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初，太宗从容谓侍臣曰：「周武平纣之乱，以有天下；秦皇因周之衰，遂吞六国。其得天下不殊，祚运长短若此之相悬也？」尚书右仆射萧瑀进曰：「纣为无道，天下苦之，故八百诸侯不期而会。周室微，六国无罪，秦氏专任智力，蚕食诸侯。平定虽同，人情则异。」太宗曰：「不然，周既克殷，务弘仁义；秦既得志，专行诈力。非但取之有异，抑亦守之不同。祚之修短，意在兹乎！」
贞观初年，太宗悠闲地对身边大臣说：“周武王平定商纣的祸乱，从而拥有了天下；秦始皇趁着周朝的衰微，于是吞并了六国。他们取得天下没有什么不同，但国运的长短却如此悬殊？”尚书右仆射萧瑀进言说：“商纣王暴虐无道，天下人都深受其苦，所以八百诸侯不约而同地会师伐纣。周王室衰微，六国并没有罪过，秦国一味依靠智谋和武力，像蚕吃桑叶一样逐步吞并诸侯。平定天下虽然相同，但人心向背却不一样。”太宗说：“不对。周朝战胜殷商之后，致力于弘扬仁义；秦朝得志之后，专门施行欺诈和暴力。不仅取得天下的方式不同，而且守住天下的方法也不一样。国运的长短，关键大概就在这里吧！”
贞观二年，太宗谓黄门侍郎王珪曰：「隋开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饥乏。是时仓库盈溢，竟不许赈给，乃令百姓逐粮。隋文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比至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炀帝恃此富饶，所以奢华无道，遂致灭亡。炀帝失国，亦此之由。凡理国者，务积于人，不在盈其仓库。古人云：『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但使仓库可备凶年，此外何烦储蓄！后嗣若贤，自能保其天下；如其不肖，多积仓库，徒益其奢侈，危亡之本也。」
贞观二年，太宗对黄门侍郎王珪说：“隋朝开皇十四年发生大旱，百姓大多饥饿困乏。当时仓库里粮食堆得满满的，竟然不肯开仓赈济，反而让百姓到外地去谋生。隋文帝不怜惜百姓而吝惜仓库，到了他末年的时候，统计天下的储备，足够供应五六十年。隋炀帝依仗这种富饶，所以奢侈无度，终于导致灭亡。隋炀帝失去天下，也正是这个原因。凡是治理国家的人，关键在于把财富积累在百姓身上，而不在于装满自己的仓库。古人说：‘百姓不富足，君王又怎么能富足呢？’只要仓库的储备能够防备灾年，此外何必还要多储蓄呢！后代子孙如果贤明，自然能够保住天下；如果不成器，仓库里积蓄越多，只会助长他们的奢侈，这正是国家危亡的根源啊。”
贞观五年，太宗谓侍臣曰：「天道福善祸淫，事犹影响。昔启民亡国来奔，隋文帝不吝粟帛，大兴士众营卫安置，乃得存立。既而强富，子孙不思念报德，才至始毕，即起兵围炀帝于雁门。及隋国乱，又恃强深入，遂使昔安立其国家者，身及子孙，并为颉利兄弟之所屠戮。今颉利破亡，岂非背恩忘义所至也？」群臣咸曰：「诚如圣旨。」
贞观五年，太宗对身边大臣说：“天道降福给善良的人，降祸给淫恶的人，这就像影子和回声一样灵验。从前启民可汗亡国后前来投奔，隋文帝不吝惜粮食和布帛，大规模调动军队为他修建营帐、安置部众，他才得以生存立足。后来他变得强盛富足，子孙却不思报答恩德，才到始毕可汗这一代，就起兵把隋炀帝围困在雁门。等到隋朝发生动乱，又依仗强大兵力深入内地，最终使得当初为他们安定国家的人，自身和子孙都被颉利兄弟所屠杀。如今颉利败亡，难道不是背恩忘义所导致的吗？”群臣都说：“确实如陛下所说。”
贞观九年，北蕃归朝人奏：「突厥内大雪，人饥，羊马并死。中国人在彼者，皆入山作贼，人情大恶。」太宗谓侍臣曰：「观古人君，行仁义、任贤良则理；行暴乱、任小人则败。突厥所信任者，并共公等见之，略无忠正可取者。颉利复不忧百姓，恣情所为，朕以人事观之，亦何可久矣？」魏征进曰：「昔魏文侯问李克：『诸侯谁先亡？』克曰：『吴先亡。』文侯曰：『何故？』克曰：『数战数胜，数胜则主骄，数战则民疲，不亡何待？』颉利逢隋末中国丧乱，遂恃众内侵，今尚不息，此其必亡之道。」太宗深然之。
贞观九年，从北方蕃邦归附朝廷的人上奏说：“突厥境内下了大雪，百姓饥饿，羊马都冻饿而死。汉人在那里的，都逃进山里当了盗贼，人心非常动荡。”太宗对身边大臣说：“观察古代的君主，施行仁义、任用贤良就能治理好国家；施行暴政、任用小人就会失败。突厥所信任的那些人，都是你们大家见过的，几乎没有一点忠正可取的地方。颉利可汗又不体恤百姓，放纵自己的欲望行事，我根据人事来观察，他又怎么能长久呢？”魏征进言说：“从前魏文侯问李克：‘各国诸侯谁会最先灭亡？’李克说：‘吴国最先灭亡。’魏文侯问：‘什么原因？’李克说：‘屡次作战，屡次获胜。屡次获胜君主就会骄傲，屡次作战百姓就会疲惫，不灭亡还等什么？’颉利可汗趁着隋朝末年中原丧乱，就依仗人多势众向内侵犯，至今还不停止，这正是他必然灭亡的道路。”太宗非常赞同他的话。
贞观九年，太宗谓魏征曰：「顷读周、齐史，末代亡国之主为恶多相类也。齐主深好奢侈，所有府库用之略尽，乃至关市无不税敛。朕常谓此犹如馋人自食其肉，肉尽必死。人君赋敛不已，百姓既弊，其君亦亡，齐主即是也。然天元、齐主若为优劣？」征对曰：「二主亡国虽同，其行则别。齐主愞弱，政出多门，国无纲纪，遂至亡灭。天元性凶而强，威福在己，亡国之事，皆在其身。以此论之，齐主为劣。」
贞观九年，太宗对魏征说：“近来阅读北周和北齐的史书，末代亡国的君主所做的坏事大多很相似。北齐后主非常喜好奢侈，所有国库里的财物几乎被他用尽，甚至关卡和市场没有不征税的。我常说这就像嘴馋的人吃自己的肉，肉吃完了必定会死。君主不停地征收赋税，百姓已经疲惫不堪，君主也会灭亡，北齐后主就是这样的例子。但是北周宣帝和北齐后主相比，谁优谁劣呢？”魏征回答说：“两位君主亡国虽然相同，但他们的行为却有区别。北齐后主懦弱无能，政令出自多个部门，国家没有法度，于是导致灭亡。北周宣帝性格凶暴而强悍，赏罚大权独揽在自己手中，亡国的事情，都出在他自己身上。以此而论，北齐后主更差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