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昔葛天氏乐辞云：玄鸟在曲；黄帝云门，理不空绮，至尧有大唐之歌，舜造《南风》之诗，观其二文，辞达而已。及大禹成功，九序惟歌；太康败德，五子皆怨，顺美匡恶，其来久矣。
大舜说：“诗是表达思想感情的，歌是延长诗的语言。”圣人的经典中已经分析得很清楚了。所以，在心中是思想感情，用语言表达出来就是诗。通过文辞来承载内容，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诗，就是扶持、端正的意思，用来端正人的性情。《诗经》三百篇的概括，其意义归于“无邪”，用“持”来解释诗，是符合这一点的。人禀受七种情感，接触外物就会产生感触，有感于物而吟咏情志，没有不是出于自然的。从前葛天氏的乐辞说《玄鸟》在曲中；黄帝的《云门》乐，按理不会只有空泛的曲调。到尧时有《大唐》之歌，舜创作了《南风》诗。看这两篇作品，文辞只是表达意思罢了。到大禹成功，九种功序都得到歌颂；太康败坏道德，五子都产生怨恨。用诗歌来颂扬美德、匡正过失，这种做法由来已久了。
自商暨周，《雅》、《颂》圆备，四始彪炳，六义环深。子夏监绚素之章，子贡悟琢磨之句，故商赐二子，可与言诗。自王泽殄竭，风人辍采；《春秋》观志，讽诵旧章，酬酢以为宾荣，吐纳而成身文。逮楚国讽怨，则《离骚》为刺。秦皇灭典，亦造仙诗。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孝武爱文，柏梁列韵，严马之徒，属辞无方。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沧浪，亦有全曲；暇豫优歌，远见《春秋》；《邪径》童谣，近在成世；阅时取证，则五言久矣。又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至于张衡《怨篇》，清典可味；仙诗缓歌，雅有新声。
从商代到周代，《雅》《颂》体制完备，“四始”光彩鲜明，“六义”周密精深。子夏从“绘事后素”的章句中受到启发，子贡领悟了“如切如磋”的诗句，所以孔子认为可以与子夏、子贡谈论诗了。自从周王的恩泽枯竭，采诗官停止了采集。《春秋》时代通过赋诗来观察志向，人们诵读旧诗章，在宴会上用来应酬以增添宾客的荣耀，通过吟诵来表现自身的文采。到了楚国，表达讽谏怨恨之情，就有《离骚》这样的刺世之作。秦始皇焚毁典籍，却也创作了仙诗。汉初的四言诗，韦孟首先创作，其匡正劝谏的意义，继承了周人的传统。汉武帝喜爱文学，在柏梁台联句押韵，严助、司马相如等人，写作诗文没有固定的方法。到汉成帝时品评著录，有三百多篇，朝廷的典章、国家的文采，也可说是周详完备了。但文人们留下的作品，没有见到五言诗，所以李陵、班婕妤的诗作，被后代怀疑是伪作。按《召南·行露》开始出现半章五言；《孺子沧浪歌》已经是完整的五言曲调；《暇豫》的优施之歌，远在《春秋》时代就有记载；《邪径》的童谣，近在汉成帝时代。纵观历史来取证，那么五言诗的出现已经很久了。另外，古诗中佳丽之作，有人说是枚乘所作，其中《孤竹》一篇，是傅毅的词句。比较文采来推断，大概是两汉的作品吧！看它们的结构行文，直率而不粗野，婉转地依附事物，惆怅地切合情感，实在是五言诗中的典范。至于张衡的《怨篇》，清新典雅，值得品味；仙诗和缓歌，雅正之中带有新声。
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乃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若乃应璩百一，独立不惧，辞谲义贞，亦魏之遗直也。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㭊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忘机之谈，袁孙以下，虽各有雕采，而辞趣一揆，莫与争雄，所以景纯仙篇，挺拔而为俊矣。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
到了建安初期，五言诗蓬勃兴起。魏文帝曹丕和陈思王曹植，放开缰绳驰骋诗坛；王粲、徐干、应玚、刘桢，沿着道路争相驱驰。他们都喜爱风月，亲近池苑，叙述恩宠荣耀，描写酣畅宴饮，慷慨激昂地抒发意气，光明磊落地施展才华。抒发情怀、叙写事物，不追求纤巧细密；驱遣文辞、描绘物象，只求明白清晰。这是他们共同的特点。到了正始年间，阐明道家思想，诗歌掺杂了超脱尘世的情怀。何晏等人，大多浮泛浅薄。只有嵇康的志向清高峻拔，阮籍的意旨深远含蓄，所以能够成为典范。至于应璩的《百一诗》，独立不惧，文辞奇诡而意义正直，也是魏代遗留的直言之士。晋代的众多才子，渐渐进入轻浮绮丽的风格。张华、潘岳、左思、陆机，在诗坛上并肩而行。文采比正始时期繁富，笔力比建安时期柔弱。有的分析文辞以为巧妙，有的流于靡丽以自炫美好。这就是大致的情况。东晋时期的作品，沉溺于玄谈的风气，嘲笑追求世俗事务的志向，崇尚推崇忘却机心的清谈。袁宏、孙绰以下，虽然各有雕琢文采，但文辞旨趣如出一辙，没有谁能争雄。所以郭璞的游仙诗，挺拔出众而成为俊杰。刘宋初年的诗文，体制有所因袭和变革。老庄思想告退，而山水诗开始兴盛。追求对偶的华美，在百字中讲究对仗；争逐一句的奇特，在情感上一定要穷尽物象来描绘事物，在文辞上一定要竭尽全力来追求新颖。这是近代诗坛所竞相追求的。
故铺观列代，而情变之数可监，撮举同异，而纲领之要可明矣。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惟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茂先凝其清，景阳振其丽。兼善则子建仲宣，偏美则太冲公干。然诗有恒裁，思无定位，随性适分，鲜能通圆。若妙识所难，其易也将至；忽以为易，其难也方来。至于三六杂言，则出自篇什；离合之发，则明于图谶；回文所兴，则道原为始；联句共韵，则柏梁余制；巨细或殊，情理同致，总归诗囿，故不繁云。
所以，纵观历代诗歌，情感变化的规律可以考察；归纳其同异，纲领要点就可以明白了。至于四言诗的正体，以雅正温润为根本；五言诗的流行格调，以清新美丽为宗旨。华美与质朴功用不同，只取决于作者的才性。所以张衡（平子）得到了雅正，嵇康（叔夜）蕴含了温润，张华（茂先）凝聚了清新，张协（景阳）发扬了华丽。兼善众美的，是曹植（子建）和王粲（仲宣）；偏长一美的，是左思（太冲）和刘桢（公干）。然而诗有固定的体裁，思想却没有固定的位置，随着各人的性情和天分，很少有人能通达圆融。如果深知其中的难处，那么容易之处就会到来；如果忽视它以为容易，那么困难就会随之而来。至于三言、六言、杂言诗，出自《诗经》的篇章；离合诗的产生，在河图洛书、谶纬之书中已显明；回文诗的兴起，以道原为开端；联句共用一韵，是柏梁台的旧制。这些体裁大小或许不同，但情理是一致的，都归属于诗的园地，所以不再繁琐论述。
赞曰：
民生而志，咏歌所含。兴资皇世，风流二南。
神理共契，政序相参。英华弥缛，万代永耽。
总结说：
人生来就有情志，这是诗歌吟咏所包含的内容。诗歌兴起于上古时代，其流风余韵遍布《周南》《召南》。
它与自然神理相契合，与政治秩序相参酌。诗歌的精华越来越繁盛，千秋万代永远令人沉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