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王珪曰：「昔秦皇、汉武，外则穷极兵戈，内则崇侈宫室，人力既竭，祸难遂兴。彼岂不欲安人乎？失所以安人之道也。亡隋之辙，殷鉴不远，陛下亲承其弊，知所以易之。然在初则易，终之实难。伏愿慎终如始，方尽其美。」太宗曰：「公言是也。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朕所以抑情损欲，克己自励耳。」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身边的大臣说：“所有事情都必须抓住根本。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以衣食为根本，而经营衣食，又以不误农时为根本。要想不误农时，关键在于君主能够简约清静。如果频繁发动战争，不停兴建土木，却想不侵占农时，这怎么可能呢？”王珪说：“从前秦始皇、汉武帝，对外穷兵黩武，对内大肆修建宫殿，民力耗尽，祸患便随之兴起。他们难道不想安定百姓吗？只是失去了安定百姓的正确方法。隋朝灭亡的教训，离我们并不遥远，陛下亲身经历了它的弊政，知道如何改变。但开始容易，坚持到底却很难。希望陛下能慎终如始，才能尽善尽美。”太宗说：“你说得对。安定百姓、安宁国家，关键在于君主。君主清静无为，百姓就快乐；君主欲望太多，百姓就痛苦。我之所以克制情感、减少欲望，就是努力约束自己、自我激励。”
贞观二年，京师旱，蝗虫大起。太宗入苑视禾，见蝗虫，掇数枚而咒曰：「人以谷为命，而汝食之，是害于百姓。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尔其有灵，但当蚀我心，无害百姓。」将吞之，左右遽谏曰：「恐成疾，不可。」太宗曰：「所冀移灾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自是蝗不复为灾。
贞观二年，京城地区干旱，蝗虫大量滋生。太宗进入皇家园林查看庄稼，看到蝗虫，抓起几只祈祷说：“百姓把粮食当作性命，而你们却吃掉它，这是祸害百姓。百姓如果有过错，责任都在我一人身上，你们如果有灵性，就只该啃噬我的心，不要伤害百姓。”说完就要把蝗虫吞下去，身边的人急忙劝阻说：“恐怕会生病，不能吃。”太宗说：“我正希望把灾祸转移到自己身上，还躲避什么疾病呢？”于是吞下了蝗虫。从此以后，蝗虫不再成灾。
贞观五年，有司上书言：「皇太子将行冠礼，宜用二月为吉，请追兵以备仪注。」太宗曰：「今东作方兴，恐妨农事。」令改用十月。太子少保萧瑀奏言：「准阴阳家，用二月为胜。」太宗曰：「阴阳拘忌，朕所不行。若动静必依阴阳，不顾理义，欲求福祐，其可得乎？若所行皆遵正道，自然常与吉会。且吉凶在人，岂假阴阳拘忌？农时甚要，不可暂失。」
贞观五年，有关部门上书说：“皇太子将要举行加冠礼，应该在二月举行才吉利，请求征调士兵来准备仪仗。”太宗说：“现在春耕刚刚开始，恐怕会妨碍农事。”下令改在十月举行。太子少保萧瑀上奏说：“按照阴阳家的说法，用二月更好。”太宗说：“阴阳禁忌，我是不遵行的。如果一举一动都必须依照阴阳，不顾道理和道义，想要求得福佑，怎么可能呢？如果所做的事情都遵循正道，自然常常会与吉祥相遇。况且吉凶在于人为，哪里需要借助阴阳禁忌？农时非常重要，一刻也不能耽误。”
贞观十六年，太宗以天下粟价率计斗值五钱，其尤贱处，计斗值三钱，因谓侍臣曰：「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既属丰稔若斯，朕为亿兆人父母，唯欲躬务俭约，必不辄为奢侈。朕常欲赐天下之人，皆使富贵，今省徭赋，不夺其时，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此则富矣。敦行礼让，使乡闾之间，少敬长，妻敬夫，此则贵矣。但令天下皆然，朕不听管弦，不从畋猎，乐在其中矣！」
贞观十六年，太宗因为天下粮食价格平均每斗值五文钱，最便宜的地方每斗只值三文钱，于是对身边的大臣说：“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以粮食为生命。如果庄稼歉收，那么亿万百姓就不再是国家所有。如今既然这样丰收，我作为亿万百姓的父母，只想亲自带头节俭，一定不轻易奢侈浪费。我常想赐予天下百姓，让他们都富足尊贵。现在减轻徭役赋税，不耽误农时，使家家户户都能安心耕种，这就是富足了。提倡礼让，使乡里之间，年轻人尊敬长辈，妻子尊敬丈夫，这就是尊贵了。只要天下都能这样，我即使不听音乐、不打猎，快乐也就在其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