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传第十四 孔季恭 羊玄保 沈昙庆 ◄
列传第十四 孔季恭 羊玄保 沈昙庆
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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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传第十五 臧焘 徐广 傅隆
列传第十五 臧焘 徐广 傅隆
臧焘
臧焘
臧焘字德仁，东莞莒人，武敬皇后兄也。少好学，善三礼。贫约自立，操行为乡里所称。晋孝武帝太元中，衞将军谢安始立国学，徐、兖二州刺史谢玄举焘为助教。
臧焘字德仁，是东莞郡莒县人，武敬皇后的兄长。他年少时好学，精通《三礼》。家境贫寒却能自立，品行被乡里人称赞。晋孝武帝太元年间，卫将军谢安开始设立国学，徐、兖二州刺史谢玄举荐臧焘担任助教。
孝武帝追崇庶祖母宣太后，议者或谓宜配食中宗。焘议曰：「阳秋之义，母以子贵，故仲子、成风，咸称夫人。经云『考仲子之宫』。若配食惠庙，则宫无缘别筑。前汉孝文、孝昭太后，并系子为号，祭于寝园，不配于高祖、孝武之庙。后汉和帝之母曰恭怀皇后，安帝祖母曰〔敬隐皇后，顺帝之母曰〕恭愍皇后，[1]虽不系子为号，亦祭于陵寝，不配章、安二帝。此则二汉虽有太后、皇后之异，至于并不配食，义同阳秋。唯光武追废吕后，故以薄后配高祖庙。又衞后既废，霍光追尊李夫人为皇后，配孝武庙，此非母以子贵之例，直以高、武二庙无配故耳。夫汉立寝于陵，自是晋制所异。谓宜远准阳秋考宫之义，近摹二汉不配之典，尊号既正，则罔极之情申，别建寝庙，则严祢之义显，系子为称，兼明母贵之所由，一举而允三义，固哲王之髙致也。」议者从之。
孝武帝追尊庶祖母宣太后，有人议论说应当让她配享中宗庙。臧焘议论说：“《春秋》的义理是，母亲因儿子而尊贵，所以仲子、成风都称为夫人。经典说‘考仲子之宫’。如果配享惠帝庙，就不必另筑宫室。前汉的孝文太后、孝昭太后，都依附儿子的称号，在陵寝祭祀，不配享高祖、孝武的庙。后汉和帝的母亲叫恭怀皇后，安帝的祖母叫敬隐皇后，顺帝的母亲叫恭愍皇后，虽然不依附儿子的称号，也在陵寝祭祀，不配享章帝、安帝。这说明两汉虽有太后、皇后的区别，但都不配享，义理与《春秋》相同。只有光武帝追废吕后，所以让薄后配享高祖庙。另外卫后被废后，霍光追尊李夫人为皇后，配享孝武庙，这不是母亲因儿子尊贵的例子，只是因为高、武二庙没有配享的人罢了。汉朝在陵墓建寝殿，这自然与晋朝制度不同。我认为应当远取《春秋》考宫之义，近效两汉不配享的典制，尊号既然确立，那么无限的孝思得以表达；另建寝庙，那么尊崇父亲的意义得以彰显；依附儿子的称号，同时表明母亲尊贵的缘由，一举而符合三种义理，这确实是圣明君王的崇高境界。”议论的人听从了他的意见。
顷之，去官。以母老家贫，与弟熹俱弃人事，躬耕自业，约己养亲者十余载。父母丧亡，居丧六年，以毁瘠著称。服阕，除临沂令。
不久，他辞去官职。因为母亲年老、家境贫困，与弟弟臧熹都放弃世事，亲自耕种谋生，约束自己奉养亲人十多年。父母去世后，他守丧六年，因哀伤过度而身体消瘦闻名。服丧期满后，被任命为临沂县令。
义旗建，为太学博士，参右将军何无忌军事，随府转镇南参军。[2]高祖镇京口，与焘书曰：「顷学尚废弛，后进颓业，衡门之内，清风辍响。良由戎车屡警，礼乐中息，浮夫恣志，[3]情与事染，岂可不敷崇坟籍，敦厉风尚。此境人士，子姪如林，明发搜访，想闻令轨。然荆玉含宝，耍俟开莹，幽兰怀馨，事资扇发，独习寡悟，义著周典。今经师不远，而赴业无闻，非唯志学者鲜，或是劝诱未至邪。想复弘之。」参高祖中军军事，入补尚书度支郎，改掌祠部。袭封高陵亭侯。[4]
义旗举起时，他担任太学博士，参与右将军何无忌的军事，随府转任镇南参军。高祖镇守京口时，写信给臧焘说：“近来学风废弛，后辈学业荒废，民间清正的风气消失。这确实是因为战事频繁，礼乐中断，浮躁之人放纵心志，情感被世事沾染，怎能不推广崇尚典籍，激励风尚呢？这一带人士，子弟众多，我日夜搜访，希望听到良好的规范。然而荆山美玉蕴含珍宝，需要开采打磨；幽谷兰花怀有馨香，需要风吹散发；独自学习难以领悟，道理在周代典籍中明确。如今经师并不遥远，却无人前来求学，不只是有志学习的人少，或许也是劝诱不够吧。希望你能弘扬此事。”他参与高祖的中军军事，入朝补任尚书度支郎，改掌祠部。承袭封爵为高陵亭侯。
时太庙鸱尾灾，焘谓著作郎徐广曰：「昔孔子在齐，闻鲁庙灾，曰必桓、僖也。今征西、京兆四府君，宜在毁落，而犹列庙飨，此其征乎。」乃上议曰：「臣闻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将营宫室，宗庙为首。古先哲王，莫不致肃恭之诚心，尽崇严乎祖考，然后能流淳化于四海，通幽感于神明，固宜详废兴于古典，循情礼以求中者也。礼，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而七。自考庙以至祖考五庙，皆月祭之，远庙为祧，有二祧，享尝乃止。去祧为坛，去坛为𫮃，有祷然后祭之。此宗庙之次，亲疏之序也。郑玄以为祧者文王、武王之庙，王肃以为五世六世之祖。寻去祧之言，则祧非文、武之庙矣。文、武周之祖宗，[5]何云去祧为坛乎？明远庙为祧者，无服之祖也。又远庙则有享尝之礼，去祧则有坛𫮃之殊，明世远者，其义弥疎也。若祧是文、武之庙，宜同月祭于太祖，虽推后稷以配天，由功德之所始，非尊崇之义每有差降也。又礼有以多贵者，故传称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又云自上以下，降杀以两，礼也。此则尊卑等级之典，上下殊异之文。而云天子诸侯俱祭五庙，何哉？又王祭嫡殇，下及来孙，而上祀之礼，不过高祖。推隆恩于下流，替诚敬于尊属，亦非圣人制礼之意也。是以泰始建庙，从王氏议，以礼父为士，子为天子诸侯，祭以天子诸侯，其尸服以士服。故上及征西，以备六世之数，宣皇虽为太祖，尚在子孙之位，至于殷祭之日，[6]未申东向之礼，所谓子虽齐圣，不先父食者矣。今京兆以上既迁，太祖始得居正，议者以昭穆未足，欲屈太祖于卑坐，臣以为非礼典之旨。所谓与太祖而七，[7]自是昭穆既足，太祖在六世之外，非为须满七庙，乃得居太祖也。议者又以四府君神主宜永同于殷祫，臣又以为不然。传所谓毁庙之主，陈乎太祖，谓太祖以下先君之主也。故白虎通云：『禘祫祭迁庙者，以其继君之体，持其统而不绝也。』岂如四府君在太祖之前乎。[8]非继统之主，无灵命之瑞，非王业之基，昔以世近而及，今则情礼已远，而当长飨殷祫，永虚太祖之位，求之礼籍，未见其可。昔永和之初，大议斯礼，于时虞喜、范宣并以渊儒硕学，咸谓四府君神主，无缘永存于百世，或欲瘗之两阶，或欲藏之石室，或欲为之改筑，虽所秉小异，而大归是同。若宣皇既居群庙之上，而四主禘祫不已，则大晋殷祭，长无太祖之位矣。夫理贵有中，不必过厚，礼与世迁，岂可顺而不断。故臣子之情虽笃，而灵厉之谥弥彰；追远之怀虽切，而迁毁之礼为用。岂不有心于加厚，顾礼制不可逾尔。石室则藏于庙北，改筑则未知所处，虞主所以依神，神移则有瘗埋之礼。四主若飨祀宜废，亦神之所不依也，准傍事例，宜同虞主之瘗埋。然经典难详，群言纷错，非臣卑浅所能折中。」时学者多从焘议，竟未施行。
当时太庙的鸱尾发生火灾，臧焘对著作郎徐广说：“从前孔子在齐国，听说鲁国宗庙火灾，说一定是桓公、僖公的庙。如今征西、京兆四位府君，应当被毁弃，却仍然列在庙中受祭，这大概是征兆吧。”于是上奏议论说：“我听说国家大事，在于祭祀和战争，将要营建宫室，宗庙是首要的。古代圣明君王，无不致以肃穆恭敬的诚心，尽到对祖先的尊崇，然后才能流布淳朴教化于四海，沟通幽暗感应于神明，所以应当详细考察古典中的废兴，遵循情理礼制以求适中。礼制规定，天子有七庙，三昭三穆，加上太祖共七庙。从考庙到祖考五庙，都每月祭祀；远庙称为祧，有两个祧庙，只行四时祭祀。离开祧庙设坛，离开坛设𫮃，有祈祷才祭祀。这是宗庙的次序，亲疏的等级。郑玄认为祧是文王、武王的庙，王肃认为是五世六世的祖先。考察‘去祧’的说法，那么祧不是文王、武王的庙了。文王、武王是周朝的祖宗，为什么说‘去祧为坛’呢？可见远庙称为祧的，是没有服制的祖先。另外，远庙有四时祭祀之礼，离开祧庙有坛𫮃的区别，说明世代越远，关系越疏。如果祧是文王、武王的庙，应当与太祖一样每月祭祀，即使推尊后稷配享上天，也是因为功德的起源，并非尊崇之义有差别。又礼制有以多为贵的原则，所以《左传》说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又说从上到下，递减两级，这是礼制。这是尊卑等级的典制，上下差异的条文。却说天子诸侯都祭祀五庙，为什么呢？另外，天子祭祀嫡系殇者，下及来孙，而上祀之礼，不过高祖。推隆恩于下流，减诚敬于尊属，也不是圣人制礼的本意。因此泰始年间建庙，采纳了王氏的议论，依据礼制：父亲是士，儿子是天子诸侯，祭祀用天子诸侯之礼，但尸身穿士的服装。所以上及征西，以完备六世之数，宣皇虽然是太祖，仍处于子孙之位，到了大祭之日，未能行东向之礼，这就是所谓儿子即使齐圣，也不能在父亲之前受祭。如今京兆以上已经迁出，太祖才得以居正位，议论者认为昭穆未满，想委屈太祖于卑位，我认为这不是礼典的宗旨。所谓‘与太祖而七’，自然是昭穆已满，太祖在六世之外，并非必须满七庙才能居太祖之位。议论者又认为四位府君的神主应当永远参与大合祭，我又认为不对。《左传》所说毁庙的神主，陈列于太祖庙，是指太祖以下先君的神主。所以《白虎通》说：‘禘祫祭祀迁庙的神主，是因为他们继承君位，保持统绪而不断绝。’怎能像四位府君那样在太祖之前呢？他们不是继承统绪的君主，没有天命祥瑞，不是王业的基础，过去因世代相近而受祭，如今情礼已远，却应当长久享受大合祭，永远空置太祖之位，查考礼制典籍，未见可行。从前永和初年，大议此礼，当时虞喜、范宣都是渊博的儒学大家，都认为四位府君的神主，不能永远存留百世，有人想埋在两阶之间，有人想藏在石室中，有人想为他们另筑庙宇，虽然主张略有不同，但大体一致。如果宣皇已居群庙之上，而四位神主仍不断参与禘祫，那么大晋的大祭，将永远没有太祖之位了。道理贵在适中，不必过于厚重，礼制随时代变迁，怎能一味顺从而不决断。所以臣子的情感虽深，但灵厉的谥号更加彰显；追远的怀念虽切，但迁毁之礼仍要施行。难道不想加厚，只是礼制不可逾越罢了。石室藏在庙北，另筑则不知何处，虞主是用来依凭神灵的，神灵迁移则有埋藏之礼。四位神主如果祭祀应当废止，也是神灵所不依凭的，参照事例，应当与虞主一样埋藏。然而经典难以详考，众说纷纭，不是我这浅薄之人所能折中的。”当时学者多赞同臧焘的议论，但最终没有施行。
迁通直郎，高祖镇军、车骑、中军、太尉咨议参军。高祖北伐关、洛，大司马琅邪王同行，除大司马从事中郎，总留府事。义熙十四年，除侍中。元熙元年，以脚疾去职。高祖受命，征拜太常，虽外戚贵显，而弥自冲约，茅屋蔬飡，不改其旧，所得奉禄，与亲戚共之。永初三年，致仕，拜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其年卒，时年七十。少帝追赠左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
升任通直郎，高祖的镇军、车骑、中军、太尉咨议参军。高祖北伐关、洛时，大司马琅邪王同行，任命臧焘为大司马从事中郎，总管留府事务。义熙十四年，任命为侍中。元熙元年，因脚病离职。高祖受禅即位后，征召他任太常，虽然身为外戚显贵，却更加谦逊节俭，住茅屋吃蔬食，不改旧习，所得俸禄，与亲戚共享。永初三年，退休，被任命为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同年去世，享年七十岁。少帝追赠左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
长子邃，护军司马，宜都太守。少子绰，太子中舍人，新安太守。邃长子谌之，尚书都官郎，乌程令。谌之弟凝之，学涉有当世才具，与司空徐湛之为异常之交。年少时与北地傅僧祐俱以通家子始为太祖所引见，时上与何尚之论铸钱事，凝之便干其语，上因回与论之。僧祐引凝之衣令止，凝之大言谓僧祐曰：「明主难再遇，便应正尽所怀。」上与往复十余反，凝之词韵铨序，兼有理证，上甚赏焉。历随王诞后军记室录事，欲以为青州，其事不果。迁尚书右丞，以徐湛之党，为元凶所杀。子夤，尚书主客郎，沈攸之征西功曹，为攸之尽节，事在攸之传。凝之弟潭之，亦有美誉。太宗世，历尚书吏部郎，御史中丞。后废帝元徽中，为左民尚书，卒官。潭之弟澄之，太子左积弩将军。元嘉二十七年，领军于盱眙，为索虏所破，见杀，追赠通直郎。绰子焕，顺帝升明中，为武昌太守。沈攸之攻郢城，焕弃郡赴之，攸之败，伏诛。
长子臧邃，任护军司马、宜都太守。幼子臧绰，任太子中舍人、新安太守。臧邃的长子臧谌之，任尚书都官郎、乌程县令。臧谌之的弟弟臧凝之，学识广博有当世才干，与司空徐湛之是异常交好的朋友。年少时与北地傅僧祐都以世交子弟的身份初次被太祖召见，当时皇上与何尚之讨论铸钱之事，臧凝之便插话，皇上于是转而与他讨论。傅僧祐拉臧凝之的衣服让他停止，臧凝之大声对傅僧祐说：“明主难再遇，就应当畅所欲言。”皇上与他往复辩论十多个回合，臧凝之词韵条理清晰，兼有理论证据，皇上很赏识他。历任随王刘诞的后军记室录事，想任命他为青州刺史，此事未成。升任尚书右丞，因是徐湛之的同党，被元凶所杀。其子臧夤，任尚书主客郎、沈攸之的征西功曹，为沈攸之尽节而死，事迹在《沈攸之传》中。臧凝之的弟弟臧潭之，也有美誉。太宗时期，历任尚书吏部郎、御史中丞。后废帝元徽年间，任左民尚书，在任上去世。臧潭之的弟弟臧澄之，任太子左积弩将军。元嘉二十七年，领军在盱眙，被索虏击败，被杀，追赠通直郎。臧绰的儿子臧焕，顺帝升明年间，任武昌太守。沈攸之攻打郢城，臧焕弃郡投奔他，沈攸之失败后，臧焕被处死。
傅僧祐，祖父傅弘仁，是高祖的表弟。凭借中表关系历任显官，任征虏将军、南谯太守、太常卿。其子傅邵，任员外散骑侍郎，娶臧焘的女儿为妻，生下傅僧祐，有吏治才能，两次任山阴县令，很有能干的声誉，末世县令无人能及。也因是徐湛之的同党，被元凶所杀。
徐广
徐广
徐广字野民，东莞姑幕人也。父藻，都水使者。兄邈，太子前衞率。
徐广字野民，是东莞郡姑幕县人。父亲徐藻，任都水使者。兄长徐邈，任太子前卫率。
家世好学，至广尤精，百家数术，无不研览。谢玄为州，[9]辟广从事西曹。又谯王司马恬镇北参军。晋孝武帝以广博学，除为秘书郎，校书秘阁，增置职僚。转员外散骑侍郎，领校书如故。隆安中，尚书令王珣举为祠部郎。
他家世代好学，到徐广时尤其精通，诸子百家和术数之学，无不研习阅览。谢玄任州刺史时，征辟徐广为从事西曹。又任谯王司马恬的镇北参军。晋孝武帝因徐广博学，任命他为秘书郎，在秘阁校书，并增设职属。转任员外散骑侍郎，仍兼校书之职。隆安年间，尚书令王珣举荐他为祠部郎。
李太后薨，广议服曰：「太皇太后名位允正，体同皇极，理制备尽，情礼弥申。阳秋之义，母以子贵，既称夫人，礼服从正，故成风显夫人之号，文公服三年之丧。[10]子于父之所生，体尊义重。且礼祖不厌孙，[11]固宜遂服无屈。而缘情立制，若嫌明文不存，则疑斯从重。谓应同于为祖母后，齐衰三年。」时从其议。[12]
李太后去世，徐广议论服制说：“太皇太后的名位正当，体同皇极，礼制完备，情礼更加彰显。《春秋》之义，母亲因儿子而尊贵，既然称为夫人，礼服从正，所以成风显扬夫人之号，文公服三年之丧。儿子对于父亲所生的母亲，体尊义重。而且礼制规定祖父不压制孙子，所以应当服丧而无屈降。但依据情理制定制度，如果嫌明文不存，那么有疑则从重。我认为应当等同于为祖母服丧，齐衰三年。”当时听从了他的议论。
当时会稽王世子司马元显录尚书事，想让百官向他致敬，台内让徐广立议，从此内外都行下官之礼，徐广常为此感到惭愧遗憾。司马元显引荐他为中军参军，升任领军长史。桓玄辅政时，任命他为大将军文学祭酒。
义熙初，高祖使撰车服仪注，[13]乃除镇军咨议参军，领记室。封乐成县五等侯。转员外散骑常侍，领著作郎。二年，尚书奏曰：「臣闻左史述言，右官书事，乘、志显于晋、郑，阳秋著乎鲁史。自皇代有造，中兴晋祀，道风帝典，焕乎史策。而太和以降，世历三朝，玄风圣迹，倏为畴古。臣等参详，宜敕著作郎徐广撰成国史。」诏曰：「先朝至德光被，未著方策，宜流风缅代，永贻将来者也。便敕撰集。」
义熙初年，高祖命他撰写车服仪注，于是任命他为镇军咨议参军，兼记室。封为乐成县五等侯。转任员外散骑常侍，兼著作郎。义熙二年，尚书上奏说：“我听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乘》《志》显于晋、郑，《春秋》著于鲁史。自从皇朝建立，中兴晋室，道风帝典，焕然载于史册。但太和以来，历经三朝，玄风圣迹，忽然成为古事。臣等参详，应当敕令著作郎徐广撰成国史。”诏书说：“先朝至德光被，未著于史册，应当流风后世，永传将来。立即敕令撰集。”
六年，迁散骑常侍，[14]又领徐州大中正，转正员常侍。时有风雹为灾，广献书高祖曰：「风雹变未必为灾，古之圣贤辄惧而修己，所以兴政化而隆德教也。尝忝服事，宿眷未忘，思竭尘露，率诚于习。明公初建义旗，匡复宗社，神武应运，信宿平夷。且恭谦俭约，虚心匪懈，来苏之化，功用若神。顷事故既多，刑德并用，战功殷积，报敍难尽，万机繁凑，固应难速，且小细烦密，群下多惧。又谷帛丰贱，而民情不劝，禁司互设，而劫盗多有，诚由俗弊未易整，而望深未易炳。追思义熙之始，如有不同，何者？好安愿逸，万物之大趣，习旧骇新，凡识所不免。要当俯顺群情，抑扬随俗，则朝野欢泰，具瞻允康矣。言无可采，愿矜其愚款之志。」又转大司农，领著作郎皆如故。十二年，晋纪成，凡四十六卷，表上之。迁秘书监。
义熙六年，徐广升任散骑常侍，又兼任徐州大中正，后转任正员常侍。当时有风雹灾害，徐广上书高祖刘裕说：“风雹变化未必就是灾害，古代的圣贤总是因此恐惧而修养自身，这是为了振兴政教、弘扬道德教化。我曾愧居官职，旧日的恩眷未曾忘记，想竭尽微薄之力，以诚心对待日常事务。明公您当初高举义旗，匡复国家社稷，神明威武顺应时运，两三天内就平定了祸乱。而且您谦恭节俭，虚心不懈，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功效如同神明。近来事务繁多，刑罚与恩德并用，战功积累很多，论功行赏难以详尽，各种政务繁杂集中，自然难以迅速处理，而且小事琐碎烦密，下属们多有畏惧。另外谷物布帛丰足价贱，但百姓情绪却不积极，禁令机构互相设置，而抢劫盗窃却很多，这确实是因为风俗弊病不易整顿，而期望过高不易显明。回想义熙初年，似乎有所不同，为什么呢？喜好安定、希望安逸，是万物的普遍趋向；习惯旧事、害怕新奇，是凡俗见识所不能避免的。关键在于要俯顺众人之情，根据习俗加以抑扬，那么朝廷和民间就会欢欣安泰，众人所瞻仰的就会确实安康了。我的话可能没有可取之处，希望您怜悯我愚钝诚恳的心志。”徐广又转任大司农，兼任著作郎的职务不变。义熙十二年，《晋纪》编成，共四十六卷，上表呈献给皇帝。后升任秘书监。
初，桓玄篡位，安帝出宫，广陪列悲恸，哀动左右。及高祖受禅，恭帝逊位，广又哀感，涕泗交流。谢晦见之，谓之曰：「徐公将无小过？」广收泪答曰：「身与君不同。君佐命兴王，逢千载嘉运；身世荷晋德，实眷恋故主。」因更歔欷。
当初，桓玄篡位，晋安帝出宫，徐广陪列在旁悲痛大哭，哀伤感动了身边的人。等到高祖刘裕受禅即位，晋恭帝退位，徐广又哀伤感慨，泪流满面。谢晦见到他，对他说：“徐公您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徐广擦干眼泪回答说：“我和您不同。您辅佐新王兴起，遇到了千载难逢的好运；我世代承受晋朝的恩德，确实眷恋旧主。”于是又抽泣起来。
永初元年，诏曰：「秘书监徐广，学优行谨，历位恭肃，可中散大夫。」广上表曰：「臣年时衰耄，朝敬永阙，端居都邑，徒增替怠。臣坟墓在晋陵，臣又生长京口，恋旧怀远，每感暮心。息道玄谬荷朝恩，忝宰此邑，乞相随之官，归终桑梓，微志获申，殒没无恨。」许之，赠赐甚厚。性好读书，老犹不倦。元嘉二年，卒，时年七十四。答礼问百余条，用于今世。广兄子豁，[15]在良吏传。
永初元年，皇帝下诏说：“秘书监徐广，学问优秀，行为谨慎，历任官职恭敬严肃，可任命为中散大夫。”徐广上表说：“臣年纪衰老，朝廷的朝拜礼仪永远缺席，闲居在都城，只会增加懈怠。臣的祖坟在晋陵，臣又生长在京口，眷恋旧地、怀念远方，每每触动暮年之心。我的儿子徐道玄谬承朝廷恩典，愧居此县县令，请求让我跟随他到任，回归故乡终老，如果这微小心愿得以实现，死而无憾。”皇帝答应了他，赏赐非常丰厚。徐广生性喜好读书，年老仍不疲倦。元嘉二年去世，享年七十四岁。他回答礼仪问题的百余条内容，至今仍被使用。徐广哥哥的儿子徐豁，记载在《良吏传》中。
傅隆
傅隆
隆少孤，又无近属，单贫有学行，不好交游。义熙初，年四十，始为孟昶建威参军，[16]员外散骑侍郎。坐辞兼，免。复为会稽征虏参军。家在上虞，及东归，便有终焉之志。历佐三军，首尾八年。除给事中。尚书仆射、丹阳尹徐羡之置建威府，以为录事参军，寻转尚书祠部郎、丹阳丞，入为尚书左丞。[17]以族弟亮为仆射，缌服不得相临，徙太子率更令，庐陵王义真车骑咨议参军，出补山阴令。太祖元嘉初，除司徒右长史，迁御史中丞，当官而行，甚得司直之体。转司徒左长史。[18]
傅隆年少时成为孤儿，又没有近亲，孤苦贫穷但有学问品行，不喜欢交游。义熙初年，他四十岁时，才担任孟昶的建威参军、员外散骑侍郎。因推辞兼任职务而被免官。后又担任会稽征虏参军。他家在上虞，等到东归后，便有了在此终老的志向。他先后辅佐三支军队，前后共八年。后被任命为给事中。尚书仆射、丹阳尹徐羡之设置建威府，任命他为录事参军，不久转任尚书祠部郎、丹阳丞，入朝任尚书左丞。因为他的族弟傅亮担任仆射，按服制规定不能相互统属，于是调任太子率更令、庐陵王刘义真的车骑咨议参军，外放补任山阴县令。太祖元嘉初年，被任命为司徒右长史，升任御史中丞，他履行职责，很符合司直的体统。后转任司徒左长史。
时会稽剡县民黄初妻赵打息载妻王死亡。遇赦，王有父母及息男称、息女叶，依法徙赵二千里外。隆议之曰：「原夫礼律之兴，盖本之自然，求之情理，非从天堕，非从地出也。父子至亲，分形同气，称之于载，即载之于赵，虽云三世，为体犹一，未有能分之者也。称虽创巨痛深，固无雠祖之义。若称可以杀赵，赵当何以处载？将父子孙祖，互相残戮，惧非先王明罚，咎繇立法之本旨也。向使石厚之子、日䃅之孙，砥锋挺锷，不与二祖同戴天日，则石碏、秺侯何得流名百代，以为美谈者哉。旧令云，『杀人父母，徙之二千里外』。不施父子孙祖明矣。赵当避王朞功千里外耳。令亦云，『凡流徙者，同籍亲近欲相随者，听之』。此又大通情体，因亲以教爱者也。赵既流移，载为人子，何得不从；载从而称不行，岂名教所许？如此，称、赵竟不可分。赵虽内愧终身，称当沉痛没齿，孙祖之义，自不得永绝，事理固然也。」从之。
当时会稽郡剡县百姓黄初的妻子赵氏，打死了儿子黄载的妻子王氏。恰逢大赦，王氏有父母以及儿子黄称、女儿黄叶，依法应将赵氏流放两千里外。傅隆议论此事说：“推究礼法和刑律的兴起，大概本源于自然，从情理中寻求，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下冒出来的。父子是最亲近的，形体虽分而气息相同，黄称对于黄载，就如同黄载对于赵氏，虽然说是三代，但身体如同一体，没有能分割他们的道理。黄称虽然遭受巨大的创伤和深重的痛苦，但本来就没有仇恨祖母的道理。如果黄称可以杀赵氏，那么赵氏又该如何对待黄载呢？这样父子孙祖互相残杀，恐怕不是先王明确刑罚、皋陶制定法律的根本宗旨。假使像石厚的儿子、金日䃅的孙子那样，磨利锋刃、挺起剑锷，不与两位祖父共戴天日，那么石碏、秺侯又怎能流芳百代，成为美谈呢？旧法令说：‘杀他人父母的，流放两千里外。’这明确说明不适用于父子孙祖之间。赵氏应当避开王氏的期亲丧服，到千里之外。法令也说：‘凡是流放迁徙的人，同户籍的亲近之人愿意跟随的，允许。’这又是大大通晓人情事理，通过亲情来教导仁爱。赵氏既然被流放迁徙，黄载作为儿子，怎能不跟随；黄载跟随而黄称不跟随，这难道是名教所允许的吗？如此，黄称和赵氏终究不能分开。赵氏虽然内心终身愧疚，黄称也当沉痛终生，孙子与祖母的情义，自然不能永远断绝，事理本来就是这样的。”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
傅隆又外放任义兴太守，在郡中有能干的名声。后被征召任命为左民尚书，因在值班时接受节日假期，面对来人尚未到达，就擅自离开，被罚以平民身份代理职务。不久转任太常。
十四年，太祖以新撰礼论付隆使下意，隆上表曰：「臣以下愚，不涉师训，孤陋闾阎，面墙靡识，谬蒙询逮，愧惧流汗。原夫礼者，三千之本，人伦之至道。故用之家国，君臣以之尊，父子以之亲。用之婚冠，少长以之仁爱，夫妻以之义顺。用之乡人，友朋以之三益，宾主以之敬让。所谓极乎天，播乎地，穷高远，测深厚，莫尚于礼也。其乐之五声，易之八象，诗之风雅，书之典诰，春秋之微婉劝惩，无不本乎礼而后立也。[19]其源远，其流广，[20]其体大，其义精，[21]非夫叡哲大贤，孰能明乎此哉。况遭暴秦焚亡，百不存一。汉兴，始征召故老，搜集残文，其体例纰缪，首尾脱落，难可详论。幸高堂生颇识旧义，诸儒各为章句之说，既明不独达，所见不同，或师资相传，共枝别干。故闻人、二戴，俱事后苍，俄已分异；卢植、郑玄，偕学马融，人各名家。又后之学者，未逮曩时，而问难星繁，充斥兼两，摛文列锦，焕烂可观。然而五服之本或差，哀敬之制舛杂，国典未一于四海，家法参駮于缙绅，诚宜考详远虑，以定皇代之盛礼者也。伏惟陛下钦明玄圣，同规唐、虞，畴咨四岳，兴言三礼，而伯夷未登，微臣窃位，所以大惧负乘，形神交恶者，无忘夙夜矣。而复猥充博采之数，与闻爰发之求，实无以仰酬圣旨万分之一。不敢废默，谨率管穴所见五十二事上呈。蚩鄙茫浪，伏用竦赧。」
元嘉十四年，太祖将新撰写的《礼论》交给傅隆，让他提出意见。傅隆上表说：“臣以极低的愚昧，没有接受过师长的训导，在乡间孤陋寡闻，如同面墙一样无知，谬蒙询问，惭愧恐惧得汗流浃背。推究礼，是三千条礼仪的根本，是人伦的最高准则。所以用于家国，君臣因此尊崇，父子因此亲近。用于婚礼冠礼，少长因此仁爱，夫妻因此义顺。用于乡人之间，朋友因此有三益，宾主因此有敬让。所谓上达于天，下播于地，穷尽高远，测度深厚，没有比礼更重要的了。至于乐的五声，《易》的八象，《诗》的风雅，《书》的典诰，《春秋》的微言婉语、劝善惩恶，无不以礼为本而后确立。礼的源头深远，它的流布广泛，它的体例宏大，它的义理精微，若非睿智圣哲的大贤，谁能明白这些呢？何况遭遇暴秦焚书，百不存一。汉朝兴起，才开始征召故老，搜集残存文献，但体例有纰漏谬误，首尾脱落，难以详细论述。幸而高堂生颇识旧义，诸儒各自作章句解说，既然不能独自通达，所见各不相同，有的师徒相传，如同同一树枝分出不同树干。所以闻人通汉、戴德、戴圣，都师事后苍，不久就产生分歧；卢植、郑玄，一同师从马融，却各自成为名家。后来的学者，不及前代，而问难如繁星之多，充斥于书卷，铺陈文采如列锦绣，灿烂可观。然而五服的根本有时差错，哀敬的礼制错杂混乱，国家的典制在四海未能统一，士大夫的家法参差驳杂，实在应该详细考究、深谋远虑，以确定皇朝的盛礼。臣以为陛下钦明玄圣，与唐尧、虞舜同规，咨询四岳，兴起谈论三礼，但伯夷未能登用，微臣窃居其位，所以非常恐惧自己德不配位，形神交瘁，日夜不忘。而又勉强充任博采之列，参与听闻征询的要求，实在无法报答圣意的万分之一。不敢废弃沉默，谨率浅陋之见，列出五十二事呈上。内容鄙陋茫昧，伏地惶恐羞愧。”
明年，致仕，拜光禄大夫。归老在家，手不释卷，博学多通，特精三礼。谨于奉公，常手抄书籍。二十八年，卒，时年八十三。
第二年，傅隆退休，被任命为光禄大夫。他告老还乡在家，手不释卷，博学多通，特别精通《三礼》。他谨慎奉公，经常亲手抄写书籍。元嘉二十八年去世，享年八十三岁。
史评
史官评论
史臣曰：选贤于野，则治身业弘；求士于朝，则饰智风起。六经奥远，方轨之正路；百家浅末，捷至之偏道。汉世登士，闾党为先，崇本务学，不尚浮诡，然后可以俯拾青组，顾蔑籯金。于是人厉从师之志，家竞专门之术，艺重当时，所居一旦成市，黉舍暂启，著录或至万人。是故仕以学成，身由义立。自魏氏膺命，主爱雕虫，家弃章句，人重异术。又选贤进士，不本乡闾，铨衡之寄，任归台阁。以一人之耳目，究山川之险情，贤否臆断，万不值一。由是仕凭借誉，学非为己，崇诡遇之巧速，鄙税驾之迟难，士自此委笥植经，各从所务，早往晏退，以取世资。庠序黉校之士，传经聚徒之业，自黄初至于晋末，百余年中，儒教尽矣。高祖受命，议创国学，宫车早晏，道未及行。迄于元嘉，甫获克就，雅风盛烈，未及曩时，而济济焉，颇有前王之遗典。天子鸾旗警跸，清道而临学馆，储后冕旒黼黻，北面而礼先师，后生所不尝闻，黄发未之前覩，亦一代之盛也。臧焘、徐广、傅隆、裴松之、何承天、雷次宗，并服膺圣哲，不为雅俗推移，立名于世，宜矣。颍川庾蔚之、雁门周野王、汝南周王子、河内向琰、会稽贺道养，皆托志经书，见称于后学。蔚之略解礼记，并注贺循丧服行于世云。
史臣说：在民间选拔贤才，那么修身立业就会宏大；在朝廷中寻求士人，那么修饰智巧的风气就会兴起。六经深奥遥远，是并驾齐驱的正路；百家学说浅薄末流，是捷径的偏道。汉代选拔士人，以乡里党举为先，崇尚根本、致力于学问，不崇尚浮华诡辩，这样之后才可以轻易取得高官厚禄，轻视满箱黄金。于是人人激励从师的志向，家家争相学习专门技艺，技艺在当时受到重视，所居之处一旦成为市集，学校暂时开设，登记在册的学生有时达到万人。因此仕途因学问而成，自身因道义而立。自从曹魏承受天命，君主喜爱雕虫小技，家家抛弃章句之学，人人重视奇异之术。而且选拔贤才进士，不以乡里为依据，铨选衡量的重任，归于台阁。凭一个人的耳目，要穷尽山川的险阻情况，贤能与否则凭主观臆断，万中难有一得。因此仕途凭借虚誉，学习不是为了自己，崇尚投机取巧的快速，鄙视安于本分的迟难，士人从此抛弃书箱、搁置经书，各从事自己的事务，早出晚归，以获取世间的资本。学校中的士人，传授经书、聚集门徒的事业，从黄初年间到晋朝末年，一百多年中，儒教完全衰落了。高祖承受天命，商议创立国学，但皇帝早逝，主张未能实行。到了元嘉年间，才得以完成，雅正的风气虽盛，不及前代，但人才济济，颇有前代帝王的遗风典制。天子以鸾旗警跸，清道而亲临学馆，太子戴着冕旒、穿着黼黻礼服，北面而礼敬先师，这是后生不曾听说、老人未曾见过的盛事，也是一代的盛况。臧焘、徐广、傅隆、裴松之、何承天、雷次宗，都衷心信服圣哲之道，不为雅俗所改变，在世间树立名声，是应该的。颍川庾蔚之、雁门周野王、汝南周王子、河内向琰、会稽贺道养，都寄托志向于经书，被后学所称道。庾蔚之简略解释《礼记》，并注释贺循的《丧服》，流传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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