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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知录
卷二十 论艺文三
非三公不得称公
《公羊传》曰：「天子三公称公，王者之后称公。」天子三公称公，周公、
召公、毕公、毛公、苏公是也。王者之后称公，宋公是也。杜氏《通典》曰：
「周制，非二王之后，列国诸侯其爵无至公者。春秋有虞公、州公，或因殷之旧
爵，或尝为天子之官，子孙因其号耳，非周之典制也。东迁而后，列国诸侯皆僭
称公。」夫子作《春秋》而笔之于书，则或公或否。生不公，葬则公之；列国不
公，鲁则公之，于是天子之事与人臣之礼并见于书，而天下之大法昭矣。汉之西
都有七相五公，而光武则置三公，之文如邓公禹、吴公汉、伏公湛、宋公宏、第
五公伦、牟公融、袁公安、李公固、陈公宠、桥公玄、刘公宠、崔公烈、胡公广、
王公龚、杨公彪、苟公爽、皇甫公嵩、董公卓、曹公操，非其在三公之位，则无
有书公者：《三国志》若汉之诸葛公亮、魏之司马公懿、吴之张公昭、顾公雍、
陆公逊，《晋书》若卫公、张公华、王公导、庾公亮、陶公侃、谢公安、桓公温、
刘公裕之类，非其在三公之位，则无有书公者。史至于唐而书公，不必皆尊官。
泊乎今日，志状之文，人人得称之矣。吁，何其滥与！何其伪与！
《公羊传》说：“天子的三公称为公，前代帝王的后代称为公。”天子的三公称为公，指的是周公、召公、毕公、毛公、苏公这些人。前代帝王的后代称为公，指的是宋公。杜佑的《通典》说：“周朝的制度，除了夏、商二王的后代，其他诸侯国的爵位没有达到‘公’这一级的。春秋时期有虞公、州公，他们或许是沿袭了殷商时期的旧爵位，或许曾经担任过天子的官职，子孙沿用他们的称号罢了，这并不是周朝的典章制度。周平王东迁以后，各诸侯国的国君都越级自称为公。”孔子编撰《春秋》并记载这些事时，有的称公，有的不称公。活着的时候不称公，死后安葬时就称公；其他诸侯国不称公，鲁国就称公。于是，天子的制度和臣子的礼仪都同时体现在书中，而天下的大法也就昭然若揭了。西汉有七位丞相和五位公卿，而光武帝则设置了三公的职位，文献中如邓禹公、吴汉公、伏湛公、宋宏公、第五伦公、牟融公、袁安公、李固公、陈宠公、桥玄公、刘宠公、崔烈公、胡广公、王龚公、杨彪公、荀爽公、皇甫嵩公、董卓公、曹操公，这些人如果不是身居三公之位，就没有被记载为“公”的。《三国志》中如蜀汉的诸葛亮公、曹魏的司马懿公、东吴的张昭公、顾雍公、陆逊公，《晋书》中如卫公、张华公、王导公、庾亮公、陶侃公、谢安公、桓温公、刘裕公之类，如果不是身居三公之位，也没有被记载为“公”的。史书到了唐代，记载为“公”的，不一定都是高官。到了今天，墓志铭、行状之类的文章，人人都可以称“公”了。唉，多么泛滥啊！多么虚假啊！
《大雅·古公直父》笺曰：「诸侯之臣称君曰公。」《白虎通》曰：「臣子
于其国中皆褒其君为公，《诗》曰「『乃命鲁公，俾侯于东。」公者，鲁人之称；
侯者，周室之爵。
《诗经·大雅·古公亶父》的笺注说：“诸侯的臣子称呼他们的国君为‘公’。”《白虎通》说：“臣子在自己的国家里都尊称他们的国君为‘公’，《诗经》说‘于是命令鲁公，让他做东方的诸侯。’‘公’是鲁国人对国君的称呼；‘侯’是周王室授予的爵位。”
《秦誓》：「公曰：嗟我士听无哗。」夫《秦誓》之书「公」，与《春秋》
之书「秦伯」，不已异乎？曰：《春秋》以道名分，五等之爵册之天子，不容僭
差。若《秦誓》本国之书，孔子因其旧文而已。「公之媚子，从公于狩。」亦秦
人之诗也。
《尚书·秦誓》记载：“公说：唉，我的将士们听着，不要喧哗。”《秦誓》中记载为“公”，而《春秋》中记载为“秦伯”，这不是已经不同了吗？回答说：《春秋》是用来阐明名分等级的，五等爵位由天子册封，不允许僭越。至于《秦誓》，是秦国本国的史书，孔子只是沿用了它原有的文字罢了。“公的宠爱的儿子，跟随公去狩猎。”这也是秦国的诗句。
平王以后，诸侯通称为公，则有不必专于本国者矣，《硕人》之诗曰：「谭
公维私。」《左传》郑庄公之言曰：「无宁兹许公，复奉其社稷。」
周平王以后，诸侯普遍被称为公，于是就有不限于本国称呼的情况了。《诗经·卫风·硕人》中说：“谭公是我的姐夫。”《左传》中郑庄公的话说：“宁可让许公重新供奉他的社稷。”
周之盛时，亦有群公之称，见于康王之浩及诗之《云汉》，此犹五等之君，
《春秋》书之，通日诸侯也。
周朝鼎盛时期，也有“群公”的称呼，见于《尚书·康王之诰》和《诗经·大雅·云汉》，这就像五等爵位的国君，《春秋》记载他们，通称为诸侯。
《左传》自王卿而外无书公者，惟楚有之，其君已僭为王，则臣亦潜为公，
《宣十一年》所谓「诸侯县公皆庆寡人」者也。传中如集公、析公、申公、郧公、
蔡公、息公，商公、期思公，并边中国，白公边吴，盖尊其名以重边邑。而秦有
キ公，吏失其姓名。」楚汉之际有膝公、戚公、柘公、薛公、郯公、萧公、陈公、
魏公、留公、方与公，高祖初称沛公，太上皇父称丰公，皆楚之遗名。此县公之
公也。
《左传》中，除了天子的卿士之外，没有记载为“公”的，只有楚国是这样。楚国的国君已经越级称王，那么他的臣子也私下里称公，这就是《左传·宣公十一年》所说的“诸侯县公都来向我庆贺”。传文中如集公、析公、申公、郧公、蔡公、息公、商公、期思公，这些地方靠近中原各国；白公靠近吴国，大概是尊崇他们的名号以显示边地的重要性。而秦国也有キ公，史官丢失了他的姓名。楚汉之际有滕公、戚公、柘公、薛公、郯公、萧公、陈公、魏公、留公、方与公，汉高祖最初称沛公，他的父亲太上皇称丰公，这些都是楚国遗留下来的称呼。这就是“县公”的“公”。
有失其名而公之者，《史记·秦始皇纪》侯公，《项羽纪》枞公、侯公，
《高祖纪》单父人吕公、新城三老董公，《孝文纪》太仓令淳于公，《天官书》
甘公，《封禅书》申公、齐人丁公，《曹相国世家》胶西盖公，《留侯世家》东
园公，夏黄公，《穰侯传》其客宋公，《信陵君传》毛公、薛公，《贾生传》河
南守吴公，《张敖传》中大夫泄公，《黥布传》故楚令尹薛公，《季布传》母弟
丁公，《晁错传》谒者仆射邓公，《郑当时传》下わ翟公，《酷吏传》河东守胜
屠公，《货殖传》朱公、任公，《汉书·高帝纪》终公，《艺文志》蔡公、毛公、
乐人窦公、黄公、毛公、皇公，《张耳陈余传》范阳令徐公、甘公，《刘欲传》
鲁国桓公、赵国贯公，《周昌传》赵人方与公，《武五子传》瑕丘江公，《王褒
传》九江被公，《于定国传》其父于公，《翟方进传》方进父翟公，《儒林传》
免中徐公、博士江公、食子公，淄川任公、皓星公，《游侠传》故人吕公、茂陵
守令尹公，皆失其名而公之，若郑君、卢生之比。本朝《实录》于孝慈高皇后之
父亦不知其名，谓之马公，是史之阙文，非正书也。
有失去名字而称其为“公”的，例如《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侯公，《项羽本纪》中的枞公、侯公，《高祖本纪》中的单父人吕公、新城三老董公，《孝文本纪》中的太仓令淳于公，《天官书》中的甘公，《封禅书》中的申公、齐人丁公，《曹相国世家》中的胶西盖公，《留侯世家》中的东园公、夏黄公，《穰侯列传》中的他的门客宋公，《信陵君列传》中的毛公、薛公，《贾生列传》中的河南守吴公，《张敖列传》中的中大夫泄公，《黥布列传》中的原楚国令尹薛公，《季布列传》中的同母异父弟丁公，《晁错列传》中的谒者仆射邓公，《郑当时列传》中的下邽翟公，《酷吏列传》中的河东守胜屠公，《货殖列传》中的朱公、任公，《汉书·高帝纪》中的终公，《艺文志》中的蔡公、毛公、乐人窦公、黄公、毛公、皇公，《张耳陈余列传》中的范阳令徐公、甘公，《刘歆列传》中的鲁国桓公、赵国贯公，《周昌列传》中的赵人方与公，《武五子列传》中的瑕丘江公，《王褒列传》中的九江被公，《于定国列传》中的他的父亲于公，《翟方进列传》中的方进的父亲翟公，《儒林列传》中的免中徐公、博士江公、食子公，淄川任公、皓星公，《游侠列传》中的故人吕公、茂陵守令尹公，这些都是失去名字而称其为“公”的，就像郑君、卢生这类情况。本朝《实录》中对孝慈高皇后的父亲也不知道他的名字，称他为马公，这是史书中的缺文，不是正式的记载。
大史公者，司马迁称其父谈，故尊而公之也。
“太史公”这个称呼，是司马迁尊称他的父亲司马谈，所以尊敬地称他为“公”。
有尊老而公之者，《战国策》孟尝君问：「冯公有亲乎？」《史记》文帝谓
冯唐：「公柰何众辱我」是也。《汉书·沟洫志》「赵中大夫白公」，师古曰：
「盖相呼尊老之称。」《项籍传》「南公服」，虔曰「南方之老人也。」《眭宏
传》「东平赢公」，师古曰：「长老之号。」《元后传》「元城建公」，服虔曰：
「年老者也。」《吴志·程普传》「普最年长，时人皆呼程公。」《方言》：
「凡尊老，周、晋、秦，陇谓之公。」《晋书·乐志》：「项伯语项庄曰：『公
莫，古人相呼曰公。』」
有尊敬老人而称其为“公”的，例如《战国策》中孟尝君问：“冯公有亲人吗？”《史记》中汉文帝对冯唐说：“你为什么当众羞辱我？”就是这种情况。《汉书·沟洫志》中的“赵中大夫白公”，颜师古注释说：“大概是相互称呼尊敬老人的称谓。”《项籍传》中的“南公服”，服虔注释说：“是南方的老人。”《眭弘传》中的“东平赢公”，颜师古注释说：“是年长者的称号。”《元后传》中的“元城建公”，服虔注释说：“是年老的人。”《三国志·吴书·程普传》说：“程普年纪最大，当时的人都称呼他为程公。”《方言》说：“凡是尊敬老人，周地、晋地、秦地、陇地都称为‘公’。”《晋书·乐志》说：“项伯对项庄说：‘公不要（舞剑），古人相互称呼为公。’”
《汉书·何武传》：「号为烦碎，不称贤公，」《后汉书·李固传》：「京
师咸叹曰：是复为李公矣。」《宦者传》：种为司徒，告宾客曰：「今身为公，
乃曹常侍力焉，」《魏志·王粲传》：蔡邕闻粲在门，倒屐迎之，曰：「此王公
孙也。」《晋书·陈骞传》：对父矫曰：「主上明圣，大人大臣，今若不合意，
不过不作公耳。」《魏舒传》：夜闻人问：「寝者为谁？」曰：「魏公舒。」舒
自知当为公矣。《陆晔传》：从兄机每称之曰：「我家世不乏公矣。」《王猛传》
父老曰：「王公何缘拜也？」《北史·郑述祖传》：少时在乡，单马出行，忽有
骑者数百，见述祖皆下马，曰：「公在此。」陶渊明《孟长史传》：从父太常夔
尝问光禄大夫刘耽：「孟君若在，当已作公否？」答云：「此本是三司人。」是
知南北朝以前人语，必三公方得称公也。《周书·姚僧垣传》：宣帝尝从容谓僧
垣曰：「尝闻先帝呼公为姚公，有之乎？」对曰：「臣曲荷殊私，实如圣旨。」
帝曰：「此是尚齿之辞，非为贵爵之号。朕当为公建国开家，为子孙永业。」乃
封长寿县公，邑一千户。
《汉书·何武传》说：“（何武）被认为办事繁琐细碎，不配称为贤公。”《后汉书·李固传》说：“京城的人都感叹说：这又是李公了。”《后汉书·宦者列传》记载：种暠担任司徒，告诉宾客说：“如今我身居三公之位，是曹常侍（曹腾）的功劳啊。”《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记载：蔡邕听说王粲在门口，倒穿着鞋去迎接他，说：“这是王公的孙子啊。”《晋书·陈骞传》记载：陈骞对他的父亲陈矫说：“主上圣明，父亲是大臣，现在如果意见不合，最多不过是不做三公罢了。”《晋书·魏舒传》记载：夜里听到有人问：“睡觉的是谁？”回答说：“魏公舒。”魏舒自己知道应当做三公了。《晋书·陆晔传》记载：堂兄陆机常常称赞他说：“我们家世代不乏三公了。”《晋书·王猛传》记载：父老们说：“王公为什么下拜呢？”《北史·郑述祖传》记载：郑述祖年轻时在家乡，单人匹马出行，忽然有几百个骑马的人，见到郑述祖都下马，说：“公在这里。”陶渊明《孟长史传》记载：叔父太常孟夔曾经问光禄大夫刘耽：“孟君如果还在，应该已经做到三公了吧？”回答说：“他本来就是三公的人选。”由此可知，南北朝以前人们的用语，必须是三公才能称为“公”。《周书·姚僧垣传》记载：北周宣帝曾经从容地对姚僧垣说：“曾听说先帝称呼你为姚公，有这回事吗？”姚僧垣回答说：“臣承蒙特殊的恩宠，确实如圣上所说。”宣帝说：“这是尊重年长者的言辞，不是尊贵爵位的称号。朕应当为你建立国家、开创家业，作为子孙永久的基业。”于是封姚僧垣为长寿县公，食邑一千户。
孔融告高密县为郑玄特立一乡，曰郑公乡。以为公者，仁德之正号，不必三
事大夫。此是曲说。据其所引，皆史失其名之公，而太史公，又父子之辞也。
孔融请求高密县为郑玄专门设立一个乡，名为“郑公乡”。他认为“公”是仁德的正统称号，不一定必须是三公大夫。这是牵强附会的说法。根据他所引用的例子，都是史书中失去名字的“公”，而“太史公”又是父子之间的称呼。
《战国策》：「陈轸将之魏，其子陈应止其公之行。」《史记·留侯世家》：
「吾惟竖子固不足遣，乃公自行耳。」此皆谓父为公。《宋书·颜延之传》：
「何偃路中遥呼延之曰：「颜公延之。」答曰：「身非三公之位，又非田舍之公，
又非君家阿公，何以见呼为公？」《北齐书·徐之才传》：郑道育尝戏之才为师
公，之才曰：「既为汝师，又为汝公，在三之义，顿居其两。」
《战国策》记载：“陈轸将要到魏国去，他的儿子陈应阻止他父亲（公）的行程。”《史记·留侯世家》记载：“我想这小子本来就不值得派遣，还是你父亲（乃公）自己去吧。”这些都是称呼父亲为“公”。《宋书·颜延之传》记载：“何偃在路上远远地呼喊颜延之说：‘颜公延之。’颜延之回答说：‘我既不是三公之位，又不是田舍翁，也不是你家的阿公，为什么称呼我为公？’《北齐书·徐之才传》记载：郑道育曾经戏称徐之才为‘师公’，徐之才说：‘我既是你的老师，又是你的公，在君、父、师这三义中，我一下子占了两个。’”
陆云作《祖父诔》曰「吴丞相陆公」，诔曰「维赤乌八年二月粤乙卯，吴故
使持节郢州牧左都护丞相江陵郡侯陆公薨」；曰「故散骑常侍陆府君」，诔曰
「维太康五年夏四月丙申，晋故散骑常侍吴郡陆君卒」。王沈祭其父曰「孝于沈
敢昭告烈考东郡君」。张说作其父《赠丹州刺史先府君墓志》，每称必曰「君」。
然则虽己之先人，亦不一概称公，古人之谨于分也。
陆云为祖父作诔文称“吴丞相陆公”，诔文说“赤乌八年二月乙卯日，吴国故使持节郢州牧左都护丞相江陵郡侯陆公去世”；又称“故散骑常侍陆府君”，诔文说“太康五年夏四月丙申日，晋国故散骑常侍吴郡陆君去世”。王沈祭祀他的父亲说“孝子沈敢昭告烈考东郡君”。张说为他父亲作《赠丹州刺史先府君墓志》，每次称呼必定说“君”。这样看来，即使是自己的先人，也不一概称公，古人对于名分是很谨慎的。
《史记·晁错列传》记载：晁错的父亲从颍川来，对晁错说：“皇上刚刚即位，你（公）主持政事，侵削诸侯，人们议论纷纷，大多怨恨你（公）。”这是父亲称呼儿子为公。徐孚远说：“御史大夫，是三公之一。晁错的父亲称呼晁错为公，大概是按照官职来称呼他。”
沙门亦有称公者，必以其名冠之。深公，法深也；林公，道林也；远公，惠
远也；生公，道生也；猷公，道猷也；隆公，慧隆也；志公，宝志也；澄公，佛
图澄也；安公，道安也；什公，鸠摩罗什也。当时之人嫌于直斥其名，故加一
「公」字，梁，陈以下，僧乃有字，而人相与字之，字之则不复公之矣。
僧人也有称“公”的，但必须用他们的名字冠在前面。深公，指的是法深；林公，指的是道林；远公，指的是惠远；生公，指的是道生；猷公，指的是道猷；隆公，指的是慧隆；志公，指的是宝志；澄公，指的是佛图澄；安公，指的是道安；什公，指的是鸠摩罗什。当时的人忌讳直接称呼他们的名字，所以加一个“公”字。梁、陈以后，僧人开始有字，人们就相互用字来称呼，用字称呼就不再称“公”了。
《宋史》丰稷驳宋用臣《谥议》曰：「凡称公者，须著宿大臣及乡党有德之
士，然则今之宦竖而称公，亦不可出于士大夫之口。
《宋史》记载，丰稷驳斥宋用臣的《谥议》说：“凡是称为‘公’的，必须是年高德劭的大臣以及乡里有德行的人。既然如此，那么如今的宦官被称为‘公’，也不应该出自士大夫之口。”
古人不以甲子名岁
《尔雅》疏曰：「甲至癸为十日，日为阳；寅至丑为十二辰。辰力阴。」此
二十二名，古人用以纪日，不以纪岁。岁则自有阏逢至昭阳十名为岁阳，摄提格
古人不以甲子来命名年份
《尔雅》的疏解说：“从甲到癸是十天干，天干属阳；从寅到丑是十二地支，地支属阴。”这二十二个名称，古人用来纪日，不用来纪年。年份则自有从“阏逢”到“昭阳”这十个名称作为岁阳，以及“摄提格”等作为岁阴。
至赤奋若十二名为岁名。后人谓甲子岁、癸亥岁，非古也。自汉以前，初不假借。
从“赤奋若”等十二个名称是岁名。后人称甲子年、癸亥年，不符合古制。在汉代以前，原本不借用干支来纪年。
《史记·历书》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摄提格。月名毕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
《史记·历书》记载：太初元年，年名是“焉逢摄提格”。月名是“毕聚”。日名是甲子。夜半、朔旦、
冬至。其辨晰如此。若《吕氏春秋·序意篇》：「维秦八年，岁在滩，秋甲子
冬至。它的辨析如此明确。又如《吕氏春秋·序意篇》说：“秦八年，岁星在涒滩，秋季甲子
朔。」贾谊《赋》：「单阏之岁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斜兮，服集予舍。」许
朔日。”贾谊的《鵩鸟赋》说：“单阏之年啊，四月孟夏。庚子日斜啊，鵩鸟停在我屋舍。”许
氏《说文》后叙：「粤在永元固顿之年，盂陬之月，朔日甲子。」亦皆用岁阳岁
慎的《说文解字》后叙说：“在永元困顿之年，孟陬之月，朔日甲子。”也都是用岁阳和岁
名，不与日同之证。《汉书·郊祀歌》：「天马徕，执徐时。」谓武帝太初四年，
名，这是不与日名相同的证据。《汉书·郊祀歌》说：“天马徕，执徐时。”指的是汉武帝太初四年，
岁在庚辰，兵诛大宛也。自经学日衰，人趋简便，乃以甲子至癸亥代之，子曰：
岁星在庚辰，用兵诛灭大宛。自从经学日益衰落，人们追求简便，于是用甲子到癸亥来替代，孔子说：
「觚不觚。」此之谓矣。
“觚不像觚。”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宋刘恕《通鉴外记目录序》曰：「庖牺前后逮周厉王，疑年茫昧，借日名甲
宋代刘恕《通鉴外记目录序》说：“从伏羲前后到周厉王，年代模糊不清，借用日名甲
子以纪之。」是则岁之称甲子也，借也。何始乎？自亡新始也。王莽下书言始建
子来记载。”这样看来，年岁称为甲子，是借用。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灭亡的新朝开始的。王莽下诏书说始建
国五年，岁在寿星，填在明堂，仓龙癸酉，德在中宫。又言天凤七年，岁在大梁，
国五年，岁星在寿星，填星在明堂，苍龙癸酉，德在中宫。又说天凤七年，岁星在大梁，
仓龙庚辰。厥明年，岁在实沈，仓龙辛已。《隋书·律历志》：「王莽《铜权铭》
苍龙庚辰。那第二年，岁星在实沈，苍龙辛巳。《隋书·律历志》记载：“王莽《铜权铭》
曰：「岁在大梁，龙集戊辰。」又曰：「龙在己已，岁次实沈」是也。自此《后
说：‘岁星在大梁，龙集戊辰。’又说：‘龙在己巳，岁次实沈’。”就是如此。从此以后，《后
汉书·张纯传》言「摄提之岁，苍龙甲寅」，《朱穆传》言「明年丁亥之岁」，
汉书·张纯传》说“摄提之年，苍龙甲寅”，《朱穆传》说“明年丁亥之年”，
苟悦《汉纪》言「汉元年，实乙未也」，《曹娥碑》亦云「元嘉元年，青龙在辛
荀悦《汉纪》说“汉元年，实际上是乙未年”，《曹娥碑》也说“元嘉元年，青龙在辛
卯」，《蜀郡造桥碑》云：「维延熹龙在甲辰」，而张角讹言「苍天已死，黄天
卯”，《蜀郡造桥碑》说：“延熹年间龙在甲辰”，而张角散布谣言说“苍天已死，黄天
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以自土书京城寺门及州郡官府，皆字
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并自己用土写在京城寺门和州郡官府的门上，都是“甲子”二字。
矣。
了。
以甲子名岁，虽自东汉以下，然其时制诏章奏符檄之文皆未尝正用之，其称
用甲子来命名年份，虽然从东汉以后开始，但当时的制诏、章奏、符檄等文书都未曾正式使用它，他们称
岁必曰元年、二年，其称日乃用甲子、乙丑，如己亥格、庚戌制，王午兵之类，
年份必定说元年、二年，称日才用甲子、乙丑，比如己亥格、庚戌制、壬午兵之类，
皆日也。惟《晋书》王е上疏言：「臣以王申岁见用为鄱阳内史」。按怀帝以永
都是指日。只有《晋书》中王е上疏说：“臣在壬申年被任用为鄱阳内史。”按：晋怀帝在永
嘉五年辛未为刘聪所执，愍帝以建兴元年癸酉即位，中间一年无主，故言壬申岁
嘉五年辛未年被刘聪俘虏，晋愍帝在建兴元年癸酉年即位，中间一年没有君主，所以称壬申年
也。后代之人无大故而效之，非也。
。后代的人没有重大原因而效仿这种做法，是不对的。
自三国鼎立，天光分曜，而后文人多舍年号而称甲子。魏程晓赠傅休奕诗：
自从三国鼎立，天象分裂照耀，此后文人多舍弃年号而称甲子。魏国程晓赠傅休奕诗：
「龙集甲于，四时成岁。」晋张华《感婚赋》：「方今岁在己巳，将次四仲。」
“龙集甲子，四时成岁。”晋代张华《感婚赋》：“方今岁在己巳，将次四仲。”
陆机《愍怀太子诔》：「龙集庚戌，日月改度。」陶潜《祭从弟敬远文》：「岁
陆机《愍怀太子诔》：“龙集庚戌，日月改度。”陶潜《祭从弟敬远文》：“岁
在辛亥，月惟仲秋。」《自祭文》：「岁维丁卯，律中无射。」后周庚信《哀江
在辛亥，月惟仲秋。”《自祭文》：“岁维丁卯，律中无射。”后周庾信《哀江
南赋》：「粤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而梁陶隐居《真诰》亦书「己卯岁」。
南赋》：“粤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而梁代陶隐居《真诰》也写“己卯岁”。
至杜预《左传集解后序》则追言魏哀王二十年，大岁在王戌矣。
至于杜预《左传集解后序》则追述魏哀王二十年，太岁在壬戌了。
晋惠帝时，庐江杜嵩作《王子春秋》。壬子，元康二年，贾后弑杨太后于金
晋惠帝时，庐江杜嵩作《王子春秋》。壬子年，是元康二年，贾后弑杀杨太后于金
塘城之岁。
墉城的那一年。
唐人有以豫书而不称年号者。们日唐书·礼仪志》曰：「请以开元二十六年
唐代有人预先书写而不称年号。《旧唐书·礼仪志》说：“请以开元二十六年
己卯四月，至辛已年十月；至甲申年四月又，至丙戌年十月又；至己丑
己卯四月举行禘祭，到辛巳年十月举行祫祭；到甲申年四月又举行禘祭，到丙戌年十月又举行祫祭；到己丑
年四月又谛，至辛卯年十月又。」其辛已以下不言开元某年。又《博古图》载
年四月又举行禘祭，到辛卯年十月又举行祫祭。”其中辛巳以下不说开元某年。又《博古图》记载
《唐鉴铭》曰：「武德五年，岁次王午，八月十五日甲子，杨州总管府造青铜镜
《唐鉴铭》说：“武德五年，岁次壬午，八月十五日甲子，扬州总管府造青铜镜
一面，充癸未年元正朝贡。」其癸未亦不言武德六年者，当时屡改年号故也。此
一面，充癸未年元正朝贡。”其中癸未也不说武德六年，是因为当时屡次改年号的缘故。这
一鉴而有正书、有豫书之不同，亦变例也。
一面镜子上有正书、有预书的不同，也是变例。
史家之文必以日系月，以月系年。钟鼎之文则不尽然，多有月而不年，日而
史家的文字必定以日系于月，以月系于年。钟鼎上的文字却不完全如此，多有只有月而没有年，只有日而没有
不月者。
月的情况。
《商母乙卣》其文曰：「丙寅，王锡◎贝朋用作母乙彝。」丙寅者，日也。
《商母乙卣》上的文字说：“丙寅，王赐予贝朋，用来制作母乙彝。”丙寅，是日名。
《博古图》乃谓商建国始于庚戌，历十六年而有丙寅，在仲壬即位之三年，则凿
《博古图》却说商朝建国始于庚戌年，经过十六年而有丙寅年，在仲壬即位的第三年，这就穿凿
矣。岂非迷于后世之以甲子名岁，而欲以追加之古人乎？
了。难道不是被后世用甲子命名年份所迷惑，而想把它追加给古人吗？
《春秋》之世，各国皆自纪其年。发之于言，或参互而不易晓，则有举其年
《春秋》时代，各国都自己记载年份。在言论中表达，有时交错而不易明白，于是有举出那年的
之大事而为言者。若曰「会于沙随之岁」，「叔仲惠伯会成子于承匡之岁」，
大事来说的。比如说“在沙随会盟的那年”，“叔仲惠伯在承匡会见郤成子的那年”，
「铸刑书之岁」，「晋韩宣于为政，聘于诸侯之岁」是也。又有举岁星而言，若
“铸造刑书的那年”，“晋国韩宣子执政，出聘诸侯的那年”就是。又有举岁星来说的，比
曰「岁五及鹑火」、「岁及大梁」、「岁在娜訾之口」者。从后人言之，则何不
如说“岁星五次到达鹑火”、“岁星到达大梁”、“岁星在訾訾之口”的。从后人的角度说，那为什么不
曰甲子也、癸亥也，是知古人不用以纪岁也。
说甲子、癸亥呢？由此可知古人不用干支来纪年。
《大祖实录》自吴元年以前皆书干支，不合古法。大祖当时实奉宋小明王之
《太祖实录》从吴元年以前都写干支，不符合古法。太祖当时实际上尊奉宋小明王的
号，故有言当纪龙凤者。考之《史记》，高帝之初不称楚怀王元年，而称秦二年、
年号，所以有人说应当记载龙凤年号。考察《史记》，汉高祖初年不称楚怀王元年，而称秦二年、
三年。又太祖御制《滁州龙潭碑》文云：「元末帝至正十有四年」，窃意其时天
三年。又太祖御制《滁州龙潭碑》文说：“元末帝至正十四年”，我私下认为那时天
下尚是元之天下，书至正，正合《史记》书秦之例。又有兼书者，《汉书·功臣
下还是元朝的天下，写至正，正符合《史记》记载秦朝的体例。又有兼写的，《汉书·功臣
侯表序》：「汉兴，自秦二世元年之秋，楚陈之岁」是也。
侯表序》：“汉朝兴起，从秦二世元年秋季，楚陈涉之年”就是。
史家追纪月日之法
史家追记月日的方法
或曰：「『铸《刑书》之岁』，是则然矣，其下云：『齐燕平之月』，又曰
有人说：“‘铸《刑书》之岁’，这是对的，它下面说：‘齐燕平之月’，又说
『其明月』，则何以不直言正月、二月乎？」曰：此正史家文字缜密处；史之文
‘其明月’，那为什么不直接说正月、二月呢？”回答说：这正是史家文字缜密的地方；史书的文字
有正纪，有追纪。其上曰：「春王正月，暨齐平。」「二月戊午，盟于儒上。」
有正纪，有追纪。它上面说：“春王正月，与齐讲和。”“二月戊午，在儒上结盟。”
正纪也。此曰「齐燕平之月。王寅，公孙段卒。其明月，子产立公孙泄及良止以
这是正纪。这里说“齐燕平之月。壬寅，公孙段去世。其明月，子产立公孙泄和良止来
抚之。」追纪也。追纪而再云正月、二月，则嫌于一岁之中而有两正月、二月也，
安抚他们。”这是追纪。追纪如果再写正月、二月，就会让人怀疑一年之中有两个正月、二月，
故变其文而云。古人史法之密也。
所以改变文字来表达。这是古人史法的缜密之处。
《左传》追纪之文不止此，如《襄公六年传》：郑子国之来聘也。四月，晏
《左传》中追记的文字不止这些，比如《襄公六年传》：郑国子国来聘问。四月，晏
弱城东阳而遂围莱。甲寅，堙之，环城，傅于谍。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
弱在东阳筑城，于是包围莱国。甲寅日，填平壕沟，环绕城墙，逼近城谍。到了杞桓公去世的那个月。乙未日，王湫
帅师及正舆子棠人军齐师，齐师大败之。丁未，入莱，莱共公浮柔奔棠，正舆子、
率领军队和正舆子、棠人迎战齐军，齐军大败他们。丁未日，进入莱国，莱共公浮柔逃到棠地，正舆子、
王漱奔莒，莒人杀之。四月，陈无字献莱宗器于襄宫。晏弱围棠。十一月丙辰，
王湫逃到莒国，莒人杀了他们。四月，陈无字在襄宫献上莱国的宗庙器物。晏弱包围棠地。十一月丙辰日，
而灭之。《七年传》：郑僖公之为太子也，于成之十六年与子罕适晋，不礼焉。
灭掉了它。《七年传》：郑僖公做太子的时候，在成公十六年与子罕去晋国，对子罕不礼貌。
又与子丰适楚，亦不礼焉。及其元年，朝于晋，子丰欲诉诸晋而废之，于罕止之。
又与子丰去楚国，也对子丰不礼貌。到了他元年，去晋国朝见，子丰想向晋国控告并废掉他，子罕阻止了。
《十九年传》：于四月丁未，郑公孙虿卒．赴于晋大夫，《二十五年传》：会于
《十九年传》：在四月丁未日，郑国公孙虿去世，向晋国大夫报丧。《二十五年传》：在夷仪会盟
夷仪之岁，齐人城郏。其五月，秦晋为成。《二十六年传》：齐人城郏之岁，其
的那年，齐人在郏地筑城。那五月，秦晋讲和。《二十六年传》：齐人在郏地筑城的那年，那
夏，齐乌余以廪丘奔晋。《三十一年传》：公薨之月，于产相郑伯以如晋。《昭
年夏季，齐国乌余带着廪丘投奔晋国。《三十一年传》：公去世的那个月，子产辅佐郑伯去晋国。《昭
公七年传》：齐师还自燕之月，罕朔杀罕。又晋韩宣子为政、聘于诸侯之岁，
公七年传》：齐军从燕国撤回的那个月，罕朔杀了罕魋。又晋国韩宣子执政、出聘诸侯的那年，
周合生子，名之日元。皆是追纪。又如《书·金�》：「既克商二年，王有
周合生子，取名为元。这些都是追记。又如《尚书·金縢》：“已经攻克商朝二年，王有
疾，弗豫。」亦追纪也。
疾病，身体不适。”也是追记。
史家月日不必顺序
史家记载月日不必按顺序
占人作史，取其事之相属，不论月日，故有追书，有竞书。《左传·成公十
古人写史，选取事件相互关联，不论月日先后，所以有追书，有竞书。《左传·成公十
六年》鄢陵之战，先书甲午晦，后书癸已。甲午为正书，而癸已则因后事而追书
六年》鄢陵之战，先写甲午晦日，后写癸巳日。甲午是正书，而癸巳则因后面的事件而追记
也。《昭公十三年》平丘之盟，先扫甲戌，后书癸酉。甲成为正书，而癸酉则因
。《昭公十三年》平丘之盟，先写甲戌日，后写癸酉日。甲戌是正书，而癸酉则因
后事而追书也。《昭公十三年》楚灵王之弑，先书五月癸亥，后书乙卯、丙辰。
后面的事件而追记。《昭公十三年》楚灵王被弑，先写五月癸亥日，后写乙卯、丙辰日。
乙卯、丙辰为正书，而五月癸亥则因前事而竟书也，盖史家之文常念为月日所拘，
乙卯、丙辰是正书，而五月癸亥则因前面的事件而竞书。这是因为史家的文字常担心被月日所拘束，
而事不得以相连属，故古人立此变例。
导致事件不能相互连接，所以古人设立这种变例。
有先书以起事者。《通鉴》唐文宗太和九年十一月，先书是月戊辰，王守澄
有先写来引发事件的。《通鉴》唐文宗太和九年十一月，先写这个月戊辰日，王守澄
葬于沪水，于壬戌、癸亥之前是也。
葬于沪水，这是在壬戌、癸亥之前。
重书日
重复书写日名
《春秋·桓公十二年》书：「丙戌，公会郑伯，盟于武父。」「丙戌，卫侯
《春秋·桓公十二年》记载：“丙戌日，桓公与郑伯相会，在武父结盟。”“丙戌日，卫侯
晋卒。」重书日者，二事皆当系日。先书公者，先内而后外也。后人作史，凡一
晋去世。”重复书写丙戌日，是因为两件事都应当系于该日。先写桓公，是先内而后外。后人写史，凡是一
日再书，则云「是日」。
天重复书写，就说“是日”。
古人必以日月系年
古人必定用日月系于年份
自《春秋》以下，纪载之文必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此史家之常
从《春秋》以后，记载的文字必定以日系于月，以月系于季节，以季节系于年，这是史家的常
法也。《史记·伍子胥传》：「己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吴王人郢。」则
法。《史记·伍子胥传》：“己卯日，楚昭王出奔。”“庚辰日，吴王进入郢都。”则
不月而日。《刺客传》：「四月丙子，光伏甲士于窟室中。」则不年而月，史家
不写月而只写日。《刺客传》：“四月丙子日，公子光埋伏甲士于地下室中。”则不写年而只写月，这是史家
之变例也。盖二事已见于吴、楚二《世家》，故其文从省。
的变例。因为这两件事已见于吴、楚两《世家》，所以文字从简。
《楚辞》「摄提贞于孟陬兮，维庚寅吾以降。」摄提，岁也；孟陬，月也；
《楚辞》说：“摄提贞于孟陬兮，维庚寅吾以降。”摄提，是年；孟陬，是月；
庚寅，日也。屈子以寅年寅月庚寅日生。王逸《章句》曰：「太岁在寅日摄提格。
庚寅，是日。屈子以寅年寅月庚寅日出生。王逸《章句》说：“太岁在寅叫摄提格。
孟，始也。正月为陬。言己以太岁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下母之体而生。」是也。
孟，是开始。正月叫陬。说自己在太岁在寅的正月始春庚寅之日从母体出生。”就是如此。
或谓摄提，星名。《天官书》所谓直斗杓所指，以建时节者，非也。岂有自述其
有人说摄提是星名。《天官书》所说的正对斗柄所指，用来建立时节的，不对。难道有自己叙述
世系生辰，乃不言年而止言月日者哉。
世系和生辰，难道有不提年份而只讲月日的吗？
古无一日分为十二时
古代没有将一天分为十二个时辰的说法。
古无以一日分为十二时之说。《洪范》言岁月日，不言时。《周礼·冯相氏》
古代没有将一天分为十二个时辰的说法。《洪范》只讲年、月、日，不讲时辰。《周礼·冯相氏》
掌十有二岁，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不言时。屈子自序其
掌管十二年、十二月、十二辰、十日和二十八星宿的位置，也不讲时辰。屈原自述其
生年月日，不及时。吕才《禄命书》亦止言年月日，不及时。
出生年月日，不提及时辰。吕才的《禄命书》也只讲年月日，不提及时辰。
古无所谓时。凡言时若《尧典》之「四时」，《左氏传》之「三时」皆谓春
古代没有所谓“时”的概念。凡是提到“时”的，比如《尧典》中的“四时”，《左传》中的“三时”，都指的是春
夏秋冬也。故士文伯对晋侯，以岁、时、日、月、星、辰谓之六物。《荀子》曰：
夏秋冬四季。所以士文伯回答晋侯时，把年、时、日、月、星、辰称为六物。《荀子》说：
「积微，月不胜日，时不胜月，岁不胜时。」亦谓春夏秋冬也。自汉以下，历法
“积累细微之处，月不如日，时不如月，年不如时。”也是指春夏秋冬。从汉代以后，历法
渐密，于是以一日分为十二时。盖不知始于何人，而至今遵用不废。
逐渐精密，于是将一天分为十二个时辰。不知从谁开始，但至今沿用不废。
一日之中所以分纪其时者，曰日中，曰昼日，曰日昃，见于《易》；曰「东
一天之中用来划分记录时间的名称，有“日中”、“昼日”、“日昃”，见于《易经》；有“东
方未明」，曰「会朝」，曰「日之方中」，曰「昏」，曰「夕」，曰「宵」，见
方未明”、“会朝”、“日之方中”、“昏”、“夕”、“宵”，见
于《诗》；曰「昧爽」，曰「朝」，曰「日中昃」，见于《书》；曰「朝时」，
于《诗经》；有“昧爽”、“朝”、“日中昃”，见于《尚书》；有“朝时”、
曰「日中」，曰「夕时」，曰「鸡初鸣」，曰「旦」，曰「质明」，曰「大听」，
“日中”、“夕时”、“鸡初鸣”、“旦”、“质明”、“大听”、
曰「晏朝」，曰「昏」，曰「日出」，曰「日侧」，曰「见日」，曰「逮日」，
“晏朝”、“昏”、“日出”、“日侧”、“见日”、“逮日”，
见于《礼》；曰「鸡鸣」，曰「日中」，曰「昼」，曰「日下昃」，曰「日旰」，
见于《礼记》；有“鸡鸣”、“日中”、“昼”、“日下昃”、“日旰”、
曰「日入」，曰「夜」，曰「夜中」。见于《春秋传》，曰「晁」，日「薄暮」，
“日入”、“夜”、“夜中”。见于《春秋传》，有“晁”、“薄暮”、
汉军，向东到彭城，中午大破汉军。《吕后本纪》：八月庚申日清晨，平阳侯曹窋见到相国吕产商议事情，下午申时，就攻击吕产。《彭越传》：第二天，日出后十多人，晚到的到中午。
半哺时复；哺时食从西北，日下晡时复。《武五子昌邑王传》：夜漏未尽一刻，
过半下午申时又复圆；下午申时日食从西北方向开始，日下晡时又复圆。《武五子昌邑王传》：夜漏还没到一刻，
以火发书。其日中贺发，晡时至定陶，《东方朔传》：微行，以夜漏下十刻乃出，
用火发出文书。当天中午贺出发，下午申时到达定陶。《东方朔传》：微服出行，在夜漏下十刻才出发，
旦明人山下是也，纪夜则用星，《诗》之言「三星在天」，「三星在隅」，「三
天亮时到山下。记录夜晚则用星，《诗经》说的“三星在天”、“三星在隅”、“三
星在户」，《春秋传》之言「降娄中而旦」是也。不辨星则分言其夜曰「夜中」
星在户”，《春秋传》说的“降娄星在正中时天亮”就是如此。不辨星就分别说夜晚为“夜中”、
曰「夜半」，曰「夜乡晨」是也。分言其夜而不详，于是有五分其夜，而言甲、
“夜半”、“夜乡晨”。分别说夜晚而不详细，于是有将夜晚分为五段，称为甲、
乙、丙、丁、戊者。《周礼·司寐氏》「掌夜时」注：「夜时谓夜晚早，若今甲
乙、丙、丁、戊。《周礼·司寐氏》“掌管夜时”注：“夜时指夜晚的早晚，如同现在的甲
乙至戊。」
乙到戊。”
们又书·西域传》杜饮曰：「斥侯士五分，夜击刁斗自守。」《天文志》：
《汉书·西域传》杜饮说：“斥候士兵分五班，夜里敲击刁斗自卫。”《天文志》：
「本始元年四月壬戊，甲夜；地节元年正月戊午，乙夜；六月戊戌，甲夜。」
“本始元年四月壬戌日，甲夜；地节元年正月戊午日，乙夜；六月戊戌日，甲夜。”
《三国志·曹爽传》：「自甲夜至五鼓，爽乃投刀于地。」《晋书·赵上伦传》：
《三国志·曹爽传》：“从甲夜到五更，曹爽才把刀扔在地上。”《晋书·赵王伦传》：
「期四月三日丙夜一筹，以鼓声为应」是也，五分其夜而不详，于是有言漏上几
“约定四月三日丙夜第一更，以鼓声为信号”就是如此。将夜晚分为五段还不详细，于是有说漏刻上几
刻者。《五行志》：「晨漏未尽三刻，有两月重见。」又云：「漏上四刻半，乃
刻的。《五行志》：“晨漏还没到三刻，有两个月亮同时出现。”又说：“漏上四刻半，才
颇有光。」《礼仪志》：「夜漏未尽七刻，钟呜受贺。」《东方朔传》：「微行
有些光亮。”《礼仪志》：“夜漏还没到七刻，钟鸣接受祝贺。”《东方朔传》：“微服出行
以夜，漏上十刻西出。」《上尊传》：「漏上十门刻行临到。」《外戚传》：
在夜里，漏上十刻从西边出去。”《王尊传》：“漏上十刻行临到。”《外戚传》：
「昼漏上十刻而崩。」又云：「夜漏上五刻，持儿与舜会东交掖门。」自《南北
“昼漏上十刻而驾崩。”又说：“夜漏上五刻，抱着孩子与舜在东交掖门会面。”从《南北
史》以上皆然。故《素问》曰：「一日一夜，五分之。」《隋志》曰：「昼有朝
史》以上都是这样。所以《素问》说：“一天一夜，分为五段。”《隋书·天文志》说：“白天有朝、
有禺，有中有晡，有夕夜，有甲乙丙丁戊，而无十二时之目也。」唯《历书》云：
有禺、有中、有晡、有夕夜，有甲乙丙丁戊，而没有十二时辰的名称。”只有《历书》说：
「鸡三号卒明，抚十二节卒于丑」，而下文却云：「朔旦冬至正北」，又云「正
“鸡叫三遍天刚亮，经历十二节结束于丑”，但下文却说：“朔旦冬至正北”，又说“正
北正西正南正东「，不直言子西午卯。《汉书·五行志》言「日加辰已」，又言
北正西正南正东”，不直接说子、西、午、卯。《汉书·五行志》说“日加辰巳”，又说
「时加未」，《翼奉传》言「日加申」，又言「时加卯」。《王莽传》：「天文
“时加未”，《翼奉传》说“日加申”，又说“时加卯”。《王莽传》：“天文
郎按┉于前，日时加某，莽旋席随斗柄而坐。」而《吴越春秋》亦云：「今日
郎按┉于前，日时加某，王莽旋转坐席随着斗柄而坐。”而《吴越春秋》也说：“今天
甲子，时加于巳。」《固髀经》亦有加卯、加西之言。若纪事之文，无用此者。
甲子，时加于巳。”《周髀算经》也有加卯、加酉的说法。至于记事文章，没有用这种说法的。
《左氏传》：「卜楚丘曰：『日之数十，故有十时。』」而杜元凯注则以为
《左传》：“卜楚丘说：‘日数有十，所以有十时。’”而杜预注则认为
十二时，虽不立十二支之目，然其日夜半者即今之所谓子也，鸡鸣者丑也，平旦
是十二时，虽然没有设立十二地支的名称，但其中的夜半就是现在所说的子时，鸡鸣是丑时，平旦
者寅也，日出者卯也，食时者辰也，隅中者巳也，日中者午也，日失者未也，晡时者申也，日入者百也，黄昏者戌也，人定者亥也。一日分为十二，始见于此，考之《史记·天官书》曰：「旦至食，食至日昳，日昳至晡，晡至下晡，下晡令至日入。」《素问·藏气法时论》有曰「夜半」，曰「平旦」，曰「日出」，曰「日中」，曰「日昳」．曰「下脯」。《吴越春秋》有曰「时加日出」，「时加鸡鸣」，「时加日昳」，「时加禺中」，则此十二名古有之矣。《史记·孝景纪》：「五月丙戌，地动。其蚤食时，复动。」《汉书·武五子广陵王晋传》：「奏酒，至鸡鸣时罢。」《王莽传》：「以鸡鸣为时。」《后汉书·隗嚣传》：「至昏时遂溃围。」《齐武王传》：「至食时，赐陈溃。」《耿升传》：「人定时，步果引去。」《来歙传》：「臣夜人定后，为何人所贼伤？」《窦武传》：「自旦至食时，兵降略尽。」《皇甫嵩传》：「夜勒兵，鸡鸣，驰赴其陈。战至哺时，大破之。」《晋书·戴洋传》：「永昌元年四月庚辰，禺中时，有大风起自东南，折木。」《宋书·符瑞志》：「延康元年九月十日，黄昏时，月蚀，荧惑过。人定时，荧惑出营室，宿羽林。」皆用此十二时。
是寅时，日出是卯时，食时是辰时，隅中是巳时，日中是午时，日昳是未时，晡时是申时，日入是酉时，黄昏是戌时，人定是亥时。一天分为十二时，从这里开始出现。考证《史记·天官书》说：“旦至食，食至日昳，日昳至晡，晡至下晡，下晡至日入。”《素问·藏气法时论》有“夜半”、“平旦”、“日出”、“日中”、“日昳”、“下晡”。《吴越春秋》有“时加日出”、“时加鸡鸣”、“时加日昳”、“时加禺中”，可见这十二个名称古代就有了。《史记·孝景本纪》：“五月丙戌日，地震。在早食时，又地震。”《汉书·武五子广陵王刘胥传》：“奏酒，到鸡鸣时结束。”《王莽传》：“以鸡鸣为时。”《后汉书·隗嚣传》：“到黄昏时终于突围。”《齐武王传》：“到食时，赐陈溃散。”《耿弇传》：“人定时，步果然引兵退去。”《来歙传》：“臣在夜人定之后，被什么人刺伤？”《窦武传》：“从清晨到食时，士兵投降殆尽。”《皇甫嵩传》：“夜里整兵，鸡鸣时，奔驰到其阵地。战斗到晡时，大破敌军。”《晋书·戴洋传》：“永昌元年四月庚辰日，禺中时，有大风从东南方向刮起，折断树木。”《宋书·符瑞志》：“延康元年九月十日，黄昏时，月食，火星经过。人定时，火星从营室出来，停留在羽林。”都用了这十二时。
《淮南子》「日出于阳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谓晨明。登于扶桑之上，
《淮南子》说：“太阳从旸谷升起，在咸池沐浴，拂过扶桑，这叫做晨明。登上扶桑树之上，
爱始将行，是谓朏明，至于曲阿，是谓朝明。临于曾泉，是谓早食。次于桑野，
开始运行，这叫做朏明，到达曲阿，这叫做朝明。临近曾泉，这叫做早食。停留在桑野，
是谓宴食。臻于衡阳，是谓禹中，对于昆吾，是谓正中。靡于鸟次，是谓小迁。
这叫做宴食。到达衡阳，这叫做禺中，对着昆吾，这叫做正中。在鸟次休息，这叫做小迁。
至于悲谷，是谓晡时。回于女纪，是谓大迁。经于泉隅，是谓高春。顿于连石，
到达悲谷，这叫做晡时。在女纪回转，这叫做大迁。经过泉隅，这叫做高春。停在连石，
是谓下春，爱止羡和，爰息六螭，是谓悬车。薄于虞泉，是谓黄昏。渝于蒙谷，
这叫做下春，于是羲和停下，六螭休息，这叫做悬车。迫近虞泉，这叫做黄昏。沉入蒙谷，
是谓定昏。」按此自晨明至定昏为十五时，而卜楚卜以为十时。未知今之所谓十
这叫做定昏。”按此从晨明到定昏共十五时，而卜楚丘认为是十时。不知道现在所说的十
二时者，自何人定之也。
二时，是由谁确定的。
《素问》中有言岁甲子者，有言寅时者，皆后人伪撰入之也。
《素问》中有说岁甲子的，有说寅时的，都是后人伪造掺入的。
年月朔日子
年月朔日子
今人谓日，多曰日子。日者，初一，初二之类是也。子者，甲子、乙丑之类
现在的人说“日”，多称为“日子”。“日”指的是初一、初二这类。“子”指的是甲子、乙丑这类
是也。《周礼·职内》注曰：「若言某月某日某甲诏书，或言甲，或言子，一也。」
。《周礼·职内》注说：“如果说某月某日某甲诏书，或者说甲，或者说子，是一样的。”
《文选。陈琳·檄吴将校部曲文》「年月朔日子」，李周翰注：「日子，发檄时
《文选·陈琳·檄吴将校部曲文》中“年月朔日子”，李周翰注：“日子，是发布檄文的
也。」汉人未有称夜半为子时者，误矣，古人文字，年月之下必系以朔，必言朔
时间。”汉代人没有称夜半为子时的，这是错误的。古人文字，年月之下必定加上朔日，必定说朔
年三月丙子朔，甘七日王寅」，又云「永兴元年六月甲辰朔，十八日辛酉」。史
年三月丙子朔，二十七日壬寅”，又说“永兴元年六月甲辰朔，十八日辛酉”。史
晨《孔子庙碑》云「建宁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樊毅《复华下民租碑》
晨的《孔子庙碑》说“建宁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樊毅的《复华下民租碑》
云「光和二年十二月庚午朔，十三日壬午是也。此日子之称所自起。若史家之文，
说“光和二年十二月庚午朔，十三日壬午”。这就是“日子”称呼的起源。至于史家的文章，
则有子而无日，《春秋》是也然在朔言朔，在晦言晦，而「旁死魄」、「哉生明」
则有“子”而没有“日”，《春秋》就是这样。但在朔日说朔，在晦日说晦，而“旁死魄”、“哉生明”
之文见于《尚书》，则有兼日而书者矣。
这些文字见于《尚书》，就有同时记日的情况了。
《宋书·礼志》「年月朔日甲子，尚书令某甲下」，此古文移之式也，陈琳
《宋书·礼志》中“年月朔日甲子，尚书令某甲下”，这是古代公文的形式。陈琳
檄文但省一「甲」字耳。
的檄文只是省略了一个“甲”字罢了。
《南史》：「刘之遴与张缵等参校古本《汉书》，称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
《南史》：“刘之遴与张缵等人参校古本《汉书》，称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
日已酉，郎班固，而今本无上书年月日子。」《隋书》袁充上表称：「宝历之元
日己酉，郎班固，而现在的版本没有上书年月日子。”《隋书》袁充上表说：“宝历之元
改元仁寿，岁月日子，还共诞圣之时。」
改元仁寿，岁月日子，还与诞圣之时相同。”
时有十二，而但称「子」，犹之干支有六十，而但称「甲子」也。
时辰有十二个，而只称“子”，就像干支有六十个，而只称“甲子”一样。
汉人之文，有即朔之日而必重书一日者。广汉太守沈子据《绵竹江堰碑》云：
汉代人的文章，有在朔日当天而必定重复写一日的情况。广汉太守沈子据的《绵竹江堰碑》说：
「嘉平五年五月辛酉朔，一日辛酉。」《绥民校尉熊君碑》云：「建安计一年十
“嘉平五年五月辛酉朔，一日辛酉。”《绥民校尉熊君碑》说：“建安二十一年十
回月丙寅朔，一日丙寅。」此则繁而无用，不若后人之简矣。
二月丙寅朔，一日丙寅。”这就繁琐而无用，不如后人简洁了。
年号当从实书
年号应当据实书写
正统之论，始于习凿齿，不过帝汉而伪魏、吴二国耳。自编年之书出，而疑
正统的论说，始于习凿齿，不过是尊崇汉朝而贬斥魏、吴两国罢了。自从编年体史书出现，就怀疑
于年号之无所从，而其论乃纷坛矣。夫年号与正朔自不相关，故周平王四十九年，
年号无所依从，于是议论就纷繁了。年号与正朔本来不相关，所以周平王四十九年，
而孔子则书之为鲁隐公之元年、何也，《春秋》，鲁史也，据其国之人所称而书之，故元年也。晋之《乘》存，则必以是年为鄂侯之二年矣。楚之《梼杌》存，则必以是年为武王之十九年矣。观《左传·文公十七年》：郑子家与晋韩宣子书曰：「寡君即位三年」，而其下文曰「十二年」，「十四年」，「十五年」，则自称其国之年也。《襄公二十二年》少正公孙侨对晋之辞曰：「在晋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于是即位」，而其下文遂曰「我二年」，「我四年」，则两称其国之年也，故如《三国志》则汉人传中自用汉年号，魏人传中自用魏年号，吴人传中自用吴年号。推之南北朝。五代、辽、金并各自用其年号，此之谓从实。且王莽篡汉，而班固作传，其于始建国、天凤、地皇之号，一一用以纪年，盖不得不以纪年，非帝之也。后人作书，乃以编年为一大事，而论世之学疏矣。
而孔子写《春秋》时，却记为鲁隐公元年，这是为什么呢？《春秋》是鲁国的史书，根据鲁国人的称呼来记载，所以称为元年。如果晋国的史书《乘》还存在，那么这一年一定会被记为鄂侯二年。楚国的史书《梼杌》还存在，那么这一年一定会被记为武王十九年。看《左传·文公十七年》：郑国的子家给晋国的韩宣子写信说：“寡君即位三年”，而下面又说“十二年”、“十四年”、“十五年”，这是自称自己国家的年号。《襄公二十二年》少正公孙侨回答晋国的话说：“在晋国先君悼公九年，我们寡君于是即位”，而下面就说“我二年”、“我四年”，这是两国各自称自己的年号。所以像《三国志》中，汉朝人的传记自己用汉朝年号，魏国人的传记自己用魏国年号，吴国人的传记自己用吴国年号。推及南北朝、五代、辽、金，都各自使用自己的年号，这就叫做依据事实。而且王莽篡夺汉朝，班固写传记时，对于始建国、天凤、地皇这些年号，一一用来纪年，这是因为不得不用来纪年，并不是尊他为帝。后人写书，却把编年当作一件大事，而评论世事的学问就粗疏了。
《春秋传》亦有用他国之年者。齐襄公之二年，鄋瞒伐齐，注云：「鲁桓公之十六年。」僖之四年，子然卒；简之元年，士子孔卒，注云：「郑僖四年，鲁襄六年，郑简元年，鲁襄八年。」
《春秋传》中也有使用其他国家年号的例子。齐襄公二年，鄋瞒攻打齐国，注释说：“这是鲁桓公十六年。”郑僖公四年，子然去世；郑简公元年，士子孔去世，注释说：“郑僖公四年，是鲁襄公六年；郑简公元年，是鲁襄公八年。”
汉时诸侯王得自称元年。《汉书·诸侯王表》：「楚王戊二十一年，孝景三年」，「楚王延寿三十二年，地节元年」之类是也。《淮南·天文训》：「淮南元年冬，太一在丙子。」谓淮南王安始立之年也。注者不达，乃曰淮南王作书之元年，又曰淮南工僭号，此为未读《史记人们又书》者矣。赵明诚《金石录》有《楚钟铭》「惟王五十六祀」之论，正同此类。
汉朝时诸侯王可以自称元年。《汉书·诸侯王表》中：“楚王戊二十一年，孝景三年”、“楚王延寿三十二年，地节元年”之类就是例子。《淮南子·天文训》说：“淮南元年冬，太一在丙子。”这是指淮南王刘安开始立国的那一年。注释的人不明白，竟说是淮南王写书的元年，又说是淮南王僭越年号，这是没有读过《史记》的人。赵明诚《金石录》中有《楚钟铭》“惟王五十六祀”的论述，正和这类情况相同。
又考汉时不独王也，即列侯于其国中亦得自称元年。《史记·高祖功臣侯年表》：「高祖六年，平阳懿侯曹参元年」；「孝惠六年，靖侯窋元年」；「孝文后四年，简侯奇元年」是也。吕氏《考古图·周阳侯甗𫓍铭》曰：「周阳侯家铜三习甗𫓍，容五斗，重十八斤六两。侯治五年五月国铸第四。」《文选·魏都赋》刘良往：「文昌殿前有钟。其铭曰：惟魏四年，岁次丙申，龙次大火，五月丙寅，作蕤宾钟。」魏四年者，曹操为魏公之四年，汉献帝之建安二十一年也。《元史·顺帝纪》：至正二十八年，乃明洪武元年也。直书二十八年」。自是以下，书日「后一年」，曰「又一年，四月丙戌，帝殂于应昌」，是时明太祖即位三年，而犹书元主曰「帝」，且不以明朝之年号加之，深得史法。疑此出于圣裁，不独宋、王二分之能守古法也。
又考察汉朝时，不仅诸侯王，就是列侯在自己的封国内也可以自称元年。《史记·高祖功臣侯年表》中：“高祖六年，平阳懿侯曹参元年”；“孝惠六年，靖侯窋元年”；“孝文后四年，简侯奇元年”就是例子。吕大临《考古图·周阳侯甗𫓍铭》说：“周阳侯家铜三习甗𫓍，容五斗，重十八斤六两。侯治五年五月国铸第四。”《文选·魏都赋》刘良注说：“文昌殿前有钟。其铭文说：惟魏四年，岁次丙申，龙次大火，五月丙寅，作蕤宾钟。”魏四年，就是曹操做魏公的第四年，也就是汉献帝建安二十一年。《元史·顺帝纪》记载：至正二十八年，就是明朝洪武元年。直接写“二十八年”。从此以下，记载说“后一年”，说“又一年，四月丙戌，帝殂于应昌”，这时明太祖已经即位三年，但仍然称元朝君主为“帝”，并且不用明朝的年号加给他，深得史法。我怀疑这是出于圣上的裁决，不只是宋濂、王祎二人能够遵守古法。
英宗命儒臣修《续通鉴纲目》，亦书「元顺帝至正二十七年」．不书「吴元年」。
明英宗命令儒臣编修《续通鉴纲目》，也写“元顺帝至正二十七年”，不写“吴元年”。
史书一年两号
史书一年两号
古时人主改元，并从下诏之日为始，未尝追改以前之月日也。《魏志·三少帝纪》上书「嘉平六年十月庚寅」，下书「正元元子十月壬辰」，《吴志·三嗣主传》上书「『太平三年十月己卯」，下书「永安元年十月壬午」。《晋书·武帝纪》上书「魏咸熙三年十一月」，下书「泰始元年十二月景寅」。《宋书「武帝纪》上书「晋元熙二年六月甲子」，下书「永初元年六月丁卯」。《文帝纪》上书「景平二年八月丙申」，下书「元嘉元年八月丁酉」。《明帝纪》上书「永光元年十二月庚申朔」，下书「泰始元年十二月丙寅」。《唐书·高宗纪》上书「显庆六年二月乙未」，下书「龙朔元年三月丙申朔」。《中宗纪》上书「神龙三年九月庚子」，下书「景龙元年九月甲辰」。《睿宗纪》上书「景龙四年七月己巳」，下书「景云元年七月己巳」，《玄宗纪》上书「先天二年十二月庚寅朔」，下书「开元元年十二月己亥」。韩文公《顺宗实录》上书「贞元二十一年八月庚子」，下书「永贞元年八月辛丑」。若此之类，并是据实而书。至司马温公作《通鉴》，患其棼错，乃创新例，必取末后一号冠诸春正月之前，当时已有识之者。
古代君主改年号，都从下诏那天开始，不曾追改以前的月份和日期。《魏志·三少帝纪》前面写“嘉平六年十月庚寅”，后面写“正元元年十月壬辰”；《吴志·三嗣主传》前面写“太平三年十月己卯”，后面写“永安元年十月壬午”。《晋书·武帝纪》前面写“魏咸熙三年十一月”，后面写“泰始元年十二月景寅”。《宋书·武帝纪》前面写“晋元熙二年六月甲子”，后面写“永初元年六月丁卯”。《文帝纪》前面写“景平二年八月丙申”，后面写“元嘉元年八月丁酉”。《明帝纪》前面写“永光元年十二月庚申朔”，后面写“泰始元年十二月丙寅”。《唐书·高宗纪》前面写“显庆六年二月乙未”，后面写“龙朔元年三月丙申朔”。《中宗纪》前面写“神龙三年九月庚子”，后面写“景龙元年九月甲辰”。《睿宗纪》前面写“景龙四年七月己巳”，后面写“景云元年七月己巳”；《玄宗纪》前面写“先天二年十二月庚寅朔”，后面写“开元元年十二月己亥”。韩文公《顺宗实录》前面写“贞元二十一年八月庚子”，后面写“永贞元年八月辛丑”。像这类情况，都是依据事实来记载。到了司马温公编写《通鉴》，担心这种写法纷乱错杂，于是创立新例，一定要取最后一个年号放在春季正月之前，当时就已经有人批评这种做法。
《春秋·定公元年》不书正月，杜氏曰：「公即位在六月，故正义曰公未即位，必不改元。而于春夏即称元年者，未改之日必承前君之年，于是春夏当名此年为昭公三十三年。及六月，既改之后方以元年纪事。及史官定策，须有一统，不可半年从前，半年从后，虽则年初亦统此岁，故入年即称元年也。」汉魏以来，虽于秋冬改元，史于春夏即以元年冠之，是有因于古也。按温公《通鉴》是用此例，然有不可通者。《春秋》于昭公三十三年之春而即书「定公元年」者，昭公已薨于上年之十二月矣。若汉献帝延康元年十月始禅于魏，而正月之初，汉帝尚存，即加以魏文黄初之号，则非《春秋》之义矣。岂有旧君尚在，当时之人皆禀其正朔，而后之为史者顾乃追夺之乎！
《春秋·定公元年》没有记载正月，杜预说：“鲁定公即位在六月，所以《正义》说：国君没有即位，一定不会改元。而在春夏就称为元年，是因为未改元的时候必须继承前一位国君的年号，于是春夏应当称这一年为昭公三十三年。到了六月，改元之后才用元年来纪事。等到史官确定史策，必须有一个统一的纪年，不能半年用前一个年号，半年用后一个年号，虽然年初也统属于这一年，所以进入这一年就称为元年。”汉魏以来，虽然在秋冬改元，史书在春夏就用元年冠在上面，这是有古代依据的。按：温公《通鉴》采用这个例子，但有些地方讲不通。《春秋》在昭公三十三年的春天就写“定公元年”，是因为昭公已经在上一年的十二月去世了。如果汉献帝延康元年十月才禅让给魏国，而正月初，汉帝还在世，就加上魏文帝黄初的年号，那就不符合《春秋》的义理了。哪有旧君还在世，当时的人都遵奉他的历法，而后来的史官却反而追夺他的年号呢！
史家变乱年号，始自《隋书》：大业十二年十一月景辰，唐公人京师，辛酉，遥尊帝为太上皇，立代王侑为帝，改元义宁。而下即书云：「二年三月，右屯卫将军字文化及等作乱，上崩于温室。」按此大业十三年，炀帝在江都，而蒙以代王长安之号，甚为无理。作史者唐臣，不得不尔。然于《炀帝纪》书十三年，于《恭帝纪》书二年，两从其实，似亦未害。
史家变乱年号，从《隋书》开始：大业十二年十一月景辰，唐公李渊进入京师，辛酉日，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立代王杨侑为皇帝，改元义宁。而下面立即写道：“二年三月，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等作乱，上崩于温室。”按：这是大业十三年，隋炀帝在江都，却用代王在长安的年号来覆盖，非常没有道理。写史书的人是唐朝的臣子，不得不这样做。然而在《炀帝纪》中写十三年，在《恭帝纪》中写二年，两方面都依据事实，似乎也没有害处。
明朝《太宗实录》上书「四年六月己巳」，下书「洪武三十五年六月庚午」，正是史臣实书，与前代合，但不明书建文年号，后人因谓之革除耳。
明朝《太宗实录》前面写“四年六月己巳”，后面写“洪武三十五年六月庚午”，这正是史臣如实记载，与前代做法相合，只是没有明确写出建文年号，后人因此称之为革除罢了。
《英宗实录》上书「景泰八年正月辛巳」，下书「天顺元年正月壬午旬有六日」，而不没其实。且如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以后为泰昌元年，若依温公例取泰昌之号，冠于四十八年春正月之前，则诏令文移一一皆当追改，且上诬先皇矣。故纪年之法，从古为正，不以一年两号、三号为嫌。
《英宗实录》前面写“景泰八年正月辛巳”，后面写“天顺元年正月壬午旬有六日”，而不掩盖事实。而且比如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以后是泰昌元年，如果按照温公的体例，取泰昌的年号，冠在四十八年春季正月之前，那么诏令文书每一件都应当追改，而且还会对上诬蔑先皇。所以纪年的方法，遵从古代才是正确的，不因为一年有两个年号、三个年号而有所避忌。
年号古今相同
年号古今相同
《水经注·穀水下》「千金堨」前云「太和五年」，曹魏明帝之太和也；俊云「朝廷太和中」，元魏孝文帝之太和也。
《水经注·穀水下》“千金堨”前面说“太和五年”，这是曹魏明帝的太和；后面说“朝廷太和中”，这是元魏孝文帝的太和。
割并年号
割并年号
唐朝一帝改年号者十余，其见于文必全书，无割取一字用之者。至宋始有「熙丰」、「政宣」、「建绍」、「干淳」之语，已是不敬，然犹一帝之号自相连属，无合两帝而称之者。又必用上一字，惟「元丰」以「元」字与「元枉祐无别，故用下字，本朝文人有称「永宣」、「成宏」、「嘉隆」，合两帝之号而为一称。疏称正统、正德为「二正」，奉旨「列圣年号昭然，如何说二正？」近又有去上字而称「庆历」、「启祯」，更为不通矣。
唐朝一个皇帝改年号十多次，这些年号在文章中必须完整书写，没有割取一个字来使用的。到了宋朝才开始有“熙丰”、“政宣”、“建绍”、“干淳”这样的说法，已经是不恭敬了，但还只是一个皇帝的年号相互连接，没有合并两个皇帝的年号来称呼的。而且必须用上一个字，只有“元丰”因为“元”字与“元祐”没有区别，所以用下一个字。本朝的文人有称“永宣”、“成宏”、“嘉隆”的，合并两个皇帝的年号成为一个称呼。有人上疏称正统、正德为“二正”，奉旨说：“历代圣皇的年号清清楚楚，怎么能说二正？”近来又有去掉上一个字而称“庆历”、“启祯”的，更加不通了。
地名割用一字，如「登莱」、如「温台」，则可；如「真顺「、「广大」，则不通矣。然汉人己有之。《史记·大官书》：「勃碣海岱之间，气皆黑。」《货殖传》：「夫燕亦勃褐之间一都会也。」注云：」勃海、碣石。」《汉书·王莽传》：「成命于巴宕。」注云：「巴郡宕渠县。」魏晋以下始多此语。常琚《华阳国志》：「分巴割蜀，以成健广。」是键为、广汉二郡，左思《蜀都赋》：「跨蹑犍牂。」是键为、牂牁二郡。《魏都赋》：「恒碣砧崿于青霄。」是恒山，碣石二山。
地名割取一个字来用，比如“登莱”、“温台”，还可以；比如“真顺”、“广大”，就不通了。然而汉朝人已经有这种做法。《史记·大官书》：“勃碣海岱之间，气皆黑。”《货殖传》：“夫燕亦勃褐之间一都会也。”注释说：“勃海、碣石。”《汉书·王莽传》：“成命于巴宕。”注释说：“巴郡宕渠县。”魏晋以后才多这种说法。常璩《华阳国志》：“分巴割蜀，以成犍广。”这是犍为、广汉两郡。左思《蜀都赋》：“跨蹑犍牂。”这是犍为、牂牁两郡。《魏都赋》：“恒碣砧崿于青霄。”这是恒山、碣石两座山。
人名割取一个字来用的，《左传》以太皞、济水为“皞济”，《史记》以黄帝、老子为“黄老”，以王乔、赤松子为“乔松”，以伊尹、管仲为“伊管”，以绛侯、灌婴为“绛灌”。
孙氏西斋录
孙氏西斋录
唐人作书无所回避。孙樵所作《西斋录》，乃是私史。至于起王氏已废之魂，上配天皇；条高后擅政之年，下系中宗，大义凛然。视孔子之沟昭墓道，不书定正，而抑且过之矣。
唐人写书没有什么避讳。孙樵写的《西斋录》，是一部私人史书。至于他起用王氏（武则天）已废的魂灵，上配天皇（唐高宗）；列举高后（武则天）擅政的年份，下系中宗（唐中宗），大义凛然。比起孔子在昭公墓道挖沟、不写定公正位，甚至还要超过。
此说本之沈既济《驳吴兢史议》，谓当并天后于《孝和纪》，每岁书某年春正月，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则纪称孝和而事述太后，名礼两得。至于姓氏名讳，人宫之由，历位之资，及才艺智略，年辰崩葬，别纂人《皇后传》，列于废后上庶人之下，题其篇曰《则天顺圣武皇后》云。事虽不行，而史氏称之。
这个说法来源于沈既济的《驳吴兢史议》，认为应当把天后（武则天）并入《孝和纪》，每年写某年春正月，皇帝在房陵，太后做某事，改某制度，这样纪称孝和而事述太后，名分和礼制都得到兼顾。至于姓氏名讳、入宫的原因、历位的资历、以及才艺智略、年辰崩葬，另外编入《皇后传》，列在废后和上庶人之下，题目叫《则天顺圣武皇后》。这件事虽然没有实行，但史家称赞它。
通鉴书改元
通鉴书改元
《晋书·载记》：十六国时，嗣位改元者皆在本年，此史家取便序事，连属书之，其实皆改明年元也，不容十六国之中，数十王皆不逾年而改元者也。亦必有逾年而称元者，直史家不考耳。
《晋书·载记》记载：十六国时期，继承王位后改年号的人都在当年进行，这是史家为了方便叙述，连续记载下来，实际上都是改到第二年才用新年号。不可能十六国中几十位君主都不等到第二年就改年号。也一定有等到第二年才称元年的人，只是史家没有考证罢了。
《金石录》据赵横山《李君神碑》石虎建武六年，岁在庚子，与《载记》合。若从帝纪，则建武六年当是己亥，今此碑与《西门豹词殿基记》皆是庚子，以此知帝纪之失，此是差一年之证。然《载记》亦不尽合，昔人作史，但存其年号而已，初不屑屑于岁月也。
《金石录》根据赵横山《李君神碑》记载，石虎建武六年是庚子年，与《载记》相符。如果按照帝纪，建武六年应当是己亥年，现在这块碑和《西门豹词殿基记》都是庚子年，由此可知帝纪有误，这是相差一年的证据。但《载记》也不完全吻合，古人写史，只是保存年号而已，原本不斤斤计较具体年月。
《续纲目》景炎三年五月以后为帝祥兴元年，非也。黄溍《番禺客语》：「改元在明年正月己酉朔。」盖亦是即位之初改明年元耳，史家省文，即系于前年月日之下，日「改元祥兴」。以此推十六国事，必当同此。
《续纲目》把景炎三年五月以后作为帝昺祥兴元年，这是不对的。黄溍《番禺客语》说：“改元在第二年正月己酉朔日。”大概也是即位之初改到第二年才用新年号，史家省略文字，就直接写在前面年月日之下，说“改元祥兴”。由此推断十六国的事情，必定也是这样。
后元年
后元年
汉文帝后元年，景帝中元年、后元年，当时只是改为元年，后人追纪之为中为后耳。若武帝之后元元年则自名之为「后」；光武之中元元年，梁武帝之中大通元年，中大同元年，则自名之为「中」，不可一例论也。
汉文帝的后元年，景帝的中元年、后元年，当时只是改为元年，后人追记时称为中或后罢了。至于汉武帝的后元元年，则是自己命名为“后”；光武帝的中元元年，梁武帝的中大通元年、中大同元年，则是自己命名为“中”，不能一概而论。
元顺帝至元元年，重用世祖之号，后人追纪之，则曰「后至元元年」。
元顺帝至元元年，重新使用世祖的年号，后人追记时，就称为“后至元元年”。
李茂贞称秦王用天祐年号
李茂贞称秦王用天祐年号
《通鉴》后唐庄宗同光二年，封岐王李茂贞为秦王，比得薛昌序所撰《凤翔法门寺碑》，天祐十九年建，而其文已称秦王，则前乎同光之二年矣，盖必茂贞所自称。又史言茂贞奉天祐年号，此碑之未亦书「天祐十九年」，而篇中历述前事，则并以天复纪年，至天复二十年止，亦与史不合。
《通鉴》记载后唐庄宗同光二年，封岐王李茂贞为秦王。近来得到薛昌序撰写的《凤翔法门寺碑》，建于天祐十九年，碑文中已经称秦王，这就在同光二年之前了，一定是李茂贞自称的。又史书说李茂贞尊奉天祐年号，这块碑末尾也写着“天祐十九年”，而文中历述前事，却都用天复纪年，到天复二十年为止，也与史书不符。
《五代史·李彦威传》：「是时昭宗改元天祐，迁于东都，为梁所迫。而晋人、蜀人以为天祐之号非唐所建，不复称之，但称天复」。《前蜀世家》则云「建与唐隔绝而不知，故仍称天复」。其说不同。按此碑则歧人亦称天复，史失之也。
《五代史·李彦威传》说：“这时昭宗改元天祐，迁都到东都，被梁所逼迫。而晋人、蜀人认为天祐年号不是唐所建立的，不再使用，只称天复。”《前蜀世家》则说“王建与唐隔绝而不知情，所以仍称天复”。说法不同。根据这块碑，岐人也称天复，史书遗漏了这一点。
又今阳城县有后周显德二年徐纶撰《龙泉禅院记》内述天祐十九年。按此地本属梁，此记乃追削梁号，而改称天祐者。
又如今阳城县有后周显德二年徐纶撰写的《龙泉禅院记》，其中提到天祐十九年。按此地原本属于梁，这篇记是追削梁的年号，而改称天祐的。
通鉴书葬
通鉴记载葬事
《通鉴》书外国之葬，如《晋纪》义熙六年九月下云：「甲寅，葬魏主外于盛乐金陵。」不言「魏葬」，而言「葬魏」。或以为仿《春秋》之文，愚以为非也。《春秋》书「葬宋穆公」、「葬卫桓公」之类，皆鲁遣其臣会葬，故为此文。
《通鉴》记载外国的葬事，如《晋纪》义熙六年九月下说：“甲寅，葬魏主外于盛乐金陵。”不说“魏葬”，而说“葬魏”。有人认为这是模仿《春秋》的写法，我认为不是。《春秋》记载“葬宋穆公”、“葬卫桓公”之类，都是鲁国派遣臣子参加葬礼，所以这样写。
至于南北朝时期，本国自己安葬，就应当写“魏葬”，如《宋纪》：“景平元年十二月庚子，魏葬明元帝于金陵。”“元嘉二十九年三月辛卯，魏葬太武皇帝于金陵。”这样就正确了。
通鉴书闰月
通鉴记载闰月
《通鉴》书闰月而不著其为何月，谓仿《春秋》之法，非也。春秋时，间未有不在岁终者。自《太初历》行，每月皆可置闰，若不著其为何月，或上月无事，则后之读者必费于追寻矣。《新唐书》亦然，惟高宗显庆二年正月无事，乃书曰：「闰正月壬寅，如洛阳宫。」
《通鉴》记载闰月而不注明是哪个月，说是模仿《春秋》的写法，不对。春秋时期，闰月没有不在年终的。自从《太初历》实行后，每个月都可以设置闰月，如果不注明是哪个月，或者上个月没有事情，那么后来的读者必然费劲去查考。《新唐书》也是这样，只有高宗显庆二年正月没有事情，才写道：“闰正月壬寅，如洛阳宫。”
史书人君未即位
史书记载君主未即位
史书人君未即位之例，《左传》晋文公未入国，称「公子」。己人国称「公」；
史书记载君主未即位的例子，《左传》中晋文公未进入国境时，称“公子”。进入国境后称“公”；
《史记》汉高帝未帝称「汉王」，未王称「沛公」。五年，将战垓下，而曰「皇帝在后，绛侯、柴将军在皇帝后」，至其下文乃曰「诸侯及将相相与共请，尊汉王为皇帝」，于言为不顺矣。
《史记》中汉高帝未称帝时称“汉王”，未称王时称“沛公”。五年，将要战于垓下，却说“皇帝在后，绛侯、柴将军在皇帝后”，到下文才说“诸侯及将相相与共请，尊汉王为皇帝”，这在行文上就不通顺了。
沈约作《宋书》，在本纪第十卷，顺帝升明三年四月壬申，才写“进齐公爵为齐王”，而前面第八卷明帝泰始四年七月庚申，已经写“以骁骑将军齐王为南充州刺史”，从此以后，齐王的称号多次出现在篇章中，这在行文上不通顺。
史书一人先后历官
史书记载一人先后任职
《汉书·沟恤志》先称「博士许商」，次称「将作大匠许商」，后称「河堤都尉许商」，此书一人而先径历官不同之法。《书·君》：「我闻在昔，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伊尹、保衡，一人也，汤时未为保衡，至太甲时始为此官，故变文以称之也。
《汉书·沟恤志》先称“博士许商”，其次称“将作大匠许商”，后来称“河堤都尉许商”，这是记载一人而先后官职不同的方法。《书·君奭》：“我听说从前，成汤受命后，当时有伊尹感动上天；在太甲时，当时有保衡。”伊尹、保衡，是同一个人，汤时未任保衡，到太甲时才担任此官，所以改变文字来称呼他。
史书郡县同名
史书记载郡县同名
汉时，县有同名者，大抵加「东」、「西」、「南」、「北」、「上」、「下」字以为别。盖本于《春秋》之法。燕国有二，则一称北燕；邾国有二，则一称小邾，是其例也，若郡县同名而不同地，则于县必加一「小」字，沛郡不治沛，治相，故书沛县为「小沛」；广阳国不治广阳，治蓟，故书广阳县为「小广阳」；丹阳郡不治丹阳，治宛陵，故书丹阳县为「小丹阳」。后人作史多混书之，而无别矣。
汉代时，县有同名的，大致加“东”、“西”、“南”、“北”、“上”、“下”字来区别。这源于《春秋》的方法。燕国有两个，就一个称北燕；邾国有两个，就一个称小邾，这是例子。如果郡县同名而不同地，则在县名上加一个“小”字，沛郡治所不在沛县而在相县，所以写沛县为“小沛”；广阳国治所不在广阳县而在蓟县，所以写广阳县为“小广阳”；丹阳郡治所不在丹阳县而在宛陵，所以写丹阳县为“小丹阳”。后人写史多混写，没有区别了。
郡国改名
郡国改名
《后汉书·光武纪》「建武六年春正月丙辰，改春陵乡为章陵县。」「十六年冬十月甲申，幸章陵，修园庙，词旧宅。」又云：「乃悉为春陵宗室起词堂。」上言「章陵」，见名也；下言「春陵」，本春陵候之宗室，不可因县名而追改之也。此史家用字之密也。
《后汉书·光武纪》“建武六年春正月丙辰，改春陵乡为章陵县。”“十六年冬十月甲申，幸章陵，修园庙，词旧宅。”又说：“乃悉为春陵宗室起词堂。”前面说“章陵”，是当时的名称；后面说“春陵”，是原本春陵侯的宗室，不能因为县名而追改。这是史家用字的精密之处。
《史记》「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此未当，当日东垣人。《卢绾传》「高帝十一年冬，更东垣为真定。」《儒林传》「汉兴，田何以齐田徙杜陵。」师古曰：「初徙时未为杜陵，盖史家追言之也。」
《史记》“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这不恰当，应当说东垣人。《卢绾传》“高帝十一年冬，更东垣为真定。”《儒林传》“汉兴，田何以齐田徙杜陵。”师古说：“初徙时未为杜陵，盖史家追言之也。”
《汉书，夏侯胜传》「夏侯胜，字长公。初，鲁共王分鲁西宁乡以封子节侯，别属大河，大河后更名东平，故胜为东平人。」《赵广汉传》「赵广汉，字子部，涿郡蠡吾人也，故属河间。」《后汉书·党锢传》：刘YY，中山安国人也，安国后别属博陵。」夏候湛《东方朔画像赞》「大夫讳朔，字曼倩，平原厌次人也。魏建安中，分厌次以为乐陵郡，故又为郡人焉。」此郡国改名之例。
《汉书·夏侯胜传》“夏侯胜，字长公。初，鲁共王分鲁西宁乡以封子节侯，别属大河，大河后更名东平，故胜为东平人。”《赵广汉传》“赵广汉，字子部，涿郡蠡吾人也，故属河间。”《后汉书·党锢传》：“刘YY，中山安国人也，安国后别属博陵。”夏侯湛《东方朔画像赞》“大夫讳朔，字曼倩，平原厌次人也。魏建安中，分厌次以为乐陵郡，故又为郡人焉。”这是郡国改名的例子。
史书人同姓名
史书记载人同名
《史记》汉高帝时有两个韩信，就区别称为“韩王信”。《汉书》王莽时有两个刘歆，就区别称为“国师刘歆”。这种方法源于《春秋·左氏传》：襄公二十五年，齐崔杼弑其君光的事，中有两个贾举，就区别称为“侍人贾举”。
《金史》有二讹可，日草火讹可、日板子讹可；有三娄室，日大娄室、曰中娄室、曰小娄室。
《金史》有两个讹可，叫草火讹可、板子讹可；有三个娄室，叫大娄室、中娄室、小娄室。
述古
述古
凡述古人之言，必当引其立言之人。古人又述古人之言，则两引之，不可袭以为己说也。《诗》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程正叔传《易·未济》三阳皆失位，而曰：「斯义也，闻之成都隐者。」是则时人之言，而亦不敢没其人，君子之谦也，然后可与进于学。
凡是陈述古人的言论，必须引用说话的人。古人又陈述古人的言论，就两处引用，不能抄袭作为自己的说法。《诗》说：“自古在昔，先民有作。”程正叔传《易·未济》三阳皆失位，而说：“斯义也，闻之成都隐者。”这是当时人的言论，也不敢埋没其人，这是君子的谦逊，然后可以进步于学问。
引古必用原文
引古必用原文
凡引前人之言必用原文。《水经注》引盛宏之《荆州记》曰：「江中有九十九洲，楚谚云：『洲不百，故不出王者。』桓玄有问鼎之志，乃增一洲，以充百数。僭号数旬，宗灭身屠。及其倾败、洲亦消毁，今上在西，忽有一洲自生，沙流回薄，成不淹时。其后未几，龙飞江汉矣。」注乃北魏郦道元作，而记中所指今上则南宋文帝，以宜都王即帝位之事，古人不以为嫌。
凡是引用前人的言论必须用原文。《水经注》引用盛宏之《荆州记》说：“江中有九十九洲，楚谚云：‘洲不百，故不出王者。’桓玄有问鼎之志，乃增一洲，以充百数。僭号数旬，宗灭身屠。及其倾败、洲亦消毁，今上在西，忽有一洲自生，沙流回薄，成不淹时。其后未几，龙飞江汉矣。”注是北魏郦道元所作，而记中所指“今上”是南宋文帝，以宜都王即帝位的事，古人不以为嫌。
引书用意
引书用意
《书·泰誓》：「受有亿兆夷人，离心离德；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左传》引之则曰：「《太誓》所谓商兆民离，周十人同者，众也。」《淮南子》：「舜钓于河滨，期年而渔者争处湍濑，以曲隈深潭相予。」《尔雅》注引之，则曰：「渔者不争喂。」此皆略其文而用其意也。
《书·泰誓》：“受有亿兆夷人，离心离德；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左传》引用则说：“《太誓》所谓商兆民离，周十人同者，众也。”《淮南子》：“舜钓于河滨，期年而渔者争处湍濑，以曲隈深潭相予。”《尔雅》注引用，则说：“渔者不争喂。”这都是省略文字而用其意思。
文章推服古人
文章推服古人
韩退之文起八代之衰，于骈偶声律之文宜不屑为。而其《滕王阁记》推许王勃所为序，且曰：「窃喜载名其上，词列三王之次，有荣耀焉。」李大白《黄鹤楼诗》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所谓自古在昔，先民有作者也。今之好讥河古人，翻驳旧作者，其人之宅心可知矣。宋洪迈从孙倬丞宣城，自作题名记：「迈告之曰：他文尚可随力工拙下笔，如此记岂宜犯不韪哉？」盖以韩文公有《蓝田县丞厅壁记》故也。夫以题目之同于文公，而以为犯不韪，昔人之谨厚何如哉。
韩退之文章振起八代的衰颓，对于骈偶声律的文章应该不屑于写。但他的《滕王阁记》推许王勃所作的序，并且说：“窃喜载名其上，词列三王之次，有荣耀焉。”李太白《黄鹤楼诗》说：“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这就是所谓自古在昔，先民有作。现在喜欢讥讽古人、翻驳旧作的人，其居心可知。宋洪迈从孙倬丞宣城，自作题名记：“迈告之曰：他文尚可随力工拙下笔，如此记岂宜犯不韪哉？”这是因为韩文公有《蓝田县丞厅壁记》的缘故。因为题目与文公相同，就认为犯不韪，古人的谨厚如何啊。
史书下两曰字
史书用两个“曰”字
注疏家凡引书，下一「曰」字；引书之中又引书，则下一「云」字。云、曰一义，变文以便读也，此出于《论语》「牢曰」，「子云」是也。若史家记载之辞，可下两「曰」字，《尚书·多方》「周公曰」，「王若曰」是也。
注疏家凡是引用书，用一个“曰”字；引用书中又引用书，则用一个“云”字。“云”和“曰”意思相同，变换文字以便阅读，这出于《论语》“牢曰”，“子云”就是例子。至于史家记载的言辞，可以用两个“曰”字，《尚书·多方》“周公曰”，“王若曰”就是例子。
书家凡例
书家凡例
古人著书，凡例即随事载之书中。《左传》中言「凡」者，皆凡例也，《易》干、坤二卦用九、用六者，亦凡例也。
古人写书，凡例就随着具体内容记载在书中。《左传》中说到“凡”字的，都是凡例；《易经》中乾、坤二卦的“用九”“用六”，也是凡例。
分题
分题
古人作书，于一篇之中有分题，则标篇题于首而列分题于下。如《尔雅》「释天」一篇，下列四时、祥灾、岁阳、岁名、月阳、月名、风雨、星名、祭名、讲武、旌旗。《吕氏春秋》「孟春纪第一」下，列正月纪、本生、重己、贵公、去私是也。疏家谓之题上事，谓标题上文之事。若《周公践昨》及《诗》篇章句，皆篇末题之，故此亦尔。
古人写书，在一篇之中有分题，就把篇题标在开头，而把分题列在下面。比如《尔雅》的“释天”一篇，下面列出四时、祥灾、岁阳、岁名、月阳、月名、风雨、星名、祭名、讲武、旌旗。《吕氏春秋》的“孟春纪第一”下面，列出正月纪、本生、重己、贵公、去私，就是这样。注疏家称之为“题上事”，意思是标题上文的内容。像《周公践阼》以及《诗经》的篇章句，都是在篇末标出题目，所以这里也是这样。
今按《礼记·文王世子篇》有曰：「文王之为世子也」，有曰「教世子」，有曰「周公践阼」；《乐记篇》有曰「子贡问乐」，亦同此例，后人误连于本文也。
现在考察《礼记·文王世子篇》，其中有“文王之为世子也”，有“教世子”，有“周公践阼”；《乐记篇》中有“子贡问乐”，也属于同样的例子，后人错误地将它们连在正文中了。
又如《汉书·礼乐志·郊祀歌》：「练时日一」、「帝临二」，凡十九首，皆著其名于本章之末。《安世房中歌》「桂华」、「美芳」二题，传写之误，遂以冠后。
又如《汉书·礼乐志·郊祀歌》中，“练时日一”“帝临二”，总共十九首，都把名称标注在本章的末尾。《安世房中歌》中“桂华”“美芳”两个题目，由于传抄的错误，就被放在了开头。
《尔雅·释亲》一篇，石经本「宗族」二字在「弟兄也」之后「母党」二字在「从母姊妹」之后，「妻党」二字在「为姒妇」之后，「昏姻」二字在「吾谓之甥也」之后，今国子监刻本皆改之。
《尔雅·释亲》一篇，石经本中“宗族”二字在“弟兄也”之后，“母党”二字在“从母姊妹”之后，“妻党”二字在“为姒妇”之后，“昏姻”二字在“吾谓之甥也”之后，现在国子监的刻本都把它们改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