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方孝孺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则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为名臣，死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简策，斯为美也。
士人君子立身处世、侍奉君主，既然被称为知己，就应当竭尽智慧谋略，忠诚地劝告、妥善地引导，在祸患尚未形成时就消除它，在动乱尚未发生时就保住太平，使自己得以保全、君主得以安宁。活着是名臣，死后是高尚的鬼魂，光辉流传百世，照耀史册，这才是美好的。
苟遇知己，不能扶危于未乱之先，而乃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钓名沽誉，眩世炫俗，由君子观之，皆所不取也。
如果遇到知己，不能在动乱发生之前扶持危局，却只在失败之后牺牲生命，沽名钓誉，迷惑世人、炫耀世俗，在君子看来，这都是不可取的。
盖尝因而论之。豫让臣事智伯，及赵襄子杀智伯，让为之报雠，声名烈烈，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义士也。
我曾就此加以评论。豫让以臣子身份侍奉智伯，等到赵襄子杀了智伯，豫让为他报仇，名声显赫，即使是愚昧的男女，也没有不知道他是忠臣义士的。
呜呼！让之死固忠矣，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
唉！豫让的死固然是忠诚的，可惜他在处理死亡的方式上，还有不够忠诚的地方存在。
何也？观其漆身吞炭，谓其友曰：「凡吾所为者极难，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谓非忠可乎？
为什么呢？看他漆身吞炭，对他的朋友说：「我所做的一切都极其艰难，是要以此使天下后世那些怀有二心的臣子感到羞愧。」能说这不忠诚吗？
及观斩衣三跃，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而独死于智伯，让应曰：「中行氏以众人待我，我故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即此而论，让有余憾矣。
等到看他斩衣三跃，赵襄子责备他不为中行氏而死，却只为智伯而死，豫让回答说：「中行氏像对待普通人那样待我，所以我像普通人那样回报他；智伯像对待国士那样待我，所以我像国士那样回报他。」就这一点来说，豫让就有令人遗憾的地方了。
段规之事韩康，任章之事魏献，未闻以国士待之也，而规也、章也，力劝其主从智伯之请，与之地以骄其志，而速其亡也。
段规侍奉韩康子，任章侍奉魏献子，没听说他们被当作国士对待，但段规和任章都极力劝告他们的君主答应智伯的请求，给他土地来使他心志骄横，从而加速他的灭亡。
郄疵之事智伯，亦未尝以国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韩、魏之情以谏智伯，虽不用其言以至灭亡，而疵之智谋忠告，已无愧于心也。
郄疵侍奉智伯，也未曾被当作国士对待，但郄疵能察觉韩、魏两国的实情并劝谏智伯，虽然他的意见未被采纳而导致灭亡，但郄疵的智谋和忠诚劝告，已经无愧于心了。
让既自谓智伯待以国士矣，国士，济国之士也。
豫让既然自称智伯以国士待他，那么国士，就是能拯救国家的人。
当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为让者，正宜陈力就列，谆谆然而告之曰：「诸侯大夫，各安分地，无相侵夺，古之制也。今无故而取地于人，人不与，而吾之忿心必生；与之，则吾之骄心以起。忿必争，争必败；骄必傲，傲必亡。」谆切恳告，谏不从，再谏之；再谏不从，三谏之；三谏不从，移其伏剑之死，死于是日。伯虽顽冥不灵，感其至诚，庶几复悟，和韩、魏，释赵围，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则让虽死犹生也，岂不胜于斩衣而死乎？
当智伯贪得无厌地索求土地、放纵欲望荒淫暴虐的时候，作为豫让，正应当贡献才力、恪尽职守，恳切地告诉他说：「诸侯大夫，各自安守本分封地，不要互相侵夺，这是古代的制度。现在无故向别人索取土地，别人不给，我们的愤恨之心就会产生；别人给了，我们的骄横之心就会兴起。愤恨必然导致争斗，争斗必然失败；骄横必然导致傲慢，傲慢必然灭亡。」恳切地告诫，劝谏不听，就再次劝谏；再次劝谏不听，就第三次劝谏；第三次劝谏还不听，就把伏剑而死的行为提前到那一天去死。智伯虽然愚顽不灵，但被他的至诚所感动，或许能重新醒悟，与韩、魏和好，解除对赵国的围困，保全智氏宗族，守住宗庙祭祀。如果这样，那么豫让虽死犹生，难道不比斩衣而死更好吗？
让于此时，曾无一语开悟主心，视伯之危亡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观，坐待成败，国士之报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胜血气之悻悻，甘自附于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豫让在这个时候，竟然没有一句话来开导醒悟君主的心，看待智伯的危亡就像越国人看待秦国人的胖瘦一样。袖手旁观，坐等成败，国士的报答难道是这样的吗？智伯死后，才按捺不住血气的愤恨，甘心把自己归入刺客一流，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
虽然，以国士而论，豫让固不足以当矣。
虽然如此，以国士的标准来说，豫让确实不足以担当这个称号。
彼朝为雠敌，暮为君臣，腼然而自得者，又让之罪人也。噫！
那些早晨还是仇敌、晚上就成了君臣，却厚着脸皮自鸣得意的人，又是豫让的罪人了。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