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初，太宗谓监修国史房玄龄曰：「比见前、后《汉史》载录扬雄《甘泉》、《羽猎》，司马相如《子虚》、《上林》，班固《两都》等赋，此既文体浮华，无益劝诫，何假书之史策？其有上书论事、词理切直、可裨于政理者，朕从与不从皆须备载。」
贞观初年，太宗对监修国史的房玄龄说：“近来我翻阅前、后《汉书》，看到它们收录了扬雄的《甘泉赋》《羽猎赋》，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班固的《两都赋》等作品。这些赋文体浮华，对劝善规过毫无益处，何必把它们记载在史书上？至于那些上书议论政事、言辞道理恳切直率、对治理国家有帮助的奏章，无论我采纳与否，都必须详细记载。”
贞观十一年，著作佐郎邓隆表请编次太宗文章为集。太宗谓曰：「朕若制事出令，有益于人者，史则书之，足为不朽。若事不师古，乱政害物，虽有词藻，终贻后代笑，非所须也。只如梁武帝父子及陈后主、隋炀帝，亦大有文集，而所为多不法，宗社皆须臾倾覆。凡人主惟在德行，何必要事文章耶？」竟不许。
贞观十一年，著作佐郎邓隆上表请求编撰太宗的文集。太宗对他说：“我如果处理政事、发布命令，对百姓有益处，史官就会记录下来，这足以使我不朽。如果做事不效法古人，扰乱朝政、祸害百姓，即使有华丽的辞藻，最终也只能留给后代耻笑，这不是我需要的。就像梁武帝父子、陈后主、隋炀帝，他们也都有大量的文集，但所作所为多不合法度，国家社稷都在顷刻间覆灭。作为君主，关键在于德行，何必要在文章上耗费心力呢？”最终没有答应。
贞观十三年，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太宗问曰：「卿比知起居，书何等事？大抵于人君得观见否？朕欲见此注记者，将却观所为得失以自警戒耳。」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毕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记耶？」遂良曰：「臣闻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何不书之？」黄门侍郎刘洎进曰：「人君有过失，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
贞观十三年，褚遂良担任谏议大夫，兼管起居注事务。太宗问他：“你掌管起居注，都记录些什么事情？通常君主能看吗？我想看看这些起居注，是想回顾自己所作所为的得失，用来警戒自己。”褚遂良说：“现在的起居注，相当于古代的左史、右史，负责记录君主的言行，好事坏事都全部记载，希望君主不做非法之事。我没听说过帝王亲自查看史书的。”太宗说：“我如果有不好的行为，你一定会记下来吗？”褚遂良说：“我听说坚守道义不如恪守职责，我的职责就是执笔记录，为什么不记呢？”黄门侍郎刘洎进言说：“君主有过失，就像日食月食一样，人人都能看到。即使褚遂良不记，天下人也都记下了。”
贞观十四年，太宗谓房玄龄曰：「朕每观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规诫。不知自古当代国史，何因不令帝王亲见之？」对曰：「国史既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止应畏有忤旨，故不得见也。」太宗曰：「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国史者，盖有善事，固不须论；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录进来。」玄龄等遂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表上之。太宗见六月四日事，语多微文，乃谓玄龄曰：「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民耳。史官执笔，何烦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侍中魏征奏曰：「臣闻人主位居尊极，无所忌惮。惟有国史，用为惩恶劝善，书不以实，后嗣何观？陛下今遣史官正其辞，雅合至公之道。」
贞观十四年，太宗对房玄龄说：“我每次阅读前代的史书，看到它表彰善行、贬斥恶行，足以作为后世的规劝和警戒。不知道自古以来，当代的国史为什么不让帝王亲自阅读？”房玄龄回答说：“国史既然善恶都必定记载，是希望君主不做非法之事。只是担心有违逆圣意的地方，所以不能让帝王看到。”太宗说：“我的想法和古人很不一样。现在我想亲自看国史，是因为如果有好事，自然不必多说；如果有不好的事，我也要把它作为鉴戒，使自己能够改正。你可以编撰好呈上来。”房玄龄等人于是删减国史，改写成编年体，撰写了《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各二十卷，上表进呈。太宗看到关于六月四日事件的记载，言辞多有隐晦，就对房玄龄说：“从前周公诛杀管叔、蔡叔而周室安定，季友毒死叔牙而鲁国安宁。我所做的事，道义上与这些相同，是为了安定社稷、造福万民罢了。史官执笔记录，何必有所隐瞒？应当立即删改那些浮华不实的言辞，直截了当地记载这件事。”侍中魏征上奏说：“我听说君主地位极其尊贵，没有什么可顾忌的。只有国史，用来惩恶劝善，如果记载不真实，后代子孙看什么呢？陛下如今让史官修正史书言辞，非常符合至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