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洎、马周、崔仁师 ◄
《旧唐书》
卷七十五
列传第二十五 苏世长 韦云起 孙伏伽 张玄素
○苏世长 子良嗣
韦云起 孙方质
孙伏伽 张玄素
○苏世长（其子苏良嗣）
韦云起（其孙韦方质）
孙伏伽 张玄素
苏世长
苏世长，雍州武功人也。祖彤，后魏直散骑常侍。父振，周宕州刺史、建威县侯。周武帝时，世长年十余岁，上书言事。武帝以其年小，召问：「读何书？」对曰：「读《孝经》、《论语》。」武帝曰：「《孝经》、《论语》何所言？」对曰：「《孝经》云：『为国者不敢侮于鳏寡。』《论语》云：『为政以德。』」武帝善其对，令于兽门馆读书。以其父殁王事，因令袭爵，世长于武帝前擗踊号泣，武帝为之改容。隋文帝受禅，世长又屡上便宜，颇有补益，超迁长安令。大业中，为都水少监，使于上江督运。会江都难作，世长为炀帝发丧恸哭，哀感路人。王世充僭号，署为太子太保、行台右仆射。与世充兄子弘烈及将豆卢褒俱镇襄阳。时弘烈娶褒女为妻，深相结托。高祖与褒有旧，玺书谕之，不从，频斩使者。武德四年，洛阳平，世长首劝弘烈归降。既至京师，高祖诛褒而责世长来晚之故，世长顿颡曰：「自古帝王受命，为逐鹿之喻，一人得之，万夫敛手。岂有获鹿之后，忿同猎之徒，问争肉之罪也？陛下应天顺人，布德施惠，又安得忘管仲、雍齿之事乎！且臣武功之士，经涉乱离，死亡略尽，惟臣残命，得见圣朝，陛下若复杀之，是绝其类也。实望天恩，使有遗种。」高祖与之有故，笑而释之。寻授玉山屯监。后于玄武门引见，语及平生，恩意甚厚。高祖曰：「卿自谓谄佞耶，正直耶？」对曰：「臣实愚直。」高祖曰：「卿若直，何为背世充而归我？」对曰：「洛阳既平，天下为一，臣智穷力屈，始归陛下。向使世充尚在，臣据汉南，天意虽有所归，人事足为勍敌。」高祖大笑。尝嘲之曰：「名长意短，口正心邪，弃忠贞于郑国，忘信义于吾家。」世长对曰：「名长意短，实如圣旨；口正心邪，未敢奉诏。昔窦融以河西降汉，十世封侯；臣以山南归国，惟蒙屯监。」即日擢拜谏议大夫。从幸泾阳校猎，大获禽兽于旌门。高祖入御营，顾谓朝臣曰：「今日畋乐乎？」世长进曰：「陛下游猎，薄废万机，不满十旬，未为大乐。」高祖色变，既而笑曰：「狂态发耶？」世长曰：「为臣私计则狂，为陛下国计则忠矣。」及突厥入寇，武功郡县，多失户口，是后下诏将幸武功校猎。世长又谏曰：「突厥初入，大为民害，陛下救恤之道犹未发言，乃于其地又纵畋猎，非但仁育之心有所不足，百姓供顿，将何以堪？」高祖不纳。又尝引之于披香殿，世长酒酣，奏曰：「此殿隋炀帝所作耶？是何雕丽之若此也？」高祖曰：「卿好谏似真，其心实诈。岂不知此殿是吾所造，何须设诡疑而言炀帝乎？」对曰：「臣实不知。但见倾宫鹿台琉璃之瓦，并非受命帝王爱民节用之所为也。若是陛下作此，诚非所宜。臣昔在武功，幸常陪侍，见陛下宅宇，才蔽风霜，当此之时，亦以为足。今因隋之侈，民不堪命，数归有道，而陛下得之，实谓惩其奢淫，不忘俭约。今初有天下，而于隋宫之内，又加雕饰，欲拨其乱，宁可得乎？」高祖深然之。后历陕州长史、天策府军咨祭酒。秦府初开文学馆，引为学士。与房玄龄等一十八人皆蒙图画，令文学褚亮为之赞，曰：「军咨谐噱，超然辩悟。正色于庭，匪躬之故。」贞观初，聘于突厥，与颉利争礼，不受赂遗，朝廷称之。出为巴州刺史，覆舟溺水而卒。世长机辩有学，博涉而简率，嗜酒，无威仪。初在陕州，部内多犯法，世长莫能禁，乃责躬引咎，自挞于都街。伍伯嫉其诡，鞭之见血，世长不胜痛，大呼而走，观者咸以为笑，议者方称其诈。
苏世长
苏世长是雍州武功人。祖父苏彤，在后魏任直散骑常侍。父亲苏振，在北周任宕州刺史、建威县侯。北周武帝时，苏世长十多岁，上书议论政事。武帝因为他年纪小，召见问道：“你读什么书？”回答说：“读《孝经》《论语》。”武帝问：“《孝经》《论语》说了什么？”回答说：“《孝经》说：‘治理国家的人不敢欺侮鳏夫寡妇。’《论语》说：‘用道德来治理政事。’”武帝认为他的回答很好，让他在兽门馆读书。因为他父亲为国事而死，于是让他继承爵位，苏世长在武帝面前捶胸顿足号啕大哭，武帝为之动容。隋文帝受禅即位，苏世长又多次上奏有利国家的事，很有补益，被破格提拔为长安令。大业年间，任都水少监，奉命到上江监督运输。恰逢江都之难发生，苏世长为隋炀帝发丧痛哭，哀伤之情感动路人。王世充僭越称帝，任命他为太子太保、行台右仆射。与王世充的侄子王弘烈以及将领豆卢褒一起镇守襄阳。当时王弘烈娶了豆卢褒的女儿为妻，关系非常密切。唐高祖与豆卢褒有旧交，下诏书劝谕他，他不听从，还多次斩杀使者。武德四年，洛阳平定，苏世长首先劝说王弘烈归降。到了京城后，高祖杀了豆卢褒并责备苏世长来晚的原因，苏世长叩头说：“自古帝王承受天命，常用逐鹿来比喻，一个人得到鹿，万人就都放手。哪有得到鹿之后，怨恨一起打猎的人，追究争抢鹿肉的罪过的呢？陛下顺应天命人心，布施恩德，又怎能忘记管仲、雍齿的事呢！况且我是武功的士人，经历战乱流离，同乡几乎死尽，只有我这条残命，得以见到圣朝，陛下如果再杀我，就是断绝了这一类人。实在希望天恩浩荡，让我留下后代。”高祖与他有旧交，笑着释放了他。不久任命他为玉山屯监。后来在玄武门被引见，谈及往事，恩情很深厚。高祖问：“你自认为是谄媚奸佞的人，还是正直的人？”回答说：“我实在是愚笨正直。”高祖说：“你如果正直，为什么背叛王世充而归顺我？”回答说：“洛阳已经平定，天下统一，我智穷力尽，才归顺陛下。假使王世充还在，我据守汉南，天意虽然有所归属，但人事方面足以成为劲敌。”高祖大笑。曾经嘲笑他说：“名字长而见识短，口正直而心邪恶，在郑国抛弃忠贞，在我家忘记信义。”苏世长回答说：“名字长而见识短，确实如圣旨所说；口正直而心邪恶，不敢接受诏命。从前窦融以河西之地归降汉朝，十世封侯；我以山南之地归顺国家，只得到屯监之职。”当天就被提拔为谏议大夫。随从高祖到泾阳校猎，在旌门捕获了很多禽兽。高祖进入御营，回头对朝臣说：“今天打猎快乐吗？”苏世长进言说：“陛下游猎，稍微荒废了政务，不满一百天，算不上大快乐。”高祖脸色变了，随即笑着说：“狂态发作了吗？”苏世长说：“从臣下私利考虑是狂，从陛下国家大计考虑则是忠。”等到突厥入侵，武功郡县人口多有损失，此后下诏将到武功校猎。苏世长又进谏说：“突厥刚入侵，给百姓造成很大祸害，陛下救济抚恤的办法还没有发布，却要在那里又纵情打猎，不仅仁爱养育之心有所不足，百姓供应接待，将如何承受？”高祖没有采纳。又曾带他到披香殿，苏世长酒喝得畅快时，上奏说：“这座殿是隋炀帝建造的吗？为什么如此雕饰华丽？”高祖说：“你喜好进谏好像是真的，但内心其实奸诈。难道不知道这座殿是我建造的，何必设下诡诈的疑问而说是炀帝呢？”回答说：“我确实不知道。只是看到倾宫、鹿台那样的琉璃瓦，都不是受命帝王爱民节用所做的事。如果是陛下建造的，实在不合适。我从前在武功，有幸常陪侍左右，看到陛下的住宅，仅能遮蔽风霜，当时，也认为足够了。如今因隋朝的奢侈，百姓无法生存，天命归于有道之人，而陛下得到了天下，实在应该惩戒其奢侈淫逸，不忘节俭。现在刚拥有天下，却在隋朝宫殿之内，又加以雕饰，想要拨乱反正，难道能做到吗？”高祖认为他说得很对。后来历任陕州长史、天策府军咨祭酒。秦王府初开文学馆，被引为学士。与房玄龄等十八人都被画像，命文学褚亮为之作赞，说：“军咨诙谐善谈，超然善辩明悟。在朝廷正色直言，不是为了自身。”贞观初年，出使突厥，与颉利可汗争礼仪，不接受贿赂，朝廷称赞他。出任巴州刺史，因翻船溺水而死。苏世长机敏善辩有学问，博览群书而性格简率，嗜好饮酒，没有威仪。当初在陕州，辖区内很多人犯法，苏世长不能禁止，于是自责引咎，在都街上自己鞭打自己。衙役憎恶他的诡诈，鞭打见血，苏世长忍受不了疼痛，大叫着跑开，观看的人都以此为笑谈，议论的人正称道他的狡诈。
子 良嗣
子良嗣，高宗时迁周王府司马。王时年少，举事不法，良嗣正色匡谏，甚见敬惮。王府官属多非其人，良嗣守文检括，莫敢有犯，深为高宗所称。迁荆州大都督府长史。高宗使宦者缘江采异竹，将于苑中植之。宦者科舟载竹，所在纵暴。还过荆州，良嗣囚之，因上疏切谏，称：「远方求珍异以疲道路，非圣人抑己爱人之道。又小人窃弄威福，以亏皇明。」言甚切直。疏奏，高宗下制慰勉，遽令弃竹于江中。永淳中，为雍州长史。时关中大饥，人相食，盗贼纵横。良嗣为政严明，盗发三日内无不擒扌适。则天临朝，迁工部尚书。寻代王德真为纳言，累封温国公。为西京留守，则天赋诗饯送，赏遇甚渥。时尚方监裴匪躬检校西苑，将鬻苑中果菜以收其利。良嗣驳之曰：「昔公仪相鲁，犹能拔葵去织，未闻万乘之主，鬻其果菜以与下人争利也。」匪躬遂止。无几，追入都，迁文昌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载初元年春，罢文昌左相，加位特进，仍依旧知政事。与地官尚书韦方质不协，及方质坐事当诛，辞引良嗣，则天特保明之。良嗣谢恩拜伏，便不能复起，舆归其家，诏御医张文仲、韦慈藏往视疾。其日薨，年八十五。则天辍朝三日，举哀于观风门，敕百官就宅赴吊。赠开府仪同三司，益州都督，赐绢布八百段、米粟八百硕，兼降玺书吊祭。其子践言，太常丞，寻为酷吏所陷，配流岭南而死。追削良嗣官爵，籍没其家。景龙元年，追赠良嗣司空。
儿子苏良嗣
儿子苏良嗣，高宗时升任周王府司马。周王当时年纪小，做事不合法度，苏良嗣正色匡正劝谏，很受敬畏。王府的官属大多不称职，苏良嗣依法检束，没有人敢违犯，深得高宗称赞。升任荆州大都督府长史。高宗派宦官沿长江采集珍异竹子，准备在苑中种植。宦官征用船只运竹，所到之处肆意横行。回来经过荆州时，苏良嗣囚禁了他们，并上疏恳切劝谏，说：“到远方寻求珍异之物而使道路疲敝，不是圣人克制自己爱护百姓的做法。而且小人暗中作威作福，损害皇上的圣明。”言辞非常恳切直率。奏疏呈上后，高宗下诏慰劳勉励，并立即下令把竹子扔到江中。永淳年间，任雍州长史。当时关中发生大饥荒，人吃人，盗贼横行。苏良嗣为政严明，盗贼作案三天内没有不被抓获的。武则天临朝，升任工部尚书。不久代替王德真任纳言，多次受封为温国公。任西京留守，武则天赋诗为他饯行，赏赐待遇非常优厚。当时尚方监裴匪躬检校西苑，准备出售苑中的果菜来获利。苏良嗣驳斥他说：“从前公仪休任鲁国相，还能拔掉葵菜、赶走织妇，没听说万乘之主，出售果菜与百姓争利的。”裴匪躬于是作罢。不久，被召回京城，升任文昌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载初元年春天，被罢免文昌左相，加位特进，仍依旧主持政事。与地官尚书韦方质不和，等到韦方质因事获罪当诛，供词牵连苏良嗣，武则天特别保护并为他辩明。苏良嗣谢恩跪拜，便不能起身，被用车送回家，诏令御医张文仲、韦慈藏前往探视病情。当天去世，享年八十五岁。武则天停止朝会三天，在观风门举行哀悼，敕令百官到其宅第吊唁。追赠开府仪同三司、益州都督，赐给绢布八百段、米粟八百石，并降下玺书吊祭。他的儿子苏践言，任太常丞，不久被酷吏陷害，流放岭南而死。追削苏良嗣的官爵，没收其家产。景龙元年，追赠苏良嗣为司空。
践言子务玄，袭爵温国公，开元中，为邠王府长史。
苏践言的儿子苏务玄，继承爵位温国公，开元年间，任邠王府长史。
韦云起
韦云起
韦云起，雍州万年人。伯父澄，武德初国子祭酒、绵州刺史。云起，隋开皇中明经举，授符玺直长。尝因奏事，文帝问曰：「外间有不便事，汝可言之。」时兵部侍郎柳述在帝侧，云起应声奏曰：「柳述骄豪，未尝经事，兵机要重，非其所堪，徒以公主之婿，遂居要职。臣恐物议以陛下官不择贤，滥以天秩加于私爱，斯亦不便之大者。」帝甚然其言，顾谓述曰：「云起之言，汝药石也，可师友之。」仁寿初，诏在朝文武举人，述乃举云起，进授通事舍人。大业初，改为通事谒者。又上疏奏曰：「今朝廷之内多山东人，而自作门户，更相剡荐，附下罔上，共为朋党。不抑其端，必倾朝政，臣所以痛心扼腕，不能默已。谨件朋党人姓名及奸状如左。」炀帝令大理推究，于是左丞郎蔚之、司隶别驾郎楚之并坐朋党，配流漫头赤水，余免官者九人。会契丹入抄营州，诏云起护突厥兵往讨契丹部落。启民可汗发骑二万，受其处分。云起分为二十营，四道俱引，营相去各一里，不得交杂。闻鼓声而行，闻角声而止，自非公使，勿得走马。三令五申之后，击鼓而发，军中有犯约者，斩纥干一人，持首以徇。于是突厥将帅来入谒之，皆膝行股战，莫敢仰视。契丹本事突厥，情无猜忌，云起既入其界，使突厥诈云，向柳城郡欲共高丽交易，勿言营中有隋使，敢漏泄者斩之。契丹不备。去贼营百里，诈引南度，夜复退还，去营五十里，结阵而宿，契丹弗之知也。既明，俱发，驰骑袭之，尽获其男女四万口，女子及畜产以半赐突厥，余将入朝，男子皆杀之。炀帝大喜，集百官曰：「云起用突厥而平契丹，行师奇谲，才兼文武，又立朝謇谔，朕今亲自举之。」擢为治书御史。云起乃奏劾曰：「内史侍郎虞世基，职典枢要，寄任隆重；御史大夫裴蕴，特蒙殊宠，维持内外。今四方告变，不为奏闻，贼数实多，或减言少。陛下既闻贼少，发兵不多，众寡悬殊，往皆莫克，故使官军失利，贼党日滋。此而不绳，为害将大，请付有司，诘正其罪。」大理卿郑善果奏曰：「云起诋訾名臣，所言不实，非毁朝政，妄作威权。」由是左迁大理司直。炀帝幸扬州，云起告归长安，属义旗入关，于长乐宫谒见。义宁元年，授司农卿，封阳城县公。武德元年，加授上开府仪同三司，判农圃监事。是岁，欲大发兵讨王世充，云起上表谏曰：「国家承丧乱之后，百姓流离，未蒙安养，频年不熟，关内阻饥。京邑初平，物情未附，鼠窃狗盗，犹为国忧。盩厔司竹，余氛未殄；蓝田、谷口，群盗实多。朝夕伺间，极为国害。虽京城之内，每夜贼发。北有师都，连结胡寇，斯乃国家腹心之疾也。舍此不图，而窥兵函、洛，若师出之后，内盗乘虚，一旦有变，祸将不小。臣谓王世充远隔千里，山川悬绝，无能为害，待有余力，方可讨之。今内难未弭，且宜弘于度外。如臣愚见，请暂戢兵，务穑劝农，安人和众。关中小盗，自然宁息。秦川将卒，贾勇有余，三年之后，一举便定。今虽欲速，臣恐未可。」乃从之。会突厥入寇，诏云起总领豳、宁已北九州兵马，便宜从事。四年，授西麟州刺史，司农卿如故。寻代赵郡王孝恭为夔州刺史，转遂州都督，怀柔夷獠，咸得众心。迁益州行台民部尚书，寻转行台兵部尚书。行台仆射窦轨多行杀戮，又妄奏獠反，冀得集兵。因此作威，肆其凶暴，云起多执不从。云起又营私产，交通生獠，以规其利，轨亦对众言之，由是构隙，情相猜贰。隐太子之死也，敕遣轨息驰驿诣益州报轨，轨乃疑云起弟庆俭、堂弟庆嗣及亲族并事东宫，虑其闻状或将为变，先设备而后告之。云起果不信，问曰：「诏书何在？」轨曰：「公，建成党也，今不奉诏，同反明矣。」遂执杀之。初，云起年少时，师事太学博士王颇，颇每与之言及时事，甚嘉叹之，乃谓之曰：「韦生识悟如是，必能自取富贵；然刚肠嫉恶，终当以此害身。」竟如颇言。子师实，垂拱初，官至华州刺史、太子少詹事，封扶阳郡公。
韦云起，是雍州万年人。他的伯父韦澄，在武德初年担任国子祭酒、绵州刺史。韦云起在隋朝开皇年间通过明经科考试被举荐，被授予符玺直长的官职。他曾因奏事，隋文帝问道：“外面有什么不便的事，你可以说说。”当时兵部侍郎柳述在皇帝身边，韦云起应声上奏说：“柳述骄横豪奢，不曾经历过大事，兵机要务，不是他能胜任的，只是因为他是公主的女婿，就占据了重要职位。我担心舆论会认为陛下任命官员不选择贤能，滥将朝廷的官爵加给私爱之人，这是最大的不便。”文帝很赞同他的话，回头对柳述说：“韦云起的话，是你的良药，可以把他当作师友。”仁寿初年，下诏让在朝的文武官员举荐人才，柳述于是举荐韦云起，升任他为通事舍人。大业初年，改任通事谒者。他又上疏说：“如今朝廷内多是山东人，他们各自结党营私，互相推荐，依附下属欺骗上级，共同结成朋党。如果不抑制这种苗头，一定会倾覆朝政，我因此痛心扼腕，不能沉默。谨将朋党人的姓名和奸邪情况列在下面。”隋炀帝命令大理寺追究查办，于是左丞郎蔚之、司隶别驾郎楚之都因朋党罪被判处流放漫头赤水，其余被免官的有九人。恰逢契丹入侵营州，炀帝下诏让韦云起率领突厥兵前往讨伐契丹部落。启民可汗派出两万骑兵，受他指挥。韦云起将部队分为二十营，从四路同时进发，每营相距一里，不得混杂。听到鼓声就前进，听到号角声就停止，除非是公事使者，不得骑马奔驰。三令五申之后，击鼓出发，军中有违反约定的，斩杀一名纥干人，拿着首级示众。于是突厥将帅来拜见他时，都跪着前行，两腿发抖，不敢抬头看。契丹原本臣服于突厥，对他们没有猜忌，韦云起进入契丹境内后，让突厥人谎称是去柳城郡与高丽做交易，不准说营中有隋朝使者，敢泄露的斩首。契丹没有防备。离贼营一百里时，假装向南渡河，夜里又退回，在离营五十里处，结阵宿营，契丹人不知道。天亮后，全军出发，骑兵奔驰袭击，俘获了男女四万人，将一半的女子和牲畜赐给突厥，其余的要带回朝廷，男子全部杀死。炀帝非常高兴，召集百官说：“韦云起利用突厥平定了契丹，用兵奇诡，文武兼备，又在朝廷上直言敢谏，我现在亲自提拔他。”升任他为治书御史。韦云起于是上奏弹劾说：“内史侍郎虞世基，掌管枢要，责任重大；御史大夫裴蕴，特别受到宠信，维持内外。如今四方报告变乱，他们不向陛下奏报，贼寇数量实际很多，却减少说少。陛下因为听说贼少，发兵不多，众寡悬殊，前往征讨都不能取胜，所以导致官军失利，贼党日益滋长。如果不加惩处，为害将更大，请将他们交付有关部门，追究他们的罪行。”大理卿郑善果上奏说：“韦云起诋毁名臣，所言不实，诽谤朝政，妄自专权。”因此韦云起被降职为大理司直。炀帝巡幸扬州，韦云起告假回长安，恰逢义军进入关中，他在长乐宫谒见。义宁元年，被授予司农卿，封为阳城县公。武德元年，加授上开府仪同三司，兼任农圃监事。这一年，朝廷想大举发兵讨伐王世充，韦云起上表劝谏说：“国家在丧乱之后，百姓流离失所，没有得到安抚休养，连年歉收，关内饥荒。京城刚刚平定，人心尚未归附，小偷小盗，仍是国家的忧患。盩厔、司竹一带，残余势力未灭；蓝田、谷口，群盗很多。他们日夜伺机而动，是国家的极大祸害。即使京城之内，每晚都有盗贼发生。北面有梁师都，勾结胡人寇贼，这是国家的心腹大患。放弃这些不图谋，却出兵函谷、洛阳，如果军队出发后，内部盗贼乘虚而入，一旦有变，祸患将不小。我认为王世充远隔千里，山川险阻，不能造成危害，等我们有足够力量，才可以讨伐他。如今内部祸患未平，暂且应该宽宏大量。依我的愚见，请暂时停兵，致力于农耕，安抚百姓，团结众人。关中的小盗贼，自然会平息。秦川的将士，勇气有余，三年之后，一举就能平定。现在虽然想速战，我恐怕不可行。”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恰逢突厥入侵，下诏让韦云起总领豳州、宁州以北的九州兵马，相机行事。武德四年，被授予西麟州刺史，仍任司农卿。不久接替赵郡王李孝恭任夔州刺史，转任遂州都督，安抚夷獠，深得人心。升任益州行台民部尚书，不久转任行台兵部尚书。行台仆射窦轨多次杀人，又妄奏獠人造反，希望借此聚集军队，以此作威作福，肆意凶暴，韦云起多次坚持不听从。韦云起又经营私产，与生獠交往，谋取利益，窦轨也当众指责他，因此两人产生矛盾，互相猜忌。隐太子李建成死后，皇帝下令派窦轨的儿子乘驿马到益州报告窦轨，窦轨怀疑韦云起的弟弟韦庆俭、堂弟韦庆嗣及亲族都曾侍奉东宫，担心他们听到消息后会作乱，先设下防备然后告知韦云起。韦云起果然不信，问道：“诏书在哪里？”窦轨说：“你是李建成的同党，现在不奉诏，显然是共同谋反。”于是将他逮捕杀死。当初，韦云起年轻时，师从太学博士王颇，王颇常与他谈论时事，非常赞赏他，对他说：“韦生见识悟性如此，一定能自己取得富贵；但刚直嫉恶，最终会因此害了自己。”果然如王颇所说。他的儿子韦师实，在垂拱初年，官至华州刺史、太子少詹事，封为扶阳郡公。
师实子方质，则天初鸾台侍郎、地官尚书、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时改修《垂拱格式》，方质多所损益，甚为时人所称。俄而武承嗣、三思当朝用事，诸宰相咸倾附之。方质疾假，承嗣等诣宅问疾，方质据床不为之礼。左右云：「踞见权贵，恐招危祸。」方质曰：「吉凶命也。大丈夫岂能折节曲事近戚，以求苟免也。」寻为酷吏周兴、来子珣所构，配流儋州，仍籍没其家。寻卒。神龙初雪免。
韦师实的儿子韦方质，在武则天初年担任鸾台侍郎、地官尚书、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当时修改《垂拱格式》，韦方质多有增减，很受当时人称道。不久武承嗣、武三思当权执政，各位宰相都趋附他们。韦方质因病休假，武承嗣等人到他家探病，韦方质坐在床上不向他们行礼。身边的人说：“傲慢地接见权贵，恐怕会招来灾祸。”韦方质说：“吉凶是命运决定的。大丈夫怎么能屈节曲意侍奉外戚，以求苟且免祸呢？”不久被酷吏周兴、来子珣诬陷，流放儋州，并抄没家产。不久去世。神龙初年得以平反昭雪。
孙伏伽
孙伏伽
孙伏伽，贝州武城人。大业末，自大理寺史累补万年县法曹。武德元年，初以三事上谏。其一曰：
孙伏伽，是贝州武城人。大业末年，从大理寺史逐步补任万年县法曹。武德元年，他首次就三件事上谏。第一件事说：
臣闻天子有诤臣，虽无道不失其天下；父有诤子，虽无道不陷于不义。故云子不可不诤于父，臣不可不诤于君。以此言之，臣之事君，犹子之事父故也。隋后主所以失天下者，何也？止为不闻其过。当时非无直言之士，由君不受谏，自谓德盛唐尧，功过夏禹，穷侈极欲，以恣其心。天下之士，肝脑涂地，户口减耗，盗贼日滋，而不觉知者，皆由朝臣不敢告之也。向使修严父之法，开直言之路，选贤任能，赏罚得中，人人乐业，谁能摇动者乎？所以前朝好为变更，不师古训者，止为天诱其咎，将以开今圣唐也。陛下龙举晋阳，天下响应，计不旋踵，大位遂隆。陛下勿以唐得天下之易，不知隋失之不难也。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既为竹帛所拘，何可恣情不慎？凡有搜狩，须顺四时，既代天理，安得非时妄动？陛下二十日龙飞，二十一日有献鹞雏者，此乃前朝之弊风，少年之事务，何忽今日行之！又闻相国参军事卢牟子献琵琶，长安县丞张安道献弓箭，频蒙赏劳。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陛下必有所欲，何求而不得？陛下所少者，岂此物哉！愿陛下察臣愚忠，则天下幸甚。
我听说天子有直言敢谏的臣子，即使无道也不会失去天下；父亲有直言敢谏的儿子，即使无道也不会陷入不义。所以说儿子不能不劝谏父亲，臣子不能不劝谏君主。以此来说，臣子侍奉君主，就像儿子侍奉父亲一样。隋朝末代君主失去天下的原因是什么？只是因为他听不到自己的过错。当时并非没有直言的人，而是因为君主不接受劝谏，自认为德行超过唐尧，功绩盖过夏禹，穷奢极欲，放纵私心。天下之士肝脑涂地，人口减少，盗贼日益增多，而他却不觉察，都是因为朝臣不敢告诉他。假使能修明严父的法度，广开直言之路，选拔贤能，赏罚得当，人人安居乐业，谁能动摇他呢？前朝喜欢变更，不效法古训，只是因为上天在引导其过错，以开启当今圣唐的基业。陛下在晋阳起兵，天下响应，转瞬之间，就登上了大位。陛下不要认为唐朝得天下容易，却不知道隋朝失天下也不难。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行动有左史记事，言论有右史记言。既然受史书记载的约束，怎能放纵情欲而不谨慎？凡是狩猎，必须顺应四时，既然代天治理，怎能不合时宜地妄动？陛下二十日登基，二十一日就有人进献鹞雏，这是前朝的弊风，少年人的事务，怎么忽然在今天做起来！又听说相国参军事卢牟子进献琵琶，长安县丞张安道进献弓箭，多次受到赏赐慰劳。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陛下如果有所需求，有什么求不到的呢？陛下所缺少的，难道是这些东西吗？希望陛下体察我的愚忠，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
其二曰：
第二件事说：
百戏散乐，本非正声，有隋之末，大见崇用，此谓淫风，不可不改。近者，太常官司于人间借妇女裙襦五百余具，以充散妓之服，云拟五月五日于玄武门游戏。臣窃思审，实损皇猷，亦非贻厥子孙谋，为后代法也。故《书》云：「无以小怨为无伤而弗去。」恐从小至于大故也。《论语》云：「放郑声，远佞人。」又云：「乐则《韶》舞。」以此言之，散妓定非功成之乐也。如臣愚见，请并废之。则天下不胜幸甚。
各种杂技散乐，本来不是正宗的雅乐，在隋朝末年，被大肆推崇使用，这是淫靡的风气，不能不改。近来，太常官署向民间借妇女的裙襦五百多件，用来充当散乐妓女的服装，说是准备在五月五日在玄武门游戏。我私下思考，这实在有损皇上的谋略，也不是留给子孙的谋划，作为后代的法则。所以《尚书》说：“不要因为小怨恨没有伤害就不去除。”是担心从小发展到大的缘故。《论语》说：“放弃郑国的音乐，远离谄媚的人。”又说：“音乐就用《韶》舞。”以此来说，散乐一定不是功成之后的雅乐。依我的愚见，请全部废除它们。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
其三曰：
第三件事说：
臣闻性相近而习相远，以其所好相染也。故《书》云：「与治同道罔弗兴，与乱同事罔弗亡。」以此言之，兴乱其在斯与！皇太子及诸王等左右群僚，不可不择而任之也。如臣愚见，但是无义之人，及先来无赖，家门不能邕睦；及好奢华驰猎驭射，专作慢游狗马、声色歌舞之人，不得使亲而近之也。此等止可悦耳目，备驱驰，至于拾遗补阙，决不能为也。臣历窥往古，下观近代，至于子孙不孝，兄弟离间，莫不为左右乱之也。愿陛下妙选贤才，以为皇太子僚友，如此即克隆盘石，永固维城矣。
我听说人的本性相近而习染相远，是因为各自的喜好相互影响。所以《尚书》说：“与治世同道没有不兴盛的，与乱世同事没有不灭亡的。”以此来说，兴乱的关键就在这里！皇太子及诸王等身边的群臣，不能不选择而任用。依我的愚见，凡是不义之人，以及过去无赖、家庭不能和睦的人；还有喜好奢华、驰猎驭射、专事游乐、狗马声色歌舞的人，不能让他们亲近。这些人只能愉悦耳目，供驱使奔走，至于拾遗补阙，他们绝对不能做。我遍观往古，下察近代，至于子孙不孝、兄弟离间，没有不是被身边人扰乱导致的。希望陛下精心选拔贤才，作为皇太子的僚属和朋友，这样就能巩固基业，永固城池了。
高祖览之大悦，下诏曰「秦以不闻其过而亡，典籍岂无先诫？臣仆谄谀，故弗之觉也。汉高祖反正，从谏如流。洎乎文、景继业，宣、元承绪，不由斯道，孰隆景祚？周、隋之季，忠臣结舌，一言丧邦，谅足深诫。永言于此，常深叹息。朕每惟寡薄，恭膺宝命，虽不能性与天道，庶思勉力，常冀弼谐，以匡不逮。而群公卿士，罕进直言，将申虚受之怀，物所未谕。万年县法曹孙伏伽，至诚慷慨，词义恳切，指陈得失，无所回避。非有不次之举，曷贻利行之益！伏伽既怀谅直，宜处宪司，可治书侍御史。仍颁示远近，知朕意焉。」兼赐帛三百匹。时军国多事，赋敛繁重，伏伽屡奏请改革，高祖并纳焉。
高祖看了非常高兴，下诏说：“秦朝因为听不到自己的过失而灭亡，典籍中难道没有先前的告诫吗？臣仆们谄媚阿谀，所以没有察觉。汉高祖拨乱反正，听从劝谏如流水般自然。到了文帝、景帝继承大业，宣帝、元帝延续基业，不遵循这条道路，怎能兴盛帝业？周朝、隋朝末年，忠臣闭口不言，一句话就导致国家灭亡，确实值得深深警戒。我常常想到这些，总是深深叹息。我常常认为自己德行浅薄，恭敬地承受天命，虽然不能与天道合为一体，但希望努力勤勉，常常期望辅佐和谐，以匡正不足。然而各位公卿士大夫，很少进献直言，我想表明虚心接受意见的心怀，但众人未能理解。万年县法曹孙伏伽，至诚慷慨，言辞恳切，指出得失，无所回避。如果没有破格提拔，怎能带来利国利民的好处！伏伽既然心怀诚信正直，适合担任司法官职，可任命为治书侍御史。还要将此事颁布远近，让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同时赐给他三百匹帛。当时军国事务繁多，赋税征收繁重，伏伽多次上奏请求改革，高祖都采纳了。
二年，高祖谓裴寂曰：「隋末无道，上下相蒙，主则骄矜，臣惟谄佞。上不闻过，下不尽忠，至使社稷倾危，身死匹夫之手。朕拨乱反正，志在安人，平乱任武臣，守成委文吏，庶得各展器能，以匡不逮。比每虚心接待，冀闻谠言。然惟李纲善尽忠款，孙伏伽可谓诚直，余人犹踵弊风，俯首而已，岂朕所望哉！」
武德二年，高祖对裴寂说：“隋朝末年无道，上下互相蒙蔽，君主骄傲自大，臣子只会谄媚奸佞。君主听不到过失，臣子不尽忠效力，以至于国家倾覆危亡，君主死于匹夫之手。我拨乱反正，志在安定百姓，平定叛乱任用武臣，守护成业委托文吏，希望他们各自施展才能，以匡正不足。近来我常常虚心接待，希望听到正直的言论。然而只有李纲善于尽忠效力，孙伏伽可称得上诚实正直，其余的人仍然沿袭弊病风气，只是低头顺从而已，这难道是我所期望的吗！”
及平王世充、窦建德，大赦天下，既而责其党与，并令配迁。伏伽上表谏曰：
等到平定王世充、窦建德后，大赦天下，随后又追究他们的党羽，并下令将他们流放迁徙。伏伽上表劝谏说：
臣闻王言无戏，自古格言；去食存信，闻诸旧典。故《书》云：「尔无不信，朕不食言。」又《论语》云，一言出口，驷不及舌。以此而论，言之出口，不可不慎。伏惟陛下光临区宇，复育群生，率土之滨，谁非臣妾。丝纶一发，取信万方，使闻之者不疑，见之者不惑。陛下今月二日发云雨之制，光被黔黎，无所间然，公私蒙赖。既云常赦不免，皆赦除之，此非直赦其有罪，亦是与天下断当，许其更新。以此言之，但是赦后，即便无事。因何王世充及建德部下，赦后乃欲迁之？此是陛下自违本心，欲遣下人若为取则？若欲子细推寻，逆城之内，人谁无罪？故《书》云：「歼厥渠魁，胁从罔治。」若论渠魁，世充等为首，渠魁尚免，胁从何辜？且古人云：「跖狗吠尧，盖非其主。」在东都城内及建德部下，乃有与陛下积小故旧，编发友朋，犹尚有人败后始至者。此等岂忘陛下，皆云被壅故也。以此言之，自外疏者，窃谓无罪。又《书》云：「非知之艰，行之惟艰。」上古以来，何代无君，所以只称尧、舜之善者，何也？直由为天子者实难，善名难得故也。往者天下未平，威权须应机而作；今四方既定，设法须与人共之。但法者，陛下自作之，还须守之，使天下百姓信而畏之。今自为无信，欲遣兆人若为信畏？故《书》云：「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赏罚之行，达乎贵贱，圣人制法，无限亲疏。如臣愚见，世充、建德下伪官，经赦合免责情，欲迁配者，请并放之，则天下幸甚。
我听说君王的话没有戏言，这是自古以来的格言；宁可失去粮食也要保持信用，这在旧典中有所记载。所以《尚书》说：“你不要不信任，我不会食言。”又《论语》说，一句话说出口，四匹马也追不回。由此而论，话一旦说出口，不可不慎重。陛下君临天下，养育众生，普天之下，谁不是您的臣妾。诏令一发，取信于万方，让听到的人不怀疑，看到的人不困惑。陛下本月二日发布恩泽的诏令，广施于百姓，没有差别，公私都蒙受恩惠。既然说常赦不能免除的，都予以赦免，这不仅是赦免他们的罪行，也是与天下约定，允许他们改过自新。由此而言，只要在赦免之后，就应无事。为什么王世充和窦建德的部下，在赦免之后却要流放他们？这是陛下自己违背本心，想让下面的人如何效法？如果仔细推究，叛逆的城池之内，谁没有罪？所以《尚书》说：“消灭那些首恶，胁从的人不予治罪。”如果论首恶，王世充等人是首领，首恶尚且免罪，胁从的人有什么罪？况且古人说：“盗跖的狗吠尧，并非因为尧不是它的主人。”在东都城内和窦建德的部下，有与陛下从小相识的故旧，结发为友的朋友，还有人在他们失败后才来归附的。这些人难道忘了陛下吗？都说是因为被阻隔的缘故。由此而言，那些疏远的人，我私下认为无罪。又《尚书》说：“不是知道困难，而是实行困难。”上古以来，哪个朝代没有君主，为什么只称赞尧、舜的善政呢？这是因为做天子实在困难，善名难以获得。过去天下未平定时，威权必须随机应变；如今四方已定，制定法令必须与众人共同遵守。但法令是陛下自己制定的，还必须遵守它，让天下百姓信任并敬畏它。如今自己做出不守信的事，想让万民如何信任敬畏？所以《尚书》说：“不偏私不结党，王道宽广；不结党不偏私，王道平坦。”赏罚的执行，要遍及贵贱，圣人制定法令，不限于亲疏。依我的愚见，王世充、窦建德手下的伪官，经过赦免应当免除罪责，想要流放的人，请全部释放，这样天下就非常幸运了。
又上表请置谏官，高祖皆纳焉。
他又上表请求设置谏官，高祖都采纳了。
太宗即位，赐爵乐安县男。贞观元年，转大理少卿。太宗尝马射，伏伽上书谏曰：「臣闻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立不倚衡。以此言之，天下之主，不可履险乘危明矣。臣又闻天子之居也，则禁卫九重；其动也，则出警入跸。此非极尊其居处，乃为社稷生灵之大计耳。故古人云：『一人有庆，兆人赖之。』臣窃闻陛下犹自走马射帖，娱悦近臣，此乃无禁乘危，窃为陛下有所不取也。何者？一则非光史册，二则未足显扬，又非所以导养圣躬，亦不可以垂范后代。此只是少年诸王之所务，岂得既为天子，今日犹行之乎？陛下虽欲自轻，其奈社稷天下何！如臣愚见，窃谓不可。」太宗览之大悦。
太宗即位后，赐给他乐安县男的爵位。贞观元年，调任大理少卿。太宗曾经骑马射箭，伏伽上书劝谏说：“我听说，千金之家的子弟，不坐在屋檐下；百金之家的子弟，不倚靠在栏杆上。由此而言，天下的君主，不可冒险涉危，这是很明显的。我又听说，天子的居所，有九重禁卫；他的行动，出入都有警戒清道。这不是为了极度尊崇他的居处，而是为了社稷和百姓的大计。所以古人说：‘一人有福，万民依赖。’我私下听说陛下还亲自骑马射箭，取悦近臣，这是没有禁止冒险的行为，我私下认为陛下不应这样做。为什么呢？第一，这不能光耀史册；第二，这不足以显扬美德；第三，这不利于保养圣体；第四，这不能垂范后代。这只是少年诸王所做的事，怎能既然做了天子，今天还这样做呢？陛下虽然想轻视自己，但社稷天下怎么办！依我的愚见，私下认为不可。”太宗看了非常高兴。
贞观五年，因上奏囚犯情况有误而获罪免官。不久起用为刑部郎中，多次升迁至大理少卿，转任民部侍郎。贞观十四年，被任命为大理卿，后来外放为陕州刺史。永徽五年，因年老退休。显庆三年去世。
张玄素
张玄素
张玄素，蒲州虞乡人。隋末，为景城县户曹。窦建德攻陷景城，玄素被执，将就戮，县民千余人号泣请代其命，曰：「此人清慎若是，今倘杀之，乃无天也。大王将定天下，当深加礼接，以招四方，如何杀之，使善人解体？」建德遽命释之，署为治书侍御史，固辞不受。及江都不守，又召拜黄门侍郎，始应命。建德平，授景城都督府录事参军。太宗闻其名，及即位，召见，访以政道。对曰：「臣观自古以来，未有如隋室丧乱之甚，岂非其君自专，其法日乱。向使君虚受于上，臣弼违于下，岂至于此？且万乘之重，又欲自专庶务，日断十事而五条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况一日万机，己多亏失，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如其广任贤良，高居深视，百司奉职，谁敢犯之？臣又观隋末沸腾，被于宇县，所争天下者不过十数人，余皆保邑全身，思归有道。是知人欲背主为乱者鲜矣，但人君不能安之，遂致于乱。陛下若近览危亡，日慎一日，尧、舜之道，何以能加！」太宗善其对，擢拜侍御史，寻迁给事中。
张玄素，是蒲州虞乡人。隋朝末年，担任景城县户曹。窦建德攻陷景城，玄素被俘，即将被处死，县中百姓一千多人哭着请求代替他受死，说：“这个人如此清廉谨慎，如果现在杀了他，就没有天理了。大王将要平定天下，应当以礼相待，以招揽四方人才，怎么能杀他，让好人离心？”建德立即下令释放他，任命他为治书侍御史，他坚决推辞不接受。等到江都失守，又召他任命为黄门侍郎，他才接受任命。建德被平定后，他被任命为景城都督府录事参军。太宗听说他的名声，即位后召见他，询问治国之道。他回答说：“我观察自古以来，没有像隋朝那样丧乱严重的，难道不是因为君主独断专行，法令日益混乱吗？假使君主在上虚心纳谏，臣子在下匡正过失，怎么会到这种地步？况且身为万乘之尊，又想亲自处理各种政务，每天决断十件事而有五件不恰当，恰当的自然好，但不恰当的怎么办？何况一天处理万机，已经有很多失误，日积月累，乃至多年，错误既多，不灭亡还等什么！如果广泛任用贤良，高居深视，百官各司其职，谁敢违犯？我又观察隋末天下动荡，遍及全国，争夺天下的不过十几个人，其余的人都保城全身，想归附有道之君。由此可知，人想背叛君主作乱的是很少的，只是君主不能安抚他们，才导致动乱。陛下如果近观危亡之鉴，一天比一天谨慎，尧、舜之道，又怎能超过呢！”太宗认为他的回答很好，提拔他为侍御史，不久升任给事中。
时承干居春宫，颇以游畋废学，玄素上书谏曰：「臣闻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苟违天道，人神同弃。然古三驱之礼，非欲教杀，将为百姓除害，故汤罗一面，天下归仁。今苑中娱猎，虽名异游畋，若行之无常，终亏雅度。且傅说曰：『学不师古，匪说攸闻。』然则弘道在于学古，学古必资师训。既奉恩诏，令孔颖达侍讲，望数存问，以补万一。仍博遣有名行学士，兼朝夕侍奉。览圣人之遗教，察既行之往事，日知其所不足，月无忘其所能。此则尽善尽美，夏启、周诵，焉足言哉！夫为人上者，未有不求其善，但以性不胜情，耽惑成乱。耽惑既甚，忠言遂塞，所以臣下苟顺，君道渐亏。古人有言：『勿以小恶而不去，小善而不为。』故知祸福之来，皆起于渐。殿下地居储两，当须广树嘉猷。既有好畋之淫，何以主斯匕鬯？慎终如始，犹惧渐衰，始尚不慎，终将安保！」寻又兼太子少詹事。十三年，又上书谏曰：「臣闻周公以大圣之材，犹握发吐飧，引纳白屋，而况后之圣贤，敢轻斯道？是以礼制皇太子入学而行齿胄，欲使太子知君臣、父子、长幼之道。然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尊卑之序、长幼之节，用之方寸之内，弘之四海之外，皆因行以远闻，假言以光被。伏惟殿下睿质已隆，尚须学文以饰其表。至如孔颖达、赵弘智等，非惟宿德鸿儒，亦兼达政要，望令数得侍讲，开释物理，览古谕今，增晖睿德。而雕虫小伎之流，只可时命追随，以代博弈耳。若其骑射畋游，酣歌戏玩，以悦耳目，终秽心神，渐染既久，必移情性。古人有言：『心为万事主，动而无节即乱。』臣恐殿下败德之源，在于此矣。」承干并不能纳。太宗知玄素在东宫频有进谏，十四年，擢授银青光禄大夫，行太子左庶子。时承干久不坐朝，玄素谏曰：「宫内止有妇人耳，不知如樊姬之徒，可与弘益圣德者有几？若遂无贤哲，便是亲嬖幸，远忠良。人不见德，何以光敷三善？且宫储之寄，于国为重，所以广置群僚，以辅睿德。今乃动经时月，不见宫臣，纳诲既疏，将何补阙？」承干嫉其数谏，遣户奴夜以马挝击之，殆至于死。承干又尝于宫中击鼓，声闻于外，玄素叩阁请见，极言切谏，承干乃出宫内鼓，对玄素毁之。是岁，太宗尝对朝问玄素历官所由，玄素既出自刑部令史，甚以惭耻。谏议大夫褚遂良上疏曰：「臣闻君子不失言于人，圣主不戏言于臣。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居上能礼其臣，臣始能尽力以奉其上。近代宋孝武轻言肆口，侮弄朝臣，攻其门户，乃至狼狈。良史书之，以为非是。陛下昨见问张玄素云：『隋任何官？』奏云：『县尉。』又问：『未为县尉已前？』奏云：『流外。』又问：『在何曹司？』玄素将出阁门，殆不能移步，精爽顿尽，色类死灰。朝臣见之，多所惊怪。大唐创历，任官以才；卜祝庸保，量能使用。陛下礼重玄素，频年任使，擢授三品，翼赞皇储，自不可更对群臣，穷其门户，弃昔日之殊恩，成一朝之愧耻。人君之御臣下也，礼义以导之，惠泽以驱之，使其负戴玄天，罄输臣节，犹恐德礼不加，人不自励。若无故忽略，使其羞惭，郁结于怀，衷心靡乐，责其伏节死义，其可得乎？」书奏，太宗谓遂良曰：「朕亦悔此问，今得卿疏，深会我心。」承干既败德日增，玄素又上书谏曰：
当时李承干住在东宫，因沉迷游猎而荒废学业，张玄素上书劝谏说：“我听说上天没有偏私，只辅助有德的人，如果违背天道，人神都会抛弃他。古代的三驱之礼，并不是要教人杀戮，而是要为百姓除害，所以商汤网开一面，天下都归向仁德。如今在苑囿中娱乐打猎，虽然名义上与游猎不同，但如果行为没有节制，终究会损害高尚的品德。而且傅说曾说：‘学习不效法古人，就没有听说过。’那么弘扬道义在于学习古训，学习古训必须依靠老师的教导。既然已奉恩诏，让孔颖达陪侍讲学，希望您能多次向他请教，以弥补万一的不足。还要广泛派遣有名望和品行的学士，早晚陪侍。阅览圣人的遗教，考察已行的往事，每天知道自己的不足，每月不忘自己所能做到的。这样就能尽善尽美，夏启、周诵，哪里值得一提呢！作为人君，没有不追求善行的，只是因为性情不能克制情感，沉溺迷惑而导致混乱。沉溺迷惑一旦严重，忠言就被堵塞，所以臣下苟且顺从，君道逐渐亏损。古人有言：‘不要因为是小恶就不去除，小善就不去做。’所以知道祸福的到来，都从细微处开始。殿下身为储君，应当广泛树立好的谋略。既然有喜好打猎的过度行为，怎么能主持宗庙祭祀？谨慎地对待结局如同开始，还担心逐渐衰败，开始尚且不谨慎，最终怎能保全！”不久又兼任太子少詹事。贞观十三年，又上书劝谏说：“我听说周公凭借大圣的才能，尚且握发吐餐，接纳平民，何况后世的圣贤，怎敢轻视这种做法？因此礼制规定皇太子入学时要行齿胄之礼，想让太子知道君臣、父子、长幼的道理。然而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尊卑之序、长幼之节，运用在内心，推广到四海之外，都通过行为而远播，借助言语而光大。殿下天资聪颖，还需要学习文采来修饰外表。至于孔颖达、赵弘智等人，不仅是德高望重的鸿儒，也通达政事要务，希望让他们多次陪侍讲学，解释事物道理，借鉴古事以喻今，增加睿智的品德。而那些雕虫小技的人，只可偶尔让他们跟随，代替下棋罢了。至于骑马射箭、打猎游玩、酣歌戏玩，用来愉悦耳目，最终会玷污心神，逐渐沾染久了，必定改变性情。古人有言：‘心是万事的根本，行动没有节制就会混乱。’我担心殿下败坏德行的根源，就在这里了。”李承干都不能采纳。太宗知道张玄素在东宫多次进谏，贞观十四年，提拔他为银青光禄大夫，代理太子左庶子。当时李承干很久不上朝，张玄素劝谏说：“宫内只有妇人，不知道像樊姬那样的人，能帮助弘扬圣德的有几个？如果没有贤哲，就是亲近宠幸，疏远忠良。人们看不到德行，怎么能光大宣扬三善？而且储君的职责，对国家很重要，所以广泛设置群僚，来辅佐睿智的品德。如今却动辄经过数月，不见宫臣，接受教诲已经疏远，将如何弥补过失？”李承干憎恨他多次劝谏，派户奴在夜里用马鞭打他，几乎致死。李承干又曾在宫中击鼓，声音传到外面，张玄素叩门求见，极力恳切劝谏，李承干于是拿出宫中的鼓，当着张玄素的面毁掉它。这一年，太宗曾在朝堂上问张玄素历任官职的由来，张玄素出身于刑部令史，感到非常羞耻。谏议大夫褚遂良上疏说：“我听说君子不对人失言，圣主不对臣下开玩笑。说出的话史官会记载，礼仪会成就，乐歌会歌颂。居上位能礼待臣下，臣下才能尽力侍奉上位。近代宋孝武帝轻率出口，侮辱朝臣，攻击他们的门户，以至于狼狈不堪。良史记载此事，认为不对。陛下昨天问张玄素说：‘在隋朝任什么官？’他回答说：‘县尉。’又问：‘做县尉以前呢？’回答说：‘流外官。’又问：‘在哪个部门？’张玄素将要走出阁门时，几乎不能移步，精神顿时消失，脸色如死灰。朝臣看到，大多感到惊异。大唐创立国运，任官凭才能；卜祝庸保，量才使用。陛下礼重张玄素，多年任用，提拔到三品，辅佐皇储，自然不能再对群臣追问他的出身，抛弃昔日的特殊恩遇，造成一时的羞愧耻辱。人君驾驭臣下，用礼义引导他们，用恩惠驱使它们，让他们背负苍天，竭尽臣节，还担心德礼不够，人不自励。如果无故忽略，使他们羞惭，郁结在心，内心不快乐，要求他们守节死义，怎么可能呢？”奏疏呈上，太宗对褚遂良说：“我也后悔这个问话，现在得到你的奏疏，深合我意。”李承干败德日益增加，张玄素又上书劝谏说：
臣闻孔子云：「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然《书》、《传》所载，言之或远，寻览近事，得失斯存。至如周武帝平定山东，卑宫菲食，以安海内。太子赟举措无端，秽德日著。乌九轨知其不可，具言于武帝；武帝慈仁，望其渐改。及至践祚，狂暴肆情，区宇崩离，宗祀覆灭，即隋文帝所代是也。文帝因周衰弱，凭借女资，虽无大功于天下，然布德行仁，足为万姓所赖。勇为太子，不能近遵君父之节俭，而务骄侈，今之山池遗迹，即殿下所亲睹是也。此时亦恃君亲之恩，自谓太山之固，讵知邪臣敢进其说？向使动静有常，进退合度，亲君子，疏小人，舍浮华，尚恭俭，虽有邪臣间之，何能致慈父之隙？岂不由积德未弘，令闻不著，谗言一至，遂成其祸？窃惟皇储之寄，荷戴殊重，如其积德不弘，何以嗣守成业？圣上以殿下亲则父子，事兼家国，所应用物，不为节限。恩旨未逾六旬，用物已过七万，骄奢之极，孰云过此。龙楼之下，惟聚工匠；望苑之内，不睹贤良。今言孝敬则阙视膳问安之礼，语恭顺则违君父慈训之方，求风声则无爱学好道之实，观举措则有因缘诛戮之罪。宫臣正士，未尝在侧；群邪淫巧，暱近深宫。爱好者皆游手杂色，施与者并图画雕镂。在外瞻仰，已有此失；居中隐密，宁可胜计哉！宣猷禁门，不异阛阓，朝入暮出，秽声已远。臣以德音日损，频上谏书，自尔已来，纵逸尤甚。右庶子赵弘智经明行修，当今善士，臣每奏请，望数召进，与之谈论，庶广徽猷。令旨反有猜嫌，谓臣妄相推引。从善如流，尚恐不逮；饰非拒谏，必招败损。方崇闭塞之源，不慕钦明之术，虽抱睿哲之资，终罹罔念之咎。古人云：「苦药利病，苦言利行。」伏惟居安思危，日慎一日。
我听说孔子说：“能就近取譬，可以说是仁的方法了。”然而《尚书》、《左传》所记载的，言论或许遥远，但考察近事，得失都存在。至于周武帝平定山东，住简陋的宫室，吃简单的食物，来安定天下。太子宇文赟行为无度，秽德日益显著。乌九轨知道不可行，详细告诉武帝；武帝仁慈，希望他逐渐改正。等到他即位，狂暴纵情，天下分崩离析，宗庙覆灭，就是隋文帝取代他的情况。隋文帝凭借周朝衰弱，依靠外戚身份，虽无大功于天下，但布德行仁，足以让万民依赖。杨勇为太子，不能近遵君父的节俭，而追求骄奢，如今的山池遗迹，就是殿下亲眼所见的。当时他也依仗君亲的恩宠，自以为像泰山一样稳固，怎知邪臣敢进谗言？假使行为有常，进退合度，亲近君子，疏远小人，舍弃浮华，崇尚恭俭，即使有邪臣离间，怎能造成慈父的嫌隙？难道不是因为积德不广，美名不显，谗言一来，就酿成祸患？我私下认为储君的职责，负担特别重，如果积德不广，怎能继承守成基业？圣上因殿下亲则父子，事兼家国，所应用的物品，不加节制。恩旨不到六十天，用物已超过七万，骄奢之极，谁能说超过这个。龙楼之下，只聚集工匠；望苑之内，看不到贤良。如今说孝敬则缺少视膳问安的礼节，说恭顺则违背君父的慈训，求名声则没有爱学好道的实际，看举措则有因缘诛戮的罪行。宫中的正士，未曾陪在身边；群邪淫巧，亲近深宫。所喜爱的都是游手好闲的杂色之人，所赏赐的都是图画雕镂之物。在外瞻仰，已有这些过失；居中隐密，怎能数得清呢！宣猷禁门，不异于市场，朝入暮出，秽声已远。我因德音日益减损，频繁上谏书，自此以来，放纵尤其严重。右庶子赵弘智经明行修，是当今善士，我每次奏请，希望多次召见他，与他谈论，以广开谋略。令旨反而有猜疑，说我妄自推举。从善如流，还怕不及；掩饰过错拒绝劝谏，必定招致失败。正崇尚闭塞之源，不羡慕钦明之术，虽抱有睿哲的资质，终将遭受不思考的过错。古人说：“苦药利于病，苦言利于行。”希望居安思危，一天比一天谨慎。
奏疏呈入，李承干不采纳，反而派刺客要杀害他。不久东宫被废，张玄素按例被免职。贞观十八年，起用为潮州刺史，转任邓州刺史。永徽年间，因年老退休。龙朔三年，加授银青光禄大夫。麟德元年去世。
史臣曰
史官评论说
史臣曰：伏伽上疏于高祖，玄素进言于太宗，从疏贱以干至尊，怀切直以明正理，可谓至难矣。既而并见抽奖，咸蒙顾遇。自非下情忠到，效匪躬之节，上听聪明，致如流之美，孰能至于此乎？《书》曰：「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斯之谓矣。世长幼而聪悟，长能规谏；云起屏绝朋党，罔避骄豪。历览言行，咸有可观。而云起吐茹无方，世长终成诡诈，其不令也宜哉！方诸孙、张二子，知不迨矣。
史官说：孙伏伽向高祖上疏，张玄素向太宗进言，从疏远卑贱的地位干预至尊，怀着恳切正直之心阐明正理，可以说是非常难了。之后他们都受到提拔奖赏，蒙受恩遇。如果不是下情忠诚至极，效忠不避自身的节操，上听聪明，达到从善如流的美德，谁能做到这样呢？《尚书》说：“木材依绳墨则正直，君主从谏则圣明。”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苏世长幼年聪悟，长大后能规谏；张云起杜绝朋党，不避骄豪。纵观他们的言行，都有可观之处。但张云起吐纳无方，苏世长终成诡诈，他们不贤良也是应该的！与孙、张二人相比，智慧不及了。
赞曰：言为身文，感义忘身。不有忠胆，安轻逆鳞？苏、韦果俊，伽、素忠纯。悟主匡失，猗欤诤臣。
赞辞说：言语是自身的文采，感于义而忘身。没有忠胆，怎敢触犯逆鳞？苏世长、韦云起果敢俊杰，孙伏伽、张玄素忠诚纯正。感悟君主，匡正过失，啊，这些诤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