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元年，太宗谓侍臣曰：「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古人云：『鬻棺者欲岁之疫，非疾于人，利于棺售故耳』。今法司核理一狱，必求深刻，欲成其考课。今作何法，得使平允？」谏议大夫王珪进曰：「但选公直良善人，断狱允当者，增秩赐金，即奸伪自息。」诏从之。太宗又曰：「古者断狱，必讯于三槐、九棘之官，今三公、九卿，即其职也。自今以后，大辟罪皆令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议之。如此，庶免冤滥。」由是至四年，断死刑，天下二十九人，几致刑措。
贞观元年，唐太宗对身边的大臣说：“人死了不能复生，因此使用刑罚务必宽大简约。古人说：‘卖棺材的人希望年年发生瘟疫，并不是仇恨人类，而是因为这样有利于棺材的销售罢了。’如今司法部门审理一个案件，一定要追求深文周纳，想借此完成考核。现在该用什么办法，才能使刑罚公平允当呢？”谏议大夫王珪进言说：“只要选拔公正正直、善良的人，对判案公允恰当的人，增加俸禄、赏赐金钱，那么奸诈虚伪的行为自然就会止息。”太宗下诏采纳了这个建议。太宗又说：“古代判决案件，一定要向三槐、九棘之类的官员征询意见，如今的三公、九卿，就是承担这种职责的。从今以后，凡是判处死刑的，都要让中书省、门下省四品以上的官员以及尚书省九卿共同议定。这样，或许可以避免冤案和滥刑。”因此，到贞观四年，全国判处死刑的只有二十九人，几乎达到了刑法搁置不用的地步。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比有奴告主谋逆，此极弊法，特须禁断。假令有谋反者，必不独成，终将与人计之；众计之事，必有他人论之，岂藉奴告也？自今奴告主者，不须受，尽令斩决。」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身边的大臣说：“近来有奴仆告发主人谋反的，这是极其有害的法律，必须特别加以禁止。假如有人谋反，一定不会独自成功，终究会与别人谋划；众人谋划的事情，必定会有其他人议论，哪里需要依靠奴仆告发呢？从今以后，奴仆告发主人的，不必受理，一律将他们斩首处决。”
贞观五年，张蕴古为大理丞。相州人李好德素有风疾，言涉妖妄，诏令鞠其狱。蕴古言：「好德癫病有征，法不当坐。」太宗许将宽宥。蕴古密报其旨，仍引与博戏。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劾奏之。太宗大怒，令斩于东市。既而悔之，谓房玄龄曰：「公等食人之禄，须忧人之忧，事无巨细，咸当留意。今不问则不言，见事都不谏诤，何所辅弼？如蕴古身为法官，与囚博戏，漏泄朕言，此亦罪状甚重。若据常律，未至极刑。朕当时盛怒，即令处置。公等竟无一言，所司又不覆奏，遂即决之，岂是道理。」因诏曰：「凡有死刑，虽令即决，皆须五覆奏。」五覆奏，自蕴古始也。又曰：「守文定罪，或恐有冤。自今以后，门下省覆，有据法令合死而情可矜者，宜录奏闻。」
贞观五年，张蕴古担任大理丞。相州人李好德一向患有疯病，言语涉及妖妄，太宗下诏审问这个案子。张蕴古说：“李好德的癫病有证据，依法不应判罪。”太宗答应要宽恕他。张蕴古暗中将太宗的旨意告诉了李好德，还带他一起赌博。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弹劾了张蕴古。太宗大怒，下令将张蕴古在东市斩首。不久又后悔了，对房玄龄说：“你们这些人享受别人的俸禄，就要忧虑别人的忧虑，事情无论大小，都应当留意。如今我不问你们就不说，看到事情都不直言规劝，这算什么辅佐？像张蕴古身为法官，与囚犯赌博，泄露我的话，这罪状也很重。但如果按照通常的法律，还不至于判死刑。我当时非常愤怒，就下令处决。你们竟然没有一个人说话，有关部门又不重新上奏，就立即处决了，这哪里是道理。”于是下诏说：“凡是判处死刑的，即使下令立即处决，都必须五次上奏。”五次上奏的制度，就是从张蕴古开始的。又说：“墨守法律条文定罪，恐怕会有冤情。从今以后，门下省复审，有根据法令应当处死但情节值得怜悯的，应该记录上报。”
蕴古，初以贞观二年，自幽州总管府记室兼直中书省，表上《大宝箴》，文义甚美，可以规诫。其词曰：
今来古往，俯察仰观，惟辟作福，为君实难。宅普天之下，处王公之上，任土贡其所有，具僚和其所唱。是故恐惧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转放。岂知事起乎所忽，祸生乎无妄。故以圣人受命，拯溺亨屯，归罪于己，推恩于民。大明无偏照，至公无私亲。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礼以禁其奢，乐以防其佚。左言而右事，出警而入跸。四时调其惨舒，三光同其得失。故身为之度，而声为之律。勿谓无知，居高听卑；勿谓何害，积小成大。乐不可极，极乐成哀；欲不可纵，纵欲成灾。壮九重于内，所居不过容膝；彼昏不知，瑶其台而琼其室。罗八珍于前，所食不过适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内荒于色，勿外荒于禽；勿贵难得之货，勿听亡国之音。内荒伐人性，外荒荡人心；难得之物侈，亡国之声淫。勿谓我尊而傲贤侮士，勿谓我智而拒谏矜己。闻之夏后，据馈频起；亦有魏帝，牵裾不止。安彼反侧，如春阳秋露；巍巍荡荡，推汉高大度。抚兹庶事，如履薄临深；战战栗栗，用周文小心。
《诗》云：「不识不知。」《书》曰：「无偏无党。」一彼此于胸臆，捐好恶于心想。众弃而后加刑，众悦而后命赏。弱其强而治其乱，伸其屈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数，物之悬者，轻重自见；如水如镜，不示物以形，物之鉴者，妍蚩自露。勿浑浑而浊，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暗，勿察察而明。虽冕旒蔽目而视于未形，虽黈纩塞耳而听于无声。纵心乎湛然之域，游神于至道之精。扣之者，应洪纤而效响；酌之者，随浅深而皆盈。故曰：天之清，地之宁，王之贞。四时不言而代序，万物无为而受成。岂知帝有其力，而天下和平。吾王拨乱，戡以智力；人惧其威，未怀其德。我皇抚运，扇以淳风；民怀其始，未保其终。爰术金镜，穷神尽性。使人以心，应言以行。包括理体，抑扬辞令。天下为公，一人有庆。开罗起祝，援琴命诗。一日二日，念兹在兹。惟人所召，自天祐之。争臣司直，敢告前疑。
太宗嘉之，赐帛三百段，仍授以大理寺丞。
张蕴古最初在贞观二年，从幽州总管府记室兼直中书省的职位上，上表进献《大宝箴》，文章义理很美，可以用来规劝告诫。他的文章说：
从古到今，俯察天地，只有君主可以作威作福，做君主实在艰难。居于普天之下，处在王公之上，各地进贡其所有，百官附和其倡导。因此恐惧之心日益松弛，邪僻之情转而放纵。哪里知道事情发生在疏忽之中，祸患产生于意料之外。所以圣人承受天命，拯救危难，把罪过归于自己，把恩惠推及百姓。太阳的光辉没有偏照，最大的公正没有私亲。所以用一人治理天下，而不是用天下侍奉一人。用礼来禁止奢侈，用乐来防止放纵。左边是言论右边是政事，出行清道回宫警戒。四季调和其惨淡与舒畅，日月星同其得失。所以自身成为法度，声音成为律吕。不要以为没有人知道，身处高位要听取下面的意见；不要以为没有什么危害，小的积累会变成大的。快乐不可以过度，过度快乐就会变成悲哀；欲望不可以放纵，放纵欲望就会成为灾祸。在宫内建造壮丽的九重宫室，所居住的不过容膝之地；那些昏庸的人不知道，用美玉建造台榭宫室。面前摆列各种珍馐，所吃的不过适合口味；只有狂妄的人不加思考，把酒糟堆成山丘，把酒积成池水。不要在内沉溺于女色，不要在外沉溺于田猎；不要珍视难得的货物，不要听亡国的音乐。在内沉溺会伤害人的本性，在外沉溺会动摇人的心志；难得的货物使人奢侈，亡国的音乐使人淫靡。不要以为我尊贵就傲慢地对待贤士，不要以为我聪明就拒绝劝谏夸耀自己。听说夏禹，吃饭时多次起身；也有魏文帝，被拉着衣襟不止。安抚那些不安的人，如同春天的阳光秋天的露水；伟大宽广，推崇汉高祖的大度。处理各种政务，如同踩在薄冰上临近深渊；战战兢兢，效法周文王的小心谨慎。
《诗经》说：“好像没有知识没有智慧。”《尚书》说：“没有偏私没有结党。”把彼此在心中统一，把好恶从思想中抛弃。众人唾弃然后施加刑罚，众人喜悦然后给予赏赐。削弱强权治理混乱，伸张冤屈纠正枉曲。所以说：如同秤和石头，不固定物品的重量，悬挂的物品，轻重自然显现；如同水和镜子，不显示物品的形状，照镜子的人，美丑自然显露。不要浑浑噩噩而浑浊，不要皎洁而清澈；不要昏暗不明，不要苛察精明。虽然冕旒遮住眼睛却能看见未成形的事物，虽然黄绵塞住耳朵却能听见无声的声音。让心在清澈的领域放纵，让精神在最高大道的精华中遨游。叩击它，无论大小都发出回响；舀取它，无论深浅都能装满。所以说：天的清明，地的安宁，王的贞正。四季不说话而交替运行，万物无所作为而各得其所。哪里知道帝王有其力量，而天下和平。我们的君王拨乱反正，用智谋武力平定；人们畏惧他的威严，却没有感怀他的恩德。我皇顺应时运，用淳朴的风气教化；百姓怀念他的开始，却不能保证他的终结。于是运用明镜般的治国之术，穷尽神妙和本性。用真心使用人，用行动回应言论。包含治理的根本，抑扬言辞。天下为公，一人有福。打开罗网祈祷，弹琴作诗。一天两天，念念不忘。这是由人招致的，上天会保佑他。谏争之臣负责直言，冒昧地报告前面的疑问。
太宗赞赏他，赏赐帛三百段，并授予他大理寺丞的官职。
贞观五年，诏曰：「在京诸司，比来奏决死囚，虽云三覆，一日即了，都未暇审思，三奏何益？纵有追悔，又无所及。自今后，在京诸司奏决死囚，宜二日中五覆奏，天下诸州三覆奏。」又手诏敕曰：「比来有司断狱，多据律文，虽情在可矜而不敢违法，守文定罪，惑恐有冤。自今门下省复有据法合死，而情在可矜者，宜录状奏闻。」
贞观五年，太宗下诏说：“在京城的各部门，近来上奏处决死囚，虽然说是三次覆奏，但一天就办完了，根本没有时间仔细思考，三次覆奏有什么益处？即使后来追悔，也来不及了。从今以后，在京城的各部门上奏处决死囚，应该在两天内五次覆奏，天下各州三次覆奏。”又亲笔写诏书说：“近来有关部门判决案件，大多依据法律条文，虽然情节值得怜悯却不敢违反法律，墨守法律条文定罪，恐怕会有冤情。从今以后，门下省复审，有根据法令应当处死但情节值得怜悯的，应该记录情况上奏。”
贞观九年，盐泽道行军总管、岷州都督高甑生，坐违李靖节度，又诬告靖谋逆，减死徙边。时有上言者曰：「甑生旧秦府功臣，请宽其过。」太宗曰：「虽是藩邸旧劳，诚不可忘。然理国守法，事须画一，今若赦之，使开侥幸之路。且国家建义太原，元从及征战有功者甚众，若甑生获免，谁不觊觎？有功之人，皆须犯法。我所以必不赦者，正为此也。」
贞观九年，盐泽道行军总管、岷州都督高甑生，因违抗李靖的调度，又诬告李靖谋反，被判处减死流放边疆。当时有人上言说：“高甑生是秦王府的旧功臣，请求宽恕他的过错。”太宗说：“他虽然是秦王府的旧功臣，确实不可忘记。但治理国家遵守法律，事情必须统一，现在如果赦免他，就会打开侥幸之路。况且国家在太原起义，最初跟随和征战有功的人很多，如果高甑生得到赦免，谁不觊觎？有功的人，都将会犯法。我之所以一定不赦免，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贞观十一年，特进魏征上疏曰：
臣闻《书》曰：「明德慎罚」，「惟刑恤哉！」《礼》云：「为上易事，为下易知，则刑不烦矣。上人疑则百姓惑，下难知则君长劳矣。」夫上易事，则下易知，君长不劳，百姓不惑。故君有一德，臣无二心，上播忠厚之诚，下竭股肱之力，然后太平之基不坠，「康哉」之咏斯起。当今道被华戎，功高宇宙，无思不服，无远不臻。然言尚于简文，志在于明察，刑赏之用，有所未尽。夫刑赏之本，在乎劝善而惩恶，帝王之所以与天下为画一，不以贵贱亲疏而轻重者也。今之刑赏，未必尽然。或屈伸在乎好恶，或轻重由乎喜怒；遇喜则矜其情于法中，逢怒则求其罪于事外；所好则钻皮出其毛羽，所恶则洗垢求其瘢痕。瘢痕可求，则刑斯滥矣；毛羽可出，则赏因谬矣。刑滥则小人道长，赏谬则君子道消。小人之恶不惩，君子之善不劝，而望治安刑措，非所闻也。
且夫暇豫清谈，皆敦尚于孔、老；威怒所至，则取法于申、韩。直道而行，非无三黜，危人自安，盖亦多矣。故道德之旨未弘，刻薄之风已扇。夫刻薄既扇，则下生百端；人竞趋时，则宪章不一。稽之王度，实亏君道。昔州犁上下其手，楚国之法遂差；张汤轻重其心，汉朝之刑以弊。以人臣之颇僻，犹莫能申其欺罔，况人君之高下，将何以措其手足乎？以睿圣之聪明，无幽微而不烛，岂神有所不达，智有所不通哉？安其所安，不以恤刑为念；乐其所乐，遂忘先笑之变。祸福相倚，吉凶同域，惟人所召，安可不思？顷者责罚稍多，威怒微厉，或以供帐不赡，或以营作差违，或以物不称心，或以人不从命，皆非致治之所急，实恐骄奢之攸渐。是知「贵不与骄期而骄自至，富不与侈期而侈自来」，非徒语也。
且我之所代，实在有隋。隋氏乱亡之源，圣明之所临照。以隋氏之府藏譬今日之资储，以隋氏之甲兵况当今之士马，以隋氏之户口校今时之百姓，度长比大，曾何等级？然隋氏以富强而丧败，动之也；我以贫穷而安宁，静之也。静之则安，动之则乱，人皆知之，非隐而难见也，非微而难察也。然鲜蹈平易之途，多遵覆车之辙，何哉？在于安不思危、治不念乱、存不虑亡之所致也。昔隋氏之未乱，自谓必无乱；隋氏之未亡，自谓必不亡，所以甲兵屡动，徭役不息。至于将受戮辱，竟未悟其灭亡之所由也，可不哀哉！
夫鉴形之美恶，必就于止水；鉴国之安危，必取于亡国。故《诗》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又曰：「伐柯伐柯，其则不远。」臣愿当今之动静，必思隋氏以为殷鉴，则存亡之治乱，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则安矣；思其所以乱，则治矣；思其所以亡，则存矣。知存亡之所在，节嗜欲以从人，省游畋之娱，息靡丽之作，罢不急之务，慎偏听之怒；近忠厚，远便佞，杜悦耳之邪说，甘苦口之忠言；去易进之人，贱难得之货，采尧舜之诽谤，追禹汤之罪己；惜十家之产，顺百姓之心，近取诸身，恕以待物，思劳谦以受益，不自满以招损；有动则庶类以和，出言而千里斯应，超上德于前载，树风声于后昆，此圣哲之宏观，而帝王之大业，能事斯毕，在乎慎守而已。
夫守之则易，取之实难。既能得其所以难，岂不能保其所以易？其或保之不固，则骄奢淫泆动之也。慎终如始，可不勉欤！《易》曰：「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诚哉斯言，不可以不深察也。伏惟陛下欲善之志，不减于昔时，闻过必改，少亏于曩日。若以当今之无事，行畴昔之恭俭，则尽善尽美矣，固无得而称焉。
太宗深嘉而纳用。
贞观十一年，特进魏征上疏说：
我听说《尚书》说：“彰明美德，谨慎刑罚”，“对于刑罚要体恤啊！”《礼记》说：“君主容易侍奉，臣下容易了解，那么刑罚就不会烦琐了。君主多疑，百姓就会迷惑；臣下难以了解，君主就会劳苦。”君主容易侍奉，那么臣下就容易了解，君主不劳苦，百姓不迷惑。所以君主有统一的德行，臣下没有二心，君主播撒忠厚的诚意，臣下竭尽辅佐的力量，然后太平的基础不会坠落，“安康啊”的咏叹就会兴起。如今陛下的教化遍及华夏和戎狄，功业高于天地，没有谁不归服，没有远方不来到。然而言论崇尚简约，心志在于明察，刑罚和赏赐的运用，还有未尽之处。刑罚和赏赐的根本，在于劝善惩恶，帝王用来与天下统一标准，不因贵贱亲疏而轻重不同。如今的刑罚和赏赐，未必完全如此。有时屈伸取决于好恶，有时轻重取决于喜怒；遇到高兴就在法律中怜悯其情，遇到愤怒就在事情之外寻找其罪；对所喜欢的人就钻透皮肤露出羽毛，对所厌恶的人就洗去污垢寻找疤痕。疤痕可以找到，那么刑罚就滥用了；羽毛可以露出，那么赏赐就错误了。刑罚滥用，小人的道就会增长；赏赐错误，君子的道就会消亡。小人的恶行不惩罚，君子的善行不鼓励，却希望天下太平刑法搁置，这是没有听说过的。
况且在闲暇时清谈，都崇尚孔子、老子；当威严愤怒发作时，就取法申不害、韩非。正直行事，并非没有多次被贬黜，危害他人使自己安全，大概也很多了。所以道德的宗旨没有弘扬，刻薄的风气已经扇动。刻薄的风气既然扇动，那么下面就会产生各种事端；人们争相趋附时势，那么法令制度就不统一。考察帝王的法度，实在有亏于为君之道。从前伯州犁上下其手，楚国的法律就出现偏差；张汤随心轻重，汉朝的刑法因此败坏。作为臣子的偏邪不正，尚且不能申明其欺骗，何况君主的高低，将如何措置其手足呢？以陛下睿智圣明的聪明，没有幽微之处不能照亮，难道是神明有所不通达，智慧有所不通晓吗？安于所安，不把体恤刑罚放在心上；乐于所乐，就忘记了先笑后哭的变化。祸福相互依存，吉凶同在一处，都是人自己招致的，怎么能不思考？近来责罚稍微多了，威严愤怒稍微严厉了，有时因为供应不充足，有时因为营建工程有差错，有时因为物品不称心，有时因为人不服从命令，这些都不是治理国家的当务之急，实在担心骄奢由此逐渐产生。因此知道“富贵不与骄傲约定而骄傲自然到来，富裕不与奢侈约定而奢侈自然到来”，这不是空话。
况且我们所取代的，正是隋朝。隋朝混乱灭亡的根源，圣明的陛下已经洞察。用隋朝的府库储藏比照今天的资财储备，用隋朝的甲兵比照当今的兵马，用隋朝的户口比照现在的百姓，比较长短大小，相差多少等级？然而隋朝因为富强而丧败，是因为扰动百姓；我们因为贫穷而安宁，是因为让百姓休养生息。让百姓休养生息就安定，扰动百姓就混乱，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不是隐晦难以看见，不是细微难以察觉。然而很少有人走平坦易行的道路，大多遵循翻车的轨迹，为什么呢？在于安定时不思考危险、治理时不考虑混乱、生存时不忧虑灭亡所导致的。从前隋朝没有动乱时，自己认为一定不会动乱；隋朝没有灭亡时，自己认为一定不会灭亡，所以屡次发动战争，徭役不停息。直到将要遭受杀戮侮辱，竟然没有觉悟其灭亡的原因，难道不可悲吗！
要照出形体的美丑，一定要面对静止的水；要考察国家的安危，一定要选取灭亡的国家。所以《诗经》说：“殷商的镜子并不远，就在夏后氏的时代。”又说：“砍伐斧柄，砍伐斧柄，其法则就在眼前。”我希望当今的一切举动，一定要思考隋朝作为殷鉴，那么存亡治乱的道理，就可以知道了。如果能思考其所以危险的原因，就会安定；思考其所以混乱的原因，就会治理；思考其所以灭亡的原因，就会生存。知道存亡的关键，节制嗜好欲望以顺从他人，减少游猎的娱乐，停止奢侈的制作，罢除不紧急的事务，谨慎对待偏听偏信的愤怒；亲近忠厚的人，远离巧言谄媚的人，杜绝悦耳的邪说，甘愿接受苦口的忠言；除去容易进谗言的人，轻视难得的货物，采纳尧舜时的诽谤之木，效法禹汤的归罪于己；爱惜十家的产业，顺应百姓的心意，从自身做起，以宽恕之心待人，思考勤劳谦逊以受益，不自满而招致损失；有所行动则万物和谐，发出言论则千里响应，超越前代的上德，树立风范于后代，这是圣哲的宏图，帝王的大业，能做的事情到此为止，在于谨慎守护罢了。
守护它容易，取得它实在困难。既然能得到其困难之处，难道不能保住其容易之处吗？如果保不住，那就是骄奢淫逸扰动了它。慎终如始，能不努力吗！《易经》说：“君子安定不忘危险，生存不忘灭亡，治理不忘混乱，因此自身安定而国家可以保全。”这话说得真对啊，不能不深入考察。我愿陛下向善的志向，不比过去减少，听到过错一定改正，比往日稍有不足。如果因为当今无事，施行过去的恭敬节俭，那就尽善尽美了，本来就没有什么可以称颂的了。
太宗非常赞赏并采纳了他的意见。
贞观十四年，戴州刺史贾崇以所部有犯十恶者，被御史劾奏。太宗谓侍臣曰：「昔陶唐大圣，柳下惠大贤，其子丹朱甚不肖，其弟盗跖为臣恶。夫以圣贤之训，父子兄弟之亲，尚不能使陶染变革，去恶从善。今遣刺史，化被下人，咸归善道，岂可得也？若令缘此皆被贬降，或恐递相掩蔽，罪人斯失。诸州有犯十恶者，刺史不须从坐，但令明加纠访科罪，庶可肃清奸恶。」
贞观十四年，戴州刺史贾崇因为所管辖的地区有人犯十恶之罪，被御史弹劾。太宗对身边的大臣说：“从前陶唐氏是大圣人，柳下惠是大贤人，他们的儿子丹朱非常不肖，弟弟盗跖是臣子中的恶人。以圣贤的教诲，父子兄弟的亲情，尚且不能使他们受到熏陶改变，去恶从善。如今派刺史去教化百姓，使他们全都归于善道，怎么可能做到呢？如果因此都把他们贬官降职，恐怕会互相掩盖隐瞒，罪犯就会漏网。各州有犯十恶之罪的，刺史不必连坐，只让他们明确加以纠察访查，依法定罪，或许可以肃清奸恶。”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大理卿孙伏伽曰：「夫作甲者欲其坚，恐人之伤；作箭者欲其锐，恐人不伤。何则？各有司存，利在称职故也。朕常问法官刑罚轻重，每称法网宽于往代，仍恐主狱之司，利在杀人，危人自达，以钓声价。今之所忧，正在此耳。深宜禁止，务在宽平。」
贞观十六年，太宗对大理卿孙伏伽说：“制造铠甲的人希望铠甲坚固，害怕人受伤；制造箭的人希望箭锋利，害怕人不受伤。为什么呢？因为各有职责，利益在于称职的缘故。我常常询问法官刑罚的轻重，他们总是说法网比前代宽松，但我仍然担心主管刑狱的官员，以杀人为利，危害他人使自己显达，以钓取名声。如今所忧虑的，正在于此。应当严加禁止，务必做到宽大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