是以百说而百不行。今遂欲废青苗、罢市易，蠲役钱、去盐法，凡号为财利而伤民者，一扫而更之，则向来用事于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青苗不可废，市易不可罢，役钱不可蠲，盐法不可去，必探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动上意，虽致石人而使听之，犹将动也。如是则废者可复散，罢者可复置，蠲者可复敛，去者可复存矣。则不足之情可不预治哉！为今之策，当大举天下之计，深明出入之数，以诸路所积之钱粟，一归地官，使经费可支二十年之用。数年之间，又将十倍于今日。使天子晓然知天下之余于财也，则不足之论不得陈于前，然后所谓新法者，始可永罢而不复行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救前日之敝，而左右侍从职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虽起二三旧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十数，乌在其势之可为也！势未可为而欲为之，则青苗虽废将复散，况未废乎？市易虽罢且复置，况未罢乎？役钱、盐法亦莫不然。以此救前日之敝，如人久病而少间，其父兄子弟喜见颜色，而未敢贺者，意其病之在也。」先是东坡公在馆阁，颇因言语文章，规切时政，仲游忧其及祸，贻书戒之曰：「孟轲不得已而后辩，孔子欲无言。古人所以精谋极虑，固功业而养寿命者，未尝不出乎此。君自立朝以来，祸福利害系身者未尝言，顾直惜其言尔。夫言语之累，不特出口者为言，其形于诗歌、赞于赋颂、托于碑铭、著于序记者，亦言也。今知畏干口而未畏于文，是其所是，则见是者喜，非其所非，则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济君之谋，而怨者或已败君之事矣！天下论君之文，如孙膑之用兵、扁鹊之医疾，固所指名者矣，虽无是非之言，犹有是非之疑。又况其有耶？官非谏臣，职非御史，而非人所未非，是人所未是，危身触讳以游其间，殆由抱石而救溺也。」二公得书耸然，竟如其虑。予顷修史时，因得其集，读二书思欲为之表见，故官虽不显，亦为之立传云。
元祐初年，司马光当政，完全改变了王安石所推行的政事，士大夫谈论利害的有成百上千人，听说朝廷改革，无不欢欣相贺，只有毕仲游的一封信，透彻地分析了事情的本末。信的大意说：“从前王安石用兴作（大兴土木、改革制度）的说法打动先帝，而担心财用不足，所以凡是能获取百姓钱财的政令没有不采用的。发放青苗钱、设置市易司、征收免役钱、改变盐法，这些都是具体事务；而想要兴作、担心财用不足，则是他的动机。如果不能杜绝他兴作的动机，而只想禁止他发放、征收、改变的具体事务，那么说一百次也行不通。现在想要废除青苗法、罢除市易法、免除役钱、废除盐法，凡是号称谋利而伤害百姓的，全部扫除更改，那么从前推行新法的人，一定不高兴。不高兴的人，一定不只是说青苗不可废、市易不可罢、役钱不可免、盐法不可去，一定会探求财用不足的动机，谈论财用不足的事情，来打动皇上的心意，即使让石人听了，也会被感动。这样，废除的可以再发放，罢除的可以再设置，免除的可以再征收，废除的可以再恢复。那么财用不足的动机难道可以不预先处理吗？现在的策略，应当全面计算天下的收支，深入了解出入的数目，把各路积存的金钱粮食，全部归入户部，使经费可以支撑二十年之用。几年之间，又将比现在增加十倍。让天子清楚地知道天下财用有余，那么财用不足的论调就不能在面前陈述，然后所谓的新法，才可以永远罢除而不再推行。从前王安石在位时，朝廷内外没有不是他的人，所以他的法令能够推行。现在想要挽救前日的弊病，而左右侍从、各部门使者，十有七八都是王安石的同党，虽然起用两三个旧臣，任用六七个君子，但在上百人中只保存十几个，哪里能形成可为之势呢！形势不可为而想去做，那么青苗法即使废除了也会再发放，何况还没有废除呢？市易法即使罢除了也会再设置，何况还没有罢除呢？役钱、盐法也都是这样。用这种方法来挽救前日的弊病，如同一个人久病稍有好转，他的父兄子弟喜形于色，却不敢祝贺，因为担心病还在。”在此之前，苏东坡在馆阁，常常通过言语文章来规劝批评时政，毕仲游担心他招祸，写信告诫他说：“孟子是不得已才辩论，孔子想要不说话。古人之所以深思熟虑，巩固功业而保养寿命，没有不是出于这个道理。您自从入朝为官以来，关系到自身祸福利害的话从未说过，只是爱惜自己的言论罢了。言语的牵累，不只是说出口的话才算言语，那些表现在诗歌中、寄托在赋颂里、托付在碑铭上、写在序记里的，也都是言语。现在知道害怕口舌而不知道害怕文字，肯定自己所肯定的，那么被肯定的人高兴；否定自己所否定的，那么被否定的人怨恨。高兴的人不能帮助您的谋划，而怨恨的人却可能败坏您的事情！天下人评论您的文章，如同孙膑用兵、扁鹊治病，本来已经指名道姓了，即使没有肯定或否定的话，也还有肯定或否定的嫌疑。更何况确实有呢？您的官职不是谏臣，职务不是御史，却去否定别人没有否定的事，肯定别人没有肯定的事，冒着危险触犯忌讳而周旋其中，这几乎像是抱着石头去救溺水的人。”苏东坡和司马光收到信后都很震惊，最终果然如他所担忧的那样。我前不久修史时，得到了他的文集，读了这两封信，想要为他表彰，所以虽然他的官职不显赫，也为他立了传。
列子与佛经相参
《列子》与佛经相互参照
张湛序《列子》云：「其书大略明群有以至虚为宗，万品以终灭为验，神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自丧，生觉与梦化等情。所明往往与佛经相参。」予读《天瑞篇》载林类答子贡之言曰：「死之与生，一往一反。故死于是者，安知不生于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此一节所谓与佛经相参者也。又云：「商太宰问孔子：『三王五帝三皇圣者欤？，孔子皆曰：『弗知。』太宰曰：『然则孰者为圣？』孔子曰：『西方之人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民无能名焉，丘疑其为圣。弗知真为圣钦，真不圣欤？，」其后论者以为《列子》所言，乃佛也，寄于孔子云。
张湛为《列子》作序说：“这部书的大致内容是阐明万物以‘至虚’为根本，万种品类以最终消亡为验证，精神智慧因凝神寂静而常存，思虑因执着于外物而自我丧失，活着的感觉与梦中的变化是同等情状。它所阐明的道理往往与佛经相互参证。”我读《天瑞篇》记载林类回答子贡的话说：“死与生，是一往一返。所以死在这里的，怎么知道不会生在那里？因此我知道它们并不相等，我又怎么知道我现在的死不比过去的生更好呢？”这一节就是所谓与佛经相互参证的内容。又说：“商太宰问孔子：‘三王、五帝、三皇是圣人吗？’孔子都说：‘不知道。’太宰说：‘那么谁是圣人呢？’孔子说：‘西方有圣人，不治理而天下不乱，不说话而自然有信用，不教化而自然运行，广大无边，百姓无法称颂他，我怀疑他是圣人。不知道他真是圣人呢，还是真不是圣人呢？’”后来评论的人认为《列子》所说的，就是佛，只是假托孔子之口说出罢了。
韦孟诗乖疏
韦孟诗中的乖谬疏漏
《汉书·韦贤传》载韦孟诗二篇及其孙玄成诗一篇，皆深有三百篇风致，但韦孟讽谏云：「肃肃我祖，国自豕韦。总齐群邦，以翼大商。至于有周，历世会同。王赧听语，实绝我邦。我邦既绝，厥政斯逸。赏罚之行，非繇王室。庶尹群后，靡扶靡卫。五服崩离，宗周以队。」应劭曰：「王赦听谗受谮，绝豕韦氏。自是政教逸漏，不由王者。」观孟之自叙乃祖，而乖疏如是，周至赧王仅存七邑，救亡不暇，岂能绝侯邦乎？周之积微久矣，非因绝豕韦一国，然后五服崩离也。其妄固不待攻，而应劭又从而实之，尤为可笑。《左传》书范宣子之言曰：「匄之祖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杜预曰：「豕韦国于东郡白马县，殷末国于唐，周成王灭之。」此最可证，惜颜师古之不引用也。
《汉书·韦贤传》记载了韦孟的两首诗和他孙子韦玄成的一首诗，都深具《诗经》三百篇的风韵。但韦孟的讽谏诗说：“我祖肃穆，封国始于豕韦。统领各邦，以辅佐大商。到了周朝，历代朝会。周赧王听信谗言，断绝了我邦。我邦既绝，政教就散逸了。赏罚的执行，不由王室。百官诸侯，无人扶持护卫。五服崩溃离散，宗周因此灭亡。”应劭解释说：“周赧王听信谗言，断绝了豕韦氏。从此政教散逸，不由君王掌控。”看韦孟自述其祖先，却如此乖谬疏漏，周朝到赧王时仅存七座城邑，救亡都来不及，怎么能断绝诸侯的邦国呢？周朝衰微已久，并非因为断绝了豕韦一国，然后五服才崩溃离散的。这种妄说本就不攻自破，而应劭又跟着证实它，尤其可笑。《左传》记载范宣子的话说：“我的祖先在商朝是豕韦氏，在周朝是唐杜氏。”杜预说：“豕韦国在东郡白马县，商朝末年在唐地立国，周成王灭掉了它。”这是最有力的证据，可惜颜师古没有引用。
匡衡守正
匡衡坚守正道
汉元帝时，贡禹奏言：大子七庙，亲尽之庙宜毁，及郡国庙不应古礼，宜正定。大子下其议，未及施行而禹卒后乃下诏先罢郡国庙，其亲尽寝园，皆无复修。已而上寝疾，梦祖宗谴罢郡国庙。诏问丞相匡衡，议欲复之。衡深言不可。上疾久不平，衡皇恐，祷高祖、孝文、孝武庙曰「亲庙宜一居京师，今皇帝有疾不豫，乃梦祖宗见戒以庙皇帝悼惧，即诏臣衡复修立，如诚非礼义之中，违祖宗之心，咎尽在臣衡，当受其殃。」又告谢毁庙曰：「迁庙合祭久长之策，今皇帝乃有疾，愿复修立承把。臣衡等咸以为礼不得，如不合诸帝后之意，罪尽在臣衡等，当受其咎。今诏中朝臣具复毁庙之文，臣衡以为天子之祀，义有所断，无所依缘，以作其文。事如失措，罪乃在臣衡。」予按衡平生佞谀，专附石显以取大位，而此一节独据经守礼，其祷庙之文，殆与《金滕》之册祝相似，而不为后世所称述，汉史又不书于本传，憎而知其善可也。《郊祀志》，南山巫祠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也。以其强死，魂魄为厉，故祠之。成帝时，匡衡奏罢之，亦可书。
汉元帝时，贡禹上奏说：天子的七庙中，亲缘已尽的庙应该拆毁，以及郡国所立的庙不合古礼，应该加以整饬确定。元帝将他的建议交给群臣讨论，还没来得及施行贡禹就去世了。后来元帝下诏先废除郡国庙，那些亲缘已尽的陵园，都不再修缮。不久元帝卧病，梦见祖宗谴责他废除郡国庙。元帝下诏询问丞相匡衡，商议想恢复这些庙。匡衡极力进言说不可。元帝的病久不见好，匡衡惶恐不安，在高祖、孝文、孝武庙中祷告说：“亲庙应该统一设在京师，现在皇帝有病不适，梦见祖宗以庙事告诫，皇帝惊惧，就下诏命臣匡衡重新修复。如果这确实不合礼义，违背了祖宗的心意，那么罪过全在臣匡衡，应当承受灾祸。”又向被毁的庙告罪说：“迁庙合祭是长久的策略，现在皇帝有病，希望重新修复庙宇进行祭祀。臣匡衡等人都认为礼法上不允许，如果不符合诸位帝后的心意，罪过全在臣匡衡等人，应当承受责罚。现在下诏让朝中大臣详细拟定恢复毁庙的文书，臣匡衡认为天子的祭祀，在道义上有所决断，没有依据可以写成这样的文书。如果事情处理失当，罪过就在臣匡衡。”我考察匡衡平生谄媚阿谀，专门依附石显来获取高位，但这一件事却唯独依据经典、坚守礼法，他祷告庙宇的文书，几乎与《尚书·金滕》中的册祝相似，却不被后世所称道，汉史又不记载在他的本传中，憎恶他而知道他的善行也是可以的。《郊祀志》记载，南山的巫祝祭祀秦中。秦中，就是秦二世皇帝。因为他死于非命，魂魄作祟，所以祭祀他。汉成帝时，匡衡上奏废除了这种祭祀，这也是值得记载的。
西极化人
西方的幻化之人
《列子》载周穆王时，西极之国有化人来，王敬之若神。化人谒王同游，王执化人之法，腾而上者中天乃止，暨及化人之宫，自以居数十年，不思其国。复谒王同游，意迷精丧，请化人求还。既寤，所坐犹冒者之处，侍御犹向者之人。视其前，则酒未清、肴未昲。王问所从来，左右曰：「王默存耳。」穆王自失者三月。复问化人，化人曰：「吾与王神游也，形奚动哉？」予然后知唐人所著《南柯太守》、《黄粱梦》、《樱桃》、《青衣》之类，皆本乎此。
《列子》记载，周穆王时，西方极远之国有一个幻化之人前来，穆王像敬神一样敬重他。幻化之人邀请穆王一同出游，穆王拉着幻化之人的衣袖，腾空而上，到了半空中才停下，到达幻化之人的宫殿，自己感觉住了几十年，不想念自己的国家。又邀请穆王一同出游，穆王神思迷乱、精神丧失，请求幻化之人带他回去。醒来后，所坐的还是原来的地方，侍从还是原来的人。看眼前，酒还没澄清，菜肴还没变味。穆王问自己从哪里来，左右侍从说：“大王只是默默静坐而已。”穆王恍惚失落了三个月。又问幻化之人，幻化之人说：“我与大王是精神出游，形体哪里会动呢？”我这才知道唐代人所写的《南柯太守传》、《黄粱梦》、《樱桃青衣》之类故事，都源于此。
诏令不可轻出
诏令不可轻易发出
人君一话一言不宜轻发，况于诏令形播告者哉！汉光武初即位，既立郭氏为皇后矣，时阴丽华为贵人，帝欲崇以尊位，后固辞，以郭氏有子，终不肯当。建武九年，遂下诏曰：「吾以贵人有母仪之美，宜立为后，而固辞不敢当，列于媵妾。朕嘉其义让，许封诸弟。」乃追爵其父及弟为侯，皆前世妃嫔所未有。至十七年，竟废郭后及太子强，而立贵人为后。盖九年之诏既行，主意移夺，已见之矣。郭后岂得安其位乎？
君主的一言一语都不应轻易发出，何况是形成诏令颁布宣告的呢！汉光武帝刚即位时，已经立郭氏为皇后，当时阴丽华是贵人，光武帝想提升她的尊位，阴贵人坚决推辞，因为郭氏有儿子，始终不肯接受。建武九年，光武帝于是下诏说：“我认为贵人有母仪之美，应该立为皇后，但她坚决推辞不敢担当，甘居嫔妃之列。我赞赏她的义让，允许封赏她的弟弟们。”于是追封阴贵人的父亲和弟弟为侯，这都是前代妃嫔从未有过的。到了建武十七年，竟然废黜了郭皇后和太子刘强，而立阴贵人为皇后。大概建武九年的诏令一发出，光武帝的心意转移，就已经显现出来了。郭皇后怎么能安于她的位置呢？
刘向序《战国策》，言其书错乱相揉，莒本字多误脱为半字，以赵为肖，以齐为立，如此类者多。予按今传于世者，大抵不可读，其《韩非子》、《新序》、《说苑》、《韩诗外传》、《高士传》、《史记索隐》、《太平御览》、《北堂书钞》、《艺文类聚》诸书所引用者，多今本所无。向博极群书，但择焉不精，不止于文字脱误而已。惟太史公《史记》所采之事九十有三，则明白光艳，悉可稽考，视向为有问矣！
刘向为《战国策》作序，说这部书错乱混杂，莒地的版本文字多有误脱成半个字的情况，把“赵”写成“肖”，把“齐”写成“立”，像这样的错误很多。我考察现在流传于世的版本，大多不可读，而《韩非子》、《新序》、《说苑》、《韩诗外传》、《高士传》、《史记索隐》、《太平御览》、《北堂书钞》、《艺文类聚》等书所引用的内容，很多是今本所没有的。刘向博览群书，但选择不够精审，不止是文字脱误的问题。只有太史公《史记》所采用的事情有九十三件，明白清晰、光彩照人，全部可以查考，与刘向相比就有差距了！
范晔汉志
范晔的《后汉书》志
沈约作《宋书·谢严传》曰：「范晔所撰十志，一皆托严。搜撰垂毕，遇晔败，悉蜡以覆车。宋文帝令丹阳尹徐湛之就俨寻求，已不复得，一代以为恨。其志今阙。」晔本传载晔在《狱中与诸生侄书》曰：「既造《后汉》，欲遍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虽事不必多，且使见文得尽；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意复不果。」此说与俨传不同，然严传所云乃《范纪》第十卷公主注中引之，今《宋书》却无，殊不可晓。刘昭注《补志》三十卷，至本朝干兴元年，判国子监孙爽始奏以备前史之阙，故淳化五年监中所刊《后汉书》凡九十卷，惟帝后纪十卷，列传八十卷，而无志云。《新唐书·艺文志》：「刘昭补注《后汉书》五十八卷。」不知昭为何代人。所谓志三十卷，当在其中也。
沈约撰写《宋书·谢严传》说：“范晔所撰写的十篇志，全部委托给谢严。搜集撰写将近完成时，遇到范晔败亡，谢严全部用蜡封起来盖在车上。宋文帝命令丹阳尹徐湛之到谢严那里寻找，已经找不到了，一代人以此为遗憾。这些志现在缺失。”范晔本传记载他在《狱中与诸生侄书》中说：“已经撰写了《后汉书》，想全面撰写各志，让《前汉书》所拥有的志全部具备，虽然事情不必多，但要使所见文字得以完备；又想借事在卷内发表议论，以纠正一代的得失，这个想法最终没有实现。”这种说法与谢严传不同，但谢严传所说的内容在《范纪》第十卷公主注中被引用，现在的《宋书》却没有，非常不可理解。刘昭注释《补志》三十卷，到了本朝干兴元年，判国子监孙奭才上奏用它来补足前史的缺失，所以淳化五年国子监所刊刻的《后汉书》共九十卷，只有帝后纪十卷、列传八十卷，而没有志。《新唐书·艺文志》记载：“刘昭补注《后汉书》五十八卷。”不知道刘昭是什么时代的人。所谓的志三十卷，应当就在其中。
缮修犯土
修缮触犯土神
今世俗营建宅舍，或小遭疾厄，皆云犯土。故道家有谢土司章醮之文。按《后汉书·来历传》所载：「安帝时皇太子惊病不安，避幸乳母野王君王圣舍。太子厨监邴吉以为圣舍新缮修，犯土禁，不可久御。」然则古有其说矣。
如今世俗之人建造房屋，或者稍微遭遇疾病灾祸，都说是触犯了土神。因此道家有向土神谢罪的章醮文书。根据《后汉书·来历传》记载：“汉安帝时，皇太子受惊生病不安，移居到乳母野王君王圣的住所。太子厨监邴吉认为王圣的住所刚修缮过，触犯了土禁，不可长久居住。”可见这种说法古已有之。
序及目录
序言和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