畏死远难，降北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贵生之士」。学道立方，离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学之士」。游居厚养，牟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语曲牟知，伪诈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辩智之士」。行劒攻杀，暴憿之民也，而世尊之曰「磏勇之士」。活贼匿奸，当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誉之士」。此六民者，世之所誉也。赴险殉诚，死节之民，而世少之曰「失计之民」也。寡闻从令，全法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朴陋之民」也。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而世少之曰「寡能之民」也。嘉厚纯粹，整谷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愚戆之民」也。重命畏事，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慑之民」也。挫贼遏奸，明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讇谗之民」也。此六民者，世之所毁也。奸伪无益之民六，而世誉之如彼；耕战有益之民六，而世毁之如此，此之谓「六反」。布衣循私利而誉之，世主听虚声而礼之，礼之所在，利必加焉。百姓循私害而訾之，世主壅于俗而贱之，贱之所在，害必加焉。故名赏在乎私恶当罪之民，而毁害在乎公善宜赏之士，索国之富强，不可得也。
贪生怕死、逃避危难的人，本是投降败逃之流，而世俗却尊称他们为“珍惜生命之士”。学习道术、标立学说的人，本是背离法度之流，而世俗却尊称他们为“文学之士”。四处游说、享受厚禄的人，本是牟取衣食之流，而世俗却尊称他们为“有才能之士”。言辞诡辩、卖弄智巧的人，本是虚伪欺诈之流，而世俗却尊称他们为“善辩明智之士”。持剑行凶、攻击杀人的人，本是凶暴轻狂之流，而世俗却尊称他们为“刚毅勇敢之士”。包庇盗贼、窝藏奸邪的人，本是该判死罪之流，而世俗却尊称他们为“任侠好誉之士”。这六种人，是世俗所称誉的。奔赴危难、殉节尽忠、为节义而死的人，世俗却贬低他们为“失策之人”。见闻寡少、服从命令、保全法令的人，世俗却贬低他们为“朴陋之人”。努力耕作、自食其力、创造财富的人，世俗却贬低他们为“无能之人”。善良厚道、纯朴正直、行为整饬的人，世俗却贬低他们为“愚笨之人”。重视命令、谨慎行事、尊敬君上的人，世俗却贬低他们为“怯懦之人”。挫败盗贼、制止奸邪、使君上明察的人，世俗却贬低他们为“谄媚进谗之人”。这六种人，是世俗所诋毁的。奸诈虚伪、无益于国的六种人，世俗却那样赞誉；耕战有益于国的六种人，世俗却这样诋毁，这就叫做“六反”。百姓顺着私利去赞誉他们，君主听信虚名而礼遇他们，礼遇所在，利益必然随之而来。百姓顺着私害去诋毁他们，君主被世俗蒙蔽而轻视他们，轻视所在，祸害必然随之而来。所以名誉和奖赏落在那些自私邪恶、该当治罪的人身上，而诋毁和祸害却落在那些为公行善、该当奖赏的人身上，这样想求得国家富强，是不可能的。
古者有谚曰：「为政犹沐也，虽有弃发，必为之。」爱弃发之费而忘长发之利，不知权者也。夫弹痤者痛，饮药者苦，为苦惫之故不弹痤饮药，则身不活，病不已矣。今上下之接，无子父之泽，而欲以行义禁下，则交必有郄矣。且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父母之怀袵，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故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而况无父子之泽乎？今学者之说人主也，皆去求利之心，出相爱之道，是求人主之过父母之亲也，此不熟于论恩，诈而诬也，故明主不受也。圣人之治也，审于法禁，法禁明著则官治；必于赏罚，赏罚不阿则民用。民用官治则国富，国富则兵强，而霸王之业成矣。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人主挟大利以听治，故其任官者当能，其赏罚无私。使士民明焉，尽力致死，则功伐可立而爵禄可致，爵禄致而富贵之业成矣。富贵者，人臣之大利也。人臣挟大利以从事，故其行危至死，其力尽而不望。此谓君不仁，臣不忠，则可以霸王矣。
古人有谚语说：“治理政事如同洗头，即使有掉落的头发，也一定要洗。”吝惜掉头发的损耗而忘记长出新发的利益，是不懂得权衡的人。用针砭刺痈疮是痛的，喝药是苦的，因为痛苦疲惫的缘故就不刺痈喝药，那么身体就不能存活，病痛就不能止息。现在君臣上下之间的交往，没有父子那样的恩泽，却想用施行仁义来约束臣下，那么交情必定会有裂痕。况且父母对于子女，生了男孩就互相庆贺，生了女孩就把她杀掉。这都是从父母怀中生出来的，然而男孩受贺、女孩被杀的原因，是考虑日后的便利，计算长远的利益。所以父母对于子女，尚且用计算利害的心思来对待，何况是没有父子恩泽的君臣呢？现在学者游说君主，都要求君主去掉求利之心，拿出相爱之道，这是要求君主有超过父母的亲情，这是不熟悉恩义之论，是欺诈和诬妄，所以明君不接受。圣人治理国家，严明法令禁令，法令禁令明确显著，那么官吏就能治理好；坚决执行赏罚，赏罚不偏私，那么民众就能被使用。民众被使用、官吏治理好，国家就富裕；国家富裕，兵力就强大，而霸王之业就成功了。霸王之业，是君主最大的利益。君主怀着这最大利益来处理政事，所以他任命官吏一定符合其才能，他的赏罚没有私心。让士民明白，尽力效死，那么功业可以建立，爵位俸禄可以获得；爵位俸禄获得了，富贵之业就成功了。富贵，是臣子最大的利益。臣子怀着这最大利益来做事，所以他们冒险到死，竭尽全力而不怨恨。这就是说，君主不施仁爱，臣子不表忠心，却可以成就霸王之业。
夫奸必知则备，必诛则止；不知则肆，不诛则行。夫陈轻货于幽隐，虽曾、史可疑也；悬百金于市，虽大盗不取也。不知，则曾、史可疑于幽隐；必知，则大盗不取悬金于市。故明主之治国也，众其守而重其罪，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止。母之爱子也倍父，父令之行于子者十母；吏之于民无爱，令之行于民也万父。母积爱而令穷，吏用威严而民听从，严爱之䇲亦可决矣。且父母之所以求于子也，动作则欲其安利也，行身则欲其远罪也。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亲以厚爱关子于安利而不听，君以无爱利求民之死力而令行。明主知之，故不养恩爱之心而增威严之势。故母厚爱处，子多败，推爱也；父薄爱教笞，子多善，用严也。
奸邪如果必然被察觉，人们就会戒备；如果必然被惩罚，人们就会停止。不被察觉，就会放肆；不被惩罚，就会横行。把轻便的财物放在隐蔽之处，即使是曾参、史鳅这样廉洁的人也值得怀疑；把百金悬挂在闹市，即使是江洋大盗也不会去拿。不被察觉，那么曾参、史鳅在隐蔽之处也值得怀疑；必然被察觉，那么大盗也不会去拿悬挂在闹市的金钱。所以明君治理国家，增加监视的人并加重刑罚，让民众因法令禁止而止步，不靠廉洁自行停止。母亲爱子女是父亲的一倍，但父亲对子女的命令被执行的程度是母亲的十倍；官吏对民众没有爱，但命令被执行的程度是父亲的一万倍。母亲积累慈爱而命令行不通，官吏运用威严而民众听从，威严与慈爱的策略就可以决定了。况且父母对于子女的要求，行动上希望他们平安有利，立身处世希望他们远离罪过。君主对于民众，有危难时就要他们效死，太平时就要他们尽力。父母用深厚的爱关心子女的平安利益，子女却不听从；君主用没有爱利的态度要求民众效死尽力，命令却得以执行。明君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不培养恩爱之心而增强威严之势。所以母亲用厚爱对待，子女多败家，这是推究慈爱的结果；父亲用薄爱加以管教鞭打，子女多善良，这是运用威严的结果。
今家人之治产也，相忍以饥寒，相强以劳苦，虽犯军旅之难，饥馑之患，温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怜以衣食，相惠以佚乐，天饥岁荒，嫁妻卖子者，必是家也。故法之为道，前苦而长利；仁之为道，偷乐而后穷。圣人权其轻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人之相怜也。学者之言皆曰「轻刑」，此乱亡之术也。凡赏罚之必者，劝禁也。赏厚，则所欲之得也疾；罚重，则所恶之禁也急。夫欲利者必恶害，害者，利之反也。反于所欲，焉得无恶？欲治者必恶乱，乱者，治之反也。是故欲治甚者，其赏必厚矣；其恶乱甚者，其罚必重矣。今取于轻刑者，其恶乱不甚也，其欲治又不甚也。此非特无术也，又乃无行。是故决贤、不肖、愚、知之䇲，在赏罚之轻重。且夫重刑者，非为罪人也。明主之法，揆也。治贼，非治所治也；治所治也者，是治死人也。刑盗，非治所刑也；治所刑也者，是治胥靡也。故曰：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此所以为治也。重罚者，盗贼也；而悼惧者，良民也。欲治者奚疑于重刑！若夫厚赏者，非独赏功也，又劝一国。受赏者甘利，未赏者慕业，是报一人之功而劝境内之众也，欲治者何疑于厚赏！今不知治者皆曰：「重刑伤民，轻刑可以止奸，何必于重哉？」此不察于治者也。夫以重止者，未必以轻止也；以轻止者，必以重止矣。是以上设重刑者而奸尽止，奸尽止，则此奚伤于民也？所谓重刑者，奸之所利者细，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加大罪，故奸必止者也。所谓轻刑者，奸之所利者大，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故奸不止也。故先圣有谚曰：「不踬于山，而踬于垤。」山者大，故人顺之；垤微小，故人易之也。今轻刑罚，民必易之。犯而不诛，是驱国而弃之也；犯而诛之，是为民设陷也。是故轻罪者，民之垤也。是以轻罪之为民道也，非乱国也，则设民陷也，此则可谓伤民矣！
现在普通人家治理产业，用忍受饥寒来相互勉励，用承受劳苦来相互督促，即使遭遇战争的灾难、饥荒的祸患，能够穿暖衣吃美食的，一定是这样的家庭；用衣食来相互怜爱，用安逸享乐来相互施惠，遇到天灾年荒，卖妻卖子的，一定是这样的家庭。所以法治的原则，是前期辛苦而长远得利；仁爱的原则，是苟且享乐而后来困穷。圣人权衡轻重，取其大利，所以采用法治的相互忍耐，而抛弃仁人的相互怜爱。学者的言论都说“减轻刑罚”，这是导致乱国亡身的方法。凡是赏罚坚决执行，是为了鼓励和禁止。赏赐丰厚，那么想要的东西就能很快得到；惩罚严厉，那么厌恶的东西就能很快禁止。想要利益的人必定厌恶祸害，祸害是利益的反面。与欲望相反，怎么能不厌恶？想要治理的人必定厌恶混乱，混乱是治理的反面。所以非常想治理的人，他的赏赐必定丰厚；非常厌恶混乱的人，他的惩罚必定严厉。现在主张轻刑的人，他们厌恶混乱不厉害，他们想要治理也不迫切。这不仅是无术，而且是无行。所以判断贤与不肖、愚与智的策略，在于赏罚的轻重。况且重刑，并不是为了惩罚犯罪的人。明君的法令，是衡量事物的标准。惩治盗贼，并不是惩治被惩治的人本身；惩治被惩治的人，那是惩治死人。惩罚盗贼，并不是惩罚被惩罚的人本身；惩罚被惩罚的人，那是惩治刑徒。所以说：加重一个奸邪的罪行而制止境内的邪恶，这才是治理的方法。重罚的对象是盗贼，而畏惧的是良民。想要治理的人何必怀疑重刑！至于厚赏，并不仅仅是赏赐功劳，还用来鼓励全国。受赏的人享受利益，未受赏的人羡慕功业，这是回报一个人的功劳而鼓励境内所有的人，想要治理的人何必怀疑厚赏！现在不懂治理的人都说：“重刑伤害民众，轻刑可以制止奸邪，何必一定要用重刑？”这是不明察治理之道的人。用重刑能制止的，未必能用轻刑制止；用轻刑能制止的，用重刑一定能制止。所以君主设置重刑而奸邪全部被制止，奸邪全部被制止，这又怎么会伤害民众呢？所谓重刑，是指奸邪所得的利益小，而君主施加的惩罚大。民众不会为了小利而触犯大罪，所以奸邪必然被制止。所谓轻刑，是指奸邪所得的利益大，而君主施加的惩罚小。民众贪图利益而轻视罪行，所以奸邪不能制止。所以先圣有谚语说：“不被大山绊倒，却被小土堆绊倒。”山很大，所以人们小心对待它；土堆很小，所以人们轻视它。现在减轻刑罚，民众必定轻视它。犯了罪而不惩罚，这是驱使全国民众走向毁灭；犯了罪而惩罚，这是为民众设置陷阱。所以轻罪，就是民众的小土堆。因此轻罪作为治理民众的方法，不是扰乱国家，就是为民众设置陷阱，这才能说是伤害民众啊！
今学者皆道书䇲之颂语，不察当世之实事，曰：「上不爱民，赋敛常重，则用不足而下怨上，故天下大乱。」此以为足其财用以加爱焉，虽轻刑罚，可以治也。此言不然矣。凡人之取重罚，固已足之之后也；虽财用足而后厚爱之，然而轻刑，犹之乱也。夫当家之爱子，财货足用，货财足用则轻用，轻用则侈泰。亲爱之则不忍，不忍则骄恣。侈泰则家贫，骄恣则行暴。此虽财用足而爱厚，轻刑之患也。凡人之生也，财用足则隳于用力，上懦则肆于为非。财用足而力作者，神农也；上治懦而行修者，曾、史也。夫民之不及神农、曾、史，亦明矣。
现在的学者都称道书简上的颂扬之词，不考察当世的实际情况，说：“君主不爱护民众，赋税征收常常很重，那么民众用度不足而怨恨君主，所以天下大乱。”他们认为只要使民众财物充足并施加仁爱，即使减轻刑罚，也可以治理好。这种说法不对。人们之所以遭受重罚，本来是在财物充足之后；即使财物充足之后又厚加爱护，然而减轻刑罚，仍然会导致混乱。比如当家主事的人宠爱子女，财物充足使用，财物充足使用就会轻易浪费，轻易浪费就会奢侈过度。父母亲爱子女就不忍心管教，不忍心管教就会骄纵放肆。奢侈过度就会导致家庭贫困，骄纵放肆就会行为暴虐。这就是财物充足、爱护深厚而减轻刑罚的祸患。人的本性是，财物充足就会懈怠于用力，君主懦弱就会放肆地做坏事。财物充足而仍然努力耕作的人，是神农；君主懦弱而行为仍然端正的人，是曾参、史鳅。民众比不上神农、曾参、史鳅，这是很明显的。
老聃有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夫以殆辱之故而不求于足之外者，老聃也。今以为足民而可以治，是以民为皆如老聃也。故桀贵在天子而不足于尊，富有四海之内而不足于宝。君人者虽足民，不能足使为天子，而桀未必以为天子为足也，则虽足民，何可以为治也？故明主之治国也，适其时事以致财物，论其税赋以均贫富，厚其爵禄以尽贤能，重其刑罚以禁奸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贵，以过受罪，以功致赏，而不念慈惠之赐，此帝王之政也。
老聃有话说：“知道满足就不会受辱，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有危险。”因为危险和受辱的缘故而不追求满足之外的东西，这是老聃。现在认为使民众富足就可以治理好国家，这是认为民众都像老聃一样。所以夏桀贵为天子仍不满足于尊贵，富有四海之内仍不满足于财宝。君主即使能使民众富足，也不能使他们富足到成为天子，而夏桀未必认为当天子就满足了，那么即使使民众富足，又怎么能用来治理国家呢？所以明君治理国家，顺应时令事务来获取财物，制定赋税来均衡贫富，厚赐爵禄来充分发挥贤能，加重刑罚来禁止奸邪，让民众凭力气获得财富，凭功业获得尊贵，因过错而受惩罚，因功劳而受赏赐，而不指望慈惠的恩赐，这就是帝王的治国之道。
人皆寐，则盲者不知；皆嘿，则喑者不知。觉而使之视，问而使之对，则喑盲者穷矣。不听其言也，则无术者不知；不任其身也，则不肖者不知。听其言而求其当，任其身而责其功，则无术不肖者穷矣。夫欲得力士而听其自言，虽庸人与乌获不可别也；授之以鼎爼，则罢健效矣。故官职者，能士之鼎爼也，任之以事而愚智分矣。故无术者得于不用，不肖者得于不任。言不用而自文以为辩，身不任而自饰以为高。世主眩其辩、滥其高而尊贡之，是不须视而定明也，不待对而定辩也，喑盲者不得矣。明主听其言必责其用，观其行必求其功，然则虚旧之学不谈，矜诬之行不饰矣。
人们都睡觉，就不知道谁是盲人；都沉默，就不知道谁是哑巴。醒来后让他们看东西，提问后让他们回答，那么哑巴和盲人就无法掩饰了。不听他们说话，就不知道谁没有道术；不任用他们做事，就不知道谁是不肖之徒。听他们说话并要求符合实际，任用他们做事并责求功效，那么没有道术和不肖之徒就无法掩饰了。想要得到大力士，只听他们自我介绍，即使是普通人和乌获也无法区别；把鼎俎交给他们，那么疲弱和强健就显现出来了。所以官职，就是能士的鼎俎，把政事交给他们，愚笨和智慧就区分开了。所以没有道术的人因为不被任用而得以蒙混，不肖之徒因为不被任职而得以隐藏。言论不被采用就自我文饰以为善辩，身体不被任用就自我粉饰以为高尚。君主被他们的辩才迷惑、被他们的高尚假象蒙蔽而尊崇他们，这就像不须看东西就断定视力好，不须回答就断定口才好，哑巴和盲人就不能被识别了。明君听取他们的言论必定责求实用，观察他们的行为必定求取功效，这样，虚浮陈旧的学说就不会被谈论，矜持欺诈的行为就不会被粉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