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八相
汉唐八位宰相
萧、曹、丙、魏、房、杜、姚、宋，为汉唐名相，不待诵说。然前六君子皆终于位，而姚、宋相明皇，皆不过三年。姚以二子及亲吏受赂，其罢犹有说，宋但以严禁恶钱及疾负罪而妄诉不已者，明皇用优人戏言而罢之，二公终身不复用。宋公罢相时，年才五十八，后十七年乃薨。继之者如张嘉贞、张说、源乾曜、王晙、宇文融、裴光庭、萧嵩、牛仙客，其才可睹矣。唯杜暹、李元纮为贤，亦清介龊龊自守者。释骐骥而不乘，焉皇皇而更索，可不惜哉！萧何且死，所推贤唯曹参。魏、丙同心辅政。房乔每议事，必曰非如晦莫能筹之。姚崇避位，荐宋公自代。唯贤知贤，宜后人之莫及也。
萧何、曹参、丙吉、魏相、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是汉唐两代的名相，这不必多说。然而前六位君子都善终于相位，而姚崇、宋璟辅佐唐明皇，任期都不超过三年。姚崇因为两个儿子和亲信官吏受贿被罢免，这还算有理由；宋璟只是因为严禁劣质钱币和痛恨有罪而妄自上诉不止的人，明皇听信优伶的戏言就罢免了他，两位公卿终身不再被任用。宋公被罢相时，年纪才五十八岁，之后十七年才去世。接替他们的人如张嘉贞、张说、源乾曜、王晙、宇文融、裴光庭、萧嵩、牛仙客，他们的才能可想而知。只有杜暹、李元纮算是贤能，但也只是清廉耿介、谨小慎微自守的人。放弃千里马不骑，却急急忙忙地去另找，难道不可惜吗！萧何临死时，所推举的贤才只有曹参。魏相和丙吉同心协力辅佐朝政。房玄龄每次议事，必定说非杜如晦不能筹划。姚崇退位，推荐宋公代替自己。只有贤能的人才能了解贤能的人，难怪后人比不上他们啊。
六卦有坎
六卦中有坎卦
《易》，《干》、《坤》二卦之下，继之以《屯》、《蒙》、《需》、《讼》、《师》、《比》，六者皆有《坎》，圣人防患备险之意深矣！
《易经》中，在《乾》、《坤》两卦之后，接着是《屯》、《蒙》、《需》、《讼》、《师》、《比》六卦，这六卦中都有《坎》卦，圣人预防祸患、防备危险的意义真是深远啊！
晋之亡与秦隋异
晋朝的灭亡与秦朝、隋朝不同
自尧、舜及今，天下裂而复合者四：周之末为七战国，秦合之。汉之末分为三国，晋合之。晋之乱分为十余国，争战三百年，隋合之。唐之后又分为八九国，本朝合之。然秦始皇一传而为胡亥，晋武帝一传而为惠帝，隋文帝一传而为炀帝，皆破亡其社稷。独本朝九传百七十年，乃不幸有靖康之祸，盖三代以下治安所无也。秦、晋、隋皆相似，然秦、隋一亡即扫地，晋之东虽曰「牛继马后」，终为守司马氏之祀，亦百有余年。盖秦、隋毒流四海，天实诛之。晋之八王擅兵，孽后盗政，皆本于惠帝昏蒙，非得罪于民，故其亡也，与秦、隋独异。
从尧、舜到现在，天下分裂后又重新统一的共有四次：周朝末年形成七国争雄，秦朝统一了天下。汉朝末年分裂为三国，晋朝统一了天下。晋朝大乱分裂为十几个国家，争战了三百年，隋朝统一了天下。唐朝之后又分裂为八九个国家，本朝统一了天下。然而秦始皇传位给胡亥，晋武帝传位给惠帝，隋文帝传位给炀帝，都导致了国家的灭亡。唯独本朝传了九代一百七十年，才不幸遭遇靖康之祸，这大概是夏、商、周三代以来从未有过的安定局面。秦、晋、隋三朝情况相似，但秦、隋一旦灭亡就彻底覆灭，而晋朝东迁后虽然说是“牛继马后”，但终究还是保持了司马氏的祭祀，也延续了一百多年。这是因为秦、隋两朝祸害天下，上天实在要诛灭他们。而晋朝的八王擅权，妖后乱政，都根源于惠帝的昏庸愚昧，并非得罪了百姓，所以它的灭亡，与秦、隋两朝截然不同。
汉上官桀为未央厩令，武帝尝体不安，及愈，见马，马多瘦，上大怒：「令以我不复见马邪？」欲下吏，桀顿首曰：「臣闻圣体不安，日夜忧惧，意诚不在马。」言未卒，泣数行下。上以为忠，由是亲近，至于受遗诏辅少主。义纵为右内史，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不治，上怒曰：「纵以我为不行此道乎？」衔之，遂坐以它事弃市。二人者其始获罪一也，桀以一言之故超用，而纵及诛，可谓幸不幸矣。
汉朝的上官桀担任未央宫的马厩令，武帝曾经身体不适，病愈后去看马，发现马大多瘦弱，皇上大怒说：“马厩令以为我再也见不到马了吗？”想要把他交给司法官治罪。上官桀叩头说：“我听说圣体不安，日夜忧虑恐惧，心思确实不在马上。”话没说完，流下几行眼泪。皇上认为他忠诚，从此亲近他，以至于后来接受遗诏辅佐年幼的君主。义纵担任右内史时，皇上驾临鼎湖，病了很长时间，后来突然起身，前往甘泉宫，道路没有修整，皇上发怒说：“义纵以为我不会走这条路吗？”怀恨在心，于是借其他事情将他处死示众。这两个人起初获罪的原因相同，上官桀因为一句话的缘故被破格提拔，而义纵却遭处死，可以说是有幸和不幸啊。
金日䃅没入宫，输黄门养马。武帝游宴见马，后宫满侧，日䃅等数十人牵马过殿下，莫不窃视，至日䃅，独不敢。日䃅容貌甚严，马又肥好，上奇焉，即日拜为马监，后受遗辅政。日䃅与上官桀皆因马而受知，武帝之取人，可谓明而不遗矣。
金日䃅被没收入宫，送到黄门养马。武帝游玩宴饮时观看马匹，后宫嫔妃站满两旁，金日䃅等几十人牵着马从殿下经过，没有人不偷偷观看，轮到金日䃅，唯独他不敢看。金日䃅容貌非常严肃，马又养得肥壮，皇上感到惊奇，当天就任命他为马监，后来接受遗诏辅佐朝政。金日䃅和上官桀都是因为马而被赏识，武帝选拔人才，可以说是明察而不遗漏啊。
汉宣帝忌昌邑王
汉宣帝忌惮昌邑王
汉废昌邑王贺而立宣帝，贺居故国，帝心内忌之，赐山阳太守张敞玺书，戒以谨备盗贼。敞条奏贺居处，著其废亡之效。上知贺不足忌，始封为列侯。光武废太子强为东海王而立显宗，显宗即位，待强弥厚。宣、显皆杂霸道，治尚刚严，独此事显优于宣多矣。
汉朝废黜昌邑王刘贺而立宣帝，刘贺回到原来的封国，宣帝内心忌惮他，赐给山阳太守张敞诏书，告诫他谨慎防备盗贼。张敞逐条上奏刘贺的居处情况，显示他废亡的征兆。皇上知道刘贺不值得忌惮，才封他为列侯。光武帝废黜太子刘强为东海王而立显宗，显宗即位后，对待刘强更加优厚。宣帝和显宗都杂用霸道，治国崇尚刚严，唯独这件事显宗比宣帝强多了。
公孙平津本传称其意忌内深，杀主父偃，徙董仲舒，皆其力。然其可称者两事：武帝置苍海、朔方之郡，平津数谏，以为疲弊中国以奉无用之地，愿罢之。上使朱买臣等难之，乃谢曰：「山东鄙人，不知其便若是，愿罢西南夷专奉朔方。」上乃许之。卜式上书，愿输家财助边，盖迎合主意。上以语平津，对曰：「此非人情，不轨之臣不可以为化而乱法，愿勿许。」乃罢式。当武帝好大喜功而能如是，概之后世，足以为贤相矣！惜不以式事载本传中。
公孙弘的本传称他内心猜忌刻深，杀主父偃，流放董仲舒，都是他的力量。但他有两件事值得称赞：武帝设置苍海、朔方等郡，公孙弘多次劝谏，认为使中原疲敝来供奉无用之地，希望撤销。皇上派朱买臣等人诘难他，他于是谢罪说：“我是山东的鄙陋之人，不知道有这么便利，希望撤销西南夷而专力经营朔方。”皇上于是同意了。卜式上书，愿意捐献家财资助边防，这大概是迎合皇上的心意。皇上把这事告诉公孙弘，他回答说：“这不合人情，不守本分的臣子不能用来教化百姓而扰乱法度，希望不要答应。”于是拒绝了卜式。在武帝好大喜功的时候能这样做，概括后世来看，足以称为贤相了！可惜没有把卜式这件事记载在本传中。
韩信周瑜
韩信与周瑜
世言韩信伐赵，赵广武君请以奇兵塞井陉口，绝其粮道，成安君不听。信使间人窥知其不用广武君策，还报，则大喜，乃敢引兵遂下，遂胜赵。使广武计行，信且成禽，信盖自言之矣。周瑜拒曹公于赤壁，部将黄盖献火攻之策，会东南风急，悉烧操舡，军遂败。使天无大风，黄盖不进计，则瑜未必胜。是二说者，皆不善观人者也。夫以韩信敌陈余，犹以猛虎当羊豕尔。信与汉王语，请北举燕、赵，正使井陉不得进，必有它奇策矣。其与广武君言曰：「向使成安君听子计，仆亦禽矣。」盖谦以求言之词也。方孙权问计于周瑜，瑜已言操冒行四患，将军禽之宜在今日。刘备见瑜，恨其兵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观瑜破之。」正使无火攻之说，其必有以制胜矣。不然，何以为信瑜？
世人说韩信攻打赵国，赵国的广武君李左车请求用奇兵堵塞井陉口，切断韩信的粮道，成安君陈余不听。韩信派间谍探知陈余没有采用广武君的计策，回来报告，韩信于是大喜，才敢率兵直下，于是战胜了赵国。假使广武君的计策得以施行，韩信就会被擒，这大概是韩信自己说过的话。周瑜在赤壁抵御曹操，部将黄盖献上火攻之计，恰逢东南风猛烈，全部烧毁了曹操的战船，曹军于是大败。假使上天没有大风，黄盖不进献计策，那么周瑜未必能取胜。这两种说法，都是不善于观察人的人说的。以韩信对抗陈余，就像用猛虎对付猪羊罢了。韩信对汉王说，请求向北攻取燕、赵，即使井陉不能前进，也必定有其他奇策。他对广武君说：“假使成安君听从了您的计策，我也就被擒了。”这大概是谦虚以求对方发表意见的话。当孙权向周瑜问计时，周瑜已经指出曹操贸然行动的四种祸患，将军擒获他应在今日。刘备见到周瑜，嫌他兵少，周瑜说：“这些兵足够用了，您只管看我击败曹操。”即使没有火攻之计，他也必定有制胜的方法。不然的话，怎么能成为韩信、周瑜呢？
汉武赏功明白
汉武帝赏赐功劳明白公正
卫青为大将军，霍去病始为校尉，以功封侯，青失两将军，亡翕侯，功不多，不益封。其后各以五万骑深入，去病益封五千八百户，裨校封侯益邑者六人，而青不得益封，吏卒无封者。武帝赏功必视法如何，不以贵贱为高下，其明白如此。后世处此，必曰青久为上将，俱出塞致命，正不厚赏，亦当有以尉其心，不然，它日无以使人，盖失之矣。
卫青担任大将军，霍去病开始时是校尉，因功封侯，卫青损失了两名将军，翕侯阵亡，功劳不多，没有增加封赏。后来他们各自率领五万骑兵深入敌境，霍去病增加封邑五千八百户，偏将、校尉封侯或增加封邑的有六人，而卫青没有得到增加封赏，官兵也没有受封的。武帝赏赐功劳必定根据法令如何规定，不以贵贱定高低，他就是这样明白公正。后世遇到这种情况，一定会说卫青长期担任上将，都出塞效命，即使不厚加赏赐，也应当有所安抚其心，不然的话，日后无法用人，这大概就错了。
周召房杜
周公、召公与房玄龄、杜如晦
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观此二相，则刑措四十年，颂声作于下，不言可知。唐贞观三年二月，房玄龄为左仆射，杜如晦为右仆射，魏征参预朝政。观此三相，则三百年基业之盛概可见矣。
召公担任太保，周公担任太师，辅佐成王为左右大臣。看这两位宰相，就能知道刑罚搁置不用四十年，颂扬之声在民间兴起，这不用多说也能明白。唐朝贞观三年二月，房玄龄担任左仆射，杜如晦担任右仆射，魏征参与朝政。看这三位宰相，那么唐朝三百年基业的兴盛大致可以看到了。
三代书同文
三代文字相同
三代之时，天下书同文，故《春秋左氏》所载人名字，不以何国，大氐皆同。郑公子归生，鲁公孙归父，蔡公孙归生，楚仲归，齐析归父，皆字子家。楚成嘉，郑公子嘉，皆字子孔。郑公孙𬴂、印𬴂，宋皞师𬴂，皆字子石。郑公子喜，宋乐喜，皆字子罕。楚公子黑肱，郑公孙黑，孔子弟子狄黑，皆字子晢。鲁公子翚，郑公孙挥，皆字子羽。邾子克，楚𩰚克，周王子克，宋司马之臣克，皆字曰仪。晋籍偃，荀偃，郑公子偃，吴言偃，皆字曰游。晋羊舌赤，鲁公西赤，皆字曰华。楚公子侧，鲁孟之侧，皆字曰反。鲁冉耕，宋司马耕，皆字曰牛。颜无繇、仲由，皆字曰路。
夏、商、周三代的时候，天下文字统一，所以《春秋左氏传》记载的人名和字，不论哪个国家，大体都相同。郑国的公子归生，鲁国的公孙归父，蔡国的公孙归生，楚国的仲归，齐国的析归父，他们的字都是子家。楚国的成嘉，郑国的公子嘉，他们的字都是子孔。郑国的公孙𬴂、印𬴂，宋国的皞师𬴂，他们的字都是子石。郑国的公子喜，宋国的乐喜，他们的字都是子罕。楚国的公子黑肱，郑国的公孙黑，孔子的弟子狄黑，他们的字都是子晢。鲁国的公子翚，郑国的公孙挥，他们的字都是子羽。邾国的子克，楚国的𩰚克，周王室的王子克，宋国司马的家臣克，他们的字都是仪。晋国的籍偃、荀偃，郑国的公子偃，吴国的言偃，他们的字都是游。晋国的羊舌赤，鲁国的公西赤，他们的字都是华。楚国的公子侧，鲁国的孟之侧，他们的字都是反。鲁国的冉耕，宋国的司马耕，他们的字都是牛。颜无繇、仲由，他们的字都是路。
周世中国地
周朝时期中原地区
成周之世，中国之地最狭，以今地里考之，吴、越、楚、蜀、闽皆为蛮。淮南为群舒。秦为戎。河北真定、中山之境，乃鲜虞、肥、鼓国。河东之境，有赤狄、甲氏、留吁、铎辰、潞国。洛阳为王城，而有杨拒、泉臯、蛮氏、陆浑、伊雒之戎。京东有莱、牟、介、莒皆夷也。杞都雍丘，今汴之属邑，亦用夷礼。邾近于鲁，亦曰夷。其中国者，独晋、卫、齐、鲁、宋、郑、陈、许而已，通不过数十州，盖于天下特五分之一耳。
东周时期，中原地区的疆域最为狭小，用今天的地理来考察，吴、越、楚、蜀、闽等地都是蛮族地区。淮南是群舒部族。秦国是戎族。河北的真定、中山一带，是鲜虞、肥、鼓等国。河东地区，有赤狄、甲氏、留吁、铎辰、潞国。洛阳是王城，却有杨拒、泉臯、蛮氏、陆浑、伊雒等戎族。京东地区有莱、牟、介、莒，都是夷族。杞国的都城在雍丘，也就是现在汴京的属县，也使用夷族的礼仪。邾国靠近鲁国，也被称为夷族。那些真正属于中原地区的，只有晋、卫、齐、鲁、宋、郑、陈、许这几个国家，总共不过几十个州，大概只占天下的五分之一罢了。
李后主梁武帝
李后主与梁武帝
东坡书李后主去国之词云：「最是苍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挥泪对宫娥。」以为后主失国，当恸哭于庙门之外，谢其民而后行，乃对宫娥听乐，形于词句。予观梁武帝启侯景之祸，涂炭江左，以致覆亡，乃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其不知罪己亦甚矣。窦婴救灌夫，其夫人谏止之，婴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无所恨。」梁武用此言而非也。
苏东坡书写李后主亡国时的词句说：“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挥泪对宫娥。”他认为后主失去国家，应当在宗庙门外痛哭，向百姓谢罪然后离开，却对着宫娥听音乐，并把这种情景写入词句。我看梁武帝引发侯景之乱，使江左生灵涂炭，导致国家覆亡，却说：“从我手中得到，从我手中失去，又有什么可遗憾的。”他不知自责也太严重了。窦婴营救灌夫，他的夫人劝阻他，窦婴说：“侯爵从我手中得到，从我手中舍弃，没有什么可遗憾的。”梁武帝引用这句话，但用错了地方。
《诗》二《雅》及《颂》前三卷题曰：「某诗之什。」陆德明《释》云：「歌诗之作，非止一人，篇数既多，故以十篇编为一卷，名之为什。」今人以诗为篇什，或称誉它人所作为佳什，非也。
《诗经》中的《大雅》《小雅》以及《颂》的前三卷标题为：“某诗之什。”陆德明在《经典释文》中说：“歌诗的作品，不止一人，篇数既然很多，所以把十篇编为一卷，称之为‘什’。”现在的人把诗称为“篇什”，或者称赞别人的作品为“佳什”，这是不对的。
唐苏州司户郭京有《周易举正》三卷，云：「曾得王辅嗣、韩康伯手写注定传授真本，比校今世流行本及国学、乡贡举人等本，或将经入注，用注作经，小象中间以下句，反居其上，爻辞注内移，后义却处于前，兼有脱遗，两字颠倒谬误者，并依定本举正其讹，凡一百三节。」今略取其明白者二十处载于此：《坤》初六：「履霜坚冰至。象曰：履霜，阴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今本于象文「霜」字下误增「坚冰」二字。《屯》六三象曰：「即鹿无虞何？以从禽也。」今本脱「何」字。《师》六五：「田有禽，利执之，无咎。」元本「之」字行书向下引脚，稍类「言」字，转写相仍，故误作「言」，观注义亦全不作「言」字释也。《比》九五象曰：「失前禽，舍逆取顺也。」今本误倒其句。《贲》：「亨，不利有攸往。」今本「不」字误作「小」字。「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注云：「刚柔交错而成文焉，天之文也。」今本脱「刚柔交错」一句。《坎》卦「习坎」上脱「坎」字。《姤》：「九四，包失鱼。」注：「二有其鱼，故失之也。」今本误作「无鱼」。《蹇》：「九三，往蹇来正。」今本作「来反」。《困》初六象曰：「入于幽谷，不明也。」今本「谷」字下多「幽」字。《鼎》彖：「圣人亨以享上帝，以养圣贤。」注云：「圣人用之，上以享上帝，而下以养圣贤。」今本正文多「而大亨」三字，故注文亦误增「大亨」二字。《震》彖曰：「不丧匕鬯，出可以守宗庙社稷，以为祭主也。」今本脱「不丧匕鬯」一句。《渐》象曰：「君子以居贤德，善风俗。」注云：「贤德以止巽则居，风俗以止巽乃善。」今本正文脱「风」字。《丰》九四象：「遇其夷主，吉，志行也。」今文脱「志」字。《中孚》彖：「豚鱼吉，信及也。」今本「及」字下多「豚鱼」二字。《小过》彖：「柔得中，是以可小事也。」今本脱「可」字，而「事」字下误增「吉」字。六五象曰：「密云不雨，已止也。」注：「阳已止下故也。」今本正文作「已上」，故注亦误作「阳已上故止也」。《既济》彖曰：「既济，亨小，小者亨也。」今本脱一「小」字。《系辞》：「二多誉，四多惧。」注云：「惧，近也。」今本误以「近也」字为正文，而注中又脱「惧」字。《杂》卦：「蒙稚而著。」今本「稚」误作「杂」字。予顷于福州《道藏》中见此书而传之，及在后省见晁公武所进《易解》多引用之，世罕有其书也。
唐代苏州司户郭京著有《周易举正》三卷，他说：“曾得到王弼、韩康伯亲手写定的传授真本，与现在流行的版本以及国子监、乡贡举人等版本比较，有的把经文混入注文，有的用注文当作经文，小象中把下句放在上句前面，爻辞的注文被移动，后面的解释反而放在前面，还有脱漏遗失、两字颠倒错误的地方，都依照定本纠正其错误，共一百零三处。”现在选取其中明白易懂的二十处记载在这里：《坤》卦初六爻：“履霜坚冰至。象曰：履霜，阴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现在的版本在象辞的“霜”字下误增了“坚冰”二字。《屯》卦六三爻象辞：“即鹿无虞何？以从禽也。”现在的版本脱漏了“何”字。《师》卦六五爻：“田有禽，利执之，无咎。”原本的“之”字行书向下连笔，有点像“言”字，辗转抄写沿用，所以误作“言”，看注文的意思也完全不是按“言”字解释的。《比》卦九五爻象辞：“失前禽，舍逆取顺也。”现在的版本把句子顺序弄反了。《贲》卦：“亨，不利有攸往。”现在的版本“不”字误作“小”字。“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注文说：“刚柔交错而成文焉，天之文也。”现在的版本脱漏了“刚柔交错”一句。《坎》卦“习坎”上面脱漏了“坎”字。《姤》卦：“九四，包失鱼。”注文：“二有其鱼，故失之也。”现在的版本误作“无鱼”。《蹇》卦：“九三，往蹇来正。”现在的版本作“来反”。《困》卦初六爻象辞：“入于幽谷，不明也。”现在的版本“谷”字下面多了“幽”字。《鼎》卦彖辞：“圣人亨以享上帝，以养圣贤。”注文说：“圣人用之，上以享上帝，而下以养圣贤。”现在的版本正文多了“而大亨”三字，所以注文也误增了“大亨”二字。《震》卦彖辞：“不丧匕鬯，出可以守宗庙社稷，以为祭主也。”现在的版本脱漏了“不丧匕鬯”一句。《渐》卦象辞：“君子以居贤德，善风俗。”注文说：“贤德以止巽则居，风俗以止巽乃善。”现在的版本正文脱漏了“风”字。《丰》卦九四爻象辞：“遇其夷主，吉，志行也。”现在的版本脱漏了“志”字。《中孚》卦彖辞：“豚鱼吉，信及也。”现在的版本“及”字下面多了“豚鱼”二字。《小过》卦彖辞：“柔得中，是以可小事也。”现在的版本脱漏了“可”字，而“事”字下面误增了“吉”字。六五爻象辞：“密云不雨，已止也。”注文：“阳已止下故也。”现在的版本正文作“已上”，所以注文也误作“阳已上故止也”。《既济》卦彖辞：“既济，亨小，小者亨也。”现在的版本脱漏了一个“小”字。《系辞》：“二多誉，四多惧。”注文说：“惧，近也。”现在的版本误把“近也”二字当作正文，而注文中又脱漏了“惧”字。《杂卦》：“蒙稚而著。”现在的版本“稚”误作“杂”字。我前不久在福州的《道藏》中见到这本书并抄录下来，后来在门下后省看到晁公武进献的《易解》中多次引用它，世上很少有这本书流传。
其惟圣人乎
其惟圣人乎
《干》卦：「其惟圣人乎？」魏王肃本作「愚人」，后结句始作「圣人」，见陆德明《释文》。
《干》卦：“其惟圣人乎？”魏国王肃的版本作“愚人”，后面的结句才作“圣人”，见于陆德明的《经典释文》。
《易·说卦》荀爽《九家集解》、《干》「为木果」之下，更有四，曰：为龙，为车，为衣，为言。《坤》后有八，曰：为牝，为迷，为方，为囊，为裳，为黄，为帛，为浆。《震》后有三，曰：为王，为鹄，为鼓。《巽》后有二，曰：为杨，为鹳。《坎》后有八，曰：为宫，为律，为可，为栋，为丛棘，为狐，为蒺藜，为桎梏。《离》后有一，曰：为牝牛。《艮》后有三，曰：为瀼，为虎，为狐。《兑》后有二，曰：为常，为辅颊。注云：「常，西方神也。」陆德明以其与王弼本不同，故载于《释文》。案《震》为龙与《干》同，故虞翻、干宝本作駹。
《周易·说卦》中荀爽的《九家集解》，在《干》卦“为木果”之后，还有四种象征：为龙，为车，为衣，为言。《坤》卦之后有八种：为牝，为迷，为方，为囊，为裳，为黄，为帛，为浆。《震》卦之后有三种：为王，为鹄，为鼓。《巽》卦之后有两种：为杨，为鹳。《坎》卦之后有八种：为宫，为律，为可，为栋，为丛棘，为狐，为蒺藜，为桎梏。《离》卦之后有一种：为牝牛。《艮》卦之后有三种：为瀼，为虎，为狐。《兑》卦之后有两种：为常，为辅颊。注文说：“常，是西方之神。”陆德明因为这与王弼的版本不同，所以记载在《经典释文》中。按：《震》卦为龙与《干》卦相同，所以虞翻、干宝的版本写作“駹”。
元二之灾
元二之灾
《后汉·邓骘传》：「拜为大将军，时遭元二之灾，人士饥荒，死者相望，盗贼群起，四夷侵畔。」章怀注云：「元二，即元元也，古书字当再读者，即于上字之下为小二字，言此字当两度言之。后人不晓，遂读为元二，或同之阳九，或附之百六，良由不悟，致斯乖舛。今歧州《石敱铭》，凡重言者皆为二字，明验也。」汉碑有《杨孟文石门颂》云：「中遭元二，西夷虐残。」《孔耽碑》云：遭元二𫄨轲，人民相食。」赵明诚《金石跋》云：「若读为元元，不成文理，疑当时自有此语，《汉注》未必然也。」案王充《论衡·恢国篇》云：「今上嗣位，元二之间，嘉德布流。三年，零陵生芝草。四年，甘露降五县。五年，芝复生。六年，黄龙见。」盖章帝时事。考之本纪，所书建初三年以后诸瑞皆同，则知所谓元二者，谓建初元年、二年也。既称嘉德布流以致祥瑞，其为非灾眚之语，益可决疑。安帝永初元年、二年，先零滇羌寇叛，郡国地震、大水。邓骘以二年十一月拜大将军，则知所谓元二者，谓永初元年、二年也。凡汉碑重文不皆用小二字，岂有《范史》一部唯独一处如此，予兄丞相作《隶释》，论之甚详。予修国史日，撰《钦宗纪赞》，用靖康元二之祸，实本于此。
《后汉书·邓骘传》记载：“他被任命为大将军，当时遭遇元二之灾，百姓饥荒，饿死的人随处可见，盗贼群起，四方夷族侵犯背叛。”章怀太子李贤注释说：“元二，就是元元。古书中文字应当重复读时，就在上一个字下面写一个小的‘二’字，表示这个字要读两遍。后人不懂，于是读成‘元二’，有的把它等同于‘阳九’之灾，有的把它附会为‘百六’之厄，都是因为不明白，才导致这样的错误。如今岐州的《石敱铭》中，凡是重复的字都写成‘二’字，就是明证。”汉碑中有《杨孟文石门颂》说：“中途遭遇元二，西夷肆虐残害。”《孔耽碑》说：“遭遇元二艰难，人民互相残食。”赵明诚在《金石跋》中说：“如果读成‘元元’，就不成文理，怀疑当时本来就有这种说法，《汉注》未必正确。”我考察王充《论衡·恢国篇》说：“当今皇上继位，元二年间，美德善政广泛流传。三年，零陵长出灵芝草。四年，甘露降在五个县。五年，灵芝又生长。六年，出现黄龙。”这大概是汉章帝时的事。查考本纪，所记载的建初三年以后的各种祥瑞都与此相同，那么就知道所谓的“元二”，指的是建初元年、二年。既然说美德善政广泛流传以致出现祥瑞，那么它就不是指灾祸的说法，就更加可以断定了。汉安帝永初元年、二年，先零、滇羌等族侵犯叛乱，各郡国发生地震、大水。邓骘在永初二年十一月被任命为大将军，那么就知道所谓的“元二”，指的是永初元年、二年。凡是汉碑中的重复字并不都用小“二”字，难道《后汉书》这一部书中唯独一处这样写？我的兄长丞相洪适撰写《隶释》，对此论述得很详细。我修撰国史时，撰写《钦宗纪赞》，用了“靖康元二之祸”的说法，实际上就是来源于此。
孟子曰：「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污，不至阿其所好。」赵岐注云：「三人之智足以识圣人。污，下也。言三人虽小污不平，亦不至于其所好，阿私所爱而空誉之。」详其文意，足以识圣人是一句。污，下也，自是一节。盖以下字训污也，其义明甚。而老苏先生乃作一句读，故作《三子知圣人污论》谓：「三子之智，不足以及圣人高深幽绝之境，徒得其下焉耳。」此说窃谓不然，夫谓「夫子贤于尧、舜，自生民以来未有」，可谓大矣，犹以为污下何哉？程伊川云：「有若等自能知夫子之道，假使污下，必不为阿好而言。」其说正与赵氏合。大抵汉人释经子，或省去语助，如郑氏笺《毛诗》「奄观铚艾」云：「奄，久。观，多也。」盖以久训奄，以多训观。近者黄启宗有《补礼部韵略》，于「淹」字下添「奄」字，注云：「久观也。」亦是误以笺中五字为一句。
孟子说：“宰我、子贡、有若，他们的智慧足以了解圣人。污，不至于阿谀他们所喜好的人。”赵岐注释说：“这三个人的智慧足以认识圣人。污，是低下的意思。是说这三个人虽然有些小的不平之处，也不至于对他们所喜好的人，偏私偏爱而凭空赞誉。”仔细体会文意，“足以识圣人”是一句。“污，下也”自成一段。这是因为用“下”字来解释“污”，意思很明确。而老苏先生（苏洵）却把它们读成一句，所以写了《三子知圣人污论》说：“这三个人的智慧，不足以达到圣人高深幽远的境界，只是得到了圣人的低下之处罢了。”我认为这种说法不对。如果说“夫子比尧、舜还贤明，自有人类以来从未有过”，这可以说是非常崇高了，却还认为他低下，这是为什么呢？程伊川（程颐）说：“有若等人自然能了解夫子的道，即使他们低下，也一定不会为了讨好而说假话。”这种说法正好与赵岐的注释相合。大体上汉朝人解释经书和诸子，有时会省略语助词，比如郑玄笺注《毛诗》中“奄观铚艾”说：“奄，久。观，多也。”这是用“久”解释“奄”，用“多”解释“观”。近来黄启宗著有《补礼部韵略》，在“淹”字下面添加了“奄”字，注释说：“久观也。”这也是错误地把笺注中的五个字当成了一句话。
廿卅卌字
廿、卅、卌字
今人书二十字为廿，三十字为卅，四十为卌，皆《说文》本字也。廿音入，二十并也。卅音先合反，三十之省便，古文也。卌音先立反，数名，今直以为四十字。案秦始皇凡刻石颂德之辞，皆四字一句。《泰山辞》曰：「皇帝临位，二十有六年。」《瑯邪台颂》曰：「维二十六年，皇帝作始。」《之罘颂》曰：「维二十九年，时在中春。」《东观颂》曰：「维二十九年，皇帝春游。」《会稽颂》曰：「德惠修长，三十有七年。」此《史记》所载，每称年者，辄五字一句。尝得《泰山词》石本，乃书为「廿有六年」，想其余皆如是，而太史公误易之，或后人传写之讹耳，其实四字句也。
现在的人把“二十”写作“廿”，“三十”写作“卅”，“四十”写作“卌”，这些都是《说文解字》中的本字。“廿”读音为“入”，是“二十”的合并。“卅”读音为“先合反”，是“三十”的简省写法，属于古文。“卌”读音为“先立反”，是一个数字名称，现在直接当作“四十”字。考察秦始皇所有刻石颂德的文辞，都是四字一句。《泰山辞》说：“皇帝临位，二十有六年。”《瑯邪台颂》说：“维二十六年，皇帝作始。”《之罘颂》说：“维二十九年，时在中春。”《东观颂》说：“维二十九年，皇帝春游。”《会稽颂》说：“德惠修长，三十有七年。”这些是《史记》所记载的，每次提到年份时，都是五个字一句。我曾经得到《泰山词》的石刻拓本，上面写的是“廿有六年”，想来其余的都应该是这样，只是太史公（司马迁）错误地改写了，或者是后人传抄时出现了讹误，实际上应该是四字句。
今人作字省文，以礼为「礼」，以处为「処」，以与为「与」，凡章奏及程文书册之类不敢用，然其实皆《说文》本字也。许叔重释「礼」字云：「古文」；「処」字云：「止也，得几而止，或从处」；「与」字云：「赐予也，『与』、『与』同。」然则当以省文者为正。
现在的人写字用省笔字，把“禮”写成“礼”，把“處”写成“処”，把“與”写成“与”，凡是奏章以及公文、书册之类不敢使用这些省笔字，但实际上它们都是《说文解字》中的本字。许慎（字叔重）解释“礼”字说：“古文”；解释“処”字说：“止的意思，得到几案就停止，有时从‘处’”；解释“与”字说：“赐予的意思，‘与’和‘与’相同。”那么，应当以省笔字为正体。
负剑辟咡
负剑辟咡
《曲礼》记童子事曰：「负剑辟咡诏之。」郑氏注云：「负，谓置之于背。剑，谓挟之于旁。辟咡诏之，谓倾头与语。口旁曰咡。」欧阳公作其父《泷冈阡表》云：「回顾乳者剑汝而立于旁。」正用此义。今庐陵石刻由存，衢州所刊《六一集》，已得其真，或者不晓，遂易剑为抱，可叹也！
《曲礼》记载童子的事说：“负剑辟咡诏之。”郑玄注释说：“负，是指把孩子放在背上。剑，是指把孩子夹在身旁。辟咡诏之，是指侧过头来和孩子说话。嘴旁边叫咡。”欧阳修（欧阳公）为他父亲写的《泷冈阡表》中说：“回顾乳者剑汝而立于旁。”正是用了这个意思。如今庐陵的石刻还保存着，衢州刊刻的《六一集》也保留了原文，但有些人不明白，就把“剑”改成了“抱”，真是可叹啊！
国初人至诚
国初人至诚
真宗时，并州谋帅，上谓辅臣曰：「如张齐贤、温仲舒皆可任，但以其尝历枢近，或有固辞，宜召至中书询问，愿往则授之。」及召二人至，齐贤辞以恐为人所谗。仲舒曰：「非敢有辞，但在尚书班已十年，若得改官端揆，赐都部署添给，敢不承命？」辅臣以闻，上曰：「是皆不欲往也，勿强之。」王元之自翰林学士以本官刑部郎中知黄州，遣其子嘉祐献书于中书门下，以为：「朝廷设官，进退必以礼，一失错置，咎在廊庙。某一任翰林学士，三任制诰舍人，以国朝旧事言之，或得给事中，或得侍郎，或为谏议大夫。某独异于斯，斥去不转一级，与钱谷俗吏，混然无别，执政不言，人将安仰？」予谓仲舒尝为二府，至于自求迁转及增请给。元之一代刚正名臣，至于公移笺书，引例乞转。唯其至诚不矫伪故也。后之人外为大言，避宠辞禄，而阴有营求，失其本真者多矣，风俗使然也。
宋真宗时期，要选择并州的统帅，皇上对辅佐大臣说：“像张齐贤、温仲舒都可以担任，但因为他们曾经担任过枢密院近臣，可能会坚决推辞，应该召他们到中书省询问，愿意去就任命。”等到召见二人，张齐贤以担心被人进谗言为由推辞。温仲舒说：“不敢推辞，只是我在尚书班列已经十年，如果能改任为宰相，并赐予都部署的额外俸禄，怎敢不奉命？”辅佐大臣把情况报告皇上，皇上说：“这都是不想去，不要勉强他们。”王元之从翰林学士以本官刑部郎中身份出任黄州知州，派他的儿子王嘉祐向中书门下进献书信，认为：“朝廷设置官职，升迁贬退一定要依礼，一旦安排失当，过错就在朝廷。我担任过翰林学士，三次担任制诰舍人，按照本朝旧例，有的能任给事中，有的能任侍郎，有的能任谏议大夫。唯独我与这些不同，被贬斥外放而不升一级，与掌管钱粮的俗吏混在一起没有区别，执政大臣不说话，人们将依靠谁呢？”我认为温仲舒曾担任二府（枢密院、中书省）官职，以至于自己请求升迁和增加俸禄。王元之是一代刚正的名臣，以至于公开写信，援引旧例请求升迁。这只是因为他们极其真诚而不虚伪的缘故。后来的人外表说大话，躲避恩宠推辞俸禄，而暗中却有所谋求，失去本真的人很多，这是风俗造成的。
史馆玉牒所
史馆玉牒所
国朝熙宁以前，秘书省无著作局，故置史馆，设修撰、直馆之职。元丰官制行，有秘书官，则其职归于监少及著作郎佐矣。而绍兴中复置史馆修撰、检讨，是与本省为二也。宗正寺修玉牒官亦然。官制既行，其职归于卿、丞矣。而绍兴中复差侍从为修牒，又以它官兼检讨，是与本寺为二也。然则今有户部，可别置三司，有吏、刑部，可别置审官、审刑院矣。又玉牒旧制，每十年一进，谓甲子岁进书，则甲戌、甲申岁复然。今乃从建隆以来再行补修，每及十年则一进，以故不过三二年辄一行赏，书局僣赏，此最甚焉。
本朝熙宁以前，秘书省没有著作局，所以设置史馆，设立修撰、直馆的官职。元丰年间实行新官制后，有了秘书官，那么这些职责就归于秘书监、少监以及著作郎、著作佐郎了。但绍兴年间又恢复设置史馆修撰、检讨，这就与秘书省成为两套机构了。宗正寺修玉牒的官员也是这样。新官制实行后，这些职责归于宗正卿、宗正丞了。但绍兴年间又差遣侍从官担任修牒官，又用其他官员兼任检讨，这就与宗正寺成为两套机构了。既然如此，那么现在有户部，就可以另外设置三司；有吏部、刑部，就可以另外设置审官院、审刑院了。另外，玉牒的旧制是每十年进呈一次，比如甲子年进呈，那么甲戌年、甲申年再如此。现在却是从建隆年以来重新补修，每过十年就进呈一次，因此不过三两年就进行一次赏赐，书局滥赏，这是最严重的。
《宝积经》说僧之无行者曰：「譬如麦田，中生稗麦，其形似麦，不可分别。尔时田夫，作如是念，谓此稗麦，尽是好麦，后见穟生，尔乃知非。如是沙门，在于众中，似是持戒有德行者。施主见时，谓尽是沙门，而彼痴人，实非沙门，是名稗沙门。」
《宝积经》中谈到没有德行的僧人时说：“好比麦田里，长出了稗草，它的形状像麦子，难以分辨。这时农夫心里想，以为这些稗草全是好麦子，后来看到麦穗长出，才知道不是。同样，有些僧人在众人之中，看似持戒有德行的修行者。施主见到时，以为他们都是真正的僧人，而那个愚痴的人，其实并非僧人，这就叫做‘稗沙门’。”
此喻甚佳，而文士鲜曾引用，聊志于此。
这个比喻非常好，但文人很少引用，我姑且把它记录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