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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知录
卷三 论经义三
诗有入乐不入乐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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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知录
卷三 论经义三
诗有入乐与不入乐的区别
鼓钟之诗曰以雅以南。子曰，雅颂各得其所。夫二南也，豳之七月也，小雅正十六篇大雅正十八篇。[1]颂也，诗之入乐者也。邶以下十二国之附于二南之后而谓之风，鸱鸮以下六篇之附于豳而亦谓之豳，六月以下五十八篇之附于小雅，民劳以下十三篇之附于大雅，而谓之变雅，诗之不入乐者也。[2]
《鼓钟》这首诗说“以雅以南”。孔子说：“雅、颂各得其所。”那《二南》、《豳风》中的《七月》、《小雅》正十六篇、《大雅》正十八篇，以及《颂》，都是入乐的诗。邶以下十二国诗附在《二南》之后称为《风》，《鸱鸮》以下六篇附在《豳风》后也称作《豳》，《六月》以下五十八篇附在《小雅》后，《民劳》以下十三篇附在《大雅》后，称为《变雅》，这些是不入乐的诗。
乐记子夏对魏文侯曰，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朱子曰，二南正风，房中之乐也，乡乐也。二雅之正雅，朝廷之乐也。商周之颂，宗庙之乐也。至变雅则衰周乡士之作，以言时政之得失。而邶鄘以下则太师所陈以观民风者耳，非宗庙燕享之所用也。但据程大昌之辩，则二南自谓之南，而别立正风之目者非。[3]
《乐记》中子夏对魏文侯说：“郑国的音乐过于泛滥而惑乱心志，宋国的音乐柔媚而使人沉溺，卫国的音乐急促而使人烦乱，齐国的音乐傲慢而使人骄纵，这四种音乐都淫于美色而损害德行，因此祭祀时不使用。”朱熹说：“《二南》是正风，用于房中之乐和乡乐；《二雅》中的正雅，用于朝廷之乐；商、周的《颂》，用于宗庙之乐。至于《变雅》，则是衰周时期乡士的作品，用来谈论时政的得失。而邶、鄘以下则是太师采集来观察民风的，并非宗庙宴享所用。”但根据程大昌的辨析，《二南》本就称为“南”，另外设立“正风”的名目是不对的。
四诗
四诗
周南召南，南也，非风也。豳谓之豳诗，亦谓之雅，亦谓之颂，[4]而非风也。南、豳、雅、颂为四诗，而列国之风附焉。此诗之本序也。[5]
《周南》《召南》是“南”，不是“风”。《豳风》称为“豳诗”，也可称为“雅”或“颂”，而不是“风”。“南”、“豳”、“雅”、“颂”是四种诗体，而列国的“风”附属于它们。这是《诗经》的根本次序。
孔子删诗
孔子删诗
孔子删诗所以存列国之风也。有善有不善，兼而存之，犹古之太师陈诗以观民风。而季札听之，以知其国之兴衰。正以二者之竝陈，故可以观可以听。世非二帝，时非上古，固不能使四方之风有贞而无淫，有治而无乱也。文王之化被于南国，而北鄙杀伐之声，文王不能化也。使其诗尚存而入夫子之删，必将存南音以系文王之风，存北音以系纣之风，而不容于没一也。是以桑中之篇，溱洧之作，夫子不删，志淫风也。叔于田为誉段之辞，扬之水椒聊为从沃之语，夫子不删，著乱本也。淫奔之诗录之不一而止者，所以志其风之甚也。一国皆淫，而中有不变者焉，则亟录之。将仲子畏人言也。女曰鸡鸣相警以勤生也。出其东门不慕乎色也。衡门不愿外也。选其辞比其音去其烦且滥者，此夫子之所谓删也。后之拘儒不达此旨，乃谓淫奔之作不当录于圣人之经，是何异唐太子弘谓商臣弑君不当载于春秋之策乎？[6]真希元文章正宗，其所选诗一扫千古之陋，归之正旨。然病其以理为宗，不得诗人之趣。且如古诗十九首，虽非一人之作，而汉代之风略具乎此。今以希元之所删者读之，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何以异乎唐诗山有枢之篇？良人惟古欢，枉驾惠前绥，盖亦邶诗雄雉于飞之义。牵牛织女，意仿大东，兔丝女萝，情同车舝。十九作中无甚优劣。必以坊淫正俗之旨严为绳削，虽矫昭明之枉，恐失国风之义。六代浮华固当芟落，使徐庾不得为人，陈隋不得为代，无乃太甚！岂非执理之过乎？
孔子删诗是为了保存列国的风诗。其中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一并保存下来，就像古代太师陈诗以观察民风一样。而季札听诗，就能知道国家的兴衰。正是因为善恶并存，所以可以观察、可以聆听。时代不是二帝时期，也不是上古，自然不能使四方的风气只有贞洁而没有淫邪，只有太平而没有动乱。文王的教化覆盖了南方，但北方边地的杀伐之声，文王也无法教化。如果那些诗还存在并经过孔子的删选，他一定会保存南方的音乐来维系文王的风教，保存北方的音乐来维系纣王的风气，而不容许埋没任何一方。因此，《桑中》篇、《溱洧》之作，孔子不删，是为了记录淫邪的风气。《叔于田》是赞美共叔段的言辞，《扬之水》《椒聊》是顺从沃地的语句，孔子不删，是为了揭示动乱的根源。淫奔的诗篇收录不止一篇，是为了表明这种风气的严重。一国都淫乱，而其中有不变的人，就赶紧收录。《将仲子》是畏惧人言，《女曰鸡鸣》是互相警醒勤劳生活，《出其东门》是不贪恋美色，《衡门》是不羡慕外物。选择其言辞，调整其音律，去掉那些烦琐和滥俗的，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删”。后世的拘泥儒生不理解这个旨意，竟然说淫奔之作不应收录在圣人的经书中，这与唐太子李弘说商臣弑君不应记载在《春秋》中有什么不同？真德秀的《文章正宗》，所选的诗一扫千古的陋习，归于正旨。但我批评它以理为宗，失去了诗人的趣味。比如《古诗十九首》，虽不是一人所作，但汉代的风气大致体现在其中。现在按真德秀删选的标准来读，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这与《唐诗·山有枢》篇有何不同？“良人惟古欢，枉驾惠前绥”，大概也是《邶风·雄雉于飞》的意思。“牵牛织女”，意仿《大东》；“兔丝女萝”，情同《车舝》。十九首中没有太大的优劣之分。如果一定要用防淫正俗的旨意严格删削，虽然纠正了萧统《文选》的偏颇，恐怕会失去国风的本义。六代的浮华固然应当删落，但让徐陵、庾信不能成为人物，陈、隋不能成为朝代，岂不是太过分了？这难道不是执著于理的过错吗？
何彼秾矣
何彼秾矣
山堂考索载林氏曰，二南之诗虽大槩美诗，亦有刺诗。不徒西周之诗而东周亦与焉。据何彼秾矣之诗可知矣。其曰平王之孙，齐侯之子，考春秋庄公元年书，王姬归于齐，此乃桓王女平王孙下嫁于齐襄公，非平王孙齐侯子而何？[7]说者必欲以为西周之诗，于时未有平王，乃以平为平正之王，齐为齐一之侯，与书言宁王同义，此妄也。[8]据诗人欲言其人之子孙则必直言之，如称卫庄姜则曰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姨。美韩侯取妻则曰汾王之甥，蹶父之子。又何疑乎？且其诗刺诗也，以王姬徒有容色之盛，而无肃雝之德，何以使人化之？故曰何彼秾矣，唐棣讳阙之华。曷不肃雝，王姬之车。诗人若曰，言其容色固如唐棣矣，然王姬之车胡不肃雝乎？是讥之也。按此说桓王女平王孙则是，其曰刺诗于义未允。盖诗自邶鄘以迄于桧曹，皆太师之所陈者也。其中有美有刺，若二南之诗则用之为燕乐，用之为乡乐，用之为射乐，用之为房中乐。而鼓钟之卒章所谓以雅以南，春秋传所谓象箾南籥，文王世子所谓胥鼓南者也。安得有刺？此必东周之后其诗可以存二南之遗音，而圣人附之于篇者也。且自平王之东周，德日以衰矣，麦禾之取，𦈡葛之战，几无以令于兄弟之国。且庄王之世，鲁卫晋郑日以多故，于是王姬下嫁，以树援于强大之齐。寻盟府之坠，言继昏婣之夙好。且其下嫁之时，犹能修周之旧典。而容色之盛，礼节之备，有可取焉。圣人安得不录之以示兴周道于东方之意乎？[9]盖东周以后之诗得附二南者，惟此一篇而已。后之儒者乃疑之，为是纷纷之说，是乌知圣人之意哉？或曰诗之所言但称其容色，何也？曰古者妇有四德，而容其一也。言其容，则德可知矣。[10]故硕人之诗美其君夫人者，至无所不极其形容。而野麕之贞亦云有女如玉。即唐人为妃主碑文，亦多有誉其姿色者。[11]岂若宋代以下之人，以此为讳而不道乎？夫妇人伦之本，昏婣王道之大。下嫁于齐，甥舅之国，太公之后，先王以周礼治诸侯之本也。诗之得附于南者以此。舍是则东周以后事无可称，而民间之谣刺皆属之王风矣。况二南之与民风其来自别。宣王之世，未尝无雅。则平王以下岂遂无南？或者此诗之旧附于南，而夫子不删，要亦不异乎向者之说也。
《山堂考索》记载林氏说：“《二南》的诗虽然大多是赞美诗，但也有讽刺诗。不只是西周的诗，东周的诗也包含在内。根据《何彼秾矣》这首诗就可以知道。它说‘平王之孙，齐侯之子’，考察《春秋》庄公元年记载：‘王姬归于齐’，这是桓王的女儿、平王的孙女下嫁到齐襄公，不是平王的孙女、齐侯的儿子又是什么？解说的人一定要把它当作西周的诗，但当时还没有平王，于是把‘平’解释为‘平正之王’，把‘齐’解释为‘齐一之侯’，与《尚书》中‘宁王’同义，这是荒谬的。根据诗人想表达某人的子孙，一定会直接说出来，比如称卫庄姜就说‘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姨’。赞美韩侯娶妻就说‘汾王之甥，蹶父之子’。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而且这首诗是讽刺诗，因为王姬只有容貌的盛美，而没有肃敬雍和的德行，怎么能使人感化？所以说‘何彼秾矣，唐棣之华。曷不肃雝，王姬之车’。诗人好像在说：她的容貌固然像唐棣花一样，但王姬的车为什么不能肃敬雍和呢？这是讥讽她。”按这种说法，说她是桓王的女儿、平王的孙女是对的，但说它是讽刺诗在义理上并不妥当。因为诗从邶、鄘到桧、曹，都是太师所采集的。其中有赞美也有讽刺，但《二南》的诗用于燕乐、乡乐、射乐、房中乐。而《鼓钟》的最后一章所说的“以雅以南”，《春秋传》所说的“象箾南籥”，《文王世子》所说的“胥鼓南”，怎么会有讽刺呢？这一定是东周之后，这首诗可以保存《二南》的遗音，所以圣人把它附在篇中。而且自从平王东迁，周德日益衰微，麦禾的夺取、𦈡葛的战争，几乎无法号令兄弟之国。到了庄王时代，鲁、卫、晋、郑日益多事，于是王姬下嫁，以在强大的齐国树立援助。寻求盟府的旧约，延续婚姻的旧好。而且在下嫁的时候，还能遵循周朝的旧典。容貌的盛美、礼节的完备，有可取之处。圣人怎能不收录它，以显示在东方复兴周道的意图呢？大概东周以后的诗能附在《二南》中的，只有这一篇而已。后世的儒者却怀疑它，产生这些纷纭的说法，他们哪里知道圣人的意思呢？有人说：诗中所说的只是称赞她的容貌，为什么？我说：古代妇女有四德，容貌是其中之一。说到她的容貌，德行就可以知道了。所以《硕人》这首诗赞美国君的夫人，极尽形容之能事。而《野有死麕》的贞洁也说“有女如玉”。即使是唐代人为妃子、公主写碑文，也多有赞美其姿色的。哪里像宋代以下的人，以此为忌讳而不说呢？夫妇是人伦的根本，婚姻是王道的大事。下嫁到齐国，是甥舅之国，太公的后代，是先王用周礼治理诸侯的根本。这首诗能附在《南》中就是因为这个。否则，东周以后的事就没有可称道的，而民间的歌谣讽刺都归于《王风》了。何况《二南》与民风的来源不同。宣王时代，未尝没有《雅》。那么平王以下，难道就没有《南》吗？或许这首诗旧时就附在《南》中，而孔子不删，总之也不异于前面的说法。
何彼秾矣以庄王之事而附于召南，其与文侯之命以平王之事而附于书一也。
《何彼秾矣》因庄王的事而附在《召南》中，这与《文侯之命》因平王的事而附在《尚书》中是一样的。
邶鄘衞
邶鄘卫
邶鄘卫本三监之地，自康叔之封未久而统于卫矣。采诗者犹存其旧名，谓之邶鄘卫。[12]邶鄘卫者总名也，不当分某篇为邶，某篇为鄘，某篇为卫。分而为三者，汉儒之误。以此诗之简独多，故分三名以各冠之，而非夫子之旧也。[13]考之左氏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观乐于鲁，为之歌邶鄘衞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而襄公三十一年北宫文子之言引卫诗曰威仪棣棣，讳阙不可选也。此诗今为邶之首篇。乃不曰邶而曰卫，是知累言之则曰邶鄘卫，专言之则曰卫，一也。犹之言殷商，言荆楚云尔。意者西周之时故有邶鄘之诗，及幽王之亡而轶之，而大师之职犹不敢废其名乎？然名虽旧而辞则今矣。[14]
邶、鄘、卫本是三监之地，自从康叔受封后不久就统属于卫了。采诗的人仍然保留它们的旧名，称为邶、鄘、卫。邶、鄘、卫是总称，不应当分某篇为邶、某篇为鄘、某篇为卫。分成三个名称，是汉代儒者的错误。因为这首诗的竹简特别多，所以分成三个名称分别冠在它们前面，而不是孔子的旧制。考察《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在鲁国观乐，为他歌唱邶、鄘、卫时说：“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而襄公三十一年北宫文子的话引用卫诗说：“威仪棣棣，不可选也。”这首诗现在是邶风的首篇，却不称邶而称卫。由此可知，连起来说就叫邶、鄘、卫，单独说就叫卫，是一样的。就像说殷商、荆楚一样。想来西周时本来有邶、鄘的诗，到幽王灭亡时就散失了，但太师的职责仍然不敢废弃它们的名称吧？然而名称虽是旧的，但文辞却是现在的。
邶鄘之亡久矣，故大师但有其名。而三国同风，无非卫人之作。桧[15]之亡未久而诗尚存，故别于郑而各自为风。匪风之篇其西周未亡之日乎？[16]
邶、鄘灭亡很久了，所以太师只有其名。而三国同风，无非是卫人的作品。桧国灭亡不久，诗还保存着，所以与郑国区别而各自为风。《匪风》篇大概是西周未灭亡时的作品吧？
邶鄘卫三国也，非三监也。殷之时邦畿千里，周则分之为三。今其相距不过百余里，如地理志所言，于百里之间而立此三监。又幷武庚而为一监，皆非也。宋陈傅良[17]以为自荆以南蔡叔监之，管叔河南，霍叔河北。蔡故蔡国。管则管城，霍则所谓霍太山也。其繇地广，不得为邶鄘卫也。
邶、鄘、卫是三个国家，不是三监。殷商时邦畿千里，周朝把它分成三部分。现在它们相距不过百余里，像《地理志》所说的，在百里之间设立这三个监国。又把武庚并为一个监国，都是不对的。宋代陈傅良认为，从荆以南由蔡叔监管，管叔在河南，霍叔在河北。蔡是原来的蔡国，管是管城，霍是所谓的霍太山。它们的地域广阔，不能等同于邶、鄘、卫。
黎许二国
黎、许二国
许无风，而载驰之诗录于鄘。黎无风而式微旄丘之诗录于邶。圣人阐幽之旨，兴灭之心也。
许国没有风诗，而《载驰》这首诗收录在鄘风。黎国没有风诗，而《式微》《旄丘》收录在邶风。这是圣人阐发幽微的旨意、复兴灭亡国家的心意。
诸姑伯姊
诸姑伯姊
泉水之诗，其曰诸姬犹硕人之庶姜。古之来媵而为姪娣者，必皆同姓之国。其年之长幼，序之昭穆，则不可知也。故有诸姑伯姊之称，犹礼之言伯父伯兄也。贵为小君而能谦以下其众妾，此所谓其君之袂不如其娣者也。
《泉水》这首诗，其中说的“诸姬”就像《硕人》中的“庶姜”。古代来陪嫁做侄娣的，一定都是同姓的国家。她们的年龄长幼、昭穆次序，是无法知道的。所以有“诸姑伯姊”的称呼，就像礼中说的“伯父伯兄”。身为小君而能谦逊地对待众妾，这就是所谓“其君之袂不如其娣”的意思。
王事
王事
王事适我，政事一埤益我。凡交于大国朝聘会盟征伐之事，谓之王事。[18]其国之事谓之政事。
“王事适我，政事一埤益我。”凡是与大国交往的朝聘、会盟、征伐等事，称为“王事”。本国的事务称为“政事”。
朝𬯀于西
朝𬯀于西
朝𬯀于西，崇朝其雨。朱子引周礼十𪸩注，以𬯀为虹，是也。谓不终朝而雨止，则未然。谚曰，东虹晴西虹雨。[19]盖虹蜺杂乱之交，无论雨晴，而皆非天地之正气。楚襄王豋云梦之台，望高唐之观，所谓朝云者也。
“朝𬯀于西，崇朝其雨。”朱熹引用《周礼》十𪸩的注释，认为“𬯀”是虹，这是对的。但他说不到一个早晨雨就停了，则不对。谚语说：“东虹晴西虹雨。”大概虹霓是杂乱交错的，无论雨晴，都不是天地的正气。楚襄王登上云梦台，眺望高唐观，所说的“朝云”就是指这个。
邶鄘卫王列国之名，其始于成康之世乎？惟周王抚万邦巡侯甸，而大师陈诗以观民风。其采于商之故都者，则系之邶鄘卫。其采于东都者则系之王。[20]其采于列国者则各系之其国。至骊山之祸先王之诗率已阙轶，而孔子所录者皆平王以后之诗。此变风之所繇名也。诗虽变而大师之本名则不敢变。此十二国之所以犹存其旧也。先儒谓王之名不当侪于列国，而为之说曰，列黍离于国风，齐王德于邦君，[21]误矣。
邶、鄘、卫、王这些列国的名称，大概始于成康之世吧？周王安抚万邦、巡视侯甸，而太师陈诗以观察民风。那些采集于商朝故都的，就系于邶、鄘、卫；采集于东都的，就系于王；采集于列国的，就各系于其国。到骊山之祸，先王的诗大多散失，而孔子所收录的都是平王以后的诗。这就是“变风”得名的原因。诗虽然变了，但太师原来的名称却不敢改变。这就是十二国仍然保留旧名的原因。先儒说“王”这个名称不应与列国并列，并解释说：“把《黍离》列在国风中，使王德与邦君齐平。”这是错误的。
自幽王以上大师所陈之诗亡矣。春秋时君卿大夫之赋诗无及之者。此孔子之所不得见也。是故诗无正风。
自幽王以上，太师所陈的诗都亡佚了。春秋时期君卿大夫赋诗，没有涉及这些诗的。这是孔子所无法见到的。因此，《诗经》中没有正风。
二南豳也，小大雅也，皆西周之诗也。至于幽王而止。[22]其余十二国风则东周之诗也。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西周之诗亡也。诗亡而列国之事迹不可得而见，于是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出焉。是之谓诗亡然后春秋作也。周颂西周之诗也，鲁颂东周之诗也。成康之世鲁岂无诗？而今亦已无矣。故曰诗亡列国之诗亡也。其作于天子之邦者，以雅以南以豳以颂，则固未尝亡也。
《周南》《召南》《豳风》《小雅》《大雅》，都是西周的诗歌，到周幽王为止。其余十二国风则是东周的诗歌。周天子的教化衰微，诗歌也就消亡了，这是指西周的诗歌消亡了。诗歌消亡后，各国的事迹就无法看到了，于是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鲁国的《春秋》便出现了。这就是所谓的“诗歌消亡后，《春秋》便产生了”。《周颂》是西周的诗歌，《鲁颂》是东周的诗歌。周成王、周康王时代，鲁国难道没有诗歌吗？但如今也已经没有了。所以说诗歌消亡，是指各诸侯国的诗歌消亡了。那些产生于天子邦国的诗歌，如《雅》《南》《豳》《颂》，本来就没有消亡。
日之夕矣
太阳下山了
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当归之时也。至是而不归，如之何勿思也。
鸡回窝了，太阳下山了，牛羊也从山上下来了。这正是君子应该回家的时候。到了这个时候还不回来，怎么能不让人思念呢？
君子以向晦入宴息，日之夕矣而不来，则其妇思之矣。朝出而晚归，则其母望之矣。[23]夜居于外，则其友吊之矣。[24]于文日夕为退。[25]是以樽罍无卜夜之宾，衢路有宵行之禁。故曰见星而行者，惟罪人与奔父母之丧者乎。[26]至于酒德衰而酣身长夜，官邪作而昏夜乞哀，天地之气乖而晦明之节乱矣！
君子在黄昏时回家休息，太阳下山了还不回来，他的妻子就会思念他。早上出门而晚上才回来，他的母亲就会盼望他。夜里住在外面，他的朋友就会慰问他。在文字中，“日”和“夕”合起来就是“退”字。因此，酒樽前没有整夜饮酒的宾客，大路上有禁止夜间行走的规定。所以说，见到星星还在赶路的人，只有罪犯和奔父母丧事的人。至于饮酒无德而彻夜酣醉，官员邪恶而在黑夜乞求哀怜，天地之气乖戾而昼夜的节律混乱了！
大车
《大车》
岂不尔恩，畏子不敢，民免而无耻也。虽速我讼，亦不女从，有耻且格也。
“难道不念你的恩情，只是怕你而不敢”，这是百姓只求免于刑罚而没有羞耻心。“即使让我吃官司，我也不会顺从你”，这是有羞耻心而且能自我约束。
自邶至曹，皆周初大师之次序。先邶鄘衞，殷之故都也。次之以王，周东都也。何以知其为周初之次序？邶鄘也，晋而谓之唐也，皆西周之旧也。惟郑乃宣王所封，中兴之后始立其名于太师。而列于诸国之先者，郑亦王畿之内也。故次于王也。桓公之时其诗不存，故首缁衣也。
从《邶风》到《曹风》，都是周初太师编排的顺序。先列《邶风》《鄘风》《卫风》，这是殷商的旧都。其次列《王风》，这是周朝的东都。怎么知道这是周初的顺序呢？《邶风》《鄘风》，以及晋国后来称为《唐风》的，都是西周的旧诗。只有《郑风》是周宣王分封的，周室中兴之后才在太师那里确立其名。而它排在各国之前，是因为郑国也在王畿之内，所以排在《王风》之后。郑桓公时代的诗没有留存，所以《郑风》以《缁衣》为首篇。
楚吴诸国无诗
楚国、吴国等诸侯国没有诗歌
吴楚之无诗，以其僣王而夷之与？非也。太师之本无也。楚之先熊绎辟在荆山，筚路篮缕，以处草莽。惟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而周无分器。[27]岐阳之盟楚为荆蛮，置茅𫈵，设望表，与鲜牟守燎而不与盟，[28]是亦无诗之可采矣。况于吴自寿梦以前未通中国者乎？滕薛之无诗微也。若乃虢郐皆为郑灭，而虢独无诗。陈蔡皆列春秋之会盟，而蔡独无诗。有司失其传尔。
吴国、楚国没有诗歌，是因为他们僭越称王而被视为蛮夷吗？不是的。是太师本来就没有收录他们的诗。楚国的先祖熊绎开辟于荆山，驾着柴车，穿着破衣，生活在草莽之中。只有桃木弓、棘枝箭，用来供奉周王的事务，而周朝没有分给他礼器。在岐阳的盟会上，楚国被视为荆蛮，设置茅草席位，设立望表，与鲜牟一起看守火堆而不参与盟会，这样也就没有诗歌可以采集了。何况吴国在寿梦以前还没有与中原各国交往呢？滕国、薛国没有诗歌，是因为它们弱小。至于虢国、郐国都被郑国灭亡，而虢国唯独没有诗歌。陈国、蔡国都列于春秋的会盟之中，而蔡国唯独没有诗歌。这是主管官员失传了而已。
自周南至豳，统谓之国风。此先儒之误。程泰之辩之详矣。豳诗不属于国风。周世之国无豳，此非大师所采。周公追王业之始，作为七月之诗，兼雅颂之声，而用之祈报之事。周礼籥章，逆暑迎寒，则龡豳诗。祈年于田祖，则龡豳雅。祭蜡，则龡豳颂。雪山王氏曰，此一诗而三用也。[29]鸱鸮以下或周公之作，或为周公而作。则皆附于豳焉。虽不以合乐，然与二南同为有周盛时之诗，非东周以后列国之风也。故他无可附。
从《周南》到《豳风》，统称为“国风”，这是前代儒者的错误。程泰之对此辨析得很详细了。《豳风》不属于国风。周代没有名为“豳”的诸侯国，这不是太师采集的。周公追念王业的开始，创作了《七月》这首诗，兼具雅和颂的声调，用于祈求丰收和报答神灵的仪式。《周礼·籥章》记载：迎接暑热和寒冷时，就吹奏《豳诗》；向田祖祈求丰年时，就吹奏《豳雅》；举行蜡祭时，就吹奏《豳颂》。雪山王氏说，这是同一首诗有三种用途。《鸱鸮》以下的诗，有的是周公所作，有的是为周公而作，都附在《豳风》之后。虽然不用于合乐，但与《周南》《召南》同为周朝兴盛时期的诗歌，不是东周以后各诸侯国的风诗，所以没有其他地方可以附入。
言私其𫎆
“言私其𫎆”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先公而后私也。言私其𫎆，献豜于公，先私而后公也。自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不能免矣。故先王弗为之禁。非为弗禁，且从而恤之。建国亲侯，胙土命氏，画井分田，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为王政也。至于当官之训，则曰以公灭私。然而禄足以代其耕，田足以供其祭，使之无将毋之嗟，室人之谪，又所以恤其私也。此义不明久矣，世之君子必曰有公而无私，此后代之美言，非先王之至训也。
“雨水落到我们的公田，也落到我的私田”，这是先公后私。“说我的小猪，把大猪献给公家”，这是先私后公。自从天下成为一家，人们各自亲爱自己的亲人，各自抚养自己的子女，而人有私心，本来就是情感上无法避免的。所以先王并不禁止它。不仅不禁止，还顺应并体恤它。分封诸侯，赐予土地和姓氏，规划井田，分配田地，聚合天下的私利，来成就天下的公利。这就是王政。至于为官的训诫，则说要“以公灭私”。然而俸禄足以代替农耕的收入，田地足以供给祭祀，使他们没有“将母”的叹息和家人的责备，这也是体恤他们的私利。这个道理不明已久，世上的君子一定要说“有公无私”，这是后代的美言，不是先王的至理训诫。
承筐是将
“承筐是将”
君子不亲货贿，束帛戋戋，实诸筐筐，非惟尽饰之道，亦所以远财而养耻也。万历以后，士大夫交际多用白金，乃犹封诸书册之间，进自阍人之手。今则亲呈坐上，径出怀中，交收不假他人，茶话无非此物。衣冠而为囊橐之寄，朝廷而有市井之容。若乃拾遗金而对管宁，倚被囊而酬温峤，曾无媿色，了不关情，固其宜也。然则先王制为筐篚之文者，岂非禁于未然之前，而示人以远财之义者乎？以此坊民，民犹轻礼而重货。
君子不亲自经手财物，一束帛帛虽然微薄，也要装在筐篚里，这不只是尽礼数的做法，也是远离财物、培养羞耻心的方式。万历以后，士大夫交际多用白银，还封在书册之间，由守门人递进。如今则亲自在座位上呈上，直接从怀里取出，交接不假他人之手，茶话间无非是这东西。士大夫成了装财物的口袋，朝廷有了市井的样子。至于像拾到遗金面对管宁、靠着被囊酬谢温峤那样，毫无愧色，全然不关情义，本来就是如此了。那么先王制定筐篚的礼文，难道不是在事情发生之前加以禁止，并示人以远离财物的道理吗？用这个来防范百姓，百姓尚且轻视礼义而看重财物。
罄无不宜
“罄无不宜”
罄无不宜，宜室家，宜兄弟，宜子孙，宜民人也。吉蠲为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尝，于公先王，得万国之懽心，以事其先王也。
“罄无不宜”，是说适宜于家庭，适宜于兄弟，适宜于子孙，适宜于百姓。选择吉日洁净地准备酒食，用来孝敬祭祀，举行春、夏、秋、冬的祭祀，祭祀先公先王，得到万国的欢心，来侍奉自己的先王。
民之质矣日用饮食
“民之质矣，日用饮食”
民之质矣，日用饮食。夫使机智日生而奸伪萌起，上下且不相安，神奚自而降福乎？有起信险肤之族，则高后崇降弗祥。有诪张为幻之民，则嗣王罔或克寿。是故有道之世，人醇工庞商朴，女童上下皆有嘉德，而至治馨香感于神明矣。然则祈天永命之实，必在于观民，而嘶雕为朴，其道何繇？则必以厚生为本。
“百姓的本质，就在于日常饮食。”如果让机巧智谋日益产生，奸诈虚伪纷纷兴起，上下之间都不能相安，神灵又从哪里降下福祉呢？有兴起信口开河、险恶浅薄之言的族人，那么先王就会重重降下不祥。有欺诈善变、制造幻象的百姓，那么继位的君王就不能长寿。所以有道的时代，人们淳朴，工匠厚重，商人质朴，男女老少上下都有美德，而极致的太平馨香感动了神明。那么祈求上天赐予长久国运的实际做法，必定在于观察百姓，而将雕琢的浮华回归质朴，这条路从哪里开始呢？就一定要以厚生为本。
群黎，庶人也。百姓，百官也。民之质矣，兼百官与庶人而言。犹曰人之生也直也。
“群黎”是指普通民众。“百姓”是指百官。“民之质矣”是兼指百官和民众而言，就像说“人的生存在于正直”一样。
小人所腓
“小人所腓”
小人所腓，古制一车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装五人，廏养五人，樵汲五人。[30]随车而动，如足之腓也。[31]步乘相资，短长相衞，行止相扶，此所以为节制之师也。𦈡葛之战，郑原繁高渠弥以中军奉公为鱼丽之陈，先偏后伍，伍乘弥缝，卒不随车，遇阙即补，斯已异矣。[32]大卤之师，魏舒请毁车以为行。五乘为三伍，[33]为五陈以相离，两于前伍于后，专为右角，参为左角，偏为前拒，专任步卒以取捷速。然亦必山林险阻之地而后可用也。步不当骑，于是赵武灵王为胡服骑射之令，而后世因之。所以取胜于敌者益轻益速。而一败涂地，亦无以自保。然后知车战之为谋远矣。
“小人所腓”，古代的制度是：一辆战车上有甲士三人，步兵七十二人，炊事兵十人，负责守护衣装的人五人，马夫五人，打柴打水的人五人。他们随车行动，就像脚的小腿一样。步兵和战车互相依赖，短兵和长兵互相护卫，行进和停止互相扶持，这就是有节制、有纪律的军队。在繻葛之战中，郑国的原繁、高渠弥率领中军护卫郑庄公，摆出鱼丽阵，先以偏师在前，后以伍队在后，伍队和战车互相弥补，步兵不随车行动，遇到空缺就补充，这已经不同了。在大卤之战中，魏舒请求毁掉战车改为步兵行列。五辆战车的人编成三个伍，组成五个阵势互相分离，两阵在前，伍阵在后，专阵为右角，参阵为左角，偏阵为前拒，完全依靠步兵来追求快速。但这也必须在山林险阻的地方才能使用。步兵抵挡不住骑兵，于是赵武灵王下令胡服骑射，后世沿袭下来。这样战胜敌人更加轻便快速。但一旦一败涂地，也无法自我保全。然后才知道车战的谋略深远。
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车战之时未有斩首至于累万者。车战废而首功兴矣。先王之用兵服之而已，不期于多杀也。杀人之中又有礼焉，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不亦宜乎？
整个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车战的时代没有斩首达到数万的。车战废除后，以斩首记功的做法就兴起了。先王用兵只是使对方降服而已，不期望多杀人。杀人之中又有礼义，用这种方式来治理天下而百姓服从，不也是应该的吗？
宋沈括对神宗，言车战之利见于历世。然古人所谓兵车者，轻车也。五御折旋，利于捷速。今之民间辎车重大，日不能三十里，故世谓之太平车。但可施于无事之日耳。
宋朝沈括对宋神宗说，车战的好处历代都有体现。但古人所说的兵车，是轻车。五种驾驭技术能灵活转弯，利于快速。如今民间的辎重车又大又重，一天走不到三十里，所以世人称之为“太平车”。只能用于太平无事的日子罢了。
变雅
《变雅》
六月，采芑，车攻，吉日，宣王中兴之作，何以为变雅乎？采芑传曰，言周室之强，车服之美也。言其强美斯劣矣。[34]观夫鹿呜以下诸篇，其于君臣兄弟朋友之间无不曲当，而未尝有夸大之辞。大雅之称文武，皆本其敬天勤民之意。至其言伐商之功盛矣，大矣。不过曰会朝清明而止，然宣王之诗不有侈于前人者乎？[35]一传而周遂亡。呜呼！此太子晋所以谓自我先王厉宣幽平而贪天祸，固不待沔水之忧，祈父之刺，而后见之也。
《六月》《采芑》《车攻》《吉日》，是周宣王中兴时期的作品，为什么算作《变雅》呢？《采芑》的传文说，这是讲周室的强大、车服的美好。说它强大美好，其实就显露出它的不足了。看《鹿鸣》以下的各篇，对于君臣、兄弟、朋友之间，无不恰到好处，而且没有夸大的言辞。《大雅》称颂文王、武王，都本于他们敬天勤民的心意。至于说到伐商的功业盛大，也不过说“会朝清明”就停止了。然而宣王的诗，不是比前人更浮夸吗？一传到下一代，周朝就灭亡了。唉！这就是太子晋所说的“从我们先王厉王、宣王、幽王、平王以来，贪求天降的灾祸”，本来就不必等到《沔水》的忧虑、《祈父》的讽刺，而后才能看出来。
“太原”
薄伐𤞤狁，至于太原。毛郑皆不详其地。其以为今太原阳曲县者，始于朱子，[36]而愚未敢信也。古之言太原者多矣，若此诗则必先求泾阳所在而后太原可得而明也。汉书地理志，安定郡有泾阳县幵头山在西。禹贡泾水所出。后汉书灵帝纪，段颎破先零羗于泾阳。注泾阳县属安定，在原州。郡县志，原州平凉县本汉泾阳县地，今县西四十里泾阳故城是也。然则太原当即今之平凉，而后魏立为原州。亦是取古太原之名尔。[37]计周人之伐𤞤狁必在泾原之间。若晋阳之太原，在大河之东，距周京千五百里。岂有寇从西来，兵乃东出者乎？故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而国语宣王料民于太原，亦以其地近边，而为御戎之备，必不料之于晋国也。又按汉书，贾捐之言秦地南不过闽越，北不过太原，而天下溃畔，亦是平凉而非晋阳也。[38]若书禹贡，既修太原，至于岳阳。春秋晋荀吴帅师败狄于太原，及子产对叔向，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太原，则是今之晋阳。而岂可以晋之太原为周之太原乎？[39]
“薄伐猃狁，至于太原。”毛公、郑玄都没有详细说明这个地方。认为是指现在太原阳曲县的，是从朱熹开始的，而我不敢相信。古代说“太原”的地方很多，对于这首诗，必须先找到泾阳的位置，然后太原才能明确。《汉书·地理志》记载，安定郡有泾阳县，幵头山在西边，是《禹贡》中泾水的发源地。《后汉书·灵帝纪》记载，段颎在泾阳打败先零羌。注释说泾阳县属于安定郡，在原州。《郡县志》说，原州平凉县本是汉朝泾阳县地，现在县西四十里处有泾阳故城。那么太原应当就是现在的平凉，而后魏设立原州，也是取古太原的名称。估计周人讨伐猃狁一定在泾原之间。如果说是晋阳的太原，那在大河以东，距离周朝都城一千五百里。哪有敌寇从西边来，军队却从东边出发的道理呢？所以说“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而《国语》记载周宣王在太原统计人口，也是因为那里靠近边境，作为防御戎狄的准备，一定不会在晋国统计。又按《汉书》，贾捐之说秦地南不超过闽越，北不超过太原，而天下崩溃反叛，这里的太原也是平凉，不是晋阳。至于《尚书·禹贡》说“既修太原，至于岳阳”，《春秋》记载晋国荀吴率师在太原打败狄人，以及子产对叔向说“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太原”，那是指现在的晋阳。怎么能把晋国的太原当作周朝的太原呢？
吾读竹书纪年而知周之世有戎祸也。盖始于穆王之征犬戎，六师西指，无不率服，于是迁戎于太原。[40]以黩武之兵而为徙戎之事。懿孝之世，戎车屡征。至夷王七年，虢公帅师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获马千匹。则是昔日所内徙者，今为寇而征之也。宣王之世虽号中兴，三十三年王师伐太原之戎，不克。三十八年伐条戎奔戎，王师败逋。三十九年伐羗戎战于千亩，王师败逋。四十年料民于太原。其与后汉西羗之叛大畧相似。幽王六年命伯士帅师伐六济之戎，王师败逋。[41]于是关中之地戎得以整居其间。而陕东之申侯，至与之结盟而入寇，[42]盖宣王之世其患如汉之安帝也。幽王之世其患如晋之怀帝也。戎之所繇来非一日之故，而三川之震，檿弧之谣，皆适会其时者也。然则宣王之功计亦不过唐之宣宗，而周人之美宣亦犹鲁人之颂僖也。事劣而文侈矣。书不尽言，是以论其世也。如毛公者，岂非独见其情于意言之表者哉？[43]
我读《竹书纪年》，才知道周代一直有戎祸。大概始于周穆王征伐犬戎，六军西征，无不归服，于是将戎人迁到太原。以穷兵黩武的军队来做迁徙戎人的事。周懿王、周孝王时代，战车屡次出征。到周夷王七年，虢公率军讨伐太原的戎人，到达俞泉，获得战马千匹。这就是以前内迁的戎人，如今成为寇盗而被征讨。周宣王时代虽然号称中兴，但三十三年王师讨伐太原的戎人，没有取胜。三十八年讨伐条戎、奔戎，王师败逃。三十九年讨伐羌戎，在千亩作战，王师败逃。四十年在太原统计人口。这与后汉西羌的叛乱大致相似。周幽王六年，命令伯士率军讨伐六济之戎，王师败逃。于是关中之地，戎人得以整片居住其间。而陕东的申侯，甚至与他们结盟而入寇。大概周宣王时代的祸患如同汉安帝时代，周幽王时代的祸患如同晋怀帝时代。戎祸的由来不是一天的事，而三川地震、檿弧童谣，都恰好发生在那个时代。那么周宣王的功业，估计也不过如同唐宣宗，而周人赞美宣王，也如同鲁人歌颂僖公。事迹逊色而文辞浮夸了。书不尽言，所以要论其时代。像毛公这样的人，难道不是独自看到了言辞之外的情实吗？
莠言自口
“莠言自口”
莠言，秽言也。若郑享赵孟而伯有赋鹑奔之诗是也。君子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库言库，在朝言朝。狎侮之态不及于小人，谑浪之辞不加于妃妾。自世尚通方，人安媟慢，宋玉登墙之见，淳于灭烛之欢，遂乃告诸君王，传之文字，忘其秽论，著为美谈。以至执女手之言发自临丧之际。[44]啮妃唇之咏宣于侍宴之余。[45]于是摇头而舞八风，[46]连臂而歌万岁，[47]去人伦，无君子，而国命随之矣！
“莠言”就是污秽的言语。比如郑国设宴招待赵孟时，伯有朗诵《鹑之奔奔》这首诗就是例子。君子在官府就谈官府的事，在府库就谈府库的事，在朝廷就谈朝廷的事。轻慢的态度不施加于小人，戏谑的言辞不施加于妃妾。自从社会崇尚圆滑变通，人们安于轻慢亵渎，宋玉登墙偷看邻女、淳于髡灭烛纵欢之类的事，竟然被禀告给君王，写成文字，忘记了那是污秽的言论，反而当作美谈。以至于“执女手”这样的话出自临丧之际，“啮妃唇”这样的吟咏在侍宴之余宣扬。于是摇头晃脑地跳起八风舞，手挽着手高呼万岁，抛弃人伦，没有君子，而国家的命运也就随之而去了！
臧孙纥见衞侯于郲，退而告其人曰，衞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粪土也，亡而不变，何以复国？以粪土喻其言犹诗之莠言也。
臧孙纥在郲地会见卫侯，回来后告诉他的手下说：“卫侯恐怕回不了国了！他的言语如同粪土，流亡在外却不改变，凭什么能恢复国家？”用粪土来比喻他的言语，就像《诗经》中所说的“莠言”。
皇父
皇父
王室方骚，人心危惧。皇父以柄国之大臣而营邑于向。[48]于是三有事之多藏者随之而去矣。庶民之有车马者，随之而去矣。盖亦知西戎之已偪，而王室之将倾也。以郑桓公之贤，且寄孥于虢郐，则其时之国势可知。然不顾君臣之义，而先去以为民望，则皇父实为之首。昔晋之王衍，见中原已乱，乃说东海王越以弟澄为荆州，族弟敦为青州，谓之曰，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为三窟矣。鄙夫之心，亦千载而符合者乎？
王室正动荡不安，人心危惧。皇父作为执掌国政的大臣，却在向地营建城邑。于是那些拥有大量财物的三有司官员跟着他去了，那些拥有车马的平民也跟着他去了。大概他也知道西戎已经逼近，王室将要倾覆了。以郑桓公那样的贤明，尚且把家属寄托在虢国和郐国，那么当时的国势就可想而知了。然而不顾君臣大义，率先离去而成为百姓效仿的对象，皇父实在是罪魁祸首。从前晋朝的王衍，看到中原已经大乱，就劝说东海王司马越，让弟弟王澄担任荆州刺史，族弟王敦担任青州刺史，对他们说：“荆州有江汉的险固，青州有背靠大海的险要，你们二人在外，我留在这里，足以成为三个藏身之所了。”鄙陋之人的心思，难道也是千年之后相符合的吗？
握粟出卜
握粟出卜
古时用钱未广，诗书皆无货泉之文，而问卜者亦用粟。汉初犹然。史记日者传，卜而有不审不见夺糈。
古时候钱币使用还不广泛，《诗经》《尚书》中都没有关于货币的文字，而问卜的人也用粟米。汉朝初年还是这样。《史记·日者列传》说，占卜如果不准确，也不会被夺去卜者的粮食。
私人之子百僚是试
私人之子百僚是试
孔氏曰，私人皂隷之属也。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故贵有常尊，贱有等威，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也。周之衰也，政以贿成，而官之师旅不胜其富。[49]又其甚也，私人之子皆得进而服官，而文武周公之法尽矣。候人而赤芾，曹是以亡。不狩而县貆，魏是则削。贱妨贵，小加大，古人列之六逆。又不但仍叔之子讥其年弱，尹氏之婣刺其材琐而已。自古国家吏道杂而多端，未有不趋于危乱者。举贤才，慎名器，岂非人主之所宜兢兢自守者乎？
孔氏说：“私人”是指皂隶这类人。天下有道时，德行小的被德行大的役使，贤能小的被贤能大的役使。所以高贵者有恒常的尊位，低贱者有等级的威严，这是用来分辨上下、安定民心的方法。周朝衰微时，政事靠贿赂完成，而官员的军队富得不得了。更严重的是，私人的儿子都能进身做官，于是文王、武王、周公的法度全被废弃了。候人却穿着红色蔽膝，曹国因此灭亡；不狩猎却悬挂着貆皮，魏国因此被削弱。低贱者妨害高贵者，弱小者侵犯强大者，古人把这列为六种逆乱。这还不只是讥讽仍叔的儿子年幼、尹氏的姻亲才能琐碎而已。自古以来，国家官吏的选拔途径杂乱繁多，没有不趋向危亡祸乱的。选拔贤才，慎重对待名位和车服礼器，难道不是君主所应当兢兢业业、谨慎自守的吗？
不醉反耻
不醉反耻
彼醉不臧，不醉反耻。所谓一国皆狂，反以不狂者为狂也。以箕子之忠而不敢对纣之失日，[50]况中材以下有不尤而效之者乎？卿士师师非度，此商之所以亡。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此楚之所以六千里而为讐人役也。是以圣王重特立之人，而远苟同之士。保邦于未危，必自此始。
“那些醉了的人不好，不醉的人反而感到羞耻。”这就是所谓一国人都疯狂，反而把不疯狂的人当作疯子。以箕子那样的忠诚，尚且不敢回答纣王关于失日的问题，何况中等才能以下的人，哪有不效仿这种做法的呢？卿士们互相效仿而不合法度，这就是商朝灭亡的原因。兰芷变得不芳香了，荃蕙化成了茅草，这就是楚国拥有六千里土地却被仇人役使的原因。因此圣明的君王看重特立独行的人，而远离苟且附和的人。在未发生危险时保全国家，一定要从这里开始。
上天之载
上天之载
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君子所以事天者如之何？亦曰仪刑文王而已。其仪刑文王也如之何？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而已。
“上天之事无声无臭，效法文王，万邦就会信服。”君子用来事奉上天的方法是什么呢？也只是说效法文王罢了。那么如何效法文王呢？做君主的止于仁爱，做臣子的止于恭敬，做儿子的止于孝顺，做父亲的止于慈爱，与国人交往止于诚信罢了。
王欲玉女
王欲玉女
民劳本召穆公谏王之辞，乃托为王意，以戒公卿百执事之人。故曰王欲玉女，是用大谏。犹之转予于恤，而呼祈父，从事不均而怨大夫。所谓言之者无罪，而闻之者足以戒也。岂亦监谤之时疾威之日不敢指斥而为是言乎？然而乱君之国无治臣焉。至于我即尔谋，听我嚻嚻，则又不独王之愎谏矣！
《民劳》本来是召穆公劝谏周王的诗，却假托是周王的意愿，用来告诫公卿百官。所以说“王欲玉女，是用大谏”。就像“转予于恤”而呼唤祈父，“从事不均”而怨恨大夫。这就是所谓说话的人没有罪过，而听话的人足以引以为戒。难道也是在监视谤言、暴虐施威的时候，不敢直接指责而这样说吗？然而，乱君的国度里是没有贤臣的。至于“我即尔谋，听我嚻嚻”，那就不仅仅是周王刚愎自用、不听劝谏了！
夸毗
夸毗
天之方懠，无为夸毗。释训曰，夸毗体柔也。[51]天下惟体柔之人常足以遗民忧而召天祸。夏侯湛有云，居位者以善身为静，以寡交为慎，以弱断为重。以怯言为信。[52]白居易有云，以拱默保位者为明智，以柔慎安身者为贤能，以直言危行者为狂愚，以中立守道者为凝滞。故朝寡敢言之士，庭鲜执咎之臣。自国及家，寖而成俗。故父训其子曰，无介直以立仇敌。兄教其弟曰，无方正以贾悔尤。且慎默积于中，则职事废于外。强毅果断之心屈，畏忌因循之性成，反谓率职而举正者，不达于时宜。当官而行法者，不通于事变。是以殿最之文，虽书而不实。黜陟之典虽备而不行。[53]罗点有云，无所可否则曰得体。与世浮沉则曰有量。众皆默己独言则曰沽名。众皆浊己独清则曰立异。[54]观三子之言其于末俗之敝，可谓恳切而详尽矣。至于佞谄日炽，刚克消亡，朝多沓沓之流，士保庸庸之福。苟由其道，无变其俗，必将使一国之人皆化为巧言令色，孔壬而后已。然则丧乱之所从生，岂不阶于夸毗之辈乎？[55]是以屈原嫉楚国之士谓之如脂如韦。而孔子亦云吾未见刚者。
“上天正在愤怒，不要做夸毗之事。”《尔雅·释训》说：“夸毗，就是身体柔软。”天下只有身体柔软的人常常足以给百姓留下忧患，并招来上天的灾祸。夏侯湛曾说：“身居官位的人把明哲保身当作沉静，把少与人交往当作谨慎，把优柔寡断当作稳重，把怯于言辞当作诚信。”白居易曾说：“把拱手沉默、保住官位的人当作明智，把柔顺谨慎、安身立命的人当作贤能，把直言不讳、行为正直的人当作狂妄愚昧，把中立不偏、坚守道义的人当作固执不通。”所以朝廷缺少敢于直言的士人，官署少有勇于承担责任的大臣。从国家到家族，逐渐形成了这种风气。所以父亲教导儿子说：“不要耿直而树立仇敌。”兄长教导弟弟说：“不要方正而招致悔恨。”而且谨慎沉默积在心中，那么职事就会荒废于外。刚强果断的心志受到压抑，畏忌因循的性格得以养成，反而认为那些尽职尽责、主持正义的人不通时宜，那些当官执法的人不明事理。因此考核政绩的文书虽然写了却不真实，升降官员的典制虽然完备却不实行。罗点曾说：“没有什么可否意见的人被称为‘得体’，随波逐流的人被称为‘有度量’，众人都沉默而唯独自己发言的人被称为‘沽名钓誉’，众人都混浊而唯独自己清白的人被称为‘标新立异’。”看这三个人的话，对于末世的弊病，可以说是恳切而详尽的了。至于奸佞谄媚之风日益炽盛，刚强正直之气消亡，朝廷多是苟且敷衍之辈，士人安享平庸之福。如果任由这种风气发展，不改变这种习俗，必将使一国的人都变成花言巧语、谄媚奉承的奸佞小人而后已。那么，祸乱所产生的原因，难道不是源于这些夸毗之辈吗？因此屈原憎恨楚国的士人，称他们像油脂、像熟牛皮一样柔软。而孔子也说：“我没有见过刚强的人。”
流言以对
流言以对
彊御多怼，即上章所云彊御之臣也。其心多所怼疾而独窥人主之情深，居禁中而好闻外事，则假流言以中伤之。若二叔之流言以间周公是也。夫不根之言何地蔑有？以斛律光之旧将而有百升明月之谣，以裴度之元勋而有坦腹小儿之诵。所谓流言以对者也。如此则寇贼生乎内，而怨诅兴乎下矣。郤宛之难进胙者莫不谤令尹，所谓侯诅侯祝者也。孔氏疏采苓曰，谗言之起由君数问小事于小人也。可不慎哉！
“彊御多怼”，就是上一章所说的强横的臣子。他们心中多有怨恨，却唯独能深深窥探君主的心意，身居宫中而喜欢打听外面的事，于是假借流言来中伤别人。就像管叔、蔡叔散布流言来离间周公那样。没有根据的言论，什么地方没有呢？像斛律光这样的老将，却有“百升明月”的谣言；像裴度这样的元勋，却有“坦腹小儿”的讽诵。这就是所谓的“流言以对”。这样一来，寇贼就会从内部产生，而怨恨诅咒也会从下面兴起。郤宛遭难时，进献祭肉的人没有不诽谤令尹的，这就是所谓的“侯诅侯祝”。孔颖达在《采苓》的疏中说：“谗言的兴起，是由于君主屡次向小人询问小事。”能不谨慎吗！
申伯
申伯
申伯宣王之元舅也，立功于周，而吉甫作崧讳阙高之诵。其孙女为幽王后，无罪见黜，申侯乃与犬戎攻杀幽王。[56]乃未几而为楚所病，戍申之诗作焉。当宣王之世，周兴而申以强。当平王之世，周衰而申以弱。至庄王之世，而申为楚县矣。[57]二舅之于周功罪不同，而其所以自取如此。宋左师之告华亥曰，女丧而宗室于人何有？人亦于女何有？读二诗者岂徒论二王之得失哉？
申伯是周宣王的大舅父，在周朝立有功劳，尹吉甫因此创作了《崧高》这首诗来歌颂他。他的孙女是周幽王的王后，没有罪过却被废黜，申侯于是联合犬戎攻杀了周幽王。然而不久申国就被楚国侵扰，《扬之水》这首诗就是为戍守申地而作。在周宣王时代，周朝兴盛而申国也强大；在周平王时代，周朝衰微而申国也衰弱；到了周庄王时代，申国就成了楚国的一个县。这两位舅父对于周朝，功劳和罪过不同，但他们自取的结果却是这样。宋国的左师向戌告诉华亥说：“你丧失了自己的宗室，对别人还有什么用？别人对你又有什么用？”读这两首诗的人，难道仅仅是讨论两位周王的得失吗？
德𬨎如毛
德𬨎如毛
德𬨎如毛，[58]言易举也。故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又曰，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
“德𬨎如毛”，是说德行容易举起。所以说：“一旦能够克制自己、使言行符合礼的要求，天下人就会归向仁德。”又说：“有谁能够一天把力量用在仁德上吗？我没有见过力量不够的人。”
韩城
韩城
水经注，圣水迳方城县故城北，又东南迳韩城东。诗溥彼韩城，燕师所完。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王肃曰，今涿郡方城县有韩侯城。世谓寒号，非也。[59]按史记燕世家易水东分为梁门。今顺天府固安县有方城村，即汉之方城县也。水经注亦云温水迳良乡县之北界，历梁山南，高梁水出焉。是所谓奕奕梁山者矣。旧说以韩国在同州韩城县。曹氏曰，武王子初封于韩，其时召襄公封于北燕，实为司空。王命以燕众城之。窃疑同州去燕二千余里，即令召公为司空，掌邦土量地远近，兴事任力，亦当发民于近甸而已。岂有役二千里外之人而为筑城者哉？召伯营申亦曰，因是谢人。齐桓城邢，不过宋曹三国。而召诰庶殷攻位，蔡氏以为此迁洛讳阙之民，无役纣都之理。此皆经中明证。[60]况其追其貊乃东北之夷，而蹶父之靡国不到，亦似谓韩土在北陲之远也。
《水经注》记载：圣水流经方城县旧城北面，又向东南流经韩城东面。《诗经》说：“广大的那座韩城，是燕国的军队所筑完的。周王赐给韩侯，那些追人和貊人，全部接受北方的国家。”王肃说：“现在涿郡方城县有韩侯城。世人称之为寒号，这是不对的。”按《史记·燕世家》，易水向东分流为梁门。现在顺天府固安县有方城村，就是汉代的方城县。《水经注》也说：温水流经良乡县的北界，经过梁山南面，高梁水从这里发源。这就是所谓“奕奕梁山”了。旧的说法认为韩国在同州韩城县。曹氏说：“周武王的儿子最初封于韩国，当时召襄公封于北燕，担任司空。周王命令他用燕国的民众筑城。我私下怀疑同州距离燕国两千多里，即使让召公担任司空，掌管邦国土地、测量远近、兴办工程、征用民力，也应当征发近郊的民众罢了。哪有役使两千里之外的人来筑城的道理呢？召伯营建申国时也说：‘依靠这些谢人。’齐桓公筑城于邢国，也不过是宋国、曹国等三国参与。而《召诰》中‘庶殷攻位’，蔡氏认为这是迁往洛邑的民众，没有役使纣都之民的理由。这些都是经书中的明证。何况那些追人和貊人是东北的夷族，而蹶父‘靡国不到’，也似乎是说韩地远在北方边境。
又考王符潜夫论曰，昔周宣王时有韩侯，其国近燕，故诗云普彼韩城，燕师所完。其后韩西亦姓韩，为衞满所伐，迁居海中。汉时去古未远，当有传授。今以水经注为定。
又考证王符《潜夫论》说：“从前周宣王时有韩侯，他的国家靠近燕国，所以《诗经》说‘普彼韩城，燕师所完’。后来韩西也姓韩，被卫满讨伐，迁居到海中。”汉代距离古代还不远，应当有所传承。现在以《水经注》的说法为准。
按毛传梁山韩城皆不言其地。郑氏笺乃云，梁山今在冯翊夏阳西北。韩姬姓之国也，后为晋所灭，故大夫韩氏以为邑名焉。[61]至溥彼韩城，燕师所完，则郑已自知其说之不通，故训燕为安，而曰大矣彼韩国之城，乃古平安时众民之所筑完。惟王肃以梁山为涿郡方城县之山，而以燕为燕国。[62]今于梁山则用郑说，于燕则用王说，二者不可兼通。而又巧立召公为司空之说，可谓甚难而实非矣。又其追其貊，郑以经传说貊多是东夷，故职方掌四夷九貉。[63]郑志答赵商云，九貉即九夷也。又秋官貉隶注云，征东北夷所获。而汉时所谓濊貊者，皆在东北。[64]因于笺末添二语云，其后追也貊也，为𤞤狁所逼，稍稍东迁。此又可见康成之不自安而迁就其说也。
按：毛亨的传注对梁山和韩城都没有说明地点。郑玄的笺注却说：“梁山现在在冯翊夏阳西北。韩国是姬姓之国，后来被晋国灭亡，所以大夫韩氏把它作为封邑的名称。”至于“溥彼韩城，燕师所完”，郑玄已经自己知道这个说法讲不通，所以把“燕”解释为“安”，说：“广大的那个韩国都城，是古代平安时众多民众所筑完的。”只有王肃认为梁山是涿郡方城县的山，而把“燕”当作燕国。现在对于梁山采用郑玄的说法，对于“燕”采用王肃的说法，二者不能兼通。而又巧妙地提出召公担任司空的说法，可以说是非常牵强而实际上不对。至于“其追其貊”，郑玄认为经传中提到的貊大多是东夷，所以《职方》掌管四夷九貉。《郑志》回答赵商说：“九貉就是九夷。”又《秋官·貉隶》注说：“征伐东北夷所俘获的。”而汉代所谓的濊貊，都在东北。于是在笺注末尾添加了两句说：“后来追人和貊人，被猃狁所逼迫，逐渐向东迁移。”这又可见郑玄自己内心不安而迁就他的说法。
如山之苞如川之流
如山之苞如川之流
如山之苞营法也，如川之流陈法也。古之善用师者，能为营而后能为陈。故曰师出以律，又曰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管子覇国之论谋，且犹作内政，寄军令，使之耳目素习，心志素定，如山之不可动摇，然后出而用之。若决水于千仞之谿矣。
“如山之苞”是扎营的方法，“如川之流”是列阵的方法。古代善于用兵的人，能够先扎好营垒，然后才能列阵。所以说“军队出动要遵守纪律”，又说“不超过四次、五次、六次、七次攻击，就要停止整顿”。管子在论述霸国之谋时，尚且要整顿内政，把军令寄托其中，使士兵的耳目平时就熟悉，心志平时就坚定，像山一样不可动摇，然后才出动使用他们。这就如同在千仞高的溪谷中决开积水一样势不可挡。
不吊不祥
不吊不祥
威仪之不类，贤人之丧亡，妇寺之专横，皆国之不祥。而日月之眚，山川之变，鸟兽草木之妖，其小者也。传曰人无衅焉，妖不自作。故孔子对哀公以老者不教幼者不学，为俗之不祥。[65]荀子曰，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长，贱而不肯事贵，不肖而不肯事贤，是人之三不祥也。而武王胜殷，得二俘而问焉曰，若国有妖乎？一俘对曰，吾国有妖，昼见星而天雨血。一俘对曰，此则妖也，非其大者也。吾国之妖，子不听父，弟不听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武王避席再拜之。[66]自余所逮见五六十年国俗民情，举如此矣！不教不学之徒满于天下，而一二稍有才知者皆少正卯邓析之流。是岂待三川谒而悲周，岷山崩而忧汉哉？书曰习与性成。诗云如彼泉流，无沦胥以败。识时之士，所以引领于明王，系心于耉德也。
威仪不合礼法，贤人去世，妇人和宦官专权跋扈，这些都是国家的不祥之兆。而日月的灾异、山川的变故、鸟兽草木的怪异现象，相比之下都是小事。《左传》说：“人如果没有裂痕，怪异现象就不会自己发生。”所以孔子回答鲁哀公说，年长者不教导、年幼者不学习，这是风俗的不祥。[65]荀子说，人有三种不祥：年幼的不肯侍奉年长的，地位低的不肯侍奉地位高的，不贤的不肯侍奉贤德的，这是人的三种不祥。周武王战胜殷商后，抓到两个俘虏，问他们说：“你们国家有怪异现象吗？”一个俘虏回答说：“我们国家有怪异现象，白天出现星星，天上降下血雨。”另一个俘虏回答说：“这确实是怪异现象，但不是最大的。我们国家的怪异现象是：儿子不听从父亲，弟弟不听从兄长，君主的命令得不到执行，这才是最大的怪异现象。”武王听后离开坐席，向他拜了两拜。[66]从我亲眼所见这五六十年来的国家风俗和民间情况，全都是这样啊！不教导不学习的人充满天下，而少数稍有才智的人都是少正卯、邓析这类人物。这哪里需要等到三川干涸才为周朝悲伤、岷山崩塌才为汉朝担忧呢？《尚书》说：“习惯与天性一同形成。”《诗经》说：“如同那泉水奔流，不要相率陷入败亡。”识时务的人，因此期盼明君，心系年高德劭之人。
鲁僖公俭以足用，宽以爱民，务农重谷，而有坰牧之盛。衞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务材训农，通商惠工，敬教劝学，授方任能，而有騋牝三千之多。然则古之马政皆本于田功也。吾未见廏有肥马野有饿莩而能国者也。
鲁僖公节俭以充足用度，宽厚以爱护百姓，致力于农业、重视粮食生产，因此有郊野牧马繁盛的景象。卫文公穿粗布衣服、戴粗帛帽子，致力于发展材用、教导农耕，促进商业、惠及工匠，重视教育、鼓励学习，传授方法、任用贤能，因此有母马三千匹之多。由此可见，古代的马政都基于农业的成效。我没有见过马厩里有肥马而田野里有饿死的人，却还能治理好国家的。
实始翦商
实始翦商
太王当武丁祖甲之世殷道未衰，何从有翦商之事？僖公之世距太王已六百余年，作诗之人特本其王迹所基而侈言之耳。犹秦誓之言命我文考，肃将天威也。犹康诰之言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也。亦后人追言之也。张子曰，一日之间天命未绝，犹是君臣。
太王处在武丁、祖甲的时代，殷商的国运尚未衰落，怎么会有翦灭商朝的事情呢？鲁僖公的时代距离太王已经六百多年，作诗的人只是根据太王王业所奠基的史实而夸大其词罢了。就像《秦誓》中说“命令我文德之父，恭敬地奉行上天的威严”，也像《康诰》中说“上天于是降下大命，文王灭亡了强大的殷商”，这些都是后人追述的话。张子说：“一天之内，如果天命没有断绝，就仍然是君臣关系。”
玄鸟
玄鸟
读经传之文，终商之世无言祥瑞也。而大戊之祥桑，高宗之雊雉，惕于天之见妖而修德者有二焉。则知监于夏王之矫诬上天而栗栗危惧，盖汤之家法也。简狄吞卵而生契。不亦矫诬之甚乎？毛氏传曰，玄鸟鳦也。春分玄鸟降。汤之先祖有娀氏女简狄配高辛氏帝，帝率与之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其为天所命以玄鸟至而生焉。可以破史迁之谬矣。
阅读经传的文字，整个商朝都没有提到祥瑞。而太戊时期的桑树共生、高宗时期的野鸡鸣叫，都是因上天显现怪异而警惕，从而修养德行的例子，共有两件事。由此可知，借鉴夏王欺骗上天的教训而战战兢兢、心存畏惧，这大概是商汤的家法。简狄吞下鸟蛋而生下契，这不是欺骗上天太过分了吗？毛氏传注说：“玄鸟就是燕子。春分时节燕子飞来。商汤的祖先是有娀氏的女儿简狄，嫁给了高辛氏帝喾，帝喾率领她到郊外的禖神那里祈祷，于是生下了契。”所以这是根据上天命定、在玄鸟到来时生下的说法。这可以破除司马迁记载的谬误了。
敷奏其勇
敷奏其勇
敷奏其勇，不震不动，不戁不竦，苟非大受之人骤而当天下之重任，鲜不恐惧而失其守者。此公孙丑所以有动心之问也。升陑伐夏，创未有之事而不疑，可谓天锡之勇矣。何以能之？其上帝临女无贰尔心之谓乎？
“敷奏其勇”，不震惊、不动摇，不恐惧、不退缩。如果不是能担当大任的人，突然承担天下的重任，很少有不恐惧而失去操守的。这就是公孙丑为什么会有“动心”的疑问。登上陑山讨伐夏桀，开创前所未有的事业而毫不迟疑，这可以说是上天赐予的勇气了。为什么能做到呢？大概就是“上帝临视着你，不要有二心”的意思吧？
汤武身之也，学汤武之勇者，宜何如？震惊百里，不丧匕鬯，近之矣。
商汤、周武王是亲身实践这种勇气的。学习商汤、周武王勇气的人，应该怎么做呢？“震惊百里，不丧失匕鬯”，就接近这种境界了。
鲁颂商颂
鲁颂商颂
诗之次序犹春秋之年月，夫子因其旧文，述而不作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告宗庙。鲁之颂，颂其君而已。而列之周颂之后者，鲁人谓之颂也。[67]世儒谓夫子尊鲁而进之为颂，是不然。鲁人谓之颂，夫子安得不谓之颂乎？为下不倍也。春秋书公、书郊禘，亦同此义。孟子曰，其文则史，不独春秋也。虽六经皆然。今人以为圣人作书必有惊世绝俗之见，此是以私心待圣人。世人读书，如王介甫才入贡院，而一院之事皆欲纷更。[68]此最学者之大病也。
《诗经》的次序就像《春秋》的年月一样，孔子沿袭原有的文字，只是传述而不创作。“颂”是赞美盛大德行的形容，用来祭告宗庙。鲁国的颂，只是颂扬其君主罢了。而把它列在周颂之后，是因为鲁国人称它为“颂”。[67]世俗的儒者认为孔子尊崇鲁国而把它提升为“颂”，这是不对的。鲁国人称它为“颂”，孔子怎么能不称它为“颂”呢？这是作为臣下不违背本国的意思。《春秋》中书写“公”、书写“郊禘”，也是同样的道理。孟子说：“它的文字是史书”，不仅《春秋》如此，即使是六经也都是这样。现在的人认为圣人著书一定有惊世骇俗的见解，这是用私心去揣度圣人。世人读书，就像王介甫刚进入贡院，就想把整个贡院的事情都加以更改。[68]这是学者最大的毛病。
列国之风何以无鲁？大师陈之，固曰鲁诗，不谓之颂矣。孔子鲁人也，从鲁而谓之为颂。此如鲁史之书公也。然而泮水之文则固曰鲁侯也。
列国的国风中为什么没有鲁国？太师所陈列的，本来称为“鲁诗”，不称为“颂”。孔子是鲁国人，顺从鲁国的称呼而称它为“颂”。这就像鲁国史书称“公”一样。然而《泮水》的文字中，本来就说“鲁侯”。
商何以在鲁之后？曰，草庐吴氏尝言之矣，大师所职者，当代之诗也。商则先代之诗，故次之周鲁之后。[69]
商颂为什么在鲁颂之后？回答说：草庐吴氏曾经说过，太师所掌管的是当代的诗。商颂是前代的诗，所以排在周颂和鲁颂之后。[69]
诗序
诗序
诗之世次必不可信，今诗亦未必皆孔子所正。且如褒姒灭之，幽王之诗也。而次于前。召伯营之，宣王之诗也，而次于后。序者不得其说，遂并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讳阙矣，裳裳者华，桑扈，鸳鸯，鱼藻，采菽十诗，皆为刺幽王之作。恐不然也。又如硕人，庄姜初归事也，而次于后。绿衣，日月，终风，庄姜失位而作。燕燕，送归妾作。击鼓，国人怨州吁而作也，而次于前。[70]渭阳，秦康公为太子时作也，而次于后。黄鸟，穆公薨后事也，而次于前。此皆经有明文可据。故郑氏谓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旻，小宛，皆刺厉王之诗。[71]汉兴之初，师移其第耳。而左氏传楚庄王之言曰，武王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敷时绎思，我狙维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今诗但以耆定尔功一章为武，而其三为赉，其六为桓。章次复相隔越。仪礼歌召南三篇，越草虫而取采苹。正义以为采苹旧在草虫之前，知今日之诗已失古人之次。非夫子所谓雅颂各得其所者矣。
《诗经》中诗篇的时代次序一定不可信，现在的《诗经》也未必都是孔子所编定的。比如“褒姒灭之”是周幽王时期的诗，却排在前面。“召伯营之”是周宣王时期的诗，却排在后面。作序的人无法解释，于是把《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华》《桑扈》《鸳鸯》《鱼藻》《采菽》这十首诗，都当作讽刺周幽王的作品。恐怕不是这样。又如《硕人》是庄姜初嫁时的诗，却排在后面；《绿衣》《日月》《终风》是庄姜失位后所作；《燕燕》是送归妾所作；《击鼓》是国人怨恨州吁而作，却排在前面。[70]《渭阳》是秦康公做太子时所作，却排在后面；《黄鸟》是秦穆公去世后的事，却排在前面。这些都有经文的明文可作依据。所以郑玄认为《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旻》《小宛》都是讽刺周厉王的诗。[71]汉朝初年，经师们改变了它们的次序罢了。而《左传》记载楚庄王的话说：“武王作《武》诗。它的最后一章说：‘耆定尔功。’它的第三章说：‘敷时绎思，我徂维求定。’它的第六章说：‘绥万邦，屡丰年。’”现在《诗经》只把“耆定尔功”一章作为《武》，而它的第三章是《赉》，第六章是《桓》。章节次序又相互错乱。《仪礼》中歌唱《召南》的三篇，跳过《草虫》而取用《采苹》。正义认为《采苹》原来在《草虫》之前，由此可知今天的《诗经》已经失去了古人原有的次序。这不是孔子所说的“雅颂各得其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