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地理志》：「襄州，土贡漆器库路真二品十乘花文五乘。」库路真者，漆器名也，然其义不可晓。《元丰九域志》云「贡漆器二十事」是已。《于𬱖〈（dí）〉传》，𬱖为襄阳节度，襄有髹器，天下以为法。至𬱖骄蹇，故方帅不法者，称为「襄样节度」。《旧唐书·职官志》，武德七年，改秦土、齐王卞领三卫及库真、驱咥真，并为统军。疑是周隋间西边方言也。记白乐天集曾有一说，而未之见。
《新唐书·地理志》记载：“襄州，土产贡品有漆器库路真二品十乘花文五乘。”库路真是漆器的名称，但它的含义无法理解。《元丰九域志》说“贡漆器二十事”就是这样。《于𬱖传》记载，于𬱖任襄阳节度使，襄阳出产的漆器，天下都效法。到于𬱖骄横跋扈时，所以地方长官中不守法的人，被称为“襄样节度”。《旧唐书·职官志》记载，武德七年，改秦土、齐王卞统领三卫及库真、驱咥真，都合并为统军。我怀疑这是周朝、隋朝之间西部边境的方言。我记得白居易的文集中曾有一种说法，但没有见到。
得意失意诗
得意失意诗
旧传有诗四句夸世人得意者云：「久旱逢甘雨，他乡见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挂名时。」好事者续以失意四句曰：「寡妇携儿泣，将军被敌擒。失恩宫女面，下第举人心。」此二诗，可喜可悲之状极矣。
旧时流传有四句诗夸耀世人得意的情况说：“久旱逢甘雨，他乡见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挂名时。”好事的人又续写了失意的四句说：“寡妇携儿泣，将军被敌擒。失恩宫女面，下第举人心。”这两首诗，把可喜可悲的情状描绘到了极致。
狄监卢尹
狄监卢尹
文潞公留守西京，年七十七，为耆英会，凡十有二人。时富韩公年七十九，最长，至于太中大夫张问，年七十，唯司马公方六十四岁，用狄监、卢尹故事，亦预于会。或问狄、卢之说，乃见唐白乐天集，今所谓九老图者。怀州司马胡杲年八十九，卫尉卿吉皎年八十六，龙武长史郑据八十四，慈州刺史刘嘉、侍御史卢贞皆八十二，其年皆在元丰诸公之上。永州刺史张浑、刑部尚书白居易皆七十四。时会昌五年。白公序云：「六贤皆多年寿，予亦次焉。秘书监狄兼暮，河南尹卢贞，以年未七十，虽与会而不及列。」故温公纪韩公至张昌言，而自不书。今士大夫皆熟知此事，姑志狄、卢二贤，以示儿辈。但唐两卢贞，而又同会，疑文字或误云。
文潞公（文彦博）留守西京时，年龄七十七岁，举办了耆英会，共十二人。当时富韩公（富弼）七十九岁，年龄最大，至于太中大夫张问，七十岁，只有司马光才六十四岁，依照狄监、卢尹的旧例，也参与了聚会。有人问狄、卢的说法，见于唐代白居易的文集，就是现在所说的九老图。怀州司马胡杲八十九岁，卫尉卿吉皎八十六岁，龙武长史郑据八十四岁，慈州刺史刘嘉、侍御史卢贞都是八十二岁，他们的年龄都在元丰年间诸位公卿之上。永州刺史张浑、刑部尚书白居易都是七十四岁。当时是会昌五年。白居易的序文说：“六位贤人都年高长寿，我也排在后面。秘书监狄兼暮，河南尹卢贞，因为年龄未到七十，虽然参加了聚会但不列入名单。”所以司马光记载从韩公到张昌言，而自己不写进去。现在士大夫都熟知这件事，姑且记下狄、卢两位贤人，给儿辈看。只是唐代有两个卢贞，而又同在一个聚会中，怀疑文字可能有误。
项韩兵书
项韩兵书
汉成帝时，任宏论次兵书为四种，其《权谋》中有《韩信》三篇，《形势》中有《项王》一篇，前后《艺文志》载之，且云：「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诸吕用事而盗取之。」项、韩虽不得其死，而遗书可传于后者，汉世不废，今不复可见矣。
汉成帝时，任宏论定编排兵书为四种，其中《权谋》类中有《韩信》三篇，《形势》类中有《项王》一篇，前后《艺文志》都记载了，并且说：“汉朝兴起，张良、韩信编排兵法，共一百八十二家，删取其中重要的，确定为三十五家。吕氏家族掌权时被偷走了。”项羽、韩信虽然不得善终，但他们遗留的兵书可以传给后世的，在汉朝没有被废弃，现在却再也见不到了。
承天塔记
承天塔记
黄鲁直初谪戎、涪，既得归，而湖北转运判官陈举，以时相赵清宪与之有小怨，讦其所作《荆南承天塔记》，以为幸灾，遂除名羁管宜州，竟卒于彼。今《豫章集》不载其文，盖谓因之兆祸，故不忍著录。其曾孙㽦续编别集，始得见之。大略云：「余得罪窜黔中，道出江陵，寓承天禅院，住持僧智珠方彻旧浮图于地，而属曰：『余成功之后，愿乞文记之。』后六年，蒙恩东归，则七级岿然已立，于是作记。」其后云：「儒者尝论一佛寺之费，盖中民万家之产，实生民谷帛之蠹，虽余亦谓之然。然自省事以来，观天下财力屈竭之端，国家无大军旅勤民丁赋之政，则蝗旱水溢或疾疫连数十州，此盖生人之共业，盈虚有数，非人力所能胜者邪！」其语不过如是，初无幸灾风刺之意，乃至于远斥以死，冤哉！
黄鲁直（黄庭坚）最初被贬谪到戎州、涪州，后来得以回归，而湖北转运判官陈举，因为当时的宰相赵清宪与他有小的怨恨，就揭发他所作的《荆南承天塔记》，认为是幸灾乐祸，于是黄庭坚被除名并羁押管束在宜州，最终死在那里。现在《豫章集》没有收录这篇文章，大概是因为它引发了灾祸，所以不忍心收录。他的曾孙黄㽦续编别集时，才得以见到。文章大致说：“我因罪被流放到黔中，路过江陵，寄住在承天禅院，住持僧智珠正把旧塔拆到地上，并嘱咐我说：‘我成功之后，希望请您写文章记载。’六年后，承蒙恩典东归，七级塔已经巍然矗立，于是写了这篇记。”后面说：“儒者曾议论一座佛寺的费用，大约相当于中等百姓万家的产业，实在是百姓粮食布帛的蛀虫，即使我也认为如此。但自从懂事以来，观察天下财力枯竭的端倪，国家没有大规模战争劳民伤财的政事，却发生蝗灾、旱灾、水灾或瘟疫接连波及数十州，这大概是众生的共同业力，盈亏有定数，不是人力所能战胜的吧！”他的话不过如此，原本没有幸灾乐祸讽刺的意思，竟然因此被远放而死，冤枉啊！
郭茂倩编次《乐府》诗《穆护歌》一篇，引《历代歌辞》曰：「曲犯角。」其语曰：「玉管朝朝弄，清歌日日新。折花当驿路，寄与陇头人。」黄鲁直题《牧护歌》后云：「予尝问人此歌，皆莫能说牧护之义。昔在巴、僰间六年，问诸道人，亦莫能说。他日，船宿云安野次，会其人祭神罢而饮福，坐客更起舞，而歌《木瓠》。其词有云：『听说商人木瓠，四海五湖曾去。』中有数十句，皆叙贾人之乐，末云：『一言为报诸人，倒尽百瓶归去。』继有数人起舞，皆陈述己事，而始末略同。问其所以为木瓠，盖刳曲木状如瓠，击之以为歌舞之节耳。乃悟穆护盖木瓠也。」据此说，则茂倩所序，为不知本原云。且四句律诗，如何便差排为犯角曲，殊无意义。
郭茂倩编撰《乐府》诗中的《穆护歌》一篇，引用《历代歌辞》说：“曲犯角。”其歌词说：“玉管朝朝弄，清歌日日新。折花当驿路，寄与陇头人。”黄鲁直在《牧护歌》后题跋说：“我曾问别人这首歌，都不能说出牧护的含义。过去在巴、僰之间六年，问那些道人，也不能说出。有一天，船停宿在云安的野外，正赶上当地人祭神结束后饮酒祈福，在座的客人轮流起舞，并唱《木瓠》。歌词有：‘听说商人木瓠，四海五湖曾去。’中间有几十句，都叙述商人的快乐，最后说：‘一言为报诸人，倒尽百瓶归去。’接着有几个人起舞，都陈述自己的事，而开头结尾大致相同。问他们为什么叫木瓠，原来是挖空的曲木形状像瓠，敲击它作为歌舞的节拍罢了。于是明白穆护就是木瓠。”根据这个说法，那么郭茂倩的序文，是不知本原。况且四句律诗，如何就能编排成犯角曲，完全没有意义。
省试取人额
省试取人额
累举省试，锁院至开院，限以一月。如未讫事，则申展亦不过十日，所奏名以十四人取一为定数，不知此制起于何年。黄鲁直以元祐三年为贡院参详官，有书帖一纸云：「正月乙丑锁大学，试礼部进士四千七百三十二人。三月戊申具奏进士五百人。」乃是在院四十四日，而九人半取一人，视今日为不侔也。此帖载于别集。
多次举行的省试，从锁院到开院，限时一个月。如果没有完成，申请延期也不超过十天，所上报的名额以十四人中取一人为固定数目，不知道这个制度始于哪一年。黄鲁直在元祐三年任贡院参详官，有一张书帖说：“正月乙丑日锁大学，考试礼部进士四千七百三十二人。三月戊申日具奏进士五百人。”这样是在院四十四天，而九点五人取一人，与现在相比大不相同。这张帖子记载在别集中。
通印子鱼
通印子鱼
鱼通印之语，本出于王荆公《送张兵部知福州》诗「长鱼俎上通三印」之句。盖以福州濒海多鱼，其大如此，初不指言为子鱼也。东坡始以「通印子鱼」对「披绵黄雀」，乃借「子」字与「黄」字为假对耳。山谷所云「子鱼通印蚝破山」，盖承而用之。陈正敏《遁斋闲览》云：「其地有通应庙，庙前港中子鱼最佳。王初寮诗『通应子鱼盐透白』，正采其说。」郡人黄处权云：「兴化子鱼，去城五十里地名迎仙者为上，所产之处，土人谓之子鱼潭而已，初无通应港之名。」有大神祠，赐额曰「显应」，乃《遁斋》所指之庙者，亦非「通应」也。潭傍又有小祠一间，庳陋之甚，农家以祀田神，好事欲实《遁斋》之说，遂粉刷一扁，妄标曰「通应庙」，侧题五小字曰「元祐某年立」，此尤可笑。且用神庙封额以名土物，它处未尝有也。
“鱼通印”的说法，本来出自王荆公（王安石）《送张兵部知福州》诗“长鱼俎上通三印”的句子。这是因为福州靠海多鱼，鱼大到如此程度，原本不是特指子鱼。苏东坡开始用“通印子鱼”对“披绵黄雀”，是借“子”字与“黄”字作假对罢了。黄山谷所说的“子鱼通印蚝破山”，大概是继承并使用了这个说法。陈正敏《遁斋闲览》说：“那里有通应庙，庙前港中的子鱼最好。王初寮诗‘通应子鱼盐透白’，正是采用了这个说法。”同郡人黄处权说：“兴化子鱼，离城五十里地名叫迎仙的最好，所产的地方，当地人只叫它子鱼潭，原本没有通应港的名字。”有一个大神祠，赐匾额为“显应”，才是《遁斋》所指的庙，也不是“通应”。潭旁边还有一个小祠一间，非常低矮简陋，农家用来祭祀田神，好事的人想证实《遁斋》的说法，于是粉刷了一块匾，妄自标上“通应庙”，旁边题了五个小字“元祐某年立”，这尤其可笑。而且用神庙的封额来命名土产，其他地方从未有过。
寿亭侯印
寿亭侯印
荆门玉泉关将军庙中，有寿亭侯印一钮，其上大环，径四寸，下连四环，皆系于印上。相传云：「绍兴中，洞庭渔者得之，入于潭府，以为关云长封汉寿亭侯，此其故物也，故以归之庙中。南雄守黄兑见临川兴圣院僧惠通印图形，为作记。而复州宝相院又以建炎二年，因伐木，于三门大树下土中深四尺余，得此印，其环并背俱有文云：「汉建安二十年寿亭侯印。」今留于左藏库。邵州守黄沃叔启庆元二年复买一钮于郡人张氏、其文正同，只欠五系环耳。予以谓皆非真汉物，且汉寿乃亭名，既以封云长，不应去汉字，又其大比它汉印几倍之。闻嘉兴王仲言亦有其一。侯印一而已，安得有四？云长以四年受封，当即刻印，不应在二十年，尤非也。是特后人为之以奉庙祭，其数必多。今流落人间者，尚如此也。予为黄叔启作辩跋一篇，见《赘稿》。
荆门玉泉关将军庙中，有一枚寿亭侯印，印上有个大环，直径四寸，下面连着四个环，都系在印上。相传说：“绍兴年间，洞庭湖的渔夫得到它，献入潭州官府，认为这是关云长被封为汉寿亭侯时的旧物，所以把它归还到庙中。南雄太守黄兑见到临川兴圣院僧惠通所画的印的图形，为此作了记。而复州宝相院又在建炎二年，因为伐木，在三门的大树下土中四尺多深的地方，得到了这枚印，它的环和背面都有文字说：‘汉建安二十年寿亭侯印。’如今保存在左藏库。邵州太守黄沃（字叔启）在庆元二年又从郡人张氏那里买得一钮，上面的文字完全相同，只是缺少五个系环罢了。我认为这些都不是真正的汉代物品，而且汉寿是亭名，既然用来封云长，不应该去掉‘汉’字，又它的尺寸比其它汉印大几倍。听说嘉兴王仲言也有一枚。侯印只有一枚而已，怎么能有四枚？云长在建安四年受封，应当立即刻印，不应该在二十年，这尤其不对。这只是后人制作来供奉庙祭的，数量一定很多。如今流落在人间的，尚且如此。我为黄叔启写了一篇辨伪跋文，见《赘稿》。
茸附治疽漏
茸附治疗疽漏
时康祖病心痔二十年，用《圣惠方》治腰痛者鹿茸、附子服之，月余而愈，《夷坚己志》书其事。予每与医言，辄云：「痈疽之发，蕴热之极也，乌有翻使热药之理？」福州医郭晋卿云：「脉陷则害漏，陷者冷也，若气血温暖，则漏自止，正用得茸、附。」按《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曰：「陷脉为痿，留连肉腠。」注云：「陷脉谓寒气陷缺其脉也，积寒留舍，经血稽凝，久瘀内攻，结于肉理，故发为疡瘘，肉腠相连。」此说可谓明白，故复记于此，庶几或有助于疡医云。
时康祖患心痔病二十年，用《圣惠方》中治疗腰痛的鹿茸、附子服用，一个多月后痊愈了，《夷坚己志》记载了这件事。我每次与医生谈论，总是说：“痈疽的发作，是蕴热到极点的表现，哪有反而使用热药的道理？”福州医生郭晋卿说：“脉象下陷就会导致漏病，下陷是寒的表现，如果气血温暖，漏就会自然停止，正好可以用鹿茸、附子。”按《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说：“陷脉为痿，留连肉腠。”注释说：“陷脉是指寒气下陷损伤了经脉，积寒停留，经血凝滞，久瘀内攻，结于肌肉纹理，所以发为疡瘘，肉与腠理相连。”这种说法可谓明白，所以再次记录在这里，或许对疡医有所帮助。
莆田荔枝
莆田荔枝
莆田荔枝，名品皆出天成，虽以其核种之，终与其本不相类。宋香之后无宋香，所存者孙枝尔。陈紫之后无陈紫，过墙则为小陈紫矣。《笔谈》谓焦核荔子，土人能为之，取本木，去其大根，火燔令焦，复植于土，以石压之，令勿生旁根，其核自小。里人谓不然，此果形状，变态百出，不可以理求，或似龙牙，或类凤爪，钗头红之可簪，绿珠子之旁缀，是岂人力所能加哉？初，方氏有树，结实数千颗，欲重其名，以二百颗送蔡忠惠公，绐以常岁所产止此。公为目之曰「方家红」，著之于谱，印证其妄。自后华实虽极繁茂，逮至成熟，所存者未尝越二百，遂成语谶。此段已载《遁斋闲览》中，郡土黄处权复志其详如此。
莆田的荔枝，名贵品种都出自天然，即使拿它的核去种，最终也与母树不相类似。宋香之后没有宋香，所存的只是它的孙枝罢了。陈紫之后没有陈紫，越过墙去就变成小陈紫了。《梦溪笔谈》说焦核荔枝，当地人能制作出来，取本木，去掉大根，用火烤焦，再种到土里，用石头压住，让它不生旁根，它的核自然变小。乡里人认为不是这样，这种果实的形状，变化百出，不能用常理推求，有的像龙牙，有的像凤爪，钗头红可以插在发簪上，绿珠子在旁边点缀，这难道是人力所能添加的吗？当初，方氏有一棵树，结了几千颗果实，想抬高它的名声，拿二百颗送给蔡襄（忠惠公），谎称常年产量只有这么多。蔡公为它取名“方家红”，著录在谱中，印证了他的谎言。从此以后，虽然花和果实极其繁茂，但到成熟时，所存的从未超过二百颗，于是成了语谶。这段已记载在《遁斋闲览》中，郡人黄处权又详细记录了这些情况。
双陆不脏
双陆不胜
《新唐书·狄仁杰传》，武后召问梦双陆不胜，何也？仁杰与王方庆俱在，二人同辞对曰：「双陆不胜，无子也。天其意者以儆陛下乎？」于是召还庐陵王。《旧史》不载，《资治通鉴》但书鹦鹉折翼一事。而《考异》云：「双陆之说，世传《狄梁公传》有之，以为李邕所作，而其词多鄙诞，疑非本书，故黜不取。」《艺文志》有李繁《大唐说纂》四卷，今罕得其书，予家有之，凡所纪事，率不过数十字，极为简要，《新史》大抵采用之。其《忠节》一门曰：「武后问石泉公王方庆曰：『朕夜梦双陆不胜，何也？』曰：『盖谓宫中无子，意者恐有神灵儆夫陛下。』因陈人心在唐之意，后大悟，召庐陵王，复其储位，俾石泉公为宫相以辅翊之。」然则《新史》兼采二李之说，而为狄为王莫能辩也。《通鉴》去之，似为可惜。
《新唐书·狄仁杰传》记载，武则天召见狄仁杰，问他梦见玩双陆棋不胜，是什么意思？狄仁杰与王方庆都在场，二人同声回答说：“双陆不胜，是没有儿子的征兆。这大概是上天以此警示陛下吧？”于是武则天召回了庐陵王。《旧唐书》没有记载此事，《资治通鉴》只记载了鹦鹉折断翅膀一事。而《考异》说：“关于双陆的说法，世间流传的《狄梁公传》中有记载，认为是李邕所作，但文辞多鄙陋荒诞，怀疑不是原书，所以舍弃不取。”《艺文志》有李繁的《大唐说纂》四卷，如今很少见到这本书，我家中有它，凡是所记载的事情，大多不过几十个字，极为简要，《新唐书》大体上采用了它。其中《忠节》一门说：“武则天问石泉公王方庆说：‘我夜里梦见玩双陆棋不胜，是什么意思？’王方庆说：‘大概是说宫中无子，恐怕有神灵警示陛下。’于是陈述人心向唐的意思，武则天恍然大悟，召回庐陵王，恢复他的太子之位，让石泉公担任宫相来辅佐他。”这样看来，《新唐书》兼采了二李的说法，但到底是狄仁杰还是王方庆说的，无法分辨。《资治通鉴》删去此事，似乎可惜。
华元入楚师
华元进入楚军
《左传》，楚庄王围宋，宋华元夜入楚师，登子反之床，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子反惧，与之盟，而退三十里。杜注曰：「兵法，因其乡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将左右谒者、门者之姓名，因而利道之。华元盖用此术，得以自通。」予按前三年晋、楚邲之战，随武子称楚之善曰：「军行，右辕，左追蓐，前茅虑无，中权后劲，军政不戒而备。」大抵言其备豫之固。今使敌人能入上将之幕而登其床，则刺客奸人，何施不得？虽至于王所可也，岂所谓军制乎？疑不然也。《公羊传》云：「楚使子反乘堙而窥宋城，宋华元亦乘堙而出见之。」其说比《左氏》为有理。
《左传》记载，楚庄王围攻宋国，宋国的华元在夜里进入楚军，登上子反的床，把他叫起来说：“我们国君派我来告知城中困窘的情况。”子反害怕了，与他结盟，然后退兵三十里。杜预注释说：“兵法上，利用敌人的同乡来行事，必须先知道守将身边的谒者、门者的姓名，从而利诱引导他们。华元大概用了这种方法，才能得以通行。”我考察前三年的晋、楚邲之战，随武子称赞楚国的优点说：“军队行进时，右军跟随车辕，左军搜寻草蓐，前军以茅草为旌旗探路，中军权衡，后军强劲，军中政令不待告诫就已完备。”大体是说他们防备的严密。如今让敌人能进入上将的营帐并登上他的床，那么刺客奸细，还有什么做不到？即使到达楚王的住所也可以，这难道能说是军制吗？我怀疑不是这样。《公羊传》说：“楚国派子反登上土山窥视宋城，宋国的华元也登上土山出来见他。”这种说法比《左传》更有道理。
公羊用叠语
《公羊传》使用重复词语
《公羊传》书楚子围宋，宋人及楚人平事，几四百字。其称「司马子反」者八，又再曰「将去而归尔」，「然后而归尔」，「然后归尔」，「臣请归尔」，「吾亦从子而归尔」。又三书「军有七日之粮尔」，凡九用「尔」字，然不觉其烦。
《公羊传》记载楚子围宋、宋人与楚人讲和的事，将近四百字。其中称“司马子反”有八次，又两次说“将去而归尔”，“然后而归尔”，“然后归尔”，“臣请归尔”，“吾亦从子而归尔”。又三次写“军有七日之粮尔”，总共用了九个“尔”字，但不觉其烦琐。
文书误一字
文书错一个字
文书一字之误，有绝系利害者，予亲经其三焉，至今思之，犹为汗下。乾道二年冬，蒙恩召还，过三衢，郡守何德辅问奏对用几劄〈（zhá）〉，因出草稿示之，其一乞蠲减鄱阳岁贡诞节金千两事，言此贡不知起于何时，或云艺祖初下江南，郡库适有金，守臣取以献长春节，遂为故事。误书「长春」为「万春」，乃金主褒节名也。德辅读之，指以相告，予悚然面发赤，亟改之。三年，以侍讲讲《毛诗》，作发题，引孔子于《论语》中说《诗》处云：「不学《诗》，无以言。」误书「言」为「立」，已写进读正本，经筵吏袁显忠曰：「恐是言字。」予愧谢之。淳熙十三年在翰苑，作《赐安南国历日诏》云：「兹履夏正，载颁汉朔。」书「夏正」为「周正」，院吏以呈宰执，周益公见而摘其误，吏还以告，盖语顺意同，一时不自觉也。
文书错一个字，有极其关系利害的，我亲身经历了三件，至今想起来，还汗流浃背。乾道二年冬天，蒙恩召回，经过三衢，郡守何德辅问我奏对用了几份札子，于是拿出草稿给他看，其中一份是请求减免鄱阳每年进贡的诞节金一千两的事，说这项进贡不知起于何时，有人说宋太祖初下江南时，郡库正好有金，守臣取来进献给长春节，于是成为惯例。误把“长春”写成“万春”，那是金主完颜褒的节名。何德辅读了，指出来告诉我，我惊恐得面红耳赤，赶紧改正。乾道三年，我以侍讲身份讲《毛诗》，作发题，引用孔子在《论语》中说《诗》的地方：“不学《诗》，无以言。”误把“言”写成“立”，已经写进进读的正本，经筵吏袁显忠说：“恐怕是‘言’字。”我惭愧地感谢他。淳熙十三年在翰林院，作《赐安南国历日诏》说：“兹履夏正，载颁汉朔。”把“夏正”写成“周正”，院吏呈给宰执看，周益公见了指出错误，院吏回来告诉我，大概是因为语顺意同，一时没有察觉。
历代史本末
历代史书的始末
古者世有史官，其著见于今，则自《尧》、《舜》二典始。
古代世代有史官，其著作流传到今天的，从《尧典》、《舜典》开始。
周之诸侯各有国史，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左氏为之传，《郑志》、《宋志》、晋齐太史、南史氏之事皆见焉。更纂异同以为《国语》。
周朝的诸侯各有国史，孔子依据鲁国史书作了《春秋》，左丘明为它作传，《郑志》、《宋志》、晋齐太史、南史氏的事迹都可见于其中。又编纂异同的材料成为《国语》。
汉司马谈自以其先周室之太史，有述作之意，传其子迁，绸金匮石室之书，罔罗天下放失旧闻，述黄帝以来至于元狩，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变编年之体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而十篇有录无书，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列传》，张晏以为言辞鄙陋，今杂于书中。而《艺文志》有冯商续太史公七篇，则混没不见。司马之书既出，后世虽有作者，不能少紊其规制。
汉代的司马谈自认为他的祖先曾是周朝的太史，有著述的志向，便将这个志向传给儿子司马迁。司马迁收集了金匮石室中的典籍，网罗天下散失的旧闻，记述从黄帝直到汉武帝元狩年间的事迹，驰骋古今，上下数千年，将编年体的史书改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其中十篇有目录而没有内容，汉元帝、汉成帝年间，褚少孙补全了缺失，写了《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列传》《日者列传》，张晏认为这些文字言辞粗鄙浅陋，如今混杂在书中。而《艺文志》记载有冯商续写的《太史公》七篇，却已湮没不见。司马迁的《史记》问世后，后世虽有作者，也不能稍微改变它的体例。
班彪、固父子，以为汉绍尧运建帝业，而六世史臣，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故采纂前纪，缀辑旧闻，以述《汉书》，起于高祖，终于王莽之诛，大抵仍司马氏，第更八书为十志，而无世家，凡百卷。固死，其书未能全，女弟昭续成之，是为《前汉书》。荀悦《汉纪》则续所论著者也。
班彪、班固父子认为，汉朝继承尧的运数建立帝业，而六世以来的史臣追述功德，私自撰写本纪，将汉朝编在历代帝王之后，列于秦朝、项羽之间。所以他们采集前代史书，辑录旧闻，撰写《汉书》，从汉高祖开始，到王莽被杀结束，大体上沿袭司马迁的体例，只是将八书改为十志，没有世家，共一百卷。班固死后，他的书未能完成，他的妹妹班昭续写完成，这就是《前汉书》。荀悦的《汉纪》则是续写班固所论述的著作。
后汉之事，初命儒臣著述于东观，谓之《汉纪》。其后有袁宏《纪》，张璠、薛莹、谢承、华峤、袁山松、刘义庆、谢沈皆有书。宋范晔删采为十纪、八十列传，是为《后汉书》，而张璠以下诸家尽废，其志则刘昭所补也。
关于东汉的历史，起初命令儒臣在东观著述，称为《汉纪》。之后有袁宏的《后汉纪》，张璠、薛莹、谢承、华峤、袁山松、刘义庆、谢沈都有著作。南朝宋的范晔删减采摘，写成十纪、八十列传，这就是《后汉书》，而张璠以下各家都被废弃，其中的志是刘昭补写的。
三国杂史至多，有王沈《魏书》、元行冲《魏典》、鱼豢《典略》、张勃《吴录》、韦昭《吴书》、孙盛《魏春秋》、司马彪《九州春秋》、丘悦《三国典略》、员半千《三国春秋》、虞溥《江表传》，今唯以陈寿书为定，是为《三国志》。
三国的杂史非常多，有王沈的《魏书》、元行冲的《魏典》、鱼豢的《典略》、张勃的《吴录》、韦昭的《吴书》、孙盛的《魏春秋》、司马彪的《九州春秋》、丘悦的《三国典略》、员半千的《三国春秋》、虞溥的《江表传》，如今只以陈寿的著作为定本，这就是《三国志》。
《晋书》则有王隐、虞预、谢灵运、臧荣绪、孙绰、干宝诸家，唐太宗诏房乔、褚遂良等修定为百三十卷，以四论太宗所作，故总名之曰「御撰」，是为《晋书》，至今用之。
《晋书》则有王隐、虞预、谢灵运、臧荣绪、孙绰、干宝等多家版本，唐太宗下诏命令房玄龄、褚遂良等人修订为一百三十卷，因为其中四篇论赞是太宗所作，所以总称为“御撰”，这就是《晋书》，至今仍在使用。
南北两朝各四代，而僭伪之国十数，其书尤多，如徐爱、孙严、王智深、顾野王、魏淡、张大素、李德林之正史，皆不传。今之存者，沈约《宋书》、萧子显《齐书》、姚思廉《梁陈书》、魏收《魏书》、李百药《北齐书》、令狐德棻《周书》、魏郑公《隋书》。其它国则有和包《汉赵纪》、田融《赵石记》、范亨《燕书》、王景晖《南燕录》、高闾《燕志》、刘昞《凉书》、裴景仁《秦记》、崔鸿《十六国春秋》、萧方·武敏之《三十国春秋》。李太师延寿父子悉取为《南史》八十卷，《北史》百卷。今沈约以下八史虽存，而李氏之书独行，是为《南北史》。
南北朝各有四个朝代，而僭越称伪的国家有十几个，相关的史书尤其多，比如徐爱、孙严、王智深、顾野王、魏淡、张大素、李德林等人的正史，都没有流传下来。如今存世的，有沈约的《宋书》、萧子显的《齐书》、姚思廉的《梁书》和《陈书》、魏收的《魏书》、李百药的《北齐书》、令狐德棻的《周书》、魏徵的《隋书》。其他国家的史书则有和包的《汉赵纪》、田融的《赵石记》、范亨的《燕书》、王景晖的《南燕录》、高闾的《燕志》、刘昞的《凉书》、裴景仁的《秦记》、崔鸿的《十六国春秋》、萧方和武敏之的《三十国春秋》。太师李延寿父子将这些全部收集起来，写成《南史》八十卷、《北史》一百卷。如今沈约以下八部史书虽然还存在，但只有李氏的著作通行，这就是《南北史》。
唐自高祖至于武宗，有《实录》，后唐修为书，刘昫所上者是已，而猥杂无统。国朝庆历中，复诏刊修，历十七年而成，欧阳文忠公主纪、表、志，宋景文公主传，今行于世。
唐朝从高祖到武宗，有《实录》，后唐时修成史书，刘昫所进呈的就是这部，但内容繁杂没有系统。本朝庆历年间，又下诏刊修，历经十七年完成，欧阳修负责本纪、表、志，宋祁负责列传，如今通行于世。
梁、唐、晋、汉、周谓之《五代》，国初监修国史薛居正提举上之。其后欧阳芟为《新书》，故唐、五代史各有旧新之目。
梁、唐、晋、汉、周称为《五代》，本朝初年监修国史薛居正主持编修并进呈。之后欧阳修删削为《新五代史》，所以唐史和五代史各有旧本和新本两种。
凡十七代，本末如此，稚儿数以为问，故详记之。
总共十七代的历史，始末就是这样，小孩子多次问我，所以详细记录下来。
贤者一言解疑谮
贤者一言解疑谤
贤者以单词片言，为人释谤解患，卓卓可书者，予得两事焉。
贤者用只言片语，为他人消除诽谤、解除祸患，事迹卓著值得记载的，我得到两件事。
秦氏当国时，先忠宣公、郑亨仲资政、胡明仲侍郎、朱新仲舍人，皆在谪籍，分置广东。方务德为经略帅，待之尽礼。秦对一客言曰：「方滋在广部，凡得罪于朝廷者，必加意护结，得非欲为异日地乎？」客曰：「非公相有云，不敢辄言。方滋之为人，天性长者，凡于人唯以周旋为志，非独于迁客然也。」秦悟曰：「方务德却是个周旋底人。」其疑遂释。当时使一巧者承其问，微肆一语，方必得罪，而诸公不得安迹矣。言之者可谓大君子，当求之古人中。
秦桧当权时，先父忠宣公（洪皓）、资政郑亨仲、侍郎胡明仲、舍人朱新仲，都处于贬谪之列，分别安置在广东。方务德担任经略安抚使，对他们以礼相待。秦桧对一个门客说：“方滋在广南，凡是得罪朝廷的人，他都特意关照结交，莫非是想为将来留后路吗？”门客说：“不是您提起，我不敢随便说。方滋的为人，天性忠厚长者，对待任何人只以周全应付为宗旨，并非只对贬官的人这样。”秦桧醒悟说：“方务德倒是个会周全的人。”他的疑虑于是消除。当时如果让一个巧言令色的人趁机插话，稍微说一句坏话，方务德必定获罪，而诸位贬官也不能安身了。说话的人可称得上是位大君子，应当到古人中去寻找这样的人。
严陵王大卞赴曲江守，过南安，谒张先生子韶，从容言：「大卞顷在检院，以罗彦济中丞章去国，其后彦济自吏书出守严，遂迁避于兰溪。彦济到郡，遗书相邀曰：『与君有同年之契，何为尔？』不得已，复还。既见，密语云：『前此台评，乃朱新仲所作，托造物之意以相授，一时失于审思，至今为悔。』此事既往，今适守韶，而朱在彼，邂逅有弗惬，为之奈何？」张揣其必将修怨，即云：「国先为君子为小人，皆在此举。」王悚然曰：「谨受教。」至则降意弥缝，终二年，不见分毫形迹，盖本自相善也。
严陵人王大卞赴任曲江太守，路过南安，拜访张九成先生，从容说道：“我先前在检院任职，因为罗彦济中丞的弹劾而离开朝廷，后来罗彦济从吏部尚书外放为严州太守，我便迁居避到兰溪。罗彦济到郡后，写信邀请我说：‘与你有同年之谊，为何这样？’我不得已，又回到严州。见面后，他私下对我说：‘之前的御史弹劾，是朱新仲写的，假托朝廷的意思交给我，我一时没有仔细考虑，至今后悔。’这件事已经过去，如今我正好去韶州任职，而朱新仲也在那里，如果偶然遇到不愉快的事，该怎么办？”张九成揣测他必定会报复，就说：“国家是成为君子还是小人，都在此一举。”王大卞悚然说：“谨受教。”他到任后便放下姿态弥合关系，过了两年，看不出丝毫痕迹，大概他们本来彼此交好。
予曩侍张公坐，闻其言，故追纪之。
我从前陪侍张公坐谈，听到他的话，所以追记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