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第三 历下 ◄
宋书
志第四 礼一
志第三 历法下 ◄
宋书
志第四 礼仪一
夫有国有家者，礼仪之用尚矣。然而历代损益，每有不同，非务相改，随时之宜故也。汉文以人情季薄，国丧革三年之纪；光武以中兴崇俭，七庙有共堂之制；魏祖以侈惑宜矫，终歛去袭称之数；晋武以丘郊不异，二至并南北之祀。互相即袭，以讫于今，岂三代之典不存哉，取其应时之变而已。且闵子讥古礼，退而致事；叔孙创汉制，化流后昆。由此言之，任己而不师古，秦氏以之致亡，师古而不适用，王莽所以身灭。然则汉、魏以来，各揆古今之中，以通一代之仪。司马彪集后汉众注，以为礼仪志，校其行事，已与前汉颇不同矣。况三国鼎峙，历晋至宋，时代移改，各随事立。自汉末剥乱，旧章乖弛，魏初则王粲、衞觊典定众仪；蜀朝则孟光、许慈创理制度；晋始则荀𫖮、郑冲详定晋礼；江左则荀崧、刁协缉理乖紊。其间名儒通学，诸所论敍，往往新出，非可悉载。今抄魏氏以后经国诞章，以备此志云。
拥有国家的人，礼仪的运用由来已久。然而历代有所增减，常常不同，并非刻意改变，而是顺应时势的需要。汉文帝因为人情淡薄，国家丧事革除了三年的丧期；光武帝因为中兴崇尚节俭，七庙有了共堂的制度；魏武帝因为奢侈迷惑应当矫正，最终敛葬去除了袭称的数目；晋武帝因为丘郊没有区别，二至合并了南北的祭祀。它们互相沿袭，直到今天，难道是三代的典章不存吗？只是取其顺应时代的变化罢了。况且闵子骞讥讽古礼，退职回家；叔孙通创立汉朝制度，教化流传后世。由此说来，任用自己的想法而不师法古人，秦朝因此灭亡；师法古人而不适用，王莽因此身死。既然如此，那么汉、魏以来，各自衡量古今的中道，来贯通一代的礼仪。司马彪汇集后汉各家注释，编成礼仪志，比较其行事，已经与前汉颇不相同了。何况三国鼎立，经历晋朝到宋朝，时代变迁，各自根据事情设立。自汉末动乱，旧章废弛，魏初则有王粲、卫觊主持制定各种礼仪；蜀朝则有孟光、许慈创立整理制度；晋朝开始则有荀𫖮、郑冲详细制定晋礼；江东则有荀崧、刁协整顿治理混乱。其间名儒通学，各种论述，往往有新见解，不能全部记载。现在抄录魏氏以后治理国家的重大典章，来完备这篇志。
魏文帝虽受禅于汉，而以夏数为得天，故黄初元年诏曰：「孔子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此圣人集群代之美事，为后王制法也。传曰『夏数为得天』。朕承唐、虞之美，至于正朔，当依虞、夏故事。若殊徽号，异器械，制礼乐，易服色，用牲币，自当随土德之数。每四时之季月，服黄十八日，腊以丑，牲用白，其饰节旄，自当赤，但节幡黄耳。其余郊祀天地朝会四时之服，宜如汉制。宗庙所服，一如周礼。」尚书令桓阶等奏：「据三正周复之义，国家承汉氏人正之后，当受之以地正，牺牲宜用白，今从汉十三月正，则牺牲不得独改。今新建皇统，宜稽古典先代，以从天命，而告朔牺牲，壹皆不改，非所以明革命之义也。」诏曰：「服色如所奏。其余宜如虞承唐，但腊日用丑耳，此亦圣人之制也。」
魏文帝虽然从汉朝接受禅让，但认为夏朝的历数符合天道，所以黄初元年下诏说：“孔子称‘实行夏朝的历法，乘坐殷朝的车子，戴周朝的礼帽，音乐就用韶舞。’这是圣人汇集历代的美好事物，为后代君王制定法度。传文说‘夏朝的历数符合天道’。我继承唐尧、虞舜的美德，至于正朔，应当依照虞、夏的旧例。如果改变徽号，区别器械，制定礼乐，改换服色，使用牺牲和币帛，自然应当随从土德的历数。每四季的季月，穿黄色衣服十八天，腊日用丑日，牺牲用白色，其装饰节旄，自然应当用红色，只是节幡用黄色罢了。其余郊祀天地、朝会四时的服装，应当如同汉朝制度。宗庙所穿的服装，完全依照周礼。”尚书令桓阶等上奏：“根据三正循环的意义，国家继承汉朝的人正之后，应当接受地正，牺牲应当用白色，现在遵从汉朝的十三月为正，那么牺牲不能单独改变。现在新建皇统，应当考察古典和先代，以顺从天命，而告朔的牺牲，全部不改，这不是用来表明革命的意义。”诏书说：“服色如同所奏。其余应当如同虞朝继承唐朝，只是腊日用丑日罢了，这也是圣人的制度。”
明帝即位，便有改正朔之意，朝议多异同，故持疑不决。久乃下诏曰：「黄初以来，诸儒共论正朔，或以改之为宜，或以不改为是，意取驳异，于今未决。朕在东宫时闻之，意常以为夫子作春秋，通三统，为后王法。正朔各从色，不同因袭。自五帝、三王以下，或父子相继，同体异德；或纳大麓，受终文祖；或寻干戈，从天行诛。虽遭遇异时，步骤不同，然未有不改正朔，用服色，表明文物，以章受命之符也。由此言之，何必以不改为是邪。」
明帝即位后，便有改正朔的意图，朝廷议论多有不同意见，所以迟疑不决。很久以后才下诏说：“黄初以来，各位儒生共同讨论正朔，有人认为改是合适的，有人认为不改是对的，意见分歧，至今未决。我在东宫时听到这些，常认为孔子作《春秋》，贯通三统，为后代君王立法。正朔各自随从颜色，不互相沿袭。自五帝、三王以下，有的父子相继，同体而异德；有的进入大麓，在文祖处接受终命；有的动用干戈，顺从天意进行诛伐。虽然遭遇的时代不同，步骤不同，但没有不改正朔、使用服色、表明文物，来彰显受命的符瑞的。由此说来，何必认为不改是对的呢？”
于是公卿以下博议。侍中高堂隆议曰：「按自古有文章以来，帝王之兴，受禅之与干戈，皆改正朔，所以明天道，定民心也。易曰：『革，元亨利贞。』『有孚改命吉。』『汤武革命，应乎天，从乎人。』其义曰，水火更用事，犹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也。易通卦验曰：『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以应天地三气三色。』书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建皇授政改朔。』[1]初『高阳氏以十一月为正，荐玉以赤缯。高辛氏以十三月为正，荐玉以白缯。』尚书传曰：『舜定钟石，论人声，乃及鸟兽，咸变于前。故更四时，改尧正。』诗曰：『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三之日于耜。』传曰：『一之日，周正月，二之日，殷正月，三之日，夏正月。』诗推度灾曰：『如有继周而王者，虽百世可知。以前检后，文质相因，法度相改。三而复者，正色也，二而复者，文质也。』以前检后，谓轩辕、高辛、夏后氏、汉皆以十三月为正；少昊、有唐、有殷皆以十二月为正；高阳、有虞、有周皆以十一月为正。后虽百世，皆以前代三而复也。礼大传曰：『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正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乐稽曜嘉曰：『禹将受位，天意大变，迅风雷雨，以明将去虞而适夏也。是以舜禹虽继平受禅，犹制礼乐，改正朔，以应天从民。夏以十三月为正，法物之始，其色尚黑。殷以十二月为正，法物之牙，其色尚白。周以十一月为正，法物之萌，其色尚赤。能察其类，能正其本，则岳渎致云雨，四时和，五稼成，麟皇翔集。』春秋：『十七年夏六月甲子朔，日有蚀之。』传曰：『当夏四月，是谓孟夏。』春秋元命苞曰：『王者受命，昭然明于天地之理，故必移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以明天命圣人之宝，质文再而改，穷则相承，[2]周则复始，正朔改则天命显。』凡典籍所记，不尽于此，略举大较，亦足以明也。」
于是公卿以下广泛议论。侍中高堂隆议论说：“按自古有文字以来，帝王兴起，无论是接受禅让还是动用干戈，都改正朔，这是为了彰明天道，安定民心。《易经》说：‘革，元亨利贞。’‘有孚改命吉。’‘汤武革命，应乎天，从乎人。’其含义是说，水火交替作用，如同君王必须改正朔、改换服色。《易通卦验》说：‘君王必须改正朔，改换服色，以顺应天地的三气三色。’《尚书》说：‘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建皇授政改朔。’起初‘高阳氏以十一月为正，荐玉以赤缯。高辛氏以十三月为正，荐玉以白缯。’《尚书传》说：‘舜定钟石，论人声，乃及鸟兽，咸变于前。故更四时，改尧正。’《诗经》说：‘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三之日于耜。’传文说：‘一之日，周正月，二之日，殷正月，三之日，夏正月。’《诗推度灾》说：‘如有继周而王者，虽百世可知。以前检后，文质相因，法度相改。三而复者，正色也，二而复者，文质也。’以前检后，是说轩辕、高辛、夏后氏、汉都以十三月为正；少昊、有唐、有殷都以十二月为正；高阳、有虞、有周都以十一月为正。以后即使百世，都以前代三而复。《礼大传》说：‘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正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乐稽曜嘉》说：‘禹将受位，天意大变，迅风雷雨，以明将去虞而适夏也。是以舜禹虽继平受禅，犹制礼乐，改正朔，以应天从民。夏以十三月为正，法物之始，其色尚黑。殷以十二月为正，法物之牙，其色尚白。周以十一月为正，法物之萌，其色尚赤。能察其类，能正其本，则岳渎致云雨，四时和，五稼成，麟皇翔集。’《春秋》：‘十七年夏六月甲子朔，日有蚀之。’传文说：‘当夏四月，是谓孟夏。’《春秋元命苞》说：‘王者受命，昭然明于天地之理，故必移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以明天命圣人之宝，质文再而改，穷则相承，周则复始，正朔改则天命显。’凡是典籍所记载的，不止这些，略举大概，也足以明白了。”
太尉司马懿、尚书仆射卫臻、尚书薛悌、中书监刘放、中书侍郎刁干、博士秦静、赵怡、中候中诏季岐认为应当改；侍中缪袭、散骑常侍王肃、尚书郎魏衡、太子舍人黄史嗣认为不应当改。
青龙五年，山茌县言黄龙见。帝乃诏三公曰：
青龙五年，山茌县报告说黄龙出现。皇帝于是下诏给三公说：
昔在庖牺，继天而王，始据木德，为群代首。自兹以降，服物氏号，开元著统者，既膺受命历数之期，握皇灵迁兴之运，承天改物，序其纲纪。虽炎、黄、少昊，颛顼、高辛，唐、虞、夏后，世系相袭，同气共祖，犹豫昭显所受之运，著明天人去就之符，无不革易制度，更定礼乐，延群后，班瑞信，使之焕炳可述于后也。至于正朔之事，当明示变改，以彰异代，曷疑其不然哉。
从前在伏羲氏，继承天命而称王，开始依据木德，成为各代的首领。从此以后，服饰器物、氏族称号，开创基业、建立统系的人，既然承受了受命历数的时期，掌握了皇灵迁移兴起的运数，顺应天命改变事物，安排其纲纪。即使炎帝、黄帝、少昊、颛顼、高辛、唐尧、虞舜、夏后，世系相袭，同气共祖，尚且要昭显所受的运数，彰明天人去就的符瑞，没有不改革制度，重新制定礼乐，延请诸侯，颁赐瑞信，使之光辉灿烂可以记述于后世的。至于正朔之事，应当明确显示变革，以彰明不同时代，何必怀疑其不是这样呢。
文皇帝践阼之初，庶事草创，遂袭汉正，不革其统。朕在东宫，及臻在位，每览书籍之林，总公卿之议。夫言三统相变者，有明文；云虞、夏相因者，无其言也。历志曰：「天统之正在子，物萌而赤；地统之正在丑，物化而白；人统之正在寅，物成而黑。」但含生气，以微成著。故太极运三辰五星于上，元气转三统五行于下，登降周旋，终则又始，言天地与人所以相通也。仲尼以大圣之才，祖述尧、舜，范章文、武，制作春秋，论究人事，以贯百王之则。故于三微之月，每月称王，以明三正迭相为首。夫祖述尧、舜，以论三正，则其明义，岂使近在殷、周而已乎。朕以眇身，继承洪绪，既不能绍上圣之遗风，扬先帝之休德，又使王教之弛者不张，帝典之阙者未补，亹亹之德不著，亦恶可已乎。
文皇帝即位之初，各种事务草创，于是沿袭汉朝的正朔，不改其统系。我在东宫时，及至即位，每次阅览书籍之林，总括公卿的议论。那些说三统相互变化的，有明文记载；说虞、夏相互沿袭的，没有这种说法。历志说：“天统的正月在子，万物萌芽而色赤；地统的正月在丑，万物变化而色白；人统的正月在寅，万物成熟而色黑。”只是包含生气，从微小到显著。所以太极在上运转三辰五星，元气在下运转三统五行，升降周旋，终而复始，这是说天地与人相互贯通。孔子以大圣之才，祖述尧、舜，效法文王、武王，制作《春秋》，探究人事，以贯通百王的法则。所以在三微之月，每月称王，以表明三正交替为首。祖述尧、舜，来论述三正，那么其明义，岂止限于殷、周而已呢。我以渺小之身，继承大业，既不能继承上圣的遗风，发扬先帝的美德，又使王教的松弛得不到振兴，帝典的缺失得不到弥补，勤勉的德行不显著，又怎能停止呢。
今推三统之次，魏得地统，当以建丑之月为正。考之群艺，厥义彰矣。改青龙五年春三月为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服色尚黄，牺牲用白，戎事乘黑首之白马，建大赤之旗，朝会建大白之旗。春夏秋冬孟仲季月，虽与正岁不同，[4]至于郊祀迎气，礿、祀、烝、尝，巡狩、搜田，分至启闭，班宣时令，中气晚早，敬授民事，诸若此者，皆以正岁斗建为节。此历数之序，乃上与先圣合符同契，重规叠矩者也。今遵其义，庶可以显祖考大造之基，崇有魏维新之命。
现在推算三统的顺序，魏朝得到地统，应当以建丑之月为正。考察各种典籍，其意义已经彰明。改青龙五年春三月为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服色崇尚黄色，牺牲用白色，军事行动乘坐黑首白马，竖立大赤旗，朝会竖立大白旗。春夏秋冬的孟、仲、季月，虽然与正岁不同，至于郊祀迎气、礿、祀、烝、尝、巡狩、搜田、分至启闭、颁布时令、中气早晚、敬授民事，诸如此类，都以正岁的斗建为节。这是历数的顺序，上与先圣符合同契，重规叠矩。现在遵循其义，或许可以显扬祖考的大业基础，尊崇有魏的新命。
案服色尚黄，据土行也。牺牲旗旗，一用殷礼，行殷之时故也。周礼巾车职，「建大赤以朝」，「大白以即戎」，此则周以正色之旗朝，以先代之旗即戎。魏用殷礼，变周之制，故建大白朝，大赤即戎也。明帝又诏曰：「以建寅之月为正者，其牲用玄；以建丑之月为正者，其牲用白；以建子之月为正者，其牲用骍。此为牲色各从其正，不随所祀之阴阳也。祭天不嫌于用玄，则祭地不得独疑于用白也。天地用牲，得无不宜异邪？更议。」于是议者各有引据，无适可从。又诏曰：「诸议所依据各参错，若阳祀用骍，阴祀用黝，复云祭天用玄，祭地用黄，如此，用牲之义，未为通也。天地至尊，用牲当同以所尚之色，不得专以阴阳为别也。今祭皇皇帝天、皇皇后地、天地郊、明堂、宗庙，皆宜用白。[5]其别祭五郊，各随方色，祭日月星辰之类用骍，社稷山川之属用玄，此则尊卑方色，阴阳众义畅矣。」
按：服色崇尚黄色，是根据土行。牺牲和旗帜，完全采用殷礼，是因为实行殷朝历法的缘故。《周礼·巾车职》说，“竖立大赤旗以朝会”，“竖立大白旗以军事行动”，这是周朝用正色的旗帜朝会，用先代的旗帜军事行动。魏朝采用殷礼，改变周朝制度，所以竖立大白旗朝会，竖立大赤旗军事行动。明帝又下诏说：“以建寅之月为正的，其牺牲用黑色；以建丑之月为正的，其牺牲用白色；以建子之月为正的，其牺牲用赤色。这是牺牲的颜色各随其正朔，不随所祭祀的阴阳。祭天不嫌于用黑色，那么祭地不得独疑于用白色。天地用牺牲，难道不应有差异吗？再议论。”于是议论者各有引据，没有适合遵从的。又下诏说：“各种议论所依据的各有参差，如果说阳祀用赤色，阴祀用黑色，又说祭天用黑色，祭地用黄色，如此，用牺牲的意义，并不通达。天地最为尊贵，用牺牲应当同用所崇尚的颜色，不得专以阴阳为区别。现在祭祀皇皇帝天、皇皇后地、天地郊、明堂、宗庙，都应当用白色。其他祭祀五郊，各随方色，祭祀日月星辰之类用赤色，社稷山川之类用黑色，这样尊卑方色、阴阳众义就通顺了。”
三年正月，帝崩，齐王即位。是年十二月，尚书卢毓奏：「烈祖明皇帝以今年正日弃离万国，礼，忌日不乐，甲乙之谓也。烈祖明皇帝建丑之月弃天下，臣妾之情，于此正日，有甚甲乙。今若以建丑正朝四方，会群臣，设盛乐，不合于礼。」博士乐祥议：「正日旦受朝贡，群臣奉贽；后五日，乃大宴会作乐。」太尉属朱诞议：「今因宜改之际，还修旧则，元首建寅，于制为便。」大将军属刘肇议：「宜过正一日乃朝贺大会，明令天下，知崩亡之日不朝也。」诏曰：「省奏事，五内断绝，奈何奈何！烈祖明皇帝以正日弃天下，[6]每与皇太后念此日至，心有剥裂。不可以此日朝群辟，受庆贺也。月二日会，又非故也。听当还夏正月。虽违先帝通三统之义，斯亦子孙哀惨永怀。又夏正朔得天数者，其以建寅之月为岁首。」
三年正月，皇帝去世，齐王即位。同年十二月，尚书卢毓上奏说：“烈祖明皇帝在今年正月初一离开人间，按照礼制，忌日不举行娱乐活动，这是指甲乙日之类的说法。烈祖明皇帝在丑月去世，臣妾们的心情，在这正月初一，比甲乙日更为悲痛。如今如果在丑月正月初一接受四方朝贺，会见群臣，设置盛大音乐，不符合礼制。”博士乐祥建议：“正月初一早晨接受朝贡，群臣进献礼物；五天后，才举行盛大宴会并奏乐。”太尉属官朱诞建议：“如今趁着适宜改制的时机，恢复旧制，以寅月为岁首，在制度上更为便利。”大将军属官刘肇建议：“应该过了正月初一才举行朝贺大会，明确告知天下，知道皇帝去世的日子不朝会。”诏书说：“看了奏章，五内俱裂，无可奈何！烈祖明皇帝在正月初一去世，每次和皇太后想起这一天，心中如同撕裂。不能在这一天朝见群臣，接受庆贺。改在初二聚会，又不符合旧例。准许恢复夏历正月。虽然违背了先帝通三统的义理，但这也是子孙哀痛永怀的表现。况且夏历正朔符合天数，就以寅月为岁首。”
晋武帝泰始二年九月，群公奏：「唐尧、舜、禹不以易祚改制；至于汤、武，各推行数。宣尼答为邦之问，则曰行夏之时，辂冕之制，通为百代之言。盖期于从政济治，不系于行运也。今大晋继三皇之踪，踵舜、禹之迹，应天从民，受禅有魏，宜一用前代正朔服色，皆如有虞遵唐故事，于义为弘。」奏可。孙盛曰：「仍旧，非也。且晋为金行，服色尚赤，考之天道，其违甚矣。」及宋受禅，亦如魏、晋故事。
晋武帝泰始二年九月，群臣上奏说：“唐尧、舜、禹不因改朝换代而改变制度；到了商汤、周武王，各自推行历数。孔子回答治理国家的提问，就说实行夏朝的历法，车服冕冠的制度，成为百代通用的言论。这大概是期望于从政治理，而不拘泥于五行运数。如今大晋继承三皇的踪迹，追随舜、禹的业绩，顺应天命民心，接受魏的禅让，应该完全采用前代的正朔和服色，都像有虞氏遵循唐尧旧例一样，在义理上更为宏大。”奏议被批准。孙盛说：“沿用旧制，是不对的。况且晋朝属于金行，服色崇尚赤色，考察天道，这违背得很厉害。”到了宋朝接受禅让，也如同魏、晋的旧例。
魏明帝初，司空王朗议：「古者有年数，无年号，汉初犹然。或有世而改，有中元、后元。元改弥数，中、后之号不足，故更假取美名，非古也。述春秋之事，曰隐公元年，则简而易知。载汉世之事，曰建元元年，则后不见。宜若古称元而已。」明帝不从。乃诏曰：「先帝即位之元，则有延康之号，受禅之初，亦有黄初之称。今名年可也。」于是尚书奏：「易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宜为太和元年。」诏〈阙〉
魏明帝初年，司空王朗建议：“古代有年数，没有年号，汉朝初年还是这样。有时一代而改元，有中元、后元。改元次数多了，中、后的称号不够用，于是再借用美名，这不是古制。叙述春秋之事，说隐公元年，就简单易懂。记载汉朝之事，说建元元年，后人就看不明白。应该像古代那样只称元年罢了。”明帝不听从。于是下诏说：“先帝即位的元年，就有延康的年号，接受禅让之初，也有黄初的称号。如今命名年号是可以的。”于是尚书上奏：“《易经》说：‘天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应该称为太和元年。”诏书（内容缺失）。
周之五礼，其五为嘉。嘉□□春秋左氏传曰：「晋侯问襄公年，季武子对曰：『会于沙随之岁，寡君以生。』晋侯曰：『十二年矣，是谓一终。一星终也。国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礼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为冠具。』武子对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礼行之，以金石之乐节之，以先君之祧处之。今君在行，未可具也。请及兄弟之国而假备焉。』晋侯许诺。还及衞，冠于成公之庙，假钟磬焉，礼也。」贾、服说皆以为人君礼十二而冠也。古尚书说武王崩，成王年十三。推武王以庚辰岁崩，周公以壬午岁出居东，以癸未岁反。礼周公冠成王，命史祝辞。辞，告也。是除丧冠也。周公居东未反，成王冠弁以开金縢之书，时十六矣。是成王年十五服除，周公冠之而后出也。按礼、传之文，则天子诸侯近十二，远十五，必冠矣。周礼虽有服冕之数，而无天子冠文。仪礼云：「公侯之有冠礼，夏之末造。」王、郑皆以为夏末上下相乱，篡弑由生，故作公侯冠礼，则明无天子冠礼之审也。大夫又无冠礼。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礼之有？周人年五十而有贤才，则试以大夫之事，犹行士礼也。故筮日筮宾，冠于阼以著代，醮于客位，三加弥尊。皆士礼耳。然汉氏以来，天子诸侯，颇采其议。志曰「仪从冠礼」是也。汉顺帝冠，又兼用曹襃新礼。襃新礼今不存。礼仪志又云：「乘舆初加缁布进贤，次爵弁、武弁，次通天，皆于高庙。王公以下，初加进贤而已。」按此文始冠缁布，从古制也，冠于宗庙是也。魏天子冠一加，其说曰，士礼三加，加有成也。至于天子诸侯，无加数之文者，将以践阼临民，尊极德备，岂得复与士同？此言非也。夫以圣人之才，犹三十而立，况十二之年，未及志学，便谓德成，无所劝勉，非理实也。魏氏太子再加，皇子、王公世子乃三加。孙毓以为一加再加皆非也。礼醮词曰[7]「令月吉日」，又「以岁之正，以月之令」。鲁襄公冠以冬，汉惠帝冠以三月，明无定月也。后汉以来，帝加元服，咸以正月。晋咸宁二年秋闰九月，遣使冠汝南王柬，此则晋礼亦有非必岁首也。礼冠于庙，魏以来不复在庙。然晋武、惠冠太子，皆即庙见，斯亦拟在庙之仪也。晋穆帝、孝武将冠，先以币告庙，讫又庙见也。
周代的五礼，第五种是嘉礼。嘉礼……《春秋左氏传》说：“晋侯问起襄公的年龄，季武子回答说：‘在沙随会盟的那一年，寡君出生。’晋侯说：‘十二年了，这叫做一终。一颗星运行一周结束。国君十五岁生子。行冠礼后生子，符合礼制。国君可以行冠礼了。大夫何不准备冠礼用具。’武子回答说：‘国君行冠礼必须用祼享之礼进行，用金石之乐来节制，在先君的庙中举行。如今国君在行旅中，无法准备。请到兄弟之国借用设备。’晋侯答应了。返回时到达卫国，在成公的庙中行冠礼，借用了钟磬，这是符合礼制的。”贾逵、服虔的解说都认为国君的礼制是十二岁行冠礼。《古尚书》说武王去世时，成王十三岁。推算武王在庚辰年去世，周公在壬午年出居东方，在癸未年返回。按礼制，周公为成王行冠礼，命史官祝辞。辞，就是告语。这是除丧后的冠礼。周公居东未返回时，成王戴着弁冠打开金縢之书，当时已十六岁。这说明成王十五岁服丧期满，周公为他行冠礼后才出行。根据礼制和传文的记载，天子诸侯近则十二岁，远则十五岁，必定行冠礼。《周礼》虽有服冕的数目，但没有天子冠礼的记载。《仪礼》说：“公侯有冠礼，是夏朝末代制作的。”王肃、郑玄都认为夏末上下混乱，篡位弑君之事发生，所以制作公侯冠礼，这明确表明没有天子冠礼。大夫也没有冠礼。古代五十岁后才受爵位，哪有大夫冠礼？周人五十岁而有贤才，就试用大夫的职务，仍然行士礼。所以占卜日期和宾客，在阼阶上行冠礼以表明代父，在客位行醮礼，三次加冠越来越尊贵。这都是士礼罢了。然而汉朝以来，天子诸侯大多采用这些礼仪。志书说“礼仪遵从冠礼”就是如此。汉顺帝行冠礼，又兼用曹褒的新礼。曹褒的新礼如今不存。《礼仪志》又说：“皇帝初加缁布进贤冠，其次爵弁、武弁，其次通天冠，都在高庙举行。王公以下，只初加进贤冠而已。”按此文，开始加缁布冠，是遵从古制，在宗庙行冠礼是对的。魏朝天子行冠礼只加一次，其说法是，士礼加三次，表示加冠有成。至于天子诸侯，没有加冠次数的记载，是因为他们登基临民，尊贵至极，德行完备，怎能与士相同？这种说法不对。以圣人的才能，尚且三十岁而立，何况十二岁的年纪，未到立志求学之时，就说德行已成，无所劝勉，不合情理。魏朝太子加两次，皇子、王公世子加三次。孙毓认为加一次或两次都不对。礼制中醮词说“令月吉日”，又说“以岁之正，以月之令”。鲁襄公在冬季行冠礼，汉惠帝在三月行冠礼，说明没有固定月份。后汉以来，皇帝加元服，都在正月。晋咸宁二年秋闰九月，派使者为汝南王司马柬行冠礼，这说明晋礼也不一定在岁首。礼制规定在庙中行冠礼，魏朝以来不再在庙中。但晋武帝、惠帝为太子行冠礼，都立即到庙中拜见，这也是模仿在庙中的礼仪。晋穆帝、孝武帝将行冠礼，先用币帛告庙，结束后又到庙中拜见。
晋惠帝之为太子将冠也，武帝临轩，使兼司徒高阳王珪加冠，兼光禄勋、屯骑校尉华廙赞冠。江左诸帝将冠，金石宿设，百僚陪位。又豫于殿上铺大床。御府令奉冕帻簪导衮服，以授侍中、常侍。太尉加帻，太保加冕。将加冕，太尉跪读祝文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皇帝穆穆，思弘衮职。钦若昊天，六合是式。率遵祖考，永永无极。眉寿惟期，介兹景福。」加冕讫，侍中系玄𬘘。侍中脱绛纱服，加衮服。冠事毕，太保率群臣奉觞上寿，王公以下三称万岁，乃退。按仪注，一加帻冕而已。
晋惠帝作为太子将要行冠礼时，武帝亲临殿前，派兼司徒高阳王司马珪主持加冠，兼光禄勋、屯骑校尉华廙协助赞礼。东晋各位皇帝将行冠礼时，预先设置金石乐器，百官陪位。又预先在殿上铺设大床。御府令捧着冕冠、帻巾、簪导、衮服，交给侍中、常侍。太尉加帻巾，太保加冕冠。将要加冕时，太尉跪下宣读祝文说：“吉月吉日，开始加元服。皇帝庄重，思虑弘扬衮职。敬顺上天，以六合为法式。遵循祖考，永无止境。长寿可期，赐予大福。”加冕完毕后，侍中系上黑色帽带。侍中脱下绛纱服，加上衮服。冠礼结束，太保率领群臣举杯祝寿，王公以下三呼万岁，然后退下。按照仪注，只加一次帻巾和冕冠而已。
宋冠皇太子及蕃王，亦一加也。官有其注。晋武帝泰始十年，南宫王承年十五，依旧应冠。有司议奏：「礼十五成童。国君十五而生子，以明可冠之宜。又汉、魏遣使冠诸王，非古典。」于是制诸王十五冠，不复加命。元嘉十一年，营道侯将冠。诏曰：「营道侯义綦可克日冠。外详旧施行。」何桢冠仪约制及王堪私撰冠仪，[8]亦皆家人之可遵用者也。
宋朝为皇太子和藩王行冠礼，也只加一次。官府有相关仪注。晋武帝泰始十年，南宫王司马承十五岁，按旧例应行冠礼。有关部门商议上奏：“礼制规定十五岁为成童。国君十五岁生子，以表明可以行冠礼。另外，汉、魏派使者为诸王行冠礼，不是古典。”于是规定诸王十五岁行冠礼，不再另行加命。元嘉十一年，营道侯将要行冠礼。诏书说：“营道侯刘义綦可择日行冠礼。外朝详查旧例施行。”何桢的《冠仪约制》和王堪私下撰写的《冠仪》，也都是家人可以遵用的。
魏齐王正始四年，立皇后甄氏，其仪不存。
魏齐王正始四年，立皇后甄氏，其礼仪没有保存下来。
晋武帝咸宁二年，临轩，遣太尉贾充策立后杨氏，纳悼后也。因大赦，赐王公以下各有差。百僚上礼。
晋武帝咸宁二年，皇帝亲临殿前，派太尉贾充策立皇后杨氏，这是迎娶悼后。于是大赦天下，赏赐王公以下各有等级。百官进献贺礼。
太康八年，有司奏：「昏礼纳征，大昏用玄𫄸，束帛加珪，马二驷；王侯玄𫄸，束帛加璧，乘马；大夫用玄𫄸，束帛加羊。古者以皮马为庭实，天子加谷珪，诸侯加大璋。可依周礼改璧用璋，其羊、雁、酒、米、玄𫄸如故。诸侯昏礼加纳采告期亲迎各帛五匹，[9]及纳征马四匹，皆令夫家自备，唯璋官为具致之。」[10]尚书朱整议：「按魏氏故事，王娶妃、公主嫁之礼，天子诸侯以皮马为庭实，天子加以谷珪，诸侯加以大璋。汉高后制，聘后黄金二百斤，马十二匹；夫人金五十斤，马四匹。魏聘后、王娶妃、公主嫁之礼，用绢百九十匹。晋兴，故事用绢三百匹。」诏曰：「公主嫁由夫氏，不宜皆为备物，赐钱使足而已。唯给璋，余如故事。」
太康八年，有关部门上奏：“婚礼的纳征礼，大婚用黑色和浅红色的帛，束帛加玉圭，马八匹；王侯用黑色和浅红色的帛，束帛加玉璧，马四匹；大夫用黑色和浅红色的帛，束帛加羊。古代以皮和马为庭实，天子加谷圭，诸侯加大璋。可依照《周礼》改玉璧为玉璋，羊、雁、酒、米、黑色和浅红色的帛照旧。诸侯婚礼增加纳采、告期、亲迎各用帛五匹，以及纳征用马四匹，都让夫家自备，只有玉璋由官府提供。”尚书朱整建议：“按照魏朝旧例，王娶妃、公主出嫁的礼仪，天子诸侯以皮和马为庭实，天子加谷圭，诸侯加大璋。汉高后规定，聘皇后用黄金二百斤，马十二匹；夫人用黄金五十斤，马四匹。魏朝聘皇后、王娶妃、公主出嫁的礼仪，用绢一百九十匹。晋朝建立后，旧例用绢三百匹。”诏书说：“公主出嫁由夫家负责，不应都准备物品，赐钱足够就行。只提供玉璋，其余照旧例。”
成帝咸康二年，临轩，遣使兼太保领军将军诸葛恢、兼太尉护军将军孔愉六礼备物，拜皇后杜氏。即日入宫。帝御太极殿，群臣毕贺，非礼也。王者昏礼，礼无其制。春秋祭公逆王后于纪。谷梁、左氏说与公羊又不同。而汉、魏遗事阙略者众。晋武、惠纳后，江左又无复仪注，故成帝将纳杜后，太常华恒始与博士参定其仪。据杜预左氏传说主婚，是供其婚礼之币而已。又周灵王求婚于齐，齐侯问于晏桓子，桓子对曰：「夫妇所生若而人，姑姊妹则称先守某公之遗女若而人。」此则天子之命，自得下达，臣下之答，径自上通。先儒以为丘明详录其事，[11]盖为王者婚娶之礼也。故成帝临轩遣使称制拜后。然其仪注，又不具存。
成帝咸康二年，皇帝亲临殿前，派使者兼太保领军将军诸葛恢、兼太尉护军将军孔愉备办六礼物品，册立皇后杜氏。当天入宫。皇帝驾临太极殿，群臣都来祝贺，这不合礼制。王者的婚礼，礼制没有规定。春秋时期，祭公到纪国迎接王后。《谷梁传》《左传》的说法与《公羊传》又不同。而汉、魏遗留的事例缺失很多。晋武帝、惠帝迎娶皇后，东晋又没有仪注，所以成帝将要迎娶杜皇后时，太常华恒才开始与博士参定礼仪。依据杜预《左传》的说法，主婚只是提供婚礼的币帛而已。另外，周灵王向齐国求婚，齐侯询问晏桓子，桓子回答说：“夫妇所生的子女若干人，姑姊妹则称为先守某公的遗女若干人。”这是天子的命令可以下达，臣下的回答可以直接上达。先儒认为左丘明详细记录此事，大概是为王者婚娶的礼仪。所以成帝亲临殿前派使者称制册立皇后。然而其仪注又不完整保存。
康帝建元元年，纳后褚氏。而仪注陛者不设旄头。殿中御史奏：「今迎皇后，依昔成恭皇后入宫御物，而仪注至尊衮冕升殿，旄头不设，求量处。又案昔迎恭皇后，唯作青龙旗，其余皆即御物。今当临轩遣使，而立五牛旗旗，旄头毕罕并出。即用旧制，今阙。」[12]诏曰：「所以正法服升太极者，以敬其始，故备其礼也。今云何更阙所重而撤法物邪？又恭后神主入庙，先帝诏后礼宜有降，不宜建五牛旗，而今犹复设之邪！既不设五牛旗，则旄头毕罕之器易具也。」又诏曰：「旧制既难准，且于今而备，亦非宜。府库之储，唯当以供军国之费耳。法服仪饰粗令举，其余兼副杂器，停之。」
康帝建元元年，迎娶皇后褚氏。但仪注规定殿前侍卫不设旄头。殿中御史上奏：“如今迎接皇后，依照过去成恭皇后入宫时的御用物品，但仪注规定皇帝穿衮冕升殿，却不设旄头，请求酌情处理。又查过去迎接恭皇后时，只制作了青龙旗，其余都是现成的御用物品。如今应当亲临殿前派使者，却立五牛旗，旄头、毕罕都出现。如果沿用旧制，现在有所缺失。”诏书说：“之所以穿法服升太极殿，是为了敬重开始，所以完备礼仪。如今为何反而缺失重要物品而撤除法物呢？又恭皇后的神主入庙时，先帝诏令皇后礼仪应当有所降低，不宜建五牛旗，如今却还设置吗！既然不设五牛旗，那么旄头、毕罕的器物就容易准备了。”又下诏说：“旧制既难以作为标准，且如今完备也不适宜。府库的储备，只应供给军国费用。法服仪饰粗略备办，其余副件和杂器，停止准备。”
及至穆帝升平元年，将纳皇后何氏，太常王彪之始更大引经传及诸故事，以正其礼，深非公羊婚礼不称主人之义。又曰：「王者之于四海，无非臣妾。虽复父兄之亲，师友之贤，皆纯臣也。夫崇三纲之始，以定乾坤之仪，安有天父之尊，而称臣下之命，以纳伉俪；安有臣下之卑，而称天父之名，以行大礼。远寻古礼，无王者此制；近求史籍，无王者此比。于情不安，于义不通。案咸宁二年，纳悼皇后时，弘训太后母临天下，而无命戚属之臣为武皇父兄主婚之文。又考大晋已行之事，咸宁故事，不称父兄师友，则咸康华恒所上合于旧也。[13]臣愚谓今纳后仪制，宜一依咸康故事。」于是从之。华恒所定六礼，云宜依汉旧及大晋已行之制，此恒犹识前事，故王彪之多从咸康，由此也。惟以取妇之家，三日不举乐，而咸康群臣贺为失礼；故但依咸宁上礼，不复贺也。其告庙六礼版文等仪，皆彪之所定也。
到了穆帝升平元年，将要迎娶皇后何氏，太常王彪之开始大规模引用经传和各种旧例，来纠正婚礼的礼仪，他非常反对《公羊传》中婚礼不称主人的说法。他又说：“君王对于天下人，没有不是臣妾的。即使是父兄这样的亲人，师友这样的贤人，也都是纯粹的臣子。推崇三纲的开端，来确定乾坤的礼仪，哪有天父般尊贵的人，却要听从臣下的命令来迎娶配偶；哪有臣下这样卑微的人，却要假借天父的名义来举行大礼。远寻古代礼制，没有君王这样的制度；近查史籍，也没有君王这样的先例。这在情理上不安，在道义上不通。查考咸宁二年，迎娶悼皇后时，弘训太后以母亲身份君临天下，却没有命令亲属之臣为武皇的父兄主婚的记载。又考察大晋已实行的事例，咸宁旧例，不称父兄师友，那么咸康年间华恒所上奏的礼仪是符合旧制的。臣愚昧地认为，现在迎娶皇后的礼仪制度，应该完全依照咸康旧例。”于是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华恒所制定的六礼，说应该依照汉朝旧制和大晋已实行的制度，这是因为华恒还记得以前的事，所以王彪之大多遵从咸康旧例，原因就在这里。只是认为娶亲的人家，三天内不奏乐，而咸康年间群臣庆贺是失礼的；所以只依照咸宁年间进献礼物，不再庆贺。那些告庙、六礼版文等礼仪，都是王彪之制定的。
详推有典制，其纳采版文玺书曰：「皇帝咨前太尉参军何琦，浑元资始，肇经人伦，爰及夫妇，以奉天地宗庙社稷，谋于公卿，咸以为宜率由旧典。今使使持节太常彪之、宗正综以礼纳采。」主人曰：「皇帝嘉命，访婚陋族，备数采择。臣从祖弟故散骑侍郎准之遗女，未闲教训，衣履若而人，钦承旧章，肃奉典制。前太尉参军都乡侯粪土臣何琦稽首再拜承制诏。」
详细推究有典章制度，那纳采的版文和玺书说：“皇帝询问前太尉参军何琦，天地初始，开始确立人伦，涉及夫妇，以供奉天地宗庙社稷，与公卿商议，都认为应该遵循旧典。现在派使持节太常王彪之、宗正司马综按礼仪纳采。”主人说：“皇帝有美好的命令，到我们卑微的家族来求婚，让我家女儿备选。臣的堂弟已故散骑侍郎何准的遗女，未曾学习礼仪，穿衣着鞋如同常人，恭敬地承奉旧章，严肃地遵奉典制。前太尉参军都乡侯粪土臣何琦叩头再拜接受诏命。”
次问名版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姓，两仪配合，承天统物，正位于内，必俟令族，重章旧典。今使使持节太常某、宗正某，以礼问名。」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到，重宣中诏，问臣名族。臣族女父母所生先臣故光禄大夫雩娄侯桢之遗玄孙，[14]先臣故豫州刺史关中侯恽之曾孙，先臣故安丰太守关中侯叡之孙，[15]先臣故散骑侍郎准之遗女。外出自先臣故尚书左丞胄之外曾孙，先臣故侍中关内侯夷之外孙女。年十七。钦承旧章，肃奉典制。」
接着问名的版文说：“皇帝说，询问某官某姓，天地配合，承顺天道统御万物，在内室正位，必须等待名门望族，重新彰显旧典。现在派使持节太常某、宗正某，按礼仪问名。”主人说：“皇帝有美好的命令，使者某到来，再次宣示宫中诏命，询问臣的家族名号。臣家族的女儿是父母所生，是先臣已故光禄大夫雩娄侯何桢的玄孙女，先臣已故豫州刺史关中侯何恽的曾孙女，先臣已故安丰太守关中侯何叡的孙女，先臣已故散骑侍郎何准的遗女。外家出自先臣已故尚书左丞何胄的外曾孙女，先臣已故侍中关内侯何夷的外孙女。年龄十七岁。恭敬地承奉旧章，严肃地遵奉典制。”
接着纳吉的版文说：“皇帝说，询问某官某姓，人的谋划和龟卜都顺从，众人都说吉利，恭敬地遵从典礼。现在派使持节太常某、宗正某，按礼仪纳吉。”主人说：“皇帝有美好的命令，使者某再次宣示宫中诏命，太卜占得大吉。臣的家族卑陋低贱，忧虑恐惧承受不起。恭敬地承奉旧章，严肃地遵奉典制。”
次纳征版文：「皇帝曰，咨某官某姓之女，有母仪之德，窈窕之姿，如山如河，宜奉宗庙，永承天祚。以玄𫄸皮帛马羊钱璧，以章典礼。今使使持节司徒某、太常某，以礼纳征。」主人曰：「皇帝嘉命，降婚卑陋，崇以上公，宠以典礼，备物典策。钦承旧章，肃奉典制。」
接着纳征的版文说：“皇帝说，询问某官某姓的女儿，有母仪天下的德行，有窈窕的姿容，像山像河，适合供奉宗庙，永远承受天赐的福运。用黑色和浅红色的帛、皮、帛、马、羊、钱、璧，来彰显典礼。现在派使持节司徒某、太常某，按礼仪纳征。”主人说：“皇帝有美好的命令，下嫁到卑陋的家族，尊崇以上公之礼，以典礼为荣，备办物品和典册。恭敬地承奉旧章，严肃地遵奉典制。”
接着请期的版文说：“皇帝说，询问某官某姓，与公卿商议，用大筮和元龟占卜，没有不吉利的，都遵循典礼。现在派使持节太常某、宗正某，按礼仪请期。”主人说：“皇帝有美好的命令，派使者某再次宣示宫中诏命，吉日只有某天可以迎娶。臣恭敬地承奉旧章，严肃地遵奉典制。”
次亲迎版文：[16]「皇帝曰，咨某官某姓，岁吉月令，吉日惟某，率礼以迎。今使使持节太保某、太尉某以迎。」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诏。令月吉辰，备礼以迎。上公宗卿，兼至副介，近臣百两。臣蝝蚁之族，猥承大礼，忧惧战悸，钦承旧章，肃奉典制。」其稽首承诏皆如初答。
接着亲迎的版文说：“皇帝说，询问某官某姓，年岁吉利月份适宜，吉日只有某天，遵循礼仪来迎娶。现在派使持节太保某、太尉某来迎娶。”主人说：“皇帝有美好的命令，使者某再次宣示宫中诏命。在这吉月良辰，备办礼仪来迎娶。上公和宗卿，同时带着副使和随从，近臣有百辆车。臣是蝼蚁般的家族，承蒙举行大礼，忧虑恐惧战栗发抖，恭敬地承奉旧章，严肃地遵奉典制。”那些叩头接受诏命的礼仪都像最初回答的那样。
孝武纳王皇后，其礼亦如之。其纳采、问名、纳吉、请期、亲迎，[17]皆用白雁白羊各一头，酒米各十二斛。唯纳征羊一头，玄𫄸用帛三匹，绛二匹，绢二百匹，虎皮二枚，钱二百万，玉璧一枚，马六头，酒米各十二斛，郑玄所谓五雁六礼也。其珪马之制，备物之数，校太康所奏，又有不同，官有其注。
孝武帝迎娶王皇后，礼仪也像这样。那纳采、问名、纳吉、请期、亲迎，都用白雁和白羊各一头，酒和米各十二斛。只有纳征用羊一头，黑色和浅红色的帛用帛三匹，绛色帛二匹，绢二百匹，虎皮二张，钱二百万，玉璧一枚，马六匹，酒和米各十二斛，这就是郑玄所说的五雁六礼。那些珪和马的规定，备办物品的数量，与太康年间所上奏的相比，又有不同，官府有它的注释。
古者昏、冠皆有醮，郑氏醮文三首具存。
古代婚礼和冠礼都有醮礼，郑玄的醮文三篇都保存着。
宋文帝元嘉十五年四月，皇太子纳妃，六礼文与纳后不异。百官上礼。其月壬戌，于太极殿西堂敍宴二宫队主副、司徒征北镇南三府佐、扬兖江三州纲、彭城江夏南谯始兴武陵庐陵南丰七国侍郎以上，诸二千石在都邑者，并豫会。又诏今小会可停妓乐，时有临川曹太妃服。
宋文帝元嘉十五年四月，皇太子纳妃，六礼的文书与纳后没有不同。百官进献礼物。当月壬戌日，在太极殿西堂设宴款待二宫的队主和副队主、司徒征北镇南三府的佐官、扬州兖州江州三州的纲纪、彭城江夏南谯始兴武陵庐陵南丰七国的侍郎以上官员，以及所有在都城的二千石官员，都参加宴会。又下诏说现在的小型宴会可以停止歌舞女乐，当时有临川曹太妃的丧服。
晋武帝世，更定元会注，今有咸宁注是也。傅玄元会赋曰：「考夏后之遗训，综殷、周之典艺，采秦、汉之旧仪，定元正之嘉会。」此则兼采众代可知矣。咸宁注，先正月一日，[23]守宫宿设王公卿校便坐于端门外，大乐鼓吹又宿设四厢乐及牛马帷合于殿前。夜漏未尽十刻，群臣集到，庭燎起火。上贺谒报，又贺皇后。还从云龙东中华门入谒，诣东合下便坐。漏未尽七刻，群司乘车与百官及受贽郎下至计吏，[24]皆入，诣陛部立。其陛衞者，如临轩仪。漏未尽五刻，谒者仆射、大鸿胪各奏：「群臣就位定。」漏尽，侍中奏：「外办。」皇帝出。钟鼓作，百官皆拜伏。太常导皇帝升御座。钟鼓止。百官起。大鸿胪跪奏：「请朝贺。」治礼郎赞：「皇帝延王登。」大鸿胪跪赞：「蕃王臣某等奉白璧各一，再拜贺。」太常报：「王悉登。」谒者引上殿，当御座。皇帝兴，王再拜。皇帝坐，复再拜，跪置璧御座前，复再拜。成礼讫，谒者引下殿，还故位。治礼郎引公、特进、匈奴南单于子、金紫将军当大鸿胪西，中二千石、二千石、千石、六百石当大行令西，皆北面伏。大鸿胪跪赞：「太尉、中二千石等奉璧皮帛羔雁雉，再拜贺。」太常赞：「皇帝延君登。」治礼引公至金紫将军上殿，[25]当御座。皇帝兴，皆再拜。皇帝坐，又再拜。跪置璧皮帛御座前，复再拜。成礼讫，赞者引下殿，还故位。王公置璧成礼时，大行令并赞，殿下中二千石以下同。成礼讫，以贽授受贽郎，[26]郎以璧帛付谒者，羔雁雉付太官。太乐令跪请奏雅乐。[27]以次作乐。乘黄令乃出车。皇帝罢入，百官皆坐。昼漏上水六刻，诸蛮夷胡客以次入，[28]皆再拜讫，坐。御入三刻，又出。钟鼓作。谒者仆射跪奏：「请群臣上。」谒者引王公至二千石上殿，[29]千石、六百石停本位。谒者引王诣尊酌寿酒，[30]跪授侍中。侍中跪置御座前。王还自酌，置位前。谒者跪奏：「蕃王臣某等奉觞再拜，上千万岁寿。」侍中曰：「觞已上。」百官伏称万岁。四厢乐作。百官再拜。已饮，又再拜。谒者引诸王等还本位。陛者传就席，群臣皆跪诺。侍中、中书令、尚书令各于殿上上寿酒，登歌乐升，太官令又行御酒。御酒升阶，太官令跪授侍郎，侍郎跪进御座前。乃行百官酒。太乐令跪奏：「奏登歌。」三。终，乃降。太官令跪请御饭到陛，群臣皆起。太官令持羹跪授司徒；持饭跪授大司农；尚食持案并授侍郎，侍郎跪进御座前。[31]群臣就席。太乐令跪奏：「食。举乐。」太官行百官饭案遍。食毕，太乐令跪奏：「请进儛。」儛以次作。鼓吹令又前跪奏：「请以次进众伎。」乃召诸郡计吏前，授敕戒于阶下。宴乐毕，谒者一人跪奏：「请罢退。」钟鼓作，群臣北面再拜出。江左更随事立位，大体亦无异也。宋有天下，多仍旧仪，所损益可知矣。
晋武帝时期，重新制定了元旦朝会的礼仪，现在流传的咸宁注就是。傅玄的《元会赋》说：“考察夏后氏的遗训，综合殷、周的典章制度，采纳秦、汉的旧礼仪，确定了元旦的盛大朝会。”由此可见，这是兼采了各代的礼仪。咸宁注规定，在正月一日之前，守宫令提前在端门外设置王公卿校的临时座位，太乐和鼓吹也提前在殿前设置四厢乐和牛马帷帐。夜晚漏刻还剩十刻时，群臣集合到齐，庭院中点燃火炬。群臣先向皇帝祝贺，再向皇后祝贺。然后从云龙东中华门进入拜谒，到东阁下就座。漏刻还剩七刻时，各部门官员乘车与百官以及接受礼物的郎官，下至计吏，都进入宫中，在台阶下站立。台阶上的侍卫，如同皇帝临轩的仪式。漏刻还剩五刻时，谒者仆射、大鸿胪分别上奏：“群臣已就位。”漏刻滴尽，侍中上奏：“外部准备完毕。”皇帝出宫。钟鼓奏响，百官都跪拜伏地。太常引导皇帝登上御座。钟鼓停止。百官起身。大鸿胪跪奏：“请开始朝贺。”治礼郎赞唱：“皇帝请王登殿。”大鸿胪跪赞：“藩王臣某等各献白璧一双，再拜祝贺。”太常回报：“王全部登殿。”谒者引导他们上殿，来到御座前。皇帝起身，王再拜。皇帝坐下，王又再拜，跪着将璧放在御座前，再拜。礼仪完成后，谒者引导他们下殿，回到原位。治礼郎引导公、特进、匈奴南单于之子、金紫将军站在大鸿胪西侧，中二千石、二千石、千石、六百石站在大行令西侧，都面朝北方伏地。大鸿胪跪赞：“太尉、中二千石等献上璧、皮帛、羔羊、雁、雉，再拜祝贺。”太常赞唱：“皇帝请诸君登殿。”治礼郎引导公至金紫将军上殿，来到御座前。皇帝起身，他们都再拜。皇帝坐下，他们又再拜。跪着将璧、皮帛放在御座前，再拜。礼仪完成后，赞者引导他们下殿，回到原位。王公放置璧完成礼仪时，大行令同时赞唱，殿下的中二千石以下官员相同。礼仪完成后，将礼物交给受贽郎，受贽郎将璧帛交给谒者，羔羊、雁、雉交给太官。太乐令跪请演奏雅乐。依次奏乐。乘黄令于是驾车。皇帝退朝入内，百官都坐下。白天漏刻上水六刻时，各蛮夷胡人宾客依次进入，都再拜后坐下。皇帝入内三刻后，再次出宫。钟鼓奏响。谒者仆射跪奏：“请群臣上殿。”谒者引导王公至二千石上殿，千石、六百石留在原位。谒者引导王到酒樽前酌取寿酒，跪着交给侍中。侍中跪着放在御座前。王返回自己酌酒，放在自己座位前。谒者跪奏：“藩王臣某等举杯再拜，祝皇帝千万岁寿。”侍中说：“酒杯已上。”百官伏地高呼万岁。四厢乐奏响。百官再拜。饮酒后，又再拜。谒者引导诸王等回到原位。台阶上的侍卫传令就席，群臣都跪着应答。侍中、中书令、尚书令各自在殿上献寿酒，登歌乐声响起，太官令又进献御酒。御酒送上台阶，太官令跪着交给侍郎，侍郎跪着进献到御座前。然后向百官进酒。太乐令跪奏：“演奏登歌。”三次演奏。结束后，乐师退下。太官令跪请御饭送到台阶前，群臣都起身。太官令拿着羹跪着交给司徒；拿着饭跪着交给大司农；尚食拿着食案交给侍郎，侍郎跪着进献到御座前。群臣就席。太乐令跪奏：“进食。奏乐。”太官向百官分发饭食完毕。进食结束后，太乐令跪奏：“请进舞蹈。”舞蹈依次表演。鼓吹令又上前跪奏：“请依次进献各种杂技。”于是召集各郡计吏上前，在台阶下授予敕戒。宴乐结束后，一位谒者跪奏：“请结束退朝。”钟鼓奏响，群臣面朝北方再拜后退出。东晋时期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了位置，大体上没有差异。宋朝拥有天下后，大多沿用旧礼仪，增减之处可以了解。
魏制，蕃王不得朝觐。明帝时有朝者，皆由特恩，不得以为常。晋泰始中，有司奏：「诸侯之国，其王公以下入朝者，四方各为二番，三岁而周，周则更始。若临时有故，[32]却在明年。来朝之后，更满三岁乃复，不得从本数。朝礼执璧如旧朝之制。[33]不朝之岁，各遣卿奉聘。」奏可。江左王侯不之国，其有授任居外，则同方伯刺史二千石之礼，亦无朝聘之制，此礼遂废。
曹魏的制度规定，藩王不得朝见皇帝。明帝时期有朝见的，都是出于特别恩典，不能作为常例。晋泰始年间，有关部门上奏：“诸侯封国中，王公以下入朝的人，四方各分为两批，三年一轮，轮完重新开始。如果临时有变故，推迟到明年。来朝之后，再满三年才重复，不按原来的次数计算。朝见礼仪中执璧如同旧朝的制度。不朝见的年份，各自派遣卿大夫前来聘问。”奏议被批准。东晋的王侯不去封国，如果有任职在外地的，则按照方伯、刺史、二千石的礼仪，也没有朝聘的制度，这种礼仪于是废弃。
正旦元会，设白虎樽于殿庭。樽盖上施白虎，若有能献直言者，则发此樽饮酒。案礼记，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饮酒，师旷、李调侍，鼓钟。杜蒉自外来，闻钟声曰：「安在？」曰：「在寝。」杜蒉入寝，历阶而升，酌曰：「旷饮斯。」又酌曰：「调饮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饮之，降，趋而出。平公呼而进之曰：「蒉，曩者尔心或开予，是以不与尔言。尔饮旷，何也？」曰：「子卯不乐，知悼子在堂，斯其为子卯也大矣。旷也，太师也。不以诏，是以饮之也。」「尔饮调，何也？」曰：「调也，君之亵臣也。为一饮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饮之也。」「尔饮，何也？」曰：「蒉也宰夫，唯刀匕是供，又敢与知防，是以饮也。」平公曰：「寡人亦有过焉。酌而饮寡人。」杜蒉洗而扬觯。公谓侍者曰：「如我死，则必无废斯爵。」至于今，既毕献，斯扬觯，谓之「杜举」。白虎樽，盖杜举之遗式也。画为虎，宜是后代所加，欲令言者猛如虎，无所忌惮也。
元旦朝会时，在殿庭中设置白虎樽。樽盖上装饰白虎，如果有人能进献直言，就打开这个樽饮酒。根据《礼记》，知悼子去世，尚未下葬，晋平公饮酒，师旷、李调陪侍，敲钟奏乐。杜蒉从外面进来，听到钟声说：“在哪里？”回答说：“在寝宫。”杜蒉进入寝宫，登上台阶，斟酒说：“师旷，喝这个。”又斟酒说：“李调，喝这个。”又斟酒，在堂上朝北坐下喝了，然后下台阶，快步走出。平公叫他进来问：“杜蒉，刚才你或许想开导我，所以没有和你说话。你让师旷喝酒，为什么？”杜蒉说：“子卯日不奏乐，知悼子的灵柩还在堂上，这比子卯日更严重。师旷是太师，不告知您，所以罚他喝酒。”“你让李调喝酒，为什么？”杜蒉说：“李调是您的近臣，为了吃喝，忘了君主的忧患，所以罚他喝酒。”“你自己喝酒，为什么？”杜蒉说：“我是宰夫，只负责刀匕餐具，却敢参与谏诤防患，所以罚自己喝酒。”平公说：“我也有过错。斟酒罚我。”杜蒉洗了酒杯，举起酒杯。平公对侍者说：“如果我死了，一定不要废弃这个酒杯。”直到现在，献酒结束后，举起酒杯，称为“杜举”。白虎樽，大概是杜举的遗制。画上老虎，应该是后代所加，想让进言者像老虎一样勇猛，无所顾忌。
汉以高帝十月定秦旦为岁首，至武帝虽改用夏正，然朔犹常飨会，如元正之仪。魏、晋则冬至日受万国及百僚称贺，因小会。其仪亚于岁旦，晋有其注。宋永初元年八月，诏曰：「庆冬使或遣不，事役宜省，[34]今可悉停。唯元正大庆，不得废耳。郡县遣冬使诣州及都督府者，亦宜同停。」
汉朝以高帝十月平定秦朝的日子为岁首，到武帝虽然改用夏历正月，但每月初一仍然举行宴会，如同元旦的礼仪。魏、晋则在冬至日接受万国和百官的祝贺，并举行小型宴会。其礼仪仅次于元旦，晋朝有相关注释。宋永初元年八月，下诏说：“庆贺冬至的使者有时派遣有时不派，劳役应该节省，现在可以全部停止。只有元旦大庆，不能废除。郡县派遣冬至使者到州和都督府的，也应该同样停止。”
孙权始都武昌及建业，不立郊兆。至末年太元元年十一月，祭南郊，其地今秣陵县南十余里郊中是也。晋氏南迁，立南郊于巳地，非礼所谓阳位之义也。宋孝武大明三年九月，[35]尚书右丞徐爰议：「郊祀之位，远古蔑闻。礼记『燔柴于泰坛，祭天也。』『兆于南郊，就阳位也。』汉初甘泉河东禋埋易位，终亦徙于长安南北。光武绍祚，定二郊洛阳南北。晋氏过江，悉在北。及郊兆之议，纷然不一。又南出道狭，未议开阐，遂于东南巳地创立丘坛。皇宋受命，因而弗改。且居民之中，非邑外之谓。今圣图重造，旧章毕新，南驿开涂，阳路修远。谓宜移郊正午，以定天位。」博士司马兴之、傅郁、太常丞陆澄并同爰议。乃移郊兆于秣陵牛头山西，正在宫之午地。世祖崩，前废帝即位，以郊旧地为吉祥，移还本处。
孙权最初建都武昌和建业时，没有设立郊祀的坛址。到晚年太元元年十一月，在南郊祭祀，地点在现在秣陵县南十多里的郊中。晋朝南迁后，在巳地设立南郊，不符合礼制中阳位的意思。宋孝武帝大明三年九月，尚书右丞徐爰建议：“郊祀的位置，远古没有记载。《礼记》说‘燔柴于泰坛，祭天也。’‘兆于南郊，就阳位也。’汉初在甘泉、河东祭祀，位置混乱，最终也迁到长安南北。光武帝继承帝位，确定二郊在洛阳南北。晋朝过江后，都在北面。关于郊祀坛址的议论，纷乱不一。又因南面道路狭窄，没有考虑开辟，于是在东南巳地建立丘坛。皇宋受命，沿袭未改。而且位于居民之中，不是城外之意。如今圣上重新规划，旧典全部更新，南面驿道开通，阳路修远。我认为应该将郊祀移到正南午位，以确定天位。”博士司马兴之、傅郁、太常丞陆澄都赞同徐爰的建议。于是将郊祀坛址移到秣陵牛头山西，正好在皇宫的午位。世祖去世后，前废帝即位，认为郊祀旧地吉祥，又迁回原处。
北郊，晋成帝世始立，本在覆舟山南。宋太祖以其地为乐游苑，移于山西北。后以其地为北湖，移于湖塘西北。其地卑下泥湿，又移于白石邨东。其地又以为湖，乃移于钟山北原道西，[36]与南郊相对。后罢白石东湖，北郊还旧处。
北郊，在晋成帝时期开始设立，原本在覆舟山南。宋太祖将这块地改为乐游苑，于是移到山西北。后来这块地改为北湖，又移到湖塘西北。那里地势低洼泥泞，又移到白石村东。这块地又改为湖，于是移到钟山北原道西，与南郊相对。后来废弃白石东湖，北郊迁回原处。
南郊，皇帝散斋七日，致斋三日。官掌清者亦如之。致斋之朝，御太极殿幄坐。著绛纱袍，黑介帻，通天金博山冠。先郊日未晡五刻，夕牲。公卿京兆尹众官悉坛东就位，太祝史牵牲入。到榜，禀牺令跪白：「请省牲。」举手曰：「腯。」太祝令绕牲，举手曰：「充。」太祝令牵牲诣庖。以二陶豆酌毛血，其一奠皇天神座前，其一奠太祖神座前。郊之日未明八刻，太祝令进馔，郎施馔。牲用玺栗二头，群神用牛一头。醴用秬鬯，藉用白茅。玄酒一器，器用匏陶，以瓦樽盛酒，瓦圩斟酒。璧用苍玉。蒯席各二，不设茵蓐。古者席藁，晋江左用蒯。车驾出，百官应斋及从驾填街先置者，各随申摄从事。上水一刻，御服龙衮，平天冠，升金根车，到坛东门外。博士、太常引入到黑攒。太祝令跪执匏陶，酒以灌地。皇帝再拜，兴。群臣皆再拜伏。治礼曰：「兴。」博士、太常引皇帝至南阶，脱舄升坛，诣罍盥。黄门侍郎洗爵，跪授皇帝。执樽郎授爵，酌秬鬯授皇帝。跪奠皇天神座前，再拜，兴。次诣太祖配天神座前，执爵跪奠，如皇天之礼。南面北向，一拜伏。太祝令各酌福酒，合置一爵中，跪进皇帝，再拜伏。饮福酒讫，博士、太常引帝从东阶下，还南阶。谒者引太常升坛，亚献。谒者又引光禄升坛，终献。讫。各降阶还本位。太祝送神，跪执匏陶，酒以灌地。兴。直南行出坛门，治礼举手白，群臣皆再拜伏。皇帝盘，治礼曰：「兴。」博士跪曰：「祠事毕，就燎。」博士、太常引皇帝就燎位，当坛东阶，皇帝南向立。太祝令以案奉玉璧牲体爵酒黍饭诸馔物，登柴坛施设之。治礼举手曰：「可燎。」三人持火炬上。火发。太祝令等各下坛。坛东西各二十人，以炬投坛，火半柴倾。博士仰白：「事毕。」皇帝出便坐。解严。天子有故，则三公行事，而太尉初献，其亚献、终献，犹太常、光禄勋也。北郊斋、夕牲、进熟，及乘舆百官到坛三献，悉如南郊之礼；唯事讫，太祝令牲玉馔物诣埳置牲上讫，又以一牲覆其上。治礼举手曰：「可埋。」二十人俱时下土。填埳欲半，博士仰白：「事毕。」帝出。自魏以来，多使三公行事，乘舆罕出矣。魏及晋初，仪注虽不具存，所损益汉制可知也。江左以后，官有其注。
南郊祭祀时，皇帝要散斋七日，致斋三日。负责清洁的官员也照此办理。致斋那天早晨，皇帝在太极殿的帷帐中就坐，穿着绛纱袍，戴着黑介帻和通天金博山冠。在郊祭前一天下午未时五刻，进行夕牲仪式。公卿、京兆尹等官员都在祭坛东边就位，太祝史牵着牺牲进入。到达后，禀牺令跪下报告：“请检查牺牲。”然后举手说：“肥壮。”太祝令绕着牺牲走一圈，举手说：“充足。”太祝令牵着牺牲到厨房。用两个陶豆盛取毛血，一个放在皇天神座前，一个放在太祖神座前。郊祭当天天亮前八刻，太祝令进献祭品，郎官摆放祭品。牺牲用两只栗色的牛，群神用一头牛。甜酒用黑黍酿造的香酒，垫子用白茅。玄酒用一件陶器盛放，用瓦樽装酒，瓦勺斟酒。玉璧用苍玉。蒯席各两张，不设垫褥。古代用草席，晋朝在江南用蒯草席。皇帝车驾出行，百官中应斋戒和随驾填街的，各自按命令行事。上水一刻，皇帝穿着龙衮，戴着平天冠，登上金根车，到达祭坛东门外。博士和太常引导进入黑帐。太祝令跪下拿着陶器，把酒浇在地上。皇帝两次跪拜，起身。群臣都两次跪拜伏地。治礼官说：“起身。”博士和太常引导皇帝到南阶，脱鞋登上祭坛，到罍前洗手。黄门侍郎清洗酒爵，跪下交给皇帝。执樽郎递过酒爵，斟上黑黍香酒交给皇帝。皇帝跪下把酒放在皇天神座前，两次跪拜，起身。然后到太祖配天神座前，拿着酒爵跪下放酒，和祭皇天的礼仪一样。面向南背向北，一次跪拜伏地。太祝令各自斟上福酒，合在一个酒爵中，跪下进献给皇帝，皇帝两次跪拜伏地。喝完福酒后，博士和太常引导皇帝从东阶下来，回到南阶。谒者引导太常登上祭坛，进行第二次献酒。谒者又引导光禄登上祭坛，进行第三次献酒。结束后，各自下阶回到原位。太祝送神，跪下拿着陶器，把酒浇在地上。起身。径直向南走出坛门，治礼官举手示意，群臣都两次跪拜伏地。皇帝盘桓，治礼官说：“起身。”博士跪下说：“祭祀完毕，进行燎祭。”博士和太常引导皇帝到燎祭位置，在祭坛东阶，皇帝面向南站立。太祝令用案桌捧着玉璧、牺牲、酒爵、酒、黍饭等祭品，登上柴坛摆放。治礼官举手说：“可以燎祭了。”三个人拿着火炬上去。火点燃。太祝令等人各自下坛。祭坛东西两边各二十人，把火炬扔到坛上，火烧到一半柴堆倾倒。博士抬头报告：“事情完毕。”皇帝出去到便座休息。解除警戒。如果天子有事，就由三公主持祭祀，太尉进行初献，亚献和终献仍由太常和光禄勋负责。北郊的斋戒、夕牲、进熟，以及皇帝百官到祭坛的三献，都完全按照南郊的礼仪；只是事情结束后，太祝令把牺牲、玉璧、祭品送到坑中放在牺牲上，再用另一头牺牲盖在上面。治礼官举手说：“可以埋了。”二十人同时填土。坑填到一半时，博士抬头报告：“事情完毕。”皇帝出来。从魏朝以来，大多让三公主持祭祀，皇帝很少出宫了。魏朝和晋朝初年，礼仪注虽然不完整，但从汉朝制度的增减可以知道。江南以后，官府有完整的礼仪注。
魏文帝诏曰：「汉氏不拜日于东郊，而旦夕常于殿下东面拜日，烦亵似家人之事，非事天郊神之道也。」黄初二年正月乙亥，朝日于东门之外。按礼，天子以春分朝日于东，秋分夕月于西，今正月，非其时也。汉郊祀志，[37]帝郊泰畤，平旦出竹宫东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此为即用郊日，不俟二分也。明帝太和元年二月丁亥朔，[38]朝日于东郊，八月己丑，夕月于西郊，此古礼也。白虎通：「王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此其义也。尚书大传，迎日之词曰：「维某年某月上日。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维予一人。某敬拜迎日于郊。」吴时郎陈融奏东郊颂，吴时亦行此礼也。晋武帝太康二年，有司奏：「春分依旧请车驾祀朝日，[39]寒温未适，可不亲出。」诏曰：「礼仪宜有常；如所奏，[40]与故太尉所撰不同，复为无定制。间者方难未平，故每从所奏。今戎事弭息，唯此为大。」案此诏，帝复为亲朝日也。此后废。
魏文帝下诏说：“汉朝不在东郊拜日，而是早晚常在宫殿下面向东拜日，烦琐亵渎，像是家事，不是侍奉上天祭祀神灵的道理。”黄初二年正月乙亥日，在东门外朝拜太阳。按礼制，天子在春分时在东边朝拜太阳，秋分时在西边祭祀月亮，现在正月，不是合适的时候。《汉书·郊祀志》记载，皇帝在泰畤祭祀，清晨出竹宫向东拱手拜日，傍晚向西拱手拜月。这是直接在祭祀当天进行，不等到春分秋分。明帝太和元年二月丁亥初一，在东郊朝拜太阳，八月己丑，在西郊祭祀月亮，这是古礼。《白虎通》说：“君王以天为父、以地为母，以日为兄、以月为姊”，就是这个意思。《尚书大传》中迎日的祝词说：“在某年某月某日。光明照耀上下，勤勉施于四方，广泛地呈现和穆，只有我一人。某人恭敬地在郊外拜迎太阳。”吴国时郎官陈融上奏《东郊颂》，吴国也实行这个礼仪。晋武帝太康二年，有关部门上奏：“春分按照旧例请皇帝车驾祭祀朝日，但天气寒暖不适，可以不必亲自出行。”皇帝下诏说：“礼仪应该有常规；按照所奏，与已故太尉所撰写的不同，又成了没有定制。近来战乱未平，所以常常听从所奏。现在战事平息，只有这件事最重要。”根据这个诏书，皇帝又亲自朝拜太阳了。此后这项礼仪被废除。
殷祠，皇帝散斋七日，致斋三日。百官清者亦如之。[41]致斋之日，御太极殿幄坐，著绛纱袍，黑介帻，通天金博山冠。祠之日，车驾出，百官应斋从驾留守填街先置者，各依宣摄从事。上水一刻，皇帝著平冕龙衮之服，升金根车，到庙北门讫。治礼、谒者各引太乐、太常、光禄勋、三公等皆入在位。皇帝降车入庙，脱舄，盥及洗爵，讫，升殿。初献，奠爵，乐奏。太祝令跪读祝文，讫，进奠神座前，皇帝还本位。博士引太尉亚献，讫，谒者又引光禄勋终献。凡禘祫大祭，则神主悉出庙堂，为昭穆以安坐，不复停室也。晋氏又有阴室四殇，治礼引阴室以次奠爵于馔前。其功臣配飨者，设坐于庭，谒者奠爵于馔前。皇帝不亲祠，则三公行事，而太尉初献，太常亚献，光禄勋终献也。四时祭祀，亦皆于将祭必先夕牲，其仪如郊。
殷祭时，皇帝散斋七天，致斋三天。百官中负责清洁的也照此办理。致斋那天，皇帝在太极殿的帷帐中就坐，穿着绛纱袍，戴着黑介帻和通天金博山冠。祭祀那天，皇帝车驾出行，百官中应斋戒、随驾、留守、填街的，各自按命令行事。上水一刻，皇帝戴着平冕、穿着龙衮，登上金根车，到达宗庙北门后。治礼官和谒者各自引导太乐、太常、光禄勋、三公等进入就位。皇帝下车进入宗庙，脱鞋，洗手并清洗酒爵，完成后，登上殿堂。初献时，放置酒爵，奏乐。太祝令跪下宣读祝文，完成后，进献并放置在神座前，皇帝回到原位。博士引导太尉进行亚献，完成后，谒者又引导光禄勋进行终献。凡是禘祫大祭，神主都从庙室中请出，按昭穆次序安坐，不再停留在室中。晋朝还有阴室四殇，治礼官引导阴室依次在祭品前放置酒爵。那些功臣配享的，在庭院中设座，谒者在祭品前放置酒爵。皇帝不亲自祭祀时，就由三公主持，太尉进行初献，太常进行亚献，光禄勋进行终献。四季的祭祀，也都在祭祀前必须先进行夕牲仪式，其礼仪与郊祭相同。
晋武帝泰始七年四月，帝将亲祠，车驾夕牲，而仪注还不拜。诏问其故。博士奏：「历代相承如此。」帝曰：「非致敬宗庙之礼也。」于是实拜而还，遂以为制。太康中，有司奏议，十一月一日合朔奠、冬烝、夕牲同日，可有司行事。诏曰：「夕牲而令有司行事，非也。改择上旬他日。」案此则武帝夕牲必躬临拜，而江左以来复止也。晋元帝建武元年三月辛卯，即晋王位，[42]行天子殷祭之礼，非常之事也。孝武太元十一年九月，皇女亡及应烝祠。中书侍郎范宁奏：「案丧服传，有死宫中者，三月不举祭，不别长幼之与贵贱也。皇女虽在婴孩，臣窃以为疑。」于是尚书奏使三公行事。昔汉灵帝世，立春尚斋迎气东郊，尚书左丞殴杀陌使于南书寺，于是诏书曰：「议郎蔡邕、博士任敏，问可斋祠不？得无不宜？」邕等对曰：「按上帝之祠，无所为废。宫室至大，陌使至微，日又宽，可斋无疑。」宁非不知有此议，然不从也。魏及晋初，祭仪虽不具存，江左则备矣。官有其注。
晋武帝泰始七年四月，皇帝将要亲自祭祀，车驾去进行夕牲仪式，但礼仪注规定不跪拜。皇帝下诏询问原因。博士上奏说：“历代都是这样沿袭的。”皇帝说：“这不是向宗庙表达敬意的礼仪。”于是真正跪拜后才返回，并以此定为制度。太康年间，有关部门上奏建议，十一月一日合朔祭、冬烝、夕牲在同一天，可以由有关部门主持。皇帝下诏说：“夕牲却让有关部门主持，是不对的。改选上旬的其他日子。”根据此事可知，武帝对夕牲必定亲自到场跪拜，但江南以来又停止了。晋元帝建武元年三月辛卯日，登上晋王位，举行天子殷祭之礼，这是非常规的事情。孝武帝太元十一年九月，皇女去世，正值应举行烝祭。中书侍郎范宁上奏：“根据《丧服传》，宫中有死者，三个月内不举行祭祀，不分长幼贵贱。皇女虽然还是婴儿，臣私下对此有疑虑。”于是尚书上奏让三公主持祭祀。从前汉灵帝时，立春时还在斋戒迎接东郊的阳气，尚书左丞在南书寺打死了一个陌使，于是下诏说：“议郎蔡邕、博士任敏，询问是否可以斋戒祭祀？会不会不合适？”蔡邕等人回答说：“按照上帝祭祀，没有什么可废除的。宫室极大，陌使极小，时间又宽裕，可以斋戒无疑。”范宁并非不知道有这个议论，但并没有听从。魏朝和晋朝初年，祭祀礼仪虽然不完整，但江南就完备了。官府有相应的礼仪注。
祭祀太社、帝社、太稷，通常在每年二月和八月的两个社日进行。太祝令进行夕牲和进熟，如同郊祭和宗庙的礼仪。由司空、太常、大司农进行三献。官府有相应的礼仪注。《周礼》规定由君王亲自祭祀，但汉朝以来，由有关部门主持。
汉安帝元初六年，立六宗祠于国西北戌亥地，[43]祠仪比泰社。
汉安帝元初六年，在国都西北的戌亥方位建立六宗祠，祭祀礼仪与太社相同。
日月将交会，太史上合朔。尚书先事三日，宣摄内外，戒严。挚虞决疑曰：「凡救蚀者，皆著赤帻，以助阳也。日将蚀，天子素服避正殿，内外严警，太史登灵台，伺候日变。更伐鼓于门，闻鼓音，侍臣皆著赤帻，带剑入侍。三台令史以上，皆各持剑立其户前。衞尉卿驰绕宫，伺察守备，周而复始。日复常，乃皆罢。」鲁昭公十七年，六月朔，日有蚀之。祝史请所用币，[44]叔孙昭子曰：「日有蚀之，天子不举乐，[45]伐鼓于社；诸侯用币于社，伐鼓于朝，礼也。」又以赤丝为绳系社，祝史陈辞以责之。社，勾龙之神，天子之上公，故责之。合朔，官有其注。
日月将要交会时，太史上报合朔的日期。尚书在事前三天，传令内外，进行戒严。挚虞在《决疑》中说：“凡是救日食的人，都戴着红色头巾，以助阳气。太阳将要被食时，天子穿着素服避开正殿，内外严密警戒，太史登上灵台，观察太阳的变化。同时在宫门击鼓，听到鼓声，侍臣都戴上红色头巾，佩剑入宫侍奉。三台令史以上官员，都各自持剑站在门前。卫尉卿骑马绕宫巡视，检查守备，周而复始。太阳恢复正常后，才全部停止。”鲁昭公十七年，六月初一，发生日食。祝史请示所用的祭品，叔孙昭子说：“发生日食时，天子不奏乐，在社庙击鼓；诸侯在社庙用祭品，在朝廷击鼓，这是礼制。”又用红色丝绳系在社庙上，祝史陈述言辞来责备它。社是勾龙的神灵，是天子的上公，所以责备它。合朔的礼仪，官府有相应的注文。
昔汉建安中，将正会，而太史上言正旦当日蚀，朝士疑会不。共诣尚书令荀文若咨之。时广平计吏刘劭在坐，曰：「梓慎、裨灶，古之良史，犹占水火，错失天时。礼诸侯旅见天子，入门不得终礼者四，日蚀在一。然则圣人垂制，不为变异豫废朝礼者，或灾消异伏，或推术谬误也。」文若及众人咸喜而从之，遂朝会如旧，日亦不蚀。劭由此显名，魏史美而书之。
从前汉朝建安年间，将要举行正旦朝会，太史上报说正月初一将发生日食，朝中官员怀疑是否还要举行朝会。大家一起去向尚书令荀彧咨询。当时广平郡的计吏刘劭在座，说：“梓慎、裨灶是古代优秀的史官，尚且占卜水火时出错，错过天时。礼制规定，诸侯一同朝见天子，进门后不能完成礼仪的情况有四种，日食是其中之一。然而圣人制定制度，不因为变异而预先废除朝礼，是因为有时灾祸消除、异象隐藏，有时推算方法有误。”荀彧和众人都很高兴并听从了他，于是照常举行朝会，太阳也没有发生日食。刘劭因此名声显扬，魏史赞美并记载了这件事。
魏高贵乡公正元二年三月朔，太史奏日蚀而不蚀。晋文王时为大将军，大推史官不验之负。史官答曰：「合朔之时，或有日掩月，或有月掩日。月掩日，则蔽障日体，使光景有亏，故谓之日蚀。日掩月，则日于月上过，谓之阴不侵阳，虽交无变。日月相掩必食之理，[46]无术以知，是以尝禘郊社，日蚀则接祭，是亦前代史官不能审蚀也。自汉故事，以为日蚀必当于交。每至其时，申警百官，以备日变。故甲寅诏有备蚀之制，无考负之法。古来黄帝、颛顼、夏、殷、周、鲁六历，皆无推日蚀法，但有考课疏密而已。负坐之条，由本无术可课，非司事之罪。」乃止。
魏高贵乡公正元二年三月初一，太史上奏说会发生日食，但实际没有发生。晋文王当时任大将军，严厉追究史官预报不准确的过失。史官回答说：“在合朔的时候，有时是太阳遮掩月亮，有时是月亮遮掩太阳。月亮遮掩太阳，就会遮蔽太阳本体，使光线有亏损，所以称为日食。太阳遮掩月亮，就是太阳从月亮上面经过，称为阴不侵阳，虽然交会但没有变化。日月相互遮掩一定会发生日食的道理，没有方法可以预知，因此在进行尝祭、禘祭、郊祭、社祭时，如果发生日食就接着祭祀，这也是前代史官不能准确判断日食的原因。从汉朝以来的惯例，认为日食一定发生在交会时。每到这个时候，就告诫百官，以防备太阳的变化。所以甲寅诏书中有防备日食的制度，没有追究过失的法规。自古以来，黄帝、颛顼、夏、殷、周、鲁六种历法，都没有推算日食的方法，只有考核疏密程度而已。追究责任的条款，因为本来没有方法可以考核，不是主管官员的罪过。”于是不再追究。
晋武帝咸宁三年、四年，并以正旦合朔却元会，改魏故事也。
晋武帝咸宁三年和四年，都因为正月初一合朔而推迟了元旦朝会，改变了魏朝的旧例。
晋元帝太兴元年四月合朔，中书侍郎孔愉奏曰：「春秋日有蚀之，天子伐鼓于社，攻诸阴也。诸侯伐鼓于朝，臣自攻也。案尚书符，若日有变，便伐鼓于诸门，有违旧典。」诏曰：「所陈有正义，辄敕外改之。」
晋元帝太兴元年四月合朔，中书侍郎孔愉上奏说：“《春秋》记载发生日食时，天子在社庙击鼓，这是攻击阴气。诸侯在朝廷击鼓，这是臣子自我攻击。根据尚书省的符令，如果太阳有变化，就在各宫门击鼓，这违背了旧典。”皇帝下诏说：“你所陈述的有道理，立即命令外朝改正。”
至康帝建元元年，太史上元日合朔，朝士复疑应却会与否。庾冰辅政，写刘劭议以示八坐，于时有谓劭为不得礼意，荀文若从之，是胜人之一失。故蔡谟遂著议非之曰：「劭论灾消异伏，又以慎、灶犹有错失，太史上言亦不必审，其理诚然也。而云圣人垂制，不为变异豫废朝礼，此则谬矣。灾祥之发，所以谴告人君，王者所重诫。故素服废乐，退避正寝，百官降物，用币伐鼓，躬亲而救之。夫敬诫之事，与其疑而废之，宁慎而行之。故孔子、老聃助葬于巷党，以丧不见星而行，故日蚀而止柩，曰安知其不见星也。今史官言当蚀，亦安知其不蚀乎？夫子、老聃豫行见星之防，而劭废之，是弃圣贤之成规也。鲁桓公壬申有灾，而以乙亥尝祭，春秋讥之。灾事既过，犹追惧未已，故废宗庙之祭；况闻天眚将至，行庆乐之会，于礼乖矣。礼记所云『诸侯入门不得终礼者』，谓日官不豫言，诸侯既入，见蚀乃知耳；非先闻当蚀，而朝会不废也。劭引此，可谓失其义指。刘劭所执者礼记也；夫子、老聃巷党之事，亦礼记所言，复违而反之，进退无据。荀令所善，汉朝所从，遂使此言至今见称，莫知其谬。后来君子，将拟以为式，故正之云尔。」于是冰从众议，遂以却会。
到了晋康帝建元元年，太史令报告元旦那天有日食，朝中官员又怀疑是否应该取消朝会。庾冰辅政，抄写刘劭的议论给八座官员看，当时有人认为刘劭没有领会礼制的本意，荀文若（荀彧）听从他的意见，是智者千虑中的一失。所以蔡谟就撰写议论批评他说：“刘劭谈论灾祸消除、异象潜伏，又引用郑国大夫裨灶、子产还有错误，太史令的报告也不一定准确，这个道理确实如此。但他说圣人制定礼制，不因为变异而预先废除朝礼，这就错了。灾祥的发生，是用来谴责告诫君主的，是帝王所重视的警戒。所以君主穿素服、停止奏乐，退居偏殿，百官降低服饰规格，用玉帛、击鼓，亲自去救助。对于敬慎警戒的事情，与其因怀疑而废除，不如谨慎地实行。所以孔子、老子在巷党帮助办丧事，因为丧事不能在天没星星时出行，所以遇到日食就停下灵柩，说怎么知道不会看不见星星呢？现在史官说应当有日食，又怎么知道不会发生呢？孔子、老子预先采取防范看不见星星的措施，而刘劭却废除它，这是抛弃圣贤的既定规则。鲁桓公在壬申日发生灾祸，却在乙亥日举行尝祭，《春秋》讥讽这件事。灾祸已经过去，尚且追悔恐惧不已，所以废除宗庙的祭祀；何况听说天灾将要到来，却举行庆贺欢乐的朝会，这在礼制上是违背的。《礼记》所说的‘诸侯进门后不能完成礼仪的情况’，是指日官没有预先报告，诸侯已经进入，看到日食才知道；不是事先听说应当有日食，而朝会却不废除。刘劭引用这个说法，可以说是失去了它的本义。刘劭所依据的是《礼记》；孔子、老子在巷党的事，也是《礼记》所说的，他又违背并反对它，进退都没有根据。荀令君（荀彧）认为好，汉朝所遵从，于是使这个说法至今被称道，没有人知道它的错误。后来的君子，将把它作为典范，所以纠正它。”于是庾冰听从了众人的意见，就取消了朝会。
至永和中，殷浩辅政，又欲从刘劭议不却会。王彪之据咸宁、建元故事，又曰：「礼云，诸侯旅见天子，不得终礼而废者四，自谓卒暴有之，非为先存其事而徼幸史官推术缪错，故不豫废朝礼也。」于是又从彪之，相承至今。
到了晋穆帝永和年间，殷浩辅政，又想听从刘劭的议论不取消朝会。王彪之依据咸宁、建元年间的旧例，又说：“《礼记》说，诸侯一起朝见天子，不能完成礼仪而废除的有四种情况，这说的是突然发生的情况，不是事先知道有这件事而侥幸史官推算错误，所以不预先废除朝礼。”于是又听从了王彪之的意见，相承至今。
耕籍之礼尚矣，汉文帝修之。及昭帝幼即大位，耕于钩盾弄田。明帝永平十五年二月，东巡，耕于下邳。章帝元和三年正月北巡，耕于怀县。魏三祖皆亲耕籍。晋武帝泰始四年，有司奏始耕祠先农，可令有司行事。诏曰：「夫民之大事，在祀与农。是以古之圣王，躬耕帝籍，以供郊庙之粢盛，且以训化天下。近代以来，耕籍止于数步中，空有慕古之名，曾无供祀训农之实，而有百官车徒之费。今修千亩之制，当与群公卿士，躬稼穑之艰难，以帅先天下。主者详具其制，并下河南处田地于东郊之南，洛水之北，平良中水者。若无官田，随宜便换，不得侵民人也。」自此之后，其事便废。史注载多有阙。江左元、哀二帝，将修耕籍，贺循等所上注，及裴宪为胡中所定仪，又未详允。
耕籍的礼仪由来已久，汉文帝恢复了它。到汉昭帝年幼即位，在钩盾弄田耕种。汉明帝永平十五年二月，东巡，在下邳耕种。汉章帝元和三年正月北巡，在怀县耕种。魏国三位祖先都亲自耕种籍田。晋武帝泰始四年，有关部门上奏说开始耕种时祭祀先农，可以让有关部门行事。诏书说：“民众的大事，在于祭祀和农业。所以古代的圣王，亲自耕种帝籍，用来供给郊庙的祭品，并且用来教化天下。近代以来，耕籍只限于几步之内，空有仰慕古人的名声，却没有供祭祀、训农事的实际，反而有百官车马的耗费。现在恢复千亩的制度，应当与公卿士大夫一起，亲身经历耕种的艰难，来为天下表率。主管者详细制定制度，并下令河南府在东郊之南、洛水之北，选择平坦肥沃、水源充足的土地。如果没有官田，就根据情况调换，不得侵占百姓的土地。”从此以后，这件事就废弛了。史书记载多有缺失。东晋的元帝、哀帝，想要恢复耕籍，贺循等人所上的注释，以及裴宪为胡人所制定的礼仪，又不够详细公允。
元嘉二十年，太祖将亲耕，以其久废，使何承天撰定仪注。史学生山谦之已私鸠集，因以奏闻。乃下诏曰：「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一夫辍耕，饥者必及。食廪既实，礼节以兴。自顷在所贫耗，家无宿积，阴阳暂偏，则人怀愁垫；年或不稔，而病乏比室。诚由政德未孚，以臻斯弊，抑亦耕桑未广，地利多遗。宰守微化导之方，萌庶忘勤分之义。永言弘济，明发载怀。虽制令亟下，终莫惩劝，而坐望滋殖，庸可致乎。有司其班宣旧条，务尽敦课。游食之徒，咸令附业。考核勤惰，行其诛赏；观察能殿，严加黜陟。古者从时脉土，以训农功，躬耕帝籍，敬供粢盛。仰瞻前王，思遵令典，便可量处千亩，考卜元辰。朕当亲率百辟，致礼郊甸。庶几诚素，奖被斯民。」于是斟酌众条，造定图注。先立春九日，尚书宣摄内外，各使随局从事。司空、大农、京尹、令、尉，度宫之辰地八里之外，整制千亩，开阡陌。立先农坛于中阡西陌南，御耕坛于中阡东陌北。将耕，宿设青幕于耕坛之上。皇后帅六宫之人出穜稑之种，付籍田令。耕日，太祝以一太牢告祠先农，悉如祠帝社之仪。孟春之月，择上辛后吉亥日，御乘耕根三盖车，驾苍驷，青旗，著通天冠，青帻，朝服青衮，带佩苍玉。蕃王以下至六百石皆衣青。唯三台武衞不耕，不改服章。车驾出，众事如郊庙之仪。车驾至籍田，侍中跪奏：「尊降车。」临坛，大司农跪奏：「先农已享，请皇帝亲耕。」太史令赞曰：「皇帝亲耕。」三推三反。于是群臣以次耕，王公五等开国诸侯五推五反，孤卿大夫七推七反，士九推九反。籍田令率其属耕，竟亩，洒种，即耰，礼毕。
元嘉二十年，宋太祖（刘义隆）将要亲自耕种，因为这项礼仪久已废弛，让何承天撰写制定礼仪注疏。史学生山谦之已经私下收集资料，于是上奏报告。于是下诏说：“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以粮食为天。一个农夫停止耕种，饥饿的人必定会受到影响。粮仓充实了，礼节就会兴盛。近来各地贫困消耗，家中没有隔夜之粮，阴阳稍有失调，人们就心怀愁苦；年成有时歉收，家家都困苦贫乏。这确实是因为政教德化未能深入人心，才导致这些弊端，或者也是因为耕种养蚕不够广泛，土地资源多有浪费。地方长官缺乏教化引导的方法，百姓忘记了勤勉本分的道理。长久以来想大力救助，彻夜思考。虽然法令多次下达，终究没有起到惩戒劝勉的作用，而空等财富增长，怎么能达到呢？有关部门应当颁布旧有的条例，务必尽力督促劝勉。游手好闲的人，都要让他们归附本业。考核勤惰，实行赏罚；观察官员的才能优劣，严格进行升降。古代顺应时节、观察土地，来教导农事，亲自耕种帝籍，恭敬地供给祭品。仰慕前代帝王，想遵循好的典章，现在就可以量定千亩土地，占卜选择吉日。我将亲自率领百官，到郊外行礼。希望以真诚之心，奖励这些百姓。”于是斟酌各种条例，制定图注。在立春前九天，尚书宣布协调内外，各人根据职责行事。司空、大司农、京兆尹、县令、县尉，测量皇宫辰地八里之外，整治千亩土地，开辟阡陌。在中阡西陌南设立先农坛，在中阡东陌北设立御耕坛。将要耕种时，预先在耕坛上设置青色帐篷。皇后率领六宫之人拿出早熟晚熟的种子，交给籍田令。耕种那天，太祝用一头太牢祭祀先农，完全按照祭祀帝社的礼仪。孟春之月，选择上辛日之后的吉利亥日，皇帝乘坐耕根三盖车，用四匹青马拉车，竖青色旗帜，戴通天冠，青色头巾，穿青色衮服朝服，佩戴苍玉。藩王以下到六百石官员都穿青色衣服。只有三台武卫不耕种，不改变服饰。车驾出行，各种事务如同郊庙的礼仪。车驾到达籍田，侍中跪下上奏：“请陛下下车。”来到坛前，大司农跪下上奏：“先农已经享用祭品，请皇帝亲自耕种。”太史令赞礼说：“皇帝亲自耕种。”推三次，往返三次。然后群臣依次耕种，王公五等开国诸侯推五次，往返五次；孤卿大夫推七次，往返七次；士推九次，往返九次。籍田令率领他的属下耕种，耕完一亩，撒种，然后覆土，礼仪结束。
魏氏虽天子耕籍，其蕃镇诸侯，并阙百亩之礼。晋武帝末，有司奏：「古诸侯耕籍百亩，躬秉耒耜，以奉社稷宗庙，以劝率农功。今诸王治国，宜修耕籍之义。」然未施行。宋太祖东耕后，乃班下州郡县，悉备其礼焉。
魏氏虽然天子耕种籍田，但藩镇诸侯都缺少百亩的礼仪。晋武帝末年，有关部门上奏：“古代诸侯耕种籍田百亩，亲自拿着农具，来供奉社稷宗庙，来劝勉农事。现在诸王治理封国，应该恢复耕籍的礼仪。”但没有施行。宋太祖东耕之后，才颁布到州郡县，全部完备了这项礼仪。
周礼，王后帅内外命妇，蚕于北郊。汉则东郊，非古也。魏则北郊，依周礼也。晋则西郊，宜是与籍田对其方也。魏文帝黄初七年正月，命中宫蚕于北郊。按韦诞后蚕颂，则于时汉注已亡，更考撰其仪也。及至晋氏，先蚕多采魏法。晋武帝太康六年，散骑常侍华峤奏：「先王之制，天子诸侯亲耕千亩，后夫人躬蚕桑宫。今陛下以圣明至仁，修先王之绪，皇后体资生之德，合配干之义，而教道未先，蚕礼尚阙。以为宜依古式，备斯盛典。」诏曰：「古者天子亲籍以供粢盛，后夫人躬蚕以备祭服。所以聿遵孝敬，明教示训也。今籍田有制，而蚕礼不修。中间务多，未暇崇备。今天下无事，宜修礼以示四海。其详依古典及近代故事，以参今宜。明年施行。」于是使侍中成粲草定其仪。皇后采桑坛在蚕室西，帷宫中门之外，桑林在其东，先蚕坛在宫外门之外而东南。取民妻六人为蚕母。蚕将生，择吉日，皇后著十二笄，依汉魏故事，衣青衣，乘油盖云母安车，驾六马。女尚书著貂蝉，佩玺，陪乘，载筐钩。公主、三夫人、九嫔、世妇、诸太妃、公太夫人、公夫人，及县乡君、郡公侯特进夫人、外世妇、命妇，皆步摇、衣青，各载筐钩从。蚕桑前一日，蚕宫生蚕著薄上。躬桑日，太祝令以一太牢祠先蚕。皇后至西郊，升坛，公主以下陪列坛东。皇后东面躬桑，采三条；诸妃公主各采五条；县乡君以下各采九条。悉以桑授蚕母。还蚕室。事讫，皇后还便坐，公主以下以次就位，设飨赐绢各有差。宋孝武大明四年，又修此礼。
《周礼》规定，王后率领内外命妇，在北郊养蚕。汉代则在东郊，不符合古制。魏国在北郊，遵循《周礼》。晋朝在西郊，应该是与籍田相对的方向。魏文帝黄初七年正月，命令皇后在北郊养蚕。根据韦诞的《后蚕颂》，当时汉代的注疏已经失传，重新考订撰写了礼仪。到了晋朝，先蚕礼大多采用魏国的做法。晋武帝太康六年，散骑常侍华峤上奏：“先王的制度，天子诸侯亲自耕种千亩，王后夫人亲自在蚕宫养蚕。现在陛下以圣明至仁，继承先王的事业，皇后体察资生万物的德行，符合配天的意义，但教化之道尚未领先，蚕礼还有缺失。我认为应该依照古代的模式，完备这项盛典。”诏书说：“古代天子亲自耕种籍田来供给祭品，王后夫人亲自养蚕来准备祭服。这是为了遵循孝敬之道，明确教化、显示训导。现在籍田有制度，而蚕礼没有修明。中间事务繁多，没有时间完备。现在天下无事，应该修明礼仪来昭示四海。详细依照古典和近代旧例，参考当今的适宜情况。明年施行。”于是让侍中成粲起草制定礼仪。皇后的采桑坛在蚕室西边，帷宫的中门之外，桑林在它的东边，先蚕坛在宫外门之外的东南方。选取百姓的妻子六人作为蚕母。蚕将要孵化时，选择吉日，皇后戴十二支簪，依照汉魏旧例，穿青色衣服，乘坐油盖云母安车，用六匹马驾车。女尚书戴貂蝉冠，佩带印玺，陪乘，装载筐和钩。公主、三夫人、九嫔、世妇、各位太妃、公太夫人、公夫人，以及县乡君、郡公侯特进夫人、外世妇、命妇，都戴步摇，穿青色衣服，各自装载筐和钩跟随。养蚕前一天，蚕宫把蚕放在蚕箔上。亲自采桑那天，太祝令用一头太牢祭祀先蚕。皇后到达西郊，登上祭坛，公主以下在坛东陪列。皇后面向东方亲自采桑，采三条；各位妃子公主各采五条；县乡君以下各采九条。全部把桑叶交给蚕母。然后返回蚕室。事情完毕，皇后回到便座，公主以下依次就位，设宴赏赐绢帛各有等差。宋孝武帝大明四年，又修明了这项礼仪。
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魏国作泮宫于邺城南。魏文帝黄初五年，立太学于洛阳。齐王正始中，刘馥上疏曰：「黄初以来，崇立太学，二十余年，而成者盖寡。由博士选轻，诸生避役，高门子弟，耻非其伦，故无学者。虽有其名，而无其实，虽设其教，而无其功。宜高选博士，取行为人表，经任人师者，掌教国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孙，年从十五，皆入太学。明制黜陟，陈荣辱之路。」不从。晋武帝泰始八年，有司奏：「太学生七千余人，才任四品，听留。」诏：「已试经者留之，其余遣还郡国。大臣子弟堪受教者，令入学。」咸宁二年，起国子学，盖周礼国之贵游子弟所谓国子，受教于师氏者也。太康五年，修作明堂、辟雍、灵台。
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魏国在邺城南边建造了泮宫。魏文帝黄初五年，在洛阳设立太学。齐王曹芳正始年间，刘馥上疏说：“黄初以来，推崇设立太学，二十多年，但学成的人很少。这是因为博士选拔轻率，诸生逃避徭役，高门子弟耻于与他们为伍，所以没有学习的人。虽然有其名，而无其实，虽然设立了教育，而无其功效。应该严格选拔博士，选取行为可为人表率、经学可为人师的人，掌管教授国子。遵循古代方法，让二千石以上的子孙，年龄从十五岁起，都进入太学。明确制定升降制度，陈述荣辱的途径。”没有被采纳。晋武帝泰始八年，有关部门上奏：“太学生有七千多人，才能可以担任四品官的，允许留下。”诏书说：“已经考试过经书的留下，其余遣返回郡国。大臣子弟可以接受教育的，让他们入学。”咸宁二年，设立国子学，这是《周礼》中说的国家贵族子弟称为国子，接受师氏教育的人。太康五年，修建明堂、辟雍、灵台。
孙休永安元年，诏曰：「古者建国，教学为先。所以导世治性，为时养器也。自建兴以来，时事多故，吏民颇以目前趋务，弃本就末，不循古道。夫所尚不淳，则伤化败俗。其按旧置学官，立五经博士，核取应选，加其宠禄。科见吏之中及将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业。一岁课试，差其品第，加以位赏。使见之者乐其荣，闻之者羡其誉。以淳王化，以隆风俗。」于是立学。
孙休永安元年，下诏说：“古代建立国家，教学是首要之事。这是为了引导世道、陶冶性情，为时代培养人才。自建兴以来，时事多变故，官吏百姓大多只顾眼前急务，舍弃根本、追逐末节，不遵循古道。如果崇尚的风气不淳厚，就会伤害教化、败坏风俗。应该按照旧制设置学官，设立五经博士，考核选取应选之人，增加他们的宠信和俸禄。在现有官吏以及将吏子弟中，有志向爱好学习的人，让他们各自从事学业。一年后考试，区分他们的品第，给予职位和赏赐。使看到的人乐于得到荣耀，听到的人羡慕他们的声誉。以此来淳厚王化，兴盛风俗。”于是设立了学校。
元帝为晋王，建武初，骠骑将军王导上疏：
晋元帝为晋王时，建武初年，骠骑将军王导上疏：
夫治化之本，在于正人伦。人伦之正，存乎设庠序。庠序设而五教明，则德化洽通，彝伦攸敍，有耻且格也。父子兄弟夫妇长幼之序顺，而君臣之义固矣。易所谓正家而天下定者也。故圣王蒙以养正，少而教之，使化沾肌骨，习以成性，有若自然，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行成德立，然后裁之以位。虽王之嫡子，犹与国子齿，使知道而后贵。其取才用士，咸先本之于学。故周礼，乡大夫「献贤能之书于王，王拜而受之」。所以尊道而贵士也。人知士之所贵，由乎道存。则退而修其身，修其身以及其家，正家以及于乡，学于乡以登于朝。反本复始，各求诸己，敦素之业著，浮伪之道息，教使然也。故以之事君则忠，用之莅下则仁，即孟轲所谓「未有仁而遗其亲，义而后其君者也」。
治理教化的根本，在于端正人伦关系。端正人伦关系，在于设立学校。学校设立后五教得以彰明，那么道德教化就能普遍通达，常理得以有序，人们有羞耻心且能自我约束。父子、兄弟、夫妇、长幼的秩序顺畅，君臣之间的道义也就稳固了。这就是《易经》所说的“端正家庭，天下就能安定”。所以圣明的君主在蒙昧时期就培养正道，从小教育他们，使教化深入骨髓，习惯成自然，如同天生如此，每天向善远离罪恶，自己却不知不觉。品行养成、道德确立之后，再根据其才能授予职位。即使是天子的嫡子，也要与国子同列，让他们先明白道理而后才显贵。选拔人才任用士人，都先以学业为基础。因此《周礼》记载，乡大夫“向君王进献贤能之士的文书，君王行拜礼后接受”。这是为了尊重道义而重视士人。人们知道士人之所以尊贵，是因为他们掌握了道义。于是退而修养自身，修养自身进而影响家庭，端正家庭进而影响乡里，在乡里学习后进入朝廷。回归根本，各自要求自己，敦厚朴素的学业得以彰显，浮华虚伪的风气得以止息，这是教化所导致的结果。所以用这样的人侍奉君主就会忠诚，用这样的人治理百姓就会仁爱，这就是孟子所说的“没有讲求仁爱却遗弃父母的人，也没有讲求道义却怠慢君主的人”。
自顷皇纲失统，礼教陵替，颂声不兴，于今二纪。传曰「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而况如此其久者乎？先进渐忘揖让之容，后生唯闻金革之响，干戈日寻，俎豆不设，先王之道弥远，华伪之风遂滋，非所以习民靖俗，端本抑末之谓也。殿下以命世之资，属当倾危之运，礼乐征伐，翼成中兴，将涤秽荡瑕，拨乱反正。诚宜经纶稽古，建明学校，阐扬六蓺，以训后生，使文武之道，坠而复兴。方今小雅尽废，戎虏扇炽，节义陵迟，国耻未雪。忠臣义士，所以扼腕拊心，礼乐政刑，当并陈以俱济者也。苟礼义胶固，纯风载洽，则化之所陶者广，而德之所被者大，义之所属者深，而威之所震者远矣。由斯而进，则可朝服济河，使帝典阙而复补，王纲弛而更张，饕餮改情，兽心革面，揖让而蛮夷服，缓带而天下从，得乎其道者，岂难也哉。故有虞舞干戚而三苗化，鲁僖作泮宫而淮夷平，桓、文之霸，皆先教而后战。今若聿遵前典，兴复教道，使朝之子弟，并入于学，立德出身者咸习之而后通。德路开而伪涂塞，则其化不肃而成，不严而治矣。选明博修礼之士以为之师，隆教贵道，化成俗定，莫尚于斯也。
近来朝廷纲纪失去统序，礼乐教化衰败，颂扬之声不再兴起，至今已有二十四年。经传上说：“三年不举行礼仪，礼仪必定败坏；三年不演奏音乐，音乐必定崩坏。”何况像这样长久的时间呢？前辈逐渐忘记了揖让的礼节，后辈只听到金戈铁马的声音，战事天天发生，祭祀的礼器不再陈设，先王之道越来越远，浮华虚伪的风气于是滋长，这不是用来教化百姓、安定风俗、端正根本、抑制末节的做法。殿下凭借当世罕见的资质，正逢国家倾危的时运，通过礼乐征伐，辅佐完成中兴大业，将要涤荡污秽、清除瑕疵、拨乱反正。实在应该筹划治国之道、考察古代，建立兴办学校，阐扬六艺，以教育后生，使文武之道，在衰落后重新兴起。如今《小雅》完全废弛，戎虏嚣张炽盛，节义衰微，国耻未雪。忠臣义士之所以扼腕捶胸，是因为礼乐、政令、刑罚应当同时施行以共同挽救时局。如果礼义牢固，淳朴的风气普遍融洽，那么教化所熏陶的范围就广，道德所覆盖的领域就大，道义所归属的程度就深，而威势所震慑的地方就远了。由此前进，就可以穿着朝服渡过黄河，使帝王的典章制度缺失后得以补充，王纲松弛后得以重新整顿，贪婪之人改变心性，禽兽之心改头换面，通过揖让而使蛮夷归服，从容不迫而天下顺从，掌握了这个道理，难道还会困难吗？所以有虞氏舞动干戚而使三苗归化，鲁僖公修建泮宫而使淮夷平定，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都是先进行教化而后作战。如今如果遵循前代典制，复兴教化之道，使朝廷的子弟都进入学校学习，立德出身的人都先学习而后通达。道德之路开启而虚伪之途堵塞，那么教化就能不严厉而成功，不严苛而治理。选拔明达博学、修习礼义的人作为老师，推崇教育、重视道义，教化成功、风俗安定，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散骑常侍戴邈又上表曰：
散骑常侍戴邈又上表说：
臣闻天道之所运，莫大于阴阳；帝王之至务，莫重于礼学。是以古之建国，教学为先。国有明堂辟雍之制，乡有庠序黉校之仪，皆所以抽导幽滞，启广才思。盖以六四有困蒙之吝，君子大养正之功也。昔仲尼列国之大夫耳，兴礼修学于洙、泗之间，四方髦俊，斐然向风，受业身通者七十余人。自兹以来，千载寂漠，岂天下小于鲁国，贤哲乏于曩时，厉与不厉故也。
我听说天道运行，没有比阴阳更重要的；帝王最紧要的事务，没有比礼学更重要的。因此古代建立国家，以教学为先。国家有明堂、辟雍的制度，乡里有庠序、黉校的礼仪，这些都是为了引导启发蒙昧滞塞之人，开启扩展才智。大概因为《易经》六四爻有“困于蒙昧”的遗憾，君子重视培养正道的功效。从前孔子不过是列国的大夫，在洙水、泗水之间兴办礼乐、修习学问，四方俊杰之士，纷纷向往追随，受业而通晓经义的七十多人。从此以后，千年以来寂寥无声，难道天下比鲁国还小，贤哲比古代还少吗？这是是否勉励的结果啊。
自顷遭无妄之祸，社稷有缀旒之危，寇羯饮马于长江，凶狡虎步于万里，遂使神州萧条，鞠为茂草，四海之内，人迹不交。霸主有旰食之忧，黎民怀荼毒之痛，戎首交并于中原，何遽笾豆之事哉！然「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况旷载累纪，如此之久邪！今末进后生，目不覩揖让升降之礼，耳不闻钟鼓管弦之音，文章散灭胡马之足，图谶无复孑遗于世。此盖圣达之所深悼，有识之所咨嗟也。夫治世尚文，遭乱尚武，文武迭用，久长之道。譬之天地，昏明之迭，[60]自古以来，未有不由之者也。今或以天下未壹，[61]非兴礼学之时，此言似是而非。夫儒道深奥，不可仓卒而成，古之俊乂，必三年而通一经，比须寇贼清夷，天下平泰，然后修之，则功成事定，谁与制礼作乐者哉！又贵游之子，未必有斩将搴旗之才，亦未有从军征戍之役，不及盛年讲肄道义，使明珠加莹磨之功，荆、随发采琢之美，不亦良可惜乎。[62]
近来遭遇意外的祸乱，国家有危如累卵的危机，敌寇在长江饮马，凶恶狡猾之徒在万里之地横行，于是使神州萧条，长满茂草，四海之内，人迹断绝。霸主有废寝忘食的忧虑，百姓有遭受荼毒的痛苦，敌首在中原互相攻伐，哪里顾得上祭祀礼仪之事呢！然而“三年不举行礼仪，礼仪必定败坏；三年不演奏音乐，音乐必定崩坏”。何况旷日持久，像这样长的时间呢！如今后进晚生，眼睛看不到揖让升降的礼仪，耳朵听不到钟鼓管弦的音乐，文章典籍散灭于胡马铁蹄之下，图谶在世间不再有丝毫留存。这大概是圣明通达之人深深哀悼、有识之士叹息感慨的原因。太平盛世崇尚文治，遭遇祸乱崇尚武功，文武交替使用，是长久之道。好比天地，昼夜交替，自古以来，没有不遵循这个规律的。如今有人以为天下尚未统一，不是兴办礼学的时候，这种说法看似正确实则错误。儒家之道深奥，不能仓促成就，古代的俊杰之士，必须三年才能通晓一部经书，如果等到寇贼平定、天下太平之后才来修习，那么功业已成、事情已定，谁来制礼作乐呢！而且贵族子弟，未必有斩将夺旗的才能，也没有从军征戍的劳役，不在盛年讲习道义，使明珠经过打磨之功，荆玉、随珠展现雕琢之美，不也很可惜吗。
愚以世丧道久，民情玩于所习，纯风日去，华竞日彰，犹火之消膏而莫之觉也。今天地造始，万物权舆，圣朝以神武之德，值革命之运，荡近世之流弊，继千载之绝轨，笃道崇儒，创立大业。明主唱之于上，宰辅笃之于下，夫上之所好，下必有过之者焉。是故双剑之节崇，而飞白之俗成；挟琴之容饰，而赴曲之和作。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实在所以感之而已。臣以暗浅，不能远识格言，谓宜以三时之隙，渐就经始。
我认为世道丧失道义已久，民情对习俗习以为常，淳朴之风日渐消失，浮华竞争日益彰显，如同灯火消耗油脂而无人察觉。如今天地初始，万物开端，圣朝凭借神武之德，正值变革之运，荡涤近世的流弊，继承千年的绝轨，笃行道义、崇尚儒学，创立大业。明主在上倡导，宰辅在下笃行，在上者所喜好的，在下者必定会超过。因此双剑的节操受到推崇，而飞白的习俗形成；挟琴的仪容修饰，而应和的曲调产生。君子的德行如风，小人的德行如草，实在在于如何感化而已。我愚昧浅薄，不能远识格言，认为应当利用农闲时节，逐渐开始经营建设。
太兴初，议欲修立学校，唯周易王氏、尚书郑氏、古文孔氏、毛诗周官礼记论语孝经郑氏、春秋左传杜氏、服氏，各置博士一人。其仪礼公羊谷梁及郑易，皆省不置博士。太常荀崧上疏曰：
太兴初年，朝廷商议想要修建学校，只对《周易》王氏注、《尚书》郑氏注、《古文尚书》孔氏注、《毛诗》《周官》《礼记》《论语》《孝经》郑氏注、《春秋左传》杜氏注、服氏注，各设置博士一人。至于《仪礼》《公羊传》《谷梁传》以及郑玄注《周易》，都省去不设置博士。太常荀崧上疏说：
臣闻孔子有云，「才难，不其然乎」。自丧乱以来，经学尤寡。儒有席上之珍，然后能弘明道训。今处学则阙朝廷之秀，仕朝则废儒学之美。昔咸宁、太康、元康、永嘉之中，侍中、常侍、黄门之深博道奥，通洽古今，行为世表者，领国子博士。一则应对殿堂，奉酬顾问；二则参训门子，以弘儒学；三则祠、仪二曹，及太常之职，以得藉用质疑。今皇朝中兴，美隆往初，宜宪章令轨，祖述前典。
我听说孔子说过：“人才难得，难道不是这样吗？”自从丧乱以来，经学尤其稀少。儒者只有具备席上之珍的学识，才能弘扬阐明道义训导。如今身处学校则缺乏朝廷的俊秀，在朝为官则废弃了儒学之美。从前在咸宁、太康、元康、永嘉年间，侍中、常侍、黄门中那些深博道奥、通晓古今、行为世表的人，兼任国子博士。一是在殿堂应对，奉陪顾问；二是参与训导贵族子弟，以弘扬儒学；三是祠部、仪曹以及太常的职务，得以借此质疑请教。如今皇朝中兴，盛况超过以往，应当效法美好的制度，遵循前代的典章。
世祖武皇帝圣德钦明，应运登禅，受终于魏。崇儒兴学，治致升平。经始明堂，营建辟雍，告朔班政，乡饮大射，西合东序，图书禁籍，台省有宗庙太府金墉故事，太学有石经古文。先儒典训，贾、马、郑、杜、服、孔、王、何、颜、尹之徒，章句传注众家之学，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中，师徒相传，学士如林，犹是选张华、刘寔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
世祖武皇帝圣德钦明，顺应天命登基受禅，从魏朝接受终结。他崇尚儒学、兴办学校，治理达到太平盛世。开始规划明堂，营建辟雍，举行告朔颁政、乡饮大射之礼，西合东序，收藏图书禁籍，台省有宗庙、太府、金墉的旧事，太学有石经古文。先儒的典训，如贾逵、马融、郑玄、杜预、服虔、孔安国、王肃、何休、颜安乐、尹更始等人，他们的章句传注各家之学，设置了十九位博士。九州之中，师徒相传，学士如林，还选拔张华、刘寔担任太常之官，以重视儒教。
传称「孔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终而大义乖」。自顷中夏殄瘁，讲诵遏密，斯文之道，将坠于地。陛下圣哲龙飞，阐弘祖烈，申命儒术，恢崇道教，乐正雅、颂，于是乎在。江、扬二州，先渐声教，学士遗文，于今为盛；然方之畴昔，犹千之一也。臣学不章句，才不弘道，阶缘光宠，遂忝非服，方之华、寔，儒风邈远，思竭驽骀，庶增万分，愿斯道隆于百代之上，搢绅咏于千载之下。
经传上说：“孔子去世后精微的言论断绝，七十子死后大义乖离。”近来中原凋敝，讲诵停息，斯文之道，将要坠地。陛下圣哲如龙飞升，阐扬弘扬祖先的功业，重申儒术，恢弘崇大道教，乐正雅、颂，于是得以存在。江、扬二州，先受声教熏陶，学士遗文，至今兴盛；但比起从前，还只是千分之一。我学问不精于章句，才能不能弘扬道义，凭借恩宠，忝居非分之位，与张华、刘寔相比，儒风相差甚远，愿竭尽驽钝之力，希望能增加万分之一的贡献，希望此道在百代之上兴盛，士大夫在千载之下歌颂。
伏闻节省之制，皆三分置二，博士旧员十有九人，今五经合九人。准古计今，犹未中半。九人以外，犹宜增四。愿陛下万机余暇，时垂省览。周易一经，有郑玄注，其书根源，诚可深惜，宜为郑易博士一人。仪礼一经，所谓曲礼，郑玄于礼特明，皆有证据，宜置郑仪礼博士一人。春秋公羊，其书精隐，明于断狱，宜置博士一人。谷梁简约隐要，宜存于世，置博士一人。昔周之衰，下陵上替，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善者谁赏，恶者谁罚，纲纪乱矣。孔子惧而作春秋，诸侯讳妬，惧犯时禁，是以微辞妙旨，义不显明，故曰「知我者其唯春秋，罪我者其唯春秋」。时左丘明、子夏造膝亲受，无不精究。孔子既没，微言将绝，于是丘明退撰所闻而为之传。其书善礼，多膏腴美辞，张本继末，以发明经意，信多奇伟，学者好之。儒者称公羊高亲受子夏，立于汉朝，辞义清俊，断决明审，多可采用，董仲舒之所善也。谷梁赤师徒相传，暂立于汉，时刘向父子，汉之名儒、犹执一家，莫肯相从。其书文清义约，[63]诸所发明，或是左氏、公羊所不载，亦足有所订正，是以三传并行于先代，通才未能孤废。[64]今去圣久远，斯文将坠，与其过废，宁过而立也。臣以为三传虽同一春秋，而发端异趣。案如三家异同之说，此乃义则战争之场，[65]辞亦剑戟之锋，于理不可得共。博士宜各置一人，以传其学。
我听说节省的制度，都是三分之二，博士旧员有十九人，如今五经合计九人。参照古代、计算当今，还不到一半。九人之外，还应增加四人。希望陛下在日理万机的余暇，时常垂览省察。《周易》一经，有郑玄注，其书根源深厚，实在值得深惜，应设置郑玄《周易》博士一人。《仪礼》一经，即所谓曲礼，郑玄对礼特别精通，都有证据，应设置郑玄《仪礼》博士一人。《春秋公羊传》，其书精微隐奥，明于断狱，应设置博士一人。《谷梁传》简约隐要，应存于世，设置博士一人。从前周朝衰微，下陵上替，臣子弑杀君主，儿子弑杀父亲，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善者谁来奖赏，恶者谁来惩罚，纲纪混乱了。孔子恐惧而作《春秋》，诸侯忌讳嫉妒，害怕触犯时禁，因此用隐微的言辞、精妙的意旨，义理不显明，所以说：“了解我的大概只有《春秋》，怪罪我的大概也只有《春秋》。”当时左丘明、子夏亲受教诲，无不精研。孔子去世后，微言将绝，于是左丘明退而撰写所闻，为之作传。其书善于礼，多有膏腴美辞，铺陈本末，以发明经义，确实多奇伟之处，学者喜爱。儒者称公羊高亲受于子夏，立于汉朝，辞义清俊，断决明审，多可采用，是董仲舒所推崇的。谷梁赤师徒相传，短暂立于汉朝，当时刘向父子，是汉代名儒，仍执守一家，不肯相从。其书文清义约，诸多发明，或许是左氏、公羊所不载，也足以有所订正，因此三传在前代并行，通才未能偏废。如今离圣人久远，斯文将坠，与其过度废弃，不如过度设立。我认为三传虽同释《春秋》，但发端旨趣不同。按三家异同之说，这是义理如同战争之场，言辞如同剑戟之锋，在道理上不可共存。博士应各置一人，以传承其学。
元帝诏曰：「崧表如此，皆经国大务，而为治所由。息马投戈，犹可讲艺。今虽日不暇给，岂忘本而遗存邪。[66]可共博议之。」有司奏宜如崧表。诏曰：「谷梁肤浅，不足立博士。余如所奏。」会王敦之难，事不施行。
元帝下诏说：“荀崧的表章如此，都是治理国家的大事，也是为政的途径。即使停战息兵，仍可讲习艺文。如今虽然日不暇给，怎能忘记根本而遗弃呢？可共同广泛商议。”有关部门上奏说应如荀崧表章所请。元帝下诏说：“《谷梁传》肤浅，不足以设立博士。其余按所奏执行。”恰逢王敦之乱，事情未能施行。
成帝咸康三年，国子祭酒袁瓌、太常冯怀又上疏曰：
成帝咸康三年，国子祭酒袁瓌、太常冯怀又上疏说：
臣闻先王之教也，崇典训，明礼学，以示后生，道万物之性，畅为善之道也。宗周既兴，文史载焕，端委治于南蛮，颂声逸于四海。故延州入聘，闻雅音而嗟咨，韩起适鲁，观易象而叹息。何者？立人之道，于此为首也。孔子恂恂，道化洙、泗，孟轲皇皇，诲诱无倦。是以仁义之声，于今犹存，礼让之风，千载未泯。
我听说先王的教化，是崇尚典训、彰明礼学，以示范后生，引导万物的本性，畅达为善之道。周朝兴起后，文史焕发，礼制推行到南蛮，颂声传遍四海。因此延州季札来聘，听到雅乐而赞叹，韩起到鲁国，观看易象而叹息。为什么呢？立人之道，以此为首。孔子谦逊，在洙、泗之间推行教化，孟轲忙碌，教诲诱导不知疲倦。因此仁义之声，至今犹存，礼让之风，千年未灭。
畴昔陵替，[67]丧乱屡臻，儒林之教暂颓，庠序之礼有阙，国学索然，坟卷莫启，有心之徒，抱志无由。昔魏武身亲介胄，务在武功，犹尚息鞍披览，投戈吟咏，以为世之所须者，治之本宜崇。况今陛下以圣明临朝，百官以虔恭莅事，朝野无虞，江外静谧。如之何泱泱之风，漠焉无闻，洋洋之美，坠于圣世乎。古人有言，诗书义之府，礼乐德之则。实宜留心经籍，阐明学义，使讽颂之音，盈于京室，味道之贤，是则是咏，[68]岂不盛哉！
过去国家衰败，战乱频繁，儒家的教育暂时衰落，学校的礼仪有所缺失，国学冷冷清清，典籍无人开启，有心向学的人，怀抱志向却无从施展。从前魏武帝曹操亲自披甲上阵，致力于武功，尚且能在鞍马间隙披览书籍，放下兵器吟咏诗篇，认为世间所需，治国的根本应当崇尚。何况如今陛下以圣明之德临朝，百官以恭敬之心处理政务，朝廷内外无忧，江南地区安宁平静。怎能容忍那宏大的风尚默默无闻，美好的教化在圣明之世坠落呢？古人说，《诗经》《尚书》是道义的府库，礼乐是道德的准则。实在应该留心经典，阐明学问大义，让诵读吟咏的声音充满京城，让体味道义的贤士，以此为准则并歌颂它，这难道不盛大吗！
疏奏，帝有感焉。由是议立国学，征集生徒，而世尚庄、老，莫肯用心儒训。穆帝永和八年，殷浩西征，以军兴罢遣，由此遂废。
奏疏呈上后，皇帝有所感触。因此商议设立国学，征集学生，但当时世风崇尚庄子、老子之学，没有人肯用心于儒家教诲。穆帝永和八年，殷浩西征，因军事行动而罢遣学生，从此国学就废除了。
征西将军庾亮在武昌，开置学官。教曰：
征西将军庾亮在武昌，开设学官。他下令说：
人情重交而轻财，好逸而恶劳，学业致苦，而禄答未厚，由捷径者多，故莫肯用心。洙、泗邈远，风、雅弥替，后生放任，不复宪章典谟。临官宰政者，务目前之治，不能闲以典诰。遂令诗、书荒尘，颂声寂漠，仰瞻俯省，能弗叹慨。自胡夷交侵，殆三十年矣。而未革面向风者，岂威武之用尽，抑文教未洽，不足绥之邪？昔鲁秉周礼，齐不敢侮；范会崇典，晋国以治。楚、魏之君，皆阻带山河，凭城据汉，国富民殷，而不能保其强大，吴起、屈完所以为叹也。由此言之，礼义之固，孰与金城汤池？季路称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为之三年，犹欲行其义方。况今江表晏然，王道隆盛，而不能弘敷礼乐，敦明庠序，其何以训彝伦而来远人乎！魏武帝于驰骛之时，以马上为家，逮于建安之末，风尘未弭，然犹留心远览，大学兴业，所谓颠沛必于是，真通才也。
人之常情看重交情而轻视财物，喜好安逸而厌恶劳苦，学业带来辛苦，而俸禄回报并不丰厚，因此走捷径的人多，所以没有人肯用心。洙水、泗水之地已很遥远，《风》《雅》之诗更加衰微，后辈放任自流，不再效法经典。担任官职治理政事的人，只追求眼前的治理，不能抽空研读典籍。于是使得《诗经》《尚书》荒废蒙尘，歌颂之声沉寂，抬头仰望、低头反省，怎能不感叹呢？自从胡人、夷人交相入侵，差不多三十年了。但还没有改变方向归附的原因，难道是威武的运用已尽，还是文教未能普及，不足以安抚他们呢？从前鲁国秉持周礼，齐国不敢欺侮；范会崇尚典制，晋国因此得到治理。楚国、魏国的君主，都依靠山河险阻，凭借城池据守汉水，国家富裕、百姓殷实，却不能保持他们的强大，这是吴起、屈完所以感叹的原因。由此说来，礼义的坚固，与金城汤池相比如何？子路说，处在大国之间，加上军队侵扰，接着又有饥荒，治理三年，还想推行他的道义。何况如今江南地区安宁，王道兴盛，却不能广泛推行礼乐，大力兴办学校，那用什么来训导常道、招来远方之人呢！魏武帝在驰骋征战之时，以马背为家，到了建安末年，战乱未平，尚且留心远见，兴办大学事业，所谓颠沛流离时也坚持于此，真是通达之才啊。
今使三时既务，五教并修，军旅已整，俎豆无废，岂非兼善者哉！便处分安学校处所，筹量起立讲舍。参佐大将子弟，悉令入学，吾家子弟，亦令受业。四府博学识义通涉文学经纶者，建儒林祭酒，使班同三署，厚其供给，皆妙选邦彦，必有其宜者，以充此举。近临川、临贺二郡，并求修复学校，可下听之。若非束修之流，礼教所不及，而欲阶缘免役者，不得为生。明为条制，令法清而人贵。
如今使春、夏、秋三时农务已毕，五教同时修习，军队已经整顿，祭祀礼仪不废，这难道不是兼善之举吗！便安排学校的地点，筹划建造讲学房舍。参佐大将的子弟，全部让他们入学，我家子弟，也让他们接受学业。四府中博学多识、通晓文学经纶的人，设立儒林祭酒，使其班位与三署相同，优厚供给，都精心选拔国内贤才，一定要有合适的人选，来充任这一职务。近来临川、临贺二郡，都请求修复学校，可以下令准许。如果不是束脩之流、礼教所不及的人，而想借此免役的，不得成为学生。明确制定条规，使法令清明而人们贵重学业。
又缮造礼器俎豆之属，将行大射之礼。亮寻薨，又废。
又修缮制造礼器、俎豆之类，准备举行大射之礼。庾亮不久去世，此事又废除了。
孝武帝太元九年，[69]尚书谢石又陈之曰：
孝武帝太元九年，尚书谢石又上奏说：
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翼善辅性，唯礼与学。虽理出自然，必须诱导。故洙、泗阐弘道之风，诗、书垂轨教之典。敦诗悦礼，王化以斯而隆；甄陶九流，群生于是乎穆。世不常治，道亦时亡。光武投戈而习诵，魏武息马以修学，惧坠斯文，若此之至也。大晋受命，值世多阻，虽圣化日融，而王道未备，庠序之业，或废或兴。遂令陶铸阙日用之功，民性靡素丝之益，亹亹玄绪，翳焉莫抽，臣所以远寻伏念，寤寐永叹者也。
立身处世的道理，叫做仁和义。辅助善性、培养本性，只有礼和学。虽然道理出于自然，但必须加以诱导。所以洙水、泗水之地阐发弘扬道义的风气，《诗经》《尚书》留下规范教化的典籍。敦厚《诗经》、喜好礼乐，王道教化因此兴盛；陶冶九流，众生因此和睦。世道不常太平，道义也时有消亡。光武帝放下兵器而学习诵读，魏武帝停马修学，害怕斯文沦丧，到了如此地步。大晋承受天命，正值世道多阻，虽然圣明教化日益融合，但王道尚未完备，学校的学业，有时废弃有时兴起。于是使得陶冶教化缺乏日常的功效，民众的本性得不到素丝般的增益，那勤勉的玄妙道统，被遮蔽而无法发扬，这是我远寻往事、俯伏思虑、日夜长叹的原因。
今皇威遐震，戎车方静，将洒玄风于四区，导斯民于至德。岂可不弘敷礼乐，使焕乎可观。请兴复国学，以训胄子；班下州郡，普修乡校。雕琢琳琅，和宝必至，大启群蒙，茂兹成德。匪懈于事，必由之以通，则人竞其业，道隆学备矣。
如今皇威远震，战车刚刚停息，将要把玄妙的风教洒遍四方，引导百姓达到至德。怎能不广泛推行礼乐，使其光辉灿烂可观呢。请求兴复国学，来教导贵族子弟；颁布命令到州郡，普遍修建乡校。雕琢美玉，和氏之宝必定到来；大力开启蒙昧，成就美德。不懈怠于事务，必定由此通达，那么人们就会争相从事学业，道义隆盛、学问完备了。
烈宗纳其言。其年，选公卿二千石子弟为生，增造庙屋一百五十五间。而品课无章，士君子耻与其列。国子祭酒殷茂言之曰：
烈宗采纳了他的建议。同年，选拔公卿和二千石官员的子弟为学生，增建庙屋一百五十五间。但品评考核没有章法，士人君子以与他们同列为耻。国子祭酒殷茂上言说：
臣闻弘化正俗，存乎礼教，辅性成德，必资于学。先王所以陶铸天下，津梁万物，闲邪纳善，潜被于日用者也。故能疏通玄理，穷综幽微，一贯古今，弥纶治化。且夫子称回，以好学为本，七十希仰，以善诱归宗。雅、颂之音，流咏千载，圣贤之渊范，哲王所同风。
我听说弘扬教化、端正风俗，在于礼教；辅助本性、成就德行，必须依靠学问。先王之所以陶冶天下、引导万物、防止邪恶、接纳善行，潜移默化地应用于日常，是因为能疏通玄妙的道理，穷尽综合幽微之处，贯通古今，包罗治理教化。而且孔子称赞颜回，以好学为根本；七十弟子仰慕，以善于诱导为宗旨。《雅》《颂》之音，流传歌咏千年，圣贤的深远典范，是明哲君王共同的风尚。
自大晋中兴，肇基江左，崇明学校，修建庠序，公卿子弟，并入国学。寻值多故，训业不终。陛下以圣德玄一，思隆前美，顺通居方，导达物性，兴复儒肆，佥与后生。自学建弥年，而功无可名。惮业避役，就存者无几，或假托亲疾，真伪难知，声实浑乱，莫此之甚。臣闻旧制，国子生皆冠族华胄，比列皇储。而中者混杂兰艾，遂令人情耻之。子贡去朔之饩羊，仲尼犹爱其礼，况名实兼丧，面墙一世者乎。若以当今急病，未遑斯典，权宜停废者，别一理也。若其不然，宜依旧准。窃谓群臣内外，清官子姪，普应入学，制以程课。今者见生，或年在扞格，方圆殊趣，宜听其去就，各从所安。所上谬合，乞付外参议。
自从大晋中兴，在江南奠定基业，推崇学校，修建庠序，公卿子弟都进入国学。不久遭遇多变故，学业未能完成。陛下以圣德玄同，想光大前代美政，顺应通达、居处方正，引导万物本性，兴复儒学，与后生共同参与。自从学校建立多年，但功效无可称述。害怕学业、逃避劳役，留下来的人没有几个，有的假托父母生病，真假难辨，名声与实际混乱，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我听说旧制，国子生都是冠族华胄，与皇储并列。但中间混杂了香草和恶草，于是让人情感到羞耻。子贡想去掉初一祭祀用的活羊，孔子还爱惜那礼仪，何况名实都丧失，如同面墙而立一无所知的人呢。如果因为当今急病，无暇顾及此典，权宜停废，那是另一回事。如果不是这样，应该依照旧制。我私下认为，群臣内外，清官的子侄，都应入学，制定课程考核。现在的学生，有的年龄已大，方枘圆凿兴趣不同，应听任他们去留，各从所安。我所上奏如有谬误，请交付外廷参议。
烈宗下诏褒纳，又不施行。朝廷及草莱之人有志于学者，莫不发愤叹息。
烈宗下诏褒奖采纳，但又没有施行。朝廷和民间有志于学问的人，无不发愤叹息。
清河人李辽又上表曰：「臣闻教者，治化之本，人伦之始，所以诱达群方，进德兴仁，譬诸土石，陶冶成器。虽复百王殊礼，质文参差，至于斯道，其用不爽。自中华湮没，阙里荒毁，先王之泽寝，圣贤之风绝，自此迄今，将及百年。造化有灵，否终以泰，河、济夷徙，海、岱清通，黎庶蒙苏，凫藻奋化。而典训弗敷，雅、颂寂蔑，久凋之俗，大弊未改。非演迪斯文，缉熙宏猷，将何以光赞时邕，克隆盛化哉。事有如赊而急，实此之谓也。亡父先臣回，绥集邦邑，归诚本朝。以太元十年，遣臣奉表。路经阙里，过觐孔庙，庭宇倾顿，轨式颓弛，万世宗匠，忽焉沦废，仰瞻俯慨，不觉涕流。既达京辇，表求兴复圣祀，修建讲学。至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奉被明诏，采臣鄙议，敕下兖州鲁郡，准旧营饰。故尚书令谢石令臣所须列上，又出家布，薄助兴立。故镇北将军谯王恬版臣行北鲁县令，赐许供遣。二臣薨徂，成规不遂。陛下体唐尧文思之美，访宣尼善诱之勤，矜荒余之凋昧，愍声教之未浃。愚谓可重符兖州刺史，遂成旧庙，蠲复数户，以供扫洒。并赐给六经，讲立庠序，延请宿学，广集后进，使油然入道，发剖琢之功。运仁义以征伐，敷道德以服远，何招而不怀，何柔而不从。所为者微，所弘甚大。臣自致身辇毂，于今八稔，违亲转积，夙夜匪宁。振武将军何澹之今
清河人李辽又上表说：“我听说教育是治理教化的根本，人伦的开端，用来引导各方，增进道德、兴起仁爱，好比泥土石头，经过陶冶成为器物。即使历代君王礼仪不同，质朴与文饰参差不齐，至于这一道理，其作用没有差错。自从中华沦陷，阙里荒废毁坏，先王的恩泽停息，圣贤的风范断绝，从那时到现在，将近百年。天地有灵，否极泰来，黄河、济水夷平改道，泰山、东海清平通畅，百姓得以复苏，欢欣鼓舞奋发教化。但经典训诂不传播，《雅》《颂》沉寂，长久凋敝的风俗，大弊未改。如果不发扬光大斯文，光大宏图，将如何光赞时世太平、隆盛教化呢。事情有看似迟缓而紧急的，正是说的这个。我已故的父亲先臣李回，安抚聚集乡邑，归诚本朝。在太元十年，派我奉上表章。路经阙里，拜谒孔庙，庭院屋宇倾颓，规制败坏，万世宗师，忽然沦落废弃，仰视俯叹，不觉流泪。到达京城后，上表请求兴复圣人的祭祀，修建讲学之所。到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奉到明诏，采纳我的鄙陋建议，下令兖州鲁郡，依照旧制修缮装饰。已故尚书令谢石让我列出所需，又拿出家布，略助兴建。已故镇北将军谯王司马恬任命我代理北鲁县令，赐准供给派遣。两位大臣去世，成规未能实现。陛下体察唐尧文思之美，访求孔子善诱之勤，怜悯荒余之地的凋敝愚昧，同情声教未能普及。我认为可再下符给兖州刺史，完成旧庙的修建，免除几户的赋役，以供洒扫。并赐给六经，讲学设立庠序，延请宿学，广集后进，使他们自然入道，发挥雕琢之功。运用仁义来征伐，敷布道德来服远，何招而不来，何柔而不从。所做者微小，所弘扬者甚大。我自从投身京城，至今八年，远离亲人日益积累，日夜不安。振武将军何澹之现在
震扞三齐，臣当随反。裴回天邑，感恋罔极。乞臣表付外参议。」又不见省。
震慑捍卫三齐之地，我应当随他返回。徘徊在京城，感怀眷恋无尽。请求将我的表章交付外廷参议。”又不被省察。
宋高祖受命，诏有司立学，未就而崩。太祖元嘉二十年，复立国子学，二十七年废。
宋高祖承受天命，下诏有关部门设立学校，未完成就去世了。太祖元嘉二十年，又设立国子学，二十七年废除。
魏高贵乡公甘露三年，[70]车驾亲率群司行养老之礼于太学。于是王祥为三老，郑小同为五更。今无其注，然汉礼具存也。
魏高贵乡公甘露三年，皇帝亲自率领百官在太学举行养老之礼。当时王祥担任三老，郑小同担任五更。现在没有相关注释，但汉代的礼仪完整保存着。
晋武帝泰始六年十二月，帝临辟雍，行乡饮酒之礼。诏曰：「礼仪之废久矣，乃今复讲肄旧典。赐太常绢百匹，丞、博士及学生牛酒。」咸宁三年，惠帝元康九年，复行其礼。
晋武帝泰始六年十二月，皇帝亲临辟雍，举行乡饮酒礼。下诏说：“礼仪废弃很久了，如今重新讲习旧典。赐太常绢一百匹，丞、博士及学生牛和酒。”咸宁三年，惠帝元康九年，又举行此礼。
魏齐王正始中，齐王每讲经遍，辄使太常释奠先圣先师于辟雍，[71]弗躬亲。晋惠帝、明帝之为太子，及愍怀太子讲经竟，并亲释奠于太学，太子进爵于先师，中庶子进爵于颜渊。元帝诏曰：「吾识太子此事，祠讫便请王公以下者，昔在洛时，尝豫清坐也。」成、穆、孝武三帝，亦皆亲释奠。孝武时，以太学在水南悬远，有司议依升平元年，于中堂权立行太学。于时无复国子生，有司奏：「应须二学生百二十人。太学生取见人六十，国子生权铨大臣子孙六十人，事讫罢。」奏可。释奠礼毕，会百官六品以上。元嘉二十二年，太子释奠，采晋故事，官有其注。祭毕，太祖亲临学宴会，太子以下悉豫。
魏齐王正始年间，齐王每次讲完一经，就派太常在辟雍举行释奠礼祭祀先圣先师，不亲自参加。晋惠帝、明帝做太子时，以及愍怀太子讲经完毕，都亲自在太学举行释奠礼，太子向先师进酒，中庶子向颜渊进酒。元帝下诏说：“我记得太子这件事，祭祀结束后就请王公以下的人，从前在洛阳时，曾参与清坐。”成帝、穆帝、孝武帝三帝，也都亲自举行释奠礼。孝武帝时，因为太学在水南偏远，有关部门商议依照升平元年旧例，在中堂临时设立行太学。当时不再有国子生，有关部门上奏：“应需要二学学生一百二十人。太学生取现有六十人，国子生临时选拔大臣子孙六十人，事情结束后罢免。”奏议获准。释奠礼结束后，会集百官六品以上。元嘉二十二年，太子举行释奠礼，采用晋朝旧例，官员有相关注文。祭祀完毕，太祖亲临学宫宴会，太子以下都参加。
兵者，守国之备。孔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兵，凶事，不可空设，因搜狩而习之。而凡师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战陈之事，辨鼓铎镯铙之用，以教坐作进退疾徐疏数之节，遂以搜田。献禽以祭社。仲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陈，遂以苗田，如搜之法。献禽以享礿。仲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陈，遂以狝田，如搜之法。致禽以祀方。仲冬教大阅，遂以狩田。献禽以享蒸。搜者，搜索取其不孕者也。苗者，为苗除害而已。狝者，杀也。从秋气所杀多也。狩者，冬物毕成，获则取之，无所择也。
军队，是守卫国家的准备。孔子说：“用未经训练的民众去作战，这叫做抛弃他们。”战争是凶险之事，不能空设，因此通过田猎来演习。凡是军队出征叫做“治兵”，归来叫做“振旅”，都是战阵之事，辨别鼓、铎、镯、铙的用途，用来教导坐下、起立、前进、后退、快慢、疏密的节奏，然后进行春猎。献上禽兽来祭祀社神。仲夏教习野营，如同振旅的阵形，然后进行夏猎，如同春猎的方法。献上禽兽来祭祀宗庙。仲秋教习治兵，如同振旅的阵形，然后进行秋猎，如同春猎的方法。献上禽兽来祭祀四方之神。仲冬教习大阅，然后进行冬猎。献上禽兽来祭祀祖先。春猎，是搜索并猎取不怀孕的禽兽。夏猎，是为禾苗除害而已。秋猎，是杀戮的意思，顺应秋气所杀众多。冬猎，是冬天万物成熟，捕获就取用，无所选择。
汉仪，立秋日，郊礼毕，始扬威武，斩牲于郊，以荐陵庙，名曰䝙刘。其仪，乘舆御戎路，白马朱鬣，躬执弩射牲。太宰令以获车送陵庙。于是乘舆还宫，遣使以束帛赐武官，肄孙、吴兵法战陈之仪，率以为常。至献帝建安二十一年，魏国有司奏：「古四时讲武，皆于农隙。汉西京承秦制，三时不讲，唯十月都试。今兵革未偃，士民素习，[72]可无四时讲武。但以立秋择吉日大朝车骑，号曰治兵。上合礼名，下承汉制。」奏可。是冬，治兵。魏王亲金鼓以令进退。
汉代礼仪规定，立秋这天，郊祀典礼结束后，才开始显示威武，在郊外斩杀牲畜，用来进献陵庙，称为“䝙刘”。其仪式是：皇帝乘坐战车，白马红鬃，亲自持弩射杀牲畜。太宰令用获车将牲畜送到陵庙。然后皇帝回宫，派使者用束帛赏赐武官，演习孙武、吴起的兵法战阵仪式，这成为常例。到汉献帝建安二十一年，魏国有关部门上奏说：“古代四季讲武，都在农闲时进行。西汉继承秦制，春、夏、秋三季不举行讲武，只在十月进行总考核。如今战事未停，士兵百姓平时已习武，可以不必四季讲武。只需在立秋时选择吉日大规模检阅车骑，称为‘治兵’。上合礼制名称，下承汉朝制度。”奏议被批准。这年冬天，举行治兵。魏王亲自击鼓鸣金来指挥军队进退。
延康元年，魏文帝为魏王，是年六月立秋，治兵于东郊，公卿相仪。王御华盖，亲令金鼓之节。
延康元年，魏文帝担任魏王，这年六月立秋，在东郊举行治兵，公卿大臣协助礼仪。魏王乘坐华盖车，亲自指挥金鼓的节奏。
明帝太和元年十月，治兵于东郊。
魏明帝太和元年十月，在东郊举行治兵。
晋武帝泰始四年、九年、咸宁元年、太康四年、六年冬，皆自临宣武观，大习众军。然不自令进退也。自惠帝以后，其礼遂废。
晋武帝泰始四年、九年、咸宁元年、太康四年、六年冬天，都亲自到宣武观，大规模操练各军。但自己不指挥军队进退。从晋惠帝以后，这项礼仪就废止了。
元帝太兴四年，诏左右衞及诸营教习，依大习仪作雁羽仗。成帝咸和中，诏内外诸军戏兵于南郊之场，故其地因名鬭场。自后蕃镇桓、庾诸方伯，往往阅习，然朝廷无事焉。
晋元帝太兴四年，下诏命令左右卫和各营进行教练演习，依照大规模操练的仪式制作雁羽仪仗。晋成帝咸和年间，下诏命令内外各军在南郊的场地进行军事演练，因此那个地方就命名为“斗场”。此后，藩镇桓氏、庾氏等地方长官，常常进行检阅操练，但朝廷没有举行这类活动。
太祖在位，依故事肄习众军，兼用汉、魏之礼。其后以时讲武于宣武堂。元嘉二十五年闰二月，大搜于宣武场，主司奉诏列奏申摄，[73]克日校猎，百官备办。设行宫殿便坐武帐于幕府山南冈。设王公百官便坐幔省如常仪，设南北左右四行旌门。建获旗以表获车。殿中郎一人典获车。主者二人收禽。吏二十四人配获车。备获车十二两。校猎之官著袴褶。有带武冠者。脱冠者上缨。二品以上拥刀，备槊、麾幡，三品以下带刀。皆骑乘。将领部曲先猎一日，遣屯布围。领军将军一人督右甄；护军一人督左甄；大司马一人居中，董正诸军，悉受节度。殿中郎率获车部曲，在司马之后。尚书仆射、都官尚书、五兵尚书、左右丞、都官诸曹郎、都令史、都官诸曹令史干、兰台治书侍御史令史、诸曹令史干，督摄纠司，校猎非违。至日，会于宣武场，列为重围。设留守填街位于云龙门外内官道北，外官道南，以西为上。设从官位于云龙门内大官阶北，小官阶南，以西为上。设先置官位于行止车门外内官道西，外官道东，以北为上。设先置官还位于广莫门外道之东西，以南为上。校猎日平旦，正直侍中奏严。上水一刻，奏：「搥一鼓。」为一严。上水二刻，奏：「搥二鼓。」为再严。殿中侍御史奏开东中华云龙门，引仗为小驾卤簿。百官非校猎之官，著朱服，集列广莫门外。应还省者还省。留守填街后部从官就位；前部从官依卤簿；先置官先行。上水三刻，奏：「搥三鼓。」为三严。上水四刻，奏：「外办。」正次直侍中、散骑常侍、给事黄门侍郎、军校剑履进夹上合。正直侍郎负玺，通事令史带龟印中书之印。上水五刻，皇帝出。著黑介帻单衣，乘辇。正直侍中负玺陪乘，不带剑。殿中侍御史督摄黄麾以内。次直侍中、次直黄门侍郎护驾在前。又次直侍中佩信玺、行玺，与正直黄门侍郎从护驾在后。不鸣鼓角，不得諠哗，以次引出，警跸如常仪。车驾出，驺赞，陛者再拜。皇太子入守。车驾将至，威仪唱：「引先置前部从官就位。」再拜。车驾至行殿前回辇，正直侍中跪奏：「降辇。」次直侍中称制曰：「可。」正直侍中俛伏起。皇帝降辇登御坐，侍臣升殿。直衞靸戟虎贲，旄头文衣，鹖尾，以次列阶。正直侍中奏：「解严。」先置从驾百官还便坐幔省。
太祖在位时，依照旧例操练各军，同时采用汉、魏的礼仪。此后按时在宣武堂讲武。元嘉二十五年闰二月，在宣武场举行大规模校猎，主管部门奉诏列奏申明约束，选定日期进行校猎，百官都准备妥当。在幕府山南冈设置行宫殿、便坐和武帐。按常规设置王公百官的便坐和幔省，设置南北左右四行旌门。竖立获旗来标志获车。一名殿中郎掌管获车。两名主管人员收集猎物。二十四名吏员配备给获车。准备十二辆获车。参加校猎的官员穿袴褶。有戴武冠的，脱冠者系上帽缨。二品以上官员佩刀，备有槊、麾幡，三品以下官员带刀。都骑马。将领和部曲在校猎前一天，派兵屯驻布围。一名领军将军督率右翼；一名护军督率左翼；一名大司马居中，督察各军，全部受其调度。殿中郎率领获车部曲，在大司马之后。尚书仆射、都官尚书、五兵尚书、左右丞、都官各曹郎、都令史、都官各曹令史干、兰台治书侍御史令史、各曹令史干，负责督察纠察，检举校猎中的违令行为。到校猎那天，在宣武场集合，排列成重重包围。在云龙门外内官道北、外官道南设置留守填街的位次，以西为上。在云龙门内大官阶北、小官阶南设置从官的位次，以西为上。在行止车门外内官道西、外官道东设置先置官的位次，以北为上。在广莫门外道路的东西两侧设置先置官返回的位次，以南为上。校猎日清晨，当值侍中奏报警戒。水漏一刻时，奏报：“击一鼓。”为第一遍警戒。水漏二刻时，奏报：“击二鼓。”为第二遍警戒。殿中侍御史奏报打开东中华云龙门，引导仪仗为小驾卤簿。百官中不参加校猎的官员，穿朱色官服，在广莫门外集合排列。应回官署的官员回官署。留守填街的后部从官就位；前部从官依照卤簿排列；先置官先行。水漏三刻时，奏报：“击三鼓。”为第三遍警戒。水漏四刻时，奏报：“外办。”正职和次职当值侍中、散骑常侍、给事黄门侍郎、军校佩剑穿履进入，夹侍上阁。当值侍郎背负玉玺，通事令史佩戴龟印和中书之印。水漏五刻时，皇帝出行。戴黑介帻，穿单衣，乘坐辇车。当值侍中背负玉玺陪乘，不带剑。殿中侍御史督率黄麾以内的仪仗。次职当值侍中、次职当值黄门侍郎在前护驾。又次职当值侍中佩戴信玺、行玺，与当值黄门侍郎在后随从护驾。不击鼓鸣角，不得喧哗，按次序引导出行，清道警戒如同常规仪式。车驾出行，骑士赞唱，殿阶侍卫者两次跪拜。皇太子入宫留守。车驾将要到达时，威仪官唱道：“引导先置前部从官就位。”两次跪拜。车驾到达行殿前，辇车回转，当值侍中跪下奏报：“请降辇。”次职当值侍中传达制命说：“可。”当值侍中俯伏起身。皇帝降辇登上御座，侍臣登殿。值卫的靸戟虎贲、旄头文衣、鹖尾，按次序排列在台阶上。当值侍中奏报：“解除警戒。”先置随驾百官返回便坐幔省。
帝若躬亲射禽，变御戎服，内外从官以及虎贲悉变服，如校猎仪。靸戟抽鞘，以备武衞。黄麾内官，从入围里。列置部曲，广张甄围，旗鼓相望，衔枚而进。甄周围会，督甄令史奔骑号法施令曰：「春禽怀孕，搜而不射；鸟兽之肉不登于俎，不射；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不射。」甄会。大司马鸣鼓蹙围，众军鼓噪警角，至宣武场止。大司马屯北旌门；二甄帅屯左右旌门；殿中中郎率获车部曲入次北旌门内之右。皇帝从南旌门入射禽。谒者以获车收载，还陈于获旗北。王公以下以次射禽，各送诣获旗下，付收禽主者。事毕。大司马鸣鼓解围复屯，殿中郎率其属收禽，以实获车，充庖厨。列言统曹正厨，置尊酒俎肉于中逵，以犒飨校猎众军。至晡，正直侍中量宜奏严，从官还著朱服，靸戟复鞘。再严，先置官先还。三严后二刻，正直侍中奏：「外办。」皇帝著黑介帻单衣。正次直侍中、散骑常侍、给事黄门侍郎、军校进夹御坐。正直侍中跪奏：「还宫。」次直侍中称制曰：「可。」正直侍中俛伏起。乘舆登辇还，衞从如常仪。大司马鸣鼓散屯，以次就舍。车驾将至，威仪唱：「引留守填街先置前部从官就位。」再拜。车驾至殿前回辇，正直侍中跪奏：「降辇。」次直侍中称制曰：「可。」正直侍中俛伏起。乘舆降入。正直次直侍中、散骑常侍、给事黄门侍郎、散骑侍郎、军校从至合，亦如常仪。正直侍中奏：「解严。」内外百官拜表问讯如常仪，讫，罢。
如果皇帝亲自射猎禽兽，就改穿戎装，内外随从官员以及虎贲都换服装，如同校猎的仪式。靸戟拔出鞘，以加强武卫。黄麾内的官员，跟随进入围场。布置部曲，广泛展开左右围阵，旌旗战鼓相望，士兵衔枚前进。左右围阵会合时，督阵令史骑马奔驰，宣布法令说：“春季禽兽怀孕，只搜索而不射杀；鸟兽的肉不够祭祀用的俎，不射；皮革、牙齿、骨角、毛羽不够制作器物，不射。”左右围阵会合。大司马击鼓催促合围，各军击鼓呐喊、吹响警角，直到宣武场才停止。大司马驻扎在北旌门；左右两翼统帅驻扎在左右旌门；殿中中郎率领获车部曲进入北旌门内的右侧。皇帝从南旌门进入射猎禽兽。谒者用获车装载猎物，回来陈列在获旗北面。王公以下按次序射猎禽兽，各自送到获旗下，交付给负责收集猎物的主管人员。事情完毕。大司马击鼓解除包围，恢复屯驻，殿中郎率领其下属收集猎物，装满获车，供应厨房。向统曹正厨报告，在大路上设置酒和俎肉，用来犒赏参加校猎的各军。到傍晚，当值侍中根据情况奏报警戒，随从官员换回朱色官服，靸戟重新入鞘。第二遍警戒时，先置官先返回。第三遍警戒后二刻，当值侍中奏报：“外办。”皇帝戴黑介帻，穿单衣。正职和次职当值侍中、散骑常侍、给事黄门侍郎、军校上前夹侍御座。当值侍中跪下奏报：“请回宫。”次职当值侍中传达制命说：“可。”当值侍中俯伏起身。皇帝登辇回宫，侍卫随从如同常规仪式。大司马击鼓解散屯驻部队，按次序回营。车驾将要到达时，威仪官唱道：“引导留守填街先置前部从官就位。”两次跪拜。车驾到达殿前，辇车回转，当值侍中跪下奏报：“请降辇。”次职当值侍中传达制命说：“可。”当值侍中俯伏起身。皇帝降辇入内。正职和次职当值侍中、散骑常侍、给事黄门侍郎、散骑侍郎、军校跟随到阁门，也如同常规仪式。当值侍中奏报：“解除警戒。”内外百官上表问候如同常规仪式，完毕，结束。
志第三 历下
志第三 历法下
志第五 礼二
志第五 礼仪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