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彪陈群
杨彪与陈群
魏文帝受禅，欲以杨彪为太尉，彪辞曰：「彪备汉三公，耄年被病，岂可赞惟新之朝？」乃授光禄大夫。相国华歆以形色忤旨，徙为司徒而不进爵。帝久不怿，以问尚书令陈群曰：「我应天受禅，相国及公独不怡，何也？」群对曰：「臣与相国，曾臣汉朝，心虽悦喜，犹义形于色。」
魏文帝接受禅让后，想任命杨彪为太尉，杨彪推辞说：“我曾担任汉朝的三公，年老多病，怎能辅佐新朝？”于是只授予他光禄大夫之职。相国华歆因神色不悦触怒皇帝，被调任司徒而未晋升爵位。文帝心中不快很久，问尚书令陈群说：“我顺应天命接受禅让，相国和您却唯独不高兴，这是为什么？”陈群回答说：“我和相国，曾经是汉朝的臣子，心中虽然喜悦，但道义上仍会流露于神色。”
夫曹氏篡汉，忠臣义士之所宜痛心疾首，纵力不能讨，忍复仕其朝为公卿乎？歆、群为一世之贤，所立不过如是。彪逊词以免祸，亦不敢一言及曹氏之所以得。盖自党锢祸起，天下贤士大夫如李膺、范滂之徒，屠戮殆尽，故所存者如是而已。士风不竞，悲夫！章惇、蔡京为政，欲殄灭元祐善类，正士禁锢者三十年，以致靖康之祸，其不为歆、群者几希矣！
曹氏篡夺汉朝，忠臣义士本应痛心疾首，即使无力讨伐，又怎能忍心再在其朝廷中担任公卿呢？华歆、陈群作为一代贤人，其作为也不过如此。杨彪用谦逊的言辞避免祸患，也不敢说一句关于曹氏如何得天下的话。大概从党锢之祸兴起后，天下贤士大夫如李膺、范滂等人，几乎被屠杀殆尽，所以留存下来的也就这样了。士风不振，可悲啊！章惇、蔡京执政时，想要消灭元祐年间的正人君子，正直之士被禁锢三十年，最终导致靖康之祸，那时不像华歆、陈群这样的人，实在太少了！
袁盎温峤
袁盎与温峤
赵谈常害袁盎，盎兄子种曰：「君与斗，廷辱之，使其毁不用。」文帝出，谈参乘，盎前曰：「天子所与共六尺舆者，皆天下豪英，陛下奈何与刀锯余人载？」上笑下谈，谈泣下车。温峤将去王敦，而惧钱凤为之奸谋，因敦饯别，峤起行酒至凤，击凤帻坠，作色曰：「钱凤何人，温太真行酒而敢不饮！」及发后，凤入说敦曰：「峤于朝廷甚密，未必可信。」敦曰：「太真昨醉，小加声色，岂得以此便相谗贰。」由是凤谋不行。二者之智如此。
赵谈经常陷害袁盎，袁盎的侄子袁种说：“你和他斗，在朝廷上羞辱他，使他诋毁的话不被采用。”文帝出行，赵谈陪乘，袁盎上前说：“天子同乘六尺车舆的人，都是天下的英雄豪杰，陛下为何与受过宫刑的人同车？”文帝笑着让赵谈下车，赵谈哭着下了车。温峤将要离开王敦，但担心钱凤为王敦出奸计，趁着王敦设宴饯行，温峤起身敬酒到钱凤面前，打落钱凤的头巾，变色说：“钱凤是什么人，我温太真敬酒竟敢不喝！”等到出发后，钱凤进言王敦说：“温峤与朝廷关系密切，未必可信。”王敦说：“太真昨天醉了，稍微有些声色，怎能因此就进谗言离间。”于是钱凤的计谋未能得逞。这两人的智慧就是这样。
日饮亡何
“日饮亡何”的出处
《汉书·爰盎传》：「南方卑湿，君能日饮亡何。」颜师古注云：「无何，言更无余事。」而《史记·盎传》作「日饮毋苛」，盖言南方不宜多饮耳。今人多用「亡何」字。
《汉书·爰盎传》记载：“南方低洼潮湿，您能每天饮酒，别无他事。”颜师古注释说：“无何，意思是再没有别的事情。”而《史记·爰盎传》写作“日饮毋苛”，大概是说南方不宜多饮酒。现在的人多用“亡何”这个词。
爰盎小人
爰盎是小人
爰盎真小人，每事皆借公言而报私怨，初非尽忠一意为君上者也。尝为吕禄舍人，故怨周勃。文帝礼下勃，何豫盎事，乃有「非社稷臣」之语，谓勃不能争吕氏之事，适会成功耳。致文帝有轻勃心，既免使就国，遂有廷尉之难。尝谒丞相申屠嘉，嘉弗为礼，则之丞相舍折困之。为赵谈所害，故沮止其参乘。素不好晁错，故因吴反事请诛之。盖盎本安陵群盗，宜其忮心忍戾如此，死于刺客，非不幸也。
爰盎真是个小人，每件事都假借公义来报私仇，根本不是一心尽忠为君主的人。他曾担任吕禄的舍人，因此怨恨周勃。文帝礼遇周勃，与爰盎有何相干，他却说出“周勃不是社稷之臣”的话，说周勃不能阻止吕氏专权，只是恰好成功罢了。导致文帝对周勃产生轻视之心，后来周勃被免职回到封国，便遭受了廷尉的迫害。他曾拜访丞相申屠嘉，申屠嘉不以礼相待，他就到丞相府中羞辱为难他。被赵谈陷害，所以阻止赵谈陪乘。一向不喜欢晁错，因此借吴王叛乱之事请求诛杀晁错。大概爰盎本是安陵的盗贼，难怪他心地如此狠毒残忍，最终死于刺客之手，并非不幸。
唐铨选择人之法有四：一曰身，谓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辩正；三曰书，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优长。凡试判登科谓之入等，甚拙者谓之蓝缕，选未满而试文三篇谓之宏辞，试判三条谓之拔萃。中者即授官。既以书为艺，故唐人无不工楷法，以判为贵，故无不习熟，而判语必骈俪，今所传《龙筋凤髓判》及《白乐天集甲乙判》是也。自朝廷至县邑，莫不皆然，非读书善文不可也。宰臣每启拟一事，亦必偶数十语，今郑畋敕语、堂判犹存。世俗喜道琐细遗事，参以滑稽，目为花判，其实乃如此，非若今人握笔据案，只署一字亦可。国初尚有唐余波，久而革去之。但体貌丰伟，用以取人，未为至论。
唐代选拔官员的方法有四项：第一是“身”，指体貌丰满魁梧；第二是“言”，指言辞清晰有条理；第三是“书”，指楷书笔力遒劲优美；第四是“判”，指判词文理优秀。凡是考试判词登科的称为“入等”，非常拙劣的称为“蓝缕”，任职未满而考试三篇文章的称为“宏辞”，考试三条判词的称为“拔萃”。考中者立即授予官职。既然以书法为技艺，所以唐代人没有不擅长楷书的；以判词为贵，所以没有不熟练的，而判词必须用骈俪文体，如今流传的《龙筋凤髓判》和《白乐天集甲乙判》就是例子。从朝廷到县邑，没有不这样的，不读书善文是不行的。宰相每次启奏拟定一件事，也必定用几十句骈文，如今郑畋的敕语、堂判还保存着。世俗喜欢谈论琐细的遗闻逸事，掺杂滑稽内容，称之为“花判”，其实原本是这样，不像现在的人握笔坐在案前，只签一个字也可以。宋朝初年还有唐代的遗风，时间久了就革除了。但仅凭体貌丰满魁梧来选拔人才，并非高明的论断。
三代彜器，其存至今者，人皆宝为奇玩。然自春秋以来，固重之矣。经传所记，取郜大鼎于宋，鲁以吴寿梦之鼎贿荀偃，晋赐子产莒之二方鼎，齐赂晋以纪甗、玉磬，徐赂齐以甲父之鼎，郑赂晋以襄钟，卫欲以文之舒鼎、定之鞶鉴纳鲁侯，乐毅为燕破齐，祭器设于宁台，大吕陈于元英，故鼎反乎磨室是已。
夏、商、周三代的彝器，流传到今天的，人们都当作奇珍异宝来收藏。然而从春秋以来，本来就已经很重视它们了。经传中记载，从宋国取来郜国的大鼎，鲁国用吴王寿梦的鼎贿赂荀偃，晋国赐给子产莒国的两个方鼎，齐国用纪国的甗和玉磬贿赂晋国，徐国用甲父之鼎贿赂齐国，郑国用襄钟贿赂晋国，卫国想用文氏的舒鼎、定氏的鞶鉴送给鲁侯，乐毅为燕国攻破齐国，将祭器陈列在宁台，大吕钟陈列在元英宫，原来的鼎返回磨室，这些都是例子。
玉蕊杜鹃
玉蕊花与杜鹃花
物以希见为珍，不必异种也。长安唐昌观玉蕊，乃今玚花，又名米囊，黄鲁直易为山矾者。润州鹤林寺杜鹃，乃今映山红，又名红踯躅者。二花在江东弥山亘野，殆与榛莽相似。而唐昌所产，至于神女下游，折花而去，以践玉峰之期，鹤林之花，至以为外国僧钵盂中所移，上玄命三女下司之，已逾百年，终归阆苑。是不特土俗罕见，虽神仙亦不识也。王建宫词云：「太仪前日暖房来，嘱向昭阳乞药栽。敕赐一窠红踯躅，谢恩未了奏花开。」其重如此，盖宫禁中亦鲜云。
事物以稀见为珍贵，不一定非得是奇异品种。长安唐昌观的玉蕊花，就是现在的玚花，又名米囊，黄庭坚改称为山矾。润州鹤林寺的杜鹃花，就是现在的映山红，又名红踯躅。这两种花在江东漫山遍野，几乎与灌木杂草相似。而唐昌观所产的玉蕊花，竟有神女下凡，折花而去，以赴玉峰之约；鹤林寺的杜鹃花，甚至被认为是外国僧人的钵盂中移来的，上天命三位仙女下凡管理，已过百年，最终回归阆苑。这不仅当地百姓罕见，就连神仙也不认识。王建的宫词说：“太仪前日暖房来，嘱向昭阳乞药栽。敕赐一窠红踯躅，谢恩未了奏花开。”可见其珍贵如此，大概皇宫中也少有。
礼寺失职
礼部失职
唐开元中，封孔子为文宣王，颜子为兖公，闵子至子夏为侯，群弟子为伯。本朝祥符中，进封公为国公，侯为郡公，伯为侯。绍兴二十五年，太上皇帝御制赞七十五首，而有司但具唐爵，故宸翰所标，皆用开元国邑，其失于考据如此，今当请而正之可也。绍兴末，胡马饮江，既而自毙，诏加封马当、采石、金山三水府。太常寺按籍，系四字王，当加至六字。及降告命至其处，庙令以旧告来，则已八字矣。逐郡为缴回新命，而别易二美名以宠之。礼寺之失职类此。方完颜亮据淮上，予从枢密行府于建康，尝致祷大江，能令虏不得渡者，当奏册为帝。洎事定，朝廷许如约。朱丞相汉章曰：「四渎当一体，独帝江神，礼乎？」予曰：「惩劝之道，人神一也。彼洪河长淮，受国家祭祀血食，不为不久，当胡骑之来，如行枕席，唯大江滔滔天险，坐遏巨敌之冲，使其百万束手倒戈而退，此其灵德阴功，于河、淮何如？自五岳进册之后，今蒋庙、陈果仁祠亦称之，江神之帝，于是为不忝矣。」朱公终以为不可，亦仅改两字。吁，可惜哉！
唐开元年间，封孔子为文宣王，颜子为兖公，闵子骞到子夏为侯，众弟子为伯。本朝祥符年间，进封公为国公，侯为郡公，伯为侯。绍兴二十五年，太上皇帝亲自撰写了七十五首赞词，但有关部门只列出唐代的爵位，所以御笔所标的，都用了开元年间的封邑，其考据失误如此，现在应当请求纠正。绍兴末年，金兵饮马长江，随后自行败退，下诏加封马当、采石、金山三处水府。太常寺按旧籍，原是四字王，应当加至六字。等到降下告命到当地，庙令拿出旧告命来看，却已经是八字了。于是各郡缴回新命，另换两个美名以示恩宠。礼部失职就像这样。当完颜亮占据淮河时，我随枢密行府在建康，曾向大江祈祷，说如果能阻止金兵渡江，就奏请册封为帝。等到事情平定，朝廷答应按约执行。丞相朱汉章说：“四渎应当一体，唯独封江神为帝，合乎礼制吗？”我说：“惩恶劝善的道理，人和神是一样的。那黄河、淮河，受国家祭祀血食，时间不短了，当金兵到来时，如行枕席般轻易，只有大江滔滔天险，坐镇阻挡强敌的冲击，使其百万大军束手倒戈而退，这灵德阴功，与黄河、淮河相比如何？自从五岳进封册号之后，如今蒋庙、陈果仁祠也称帝，江神称帝，于此并不惭愧。”朱公最终认为不可，仅改了两字。唉，可惜啊！
徐凝以「瀑布界破青山」之句，东坡指为恶诗，故不为诗人所称说。予家有凝集，观其余篇，亦自有佳处，今漫纪数绝于此。《汉宫曲》云：「水色帘前流玉霜，赵家飞燕侍昭阳。掌中舞罢箫声绝，三十六宫秋夜长。」《忆扬州》云：「萧娘脸下难胜泪，桃叶眉头易得愁。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相思林》云：「远客远游新过岭，每逢芳树问芳名。长林遍是相思树，争遣愁人独自行。」《玩花》云：「一树梨花春向暮，雪枝残处怨风来，明朝渐校无多去，看到黄昏不欲回。」《将归江外辞韩侍郎》云：「一生所遇唯元白，天下无人重布衣。欲别朱门泪先尽，白头游子白身归。」皆有情致，宜其见知于微之、乐天也。但俗子妄作乐天诗，缪为赏激，以起东坡之诮耳。
徐凝因为“瀑布界破青山”这句诗，被苏东坡指为恶诗，所以不被诗人们所称道。我家里藏有徐凝的诗集，看他的其他作品，也自有佳妙之处，现在随意记录几首绝句在这里。《汉宫曲》写道：“水色帘前流玉霜，赵家飞燕侍昭阳。掌中舞罢箫声绝，三十六宫秋夜长。”《忆扬州》写道：“萧娘脸下难胜泪，桃叶眉头易得愁。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相思林》写道：“远客远游新过岭，每逢芳树问芳名。长林遍是相思树，争遣愁人独自行。”《玩花》写道：“一树梨花春向暮，雪枝残处怨风来，明朝渐校无多去，看到黄昏不欲回。”《将归江外辞韩侍郎》写道：“一生所遇唯元白，天下无人重布衣。欲别朱门泪先尽，白头游子白身归。”这些诗都很有情致，难怪被元稹、白居易所赏识。只是世俗之人胡乱假托白居易的诗，错误地加以赞赏，才引起苏东坡的讥讽罢了。
梅花横参
梅花与“参横”
今人梅花诗词，多用参横字，盖出柳子厚《龙城录》所载赵师雄事，然此实妄书，或以为刘无言所作也。其语云：「东方已白，月落参横。」且以冬半视之，黄昏时参已见，至丁夜则西没矣，安得将旦而横乎？秦少游诗：「月落参横画角哀，暗香消尽令人老。」承此误也。唯东坡云：「纷纷初疑月挂树，耿耿独与参横昏。」乃为精当。老杜有「城拥朝来客，天横醉后参」之句，以全篇考之，盖初秋所作也。
现在的人写梅花诗词，多用“参横”这个词，大概出自柳宗元《龙城录》所记载的赵师雄的故事，但这实际上是一本妄诞的书，有人认为是刘无言所作。书中说：“东方已白，月落参横。”如果以冬至前后来看，黄昏时参星已经出现，到了四更天就西沉了，哪里会到天快亮时还横在天空呢？秦少游的诗：“月落参横画角哀，暗香消尽令人老。”就是沿袭了这个错误。只有苏东坡的诗：“纷纷初疑月挂树，耿耿独与参横昏。”才写得精当。杜甫有“城拥朝来客，天横醉后参”的句子，从全篇来考察，大概是初秋时所作。
致仕之失
退休制度的失误
大夫七十而致事，谓之得谢，美名也。汉韦贤、薛广德、疏广、疏受，或县安车以示子孙，卖黄金以侈君赐，为荣多矣。至于龚胜、郑弘辈，亦诏策褒表，郡县存问，合于三代敬老之义。本朝尤重之，大臣告老，必宠以东宫师傅、侍从。耆艾若晁迥、孙奭、李柬之亦然。宣和以前，盖未有既死而方乞致仕者，南渡之后，故实散亡，于是朝奉、武翼郎以上，不以内外高卑，率为此举。其最甚而无理者，虽宰相辅臣，考终于位，其家发哀即服，降旨声钟给赙，既已阅日，方且为之告廷出命，纶书之中，不免有亲医药、介寿康之语。如秦太师、万俟丞相、陈鲁公、沈必先、王时亨、郑仲益是已。其在外者，非易箦属纩，不复有请，间千百人中有一二焉，则知与不知，骇惜其死，子弟游宦远地，往往饮泣不宁，谒急奔命，故及无事日，不敢为之。绍兴二十九年，予为吏部郎，因轮对，奏言：「乞令吏部立法，自今日以往，当得致仕恩泽之人物故者，即以告所在州，州上省部，然后夷考其平生，非有赃私过恶于式有累者，辄官其后人。若真能陈义引年，或辞荣知止者，乞厚其节礼，以厉风俗，贤于率天下为伪也。」太上览奏欣纳曰：「朕记得此事之废，方四十年，当如卿语。」既下三省，诸公多以为是，而首相汤歧公独难之，其议遂寝，今不复可正云。
大夫七十岁退休，称为“得谢”，是个美名。汉代的韦贤、薛广德、疏广、疏受，有的悬挂安车给子孙看，有的变卖黄金来炫耀君主的赏赐，荣耀很多了。至于龚胜、郑弘等人，也受到诏书褒扬，郡县慰问，符合三代敬老的意义。本朝尤其重视这件事，大臣告老退休，一定用东宫师傅、侍从的官职来尊宠他们。年高德劭的人如晁迥、孙奭、李柬之也是这样。宣和以前，大概没有已经死了才请求退休的。南渡之后，旧例散失，于是朝奉郎、武翼郎以上，不论内外高低，大都这样做。其中最过分而无理的是，即使是宰相辅臣，在任上寿终正寝，他家发丧服丧，皇帝降旨敲钟赐给丧葬费，已经过了几天，才为他告朝廷发出命令，诏书中不免有“亲医药”“介寿康”之类的话。如秦太师、万俟丞相、陈鲁公、沈必先、王时亨、郑仲益就是这样。那些在外地任职的，不到临终换席、弥留之际，不再提出请求，偶尔千百人中有一两个，那么认识和不认识的人，都惊骇惋惜他的死，子弟在远方做官，往往饮泣不安，急忙请假奔命，所以在没有出事的时候，不敢这样做。绍兴二十九年，我担任吏部郎官，趁着轮对，上奏说：“请求命令吏部立法，从今以后，应当得到退休恩泽的人去世了，就报告所在州，州上报省部，然后考察他的一生，如果没有贪污受贿等过错而违反条例的，就给他的后人封官。如果真能陈述大义、引年退休，或者辞去荣华、知道止足的人，请求厚待他们的节操礼仪，来激励风俗，这比带领天下人做虚伪的事要好。”太上皇看了奏章欣然采纳，说：“我记得这件事的废止，才四十年，应当按你的话办。”已经下到三省，各位大臣多认为正确，只有首相汤歧公独自反对，这个建议于是被搁置，现在不能再纠正了。
南班宗室
南班宗室
南班宗室，自来只以本官奉朝请。自隆兴以后，始带宫观使及提举。今嗣濮王、永阳、恩平、安定王以下皆然，非制也。
南班宗室，从来只以本官的身份参加朝会。从隆兴年间以后，才开始兼任宫观使和提举。现在的嗣濮王、永阳王、恩平王、安定王以下都是这样，不符合制度。
省郎称谓
省郎的称谓
除省郎者，初降旨挥，但云：「除某部郎官。」盖以知州资序者，当为郎中，不及者为员外郎。及吏部拟告身细衔，则始直书之。其兼权者，初云「权某部郎官」，洎入衔及文书，皆曰「权员外郎」，已是它部郎中，则曰「权郎中」。至绍兴末，冯方以馆职摄吏部，欲为异，则系衔曰：「兼权尚书吏部郎官。」予尝扣其说，冯曰：「所被省劄只言『权郎官』，故不敢耳。」予曰：「省劄中岂有『尚书』二字乎？」冯无以对，然讫不肯改。自后相承效之，至今告命及符牒所书，亦云「权郎官」，固已甚野，至于尚左、侍右之名，遂入除目，皆小吏不谙熟故事，驯以致然，书之记注，为不美耳。
任命省郎官时，最初下达的旨意，只说：“任命为某部郎官。”因为具有知州资历的人，应当任郎中，资历不够的任员外郎。等到吏部拟定告身的详细官衔，才直接写明。那些兼任代理的，最初说“代理某部郎官”，等到写入官衔和文书，都叫“代理员外郎”，如果已经是其他部的郎中，就叫“代理郎中”。到绍兴末年，冯方以馆阁职务代理吏部事务，想要标新立异，就署衔为：“兼权尚书吏部郎官。”我曾经问他原因，冯方说：“所接到的省札只说‘权郎官’，所以不敢那样写。”我说：“省札中难道有‘尚书’两个字吗？”冯方无话可答，但始终不肯改。从此以后互相沿袭仿效，到现在告命和符牒上所写，也说“权郎官”，本来已经很粗俗了，至于“尚左”“侍右”这样的名称，竟然进入了任命文书，都是小吏不熟悉旧例，逐渐导致这样，写入记载，是不好的。
水衡都尉二事
水衡都尉的两件事
龚遂为渤海太守，宣帝召之，议曹王生愿从，遂不忍逆。及引入宫，王生从后呼曰：「天子即问君何以治渤海，宜曰：『皆圣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上果问以治状，遂对如王生言。天子悦其有让，笑曰：「君安得长者之言而称之？」遂曰：「乃臣议曹教戒臣也。」上拜遂水衡都尉，以王生为丞。予谓遂之治郡，功效著明，宣帝不以为赏，而顾悦其佞词乎！宜其起王成胶东之伪也。皞先生于《史记》中又载武帝时，召北海太守，有文学卒史王先生自请与太守俱。太守入宫，王先生曰：「天子即问君何以治北海令无盗贼，君对曰何哉？」守曰：「选择贤材，各任之以其能，赏异等，罚不肖。」王先生曰：「是自誉自伐功，不可也。愿君对言：『非臣之力，尽陛下神灵威武所变化也。』」太守如其言。武帝大笑，曰：「安得长者之言而称之，安所受之？」对曰：「受之文学卒史。」于是以太守为水衡都尉，王先生为丞。二事不应相类如此，疑即龚遂，而皞误书也。
龚遂担任渤海太守，汉宣帝召见他，议曹王生愿意跟从，龚遂不忍心拒绝。等到被引入宫中，王生从后面喊道：“天子如果问您怎样治理渤海，您应该说：‘都是圣主的恩德，不是小臣的力量。’”龚遂接受了他的话。皇上果然问起治理情况，龚遂按照王生的话回答。天子喜欢他的谦让，笑着说：“您从哪里得到长者的话而说出来？”龚遂说：“是我的议曹教导我的。”皇上任命龚遂为水衡都尉，让王生担任丞。我认为龚遂治理郡县，功绩显著，宣帝不因此赏赐他，反而喜欢他的谄媚之言吗！这应该会引起王成在胶东的作假行为。皞先生在《史记》中又记载汉武帝时，召见北海太守，有个文学卒史王先生自己请求和太守一起去。太守入宫，王先生说：“天子如果问您怎样治理北海使没有盗贼，您怎么回答？”太守说：“选择贤才，各按他们的能力任用，奖赏优异者，惩罚不肖者。”王先生说：“这是自我夸耀功劳，不行。希望您回答说：‘不是臣的力量，完全是陛下神灵威武所感化的。’”太守照他的话做了。武帝大笑，说：“哪里得到长者的话而说出来？从哪里学来的？”回答说：“从文学卒史那里学来的。”于是任命太守为水衡都尉，王先生为丞。这两件事不应该如此相似，我怀疑就是龚遂的事，而皞先生误记了。
程婴杵臼
程婴和杵臼
《春秋》于鲁成公八年书晋杀赵同、赵括，于十年书晋景公卒。相去二年。而《史记》乃有屠岸贾欲灭赵氏，程婴、公孙杵臼共匿赵孤，十五年景公复立赵武之说。以年世考之，则自同、括死后，景公又卒，厉公立八年而弑，悼公立又五年矣，其乖妄如是。婴、杵臼之事，乃战国侠士刺客所为，春秋时风俗无此也。元丰中，吴处厚以皇嗣未立，上书乞立二人庙，访求其墓，优加封爵。敕令河东路访寻遗迹，得其冢于绛州太平县。诏封婴为成信侯，杵臼为忠智侯，庙食于绛。后又以为韩厥存赵，追封为公。三人皆以春秋祠于祚德庙。且自晋景公至元丰，千六百五十年矣，古先圣帝、明王之墓，尚不可考，区区二士，岂复有兆域所在乎？绛郡以朝命所访，姑指它丘垄为之词以塞责耳。此事之必不然者也。处厚之书进御，即除将作丞，狃于出位陈言以得宠禄，遂有讦蔡新州十诗之事，所获几何，诒笑无极，哀哉！
《春秋》在鲁成公八年记载晋国杀了赵同、赵括，在鲁成公十年记载晋景公去世，两者相隔两年。但《史记》却有屠岸贾想要灭掉赵氏家族，程婴、公孙杵臼一起藏匿赵氏孤儿，十五年后晋景公又立赵武的说法。从年代来考察，赵同、赵括死后，晋景公也去世了，晋厉公即位八年后被弑，晋悼公又即位五年了，其错乱荒谬到了这种地步。程婴、公孙杵臼的事迹，是战国时期侠士刺客的行为，春秋时期的风俗没有这种事。元丰年间，吴处厚因为皇帝没有子嗣，上书请求为这两人立庙，寻访他们的坟墓，给予优厚的封爵。皇帝下令河东路寻访遗迹，在绛州太平县找到了他们的坟墓。下诏封程婴为成信侯，公孙杵臼为忠智侯，在绛州立庙祭祀。后来又因为韩厥保存了赵氏，追封他为公。这三个人都在春秋时期被祭祀于祚德庙。而且从晋景公到元丰年间，已经一千六百五十年了，古代圣帝、明王的坟墓尚且难以考证，区区两个士人，难道还会有墓地存在吗？绛郡因为朝廷命令寻访，姑且指着别的土丘谎称是他们的坟墓来搪塞责任罢了。这件事是必定不存在的。吴处厚的奏章进呈给皇帝后，立即被任命为将作监丞，他习惯于越职进言来获取恩宠和俸禄，于是有了揭发蔡确十首诗的事，他得到了多少好处，却留下了无穷的笑柄，可悲啊！
战国自取亡
战国自取灭亡
秦以关中之地，日夜东猎六国，百有余年，悉禽灭之。虽云得地利，善为兵，故四世有胜，以予考之，实六国自有以致之也。韩、燕弱小，置不足论。彼四国者，魏以惠王而衰，齐以闵王而衰，楚以怀王而衰，赵以孝成王而衰，皆本于好兵贪地之故。魏承文侯、武侯之后，表里山河，大于三晋，诸侯莫能与之争。而惠王数伐韩、赵，志吞邯郸，挫败于齐，军覆子死，卒之为秦所困，国日以蹙，失河西七百里，去安邑而都大梁，数世不振，讫于殄国。闵王承威、宣之后，山东之建国莫强焉。而狃于伐宋之利，南侵楚，西侵三晋，欲并二周为天子，遂为燕所屠。虽赖田单之力，得复亡城，子孙沮气，孑孑自保，终堕秦计，束手为虏。怀王贪商于六百里，受诈张仪，失其名都，丧其甲士，不能取偿，身遭囚辱以死。赵以上党之地，代韩受兵，利令智昏，轻用民死，同日坑于长平者过四十万，几于社稷为墟，幸不即亡，终以不免。此四国之君，茍为保境睦邻，畏天自守，秦虽强大，岂能加我哉！
秦国凭借关中地区，日夜向东猎取六国，经过一百多年，全部吞并消灭了它们。虽说秦国占据了地利，善于用兵，所以四代君主都有胜绩，但在我看来，实际上是六国自己招致灭亡的。韩国、燕国弱小，暂且不值得讨论。那四个国家：魏国因为魏惠王而衰落，齐国因为齐闵王而衰落，楚国因为楚怀王而衰落，赵国因为赵孝成王而衰落，根本原因都在于好战贪图土地。魏国继承魏文侯、魏武侯之后，外有山河屏障，在三晋中最为强大，诸侯没有谁能与它争锋。但魏惠王多次攻打韩国、赵国，一心要吞并邯郸，结果被齐国打败，军队覆没，太子战死，最终被秦国困扰，国土日益缩小，失去了河西七百里土地，离开安邑迁都大梁，几代不振，直到国家灭亡。齐闵王继承齐威王、齐宣王之后，崤山以东的诸侯国没有比它更强的。但他贪图攻打宋国的利益，向南侵犯楚国，向西侵犯三晋，想要吞并东周、西周而称天子，于是被燕国屠杀。虽然依靠田单的力量，得以收复失陷的城池，但子孙后代士气沮丧，孤弱地自保，最终落入秦国的圈套，束手就擒成为俘虏。楚怀王贪图商于六百里土地，被张仪欺骗，失去了名城，损失了军队，无法得到补偿，自身遭受囚禁侮辱而死。赵国因为上党地区，代替韩国承受战祸，利令智昏，轻率地让百姓送死，同一天在长平被坑杀的超过四十万人，几乎使国家变成废墟，侥幸没有立即灭亡，但最终也未能幸免。这四国的君主，如果能够保境安民、和睦邻国、敬畏上天、自我守备，秦国即使强大，又怎么能加害于我们呢！
临敌易将
临阵换将
临敌易将，固兵家之所忌，然事当审其是非，当易而不易，亦非也。秦以白起易王龁而胜赵，以王翦易李信而灭楚，魏公子无忌易晋鄙而胜秦，将岂不可易乎？燕以骑劫易乐毅而败，赵以赵括易廉颇而败，以赵葱易李牧而灭，魏使人代信陵君将亦灭，将岂可易乎？
临阵换将，本来是兵家所忌讳的，但事情应当审察其是非对错，应当换而不换，也是不对的。秦国用白起替换王龁而战胜赵国，用王翦替换李信而灭掉楚国，魏国公子无忌替换晋鄙而战胜秦国，将领难道不能更换吗？燕国用骑劫替换乐毅而失败，赵国用赵括替换廉颇而失败，用赵葱替换李牧而灭亡，魏国派人替代信陵君为将也灭亡了，将领难道可以随意更换吗？
司空表圣诗
司空表圣的诗
东坡称司空表圣诗文高雅，有承平之遗风，盖尝自列其诗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恨当时不识其妙。又云：「表圣论其诗，以为得味外味，如『绿树连村暗，黄花入麦稀』，此句最善。又『棋声花院闭，幡影石坛高』，吾尝独入白鹤观，松阴满地，不见一人，惟闻棋声，然后知此句之工，但恨其寒俭有僧态。」予读表圣《一鸣集》，有《与李生论诗》一书，乃正坡公所言者，其余五言句云：「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时天」，「雨微吟足思，花落梦无憀」，「坡暖冬生笋，松凉夏健人」，「川明虹照雨，树密鸟冲人」，「夜短猿悲减，风和鹊喜灵」，「马色经寒惨，雕声带晚饥」，「客来当意惬，花发遇歌成」。七言句云：「孤屿池痕春涨满，小栏花韵午晴初」，「五更惆怅回孤枕，由自残灯照落花。」皆可称也。
苏东坡称赞司空表圣的诗文高雅，有太平盛世的遗风，他曾自己列举出在文字之外有所领悟的诗句二十四韵，遗憾当时的人不懂得其中的妙处。又说：“表圣评论自己的诗，认为得到了味道之外的味道，比如‘绿树连村暗，黄花入麦稀’，这句最好。又如‘棋声花院闭，幡影石坛高’，我曾经独自进入白鹤观，松阴满地，不见一人，只听到棋声，然后才知道这句诗的工巧，只是遗憾它显得寒酸而有僧人的姿态。”我读表圣的《一鸣集》，其中有《与李生论诗》一封信，正是东坡先生所说的内容，其余的五言诗句有：“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时天”，“雨微吟足思，花落梦无憀”，“坡暖冬生笋，松凉夏健人”，“川明虹照雨，树密鸟冲人”，“夜短猿悲减，风和鹊喜灵”，“马色经寒惨，雕声带晚饥”，“客来当意惬，花发遇歌成”。七言诗句有：“孤屿池痕春涨满，小栏花韵午晴初”，“五更惆怅回孤枕，由自残灯照落花。”这些都可以称道。
汉丞相或终于位，或免就国，或免为庶人，或致仕，或以罪死，其复召用者，但为光禄大夫或特进，优游散秩，未尝有除它官者也。御史大夫则间为九卿、将军。至东汉则大不然。始于光武时，王梁罢大司空而为中郎将，其后三公去位，辄复为大夫、列卿。如崔烈历司徒、太尉之后，乃为城门校尉，其体貌大臣之礼亦衰矣！
汉朝的丞相，有的在任上去世，有的被免职回到封国，有的被免为平民，有的退休，有的因罪而死，那些再次被召用的，只担任光禄大夫或特进，悠闲地担任闲散官职，从未有被任命为其他官职的。御史大夫则有时担任九卿、将军。到了东汉就大不相同了。从光武帝时开始，王梁被罢免大司空而担任中郎将，此后三公离职，往往又担任大夫、列卿。比如崔烈历任司徒、太尉之后，竟然担任城门校尉，朝廷礼遇大臣的礼节也衰落了！
册礼不讲
册封礼仪不再讲究
唐封拜后妃王公及赠官，皆行册礼。文宗大和四年，以裴度守司徒平章重事，度上表辞册命，其言云：「臣此官已三度受册，有筼面目。」从之。然则唐世以为常仪，辞者盖鲜。唯国朝以此礼为重，自皇后、太子之外，虽王公之贵，率一章乞免即止，典礼益以不讲，良为可惜！
唐朝册封后妃、王公以及追赠官职，都要举行册封礼仪。唐文宗大和四年，任命裴度守司徒平章重事，裴度上表辞谢册命，他说：“臣这个官职已经三次接受册命，实在惭愧。”皇帝听从了他。可见唐代把册礼视为常规礼仪，辞谢的人很少。只有本朝把这种礼仪看得很重，除了皇后、太子之外，即使是王公那样尊贵，通常上一道奏章请求免去就停止了，典礼更加不被讲究，实在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