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阁山村诗
紫阁山村诗
宣和间，朱励挟花石进奉之名，以固宠规利。东南部使者郡守多出其门，如徐铸、应安道、王仲闳辈济其恶，豪夺渔取，士民家一石一木稍堪玩，即领健卒直入其家，用黄封表志，而未即取，护视微不谨，则被以大不恭罪，及发行，必撤屋决墙而出。人有一物小异，共指为不祥，唯恐芟夷之不速。杨戬、李彦创汝州西城所，任辉彦、李士涣，王浒、毛孝立之徒，亦助之发物供奉，大抵类勔，而又有甚焉者。徽宗患其扰，屡禁止之，然覆出为恶，不能绝也。偶读白乐天《紫阁山北村》诗，乃知唐世固有是事。漫录于此：「晨游紫阁峰，暮宿山下村。村老见予喜，为予开一樽。举杯未及饮，暴卒来入门，紫衣挟刀斧，草草十余人。夺我席上酒，掣我盘中飨。主人退后立，敛手反如宾。中庭有奇树，种来三十春。主人惜不得，持斧断其根。口称彩造家，身属神策军。主人切勿语，中尉正承恩。」盖贞元、元和间也。
宣和年间，朱勔借着进贡花石的名义，来巩固宠幸、谋取私利。东南地区的使者和郡守大多出自他的门下，像徐铸、应安道、王仲闳这些人助纣为虐，强取豪夺，百姓家中只要有一石一木稍微值得观赏，他就带领健壮的士兵直接闯入人家，用黄封条做标记，但当时并不拿走，如果看护稍微不谨慎，就被扣上大不敬的罪名，等到搬运时，必定拆毁房屋、推倒墙壁才能取出。人们只要有一件稍微奇特的东西，大家就都指着说是不祥之物，唯恐不能尽快铲除。杨戬、李彦创立了汝州西城所，任辉彦、李士涣、王浒、毛孝立这类人，也帮助他们搜刮物品进贡，大致和朱勔类似，甚至还有更过分的。徽宗担心这种骚扰，多次下令禁止，但他们仍然反复作恶，不能根绝。我偶然读到白居易的《紫阁山北村》诗，才知道唐代本来就有这种事。随手记录在这里：“早晨游览紫阁峰，傍晚住宿在山下村庄。村中老人见到我很高兴，为我打开一壶酒。举起酒杯还没来得及喝，暴卒就闯进门来，穿着紫衣带着刀斧，乱糟糟的有十几个人。夺走我席上的酒，抢走我盘中的食物。主人退到后面站着，缩着手反而像宾客一样。庭院中有棵奇特的树，种了三十年。主人舍不得也没办法，只好用斧头砍断它的根。他们自称是采造家，属于神策军。主人千万不要说话，中尉正在承受皇恩。”这大概是贞元、元和年间的事。
李林甫秦桧
李林甫和秦桧
李林甫为宰相，妒贤嫉能，以裴耀卿、张九龄在己上，以李适之争权，设诡计去之。若其所引用，如牛仙客至终于位，陈希烈及见其死，皆共政六七年。虽两人伴食谄事，所以能久，然林甫以伎心贼害，亦不朝愠暮喜，尚能容之。秦桧则不然，其始也，见其能助我，自冗散小官，不三二年至执政。史才由御史检法官超右正言，迁谏议大夫，遂签书枢密。施巨由中书检正、郑仲熊由正言，同除权吏部侍郎。方受告正谢，施即参知政事，郑为签枢。宋朴为殿中侍御史，欲骤用之，令台中申称本台缺检法主簿，须长贰乃可辟。即就状奏除侍御史，许荐举，遽拜中丞，谢日除签枢，其捷如此。然数人者不能数月而罢。杨愿最善佞，至饮食动作悉效之。秦尝因食，喷嚏失笑，愿于仓卒间，亦阳喷饭而笑，左右侍者晒焉。秦察其奉己，愈喜。既历岁亦厌之，讽御史排击而预告之，愿涕泪交颐。秦曰：「士大夫出处常事耳，何至是？」愿对曰：「愿起贱微，致身此地，已不啻足，但受太师生成恩，过于父母，一旦别去，何时复望车尘马足邪？是所以悲也。」秦益怜之，使以本职奉祠，仅三月起知宣州。李若谷罢参政，或曰：「胡不效杨原仲之泣？」李河北人，有直气，笑曰：「便打杀我，亦撰眼泪不出。」秦闻而大怒，遂有江州居住之命。秦尝以病谒告，政府独有余尧弼，因奏对，高宗访以机务，一二不能答。秦病愈入见，上曰：「余尧弼既参大政，朝廷事亦宜使之与闻。」秦退，扣余曰：「比日榻前所询何事？」余具以告。秦呼省吏取公牍阅视，皆已书押。责之曰：「君既书押了，安得言弗知？是故欲相卖耳！」余离席辩析，不复应。明日台评交章。段拂为人愦愦，一日，秦在前开陈颇久，遂俯首瞌睡。秦退始觉，殊窘怖，上犹慰抚之，且询其乡里。少顷，还殿廊幕中。秦闭日诵佛，典客赞揖至三，乃答。归政事堂，穷诘其语，无以对，旋遭劾，至于责居。汤思退在枢府，上偶回顾，有所问。秦是日所奏，微不合。即云：「陛下不以臣言为然，乞问汤思退。」上曰：「此事朕岂不晓，何用问他汤思退？」秦还省见汤，已不乐，谋去之。会其病，迫于亡，遂免。考其所为，盖出偃月堂之上也。
李林甫做宰相时，嫉妒贤能，因为裴耀卿、张九龄地位在自己之上，又因为李适之与他争权，就设下诡计排挤了他们。至于他提拔任用的人，比如牛仙客一直任职到死，陈希烈也活到他去世，都共同执政六七年。虽然这两个人只是陪衬奉承，所以能长久，但李林甫虽然用心险恶害人，也不是早上生气晚上就高兴，还能容忍他们。秦桧却不是这样，他一开始，看到谁能帮助自己，就从闲散小官，不到三两年就提拔到执政高位。史才从御史检法官越级升为右正言，又升为谏议大夫，于是签书枢密院事。施巨从中书检正、郑仲熊从正言，同时被任命为代理吏部侍郎。刚接到任命正式谢恩，施巨就做了参知政事，郑仲熊做了签书枢密院事。宋朴做殿中侍御史，秦桧想突然重用他，就让御史台申报说本台缺少检法主簿，必须由长官副职才能征召。随即就根据状子奏请任命他为侍御史，允许他荐举人才，很快又拜为中丞，谢恩当天又任命为签书枢密院事，升迁之快到了这种地步。然而这几个人没过几个月就被罢免了。杨愿最善于谄媚，以至于饮食动作都模仿秦桧。秦桧曾经在吃饭时打喷嚏失笑，杨愿在仓促之间，也假装喷饭而笑，旁边的侍从都暗笑他。秦桧察觉他奉承自己，更加高兴。但过了一年也厌倦了他，暗示御史弹劾他并提前告诉他，杨愿哭得泪流满面。秦桧说：“士大夫的进退是常事，何至于此？”杨愿回答说：“我出身低微，能到这一步，已经非常满足了，只是受太师您的再生之恩，超过父母，一旦离开，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您的车马踪迹呢？这就是我悲伤的原因。”秦桧更加可怜他，让他以本职管理祠观，仅过了三个月就起用为宣州知州。李若谷被罢免参知政事，有人说：“为什么不学杨愿那样哭呢？”李若谷是河北人，有耿直之气，笑着说：“就算打死我，我也挤不出眼泪。”秦桧听说后大怒，于是下令让他到江州居住。秦桧曾经因病请假，政府中只有余尧弼，趁奏对时，高宗向他询问机要事务，他一件也答不上来。秦桧病愈后入见，皇上说：“余尧弼既然参与大政，朝廷事务也应该让他参与了解。”秦桧退下后，问余尧弼说：“近日皇上在榻前问了你什么事？”余尧弼详细告诉了他。秦桧叫来省吏取来公文查看，发现都已经签押了。就责备他说：“你既然已经签押了，怎么能说不知道？这是故意想出卖我！”余尧弼离开座位辩解，秦桧不再回应。第二天御史台就纷纷上奏弹劾。段拂为人糊涂，一天，秦桧在他面前陈述了很久，他就低头打瞌睡。秦桧退下后他才察觉，非常窘迫害怕，皇上还安慰他，并询问他的乡里。过了一会儿，回到殿廊的幕帐中。秦桧闭目念佛，典客官赞礼作揖到第三次，他才回应。回到政事堂，秦桧追问他说了什么，他答不上来，不久就被弹劾，以至于被贬谪居住。汤思退在枢密院，皇上偶然回头，问了他什么。秦桧那天所奏的内容，稍微不合皇上的意。就说：“陛下不认为我的话对，请问汤思退。”皇上说：“这件事我难道不明白，何必问他汤思退？”秦桧回到省中见到汤思退，已经不高兴，谋划排挤他。恰逢秦桧生病，临近死亡，于是作罢。考察他的所作所为，大概比李林甫的偃月堂还要厉害。
注书至难，虽孔安国、马融、郑康成、王弼之解经，杜元凯之解《左传》，颜师古之注《汉书》，亦不能无失。王荆公《诗新经》，「八月剥棘」解云：「剥者，剥其皮而迸之，所以养老也。」毛公本注云：「剥，击也。」陆德明音普卜反。公皆不用。后从蒋山郊步至民家，问其翁安在？曰：「去扑棘。」始悟前非。即具奏乞除去十三字，故今本无之。洪庆善注《楚辞·九歌·东君》篇：「緪瑟兮交鼓，箫钟兮瑶簴。」引《仪礼·乡饮酒》章「问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为比，云：「箫钟者，取二乐声之相应者互奏之。」即镂板，置于坟庵，一蜀客过而见之，曰：「一本箫作𢸳，《广韵》训为击也。盖是击钟，正与緪瑟为对耳。」庆善谢而亟改之。政和初，蔡京禁苏氏学，蕲春一土独杜门注其诗，不与人往还。钱伸仲为黄冈尉，因考校上舍，往来其乡，三进谒然后得见。首请借阅其书，士人指案侧巨编数十，使随意抽读，适得《和杨公济梅花》十绝：「月地云阶漫一尊，玉奴终不负东昏。临春结绮荒荆棘，谁信幽香是返魂。」注云：「玉奴，齐东昏侯潘妃小字。临春、结绮者，东后主三阁之名也。」伸仲曰：「所引止于此耳？」曰：「然。」伸仲曰：「唐牛僧孺所作《周秦行纪》，记入薄太后庙，见古后妃辈，所谓月地云阶见洞仙，东昏以玉儿故，身死国除，不拟负他，乃是此篇所用。先生何为没而不书？」士人恍然失色，不复一语，顾其子然纸炬悉焚之。伸仲劝使姑留之，竟不可。曰：「吾枉用工夫十年，非君几贻士林嗤笑。」伸仲每谈其事，以戒后生。但玉奴乃杨贵妃自称，潘妃则名玉儿也。剥枣之说，得于吴说、傅朋，箫钟则庆善自言也。绍兴初，又有傅洪秀才注坡词，镂板钱塘，至于「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不能引「共道人间惆怅事，不知今夕是何年」之句。「笑怕蔷薇𦊰」，「学画鸦黄未就」，不能引《南部烟花录》，如此甚多。
注释书籍非常困难，即使像孔安国、马融、郑康成、王弼解释经书，杜元凯解释《左传》，颜师古注释《汉书》，也不能没有失误。王安石在《诗新经》中，对“八月剥棘”解释为：“剥，就是剥它的皮并使其迸裂，用来供养老人。”毛公原本注释说：“剥，是击打的意思。”陆德明注音为普卜反。王安石都不采用。后来他跟随从蒋山郊外步行到百姓家，问那家的老翁在哪里？回答说：“去扑打枣子了。”才明白之前的错误。于是立即上奏请求删除那十三个字，所以现在的版本没有那些字。洪庆善注释《楚辞·九歌·东君》篇：“緪瑟兮交鼓，箫钟兮瑶簴。”引用《仪礼·乡饮酒》章中“间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作为类比，说：“箫钟，就是取两种乐声相应和的部分交替演奏。”随即刻版，放在坟庵中，一个蜀地客人经过看到，说：“另一个版本中箫写作𢸳，《广韵》解释为击打。这应该是击钟，正好与緪瑟相对。”洪庆善道谢并赶紧修改。政和初年，蔡京禁止苏轼的学说，蕲春有一个士人独自闭门注释苏轼的诗，不与别人来往。钱伸仲做黄冈县尉，因为考核上舍生，往来于那个乡里，三次登门拜访才见到他。首先请求借阅他的书，士人指着案边几十大卷书，让他随意抽读，恰好拿到《和杨公济梅花》十绝：“月地云阶漫一尊，玉奴终不负东昏。临春结绮荒荆棘，谁信幽香是返魂。”注释说：“玉奴，是齐东昏侯潘妃的小名。临春、结绮，是陈后主三阁的名字。”钱伸仲说：“引用的就这些吗？”士人说：“是的。”钱伸仲说：“唐代牛僧孺写的《周秦行纪》，记载进入薄太后庙，见到古代后妃们，所谓‘月地云阶见洞仙’，东昏侯因为玉儿的缘故，身死国灭，不打算辜负她，正是这首诗所用的典故。先生为什么隐瞒而不写出来？”士人恍然失色，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回头让儿子点燃纸炬全部烧掉了。钱伸仲劝他姑且留下，最终不行。士人说：“我白费了十年工夫，不是您几乎被士林耻笑。”钱伸仲常常谈起这件事，用来告诫后辈。只是玉奴是杨贵妃的自称，潘妃则名叫玉儿。剥枣的说法，是从吴说、傅朋那里听来的，箫钟则是洪庆善自己说的。绍兴初年，又有傅洪秀才注释苏轼的词，在钱塘刻版，至于“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不能引用“共道人间惆怅事，不知今夕是何年”的句子。“笑怕蔷薇𦊰”，“学画鸦黄未就”，不能引用《南部烟花录》，像这样的错误很多。
书易脱误
书籍文字的脱漏错误
经典遭秦火之余，脱亡散落，其仅存于今者，相传千岁，虽有错误，无由复改。《汉·艺文志》载：「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以《尚书》校欧阳、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今世所存者，独孔氏古文，故不见二篇脱处。
经典在遭受秦朝焚书之后，散失脱落，如今仅存的篇章，流传了上千年，即使有错误，也无法再修改。《汉书·艺文志》记载：“刘向用皇家所藏的古文《易经》校对施雠、孟喜、梁丘贺三家所传的经文，有的脱漏了‘无咎’、‘悔亡’等字，只有费直所传的经文与古文相同。用《尚书》校对欧阳生、夏侯胜、夏侯建三家的经文，《酒诰》脱漏了一简，《召诰》脱漏了两简。大致每简二十五字的，脱漏也是二十五字；每简二十二字的，脱漏也是二十二字。”如今世上所存的，只有孔安国的古文《尚书》，所以看不到这两篇脱漏的地方。
《周易·杂卦》自《干》、《坤》以至《需》、《讼》，皆以两两相从，而明相反之义，若《大过》至《夬》八卦则否。盖传者之失也。东坡始正之。元本云：「《大过》，颠也。《姤》，遇也，柔遇刚也。《渐》，女归待男行也。《颐》，养正也。《既济》，定也。《归妹》，女之终也。《未济》，男之穷也。《夬》，决也，刚决柔也，君子道长，小人道忧也。」坡改云：「《颐》，养正也。《大过》，颠也。《姤》，遇也，柔遇刚也。《夬》，决也，刚决柔也，君子道长，小人道忧也。《渐》，女归待男行也。《归妹》，女之终也。《既济》，定也。《未济》，男之穷也。」谓如此而相从之次，相反之义，焕然若合符节矣。
《周易·杂卦传》从《乾》《坤》到《需》《讼》，都是两两相对，来阐明相反的意义，但《大过》到《夬》这八卦却不是这样。这大概是传抄者的失误。苏东坡开始纠正它。原来的版本说：“《大过》，是颠覆的意思。《姤》，是相遇的意思，阴柔遇到阳刚。《渐》，是女子出嫁等待男子行动。《颐》，是养正的意思。《既济》，是成功安定的意思。《归妹》，是女子的归宿。《未济》，是男子困穷的意思。《夬》，是决断的意思，阳刚决断阴柔，君子之道增长，小人之道忧惧。”苏东坡改为：“《颐》，是养正的意思。《大过》，是颠覆的意思。《姤》，是相遇的意思，阴柔遇到阳刚。《夬》，是决断的意思，阳刚决断阴柔，君子之道增长，小人之道忧惧。《渐》，是女子出嫁等待男子行动。《归妹》，是女子的归宿。《既济》，是成功安定的意思。《未济》，是男子困穷的意思。”他认为这样排列的顺序和相反的意义，就清楚明白如同符节相合了。
《尚书·洪范》「四，五纪：一曰岁，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历数」，便合继之以「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至于「月之从星，则以风雨」一章，乃接「五皇极」，亦以简编脱误，故失其先后之次。「五皇极」之中，盖亦有杂「九，五福」之文者。如「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凡厥正人，既富方谷，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时人斯其辜，于其无好德，汝虽锡之福，其作汝用咎」，及上文「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则锡之福」是也。
《尚书·洪范》中“四，五种记时方法：一是年，二是月，三是日，四是星辰，五是历数”，接下来本应接“君王省察如同岁，卿士如同月，师尹如同日”。至于“月亮跟随星宿，就会刮风下雨”这一章，却接在“五皇极”之后，这也是因为简册脱漏错误，所以失去了先后的次序。“五皇极”之中，大概也混杂了“九，五种福气”的文字。比如“聚集这五种福气，用来普遍赐予众民”，“凡是那些官员，已经富裕又有善行，你不能使他们有益于你的国家，这些人就会犯罪；对于没有美德的人，你即使赐给他福气，他也会给你带来灾祸”，以及上文“你如果和颜悦色，说‘我所喜好的是美德’，你就赐给他福气”，就是这种情况。
《康诰》自「惟三月，哉生魄」至「乃洪《大诰》治」四十八字，乃是《洛诰》，合在篇首「周公拜手」之前。《武成》一篇，王荆公始正之，自「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即继以「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至「一戎衣，天下大定」，乃继以「厥四月，哉生明」至「予小子其承厥志」，然后及「乃反商政」，以讫终篇，则首尾亦粲然不紊。
《康诰》从“惟三月，哉生魄”到“乃洪《大诰》治”这四十八个字，其实是《洛诰》的内容，应该放在篇首“周公拜手”之前。《武成》一篇，王安石开始纠正它，从“王从周步行出发，去征伐商国”，接着就接“列举商的罪行，祭告于皇天后土”到“一穿上戎衣，天下就完全安定”，然后再接“那四月，初生明月”到“我小子继承他的志向”，然后才到“于是改变商朝的政令”，直到全篇结束，这样首尾就清晰而不混乱了。
南陔六诗
《南陔》等六首诗
《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邱》、《由仪》六诗，毛公为《诗诂训传》，各置其名，述其义，而亡其辞。《乡饮酒》、《燕礼》云「笙入堂下，磐南北面立。乐奏《南陔》、《白华》、《华黍》」，「乃间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仪》；乃合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彩苹》、《彩蘩》」。
《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邱》、《由仪》这六首诗，毛亨为《诗经》作注解时，分别列出了它们的篇名，阐述了它们的大义，但它们的歌词已经缺失。《乡饮酒礼》和《燕礼》中说：“笙进入堂下，在磬的南面面向北站立。乐队演奏《南陔》、《白华》、《华黍》”，“于是间歌演唱《鱼丽》，笙吹奏《由庚》；演唱《南有嘉鱼》，笙吹奏《崇丘》；演唱《南山有台》，笙吹奏《由仪》；然后合乐，演奏《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彩苹》、《彩蘩》”。
窃详文意，所谓歌者，有其辞所以可歌，如《鱼丽》、《嘉鱼》、《关雎》以下是也；亡其辞者不可歌，故以笙吹之，《南陔》至于《由仪》是也。有其义者，谓「孝子相戒以养」、「万物得由其道」之义，亡其辞者，元未尝有辞也。郑康成始以为及秦之世而亡之。又引《燕礼》「升歌《鹿鸣》、下管《新宫》」为比，谓《新宫》之诗亦亡。按《左传》宋公享叔孙昭子，赋《新宫》。杜注为逸诗，即亦有辞，非诸篇比也。陆德明音义云：「此六篇盖武王之诗，周公制礼，用为乐章，吹笙以播其曲。孔子删定在三百一十一篇内。及秦而亡。」盖祖郑说耳。且古《诗》经删及逸不存者多矣，何独列此六名于大序中乎？束皙《补亡》六篇，不作可也。
我仔细揣摩文意，所谓“歌”，是因为有歌词所以可以歌唱，比如《鱼丽》、《嘉鱼》、《关雎》以下这些诗；缺失歌词的就不能歌唱，所以用笙来吹奏，从《南陔》到《由仪》就是这种情况。有篇义，是指“孝子互相告诫奉养”、“万物各得其所”这些含义，缺失歌词，是因为原本就没有歌词。郑玄开始认为这些诗是在秦朝时亡佚的。他又引用《燕礼》中“升堂歌唱《鹿鸣》，堂下吹奏《新宫》”作为类比，说《新宫》这首诗也亡佚了。根据《左传》记载，宋公宴享叔孙昭子，赋《新宫》诗。杜预注释为逸诗，说明它也有歌词，与其他几篇不同。陆德明的《经典释文》说：“这六篇大概是武王的诗，周公制礼时，用作乐章，用笙来演奏其曲调。孔子删定《诗经》时，它们包含在三百一十一篇之内。到秦朝时亡佚。”这大概是沿袭郑玄的说法罢了。况且古代《诗经》经过删定以及散逸不存的诗很多，为什么偏偏把这六篇的篇名列在《毛诗大序》中呢？束皙所作的《补亡》六篇，其实不作也可以。
《左传》叔孙豹如晋，晋侯享之，金奏《肆夏》、《韶夏》、《纳夏》，工歌《文王》、《大明》、《帛》、《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三《夏》者乐曲名，击钟而奏，亦以乐曲无辞，故以金奏，若六诗则工歌之矣，尤可证也。
《左传》记载，叔孙豹到晋国去，晋侯设宴款待他，用钟磬演奏《肆夏》、《韶夏》、《纳夏》，乐工歌唱《文王》、《大明》、《帛》、《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三《夏》是乐曲名，击钟演奏，也是因为乐曲没有歌词，所以用钟磬演奏；而像那六首诗，则是乐工歌唱的，这尤其可以作为证据。
绍圣废春秋
绍圣年间废除《春秋》
五声本于五行，而徵音废。四渎源于四方，而济水绝。《周官》六典所以布治，而司空之书亡。是固出于无可奈何，非人力所能力也。乃若《六经》载道，而王安石欲废《春秋》。绍圣中，章子厚作相，蔡卞执政，遂明下诏罢此经，诚万世之罪人也。
五声源于五行，但徵音已经废弃。四渎发源于四方，但济水已经断绝。《周官》六典是用来颁布治理的，但司空之书已经亡佚。这本来就是出于无可奈何，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至于《六经》承载着大道，而王安石却想废除《春秋》。绍圣年间，章惇担任宰相，蔡卞执政，于是公开下诏废除这部经书，他们真是万世的罪人啊。
王韶熙河
王韶与熙河
王韶取熙河，国史以为尝游陕西，采访边事，遂诣阙上书。偶读《晁以道集·与熙河钱经略书》，云：「熙河一道，曹南院弃而不城者也。其后夏英公喜功名，欲城之，其如韩、范之论何？又其后有一王长官韶者，薄游阳翟，偶见《英公神道碑》所载云云，遂窃以为策以干丞相。时丞相是谓韩公，视王长官者稚而狂之。若河外数州，则又王长官弃而不城者也。彼木征之志不浅，鬼章之睥睨尤近而著者，陇拶似若无能，颇闻有子存，实有不可不惧者。」此书盖是元祐初年，然则韶之本指乃如此。予修史时未得其说也。《英公碑》，王岐公所作，但云尝上十策。若通唃厮啰之属羌。当时施用之，余皆不书，不知晁公所指为何也？
王韶攻取熙河，国史记载他曾游历陕西，采访边境事务，于是到朝廷上书。我偶然读到《晁以道集·与熙河钱经略书》，其中说：“熙河这一带，是曹玮放弃而不筑城的地方。后来夏竦喜好功名，想在那里筑城，但又怎能不顾韩琦、范仲淹的议论呢？再后来有一个叫王韶的官员，短暂游历阳翟，偶然看到《夏竦神道碑》所记载的内容，于是窃取作为策略来求见丞相。当时的丞相是韩琦，他看王韶这个人年轻而狂妄。至于黄河以外的几个州，又是王韶放弃而不筑城的地方。那木征的志向不小，鬼章的窥伺尤其近在眼前且明显，陇拶似乎无能，但听说他有儿子在世，实在有不可不担忧的地方。”这封信大概是元祐初年写的，那么王韶的本意原来是这样。我修史时没有看到这种说法。《夏竦神道碑》是王珪所作，只说王韶曾上呈十条策略，比如联络唃厮啰所属的羌人，当时被采用施行，其余都没有记载，不知道晁补之指的是什么？
书籍之厄
书籍的灾难
梁元帝在江陵，蓄古今图书十四万卷，将亡之夕尽焚之。隋嘉则殿有书三十七万卷，唐平王世充，得其旧书于东都，浮舟溯河，尽覆于砥柱，贞观、开元募借缮写，两都各聚书四部。禄山之乱，尺简不藏。代宗、文宗时，复行搜彩，分藏于十二库。黄巢之乱，存者盖勘。昭宗又于诸道求访，及徒洛阳，荡然无遗。今人观汉、隋、唐《经藉·艺文志》，未尝不茫然太息也。晁以道记本朝王文康初相周世宗，多有唐旧书，今其子孙不知何在。李文正所藏既富，而且辟学馆以延学士大夫，不待见主人，而下马直入读书。供牢饩以给其日力，与众共利之。今其家仅有败屋数楹，而书不知何在也！宋宣献家兼有毕文简、杨文庄二家之书，其富盖有王府不及者。元符中，一夕灾为灰烬。以道自谓家五世于兹，虽不敢与宋氏争多，而校雠是正，未肯自逊。政和甲午之冬，火亦告谴。唯刘壮舆家于庐山之阳，自其祖凝之以来，遗子孙者唯图书也，其书与七泽俱富矣。于是为作记。今刘氏之在庐山者不闻其人，则所谓藏书殆亦羽化。乃知自古到今，神物亦于斯文为靳靳也。宣和殿、太清楼、龙图阁御府所储，靖康荡析之余，尽归于燕，置之秘书省，乃有幸而得存者焉。
梁元帝在江陵时，收藏了古今图书十四万卷，在都城即将陷落的当晚全部烧毁。隋朝嘉则殿有书三十七万卷，唐朝平定王世充后，在东都洛阳得到他的旧书，用船沿黄河逆流而上，在砥柱山全部沉没。贞观、开元年间，朝廷招募借阅、缮写书籍，东西两都各收集了经、史、子、集四部书。安禄山叛乱时，连一片竹简都没能保存。代宗、文宗时期，又进行搜罗采集，分别收藏在十二个书库。黄巢之乱后，保存下来的书大概很少了。昭宗又向各道访求，等到迁都洛阳时，书籍荡然无存。现在的人看汉、隋、唐的《经籍志》《艺文志》，没有不茫然叹息的。晁以道记载本朝王文康起初担任周世宗的宰相时，有很多唐代旧书，如今他的子孙不知在哪里。李文正收藏的书籍已经很丰富，还开设学馆来延请学士大夫，不用等见到主人，下马就可以直接进去读书。他提供食物来供给他们读书的时间，与众人共享利益。现在他家只剩下几间破屋，而书不知到哪里去了！宋宣献家同时拥有毕文简、杨文庄两家的藏书，其丰富程度连王府都比不上。元符年间，一夜之间被火烧成灰烬。晁以道自称他家五代以来都如此，虽然不敢与宋家比多少，但在校勘订正方面，不肯自认逊色。政和甲午年冬天，他家也遭遇了火灾的惩罚。只有刘壮舆家在庐山南面，从他祖父刘凝之以来，留给子孙的只有图书，他的书与七泽一样丰富。于是为此写了记文。如今刘氏在庐山的人已听不到消息，那么所谓的藏书大概也羽化飞升了。于是知道从古到今，神灵对于这些文献也吝惜得很。宣和殿、太清楼、龙图阁等皇家府库所收藏的书籍，在靖康之变后散失之余，全部归于金朝，放在秘书省，这才有幸得以保存下来。
韩文公《送穷文》，柳子厚《乞巧文》，皆拟扬子云《逐贫赋》。韩公《进学解》拟东方朔《客难》，柳子《晋问》篇拟枚乘《七发》、《贞符》拟《剧秦美新》，黄鲁直《跛奚移文》拟王子渊《僮约》，皆极文章之妙。《逐贫》一赋几五百言，《文选》不收，《初学记》所载才百余字，今人盖有未之见者，辄录于此，云：「扬子遁世，离俗独处。左邻崇山，右接旷野。邻垣乞儿，终贫且窭。礼薄义弊，相与群聚。惆怅失志，呼贫与语：『汝在六极，投弃荒遐。好为庸卒，刑戮是加。匪惟幼稚，嬉戏土沙。居非近邻，接屋连家。恩轻毛羽，义薄轻罗。进不由德，退不受河。久为滞客，其意若何？人皆文绣，余褐不全。人皆稻粱，我独藜餐。贫无宝玩，何以接欢。宗室之宴，为乐不槃。徒行负赁，出处易衣。身服百役，手足胼胝。或耘或耔，沾体露肌。朋友道绝，进官凌迟。厥咎安在，职女之为。舍女远窜，昆仑之颠。尔复我随，翰飞戾天。舍尔登山，岩穴隐藏，尔复我随，陟彼高冈。舍尔入海，泛彼柏舟。尔复我随，载沉载浮。我行尔动，我静尔休。岂无他人，从我何求？今汝去矣，勿复久留！』贫曰：『唯唯，主人见逐，多言益嗤。心有所怀，愿得尽辞。昔我乃祖，崇其明德。克佐帝尧，誓为典则。土阶茅茨，匪雕匪饰。爱及季世，纵其昏惑。饕餐之群，贪富苟得。鄙我先人，乃做乃骄。瑶台琼室，华屋崇高。流酒为他，积肉为崤。是用鹊逝，不践其朝。三省吾身，谓予无諐。处君之家，福禄如山。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堪寒能暑，少而习焉。寒暑不忒，等寿神仙。桀跖不顾，贪类不干。人皆重蔽，子独露居。人皆怵惕，子独无虞。』言辞既窑，色厉目张。摄齐而兴，降阶下堂。『誓将去汝，适彼首阳。孤竹之子，与我连行。』余乃避席，辞谢不直：『请不贰过，闻义则服。氏与尔居，终无厌极。』贫遂不去，与我游息。」唐宣宗时，有文士王振自称「紫逻山人」，有《送穷辞》一篇，引韩吏部为说，其文意亦工。
韩愈的《送穷文》、柳宗元的《乞巧文》，都是模仿扬雄的《逐贫赋》。韩愈的《进学解》模仿东方朔的《答客难》，柳宗元的《晋问》篇模仿枚乘的《七发》，《贞符》模仿《剧秦美新》，黄庭坚的《跛奚移文》模仿王褒的《僮约》，都极尽文章之妙。《逐贫赋》一篇将近五百字，《文选》没有收录，《初学记》所记载的才一百多字，现在的人大概有没见过的，于是抄录在这里，说：「扬雄避世，离俗独居。左边靠着高山，右边连接旷野。邻居是乞儿，始终贫穷困苦。礼义淡薄，相互群聚。惆怅失意，呼唤贫穷与他说话：『你在六极之中，被抛弃在荒远之地。喜欢做平庸的仆役，刑罚加身。不只是幼稚，在土沙中嬉戏。居住不是近邻，屋舍相连。恩情轻如羽毛，义气薄如轻罗。进身不靠德行，退隐不受河川。长久做滞留的客人，你的意思如何？别人都穿锦绣，我连粗布衣都不完整。别人都吃稻米，我独吃野菜。贫穷没有珍宝玩物，如何接待欢宴。宗室的宴会，作乐不盛。徒步背负货物，出入更换衣服。身体从事百种劳役，手脚长满老茧。有时耕耘，有时培土，沾湿身体露出肌肤。朋友之道断绝，升官之路迟缓。这罪过在哪里？正是你的作为。离开你远逃，到昆仑山顶。你又跟随我，高飞至天。离开你登山，在岩穴中隐藏，你又跟随我，登上那高冈。离开你入海，泛舟柏木船。你又跟随我，随波沉浮。我行动你就动，我静止你就休。难道没有别人，跟随我求什么？现在你离开吧，不要再久留！』贫穷说：『是是，主人被驱逐，多说更招嗤笑。心中有所怀想，愿能说尽言辞。从前我的祖先，崇尚明德。能辅佐帝尧，立誓为典则。土阶茅屋，不加雕饰。到了末世，放纵昏惑。贪婪之辈，贪图富贵苟且所得。鄙视我先人，于是傲慢骄纵。瑶台琼室，华屋崇高。流酒成池，积肉成山。因此像鹊一样飞走，不踏上他们的朝廷。我多次反省自身，自认为没有过错。住在你家，福禄如山。你忘记我的大德，思念我的小怨。我能耐寒耐暑，从小习惯。寒暑不变，寿命等同神仙。桀和跖不顾及，贪婪之类不干扰。别人都重重遮蔽，你独独露天居住。别人都恐惧警惕，你独独没有忧虑。』言辞说完，神色严厉眼睛圆睁。提起衣襟起身，走下台阶下堂。『发誓将离开你，去到那首阳山。孤竹君的儿子，与我同行。』我便离开坐席，辞谢说不对：『请让我不再犯同样的过错，听到义就服从。我与你居住，始终没有厌足。』贫穷于是不离开，与我游玩休息。」唐宣宗时，有个文士王振自称「紫逻山人」，有一篇《送穷辞》，引用韩愈的说法，其文意也很工巧。
涧松山苗
涧松山苗
诗文当有所本，若用古人语意，别出机抒，曲而畅之，自足以传示来世。左太冲《咏史》诗曰：「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白乐天《续古》一篇，全用之，曰：「雨露长纤草，山苗高入云。风雪折劲木，涧松摧为薪。风摧此何意，风长彼何因？百尺涧底死，寸茎山上春。」语意皆出太冲，然其含蓄顿挫，则不逮也。
诗文应当有所依据，如果运用古人的语意，别出心裁，曲折而流畅地表达，自然足以流传后世。左思的《咏史》诗说：「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白居易的《续古》一篇，完全运用了它，说：「雨露长纤草，山苗高入云。风雪折劲木，涧松摧为薪。风摧此何意，风长彼何因？百尺涧底死，寸茎山上春。」语意都出自左思，但它的含蓄顿挫，却比不上。
男子运起寅
男子运起寅
今之五行家学，凡男子小运起于寅，女子小运起于申，莫知何书所载？
现在的五行家学说，凡是男子的小运从寅开始，女子的小运从申开始，不知道是哪本书记载的？
《淮南子·汜论训》篇云：「礼三十而娶。」许叔重注曰：「三十而娶者，阴阳未分时俱生于子，男从子数左行三十年立于巳，女从子数右行二十年亦立于已，合夫妇，故圣人因是制礼，使男子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其男子自巳数左行十得寅，故人十月而生于寅，故男子数从寅起，女自巳数右行得申，亦十月而生于申，故女子数从申起。」此说正为起运也。
《淮南子·汜论训》篇说：「礼制规定三十岁娶妻。」许慎注释说：「三十岁娶妻的原因，是阴阳未分时都生于子，男子从子数向左行三十年到巳，女子从子数向右行二十年也到巳，结合为夫妇，所以圣人因此制定礼制，让男子三十岁娶妻，女子二十岁出嫁。男子从巳数向左行十位得寅，所以人怀胎十月生于寅，因此男子运数从寅开始；女子从巳数向右行得申，也怀胎十月生于申，因此女子运数从申开始。」这种说法正是针对起运而言的。
宰我作难
宰我作难
《史记》称宰我为齐临菑大夫，与田常作难，以夷其族，孔子耻之。苏子由作《古史》，精为辩之，以为子我者鬫止也，与田常争齐政，为常所杀，以其字亦曰子我，故《战国》之书误以为宰予。此论既出，圣门高第，得免非义之谤。东坡又引李斯《谏书》，谓「田常阴取齐国，杀宰予于庭」。是其不从田常，故为所杀也。予又考之，子路之死，孔子曰：「由也死矣。」又曰：「天祝予！」哭于中庭，使人复醢，其悲之如是，不应宰我遇祸，略无一言。《孟子》所载三子论圣人贤于尧、舜等语，疑是夫子没后所谈，不然，师在而备出意见议之，无复质正，恐非也。然则宰我不死于田常，更可证矣。而《淮南子》又有一说云：「将相摄威擅势，私门成党，而使道不行。故使陈成、田常、鸱夷子皮得成其难，使吕氏绝祀。」子皮谓范蠡也，蠡浮海变姓名游齐，时简公之难已十余年矣。《说苑》亦云：「田常与宰我争，宰我将攻之，鸱夷子皮告田常，遂残宰我。」此说尤为无稽，是以蠡为助田氏为齐祸，其不分贤逆如此。
《史记》记载宰我担任齐国临菑大夫，与田常一起作乱，导致家族被灭，孔子以此为耻。苏辙撰写《古史》，对此进行了精辟的辨析，认为“子我”其实是阚止，他与田常争夺齐国政权，被田常所杀，因为他的字也叫“子我”，所以《战国策》误以为是宰予。这个观点提出后，孔子门下的高徒才得以免遭不义的诽谤。苏轼又引用李斯的《谏书》，说“田常暗中夺取齐国，在朝堂上杀了宰予”。这是因为宰予不顺从田常，所以被杀。我又考证，子路死时，孔子说：“仲由死了。”又说：“上天要我的命啊！”在庭院中哭泣，让人把肉酱倒掉，他悲伤到这种程度，不应该宰我遭遇祸事时，孔子却一言不发。《孟子》记载的三位弟子议论圣人比尧、舜更贤明等话，我怀疑是孔子去世后所说的，否则，老师还在世就各自发表意见议论他，没有质疑和纠正，恐怕不合情理。这样看来，宰我不是死于田常之手，就更有证据了。而《淮南子》又有一种说法：“将相依仗威势专权，私门结成党羽，导致正道不行。所以让陈成、田常、鸱夷子皮得以成功作乱，使吕氏断绝祭祀。”子皮就是范蠡，范蠡乘船渡海改名换姓游历齐国，当时齐简公的祸难已经过去十多年了。《说苑》也说：“田常与宰我争斗，宰我将要攻打他，鸱夷子皮告诉田常，于是杀害了宰我。”这种说法尤其荒诞无稽，竟然认为范蠡帮助田氏成为齐国的祸害，如此不分贤能与叛逆。
古人占梦
古人占梦
《汉·艺文志·七略》杂占十八家，以《黄帝长柳占梦》十一卷，《甘德长柳占梦》二十卷为首，其说曰：「杂占者，纪百家之象，候善恶之证。众占非一，而梦为大，故周有其官。」《周礼》：「太卜，掌三梦之法，一曰致梦，二曰觭梦，三曰咸陟。」郑氏以为致梦夏后氏所作，觭梦商人所作，咸涉者言梦之皆得，周人作焉。而占梦专为一官，以日月星辰占六梦之吉凶，其别：曰正、曰噩、曰思、曰寤、曰喜、曰惧。季冬，聘王梦，献吉梦于王，玉拜而受之。乃舍萌于四方，以赠恶梦。舍萌者，犹释彩也。赠者，送之也。《诗》、《书》、《礼》经所载，高宗梦得说；周文王梦帝与九龄；武王伐纣，梦叶朕卜；宣王考牧，牧人有熊署虺蛇之梦，召彼故老，讯之占梦。《左传》所书尤多。孔子梦坐奠于两楹。然则古之圣贤，未尝不以梦为大，是以见于《七略》者如此。魏、晋方技，犹时时或有之。今人不复留意此卜，虽市并妄术，所在如林，亦无一个以占梦自名者，其学殆绝矣。
《汉书·艺文志·七略》中记载杂占类有十八家，以《黄帝长柳占梦》十一卷和《甘德长柳占梦》二十卷为首，其中解释说：“杂占，是记录百家的征兆，观察善恶的验证。各种占卜方法不止一种，而梦占最为重要，所以周代设有专门的官职。”《周礼》说：“太卜掌管三种梦占的方法，第一种叫致梦，第二种叫觭梦，第三种叫咸陟。”郑玄认为致梦是夏朝人所作，觭梦是商朝人所作，咸陟是说梦都能得到解释，是周朝人所作。而占梦专门设为一个官职，用日月星辰来占卜六种梦的吉凶，这六种梦分别是：正梦、噩梦、思梦、寤梦、喜梦、惧梦。季冬时节，聘问王的梦，将吉梦献给王，王行拜礼后接受。然后在四方举行舍萌仪式，以送走恶梦。舍萌，就像释放彩色的丝帛。赠，就是送走的意思。《诗经》、《尚书》、《礼经》等经典记载：商高宗梦见得到傅说；周文王梦见天帝赐予九龄；周武王伐纣时，梦见与占卜结果相符；周宣王考察牧事，牧人有梦见熊罴和虺蛇的，就召来那些老臣，询问占梦的结果。《左传》中记载的尤其多。孔子梦见自己坐在两楹之间接受祭奠。由此可见，古代的圣贤，没有不把梦看得很重要的，所以《七略》中才有这样的记载。魏晋时期的方术之士，还时常有人从事占梦。现在的人不再留意这种占卜，虽然市井中荒诞的术士到处都是，却没有一个以占梦自称的，这门学问几乎要断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