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偶人
土木偶人
赵德甫作《金石录》，其跋汉居摄坟坛二刻石云：「其一上谷府卿坟坛，其一祝其卿坟坛。曰坟坛者，古未有土木像，故为坛以祀之。两汉时皆如此。」予案《战国策》所载，苏秦谓盂尝君曰：「有土偶人与桃梗相语。桃梗曰：『子西岸之土也，诞子以为人，雨下水至，则汝残矣』。土偶曰：『子东国之桃梗也，刻削子以为人，雨降水至，流子而去矣。』」所谓土木为偶人，非像而何？汉至寓龙、寓车马，皆谓以木为之，像其真形。谓之两汉未有，则不可也。
赵德甫撰写《金石录》，其中跋文提到汉代居摄年间的两座坟坛刻石说：“一座是上谷府卿坟坛，另一座是祝其卿坟坛。所谓坟坛，是因为古代没有土木制成的偶像，所以筑坛来祭祀。两汉时期都是这样。”我查考《战国策》记载，苏秦对孟尝君说：“有个土偶人和桃木人交谈。桃木人说：‘你是西岸的泥土，被捏成人形，雨水到来时，你就会毁坏。’土偶人说：‘你是东国的桃木，被雕刻成人形，雨水降临时，你就会随水流走。’”这里所说的土木制成的人偶，不是偶像又是什么？汉代甚至还有寓龙、寓车马，都是用木头制作，模拟真实形状。说两汉时期没有土木偶像，是不对的。
饶州风俗
饶州风俗
嘉祐中，吴孝宗子经者，作《余干县学记》，云：「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江南既为天下甲，而饶人喜事，又甲于江南。盖饶之为州，壤土肥而养生之物多，其民家富而户羡，蓄百金者不在富人之列。又当宽平无事之际，而大性好善，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失不学为辱。其美如此。」予观今之饶民，所谓家富户羡，了非昔时，而高甍巨栋连阡互陌者，又皆数十年来寓公所擅，而好善为学，亦不尽如吴记所言。故录其语以寄一叹。
嘉祐年间，吴孝宗字子经，写了《余干县学记》，说：“古代江南不能与中原地区相比，宋朝承受天命后，福建、两浙以及江西、江东等地，人们都穿戴整齐、研读《诗经》《尚书》，风气大盛，人才之兴旺，于是天下第一。江南已是天下第一，而饶州人喜欢做事，又在江南中居首。饶州作为州郡，土地肥沃且物产丰富，百姓家富户足，积蓄百金的人不算富人。又逢太平无事之时，人们天性向善，做父兄的，以子弟不学文为过错；做母亲妻子的，以子女不学习为耻辱。美好如此。”我看现在的饶州百姓，所谓家富户足，已远非昔日可比，而那些高屋大宅连成一片的，又都是几十年来外来寓居者所占有，并且向善好学，也不完全像吴记所说。所以记录他的话以寄托感慨。
禽畜菜茄色不同
禽畜菜茄色不同
禽畜、菜茄之色，所在不同，如江、浙间，猪黑而羊白，至江、广、吉州以西，二者则反是。苏、秀间，鹅皆白，或有一斑褐者，则呼为雁鹅，颇异而畜之。若吾乡，凡鹅皆雁也。小儿至取浙中白者饲养，以为湖沼观美。浙西常茄皆皮紫，其皮白者为水茄。吾乡常茄皮白，而水茄则紫。其异如是。
禽畜、蔬菜茄子的颜色，各地不同，比如江浙一带，猪黑而羊白，到江西、广东、吉州以西，两者则相反。苏州、秀州一带，鹅都是白色，偶尔有带褐色斑点的，就叫雁鹅，觉得奇特而饲养。若在我的家乡，所有鹅都像雁鹅。小孩甚至取浙中的白鹅饲养，用来装点湖沼美景。浙西的普通茄子皮是紫色，皮白的叫水茄。我家乡的普通茄子皮是白色，而水茄却是紫色。差异如此之大。
《本草》伏龙肝，陶隐居云：「此灶中对釜月下黄土也。以灶有神，故呼为伏龙肝。并以透隐为名尔。」雷公云：「凡使勿误用灶下土，其伏龙肝，是十年已来灶额内火气积，自结如赤色石，中黄，其形貌八棱。」予尝见临安医官陈舆大夫，言当以砌灶时，纳猪肝一具于土中，俟其积久，与土为一，然后用之，则稍与名相应。比读《后汉书·阴识传》云：「其先阴子方，腊日晨炊而灶神形见。」注引《杂五行书》曰：「宜市买猪肝泥灶，令妇孝。」然则舆之说亦有所本云。《广济历》亦有此说，又列作灶忌日，云：「伏龙在不可移作。」所谓伏龙者，灶之神也。
《本草》中的伏龙肝，陶隐居说：“这是灶中对准锅底下的黄土。因为灶有神，所以称为伏龙肝。并且是借隐秘之名罢了。”雷公说：“使用时不要误用灶下土，伏龙肝是十年以上灶额内火气积聚，自然凝结成赤色石头，中间黄色，形状有八棱。”我曾见临安医官陈舆大夫，说应当在砌灶时，放一副猪肝在土中，等时间久了，与土融为一体，然后使用，就稍微与名称相符。近来读《后汉书·阴识传》说：“他的祖先阴子方，腊日早晨做饭时灶神显形。”注释引用《杂五行书》说：“应到市场买猪肝泥灶，使媳妇孝顺。”那么陈舆的说法也有依据。《广济历》也有此说，又列出作灶的忌日，说：“伏龙在时不可移动。”所谓伏龙，就是灶神。
勇怯无常
勇怯无常
「民无常勇，亦无常怯，有气则实，实则勇，无气则虚，虚则怯，怯勇虚实，其由甚微，不可不知。勇则战，怯则北，战而胜者，战其勇者也，战而北者，战其怯者也。怯勇无常，倏忽往来，而莫知其方，惟圣人独见其所由然。」此《吕氏春秋·决胜》篇之语，予爱而书之。
“百姓没有永恒的勇敢，也没有永恒的怯懦，有气就充实，充实就勇敢，无气就空虚，空虚就怯懦，怯懦与勇敢、空虚与充实，其原因非常微妙，不可不知。勇敢就战斗，怯懦就败逃，战斗而胜利的，是凭其勇敢战斗；战斗而败逃的，是凭其怯懦战斗。怯懦与勇敢无常，迅速往来，而无人知道其规律，只有圣人能独自看出其缘由。”这是《吕氏春秋·决胜》篇的话，我喜爱并记录下来。
赵德甫金石录
赵德甫金石录
东武赵明诚德甫，清宪丞相中子也。著《金石录》三十篇，上自三代，下讫五季，鼎、钟、甗、鬲、槃、匜、尊、爵之款识，丰碑大蝎显人晦士之事迹，见于石刻者，皆是正伪谬，去取褒贬，凡为卷二千。其妻易安李居士，平生与之同志，赵没后，湣悼旧物之不存，乃作后序，极道遭罹变故本末。今龙舒郡库刻其书，而此序不见取，比获见元稿于王顺怕，因为撮述大概云：
东武人赵明诚字德甫，是清宪丞相的次子。著有《金石录》三十篇，上自三代，下至五代，鼎、钟、甗、鬲、槃、匜、尊、爵等器物的铭文，以及丰碑大碣上显赫人物和隐士的事迹，见于石刻的，都加以订正伪误，取舍褒贬，共二十卷。他的妻子易安李居士，平生与他志同道合，赵明诚去世后，她哀悼旧物不存，于是写了后序，详尽叙述遭遇变故的始末。如今龙舒郡库刻印了他的书，但此序未被收录，近来在王顺伯处见到原稿，因此撮述大概如下：
予以建中辛已归赵氏，时丞相作吏部侍郎，家素贫俭，德甫在太学，每朔望谒告出，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后二年，从宦，便有穷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传写未见书，买名人书画、古奇器。有持徐熙《牡丹图》求钱二十万，留信宿，计无所得，卷还之，夫妇相向惋怅者数日。
我在建中辛巳年嫁到赵家，当时丞相任吏部侍郎，家境一向贫寒节俭，德甫在太学读书，每月初一、十五请假出来，典当衣服换五百钱，步行到相国寺，买碑文和水果回来，相对观赏品味。两年后，他出仕做官，便有了穷尽天下古文奇字的志向，抄写未见过的书籍，购买名人书画和古代奇器。有人拿着徐熙的《牡丹图》要价二十万钱，留了两夜，算来无法筹到钱，卷起归还，夫妇俩相对惋惜了好几天。
及连守两郡，竭俸入以事铅椠，每获一书，即日勘校装缉，得名画彜器，亦摩玩舒卷，摘指疵病，尽一烛为率。故纸劄精致，字画全整，冠于诸家。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则举杯大笑，或至茶覆怀中，不得饮而起。凡书史百家字不刓缺、本不误者，辄市之，储作副本。
等到他接连担任两郡太守，竭尽俸禄从事校勘著述，每得到一本书，当天就校对装订；得到名画和彝器，也摩挲展玩，指出瑕疵，以一支蜡烛燃尽为度。所以纸张精致，字画完整，超过各家。每次饭后，坐在归来堂，烹茶，指着堆积的书籍史册，说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猜中与否决定胜负，作为饮茶先后的依据，猜中则举杯大笑，有时甚至茶泼到怀中，无法饮茶而起身。凡是书籍史册中字不残缺、版本无误的，就买下来，储存作为副本。
靖康丙午，德甫守淄川，闻虏犯京师，盈箱溢箧，恋恋怅怅，知其必不为己物。建炎丁未，奔太夫人丧南来，既长物不能尽载，乃先去书之印本重大者，画之多幅者，器之无款识者，已又去书之监本者，画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所载尚十五车，连舶渡淮、江。其青州故第所锁十间屋，期以明年具舟载之，又化为煨烬。
靖康丙午年，德甫任淄川太守，听说金兵进犯京城，满箱满柜的收藏，恋恋不舍，怅然若失，知道这些必定不再属于自己。建炎丁未年，他奔太夫人丧事南下，既然多余物品不能全部装载，于是先去掉书籍中印本重大者、画作中多幅者、器物中无款识者，然后又去掉书籍中监本者、画作中平常者、器物中重大者，所载还有十五车，连船渡过淮河、长江。他在青州旧宅所锁的十间屋子，原计划第二年用船运载，又化为灰烬。
己酉岁六月，德甫驻家池阳，独赴行都，自岸上望舟中告别。予意甚恶，呼曰：『如传闻城中缓急，奈何？』遥应曰：『从众，必不得已，先弃辎重，次衣衾，次书册，次卷轴，次古器。独宗器者可自负抱，与身俱存亡，勿忘之！』径驰马去。秋八月，德甫以病不起。时六宫往江西，予遣二吏，部所存书二万卷，金石刻二千本，先往洪州，至冬，虏陷洪，遂尽委弃。所谓连舻渡江者，又散为云烟矣！独余轻小卷轴，写本李杜韩柳集、《世说》、《盐铁论》、石刻数十副轴，鼎鼐十数，及南唐书数箧，偶在卧内，岿然独存。上江既不可往，乃之台、温，之衢，之越，之杭，寄物于嵊[1]县。庚戌春，官军收叛卒，悉取去，入故李将军家。岿然者十失五六，犹有五七麓，挈家寓越城，一夕为盗穴壁，负五簏去，尽为吴说运使贱价得之。仅存不成部帙残书策数种。
己酉年六月，德甫在池阳安家，独自前往行都，在岸上向船中告别。我心情很不好，喊道：‘如果传闻城中紧急，怎么办？’他远远回应：‘随大流，万不得已，先丢弃辎重，再丢衣被，再丢书册，再丢卷轴，再丢古器。只有宗庙祭器可以自己背着抱着，与自身共存亡，别忘了！’然后骑马径直离去。秋八月，德甫因病去世。当时六宫前往江西，我派了两个官吏，带领所存书籍二万卷，金石刻二千本，先往洪州，到冬天，金兵攻陷洪州，于是全部丢弃。所谓连船渡江的，又散为云烟了！只剩下轻小卷轴，手抄本李杜韩柳集、《世说新语》、《盐铁论》、石刻数十副轴，鼎鼐十多个，以及南唐书几箱，偶然在卧室中，岿然独存。上游已不能去，于是到台州、温州，到衢州，到越州，到杭州，把物品寄存在嵊县。庚戌年春天，官军收捕叛卒，全部取走，进入原李将军家。岿然独存的十失五六，还有五七箱，带着家眷寓居越城，一夜之间被盗贼挖墙洞，背走五箱，全部被吴说运使低价买去。仅存不成部帙的残书几种。
忽阅此书，如见故人，因忆德甫在东莱静治堂，装褾初就，芸签缥带，束十卷作一帐，日校二卷，跋一卷，此二千卷，有题跋者五百二卷耳。今手泽如新，墓木已拱！乃知『有有必有无，有聚必有散』，亦理之常，又胡足道？所以区区记其终始者，亦欲为后世好古博雅者之戒云。
忽然翻阅这本书，如同见到老朋友，于是想起德甫（赵明诚）在东莱静治堂时，装裱刚刚完成，用芸草书签和淡青色带子，将十卷捆成一帐，每天校勘两卷，题跋一卷，这二千卷中，有题跋的只有五百零二卷罢了。如今他的手迹还像新的一样，而墓上的树木已经长到两手合抱那么粗了！于是明白“有有必定有无，有聚必定有散”，也是常理，又哪里值得多说呢？我之所以琐碎地记录这些始末，也是想为后世喜好古物、博学高雅的人提供一个警戒罢了。
时绍兴四年也，易安年五十二矣，自叙如此。
当时是绍兴四年（1134年），易安（李清照）五十二岁了，她自己这样叙述。
予读其文而悲之，为识于是书。
我读她的文章而感到悲伤，因此在这本书上作了记录。
韩文公荐士
韩文公推荐士人
唐世科举之柄，颛付之主司，仍不糊名。又有交朋之厚者为之助，谓之通榜，故其取人也畏于讥议，多公而审。亦有胁于权势，或挠于亲故，或累于子弟，皆常情所不能免者。若贤者临之则不然，未引试之前，其去取高下，固已定于胸中矣。
唐代科举的权力，专门交给主考官，而且不糊名。还有关系深厚的朋友帮忙，称为“通榜”，所以录取人才时害怕被讥讽议论，大多公正而审慎。但也有被权势胁迫，或被亲友干扰，或被子弟牵累的情况，这些都是常情所不能避免的。如果贤明的人主持考试就不这样，在考试之前，录取与否、名次高低，早已在心中决定了。
韩文公《与祠部陆员外书》云：「执事与司贡士者相知识，彼之所望于执事者，至而无间，彼之职在乎得人，执事之职在乎进贤，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谓两得矣。愈之知者，有侯喜、侯云长、刘述古、韦群玉，〈《摭言》作纾。〉此四子者，可以当首荐而极论，期于成而后止可也。沈杞、张㢬、〈《科记》又作弘。〉尉迟汾、李绅、张后余、李翊，皆出群之才，与之足以收人望，而得才实，主司广求焉，则以告之可也。往者陆相公司贡士，愈时幸在得中，所与及第者，皆赫然有声。原其所以，亦由梁补阙肃、王郎中础佐之。梁举八人无有失者，其余则王皆与谋焉。陆相于王与梁如此不疑也，至今以为美谈。」此书在集中不注岁月。案《摭言》云：「贞元十八年，权德舆主文，陆傪员外通牓，韩文公荐十人于傪，权公凡三牓，共放六人，余不出五年内皆捷。」以《登科记》考之，贞元十八年，德舆以中书舍人知举，放进士二十三人，尉迟汾、侯云长、韦纾、沈杞、李翊登第。十九年，以礼部侍郎放二十人，侯喜登第。永贞元年，放二十九人，刘述古登第。通三牓，共七十二人，而韩所荐者预其七。元和元年，崔邠下放李绅，二年，又放张后余、张弘。皆与《摭言》合。
韩文公《与祠部陆员外书》说：“您与主管贡举的人相互了解，他们对您的期望，周到而没有隔阂，他们的职责在于得到人才，您的职责在于推荐贤士，如果得到合适的人而授予官职，这就是所谓的双赢了。我所了解的人，有侯喜、侯云长、刘述古、韦群玉（《摭言》作韦纾），这四个人，可以首先推荐并极力论述，期望他们成功而后停止。沈杞、张㢬（《科记》又作张弘）、尉迟汾、李绅、张后余、李翊，都是出类拔萃的人才，推荐他们足以收揽人心，并获得真正的人才，主考官广泛寻求的话，就把他们告诉主考官就可以了。过去陆相公主持贡举，我侥幸在录取之列，当时所录取的人，都名声显赫。推究其原因，也是由于梁补阙肃、王郎中础的辅佐。梁举荐了八个人，没有失误的，其余的人王都参与了谋划。陆相对王和梁如此信任，至今传为美谈。”这封信在文集中没有注明时间。根据《摭言》说：“贞元十八年，权德舆主持考试，陆傪员外郎通榜，韩文公向陆傪推荐了十个人，权公总共三次放榜，共录取了六人，其余的人不出五年都考中了。”用《登科记》考证，贞元十八年，权德舆以中书舍人身份知贡举，录取进士二十三人，尉迟汾、侯云长、韦纾、沈杞、李翊登第。十九年，以礼部侍郎身份录取二十人，侯喜登第。永贞元年，录取二十九人，刘述古登第。三次放榜共七十二人，而韩愈所推荐的人有七个在其中。元和元年，崔邠主持下录取李绅，元和二年，又录取张后余、张弘。这些都与《摭言》相符。
陆傪在贞元间，时名最著，韩公敬重之。其《行难》一篇为傪作也，曰：「陆先生之贤闻于天下，是是而非非。自越州召拜祠部，京师之人日造焉。先生曰：『今之用人也不详，位于朝者，吾取某与某而已，在下者多于朝，凡吾与者若干人。』」又送其刺歙州序曰：「君出刺歙州，朝廷耆旧之贤，都邑游居之良，齐咨涕洟，咸以为不当去。」则傪之以人物为己任久矣。其刺歙以十八年二月，权公放牓时，既以去国，而用其言不替，其不负公议而采人望，盖与陆宣公同。
陆傪在贞元年间，当时名声最显著，韩公敬重他。韩愈的《行难》一篇是为陆傪写的，说：“陆先生的贤能闻名天下，肯定正确的，否定错误的。从越州被召入朝任祠部员外郎，京城的人每天都去拜访他。先生说：‘现在用人不审慎，在朝为官的，我认可的只有某人和某人而已，在下面的人比在朝的多，凡是我认可的有若干人。’”又送他出任歙州刺史的序中说：“您出京任歙州刺史，朝廷年高德劭的贤士，都城游历居住的良善之人，都叹息流泪，认为您不应该离开。”可见陆傪把品评人物作为自己的责任已经很久了。他出任歙州刺史在贞元十八年二月，权公放榜时，他已经离开京城，但权公仍然采纳他的意见而不改变，他不辜负公众舆论而采纳众望所归的人才，大概与陆宣公相同。
韩公与书时，方为四门博士，居百寮底，殊不以其荐为犯分。故公作《权公碑》云：「典贡士，荐士于公者，其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用；即不可信，虽大官势人交言，一不以缀意。」又云：「前后考第进士，及庭所策试士，踊相蹑为宰相达官，其余布处台阁外府，凡百余人。」梁肃及傪，皆为后进领袖，一时龙门，惜其位不通显也，岂非汲引善士为当国者所忌乎？韩公又有《答刘正夫书》云：「举进士者，于先进之门，何所不往？先进之于后辈，茍见其至，宁可以不答其意邪？来者则接之，举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独有接后进名。」以是观之，韩之留意人士可见也。
韩公写这封信时，正担任四门博士，位居百官最底层，但他完全不认为推荐人才是越分的行为。所以韩公作《权公碑》说：“主持贡举时，向您推荐士人的人，如果他的话可信，即使那人是个平民也不拒绝；如果不可信，即使是大官权贵一起说情，也一点不在意。”又说：“前后考选进士，以及朝廷策试的士人，相继成为宰相高官，其余分布在台阁和外府，共有一百多人。”梁肃和陆傪，都是后辈的领袖，一时成为龙门，可惜他们的官位没有达到显赫，难道不是因为他们引荐贤士而被当权者忌惮吗？韩公又有《答刘正夫书》说：“考进士的人，对于前辈的门庭，有什么地方不能去呢？前辈对于后辈，如果见到他们来了，怎么能不回应他们的心意呢？来的人就接待，全城的士大夫，没有不这样的，而我不幸偏偏有接待后进的名声。”由此看来，韩愈对人才的留意可见一斑。
王勃文章
王勃的文章
王勃等四子之文，皆精切有本原。其用骈俪作记序碑碣，盖一时体格如此，而后来颇议之。杜诗云：「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正谓此耳。身名俱灭，以责轻薄子。江河万古流，指四子也。韩公《滕王阁记》云：「江南多游观之美，而膝王阁独为第一。及得三王所为序、赋、记等，壮其文辞。」注谓：「王勃作游阁序。」又云：「中丞命为记，窃喜载名其上，词列三王之次，有荣耀焉。」则韩之所以推勃，亦为不浅矣。勃之文今存者二十七卷云。
王勃等四人的文章，都精当切要而有本源。他们用骈俪文体写作记、序、碑、碣，大概是当时的文体风格如此，而后来的人颇多议论。杜甫的诗说：“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正是说这个罢了。“身名俱灭”，是责备那些轻薄的人；“江河万古流”，是指王勃等四人。韩公的《滕王阁记》说：“江南有很多游览观赏的美景，而滕王阁独自堪称第一。等到看到三王所作的序、赋、记等，觉得他们的文辞很壮丽。”注释说：“王勃作《游阁序》。”又说：“中丞命我作记，我私下高兴能把自己的名字记载在上面，文辞列在三王之后，感到荣耀。”那么韩愈推崇王勃，也是不浅的了。王勃的文章现存的有二十七卷。
吕览引诗书
《吕氏春秋》引用《诗经》《尚书》
《吕氏春秋·有始览·谕大》篇，引《夏书》曰：「天子之德，广运乃神，乃武乃文。」又引《商书》曰：「五世之庙，可以观怪；万夫之长，可以生谋。」高诱注皆曰：「《逸书》也。庙者，鬼神之所在，五世久远，·故于其所观魅物之怪异也。」予谓吕不韦作书时，秦未有《诗》、《书》之禁，何因所引讹谬如此？高诱注文怪异之说，一何不典之甚邪？又《孝行览》，亦引《商书》曰：「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今安得有此文，亦与《孝经》不合。又引《周书》曰：「若临深渊，若履薄冰。」注云：「《周书》，周文公所作。」尤妄也。又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为舜自作诗，「子惠思我，寨裳涉洧，子不我思，岂无他士？」为子产答叔向之诗。不知是时《国风》、《雅》、《颂》何所定也。宁戚《饭牛歌》，高诱全引《硕鼠》三章，又为可笑。
《吕氏春秋·有始览·谕大》篇，引用《夏书》说：“天子的德行，广大深远而神明，既勇武又文雅。”又引用《商书》说：“五代的宗庙，可以看到怪异；万人的首领，可以产生谋略。”高诱的注释都说：“这是《逸书》。宗庙，是鬼神所在的地方，五代久远，所以在那里可以看到鬼怪奇异的事物。”我认为吕不韦写书时，秦国还没有《诗经》《尚书》的禁令，为什么所引用的文字如此错误？高诱注释中关于怪异的说法，多么不雅正啊！又《孝行览》也引用《商书》说：“刑罚有三百种，罪过没有比不孝更重的。”现在哪里有这样的文字，也与《孝经》不合。又引用《周书》说：“如同面临深渊，如同踩在薄冰上。”注释说：“《周书》，是周文公所作。”尤其荒谬。又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当作舜自己作的诗，把“子惠思我，寨裳涉洧，子不我思，岂无他士？”当作子产回答叔向的诗。不知道当时《国风》《雅》《颂》是如何确定的。宁戚的《饭牛歌》，高诱全部引用《硕鼠》三章，又很可笑。
蓝田丞壁记
蓝田县丞厅壁记
韩退之作《蓝田县丞厅壁记》，柳子厚作《武功县丞厅壁记》，二县皆京兆属城，在唐为畿甸，事体正同，而韩文雄拔超峻，光前绝后，以柳视之，殆犹赋砆之与美玉也。莆田方崧卿得蜀本，数处与今文小异，其「破崖岸而为文」一句，继以「丞厅故有记」，蜀本无而字。考其语脉，乃「破崖岸为文丞」是句绝。文丞者，犹言文具备员而已，语尤奇崛，若以丞字属下句，则既是丞厅记矣，而又云「丞厅故有记」，虽初学为文者不肯尔也。此篇之外，不复容后人出手。侄孙倬，顷丞宣城，后生颇有意斯道，自作《题名记》示予。予晓之曰：「他文尚可随力工拙下笔，至如此记，岂宜犯不韪哉！」倬时已勒石，深悔之。近日亦见有为之者，吾家孙侄多京官调选，再转必为丞，虑其复有效尤者，故书以戒之。
韩愈写了《蓝田县丞厅壁记》，柳宗元写了《武功县丞厅壁记》。这两个县都是京兆府下属的城邑，在唐代属于京畿地区，情况完全相同。但韩愈的文章雄健挺拔、超凡卓越，空前绝后；拿柳宗元的文章来比，简直就像普通的石头与美玉相比。莆田人方崧卿得到蜀刻本，有几处与现在的版本小有差异。其中“破崖岸而为文”一句，后面接着“丞厅故有记”，蜀刻本没有“而”字。考察其语脉，应该是“破崖岸为文丞”为一句的结束。“文丞”的意思，就是说只是文书方面的备员而已，用语尤其奇特。如果把“丞”字属下句，那么既然已经是“丞厅记”了，却又说“丞厅故有记”，即使是初学写文章的人也不会这样写。这篇记之外，再不容后人出手。我的侄孙钱倬，不久前担任宣城县丞，这个年轻人很有些志于文章之道，自己写了《题名记》给我看。我开导他说：“其他文章还可以根据能力高低下笔，至于这样的记文，怎么能犯忌讳呢！”钱倬当时已经刻石，非常后悔。近日也见到有人这样做。我家孙侄大多在京官中调选，再转任必定会做县丞，我担心他们又有人效仿，所以写下这些来告诫他们。
钱武肃三改元
钱武肃三次改元
欧阳公《五代史》叙《列国年谱》云：「闻于故老，谓吴越亦尝称帝改元，而求其事迹不可得，颇疑吴越后自讳之。及旁采诸国书，与吴越往来者多矣，皆无称帝之事。独得其封落星石为宝石山制书，称宝正六年辛卯耳。」王顺伯收碑，有《临安府石屋崇化寺尊胜幢》云：「时天宝四年岁次辛未四月某日，元帅府府库使王某。」又《明庆寺白伞盖陀罗尼幢》云：「吴越国女弟子吴氏十五娘建。」其发愿文序曰：「十五娘生忝霸朝，贵彰国懿。天宝五年太岁壬申月日题。」顺伯考其岁年，知非唐天宝，而辛未乃梁开平五年，其五月改干化，壬申乃二年。梁以丁卯篡唐，武肃是岁犹用唐天祐，次年自建元也。《钱唐湖广润龙王庙碑》云：「钱镠[2]贞明二年丙子正月建。」《新功臣禅院碑》、《封睦州墙下神庙敕》，皆贞明中。登圣寺磨崖：「梁龙德元年，岁次辛已，钱镠建。」又有龙德三年《上宫诗》，是岁梁亡。《九里松观音尊胜幢》：「宝大二年岁次乙酉建。」《衢州司马墓志》云：「宝大二年八月殁。」顺伯案，乙酉乃唐庄宗同光三年，其元年当在甲申。盖自壬申以后用梁纪元，至后唐革命，复自立正朔也。又《水月寺幢》云：「宝正元年丙戌十月，具位钱镠建。」是年为明宗天成。《招贤寺幢》云：「丁亥宝正二年。」又小昭庆金牛、码碯等九幢，皆二年至五年所刻。贡院前桥柱，刻「宝正六年岁在辛卯造」。然则宝大止二年，而改宝正。宝正尽六年，次年壬辰，有《天竺日观庵经幢》，复称长兴三年八月，用唐正朔，其年三月，武肃薨。方寝疾，语其子元瓘曰：「子孙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于是以遗命去国仪，用藩镇法，然则有天宝、宝大、宝正三名，欧阳公但知其一耳。《通鉴》亦然。自是历晋、汉、周及本朝，不复建元。今犹有清泰、天福、开运、会同〈系契丹年〉、干祐、广顺、显德石刻，存者三四十种，固未尝称帝也。
欧阳修在《五代史》的《列国年谱》序中说：“听老人们说，吴越也曾称帝改元，但寻求其事迹却找不到，很怀疑是吴越后来自己避讳了。等到广泛搜集各国史书，与吴越有交往的很多，都没有称帝的事。只得到他们封落星石为宝石山的制书，称‘宝正六年辛卯’罢了。”王顺伯收集碑刻，有《临安府石屋崇化寺尊胜幢》说：“时天宝四年岁次辛未四月某日，元帅府府库使王某。”又有《明庆寺白伞盖陀罗尼幢》说：“吴越国女弟子吴氏十五娘建。”其发愿文序说：“十五娘生忝霸朝，贵彰国懿。天宝五年太岁壬申月日题。”王顺伯考证其年份，知道不是唐代的天宝，而辛未年是梁开平五年，这年五月改元乾化，壬申年是乾化二年。梁在丁卯年篡唐，钱武肃这一年还用唐天祐年号，第二年才自己建元。《钱唐湖广润龙王庙碑》说：“钱镠贞明二年丙子正月建。”《新功臣禅院碑》、《封睦州墙下神庙敕》，都是贞明年间的。登圣寺摩崖石刻：“梁龙德元年，岁次辛巳，钱镠建。”又有龙德三年《上宫诗》，这一年梁灭亡。《九里松观音尊胜幢》：“宝大二年岁次乙酉建。”《衢州司马墓志》说：“宝大二年八月去世。”王顺伯案，乙酉年是唐庄宗同光三年，其元年应在甲申年。大概从壬申年以后用梁的纪元，到后唐改朝换代，又自立年号。又有《水月寺幢》说：“宝正元年丙戌十月，具位钱镠建。”这一年是明宗天成元年。《招贤寺幢》说：“丁亥宝正二年。”还有小昭庆的金牛、码碯等九幢，都是二年到五年所刻。贡院前的桥柱，刻着“宝正六年岁在辛卯造”。那么宝大只有二年，就改元宝正。宝正共六年，次年壬辰年，有《天竺日观庵经幢》，又称长兴三年八月，用唐的年号，这年三月，钱武肃去世。他卧病时，对儿子钱元瓘说：“子孙要好好侍奉中原王朝，不要因为改朝换代就废弃事奉大国的礼节。”于是以遗命去掉国仪，采用藩镇的礼法。这样看来，有天宝、宝大、宝正三个年号，欧阳公只知道其中一个罢了。《资治通鉴》也是如此。从此经历后晋、后汉、后周及本朝，不再建元。如今还有清泰、天福、开运、会同（契丹年号）、乾祐、广顺、显德的石刻，保存的有三四十种，本来就没有称帝。
黄庭换鹅
黄庭换鹅
李太白诗云：「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盖用王逸少事也。前贤或议之曰：「逸少写《道德经》，道士举鹅群以赠之。」元非《黄庭》，以为太白之误。予谓太白眼高四海，冲口成章，必不规规然，旋检阅《晋史》，看逸少传，然后落笔，正使误以《道德》为《黄庭》，于理正自无害，议之过矣。东坡雪堂既毁，绍兴初，黄州一道士自捐钱粟再营建，士人何颉斯举作上梁文，其一联云：「前身化鹤，曾陪赤壁之游；故事换鹅，无复《黄庭》之字。」乃用太白诗为出处，可谓奇语。案张彦远《法书要录》，载褚遂良右军书目，正书有《黄庭经》云。注：六十行，与山阴道士真迹故在。又武平一《徐氏法书记》云，「武后曝太宗时法书六十余函，有《黄庭》。」又徐季海《古迹记》「玄宗时，大王正书三卷，以《黄庭》为第一。」皆不云有《道德经》，则知乃《晋传》误也。
李白的诗说：“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这是用了王羲之的典故。前代贤人有人议论说：“王羲之写的是《道德经》，道士把一群鹅送给他。”原本不是《黄庭经》，认为李白搞错了。我认为李白眼界高远，出口成章，一定不会拘泥于细节，临时去查阅《晋史》、看王羲之的传记然后才下笔。即使真的把《道德经》误作《黄庭经》，在道理上本来也无害，这种议论太过分了。东坡的雪堂被毁后，绍兴初年，黄州一个道士自己捐钱粮重新营建，士人何颉（字斯举）作上梁文，其中一联说：“前身化鹤，曾陪赤壁之游；故事换鹅，无复《黄庭》之字。”这是用李白的诗作为出处，可称奇句。查张彦远《法书要录》，记载褚遂良的王羲之书目，正书有《黄庭经》。注说：六十行，与山阴道士的真迹还在。又有武平一《徐氏法书记》说：“武则天晒太宗时的法书六十多函，有《黄庭》。”又有徐季海《古迹记》：“玄宗时，王羲之正书三卷，以《黄庭》为第一。”都没有提到有《道德经》，由此可知是《晋书·王羲之传》搞错了。
《左传》：「宋公享晋侯于楚丘，请以《桑林》。」注，《桑林》者，殷天子之乐名。「舞师题以《旌夏》。晋侯惧而退，及著雍疾，卜《桑林》见。荀偃、士匄欲奔请祷焉，荀䓨[3]不可。」予案《吕氏春秋》云：「武王胜殷，立成汤之后于宋，以奉桑林。」高诱注曰：「桑山之林，汤所祷也。故使奉之。」《淮南子》云：「汤旱，以身祷于桑山之林。」许叔重注曰：「桑山之林，能兴云致雨，故祷之。」「桑林」二说不同。杜预注《左传》不曾引用，岂非是时未见其书乎？
《左传》记载：“宋公在楚丘设享礼招待晋侯，请求用《桑林》之乐。”注说，《桑林》是殷朝天子的乐名。“舞师举着《旌夏》的旗帜。晋侯害怕而退入内室，到了著雍生病，占卜，在卜兆中见到桑林之神。荀偃、士匄想要跑回去请求祈祷，荀䓨不同意。”我查考《吕氏春秋》说：“武王战胜殷商，立成汤的后代在宋国，以供奉桑林。”高诱注说：“桑山之林，是成汤祈祷的地方。所以让他们供奉它。”《淮南子》说：“商汤时大旱，汤用自身在桑山之林祈祷。”许叔重注说：“桑山之林，能兴云致雨，所以祈祷它。”关于“桑林”的两种说法不同。杜预注《左传》没有引用，难道是他当时没有见到这些书吗？
冯夷姓字
冯夷的姓氏和名字
张衡《思玄赋》：「号冯夷俾清津兮，棹龙舟以济予。」李善注《文选》引《青令传》曰：「河伯姓冯氏，名夷，浴于河中而溺死，是为河伯。」《太公金匮》曰：「河伯姓冯名修。」《裴氏新语》谓为冯夷。《庄子》曰：「冯夷得之以游大川。」《淮南子》曰：「冯夷服夷石而水仙。」《后汉·张衡传》注，引《圣贤冢墓记》曰：「冯夷者，弘农华阴潼乡堤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为河伯。」又《龙鱼河图》曰：「河伯姓吕名公子，夫人姓冯名夷。」唐碑有《河侯新祠颂》，秦宗撰，文曰：「河伯姓冯名夷，字公子。」数说不同，然皆不经之传也。盖本于屈原《远游》篇，所谓「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前此未有用者。《淮南子·原道训》又曰：「冯夷、大丙之御也，乘云车，入云蜺。」许叔重云：「皆古之得道能御阴阳者。」此自别一冯夷也。
张衡《思玄赋》说：“呼唤冯夷让他清理渡口啊，划着龙舟来渡我。”李善注《文选》引用《青令传》说：“河伯姓冯，名夷，在河中洗澡时淹死，这就是河伯。”《太公金匮》说：“河伯姓冯名修。”《裴氏新语》称他为冯夷。《庄子》说：“冯夷得到它而游于大川。”《淮南子》说：“冯夷服食夷石而成为水仙。”《后汉书·张衡传》的注释，引用《圣贤冢墓记》说：“冯夷，是弘农华阴潼乡堤首里人，服食八石，成为水仙，做了河伯。”又有《龙鱼河图》说：“河伯姓吕名公子，夫人姓冯名夷。”唐代碑刻有《河侯新祠颂》，秦宗撰写，文说：“河伯姓冯名夷，字公子。”几种说法不同，但都是不经之谈。这大概源于屈原《远游》篇，所谓“让湘灵鼓瑟啊，令海若与冯夷起舞。”在此之前没有用过的。《淮南子·原道训》又说：“冯夷、大丙驾车，乘着云车，进入云霓。”许叔重说：“都是古代得道能驾驭阴阳的人。”这是另一个冯夷。
↑ 嵊，音「盛（shèng）」。
↑ “嵊”字，读音为“盛（shèng）”。
↑ 镠，音「刘（liú）」。
↑ “镠”字，读音为“刘（liú）”。
↑ 䓨，音「英（yīng）」。
↑ “䓨”字，读音为“英（yī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