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小伎
文章是小技艺
「文章一小伎，于道未为尊。」虽杜子美有激而云，然要为失言，不可以训。文章岂小事哉！《易·贲》之彖言：「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称帝尧焕乎有文章。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诗》美卫武公，亦云有文章。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圣贤，桀、纣、幽、厉之昏乱，非《诗》、《书》以文章载之，何以传？伏羲画八卦，文王重之，非孔子以文章翼之，何以传？孔子至言要道，托《孝经》、《论语》之文而传。曾子、子思、孟子传圣人心学，使无《中庸》及七篇之书，后人何所窥门户？老庄绝灭礼学，忘言去为，而五千言与《内》、《外篇》极其文藻。释氏之为禅者，谓语言为累，不知大乘诸经可废乎？然则抵为小伎，其理谬矣！彼后世为词章者，逐其末而忘其本，玩其华而落其实，流宕自远，非文章过也。杜老所云「文章千古事」，「已似爱文章」，「文章日自负」，「文章实致身」，「文章开{宀夭}奥」，「文章憎命达」，「名岂文章著」，「枚乘文章老」，「文章敢自诬」，「海内文章伯」，「文章曹植波澜阔」，「庾信文章老更成」，「岂有文章惊海内」，「每语见许文章伯」，「文章有神交有道」，如此之类，多指诗而言，所见狭矣！
“文章是小技艺，对于大道来说并不尊贵。”虽然杜甫是有所感慨才这样说，但终究是失言，不可以作为准则。文章难道是小事吗！《易经·贲卦》的彖辞说：“刚柔交错，这是天文。文明而止于礼，这是人文。观察天文以了解时序变化，观察人文以教化天下。”孔子称赞尧帝的礼仪制度光辉灿烂。子贡说：“老师的文章，可以听得到。”《诗经》赞美卫武公，也说他富有文采。尧、舜、禹、汤、文王、武王、成王、康王这些圣贤，桀、纣、幽王、厉王这些昏乱之君，如果没有《诗经》、《尚书》用文章记载他们，怎么能流传后世？伏羲画八卦，文王推演成六十四卦，如果没有孔子用文章来辅助解释，怎么能流传？孔子的至理名言和重要道理，依托《孝经》、《论语》的文字而流传。曾子、子思、孟子传承圣人的心学，如果没有《中庸》和《孟子》七篇这些书，后人从哪里窥见门径？老子、庄子灭绝礼学，主张忘言无为，但《道德经》五千言和《内篇》、《外篇》却极尽文采。佛教中修禅的人，认为语言是拖累，难道不知道大乘经典可以废弃吗？既然如此，那么把文章看作小技艺，这个道理是错误的！那些后世写词章的人，追逐末节而忘记根本，玩味浮华而丢弃实质，流连放纵而远离正道，这不是文章的过错。杜甫所说的“文章千古事”，“已似爱文章”，“文章日自负”，“文章实致身”，“文章开{宀夭}奥”，“文章憎命达”，“名岂文章著”，“枚乘文章老”，“文章敢自诬”，“海内文章伯”，“文章曹植波澜阔”，“庾信文章老更成”，“岂有文章惊海内”，“每语见许文章伯”，“文章有神交有道”，这类话大多是指诗歌而言，见识太狭隘了！
释氏以正、五、九月为「三长月」，故奉佛者皆茹素。其说云：「天帝释以大宝镜，轮照四天下，寅、午、戌月，正临南赡部洲，故当食素以侥福。官司谓之「断月」，故受驿券有所谓羊肉者，则不支。俗谓之「恶月」，士大夫赴官者，辄避之。或人以谓唐日藩镇莅事，必大享军，屠杀羊豕至多，故不欲以其月上事，今之它官，不当尔也。然此说亦无所经见。予读《晋书·礼志》，穆帝纳后，欲用九月，九月是「忌月」。《北齐书》云高洋谋篡魏，其臣宋景业言：「宜以仲夏受禅。」或曰：「五月不可入官，犯之，终于其位。」景业曰：「王为天子，无复下期，岂得不终于其位乎？」乃知此忌相承，由来已久，竟不能晓其义及出何经典也。
佛教把正月、五月、九月称为“三长月”，所以信佛的人都吃素。这种说法是：“天帝释用大宝镜轮流照耀四大部洲，寅月、午月、戌月正好照在南赡部洲，所以应当吃素以求福。”官府称之为“断月”，因此领取驿券中如果有所谓羊肉的，就不予支付。民间称之为“恶月”，士大夫赴任时，往往避开这些月份。有人认为唐代藩镇到任时，一定要大宴军队，屠杀很多羊猪，所以不想在这些月份上任，现在的其他官员，不应当这样。但这种说法也没有经典依据。我读《晋书·礼志》，晋穆帝娶皇后，想用九月，九月是“忌月”。《北齐书》记载高洋图谋篡夺北魏，他的大臣宋景业说：“应当在仲夏接受禅让。”有人说：“五月不可以上任，违犯了，就会死在这个职位上。”景业说：“大王做天子，不再有下任期限，怎么会不终老在这个职位上呢？”于是知道这种忌讳相沿承袭，由来已久，竟然不能明白它的含义以及出自什么经典。
兄弟直西垣
兄弟同在翰林院值班
《秦少游集》中，有《与鲜于子骏书》云：「今中书舍人皆以伯仲继直西垣，前世以来未有其事，诚国家之美，非特衣冠之盛也。除书始下，中外欣然，举酒相属。」予以其时考之，盖元祐二年，谓苏子由、曾子开、刘贡甫也。子由之兄子瞻，子开之兄子固、子宣，贡甫之兄原甫，皆经是职，故少游有此语云。绍兴二十九年，予仲兄始入西省，至隆兴二年，伯兄继之，乾道三年，予又继之，相距首尾九岁。予作谢表云：「父子相承，四上銮坡之直；弟兄在望，三陪凤阁之游。」比之前贤，实为遭际，固为门户荣事，然亦以此自愧也。
《秦少游集》中，有《与鲜于子骏书》说：“现在中书舍人都以兄弟相继在翰林院值班，自古以来没有这样的事，确实是国家的美事，不只是士大夫的盛事。任命书刚下达，朝廷内外都很高兴，举杯相庆。”我根据时间考证，大概是元祐二年，指的是苏子由、曾子开、刘贡甫。子由的哥哥子瞻，子开的哥哥子固、子宣，贡甫的哥哥原甫，都担任过这个职务，所以少游有这样的话。绍兴二十九年，我的二哥开始进入中书省，到隆兴二年，大哥接着任职，乾道三年，我又接着任职，前后相距九年。我写谢表说：“父子相继，四次在翰林院值班；兄弟相望，三次在凤阁共游。”比起前贤，实在是幸运，固然是家族的荣耀，但也因此感到惭愧。
续树萱录
续树萱录
顷在秘阁抄书，得《续树萱录》一卷，其中载隐君子元撰夜见吴王夫差，与唐诸诗人吟咏事。李翰林诗曰：「芙蓉露浓红压枝，幽禽感秋花畔啼。玉人一去未回马，梁间燕子三见归。」张司业曰：「绿头鸭儿咂萍藻，采莲女郎笑花老。」杜舍人曰：「鼓鼙夜战北窗风，霜叶沿阶贴乱红。」三人皆全篇。杜工部曰：「紫领宽袍漉酒巾，江头萧散作闲人。」白少傅曰：「不因霜叶辞林去，的当山翁未觉秋。」李贺曰：「鱼鳞甃空排嫩碧，露桂梢寒挂团璧。」三人皆未终篇。细味其体格语句，往往逼真。后阅《秦少游集》，有《秋兴》九首，皆拟唐人，前所载咸在焉。关子东为秦集序云：「拟古数篇，曲尽唐人之体」，正谓是也。何子楚云：「《续萱录》乃王性之所作，而托名它人。」今其书才有三事，其一曰贾博喻，一曰全若虚，一曰元撰，详命名之义，盖取诸子虚、亡是公云。
不久前在秘阁抄书，得到《续树萱录》一卷，其中记载隐士元撰夜里见到吴王夫差，与唐代各位诗人吟咏唱和的事。李翰林的诗说：“芙蓉露浓红压枝，幽禽感秋花畔啼。玉人一去未回马，梁间燕子三见归。”张司业的诗说：“绿头鸭儿咂萍藻，采莲女郎笑花老。”杜舍人的诗说：“鼓鼙夜战北窗风，霜叶沿阶贴乱红。”这三人的诗都是完整的。杜工部的诗说：“紫领宽袍漉酒巾，江头萧散作闲人。”白少傅的诗说：“不因霜叶辞林去，的当山翁未觉秋。”李贺的诗说：“鱼鳞甃空排嫩碧，露桂梢寒挂团璧。”这三人的诗都没有写完。仔细品味其风格语句，往往很逼真。后来看《秦少游集》，有《秋兴》九首，都是模仿唐人，前面所记载的都在其中。关子东为秦少游集作序说：“拟古几篇，曲尽唐人之体”，正是指这些。何子楚说：“《续萱录》是王性之所作，而假托他人之名。”现在这本书只有三件事，一是贾博喻，一是全若虚，一是元撰，详细分析命名的含义，大概是取自子虚、亡是公之类。
馆职名存
馆职名存实亡
国朝馆阁之选，皆天下英俊，然必试而后命。一经此职，遂为名流。其高者曰集贤殿修撰、史馆修撰、直龙图阁、直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秘阁。次曰集贤、秘阁校理。官卑者曰馆阁校勘、史馆检讨，均谓之馆职。记注官缺，必于此取之，非经修注，未有直除知制诰者。官至员外郎则任子，中外皆称为学士。及元丰官制行，凡带职者，皆迁一官而罢之，而置秘书省官，大抵与职事官等，反为留滞。政和以后，增修撰直阁贴职为九等，于是材能治办之吏、贵游乳臭之子，车载斗量，其名益轻。南度以来，初除校书正字，往往召试，虽曰馆职不轻畀，然其迁叙，反不若寺监之径捷。至推排为郎，即失其故步，混然无别矣。
本朝馆阁的选拔，都是天下的英才，但必须考试然后任命。一旦担任这个职务，就成为名流。其中高级的称为集贤殿修撰、史馆修撰、直龙图阁、直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秘阁。次一等的称为集贤、秘阁校理。官位低的称为馆阁校勘、史馆检讨，都称为馆职。记注官空缺时，一定从这些人中选取，没有经过修注的，不会直接任命为知制诰。官做到员外郎就可以荫子，朝廷内外都称为学士。到元丰年间官制改革，所有带职的人，都升迁一级而罢去原职，并设置秘书省官员，大致与职事官相等，反而成为滞留。政和以后，增加修撰、直阁、贴职为九等，于是有才能的办事官吏、贵族子弟乳臭未干的人，车载斗量，这个名号更加轻贱。南渡以来，最初任命校书、正字，往往召来考试，虽然说馆职不轻易授予，但他们的升迁叙用，反而不如寺监的快捷。到推选为郎官时，就失去了原有的地位，混然没有区别了。
南宫适问羿、奡不得其死，禹、稷有天下，言力可贱而德可贵。其义已尽，无所可答，故夫子俟其出而叹其为君子，奖其尚德，至于再言之，圣人之意斯可见矣。然明道先生云：「以禹、稷比孔子，故不答。」范淳父以为禹、稷有天下，故夫子不敢答，弗敢当也。杨龟山云：「禹、稷之有天下，不止于躬稼而已，孔子未尽然其言，故不答。然而不止之者，不责备于其言，以沮其尚德之志也。与所谓『雍之言然』则异矣。」予窃谓南宫之问，初无以禹、稷比孔子之意，不知二先生何为有是言？若龟山之语，浅之已甚！独谢显道云：「南宫适知以躬行为事，是以谓之君子。知言之要，非尚德者不能，在当时发问间，必有目击而道存，首肯之意，非直不答也。」其说最为切当。
南宫适问羿和奡不得好死，禹和稷却拥有天下，这是说武力可以轻贱而德行值得尊崇。其中的道理已经说尽，没有什么可回答的，所以孔子等他出去后感叹他是君子，赞扬他崇尚德行，甚至重复说了两次，圣人的意思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了。然而明道先生说：“因为用禹、稷来比孔子，所以不回答。”范淳父认为禹、稷拥有天下，所以孔子不敢回答，不敢承当。杨龟山说：“禹、稷拥有天下，不只是亲身耕种而已，孔子不完全赞同他的话，所以不回答。然而不制止他，是因为不苛责他的言论，以免打击他崇尚德行的志向。这与所谓‘雍的话说得对’是不同的。”我私下认为南宫适的问话，原本没有用禹、稷来比孔子的意思，不知道两位先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像龟山的话，浅薄得太过分了！只有谢显道说：“南宫适知道以亲身实践为要务，所以称他为君子。懂得言语的要领，不是崇尚德行的人做不到，在当时发问的时候，必定有亲眼所见而道理存在、点头认可的意思，并非只是不回答。”他的说法最为贴切恰当。
汉高祖五年，以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吴芮为长沙王。十二年，以三郡封吴王濞，而豫章亦在其中。又赵佗先有南海，后击并桂林、象郡。则芮所有，但长沙一郡耳。案芮本为秦番阳令，故曰番君。项羽已封为衡山王，都邾。邾，今之黄州也。复侵夺其地。故高祖徙之长沙而都临湘，一年薨，则其去番也久矣。今吾邦犹指郡正听为吴王殿，以谓芮为王时所居。牛僧孺《玄怪录》载，唐元和中，饶州刺史齐推女，因止州宅诞育，为神人击死，后有仙官治其事，云：「是西汉鄱阳王吴芮。今刺史宅，是芮昔时所居。」皆非也。
汉高祖五年，用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等地立番君吴芮为长沙王。十二年，用三个郡封吴王刘濞，豫章也在其中。另外赵佗先占有南海，后来攻取兼并了桂林、象郡。那么吴芮所拥有的，只是长沙一个郡罢了。考察吴芮本是秦朝的番阳令，所以称为番君。项羽已经封他为衡山王，定都于邾。邾，就是现在的黄州。后来又侵夺了他的土地。所以高祖把他迁到长沙并定都临湘，一年后去世，那么他离开番地已经很久了。现在我的家乡还指着郡守的官署说是吴王殿，认为这是吴芮为王时所居住的地方。牛僧孺的《玄怪录》记载，唐元和年间，饶州刺史齐推的女儿，因为住在州宅中生育，被神人击死，后来有仙官处理这件事，说：“这是西汉鄱阳王吴芮。现在的刺史宅，是吴芮从前居住的地方。”这些都是不对的。
汉高祖怒萧何，谓王卫尉曰：「李斯相秦皇帝，有善归主，有恶自予，今相国请吾苑以自媚于民，故系治之。」卫尉曰：「秦以不闻其过亡天下，李斯之分过，又何足法哉！」唐太宗疑三品以上轻魏王，责之曰：「我见隋家诸王，一品以下皆不免其踬顿，我自不许儿子纵横耳。」魏郑公曰：「隋高祖不知礼义，宠纵诸子，使行非礼，寻皆罪黜，不可以为法，亦何足道。」观高祖、太宗一时失言，二臣能因其所言随即规正，语意既直，于激切中有婉顺体，可谓得谏争之大义。虽微二帝，其孰不降心以听乎！
汉高祖对萧何发怒，对王卫尉说：“李斯辅佐秦皇帝，有好事归功于君主，有坏事自己承担，现在相国请求我的苑林来讨好百姓，所以把他关起来治罪。”卫尉说：“秦朝因为听不到自己的过错而失去天下，李斯分担过错，又哪里值得效法呢！”唐太宗怀疑三品以上官员轻视魏王，责备他们说：“我看到隋朝的各位王子，一品以下的官员都免不了被他们挫败，我自己不允许儿子们放纵罢了。”魏郑公说：“隋高祖不懂礼义，宠爱放纵各个儿子，让他们做不合礼义的事，不久都获罪被废黜，不可以作为榜样，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看高祖、太宗一时的失言，两位臣子能顺着他们的话立即规劝纠正，语意既直率，在激切中又有委婉得体的方式，可以说是掌握了谏诤的大义。即使不是这两位皇帝，谁又能不虚心听从呢！
前代为监
以前代为借鉴
人臣引古规戒，当近取前代，则事势相接，言之者有证，听之者足以监。《诗》曰：「殷监不远，在夏后之世。」《周书》曰：「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又曰：「我不可不监于有殷。」又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周公作《无逸》，称商三宗。汉祖命群臣言吾所以有天下，项氏所以失天下，命陆贾著秦所以失天下。张释之为文帝言秦、汉之间事，秦所以失，汉所以兴。贾山借秦为谕。贾谊请人主引商、周、秦事而观之。魏郑公上书于太宗云：「方隋之未乱，自谓必无乱，方隋之未亡，自谓必无亡。臣愿当今动静以隋为监。」马周云：「炀帝笑齐、魏之失国，今之视炀帝，亦犹炀帝之视齐、魏也。」张元素谏太宗治洛阳宫曰：「干阳毕功，隋人解体，恐陛下之过，甚于炀帝。若此役不息，同归于乱耳！」考《诗》《书》所载及汉唐诸名臣之论，有国者之龟镜也，议论之臣，宜以为法。
臣子引用古代事例来规劝告诫，应当就近选取前代，这样事势相连接，说话的人有证据，听话的人足以作为借鉴。《诗经》说：“殷商的借鉴并不遥远，就在夏后氏的时代。”《周书》说：“现在殷商已经丧失了天命，我们怎能不大大地借鉴！”又说：“我们不可不借鉴于殷商。”又说：“殷商接受天命，经历了许多年”，“因为不敬重德行，才早早丧失了天命”。周公作《无逸》，称赞商朝的三位贤君。汉高祖命令群臣谈论我为什么能拥有天下，项氏为什么失去天下，命令陆贾著述秦朝为什么失去天下。张释之为文帝讲述秦、汉之间的事情，秦朝为什么失去，汉朝为什么兴起。贾山借秦朝来比喻。贾谊请求君主引用商、周、秦朝的事例来观察。魏郑公上书给太宗说：“当隋朝还没有动乱时，自认为一定不会动乱；当隋朝还没有灭亡时，自认为一定不会灭亡。我希望陛下现在的举动以隋朝为借鉴。”马周说：“隋炀帝嘲笑齐、魏的亡国，现在看炀帝，也就像炀帝看齐、魏一样。”张元素劝谏太宗修建洛阳宫说：“干阳宫完工后，隋朝人心涣散，恐怕陛下的过失，比炀帝还大。如果这项工程不停，最终会一起走向动乱！”考察《诗经》《尚书》所记载以及汉唐各位名臣的议论，这是治国者的镜子，议论政事的臣子，应当以此为法则。
治盗法不同
治理盗贼的方法不同
唐崔安潜为西川节度使，到官不诘盗。曰：「盗非所由通容，则不能为。」乃出库钱置三市，置榜其上曰：「告捕一盗，赏钱五百缗。侣者告捕，释其罪，赏同平人。」未几，有捕盗而至者。盗不服，曰：「汝与我同为盗十七年，赃皆平分，汝安能捕我？」安潜曰：「汝既知吾有榜，何不捕彼以来？则彼应死，汝受赏矣。汝既为所先，死复何辞？」立命给捕者钱，使盗视之，然后杀盗于市。于是诸盗与其侣互相疑，无地容足，夜不及旦，散逃出境，境内遂无一人之盗。予每读此事，以为策之上者。及得李公择治齐州事，则又不然。齐素多盗，公择痛治之，殊不止。它日得黠盗，察其可用，剌为兵，使直事铃下。间问以盗发辄得而不衰止之故。曰：「此繇富家为之囊。使盗自相推为甲乙，官吏巡捕及门，擒一人以首，则免矣。」公择曰：「吾得之矣。」乃令凡得藏盗之家，皆发屋破柱，盗贼遂清。予乃知治世间事，不可泥纸上陈迹。如安潜之法可谓善矣，而齐盗反恃此以为沈命之计，则变而通之，可不存乎其人哉！
唐朝崔安潜任西川节度使，到任后不追究盗贼。他说：“盗贼如果不是因为有关人员纵容包庇，就不能作案。”于是拿出府库的钱放在三个市场上，在上面张贴告示说：“告发捕捉一个盗贼，赏钱五百缗。同伙告发捕捉，免除他的罪，赏钱与普通人相同。”不久，有捕捉盗贼的人来了。盗贼不服气，说：“你和我一起做盗贼十七年，赃物都平分，你怎么能抓我？”崔安潜说：“你既然知道我有告示，为什么不抓他来？那样他就该死，你受赏了。你既然被他抢先，死还有什么可说的？”立即命令给捕贼的人赏钱，让盗贼看着，然后在市场上杀了盗贼。于是众盗贼与他们的同伙互相猜疑，无处容身，不到天亮就四散逃出境外，境内于是没有一个盗贼了。我每次读到这件事，认为这是上策。等到看到李公择治理齐州的事，却又不是这样。齐州一向多盗贼，公择严厉惩治，却始终不能止息。有一天抓到一个狡猾的盗贼，观察他可用，就刺字充军，让他值事于铃下。趁机问他盗贼一发生就被抓获却不见减少的原因。他说：“这是因为富家做他们的窝主。让盗贼自己相互推举为首的人，官吏巡捕到家门口，抓住一个人来投案，就免罪了。”公择说：“我明白了。”于是下令凡是窝藏盗贼的人家，都拆屋毁柱，盗贼于是被肃清。我这才知道治理世间的事，不能拘泥于纸上的旧例。像崔安潜的方法可以说是好办法了，而齐州的盗贼反而依靠它作为保命的计策，那么变通运用，难道不取决于那个人吗！
和诗当和意
和诗应当和其意
古人酬和诗，必答其来意，非若今人为次韵所局也。观《文选》所编何劭、张华、卢谌、刘琨、二陆、三谢诸人赠答可知已。唐人尤多，不可具载。姑取杜集数篇，略纪于此。高适寄杜公云：「媿尔东西南北人。」杜则云：「东西南北更堪论。」高又有诗云：「草《玄》今已毕，此外更何言？」杜则云：「草《玄》吾岂敢，赋或似相如。」严武寄杜云：「兴发会能驰骏马，终须重到使君滩。」杜则云：「枉沐旌麾出城府，草茅无径欲教锄。」杜公寄严诗云：「何路出巴山」，「重岩细菊班，遥知簇鞍马，回首白云间。」严答云：「卧向巴山落月时」，「篱外黄花菊对谁，跋马望君非一度。」杜送韦迢云：「洞庭无过雁，书疏莫相忘。」迢云：「相忆无南雁，何时有报章？」杜又云：「虽无南去雁，看取北来鱼。」郭受寄杜云：「春兴不知凡几首？」杜答云：「药裹关心诗总废。」皆如钟磬在霡，扣之则应，往来反复，于是乎有余味矣。
古人酬答和诗，一定要回应对方来信的意思，不像现在的人被次韵所局限。看《文选》所编的何劭、张华、卢谌、刘琨、二陆、三谢等人的赠答诗就可以知道了。唐人尤其多，不能全部记载。姑且取杜甫集子中的几篇，大致记录在这里。高适寄给杜甫的诗说：“愧尔东西南北人。”杜甫则说：“东西南北更堪论。”高适又有诗说：“草《玄》今已毕，此外更何言？”杜甫则说：“草《玄》吾岂敢，赋或似相如。”严武寄给杜甫的诗说：“兴发会能驰骏马，终须重到使君滩。”杜甫则说：“枉沐旌麾出城府，草茅无径欲教锄。”杜甫寄给严武的诗说：“何路出巴山”，“重岩细菊班，遥知簇鞍马，回首白云间。”严武回答说：“卧向巴山落月时”，“篱外黄花菊对谁，跋马望君非一度。”杜甫送韦迢的诗说：“洞庭无过雁，书疏莫相忘。”韦迢说：“相忆无南雁，何时有报章？”杜甫又说：“虽无南去雁，看取北来鱼。”郭受寄给杜甫的诗说：“春兴不知凡几首？”杜甫回答说：“药裹关心诗总废。”这些都像钟磬悬挂在那里，敲击它就会回应，往来反复，于是就有余味了。
稷有天下
稷拥有天下
「稷躬稼而有天下」、「泰伯三以天下让」、「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皆以子孙之事追言之。是时，稷始封于邰，古公方邑于梁山之下，文王才有歧周之地，未得云天下也。禹未尝躬稼，因稷而称之。
“后稷亲自耕种而拥有天下”、“泰伯三次将天下让出”、“文王一怒而安定天下的人民”，这些都是用他们子孙的事迹来追述他们。当时，后稷刚被封在邰地，古公亶父才在梁山脚下建城邑，文王只拥有岐周的土地，还不能说是拥有天下。大禹并没有亲自耕种，只是因为后稷而受到称颂。
一世人材
一世人材
一世人材，自可给一世之用。茍有以致之，无问其取士之门如何也。今之议者，多以科举经义、诗赋为言，以为诗赋浮华无根柢，不能致实学，故其说常右经而左赋。是不然。成周之时，下及列国，皆官人以世。周之刘、单、召、甘，晋之韩、赵、荀、魏，齐之高、国、陈、鲍，卫之孙、宁、孔、石，宋之华、向、皇、乐，郑之罕、驷、国、游，鲁之季、孟、臧、展，楚之斗、、申、屈，皆世不乏贤，与国终毕。汉以经术及察举，魏、晋以州乡中正，东晋、宋、齐以门地，唐及本朝以进士，而参之以任子，皆足以尽一时之才。则所谓科目，特借以为梯阶耳。经义、诗赋，不问可也。
一代的人才，自然足够供一代使用。如果能够招揽到他们，不必问取士的门路如何。如今议论的人，大多以科举中的经义、诗赋为话题，认为诗赋浮华没有根基，不能得到实学，所以他们的说法常常重视经义而轻视诗赋。这是不对的。成周时期，下至各诸侯国，都是按世袭来任命官员。周朝的刘、单、召、甘，晋国的韩、赵、荀、魏，齐国的国、高、陈、鲍，卫国的孙、宁、孔、石，宋国的华、向、皇、乐，郑国的罕、驷、国、游，鲁国的季、孟、臧、展，楚国的斗、成、申、屈，这些家族世代都不缺乏贤才，与国同始终。汉朝用经术和察举制，魏、晋用州郡中正制，东晋、宋、齐用门第，唐朝和本朝用进士科，并辅以任子制度，都足以网罗一时的人才。那么所谓的科目，只是借来作为阶梯罢了。经义、诗赋，不去管它也可以。
王逢原以学术，邢敦夫以文采，有盛名于嘉祐、元丰间。然所为诗文多怨抑沉愤，哀伤涕泣，若辛苦憔悴不得其平者，故皆不克寿，逢原年二十八，敦夫才二十。天畀其才而啬其寿，吁，可惜哉！
王逢原凭借学术，邢敦夫凭借文采，在嘉祐、元丰年间享有盛名。但他们所作的诗文大多充满怨恨压抑、深沉愤慨，哀伤哭泣，好像辛苦憔悴、不得公平的样子，所以都不能长寿，王逢原年仅二十八岁，邢敦夫才二十岁。上天赐予他们才华却吝惜他们的寿命，唉，可惜啊！
吏文可笑
吏文可笑
吏文行移，只用定本，故有绝可笑者。如文官批书印纸，虽宫观岳庙，亦必云不曾请假。或已登科级，见官台省清要，必云不曾应举若试刑法。予在西掖时，汉州申显惠侯神，顷系宣抚司便宜加封昭应公，乞换给制书。礼寺看详，谓不依元降指挥于一年限内自陈，欲符下汉州，告示本神知委。予白丞相别令勘当，乃得改命。淳熙六年，予以大礼恩泽改奏一岁儿，吏部下饶州，必欲保官状内声说被奏人曾与不曾犯决笞，有无剪剌，及曾与不曾先经补官因罪犯停废，别行改奏，又令供与予系是何服属。父之于子而问何服属，一岁婴儿而问曾与不曾入仕坐罪，岂不大可笑哉！
官府文书往来，只使用固定格式，所以有极其可笑的情况。比如文官批写印纸，即使是担任宫观、岳庙的闲职，也一定要写“不曾请假”。有的人已经考中科举，现任台省清要官职，也一定要写“不曾参加科举考试或试刑法”。我在中书省任职时，汉州申报显惠侯神，先前由宣抚司临时加封为昭应公，请求换发正式制书。礼寺审查后，认为没有按照原来命令在一年期限内自行陈述，打算下文给汉州，告知这位神祇知晓。我向丞相说明，另外命令勘验，才得以改命。淳熙六年，我因大礼恩泽改奏一个一岁的儿子，吏部下文给饶州，一定要在保官状内说明被奏人是否曾犯过笞刑、有无受过刺字，以及是否曾先补官后又因犯罪被停职废黜，再另行改奏，又令提供与我是何种亲属关系。父亲对儿子却问是什么亲属关系，一岁的婴儿却问是否曾做官犯罪，难道不是非常可笑吗！
靖康时事
靖康时事
邓艾伐蜀，刘禅既降，又敕姜维使降于钟会，将士咸怒，拔刀斫石。魏围燕于中山既久，城中将士皆思出战，至数千人相率请于燕主，慕容隆言之尤力，为慕容麟沮之而罢。契丹伐晋连年，晋拒之，每战必胜。其后杜重威阴谋欲降，命将士出陈于外，士皆踊跃，以为出战，既令解甲，士皆恸哭，声振原野。予顷修《靖康实录》，窃痛一时之祸，以堂堂大邦，中外之兵数十万，曾不能北向发一矢、获一胡，端坐都城，束手就毙！虎旅云屯，不闻有如蜀、燕、晋之愤哭者。近读《朱新仲诗集》，有《记昔行》一篇，正叙此时事。其中云：「老种愤死不得战，汝霖疽发何由痊？」乃知忠义之士，世未尝无之，特时运使然耳。
邓艾征伐蜀国，刘禅投降后，又敕令姜维向钟会投降，将士们都愤怒，拔刀砍石头。魏国长期围困中山的燕国，城中将士都想出战，甚至有数千人相继向燕主请求，慕容隆说得尤其恳切，被慕容麟阻止而作罢。契丹连年进攻晋国，晋国抵抗，每战必胜。后来杜重威阴谋想要投降，命令将士出城列阵，士兵们都踊跃，以为要出战，随后命令他们解甲，士兵们都痛哭，声音震动原野。我近来编纂《靖康实录》，私下痛心当时的祸患，以堂堂大国，内外军队数十万，竟然不能向北射出一箭、抓获一个胡人，端坐都城，束手待毙！猛虎般的军队如云聚集，却听不到像蜀、燕、晋那样愤怒哭泣的。近来读《朱新仲诗集》，有《记昔行》一篇，正是叙述当时的事。其中说：“老种愤死不得战，汝霖疽发何由痊？”才知道忠义之士，世上从来不曾没有，只是时运使他们这样罢了。
梁武帝时，有交趾人并韶者，富于词藻，诣选求官，而吏部尚书蔡撙以并姓无前贤，除广阳门郎。韶耻之，遂还乡里谋作乱。夫用门地族望为选举低昂，乃晋、宋以来弊法，蔡撙贤者也，不能免俗，何哉？
梁武帝时，有个交趾人叫并韶，富有文采，到吏部求官，但吏部尚书蔡撙因为并姓没有前代贤人，任命他为广阳门郎。并韶感到耻辱，于是回乡谋划作乱。用门第族望作为选拔人才高低的标准，是晋、宋以来的弊法，蔡撙是贤人，却不能免俗，为什么呢？
谶纬之学
谶纬之学
图谶星纬之学，岂不或中，然要为误人，圣贤所不道也。眭孟睹公孙病己之文，劝汉昭帝求索贤人，襜以帝位，而不知宣帝实应之，孟以此诛。孔熙先知宋文帝祸起骨肉，江州当出天子，故谋立江州刺史彭城王，而不知孝武实应之，熙先以此诛。当涂高之谶，汉光武以诘公孙述，袁术、王浚皆自以姓名或父字应之，以取灭亡，而其兆为曹操之魏。两角犊子之谶，周子谅以劾牛仙客，李德嵒以议牛僧孺，而其兆为朱温。隋炀帝谓李氏当有天下，遂诛李金才之族，而唐高祖乃代隋。唐太宗知女武将窃国命，遂滥五娘子之诛，而阿武婆几易姓。武后谓代武者刘，刘无强姓，殆流人也，遂遣六道使悉杀之，而刘幽求佐临淄王平内难，韦武二族皆殄灭。晋张华、郭璞，魏崔伯深，皆精于天文卜筮，言事如神，而不能免于身诛家族，况其下者乎！
图谶星纬的学问，难道没有偶尔应验的吗？但终究是误人的东西，圣贤是不谈论的。眭孟看到公孙病己的谶文，劝汉昭帝寻求贤人，禅让帝位，却不知道汉宣帝实际应验了它，眭孟因此被杀。孔熙先知道宋文帝的祸患起于骨肉至亲，江州会出天子，所以谋划拥立江州刺史彭城王，却不知道孝武帝实际应验了它，孔熙先因此被杀。“当涂高”的谶语，汉光武帝用来责问公孙述，袁术、王浚都自以为姓名或父亲的字应验了它，因而自取灭亡，而它的征兆是曹操的魏国。“两角犊子”的谶语，周子谅用来弹劾牛仙客，李德嵒用来议论牛僧孺，而它的征兆是朱温。隋炀帝说李氏会拥有天下，于是诛杀李金才全族，而唐高祖却取代了隋朝。唐太宗知道女武将窃取国命，于是滥杀五娘子，而阿武婆几乎改朝换代。武后说取代武氏的是刘氏，刘氏没有强姓，大概是流人，于是派六道使全部杀掉他们，而刘幽求辅佐临淄王平定内乱，韦氏、武氏两族都被消灭。晋朝的张华、郭璞，北魏的崔伯深，都精通天文卜筮，预言事情如神，却不能免于自身被杀、家族被灭，何况那些不如他们的人呢！
真假皆妄
真假皆妄
江山登临之美，泉石赏玩之胜，世间佳境也，观者必曰如画。故有「江山如画」、「天开图画即江山」、「身在画图中」之语。至于丹青之妙，好事君子嗟叹之不足者，则又以逼真目之。如老杜「人间又见真乘黄」，「时危安得真致此」，「悄然坐我天姥下」，「斯须九重真龙出」，「凭轩忽若无丹青」，「高堂见生鹘」，「直讶杉松冷」，「兼疑菱荇香」之句是也。以真为假，以假为真，均之为妄境耳。人生万事如是，何特此耶？
登山临水的美景，泉石赏玩的胜境，是世间美好的景致，观赏的人一定会说“如画”。所以有“江山如画”、“天开图画即江山”、“身在画图中”的说法。至于绘画的妙处，好事君子赞叹不够的，又用“逼真”来形容它。比如杜甫的“人间又见真乘黄”，“时危安得真致此”，“悄然坐我天姥下”，“斯须九重真龙出”，“凭轩忽若无丹青”，“高堂见生鹘”，“直讶杉松冷”，“兼疑菱荇香”等诗句就是这样。把真的当作假的，把假的当作真的，都不过是虚幻的境界罢了。人生万事都是如此，何止这一件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