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魏公逸史
蒋魏公的《逸史》
蒋魏公《逸史》二十卷，颖叔所著也，多纪当时典章文物。云旧有数百册，兵火间尽失之，其曾孙芾始攟[1]摭遗稿，而成此书，将以奏御，以其副上之太史，且板行之，传之天下后世，既而不果。
蒋魏公的《逸史》共二十卷，是颖叔所著，书中记载了许多当时的典章制度与文物。据说原来有数百册，在战火中全部散失，他的曾孙蒋芾才开始搜集整理遗稿，编成此书，打算进呈给皇帝，并将副本交给史官，同时刻版印刷，流传于天下后世，但后来未能实现。
蒋公在熙宁、元祐、崇宁时，名为博闻强识，然阅其论述，颇有可议，恨不及丞相在日与之言，其一云：「行、守、试，视其官品之高下，除者必带本官，吕晦叔除守司空而不带金紫光禄大夫者，此翰林之失也，既不带官，不当著『守』字，故晦叔辩之，遂去『守』字，为正司空，议者谓超过特进、东宫三太、仪同矣。」
蒋公在熙宁、元祐、崇宁年间，以博闻强记著称，但阅读他的论述，却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遗憾的是没能在丞相在世时与他讨论。其中一条说：“行、守、试，是根据官员品级高低来定的，授官时必定带有本官衔。吕晦叔被授为守司空却不带金紫光禄大夫，这是翰林院的失误。既然不带本官，就不应当用‘守’字，所以晦叔提出异议，于是去掉‘守’字，成为正司空。议论的人认为这超过了特进、东宫三太、仪同三司。”
予谓行、守、试必带正官，固也。然自改官制以后，既为司空，自不应复带阶官。吕从金紫迁，只是超特进一级耳，东宫三太，何尝以为宰相官？仪同又系使相也，吕亦无自辩之说。
我认为行、守、试必须带有正官，这固然不错。但自从官制改革以后，既然已经是司空，自然不应再带阶官。吕晦叔从金紫光禄大夫升迁，只是越级升了特进一级而已。东宫三太，何曾作为宰相的官职？仪同三司又是使相的头衔，吕晦叔也没有自己辩驳的说法。
其二云：「文潞公既为真太师矣，其罢也，乃加『守』字，潞公怏怏，诸公欲为去之，议者谓非典故，潞公之意，止欲以真太师致仕耳，诸公曰：『如此可乎？』曰：『不可，为真太师则在宰相之上。』竟不去『守』字，但出劄子，令权去之。」
第二条说：“文潞公已经是真太师了，他罢官时，却加上了‘守’字，潞公心中不快。众人想为他去掉这个字，议论的人说这不合旧例。潞公的意思，只是想以真太师的身份退休。众人问：‘这样可以吗？’回答说：‘不行，因为真太师地位在宰相之上。’最终没有去掉‘守’字，只是发出札子，命令暂时去掉。”
案潞公本以开府仪同三司守太师，河东节度使致仕，入为平章军国重事，故系衔只云太师。及再致仕，悉还旧称，当时有旨于制词内除去「守」字，以尝正任太师也。所谓劄子权去，恐或不然。
据查，文潞公原本是以开府仪同三司守太师、河东节度使的身份退休，后来入朝担任平章军国重事，所以官衔只写太师。等到再次退休时，全部恢复旧称，当时有旨意在制词中除去“守”字，因为他曾经正式担任太师。所谓札子暂时去掉的说法，恐怕并非如此。
其三云：「旧制，执政双转，谓自工部侍郎转刑部，刑部转兵部，兵部转工部尚书。惟宰相对转，工部侍郎直转工书，比执政三迁也。」
第三条说：“旧制规定，执政官是双转，即从工部侍郎转刑部侍郎，刑部侍郎转兵部侍郎，兵部侍郎转工部尚书。只有宰相是对转，工部侍郎直接转工部尚书，相当于执政官的三次升迁。”
予考旧制，执政转官，与学士等。六侍郎则升两曹，以工、礼、刑、户、兵、吏为叙，至兵侍者，转右丞，至吏侍者，转左丞，皆转工书，然后细迁。今言兵侍即转工书，非也。宰相为侍郎者，升三曹，为尚书者，双转。如工侍转户侍，礼侍转兵侍，若系户侍，当改二丞，而宰相故事不立丞，故直迁尚书。今言工侍对转工书，非也。
我考察旧制，执政官转官，与学士相同。六部侍郎则升两曹，按工、礼、刑、户、兵、吏的顺序，升到兵部侍郎的，转右丞；升到吏部侍郎的，转左丞，都再转工部尚书，然后逐步升迁。现在说兵部侍郎直接转工部尚书，是不对的。宰相担任侍郎的，升三曹；担任尚书的，双转。例如工部侍郎转户部侍郎，礼部侍郎转兵部侍郎，如果是户部侍郎，应当改任二丞，但宰相的旧例不设丞，所以直接升为尚书。现在说工部侍郎对转工部尚书，也是不对的。
其四云：「杨察为翰林学士，一夜当三制，刘沆以参知政事，富弼以宣徽使，皆除宰相。宣徽在参政下，则富当在刘下，乃误以居上，人皆不觉其失，惟学士李淑知之，扬言其事，遂贴麻改之。」
第四条说：“杨察担任翰林学士时，一夜之间要起草三份制书。刘沆以参知政事身份，富弼以宣徽使身份，都被任命为宰相。宣徽使地位在参知政事之下，那么富弼应当排在刘沆之后，却错误地排在了前面，人们都没有察觉这个失误，只有学士李淑知道，公开指出这件事，于是贴麻改正。”
予考国史，至和元年八月，刘沆以参知政事拜集贤相。二年六月，以忠武军节度使知永兴军文彦博为昭文相，位第一，刘沆迁史馆相，位第二，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富弼为集贤相，位第三，其夕三制是已。而刘先一年已在相位，初无失误贴改之说。
我查考国史，至和元年八月，刘沆以参知政事拜为集贤相。至和二年六月，以忠武军节度使、知永兴军文彦博为昭文相，位列第一；刘沆升为史馆相，位列第二；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富弼为集贤相，位列第三。那天晚上三份制书正是如此。而刘沆早一年已在相位，根本没有失误贴改的说法。
其五云：「有四仪同：一曰开府仪同三司，二曰仪同三司，三曰左仪同三司，四曰右仪同三司。」案自汉邓骘始为仪同三司，魏、晋以降，但有开府仪同三司之目，周、隋又增上字为一阶，又改仪同三司为仪同大将军，又有开府、上开府，仪同、上仪同，班列益卑，未尝有左右之称也。后进不当辄议前辈，因孙偃有问，书以示之。
第五条说：“有四种仪同：一是开府仪同三司，二是仪同三司，三是左仪同三司，四是右仪同三司。”据查，从汉代邓骘开始才有仪同三司的称号，魏、晋以后，只有开府仪同三司的名称，北周、隋朝又增加“上”字作为一阶，又改仪同三司为仪同大将军，还有开府、上开府，仪同、上仪同，等级越来越低，从未有过左、右的称呼。后辈不应当随意议论前辈，因为孙偃有所询问，所以写下来给他看。
沈庆之曹景宗诗
沈庆之与曹景宗的诗
宋孝武尝令群臣赋诗，沈庆之手不知书，每恨眼不识字，上逼令作诗，庆之曰：「臣不知书，请口授师伯。」上即令颜师伯执笔，庆之口授之曰：「微生遇多幸，得逢时运昌。朽老筋力尽，徒步还南冈。辞荣此圣世，何愧张子房？」上甚悦，众坐并称其辞意之美。
宋孝武帝曾命群臣赋诗，沈庆之手不识字，常常遗憾自己目不识丁。皇上逼他作诗，沈庆之说：“臣不识字，请让我口授给颜师伯。”皇上便令颜师伯执笔，沈庆之口授道：“微生遇多幸，得逢时运昌。朽老筋力尽，徒步还南冈。辞荣此圣世，何愧张子房？”皇上非常高兴，在座的人都称赞这首诗的辞意优美。
梁曹景宗破魏军还，振旅凯入，武帝宴饮联句，令沈约赋韵，景宗不得韵，意色不平，启求赋诗，帝曰：「卿伎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诗？」景宗已醉，求作不已。时韵已尽，唯余竟、病二字，景宗便操笔，其辞曰：「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叹不已，约及朝贤，惊嗟竟日。
梁朝曹景宗击败魏军归来，振旅凯旋入朝，梁武帝设宴联句，命沈约分韵。曹景宗没有分到韵，神色不悦，请求赋诗。武帝说：“卿的才能很多，人才出众，何必只在一首诗上？”曹景宗已经醉了，不停地请求作诗。当时韵字已经分完，只剩下“竟”“病”二字，曹景宗便提笔写道：“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武帝赞叹不已，沈约及朝中贤士，惊叹了一整天。
予谓沈、曹二公，未必能办此，疑好事者为之，然正可为一佳对，曰：「辞荣圣世，何愧子房？借问路人，何如去病？」若全用后两句，亦自的切。
我认为沈庆之、曹景宗二位，未必能写出这样的诗，怀疑是好事者假托的。不过这两首诗正好可以组成一副佳对：“辞荣圣世，何愧子房？借问路人，何如去病？”如果全用后两句，也自然贴切。
白乐天元日对酒诗云：「三杯蓝尾酒，一碟胶牙饧。」又云：「老过占他蓝尾酒，病余收得到头身。」「岁盏后推蓝尾酒，春盘先劝胶牙饧。」《荆楚岁时记》云，「胶牙者，取其坚固如胶也。」而蓝尾之义，殊不可晓。
白居易的《元日对酒》诗说：“三杯蓝尾酒，一碟胶牙饧。”又说：“老过占他蓝尾酒，病余收得到头身。”“岁盏后推蓝尾酒，春盘先劝胶牙饧。”《荆楚岁时记》说：“胶牙，是取其坚固如胶的意思。”但“蓝尾”的含义，实在难以理解。
《河东记》载申屠澄与路傍茅舍中老父、妪及处女环火而坐，妪自外挈酒壶至曰：「以君冒寒，且进一杯。」澄因揖，逊曰：「始自主人翁，即巡澄，当婪尾。」盖以蓝为婪，当婪尾者，谓最在后饮也。
《河东记》记载，申屠澄与路旁茅舍中的老翁、老妇及少女围火而坐，老妇从外面提着酒壶进来说：“您冒着寒冷，请喝一杯。”申屠澄于是作揖谦让说：“先从主人翁开始，然后轮到我，应当是婪尾。”这里把“蓝”当作“婪”，所谓“婪尾”，是指最后饮酒的人。
叶少蕴《石林燕语》云：「唐人言蓝尾多不同，蓝字多作啉，出于侯白《酒律》，谓酒巡匝，末坐者连饮三杯，为蓝尾，盖未坐远，酒行到常迟，故连饮以慰之，以啉为贪婪之意。或谓啉为燷，如铁入火，贵其出色，此尤无稽。则唐人自不能晓此义。」叶之说如此。
叶梦得《石林燕语》说：“唐人谈论蓝尾有很多不同说法，‘蓝’字多写作‘啉’，出自侯白的《酒律》，意思是酒巡一圈后，末座的人连饮三杯，称为蓝尾。因为末座离得远，酒传到那里常常较迟，所以连饮三杯以安慰他，把‘啉’当作贪婪的意思。有人说‘啉’是‘燷’，像铁入火中，贵在它发出光彩，这尤其没有根据。可见唐人自己也不明白这个含义。”叶梦得的说法如此。
予谓不然，白公三杯之句，只为酒之巡数耳，安有连饮者哉？侯白滑稽之语，见于《启颜录》。《唐·艺文志》，白有《启颜录》十卷、《杂语》五卷，不闻有《酒律》之书也。苏鹗《演义》亦引其说。
我认为并非如此。白公“三杯”的诗句，只是指酒的巡数罢了，哪里是连饮三杯呢？侯白诙谐的言论，见于《启颜录》。《唐书·艺文志》记载，侯白著有《启颜录》十卷、《杂语》五卷，没听说有《酒律》这本书。苏鹗的《演义》也引用了这种说法。
欧阳公辞官
欧阳修辞官
欧阳公自毫州除兵部尚书知青州，辞免至四，云：「恩典超优，迁转颇数。臣近自去春由吏部侍郎转左丞，未逾两月，又超转三资，除刑部尚书。今才逾岁，又超转两资。尚书六曹，一岁之间，超转其五。」累降诏不从其请。此是熙宁元年未改官制时，今人多不能晓。盖昔者左右丞在尚书下，所谓左丞超三资除刑书者，谓历工、礼乃至刑也。下云又超两资者，谓历户部乃至兵也。其上唯有吏部，故言尚书六曹，超转其五云。
欧阳修从亳州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兼知青州，他先后四次上表辞免，说：“恩典过于优厚，官职调动颇为频繁。臣最近从去年春天由吏部侍郎转任左丞，不到两个月，又越级升迁三阶，被任命为刑部尚书。如今才过一年，又越级升迁两阶。尚书省下属六部，一年之内，臣就越级转任了其中五个职务。”朝廷多次下诏不准许他的请求。这是熙宁元年官制尚未改革时的事，现在的人大多不能理解。原来过去的左右丞职位在尚书之下，所谓左丞越三级升任刑部尚书，是指历经工部、礼部才到刑部。下文又说越两级升迁，是指历经户部才到兵部。其上只有吏部，所以说尚书六部，他越级转任了五个。
南北语音不同
南北语音不同
南北语音之异，至于不能相通，故器物花木之属，虽人所常用，固有不识者。如毛、郑释《诗》，以梅为楠，竹为王刍，萎为翘翘之草是矣。颜师古注《汉书》亦然。淮南王安《谏武帝伐越书》曰：「舆轿而隃领。」服虔曰：「轿音桥，谓隘道舆车也。」臣瓒曰：「今竹舆车也，江表作竹舆以行。」项昭曰：「陵绝水曰轿，音旗庙反。」师古曰：「服音、瓒说是也，项氏谬矣。此直言以轿过领耳，何云陵绝水乎？旗庙之音，无所依据。」又《武帝纪》：「戈船将军。」张晏曰：「越人于水中负人船，又有蛟龙之害，故置戈于船下，因以为名。」瓒曰：「《伍子胥书》有戈船，以载干戈，因谓之戈船也。」师古曰：「以楼船之例言之，则非为载干戈也。此盖船下安戈戟以御蚊鼍水虫之害。张说近之。」二说皆为三刘所破，云：「今南方竹舆，正作旗庙音，项亦未为全非。颜乃西北人，随其方言，遂音桥。」又云：「船下安戈戟，既难厝置，又不可以行。且今造舟船甚多，未尝有置戈者，颜北人，不知行船。瓒说是也。」予谓项音轿字是也，而云陵绝水则谬，故刘公以为未可全非。张晏云「越人于水中负船」，尤可笑。
南北语音的差异，大到不能互相沟通，所以器物花木这类东西，虽然是人们日常使用的，也常有互不认识的。比如毛亨、郑玄解释《诗经》，把梅当作楠木，把竹当作王刍，把萎当作翘翘草，就是这种情况。颜师古注释《汉书》也是如此。淮南王刘安在《谏武帝伐越书》中说：“舆轿而隃领。”服虔说：“轿音桥，指在狭窄道路上使用的舆车。”臣瓒说：“就是现在的竹舆车，江南地区制作竹舆来行走。”项昭说：“陵越水面叫轿，读音是旗庙反。”颜师古说：“服虔和臣瓒的说法是对的，项昭错了。这里只是说用轿子过山岭罢了，哪里提到陵越水面呢？旗庙这个读音，没有依据。”又《武帝纪》中提到“戈船将军”。张晏说：“越人在水中背负人船，又有蛟龙的危害，所以把戈放在船下，因此得名。”臣瓒说：“《伍子胥书》中有戈船，用来装载干戈，所以叫戈船。”颜师古说：“按照楼船的例子来说，就不是为了装载干戈。这大概是在船下安装戈戟来防御蛟龙、鳄鱼等水中动物的危害。张晏的说法接近正确。”这两种说法都被三刘（刘敞、刘攽、刘奉世）驳斥，他们说：“现在南方的竹舆，正是读作旗庙音，项昭也不算全错。颜师古是西北人，随从他的方言，所以读作桥音。”又说：“船下安装戈戟，既难以放置，又不能行驶。况且现在造船很多，从未有安装戈戟的，颜师古是北方人，不懂得行船。臣瓒的说法是对的。”我认为项昭对“轿”字的读音是对的，但说“陵绝水”则是错误的，所以刘公认为不能全盘否定。张晏说“越人在水中背负船”，尤其可笑。
南舟北帐
南船北帐
顷在豫章，遇一辽州僧于上蓝，与之闲谈，曰：「南人不信北方有千人之帐，北人不信南人有万斛之舟，盖土俗然也。」《法苑珠林》云：「山中人不信有鱼大如木，海上人不信有木大如鱼。胡人见锦，不信有虫食树吐丝所成。吴人身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毡帐，及来河北，不信有二万硕船。」辽僧之谈合于此。
不久前在豫章，我在上蓝寺遇到一位辽州的僧人，和他闲谈，他说：“南方人不相信北方有容纳千人的帐篷，北方人不相信南方有载重万斛的大船，大概是风土习俗造成的。”《法苑珠林》说：“山里人不相信有鱼像树木一样大，海上人不相信有树木像鱼一样大。胡人见到锦缎，不相信是虫子吃树叶吐丝织成的。吴地人身在江南，不相信有容纳千人的毡帐，等到了河北，又不相信有载重两万石的大船。”辽州僧人的话与此相合。
魏冉罪大
魏冉罪大
自汉以来，议者谓秦之亡，由商鞅、李斯。鞅更变法令，使民不见德，斯焚烧诗书，欲人不知古，其事固然。予观秦所以得罪于天下后世，皆自挟诈失信故耳。其始也，以商于六百里啖楚绝齐，继约楚怀王入武关，辱为藩臣，竟留之至死。及其丧归，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诸侯由是不直秦，未及百年，「三户亡秦」之语遂验。而为此谋者，张仪、魏冉也。仪之恶不待言，而冉之计颇隐，故不为士君子所诛。当秦武王薨，诸弟争立，唯冉力能立昭王。冉者，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昭王少，太后自治事，任冉为政，威震秦国，才六年而诈留楚王，又怒其立太子，复取十六城。是时，王不过十余岁，为此者必冉也。后冉为范睢所间而废逐。司马公以为冉援立昭王，除其灾害，使诸侯稽首而事秦，秦益强大者，冉之功也。盖公不细考之云。又尝请赵王会渑池，处心积虑，亦与诈楚同，赖蔺相如折之，是以无所成，不然，与楚等耳！冉区区匹夫之见，徒能为秦一时之功，而贻秦不义不信之名万世不灭者，冉之罪诚大矣！
自汉代以来，议论者认为秦朝的灭亡，是由于商鞅和李斯。商鞅变更法令，使百姓感受不到恩德；李斯焚烧诗书，想让人不知道古代的事情，这些事确实如此。但我观察秦朝之所以得罪天下后世，都是因为挟持欺诈、丧失信义的缘故。起初，秦国用商於六百里地引诱楚国与齐国断交，接着又约楚怀王进入武关，侮辱他并把他当作藩臣，最终扣留他到死。等到他的灵柩运回，楚国人都哀怜他，如同哀悼自己的亲人。诸侯从此认为秦国不正直，不到百年，“三户亡秦”的话就应验了。而策划这些计谋的，是张仪和魏冉。张仪的罪恶不必说，而魏冉的计谋颇为隐蔽，所以不被士君子所谴责。当秦武王去世时，他的弟弟们争夺王位，只有魏冉有能力拥立秦昭王。魏冉是昭王母亲宣太后的弟弟。昭王年幼，太后亲自处理政事，任用魏冉执政，威势震动秦国，仅六年就欺诈扣留楚怀王，又因愤怒楚国立太子，再次夺取十六座城。当时，昭王不过十多岁，做这些事的必定是魏冉。后来魏冉被范睢离间而遭废黜放逐。司马光认为魏冉拥立昭王，消除祸害，使诸侯叩头侍奉秦国，秦国更加强大，这是魏冉的功劳。大概司马光没有仔细考察吧。魏冉又曾邀请赵王在渑池会面，处心积虑，也与欺诈楚国相同，幸亏蔺相如挫败了他，所以没有成功，否则，就和楚国一样了！魏冉区区匹夫的见识，只能为秦国建立一时的功劳，却给秦国留下万世不灭的不义不信的名声，魏冉的罪过确实很大啊！
辩秦少游义倡
辨秦少游义倡
《夷坚己志》载潭州义倡事，谓秦少游南迁过潭，与之往来，后倡竟为秦死，常州教授钟将之得其说于李结次山，为作传。予反复思之，定无此事，当时失于审订，然悔之不及矣。秦将赴杭倅时，有妾边朝华，既而以妨其学道，割爱去之，未几罹党祸，岂复眷恋一倡女哉？予记国史所书温益知潭州，当绍圣中，逐臣在其巡内，若范忠宣、刘仲冯、韩川原伯、吕希纯子进、吕陶元钩，皆为所侵困。邹公南迁过潭，暮投宿村寺，益即时遣州都监将数卒夜出城，逼使登舟，竟凌风绝江去，几于覆舟。以是观之，岂肯容少游款昵累日？此不待辩而明，《己志》之失著矣！
《夷坚己志》记载了潭州义倡的事，说秦少游南迁经过潭州，与她往来，后来这位倡女竟为秦少游而死，常州教授钟将之从李结次山那里听到这个说法，为她作了传。我反复思考，断定没有这件事，当时失于审订，但后悔也来不及了。秦少游将要去杭州任通判时，有妾边朝华，后来因为妨碍他学道，忍痛割爱让她离去，不久就遭遇党祸，哪里还会眷恋一个倡女呢？我记得国史记载温益任潭州知州，在绍圣年间，被贬逐的官员在他的辖区，如范忠宣、刘仲冯、韩川原伯、吕希纯子进、吕陶元钩，都受到他的侵扰困迫。邹公南迁经过潭州，傍晚投宿村寺，温益立即派州都监带领几个士兵夜里出城，逼迫他上船，最终乘风渡江而去，几乎翻船。由此看来，温益怎肯容许秦少游亲昵逗留多日？这不待辩驳就很明白，《己志》的失误很明显了！
姓源韵谱
姓源韵谱
姓氏之书，大抵多谬误。如唐《贞观氏族志》，今已亡其本。《元和姓纂》，诞妄最多。国朝所修《姓源韵谱》，尤为可笑。姑以洪氏一项考之，云：「五代时有洪昌、洪杲，皆为参知政事。」予按二人乃五代南汉僭主刘〈（yǎn）〉之子，及晟嗣位，用为知政事，其兄弟本连「弘」字，以本朝国讳，故《五代史》追改之，元非姓洪氏也。此与洪庆善序丹阳弘氏云：「有弘宪者，元和四年尝跋《辋川图》。」不知弘宪乃李吉甫之字耳。其误正同，《三笔》已载此说。
关于姓氏的书籍，大多多有谬误。比如唐代的《贞观氏族志》，如今已失传其原本。《元和姓纂》，荒诞错误最多。本朝所修的《姓源韵谱》，尤其可笑。姑且以洪氏一项来考证，书中说：“五代时有洪昌、洪杲，都担任参知政事。”我查考这二人是五代南汉僭主刘䶮的儿子，等到刘晟继位，任用他们为知政事，他们兄弟的名字本来连有“弘”字，因为本朝避国讳，所以《五代史》追改了他们，原本并不姓洪。这与洪庆善为丹阳弘氏作序说：“有个叫弘宪的人，元和四年曾为《辋川图》作跋。”不知道弘宪是李吉甫的字。这个错误正好相同，《三笔》已记载了这个说法。
誉人过实
誉人过实
称誉人过实，最为作文章者之疵病，班孟坚尚不能免。如荐谢夷吾一书，予盖论之于《三笔》矣。柳子厚复杜温夫书云：「三辱生书，书皆逾千言，抵吾必曰周、孔，周、孔安可当也？儗人必于其伦。生来柳州，见一刺史即周、孔之，今而去我，道连而谒于潮，又得二周、孔。去之京师，京师显人，为文同立声名以千数，又宜得周、孔千百。何吾生胸中扰扰焉多周、孔哉？」是时，刘梦得在连，韩退之在潮，故子厚云然。此文人人能诵，然今之好为谈者，固自若也。予表出之，以为子孙戒。张说贺魏元忠衣紫曰：「公居伊、周之任。」即为二张所谗，几于陨命。此但形于语言之间耳。
称赞别人超过实际，是写文章的人最大的毛病，班固尚且不能避免。比如他推荐谢夷吾的一封信，我已在《三笔》中论述过了。柳宗元回复杜温夫的信中说：“多次承蒙您来信，每封信都超过千字，提到我必定说是周公、孔子，周公、孔子哪里担当得起呢？比拟人必须根据他的同类。您来到柳州，见到一个刺史就把他比作周公、孔子，现在离开我，经过连州去拜见潮州的人，又得到两个周公、孔子。到了京城，京城显要人物，写文章共同树立声名的有上千人，又应该得到成百上千个周公、孔子。为什么您心中乱糟糟地有那么多周公、孔子呢？”当时，刘禹锡在连州，韩愈在潮州，所以柳宗元这样说。这篇文章人人都能诵读，但如今喜欢夸夸其谈的人，仍然和原来一样。我把它揭示出来，作为子孙的警戒。张说祝贺魏元忠穿上紫色官服时说：“您身负伊尹、周公的重任。”立即被张易之、张昌宗所谗害，几乎丧命。这不过是表现在言语之间罢了。
作文句法
作文句法
作文旨意句法，固有规仿前人，而音节锵亮不嫌于同者。如《前汉书》赞云：「竖牛奔仲叔孙卒，郈伯毁季昭公逐，费忌纳女楚建走，宰嚭谮胥夫差丧，李园进妹春申毙，上官诉屈怀王执，赵高败斯二世缢，伊戾坎盟宋痤死，江充造蛊太子杀，息夫作奸东平诛。」《新唐书》效之云：「三宰啸凶牝夺辰，林甫将蕃黄屋奔，鬼质败谋兴元蹙，崔、柳倒持李宗覆。」刘梦得《因论儆舟》篇云：「越子膝行吴君忽，晋宣尸居魏臣怠，白公厉剑子西哂，李园养士春申易。」亦效班史语也。然其模范，本自《荀子·成相》篇。
写文章的主旨、意趣和句法，固然有模仿前人的地方，但音节铿锵响亮，不忌讳与古人相同。比如《前汉书》的赞语说：“竖牛奔仲叔孙卒，郈伯毁季昭公逐，费忌纳女楚建走，宰嚭谮胥夫差丧，李园进妹春申毙，上官诉屈怀王执，赵高败斯二世缢，伊戾坎盟宋痤死，江充造蛊太子杀，息夫作奸东平诛。”《新唐书》模仿它说：“三宰啸凶牝夺辰，林甫将蕃黄屋奔，鬼质败谋兴元蹙，崔、柳倒持李宗覆。”刘梦得在《因论·儆舟》篇中说：“越子膝行吴君忽，晋宣尸居魏臣怠，白公厉剑子西哂，李园养士春申易。”这也是模仿班固《汉书》的语句。然而这些模仿的范本，原本出自《荀子·成相》篇。
书简循习
书信中的陈规陋习
近代士人，相承于书尺语言，浸涉奇狷〈（juàn）〉，虽有贤识，不能自改。如小简问委，自言所在，必求新异之名。予守赣时，属县兴国宰诒书云：「潋水有驱策，乞疏下。」潋水者，彼邑一水耳，郡中未尝知此，不足以为工，当言下邑、属邑足矣。为县丞者，无不采《蓝田壁记》语云，「负丞某处」，「哦松无补」，「涉笔承乏」，皆厌烂陈言。至称丞曰「蓝田」，殊为可笑。初赴州郡，与人书，必言「前政颓靡，仓库匮乏，未知所以善后」，沿习一律。正使真如所陈，读者亦不之信。予到当涂日，谢执政书云：「郡虽小而事简，库钱仓粟，自可枝梧，得坐啸道院，诚为至幸。」周益公答云：「从前得外郡太守书，未有不以窘冗为词，独创见来缄如此。」盖觉其与它异也。此两者皆狃熟成俗，故纪述以戒子弟辈。
近代的士人，相互沿袭书信中的用语，逐渐变得奇特怪癖，即使有贤明见识的人，也不能自行改正。比如写简短的书信询问事务，自己提到所在的地方，一定要追求新奇独特的名称。我担任赣州知州时，下属兴国县的县令写信来说：“潋水有驱策，乞疏下。”潋水，不过是那个县的一条河流罢了，州府中的人从未听说过这个名称，这不足以显示文采，应该说“下邑”、“属邑”就足够了。担任县丞的人，没有不采用《蓝田壁记》中的语句，说“负丞某处”、“哦松无补”、“涉笔承乏”，这些都是令人厌烦的陈词滥调。甚至把县丞称为“蓝田”，特别可笑。初次到州郡任职，给人写信，一定要说“前任政务颓废萎靡，仓库空虚匮乏，不知道如何妥善处理善后”，沿袭这种套话成为一种惯例。即使实际情况真的像信中所说，读者也不会相信。我到当涂上任时，写给执政的感谢信说：“郡虽然小但政务简省，库中的钱粮，自然可以支撑应付，能够悠闲地坐在道院里，实在是极大的幸运。”周益公回信说：“以前收到外郡太守的来信，没有不把窘迫繁忙作为借口的，唯独这次见到您的来信如此不同。”大概觉得它与众不同吧。这两种情况都是因沿袭旧习而成为惯例，所以记述下来以告诫子弟们。
健讼之误
“健讼”一词的误读
破句读书之误，根著于人，殆不可复正。在《易·彖》之下，先释卦义，然后承以本名者凡八卦。《蒙》卦曰「《蒙》，山下有险，险而止，《蒙》」，以「止」字为句绝，乃及于「蒙」，始系以「《蒙》亨，以亨行」。《讼》卦曰「《讼》，上刚下险，险而健，《讼》」，以「健」字为句绝，乃及于「讼」，始系以「《讼》有孚」。《豫》卦「刚应而志行，顺以动，《豫》」，《随》卦「刚来而下柔，动而说，《随》」，《蛊》卦「刚上而柔下，巽而止，《蛊》」，《恒》卦「巽而动，刚柔皆应，《恒》」，《解》卦「《解》，险以动，动而免乎险，《解》」，《井》卦「巽乎水而上水，《井》」，皆是卦名之上为句绝。而童蒙入学之初，其师点句，辄混于上，遂以「健讼」相连，此下「说随」二字，尚为有说，若「止蒙」、「动豫」之类，将如之何？凡谓顽民好讼者，曰「嚚讼」，曰「终讼」，可也，黄鲁直《江西道院赋》云「细民险而健，以终讼为能。筠独不嚚于讼」，是已。《同人》卦：「柔得中而应乎《干》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据其文义，正与诸卦同，但多下一「曰」字，王弼以为「《干》之所行，故特曰『《同人》曰』」，程伊川以为衍三字，恐不然也。
断句错误地读书，这种毛病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们心中，几乎无法纠正。在《周易·彖传》中，先解释卦义，然后承接本卦名称的共有八卦。《蒙》卦说：“《蒙》，山下有险，险而止，《蒙》”，以“止”字为句读结束，然后才到“蒙”，接着才系上“《蒙》亨，以亨行”。《讼》卦说：“《讼》，上刚下险，险而健，《讼》”，以“健”字为句读结束，然后才到“讼”，接着才系上“《讼》有孚”。《豫》卦是“刚应而志行，顺以动，《豫》”，《随》卦是“刚来而下柔，动而说，《随》”，《蛊》卦是“刚上而柔下，巽而止，《蛊》”，《恒》卦是“巽而动，刚柔皆应，《恒》”，《解》卦是“《解》，险以动，动而免乎险，《解》”，《井》卦是“巽乎水而上水，《井》”，都是在卦名之上作为句读结束。然而儿童刚入学时，他们的老师点断句子，常常把卦名与上文混在一起，于是把“健讼”连读，下面的“说随”二字，还算有说法，至于“止蒙”、“动豫”这类，又该怎么办呢？凡是说顽民喜欢打官司的，称为“嚚讼”、“终讼”是可以的，黄鲁直《江西道院赋》说“细民险而健，以终讼为能。筠独不嚚于讼”，就是这样。《同人》卦：“柔得中而应乎《干》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根据它的文义，正与其他各卦相同，只是多了一个“曰”字，王弼认为“《干》之所行，故特曰‘《同人》曰’”，程伊川认为多出三个字，恐怕不是这样。
用史语之失
引用史书语句的失误
今之牵引史语者，亦未免有失。张释之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论，令今可行也。」遂言秦、汉之间事，帝称善。颜师古云：「令其议论依附时事。」予谓不欲使为甚高难行之论，故令少卑之尔。而今之语者，直以言议不足采为「无甚高论」。又文帝问上林令禽兽簿，不能对，虎圈啬夫从旁代对，帝曰：「吏不当如此邪？」薛广德谏元帝御楼船，曰：「宜从桥。」且有血污车轮之讦。张猛曰：「乘船危，就桥安。」上曰：「晓人不当如是邪？」师古谓「谏争之言，当如猛之详婉也。」按两帝之语皆是褒嘉之词，犹云「独不当如是乎？」今乃指人引喻非理或直述其私曰「晓人不当如是」。又韩公《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诗云：「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为人强记览，过眼不再读。伟哉群圣文，磊落载其腹。」邺侯盖谓李繁，时为随州刺史，藏书既多，且记性警敏，故签轴严整如是。今人或指言虽名为收书而未尝过目者，辄曰：「新若手未触。」亦非也。
如今引用史书语句的人，也难免有失误。张释之谈论适宜的事情，汉文帝说：“卑之，毋甚高论，令今可行也。”于是他就谈论秦、汉之间的事情，皇帝称赞说好。颜师古解释说：“让他的议论依附于当前时事。”我认为是不想让他发表过高而难以实行的言论，所以让他稍微降低一点罢了。然而现在说话的人，直接把言论不值得采纳称为“无甚高论”。另外，汉文帝问上林令关于禽兽的簿册，上林令回答不上来，虎圈啬夫从旁边代为回答，文帝说：“吏不当如此邪？”薛广德劝谏汉元帝乘坐楼船，说：“宜从桥。”并且有“血污车轮”的直言。张猛说：“乘船危，就桥安。”皇上说：“晓人不当如是邪？”颜师古认为“谏争之言，当如猛之详婉也。”按：两位皇帝的话都是褒奖之词，如同说“难道不应当这样吗？”现在却指责别人引用比喻不合理或直接陈述私事，说成“晓人不当如是”。另外，韩愈《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诗说：“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为人强记览，过眼不再读。伟哉群圣文，磊落载其腹。”邺侯指的是李繁，当时任随州刺史，藏书既多，而且记忆力敏锐，所以书签和书轴如此整齐。现在有人指称那些虽然名义上收藏书籍却从未读过的人，就说：“新若手未触。”这也是不对的。
文字书简谨日
文章和书信中要谨慎注明日期
作文字纪月日，当以实言，若拘拘然必以节序，则为牵强，乃似麻沙书坊桃源居士辈所跋耳。至于往还书问，不可不系日，而性率者，一切不书。予有婿生子，遣报云：「今日巳时得一子。」更不知为何日。或又失之好奇。外姻孙鼎臣，每致书，必题其后曰：「某节」，至云「小暑前一日」、「惊蛰前两日」之类。文惠公常笑云：「看孙鼎臣书，须著置历日于案上。」盖自元正、人日、三元、上已、中秋、端午、七夕、重九、除夕外，虽寒食、冬至，亦当谨识之，况于小小气候？后生宜戒。
写文章记录月份日期，应当如实说明，如果拘泥地一定要用节气顺序，就显得牵强，就像麻沙书坊的桃源居士等人写的跋文一样。至于往来的书信，不能不注明日期，但性格直率的人，一概不写。我有一个女婿生了儿子，派人来报告说：“今日巳时得一子。”更不知道是哪一天。有的人又过于追求新奇。外亲孙鼎臣，每次来信，一定在末尾题写“某节”，甚至说“小暑前一日”、“惊蛰前两日”之类。文惠公常常笑着说：“看孙鼎臣的信，必须在桌上放一本历书。”大概除了元旦、人日、三元、上巳、中秋、端午、七夕、重阳、除夕之外，即使是寒食、冬至，也应当谨慎注明，何况是小的节气？后辈应当引以为戒。
雅志堂后小室，名之曰「更衣」，以为姻宾憩息地。稚子数请所出，因录班史语示之。《灌夫传》：「坐乃起更衣。」颜注：「更，改也。凡久坐者皆起更衣，以其寒暖或变也。」「田延年起，至更衣。」颜注：「古者延宾必有更衣之处。」《卫皇后传》：「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
雅志堂后面的小房间，命名为“更衣”，作为姻亲宾客休息的地方。小儿子多次询问这个名称的出处，于是抄录班固《汉书》中的语句给他看。《灌夫传》：“坐乃起更衣。”颜师古注：“更，改也。凡久坐者皆起更衣，以其寒暖或变也。”“田延年起，至更衣。”颜师古注：“古者延宾必有更衣之处。”《卫皇后传》：“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
↑ 音jù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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