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庙朝宰辅
徽宗朝宰相辅臣
蔡京擅国命，首尾二十余年，一时士大夫未有不因之以至大用者，其后颇采公议，与为异同。若宰相则赵清宪挺之、张无尽商英、郑华原居中、刘文宪正夫，所行所言，世多知之。其居执政位者，如张康国宾老、温益禹弼、刘逵公路、侯蒙元功者，皆有可录。康国定元祐党籍，看详讲议司编汇奏牍，皆深预密议，及后知枢密院，始浸为崖异。徽宗察京专愎，阴令狙伺其奸，盖尝许以相。是时，西北边帅，多取部内好官自辟置，以力不以才。康国曰：「并塞当择人以纾忧，顾奈何欲私所善乎？」乃随阙选用，定为格。京使御史中丞吴执中击之，康国先知之，具以奏。益镇潭州，凡元祐逐臣在湖南者，悉遭侵困，因《爱莫助之图》遂为京用。至中书侍郎，乃时有立异。京一日除监司郡守十人，将进画，益判其后曰：「收。」京使益所厚中书舍人郑居中间之，益曰：「君在西掖，每见所论事，舍人得举职，侍郎顾不许邪？今丞相所拟十人，共皆姻党耳，欲不逆其意，得乎？」逢以附京至中书侍郎。京去相，逢首劝上碎元祐党碑，宽上书邪籍之禁，凡京所行悖理殃民事，稍稍厘正之。蒙在政地，上从容问蔡京何如人，对曰：「使京能正其心术，虽古贤相何以加？」上颔首，且使密伺京所为，京闻而衔之。凡此数端，皆见于国史本传。
蔡京独揽国家大权，前后二十多年，当时的士大夫没有不依靠他而得到重用的，后来他也颇采纳公众舆论，与众人意见有所不同。至于宰相如赵挺之、张商英、郑居中、刘正夫，他们的言行，世人大多知道。那些担任执政大臣的，如张康国、温益、刘逵、侯蒙，都有值得记录的事迹。张康国制定元祐党人名单，审阅讲议司编纂的奏章，都深入参与机密商议，等到后来担任知枢密院事，才逐渐表现出不同意见。徽宗察觉蔡京专横固执，暗中派人监视他的奸邪行为，曾经许诺让张康国担任宰相。当时，西北边境的将帅，大多从辖区内挑选好官自行任命，凭势力而不凭才能。张康国说：“靠近边塞应当选择合适的人来解除忧虑，怎么能想偏袒自己亲近的人呢？”于是根据空缺选拔任用，定为制度。蔡京派御史中丞吴执中攻击他，张康国事先知道，详细地上奏皇帝。温益镇守潭州时，所有在湖南的元祐被贬官员，都遭到侵扰困迫，他凭借《爱莫助之图》被蔡京任用。等到担任中书侍郎，才时常提出不同意见。蔡京有一天任命监司、郡守十人，将要进呈皇帝批准，温益在文书后面批注说：“收回。”蔡京派温益亲近的中书舍人郑居中去询问，温益说：“你在中书省，每次看到所议论的事情，舍人可以履行职责，侍郎难道就不允许吗？现在丞相拟定的十个人，都是他的姻亲党羽，想要不违逆他的心意，能行吗？”刘逵因依附蔡京官至中书侍郎。蔡京罢相后，刘逵首先劝皇帝砸碎元祐党人碑，放宽对上书邪籍之人的禁令，凡是蔡京所做违背情理、祸害百姓的事，逐渐加以纠正。侯蒙在执政时，皇帝从容地问他蔡京是什么样的人，他回答说：“如果蔡京能端正自己的心术，即使古代的贤相又怎能超过他？”皇帝点头，并让他暗中监视蔡京的所作所为，蔡京听说后怀恨在心。以上这几件事，都记载在国史本传中。
教官掌笺奏
教官掌管笺奏
所在州郡，相承以表奏书启委教授，因而饷以钱酒。予官福州，但为撰公家谢表及祈谢晴雨文，至私礼笺启小简皆不作。然遇圣节乐语尝为之，因又作他用者三两篇，每以自愧。邹忠公为颖昌教授，府守范忠宣公属撰兴龙节致语，辞不为。范公曰：「翰林学士亦作此。」忠公曰：「翰林学士则可，祭酒、司业则不可。」范公敬谢之。前辈风节，可畏可仰如此。
各地的州郡，相沿成习地把表奏书启委托给教授撰写，并因此送钱送酒。我在福州做官时，只撰写公家的谢表和祈谢晴雨的文书，至于私人往来的笺启小简都不写。但遇到圣节乐语也曾写过，因此又写了其他用途的三两篇，常常为此感到惭愧。邹忠公担任颖昌教授时，府守范忠宣公委托他撰写兴龙节致语，他推辞不写。范公说：“翰林学士也写这个。”邹忠公说：“翰林学士可以写，祭酒、司业就不可以。”范公恭敬地道歉。前辈的风骨节操，如此令人敬畏仰慕。
经句全文对
用经句全文作对
予初登词科，再至临安，寓于三桥西沈亮功主簿之馆，沈以予买饭于外，谓为不便，自取家馔日相供。同年汤丞相来访，扣旅食大概，具为言之。汤公笑曰：「主人亦贤矣！」因戏出一语曰：「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良久，予应之曰：「为长者而折枝，非不能也。」公大激赏而去。汪圣锡为秘书少监，每食罢会茶，一同舍辄就枕不至。及起，亦戏之曰：「宰予昼寝，于予与何诛。」众未有言，汪曰：「有一对，虽于今事不切，然却是一个出处。」云：「子贡方人，夫我则不暇。」同舍皆合同称美。
我初次考中词科后，再次来到临安，寄住在三桥西沈亮功主簿的馆舍。沈主簿认为我在外面买饭不方便，就每天从家里拿饭菜供给我。同年汤丞相来访，询问我旅居饮食的大概情况，我详细告诉了他。汤公笑着说：“主人也很贤德啊！”于是开玩笑说出一句：“哀怜王孙而给他食物，难道指望回报吗？”过了很久，我回答说：“为长者折树枝，不是做不到。”汤公大为赞赏而去。汪圣锡担任秘书少监时，每次饭后聚会喝茶，有一位同僚总是去睡觉不来。等到他起来，大家也开玩笑说：“宰予白天睡觉，对于我来说有什么可责备的呢。”众人没有接话，汪圣锡说：“有一副对子，虽然与现在的事不贴切，但却是同一个出处。”说：“子贡评论别人，我却没有那闲工夫。”同僚们都齐声称赞。
北郊议论
关于北郊祭祀的议论
三代之礼，冬至祀天于南郊，夏至祭地于北郊。王莽于元始中改为合祭，自是以来，不可复变。元丰中，下诏欲复北郊，至六年，唯以冬至祀天，而地祗不及事。元祐七年，又使博议，而许将、顾临、范纯礼、王钦臣、孔武仲、杜纯各为一说。逮苏轼之论出，于是群议尽废。当时诸人之说有六：一曰，今之寒暑与古无异，宣王六月出师，则夏至之日，何为不可祭；二曰，夏至不能行礼，则遣官摄行，亦有故事：三曰，省去繁文未节，则一岁可以再郊；四曰，三年一祀天，又一年一祭地；五曰，当郊之岁，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之方泽，可以免方暑举事之患；六曰，当郊之岁，以夏至把地祗于方泽，上不亲郊，而通爟火于禁中望祀。轼皆辟之，以谓无一可行之理，其文载于奏议，凡三千言。元符中，又诏议合祭，论者不一，唯太常少卿宇文昌龄之议，最为简要。曰：「天地之势，以高卑则异位，以礼制则异宜，以乐则异数。至于衣服之章，器用之具，日至之时，皆有辩而不乱。夫祀者，自有以感于无，自实以通于虚，必以类应类，以气合气，然后可以得而亲，可以冀其格。今祭地于圆丘，以气则非所合，以类则非所应，而求高厚之来享，不亦难乎？」后竟用其议。此两说之至当如此。
三代的礼制，冬至在南郊祭天，夏至在北郊祭地。王莽在元始年间改为合祭，从此以后，不能再改变。元丰年间，下诏想要恢复北郊祭祀，到元丰六年，只举行了冬至祭天，而地神没有祭祀。元祐七年，又让广泛议论，而许将、顾临、范纯礼、王钦臣、孔武仲、杜纯各提出一种说法。等到苏轼的议论出来，于是各种议论都被废止。当时众人的说法有六种：一是说，现在的寒暑与古代没有不同，周宣王六月出兵，那么夏至这一天，为什么不能祭祀；二是说，夏至如果不能行礼，就派官员代理，也有先例；三是说，省去繁琐的礼节，那么一年可以举行两次郊祭；四是说，三年一次祭天，又一年一次祭地；五是说，在应当郊祭的年份，用十月的神州祭，代替夏至的方泽祭，可以避免盛夏举行仪式的麻烦；六是说，在应当郊祭的年份，在夏至于方泽祭祀地神，皇帝不亲自郊祭，而在宫中点燃火炬遥祭。苏轼都加以驳斥，认为没有一条可行，他的文章载于奏议，共三千字。元符年间，又下诏议论合祭，议论的人意见不一，只有太常少卿宇文昌龄的议论最为简明扼要。他说：“天地的形势，从高低来说位置不同，从礼制来说礼仪不同，从音乐来说乐律不同。至于衣服的纹饰，器物的用具，日时的选择，都有区别而不混乱。所谓祭祀，是从有来感应无，从实来通达虚，必须同类相应，同气相合，然后才能得到亲近，才能期望神灵降临。现在在圆丘祭地，从气来说不相合，从类来说不相应，而祈求天地来享用，不是很难吗？”后来终于采用了这个建议。这两个说法如此恰当。
讨论滥赏词
讨论滥赏的言论
东坡公《行香子》小词云：「清夜无尘，月色如银。酒斟时，须满十分。浮名浮利，休苦劳神。叹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虽抱文章，开口谁亲？且陶陶，乐尽天真。不如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绍兴初，范觉民为相，以自崇宁以来，创立法度，例有泛赏，如学校，茶盐，钱币，保伍，农田，居养，安济，寺观，开封、大理狱空，四方边事，御前、内外诸司，编敕会要、学制、礼制、道史等书局，掖庭编泽，行幸，曲恩，诸色营缮，河埽功役，采石、木笺、花石等纲，祥瑞，礼乐，」两城所公田，伎术，伶优，三山，永桥，明堂，西内，八宝，玄圭，种种滥赏，不可胜述。其曰应奉有劳、献颂可采、职事修举、特授特转者，又皆无名直与，及自身补官，选人改官，职名碍格，非随龙而依随龙人，非战功而依战功人等，每事各为一项，建议讨论。又行下吏部，若该载未尽名色，并合取朝廷指挥，临时参酌。追夺事件，遂为画一规式，有至夺十五官者。虽公论当然，而失职者胥动造谤，浮议蜂起。无名子因改坡语云：「清要无因，举选艰辛。系书钱，须要十分。浮名浮利，虚苦劳神。叹旅中愁，心中闷，部中身。虽抱文章，苦苦推寻。更休说，谁假谁真。不如归去，作个齐民。免一回来，一回讨，一回论。」至大字书写贴于内前墙上，逻者得之以闻。是时，伪齐刘豫方盗据河南，朝论虑或摇人心，亟罢讨论之举。范公用是为台谏所攻，今章且叟奏稿中正载弹疏，竟去相位云。
苏东坡的《行香子》小词写道：“清夜无尘，月色如银。酒斟时，须满十分。浮名浮利，休苦劳神。叹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虽抱文章，开口谁亲？且陶陶，乐尽天真。不如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绍兴初年，范觉民担任宰相，认为自从崇宁年间以来，创立的法度，照例都有广泛的赏赐，比如学校、茶盐、钱币、保伍、农田、居养、安济、寺观、开封府和大理寺的狱空、四方的边事、御前和内外各司、编敕会要、学制、礼制、道史等书局、掖庭编泽、行幸、曲恩、各种营缮、河埽功役、采石、木笺、花石等纲运、祥瑞、礼乐、两城所的公田、伎术、伶优、三山、永桥、明堂、西内、八宝、玄圭，种种滥赏，数不胜数。那些所谓应奉有劳、献颂可采、职事修举、特授特转的，又都是没有名目直接给予的，以及自身补官、选人改官、职名碍格、不是随龙而依照随龙人、不是战功而依照战功人等，每件事各列为一项，建议讨论。又下达到吏部，如果记载未尽的名色，都要取朝廷的指挥，临时参酌。追夺的事件，于是制定了统一的规则，有被夺去十五个官职的。虽然公论认为应当如此，但失职的人纷纷制造诽谤，浮议蜂起。无名子于是改写了东坡的词句：“清要无因，举选艰辛。系书钱，须要十分。浮名浮利，虚苦劳神。叹旅中愁，心中闷，部中身。虽抱文章，苦苦推寻。更休说，谁假谁真。不如归去，作个齐民。免一回来，一回讨，一回论。”甚至用大字书写贴在宫内的墙上，巡逻的人发现后上报。这时，伪齐刘豫正盗据河南，朝廷议论担心可能动摇人心，急忙停止了讨论之举。范觉民因此被台谏官攻击，如今章且叟的奏稿中正记载着弹劾的奏疏，范觉民最终离开了相位。
唐卢肇为歙州刺史，会客于江亭，请目前取一事为酒令，尾有乐器之名。肇令曰：「遥望渔舟；不阔尺八。」有姚岩杰者，饮酒一器，凭栏呕哕，须臾即席，还令曰：「凭栏一吐，已觉空喉。」此语载于《摭言》。又《逸史》云：「开元末，一狂僧往终南回向寺，一老僧令于空房内取尺八来，乃玉笛也。谓曰：『汝主在寺，以爱吹尺八，滴在人间，此常吹者也。汝当回，可将此付汝主。』僧进于玄宗，特取吹之，宛是先所御者。」孙夷中《仙隐传》：「房介然善吹竹笛，名曰尺八。将死，预将管打破，告诸人曰：『可以同将就圹。』」亦谓此云。尺八之为乐名，今不复有。《吕才传》云：「贞观时，祖孝孙增损乐律，太宗诏侍臣举善音者。王矽、魏征盛称才制尺八，凡十二枚，长短不同，与律谐契。太宗即召才参论乐事。」尺八之所出，见于此，无由晓其形制也。《尔雅释乐》亦不载。
唐代卢肇任歙州刺史时，在江亭宴请宾客，请就眼前取一件事作为酒令，末尾要带有乐器的名称。卢肇出的酒令是：“遥望渔舟；不阔尺八。”有一位叫姚岩杰的人，喝了一壶酒，靠着栏杆呕吐，不一会儿回到席上，回令说：“凭栏一吐，已觉空喉。”这句话记载在《摭言》中。又有《逸史》说：“开元末年，一个狂僧前往终南山的回向寺，一位老僧让他在空房里取来尺八，原来是一支玉笛。老僧对他说：‘你的主人在寺里，因为喜爱吹尺八，被贬谪到人间，这是他常吹的笛子。你回去后，可以把它交给你的主人。’僧人把它进献给唐玄宗，玄宗特意拿来吹奏，宛然是先前用过的笛子。”孙夷中的《仙隐传》说：“房介然善于吹竹笛，名叫尺八。临死前，预先将笛管打破，告诉众人说：‘可以一起把它带到墓穴中。’”也是指这个。尺八作为一种乐器名称，如今已不再有了。《吕才传》说：“贞观年间，祖孝孙增减乐律，太宗下诏让侍臣举荐擅长音律的人。王珪、魏征大力称赞吕才制作的尺八，共十二枚，长短不同，与乐律和谐契合。太宗立即召见吕才参与讨论乐事。”尺八的由来，在这里可见，但无法知晓它的形制。《尔雅·释乐》中也没有记载。
三给事相攻
三位给事中互相攻击
元祐中，王钦臣仲至，自权工部侍郎除给事中，为给事姚勔所驳而止。大观中，陈亨伯自左司员外郎擢给事中，为权官蔡薿〈（n!）〉所沮而出。政和末，伯祖仲达在东省，以疾暂谒告两日，张天觉复官之命，过门下第四厅，给事方会论为畏缴驳之故，所以托病，遂罢知滁州。
元祐年间，王钦臣（字仲至）从代理工部侍郎被任命为给事中，被给事中姚勔驳斥而中止。大观年间，陈亨伯从左司员外郎升任给事中，被代理官员蔡薿阻止而外调。政和末年，我的伯祖仲达在门下省，因病暂时请假两天，张天觉恢复官职的命令，经过门下省第四厅时，给事中们正在议论，认为他是害怕被缴驳，所以托病，于是被罢免为滁州知州。
朱藏一诗
朱藏一的诗
政和末，老蔡以太师鲁国公总治三省，年已过七十，与少宰王黼争权相倾。朱藏一在馆阁，和同舍秋夜省宿诗云：「老火未甘退，稚金方力征。炎凉分胜负，顷刻变阴晴。」两人门下士互兴语言，以为嘲谤。其后黼独相，馆职多迁擢，朱居官如故，而和人菊花诗云：「纷纷桃李春，过眼成枯萎。晚荣方耐久，造物岂吾欺？」或又语于黼以为怨愤。是时，士论指三馆为闹蓝。
政和末年，老蔡京以太师、鲁国公的身份总领三省事务，年纪已过七十，与少宰王黼争权互相倾轧。朱藏一在馆阁任职，和同僚的秋夜省宿诗写道：“老火未甘退，稚金方力征。炎凉分胜负，顷刻变阴晴。”两人门下的士人互相传话，认为这是嘲讽诽谤。后来王黼独揽相权，馆阁官员大多升迁，朱藏一官职如故，又和人菊花诗说：“纷纷桃李春，过眼成枯萎。晚荣方耐久，造物岂吾欺？”有人又对王黼说这是怨恨愤懑。当时，士人舆论指三馆为闹蓝（即是非之地）。
蔡京轻用官职
蔡京轻率任用官职
蔡京三入相时；除用士大夫，视官职如粪土，盖欲以大爵市私恩。政和六年十月，不因赦令，侍从以上先缘左降同日迁职者二十人。通奉大夫张商英为观文殿学士，中大夫王襄为延康殿学士，显漠阁待制李图南为述古殿学士，宝文阁待制蔡薿〈（n!）〉、显漠阁待制叶梦得并为龙图阁直学士，宝文阁待制张近、通奉大夫钱即、右文殿修撰王汉之并为显漠阁直学士，中大夫叶祖洽为徽猷阁直学士，朝散大夫曾孝蕴为天章阁待制，朝散郎俞桌、朝议大夫曾孝序、中奉大夫范致明、右文殿修撰蔡肇、大中大夫孙鼛、朝议大夫王觉、右文殿修撰陈肠并为显谟阁待制，朝请郎蔡懋、中奉大夫庞恭孙、朝请郎洪彦升并为徽猷阁待制。至十一月冬祀毕，大赦天下，仍复推恩。
蔡京第三次入朝为相时，任用士大夫，把官职看得像粪土一样，大概是想用高官爵位来收买私恩。政和六年十月，不因赦令，侍从以上原先因贬降而同日升迁官职的有二十人。通奉大夫张商英任观文殿学士，中大夫王襄任延康殿学士，显谟阁待制李图南任述古殿学士，宝文阁待制蔡薿、显谟阁待制叶梦得同时任龙图阁直学士，宝文阁待制张近、通奉大夫钱即、右文殿修撰王汉之同时任显谟阁直学士，中大夫叶祖洽任徽猷阁直学士，朝散大夫曾孝蕴任天章阁待制，朝散郎俞桌、朝议大夫曾孝序、中奉大夫范致明、右文殿修撰蔡肇、大中大夫孙鼛、朝议大夫王觉、右文殿修撰陈肠同时任显谟阁待制，朝请郎蔡懋、中奉大夫庞恭孙、朝请郎洪彦升同时任徽猷阁待制。到十一月冬祭完毕后，大赦天下，仍然再次推恩。
节度使改东宫环卫宫
节度使改任东宫环卫官
太祖有天下，将收藩镇威柄，故渐行改革。至于位至侍中、中书令、使相者，其高仅得东宫官，次但居环卫。凤翔王晏为太子大师，安远武行德为太子太傅，护国郭从义为左金吾上将军，凤翔王彦超为右金吾上将军，走国白重赞为左千牛上将军，保太杨廷漳为右千牛上将军，静难刘重进为羽林统军。若符彦卿者，以太师中书令、天雄节度使直罢归洛，八年不问，亦不别除官。其庙漠雄断如是。靖康初，以戚里冒政、宣恩典，多建节锁，乃稽用此制。钱景臻以少傅安武节度，刘宗元以开府仪同三司、镇安节度，并为左金吾上将军。范讷以平凉，刘敷以保信，刘敏以保成，张桥以向德，王舜臣以岳阳，朱孝孙以应道，钱忱以泸川节度，并为右金吾上将军。自后不复举行矣。
宋太祖拥有天下后，想要收回藩镇的威权，所以逐渐进行改革。至于官位达到侍中、中书令、使相的人，高的仅能得到东宫官，次等的只担任环卫官。凤翔王晏任太子太师，安远武行德任太子太傅，护国郭从义任左金吾上将军，凤翔王彦超任右金吾上将军，走国白重赞任左千牛上将军，保太杨廷漳任右千牛上将军，静难刘重进任羽林统军。至于符彦卿，以太师中书令、天雄节度使的身份直接罢官回洛阳，八年不过问，也不另外授予官职。其庙堂谋略和雄才大断就是这样。靖康初年，因为外戚冒用政和、宣和年间的恩典，很多人建立节镇，于是参考采用这一制度。钱景臻以少傅安武节度使，刘宗元以开府仪同三司、镇安节度使，同时任左金吾上将军。范讷以平凉节度使，刘敷以保信节度使，刘敏以保成节度使，张桥以向德节度使，王舜臣以岳阳节度使，朱孝孙以应道节度使，钱忱以泸川节度使，同时任右金吾上将军。此后不再实行了。
宰相任怨
宰相承受怨恨
宰相欲收士誉，使恩归己，故只以除用为意，而不任职及显有过举者，亦不肯任怨，梢行黜徙。文惠公在相位，尝奏言：「今之监司、郡守，其无大过者，台谏固不论击。但其问实有疲愞〈（hu^）〉庸老之人，依阿留之，转为民害。臣欲皆与词禄，理作自陈，监司或就移小郡，庶几人有家食之资，国无旷官之失。」孝宗欣然听许。于是湖南转运判官任诏，改知复州，广东提举盐事刘景，改知南雄州。时太常丞阙，监左藏库许子绍欲得之，公以大超越，谕使小缓。子绍宛转愈力，乃白其事，出通判静江府。议者私谓若如此则是庙堂而兼台谏之职。殊不思进贤退不肖，真宰相之事耳。欲拟宫观三四人，未暇而去位，子绍之出，遂织入言章中。近者京丞相以国子录吴仁杰居职未久，便欲求迁，奏罢归吏部注签判，亦此意也。
宰相想要收买士人的声誉，使恩惠归于自己，所以只把提拔任用放在心上，而对于不称职以及有明显过错的人，也不肯承担怨责，稍微进行贬谪或调任。文惠公（洪适）在相位时，曾上奏说：“如今的监司、郡守，那些没有大过错的，台谏官固然不会弹劾。但他们中间确实有疲弱庸老之人，依靠阿谀奉承留任，转而成为百姓的祸害。我想都给他们祠禄官，让他们自己陈请退休，监司或可改任小郡，这样或许人们有在家吃饭的资财，国家也没有空置官职的过失。”孝宗欣然听从。于是湖南转运判官任诏，改任复州知州；广东提举盐事刘景，改任南雄州知州。当时太常丞空缺，监左藏库许子绍想得到这个职位，文惠公认为他越级太多，劝他稍缓。许子绍反而更加努力活动，文惠公便说明情况，让他出任静江府通判。议论的人私下说，如果这样，那就是朝廷兼管了台谏的职责。他们完全不明白，进用贤才、斥退不肖，正是宰相的本职。文惠公本想安排三四人任宫观官，还没来得及就离任了，而许子绍的外放，就被编织进弹劾的奏章中。近来京丞相因国子录吴仁杰任职不久就想求升迁，上奏罢免他，让他回吏部注拟签书判官，也是这个意思。
汉太尉李固、杜乔，皆以为相守正，为梁冀所杀。故掾杨生上书，乞李、杜二公骸骨，使得归葬。梁冀之诛，权势专归宦官，倾动中外，白马令李云露布上书，有帝欲不谛之语。桓帝得奏震怒，逮云下北寺狱。弘农五官掾杜众，伤云以忠谏获罪，上书愿与云同日死。帝愈怒，下廷尉，皆死狱中。其后襄楷上言，亦称为李、杜。灵帝再治钩党，范滂受诛，母就与之诀，曰：「汝今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谓李膺、杜密也。李大白、杜子美同时著名，故韩退之诗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凡四李、杜云。
汉朝太尉李固、杜乔，都因为担任宰相时坚守正道，被梁冀杀害。他们的旧属杨生上书，请求收葬李、杜二人的尸骨，使他们得以归葬。梁冀被诛杀后，权势完全归于宦官，震动朝廷内外。白马县令李云公开上书，其中有“皇帝想要不辨是非”的话。桓帝看到奏章后大怒，逮捕李云关进北寺狱。弘农郡五官掾杜众，同情李云因忠谏获罪，上书表示愿意与李云同日死。皇帝更加愤怒，将杜众交给廷尉，两人都死在狱中。后来襄楷上书，也称他们为李、杜。灵帝再次整治党锢之祸，范滂被杀，他的母亲与他诀别说：“你今天与李、杜齐名，死了又有什么遗憾！”这里指的是李膺和杜密。李白、杜甫同时著名，所以韩愈的诗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总共有四个李、杜的说法。
唐中宗时，清源尉吕元泰上书言时政曰：「比见坊邑相率为浑脱队，骏马胡服，名曰『苏幕遮』，旗鼓相当，腾逐喧噪。以礼义之朝，法胡虏之俗，非先王之礼乐，而示则于四方。《书》曰：『谋时寒若』。何必羸形体、欢衢路，鼓舞跳跃而索寒焉！」书闻不报。此盖并论泼寒胡之戏。唐史附于《宋务光传》末，元泰竟亦不显。近世风俗相尚，不以公私宴集，皆为耍曲耍舞，如《勃海乐》之类，殆犹此也。
唐中宗时，清源县尉吕元泰上书谈论时政说：“近来看到坊市乡邑相继组织浑脱队，骑着骏马、穿着胡服，名叫‘苏幕遮’，旗鼓相当，奔腾追逐，喧哗吵闹。在礼义之朝，却效法胡人的习俗，这不是先王的礼乐，却向四方展示准则。《尚书》说：‘谋划时应当顺应寒暑。’何必裸露身体、在道路上欢闹，手舞足蹈地求寒呢！”奏章呈上后没有答复。这大概是同时议论泼寒胡的戏乐。唐史将此事附在《宋务光传》末尾，吕元泰最终也没有显达。近代风俗相互崇尚，无论公私宴集，都演奏耍曲、跳耍舞，如《勃海乐》之类，大概也像这样。
岁阳岁名
岁阳与岁名
岁阳、岁名之说，始于《尔雅》。太岁在甲曰阏逢，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疆圉，在戊曰著雍，在己曰屠维，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玄默，在癸曰昭阳，谓之岁阳。在寅曰摄提格，在卯曰单阏，在辰曰执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胖，在未曰协洽，在申曰裙滩，在西曰作噩，在戌曰阉茂，在亥曰大渊献，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奋若，谓之岁名。自后唯太史公《历书》用之，而或有不同。如阏逢为焉逢，旃蒙为端蒙，柔兆为游兆，疆圉为疆梧，著雍为徒雍，屠维为祝犁，上章为商横，重光为昭阳，玄默为横艾，昭阳为尚章，大荒落为大芒落，协洽为汁洽，沼滩为汭汉，作噩为作鄂，阉茂为淹茂，大渊献、困敦更互，赤奋若乃为赤夺，若此盖年把久远，传写或讹，不必深辩。但汉武帝太初元年太岁丁丑，而以为甲寅，其失多矣。《尔雅》又有月阳、月名。月在甲曰毕，在乙曰桔，在丙曰修，在丁曰圉，在戊曰厉，在己曰则，在庚曰窒，在辛曰塞，在王曰终，在癸曰极。正月为陬，二月为如，三月为病，四月为余，五月为臯，六月为且，七月为相，八月为壮，九月为玄，十月为阳，十一月为辜，十二月为涂。考之典籍，唯《历书》谓太初十月为毕聚。《离骚》云：「摄提贞于孟陬。」《左氏传》：「十月曰良月。」《国语》：「至于玄月。」它未尝称引。郭景纯注释云：「自岁阳至月名，皆所未洋通者，故闭而不论。」盖不可强为之说。非若《律书》所言二十八舍、十母、十二子，犹得穿凿傅致也。《资治通鉴》专取岁阳、岁名以冠年，不可晓解，殊不若甲子至癸亥为明白尔。韩退之诗「岁在渊献牵牛中」，王介甫《字说》言「疆圉」，自余亦无说。《左传》所书「岁在星纪，而淫于玄枵」，「岁在降娄，降娄中而且」，「岁在娵訾之口」，「岁五及鹑火」，「岁在颛帝之虚」，「岁在豕韦」，「岁在大梁」，皆用岁星次舍言之。司马倬跋温公《潜虚》，其未云：「乾道二年，岁在柔兆阉茂、玄默执徐月、极大渊献日。」谓丙戌年、王辰月、癸亥日，以岁名施于月日，尤为不然。汉章不自为文，殆是僚采强解事者所作也。
岁阳、岁名的说法，始于《尔雅》。太岁在甲称为阏逢，在乙称为旃蒙，在丙称为柔兆，在丁称为疆圉，在戊称为著雍，在己称为屠维，在庚称为上章，在辛称为重光，在壬称为玄默，在癸称为昭阳，这叫做岁阳。太岁在寅称为摄提格，在卯称为单阏，在辰称为执徐，在巳称为大荒落，在午称为敦胖，在未称为协洽，在申称为裙滩，在酉称为作噩，在戌称为阉茂，在亥称为大渊献，在子称为困敦，在丑称为赤奋若，这叫做岁名。此后只有太史公的《历书》使用这些名称，但有时有所不同。例如阏逢写作焉逢，旃蒙写作端蒙，柔兆写作游兆，疆圉写作疆梧，著雍写作徒雍，屠维写作祝犁，上章写作商横，重光写作昭阳，玄默写作横艾，昭阳写作尚章，大荒落写作大芒落，协洽写作汁洽，沼滩写作汭汉，作噩写作作鄂，阉茂写作淹茂，大渊献和困敦互相换用，赤奋若写作赤夺，这大概是因为年代久远，传抄有误，不必深究。只是汉武帝太初元年太岁在丁丑，却认为是甲寅，这错误就大了。《尔雅》还有月阳、月名。月在甲称为毕，在乙称为桔，在丙称为修，在丁称为圉，在戊称为厉，在己称为则，在庚称为窒，在辛称为塞，在壬称为终，在癸称为极。正月称为陬，二月称为如，三月称为病，四月称为余，五月称为臯，六月称为且，七月称为相，八月称为壮，九月称为玄，十月称为阳，十一月称为辜，十二月称为涂。查考典籍，只有《历书》说太初年间的十月为毕聚。《离骚》说：“摄提贞于孟陬。”《左氏传》说：“十月曰良月。”《国语》说：“至于玄月。”其他典籍没有引用过。郭景纯注释说：“从岁阳到月名，都是我不完全通晓的，所以搁置不论。”大概是不能勉强解释。不像《律书》所说的二十八舍、十母、十二子，还可以牵强附会。《资治通鉴》专门用岁阳、岁名来冠于年份之上，难以理解，远不如用甲子到癸亥来得明白。韩退之的诗“岁在渊献牵牛中”，王介甫的《字说》提到“疆圉”，其余也没有解释。《左传》所记载的“岁在星纪，而淫于玄枵”、“岁在降娄，降娄中而且”、“岁在娵訾之口”、“岁五及鹑火”、“岁在颛帝之虚”、“岁在豕韦”、“岁在大梁”，都是用岁星所在的星次来说的。司马倬为温公的《潜虚》作跋，末尾说：“乾道二年，岁在柔兆阉茂、玄默执徐月、极大渊献日。”意思是丙戌年、壬辰月、癸亥日，把岁名用在月日上，尤其不妥。汉章自己不会写文章，大概是僚属中勉强理解此事的人所作。
官称别名
官职的别名
唐人好以它名标榜官称，今漫疏于此，以示子侄之未能尽知者。
唐代人喜欢用别称来标榜官职名称，现在我随意列举在这里，用来让那些未能完全知晓的子孙们了解。
太尉为掌武，司徒为五教，司空为空土，侍中为大貂，散骑常侍为小貂，御史大夫为亚台、为亚相、为司宪，中丞为独坐、为中宪，侍御史为端公、南床、横榻、杂端，又曰脆梨，殿中为副端，又曰开口椒，监察为合口椒，谏议为大坡、大谏，补闭今司谏。为中谏，又曰补衮，拾遗今正言。为小谏，又曰遗公，给事郎为夕郎、夕拜，知制浩为三字，起居郎为左螭，舍人为右螭，又并为修注，吏部尚书为大天，礼部为大仪，兵部为大戎，刑部为大秋，工部为大起，吏部郎为小选、为省眼，考功、度支为振行，礼部为小仪、为南省舍人，今曰南宫，刑部为小秋，祠部为冰柄。厅，比部为比盘，又曰昆脚皆头，屯田为田曹，水部为水曹，诸部郎通曰哀乌、依乌，太常卿为乐卿，少卿为少常、奉常，光禄为饱卿，鸿肿为客卿、睡卿，司农为走卿，大理为棘卿，评事为廷平，将作监为大匠，少监为少匠，秘书监为大蓬，少监为少蓬，左右司为都公，太子庶子为宫相，宰相呼为堂老，两省相呼为阁老，尚书丞郎为曹长，御史、拾遗为院长。
太尉被称为掌武，司徒被称为五教，司空被称为空土，侍中被称为大貂，散骑常侍被称为小貂，御史大夫被称为亚台、亚相、司宪，中丞被称为独坐、中宪，侍御史被称为端公、南床、横榻、杂端，又叫做脆梨，殿中侍御史被称为副端，又叫做开口椒，监察御史被称为合口椒，谏议大夫被称为大坡、大谏，补阙（现在叫司谏）被称为中谏，又叫做补衮，拾遗（现在叫正言）被称为小谏，又叫做遗公，给事郎被称为夕郎、夕拜，知制诰被称为三字，起居郎被称为左螭，舍人被称为右螭，又合称为修注，吏部尚书被称为大天，礼部尚书被称为大仪，兵部尚书被称为大戎，刑部尚书被称为大秋，工部尚书被称为大起，吏部郎被称为小选、省眼，考功郎、度支郎被称为振行，礼部郎被称为小仪、南省舍人（现在叫南宫），刑部郎被称为小秋，祠部郎被称为冰柄厅，比部郎被称为比盘，又叫做昆脚皆头，屯田郎被称为田曹，水部郎被称为水曹，各部郎官通称为哀乌、依乌，太常卿被称为乐卿，太常少卿被称为少常、奉常，光禄卿被称为饱卿，鸿胪卿被称为客卿、睡卿，司农卿被称为走卿，大理卿被称为棘卿，大理评事被称为廷平，将作监被称为大匠，将作少监被称为少匠，秘书监被称为大蓬，秘书少监被称为少蓬，左右司郎中被称为都公，太子庶子被称为宫相，宰相被称为堂老，两省官员互相称为阁老，尚书省丞郎被称为曹长，御史、拾遗被称为院长。
下至县令曰明府，丞曰赞府、赞公，尉曰少府、少公、少仙，此已见前《笔》。
往下到县令被称为明府，县丞被称为赞府、赞公，县尉被称为少府、少公、少仙，这些已经在前面的《容斋随笔》中出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