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庆诸节
天庆等节日
大中祥符之世，谀佞之臣，造为司命天尊下降及天书等事，于是降圣、天庆、天棋、天贶诸节并兴。始时京师宫观每节斋醮七日，旋减为三日、一日，后不复讲。百官朝谒之礼亦罢。今中都未尝举行，亦无休假，独外郡必诣天庆观朝拜，遂休务，至有前后各一日。此为敬事司命过于上帝矣，其当寝明甚，惜无人能建白者。
大中祥符年间，阿谀奉承的臣子编造了司命天尊下凡以及天书等事，于是降圣、天庆、天棋、天贶等节日一并兴起。开始时京城宫观每个节日设斋醮七天，不久减为三天、一天，后来就不再举行了。百官朝拜的礼仪也废止了。如今京城未曾举行这些节日，也没有休假，只有外郡必定到天庆观朝拜，于是停止公务，甚至前后各停一天。这是敬奉司命天尊超过了敬奉上帝，应当废止是显而易见的，可惜没有人能提出建议。
虢州两刺史
虢州的两位刺史
唐韩休为虢州刺史，虢于东、西京为近州，乘舆所至，常税厩刍。休请均赋它郡，中书令张说曰：「免虢而与它州，此守臣为私惠耳！」休复执论，吏白恐忤宰相意，休曰：「刺史幸知民之弊而不救，岂为政哉？虽得罪所甘心焉。」讫如休请。卢杞力虢州刺史，奏言虢有官豕三千，为民患。德宗曰：「徙之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百姓，臣谓食之便。」帝曰：「守虢而忧它州，宰相材也。」诏以豕赐贫民，遂有意柄任矣。俄召入，逾年拜相。案两人皆以貌州守臣言公家事，而休见疑于名相，杞受知于猜主，遇合有命，信哉！
唐代韩休任虢州刺史，虢州靠近东都洛阳和西京长安，皇帝出行时，常常征收马厩草料。韩休请求将赋税均摊到其他州，中书令张说说：“免除虢州而加给其他州，这是地方官为自己施恩惠罢了！”韩休再次坚持争论，属吏告知恐怕违背宰相心意，韩休说：“刺史有幸知道百姓的困苦而不救助，这难道是治理政事吗？即使获罪也心甘情愿。”最终按韩休的请求执行。卢杞任虢州刺史，上奏说虢州有官猪三千头，成为百姓祸患。德宗说：“把它们迁到沙苑。”卢杞说：“同州也是陛下的百姓，臣认为吃掉它们更方便。”皇帝说：“治理虢州而忧虑其他州，是宰相之才。”下诏将猪赐给贫民，于是有意重用他。不久召入朝廷，过了一年拜为宰相。考察这两人都以虢州地方官的身份谈论公家事务，而韩休被名相怀疑，卢杞被猜忌的君主赏识，机遇命运是注定的，确实如此啊！
狐假虎威
狐假虎威
谚有「狐假虎威」之语，稚子来扣其义，因示以《战国策》、《新序》所载。《战国策》云：「楚宣王问群臣曰：『吾闻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诚何如？』群臣莫对。江乙对曰：『虎求百兽而食之，得狐，狐曰：「子无敢食我矣，天帝使我长百兽，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为不信，吾为子先行，子随我后，观百兽之见我而敢不走乎？」虎以为然，故遂与之行。兽见之皆走，虎不知兽畏己而走也，以为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而专属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实畏王之甲兵也，犹百兽之畏虎也。』」《新序》并同。而其后云：「故人臣而见畏者，是见君之威也，君不用，则威亡矣。」俗谚盖本诸此。
谚语有“狐假虎威”的说法，小孩子来询问它的含义，于是用《战国策》《新序》所记载的内容来展示。《战国策》说：“楚宣王问群臣：‘我听说北方各国害怕昭奚恤，果真如此吗？’群臣无人回答。江乙回答说：‘老虎寻找各种野兽来吃，捉到一只狐狸，狐狸说：“你不敢吃我，天帝派我统领百兽，现在你吃我，是违背天帝的命令。你如果认为我不诚实，我为你走在前面，你跟在我后面，看百兽见到我敢不逃跑吗？”老虎认为说得对，于是就和它一起走。野兽见到它们都逃跑了，老虎不知道野兽是害怕自己而逃跑，以为是害怕狐狸。现在大王的土地方圆五千里，披甲士兵百万，而专门交给昭奚恤，所以北方害怕奚恤，其实是害怕大王的军队，就像百兽害怕老虎一样。’”《新序》记载相同。而后面说：“所以臣子被人敬畏，是显示君主的威严，君主不任用他，威严就消失了。”俗谚大概来源于此。
徐章二先生教人
徐仲车和章詧两位先生教导人
徐仲车先生为楚州教授，每升堂，训诸生曰：「诸君欲为君子，而劳己之力，费己之财，如此而不为，犹之可也；不劳己之力，不费己之财，何不为君子？乡人贱之，父母恶之，如此而不为可也；乡人荣之，父母欲之，何不为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为君子者，未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为小人者，未之有也。」成都冲退处士章詧隐者，其学长于《易·太玄》，为范子功解述大旨，再复《摛》同曰：「『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善也；所丑而有余者，恶也。君子能强其所不足，而拂其所有余，则《太玄》之道几矣。』此子云仁义之心，予之于《太玄》，述斯而已。或者苦其思，艰其言，迂溺其所以为数，而忘其仁义之大，是恶足以语道哉！」二先生之教人，简易明白，学者或未知之，故表出于此。
徐仲车先生任楚州教授，每次登堂授课，教导学生们说：“各位想要成为君子，如果劳累自己的力气，耗费自己的钱财，这样而不去做，还可以说得过去；如果不劳累自己的力气，不耗费自己的钱财，为什么不做君子？如果乡里人鄙视，父母厌恶，这样而不去做，还可以说得过去；如果乡里人认为荣耀，父母希望如此，为什么不做君子？”又说：“说善良的话，做善良的事，想善良的念头，这样而不成为君子，是没有的事。说不善良的话，做不善良的事，想不善良的念头，这样而不成为小人，是没有的事。”成都冲退处士章詧是隐士，他的学问擅长《易·太玄》，为范子功解释阐述大旨，再次回复《摛》同说：“‘人所喜好而不足的是善，人所厌恶而有余的是恶。君子能加强自己不足的方面，而摒弃自己有余的方面，那么《太玄》的道理就接近了。’这是扬子云的仁义之心，我对于《太玄》，只是陈述这些罢了。有人苦思其思想，艰涩其言辞，迂腐沉迷于它的术数，而忘记它的仁义大义，这哪里足以谈论道呢！”两位先生教导人，简易明白，学者或许不知道，所以在此表而出之。
张吕二公文论
张耒和吕南公的论文观点
张文潜诲人作文，以理为主，尝著论云：「自《六经》以下，至于诸子百氏、骚人、辩士论述，大抵皆将以为寓理之具也。故学文之端，急于明理，如知文而不务理，求文之工，世未尝有是也。夫决水于江、河、淮、海也，顺道而行，滔滔汩汩，日夜不止，冲砥柱，绝吕梁，放于江湖而纳之海，其舒为沦涟，鼓为涛波，激之为风飚，怒之为雷霆，蚊龙鱼鳖，喷薄出没，是水之奇变也。水之初，岂若是哉！顺道而决之，因其所遇而变生焉。沟渎东决而西竭，下满而上虚，日夜激之，欲见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达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沟渎而求水之奇，此无见于理，而欲以言语句读为奇，反复咀嚼，卒亦无有，此最文之陋也。」一时学者仰以为至言。予作史，采其语著于本传中。又吕南公云：「士必不得已于言，则文不可以不工。盖意有余而文不足，则如吃人之辩讼，心未始不虚，理未始不直，然而或屈者，无助于辞而已矣。观书契以来，特立之士未有不善于文者。土无志于立言则已，必有志焉，则文何可以卑浅而为之。故毅然尽心，思欲与古人并。」此南公与人书如此，予亦载之传中。
张耒教导人写文章，以理为主，曾著论说：“从《六经》以下，到诸子百家、骚人、辩士的论述，大抵都是作为寄托理的工具。所以学文的开端，急于明理，如果知道文而不致力于理，追求文的工巧，世上从未有过这样的事。那决开江水、河水、淮水、海水，顺着水道而行，滔滔不绝，日夜不停，冲击砥柱山，穿越吕梁，放流于江湖而纳入大海，它舒缓时成为涟漪，鼓动时成为波涛，激荡时成为风暴，愤怒时成为雷霆，蛟龙鱼鳖，喷涌出没，这是水的奇异变化。水最初，哪里是这样呢！顺着水道而决开它，因它所遇到的情况而变化产生。沟渠向东决开而西边干涸，下面满而上面空，日夜激荡它，想见到它的奇异，它所到达的地方，不过是青蛙蚂蟥的玩物罢了！江、河、淮、海的水，是理通达的文章，不追求奇异而奇异自然到来。激荡沟渠而追求水的奇异，这是没有见到理，而想以言语句读为奇异，反复咀嚼，最终也没有，这是文章最浅陋的。”一时学者仰视为至理名言。我写史书，采录他的话载入本传中。又吕南公说：“士人如果不得已要发言，那么文章不可以不工巧。大概意有余而文不足，就像口吃的人辩论诉讼，心中未尝不虚，理未尝不直，然而有时受屈，只是没有言辞的帮助罢了。观察有文字以来，特立独行的人没有不善于文的。士人没有志于立言则罢了，如果有志，那么文怎么可以卑浅地去做呢。所以毅然尽心，想要与古人并列。”这是吕南公给人写信如此，我也载入传中。
郎宫非时得对
郎官在非规定时间得以奏对
唐肃宗在灵武，关东献俘百，将即死，有叹者。司膳员外郎李勉过而问之，曰：「被胁而官，非敢反。」勉入见帝曰：「寇乱之污半天下，其欲澡心自归无繇，如尽杀之，是驱以助贼也。」帝驰骑全宥。以一郎吏之微，而非时得入对，虽唐制不可详知，想兵戈艰难时，暂如是耳！
唐肃宗在灵武时，关东进献俘虏一百人，将要处死，有人叹息。司膳员外郎李勉经过而询问他们，说：“被胁迫而做官，不敢反叛。”李勉入宫见皇帝说：“贼寇之乱玷污了半个天下，他们想要洗心归顺没有途径，如果全部杀掉，这是驱赶他们帮助贼寇。”皇帝派人骑马去全部赦免。以一个郎官的低微身份，而在非规定时间得以入宫奏对，虽然唐代制度不可详知，想来是兵戈艰难时期，暂时如此罢了！
王安石弃地
王安石放弃土地
熙宁七年，辽主洪基遣泛使萧禧来言河东地界未决。八年再来，必欲以代州天池分水岭为界。诏询于故相文彦博、富弼、韩琦、曾公亮以可与及不可许之状，皆以为不可。王安石当国，言曰：「将欲取之，必固与之。」于是诏不论有无照验，擗拨与之。往时界于黄嵬山麓，我可以下瞰其应、朔、武三州，既以岭与之，虏遂反瞰忻、代，凡东西失地七百里。案庆历中，虏求关南十县，朝廷方以西夏为虑，犹不过增岁币以塞其欲，至于土地，尺寸弗与。熙宁之兵力胜于曩时，而用萧禧坚坐都亭之故，轻弃疆场设险要害之处。安石果于大言，其实无词以却之也。孙权谓：「鲁肃劝吾借刘玄德地云：『帝王之起，皆有驱除，关羽不足忌。』此子敬内不能辩，外为大言耳！」安石之语亦然。
熙宁七年，辽主耶律洪基派遣泛使萧禧来说河东地界未决。熙宁八年再来，一定要以代州天池分水岭为界。皇帝下诏询问前宰相文彦博、富弼、韩琦、曾公亮可以答应和不可答应的情形，都认为不可。王安石当政，说：“将要取之，必先与之。”于是下诏不论有无凭证，划拨给辽国。过去边界在黄嵬山麓，我方可以向下俯瞰辽国的应州、朔州、武州三州，既然把山岭给了辽国，辽国反而俯瞰忻州、代州，共东西失地七百里。考察庆历年间，辽国求取关南十县，朝廷正以西夏为忧，尚且不过增加岁币来满足其欲望，至于土地，尺寸不给。熙宁时的兵力胜过从前，而因为萧禧坚持坐在都亭驿的缘故，轻易放弃疆场上设险要害之处。王安石敢于说大话，其实没有言辞来拒绝。孙权说：“鲁肃劝我借给刘玄德土地说：‘帝王兴起，都有驱除，关羽不足忌惮。’这是鲁肃内心不能辩驳，对外说大话罢了！”王安石的话也是如此。
双生以前为兄
双胞胎以先出生为兄
《续笔》已书《公羊传》注双生子事，兹读《西京杂记》，得一说甚详。云：「霍将军妻一产二子，疑所为兄弟。或曰：『前生为兄，后生为弟，今虽俱日，亦宜以先生为兄。』或曰：『居上者宜为兄，居下者宜为弟，居下者前生，今宜以前生为弟。』光曰：『昔殷王祖甲一产二子，以卯日生嚚，以巳日生良。则以嚚为兄，以良为弟，若以在上者为兄，嚚亦当为弟矣。』许庄公一产二女，曰妖曰茂，楚大夫唐勒一产二子，一男一女，男曰正夫，女曰琼华，皆以先生为长。近代郑昌时、文长倩并生二男，腾公一生二女，李黎生一男一女，并以前生为长。霍氏亦以前生为兄焉。」此最可证。
《续笔》已经记载了《公羊传》注释中关于双生子的事，现在读《西京杂记》，得到一个说法非常详细。书中说：“霍将军的妻子一胎生了两个儿子，人们疑惑谁为兄谁为弟。有人说：‘先出生的是兄，后出生的是弟，现在虽然同一天出生，也应当以先出生的为兄。’有人说：‘位置在上的应当是兄，位置在下的应当是弟，位置在下的先出生，现在应当以先出生的为弟。’霍光说：‘从前殷王祖甲一胎生了两个儿子，在卯日生了嚚，在巳日生了良。于是以嚚为兄，以良为弟，如果以位置在上者为兄，那么嚚也应当算是弟了。’许庄公一胎生了两个女儿，叫妖和茂，楚国大夫唐勒一胎生了两个孩子，一男一女，男的叫正夫，女的叫琼华，都以先出生的为长。近代郑昌时、文长倩都生了两个男孩，腾公生了一对女儿，李黎生了一男一女，都以先出生的为长。霍家也以先出生的为兄。”这最能证明。
应劭《风俗通》虽东汉末所作，然所载亦难尽信。其叙希姓者曰：「合浦太守虎旗、上郡太守邸杜、河内太守遇冲、北平太守贱琼、东平太守到质、沐宠、北平太守卑躬、鴈门太守宿详、五原太守督、汝南太守谒涣、九江太守荆修、东海太守鄐熙、弘农太守移良、南郡太守为昆、酒泉太守频畅、北海太守处兴、巴郡太守鹿旗、涿郡太守作显、庐江太守贵迁、交趾太守赖先、外黄令集一、洛阳令诸于，单父令即卖、乌伤令昔登、山阳令职洪、高唐令用虬。」此二十君子，皆是郡守、县令，惟移良之名曾见于史，恐未必然也。
应劭的《风俗通》虽然是东汉末年的作品，但所记载的内容也难以完全相信。其中叙述稀有姓氏的人说：“合浦太守虎旗、上郡太守邸杜、河内太守遇冲、北平太守贱琼、东平太守到质、沐宠、北平太守卑躬、雁门太守宿详、五原太守督、汝南太守谒涣、九江太守荆修、东海太守鄐熙、弘农太守移良、南郡太守为昆、酒泉太守频畅、北海太守处兴、巴郡太守鹿旗、涿郡太守作显、庐江太守贵迁、交趾太守赖先、外黄令集一、洛阳令诸于、单父令即卖、乌伤令昔登、山阳令职洪、高唐令用虬。”这二十位君子，都是郡守、县令，只有移良的名字曾在史书中出现过，恐怕未必是真的。
俗语有出
俗语有出处
今人意钱赌博，皆以四数之，谓之「摊」。《案广》韵摊字下云：「摊蒲，四数也。」竹工谓屋椽上织箔曰「篖笪」，《广韵》篖字下云：「筕篖，竹也笪。」采帛铺谓翦截之余曰「帵子」。帵，一懽切，注：裁余也。挑剔灯火之杖曰㮇，他念切，注：火杖也。李济翁《资暇集》云：「意钱当曰摊铺，疾道之。讹其音为蒲。」此说不然。
现在的人玩意钱赌博，都用四来计数，称为“摊”。《广韵》摊字下面说：“摊蒲，四数。”竹工称屋椽上编织的竹箔为“篖笪”，《广韵》篖字下面说：“筕篖，竹也笪。”采帛铺称剪裁剩下的零头为“帵子”。帵，读作一懽切，注释：裁余。挑剔灯火的棍子叫“㮇”，读作他念切，注释：火杖。李济翁的《资暇集》说：“意钱应当叫摊铺，说得快了，音讹变成蒲。”这种说法不对。
昏主弃功臣
昏君抛弃功臣
燕昭王伐齐，取其七十城，所存者惟莒、即墨，田单一旦悉复之，使齐复为齐。而襄王听幸臣九子之谮，单几不免。秦苻坚举百万之师伐晋，赖谢安却之，而孝武帝听王国宝之谗，安不能立于朝廷之上。桓温伐慕容，兵屡挫，议欲奔北，慕容垂一战，使燕复存，乃用慕容评之毁，垂窜身苻氏，国随以亡。朱泚据京师，德宗播迁奉天，李怀光继叛，李晨孤军坚壁，竟平大难，而德宗用张延赏之谮，讫罢其兵，且百端疑忌，至于鞅鞅以死。自古昏主不明，轻弃功臣如此，真可叹也！
燕昭王攻打齐国，夺取了七十座城，所剩下的只有莒和即墨，田单一下子全部收复，使齐国重新成为齐国。但齐襄王听信宠臣九子的谗言，田单几乎不能幸免。前秦苻坚率领百万大军攻打晋国，依靠谢安击退了他们，但晋孝武帝听信王国宝的谗言，谢安不能在朝廷上立足。桓温攻打慕容氏，军队多次受挫，商议想要北逃，慕容垂一战使燕国重新存活，但燕国却听信慕容评的诋毁，慕容垂逃到苻氏那里，国家随之灭亡。朱泚占据京城，唐德宗流亡到奉天，李怀光接着叛乱，李晟孤军坚守壁垒，最终平定大难，但德宗听信张延赏的谗言，最终罢免了他的兵权，并且百般猜忌，以至于郁郁而终。自古以来昏君不明事理，如此轻易地抛弃功臣，真令人叹息啊！
陶渊明《问来使》诗云：「尔从山中来，早晚发天目。我屋南窗下，今生几丛菊？蔷薇叶已抽，秋兰气当馥。归去来山中，山中酒应熟。」诸集中皆不载，惟晁文元家本有之，盖天目疑非陶居处。然李大自云：「陶令归去来，田家酒应熟。」乃用此尔。王摩诘诗曰：「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杜公《送韦郎归成都》云：「为问南溪竹，抽梢合过墙。」《忆弟》云：「故园花自发，春日鸟还飞。」王介甫云：「道人北山来，问松我东冈。举手指屋脊，云今如许长。」古今诗人怀想故居，形之篇咏，必以松竹梅菊为比、兴，诸子句皆是也。至于杜公《将别巫峡赠南卿兄瀼西果园》诗云：「苔竹素所好，萍蓬无定居。远游长儿子，几地别林庐。杂蕊红相对，他时锦不如。具舟将出峡，巡圃念携锄。」每读至此，未尝不为之凄然。《寄题草堂》云：「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缠。霜骨不甚长，永为邻里怜。」又一篇云：「四松初移时，大抵三尺强。别来忽三载，离立如人长。」尤可见一时之怀抱也。
陶渊明的《问来使》诗说：“你从山中来，早晚从发天目出发。我屋南窗下，现在长了几丛菊花？蔷薇叶已抽芽，秋兰香气应该浓郁。归去来山中，山中酒应该熟了。”各种集子中都没有收录，只有晁文元家藏本有这首诗，大概天目山怀疑不是陶渊明居住的地方。但李白说：“陶令归去来，田家酒应熟。”正是用了这句。王维的诗说：“你从故乡来，应该知道故乡的事。来日绮窗前，寒梅开花了吗？”杜甫的《送韦郎归成都》说：“为问南溪竹，抽梢合过墙。”《忆弟》说：“故园花自发，春日鸟还飞。”王安石说：“道人从北山来，问我东冈的松树。他举手一指屋脊，说现在已长这么高了。”古今诗人怀念故居，写成诗篇，一定用松竹梅菊来比喻、起兴，这些诗句都是这样。至于杜甫的《将别巫峡赠南卿兄瀼西果园》诗说：“苔竹素所好，萍蓬无定居。远游长儿子，几地别林庐。杂蕊红相对，他时锦不如。具舟将出峡，巡圃念携锄。”每次读到此处，没有不为之凄然的。《寄题草堂》说：“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缠。霜骨不甚长，永为邻里怜。”又有一篇说：“四松初移时，大抵三尺强。别来忽三载，离立如人长。”尤其可见当时的情怀。
唐宰相不历守令
唐代宰相没有担任过州县长官
唐杨绾、崔祐甫、杜黄裳、李藩、裴垍皆称英宰，然考其履历，皆未尝为刺史、守令。缩初补太子正字，擢右拾遗，起居、中书舍人，礼、吏部侍郎，国子祭酒，太常卿，拜相；祐甫初调寿安尉，历藩府判官，入为起居、中书舍人，拜相；黄裳初佐朔方府，入为侍御史，太子宾客，太常卿，拜相；藩佐东都、徐州府，入为秘书郎，郎中，给事中，拜相；垍由美原尉四迁考功员外郎，中书舍人，户部侍郎，拜相。五贤行业，史策书之已详，兹不复论。然则后之用人，必言践扬中外，谙熟民情，始堪大用，殆为隘矣。
唐代的杨绾、崔祐甫、杜黄裳、李藩、裴垍都称为英明的宰相，但考察他们的履历，都没有担任过刺史、太守或县令。杨绾起初补任太子正字，升任右拾遗，历任起居郎、中书舍人，礼部、吏部侍郎，国子祭酒，太常卿，然后拜相；崔祐甫起初调任寿安尉，历任藩镇判官，入朝任起居郎、中书舍人，拜相；杜黄裳起初在朔方府任佐官，入朝任侍御史，太子宾客，太常卿，拜相；李藩在东都、徐州府任佐官，入朝任秘书郎，郎中，给事中，拜相；裴垍由美原尉四次升迁至考功员外郎，中书舍人，户部侍郎，拜相。这五位贤人的事迹，史书上记载已经很详细，这里不再讨论。然而后来用人，一定要说在朝廷和地方都历练过，熟悉民情，才能担当大任，这恐怕太狭隘了。
张释之柳浑
张释之和柳浑
汉张释之为廷尉，文帝出行，有人惊乘舆马，使骑捕之，属廷尉。释之奏当此人犯跸，罚金。上怒，释之曰：「方其时，上使使诛之则已。」颜师古谓：「言初执获此人，天子即令诛之，其事即毕。」唐柳浑为相，玉工为德宗作带，误毁一銙，工私市它玉足之。帝识不类，怒其欺，诏京兆论死，浑曰：「陛下遽杀之则已，若委有司，须详谳乃可。于法，罪当杖，请论如律。」由是工不死。予谓张、柳之论，可谓善矣，然张云「上使使诛之则已」，柳云「陛下遽杀之则已」，无乃启人主径杀人之端乎！斯一节未为至当也。
汉朝张释之担任廷尉，汉文帝出行时，有人惊动了皇帝的车马，文帝派骑兵逮捕了他，交给廷尉处理。张释之上奏判决此人犯跸，应处罚金。文帝发怒，张释之说：“在那时候，皇上派人杀了他也就罢了。”颜师古说：“意思是刚抓住这个人时，天子立即下令杀他，事情就完了。”唐朝柳浑担任宰相，玉工为唐德宗制作腰带，不小心毁坏了一个带銙，玉工私下买了别的玉补上。德宗认出不一样，恼怒他欺骗，下诏令京兆尹判他死罪，柳浑说：“陛下立即杀了他也就罢了，如果交给有关部门，必须详细审理才行。按照法律，此罪应当杖刑，请依法判决。”因此玉工没有死。我认为张释之和柳浑的言论，可以说是好的，但张释之说“皇上派人杀了他也就罢了”，柳浑说“陛下立即杀了他也就罢了”，岂不是开启了君主直接杀人的先例吗！这一点并不完全妥当。
人臣震主
臣子使君主感到震慑
人臣立社稷大功，负海字重望，久在君侧，为所敬畏，其究必至于招疑毁。汉高祖有天下，韩信之力为多，终以挟不赏之功，戴震主之威，至于诛灭。霍光拥昭立宣，势侔人主，宣帝谒见高庙，光从惨乘，上内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其家既覆，俗传之口：「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祸，萌于骖乘。」周亚夫平定七国，景帝怒其固争栗太子，由此疏之，后目送其出，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讫以无罪杀之。谢安却荷坚百万之众，晋室复存，功名既盛，险诐〈（bì）〉求进之徒，多毁短之，孝武稍以疏忌，又信会稽王道子之奸扇，至使避位出外，终以至亡。齐文宣之篡魏，皆高德政之力，德政为相，数强谏，帝不悦。谓左右门：「高德政恒以精神凌逼人。」遂杀之，并其妻子。隋文帝将篡周，欲引高颖入府，颖忻然曰：「愿受驱驰，纵公事不成，亦不辞灭族。」及帝受禅，用为相二十年，朝臣莫与为比。颖自以为任寄隆重，每怀至公，无自疑意。积为独孤皇后、汉王谅等所谮，帝欲成其罪，既罢之后，至云：「自其解落，瞑然忘之，如本无高颖。不可以身要君，臼云第一也。」迨于炀帝，竟以冤诛。郭子仪再造王室，以身为天下安危，权任既重，功名复大，德宗即位，自外召还朝，所领副元帅诸使悉罢之。李晨以孤军复京城，不见信于庸主，使之昼夜位，目为之肿，卒夺其兵，百端疑忌，几于不免。李德裕功烈光明，佐武宗中兴，威名独重，宣宗立，奉册太极殿，帝退谓左右曰：「向行事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顾我，毛发为之森竖。」明日罢之，终于贬死海外。若郭崇韬、安重诲皆然也。
臣子为国家立下大功，背负着天下人的厚望，长久在君主身边，被君主敬畏，最终必定会招致猜疑和毁谤。汉高祖得到天下，韩信的功劳最大，最终却因为依仗着无法赏赐的功勋，怀有震慑君主的威势，以至于被诛灭。霍光拥立昭帝、宣帝，权势与君主相当，宣帝去高庙祭拜时，霍光陪乘，宣帝内心非常忌惮他，好像有芒刺扎在背上。霍光家族覆灭后，民间流传：“威势震慑君主的人不会被容纳，霍氏的灾祸，从陪乘时就开始了。”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景帝因为他坚决反对立栗太子而生气，从此疏远他，后来目送他离开，说：“这个人闷闷不乐，不是未来少主能驾驭的臣子。”最终以无罪被杀害。谢安击退苻坚的百万大军，晋室得以复存，功名显赫后，那些阴险奸邪、追求升官的人，大多诋毁他，孝武帝渐渐疏远猜忌他，又听信会稽王司马道子的奸邪煽动，以至于让他避位出朝，最终导致国家衰亡。齐文宣帝篡夺北魏，都是高德政的功劳，高德政任宰相，多次强行进谏，皇帝不高兴，对左右说：“高德政总是用精神气势来逼迫人。”于是杀了他，连他的妻子儿女也一并处死。隋文帝将要篡夺北周，想招揽高颎进入王府，高颎欣然说：“愿意为您奔走，即使事情不成，也不怕灭族。”等到隋文帝受禅即位，任用高颎为宰相二十年，朝中大臣没有人能和他相比。高颎自认为被委以重任，总是心怀至公之心，没有自我怀疑。但逐渐被独孤皇后、汉王杨谅等人进谗言，隋文帝想给他定罪，罢免他之后，甚至说：“自从他离职，我闭眼就忘了他，好像本来就没有高颎这个人。不能以自身要挟君主，自称第一。”到了隋炀帝时，最终被冤枉杀害。郭子仪再造王室，以一身系天下安危，权力责任既重，功名又大，唐德宗即位后，将他从外地召回朝廷，所兼任的副元帅等使职全部罢免。李晟以孤军收复京城，却不被昏庸的君主信任，让他昼夜忧虑，眼睛都肿了，最终被夺去兵权，百般猜忌，几乎不能幸免。李德裕功业光明，辅佐唐武宗中兴，威名独重，唐宣宗即位，他在太极殿奉上册命，宣宗退朝后对左右说：“刚才办事时靠近我的，不是太尉吗？每次看我，我都毛发竖立。”第二天就罢免了他，最终被贬死海外。像郭崇韬、安重诲也都是这样。
五经秀才
五经秀才
唐杨绾为相，以进士不乡举，但试辞赋浮文，非取士之实，请置《五经》秀才科。李栖筠、贾至以绾所言为是，然亦不闻施行也。
唐代杨绾任宰相时，认为进士科不经过乡举，只考试辞赋等浮华文章，不是选拔人才的实质，请求设置《五经》秀才科。李栖筠、贾至认为杨绾说得对，但也没有听说施行。
陶潜去彭泽
陶潜离开彭泽
《晋书》及《南史·陶潜传》，皆云：「潜为彭泽令，素简贵，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邮至，县吏曰：『应束带见之。』潜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缓去，赋《归去来》以遂其志。」案陶集载此辞，自有序，曰：「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彭泽去家百里，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钦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在官八十余日。」观其语意，乃以妹丧而去，不缘督邮。所谓矫励违己之说，疑必有所属，不欲尽言之耳！词中正喜还家之乐，略不及武昌，自可见也。
《晋书》和《南史·陶潜传》都说：“陶潜任彭泽县令，一向简朴高傲，不私下侍奉上级官员。郡里派督邮来，县吏说：‘应该束好腰带去见他。’陶潜叹息说：‘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恭恭敬敬地侍奉乡里小人。’当天就解下官印离去，写下《归去来兮辞》来实现他的志向。”按陶渊明文集记载这篇辞，自己有序言说：“我家贫穷，耕种不足以自给。彭泽离家百里，所以就去求官。过了不久，就眷恋有归隐之情。为什么呢？因为本性自然，不是矫饰勉强能得到的，饥寒虽然迫切，但违背自己本心更痛苦。怅然感慨，深愧平生的志向，还希望等到庄稼成熟，就收拾行装连夜离去。不久程氏妹在武昌去世，心情急切奔丧，自己免职离开，在任八十多天。”看他的语意，是因为妹妹去世而离开，不是因为督邮。所谓矫饰勉强、违背本心的说法，怀疑一定有所指，不想完全说出来罢了！辞中正是喜欢回家的乐趣，一点不提武昌，自然可以看出来。
羌戎畏服老将
羌戎敬畏老将
汉先零羌犯塞，赵充国往击之。羌豪相数责曰：「语汝亡反，今天子遣赵将军来，年八九十矣，善为兵。今请欲一斗而死，可得邪！」充国时年七十六，讫平之。唐代宗时，回纥、吐蕃合兵入寇，郭子仪单骑见回纥，复与之和。诸酋长皆大喜曰：「向以二巫师从军，巫言：『此行甚安稳，不与唐战，见一大人而还。』今果然矣。」郭公是时年七十，乃知羌、戎畏服老将如此。班超久在西域，思归，故其言云：「蛮夷之俗，畏壮侮老。」盖有为而云。
汉代先零羌侵犯边塞，赵充国前去攻打。羌人首领互相责备说：“告诉你们不要反叛，现在天子派赵将军来，年纪八九十岁了，善于用兵。现在想一战而死，可能吗！”赵充国当时七十六岁，最终平定了他们。唐代宗时，回纥、吐蕃合兵入侵，郭子仪单骑去见回纥，又与他们讲和。各酋长都非常高兴说：“先前带两个巫师从军，巫师说：‘这次出行很安稳，不与唐军交战，见到一个大人就回来。’现在果然如此。”郭公当时七十岁，才知道羌、戎敬畏老将到这种程度。班超长期在西域，想回来，所以他说：“蛮夷的习俗，敬畏壮年，欺侮老年。”大概是有感而发。
古人字只一言
古人表字只有一个字
《檀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周道也。」古之人命字，一而已矣。初曰子，己而为仲为伯，又为叔为季，其老而尊者为甫，盖无以两言相连取义。若屈原《离骚经》：「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案《史记》原字平，所谓「灵均」者，释「平」之义，以缘饰词章耳。下至西汉，与周相接，故一切皆然。除子房、子卿、子孟、子政、子孺、子长、子云、子兄、子真、子公、子阳、子宾、子幼之外，若仲孺、仲卿、仲子、长卿、少卿、孺卿、君卿、客卿、游卿、翁卿、圣卿、长君、少君、稚君、游君、次君、赣君、近君、曼君、王孙、翁孙、次公、少公、孟公、游公、仲公、长公、君公、少叔、翁叔、长叔、中叔、子叔、长倩、曼倩、次倩、稚季、长孺、仲孺、幼孺、少孺、次孺、翁孺、君孺、长翁、弱翁、仲翁、少翁、君房、君宾、君倩、君敖、君兰、君长、君仲、君孟、少季、少子、少路、少游、稚宾、稚圭、稚游、稚君、巨先、巨君、长宾、长房、翁思、翁子、翁仲之类，其义只从一训，极为雅驯。至于妇人，曰少夫、君侠、政君、君力、君弟、君之、阿君。单书一字者，若陈胜字涉，项籍字羽，彭越字仲，张欧、吴广、枚乘字叔，楚元王字交，朱云字游，爰盎字丝，张释之字季，郑当时字庄，刘德字路，眭弘字孟。迨东汉以下，则不尽然。
《檀弓》说：“幼年取名，成年取字，五十岁后用伯仲称呼，这是周代的礼制。”古人取字，只有一个字而已。最初叫子，然后叫仲、伯，再叫叔、季，年老而受尊敬的人叫甫，大概没有用两个字相连取义的。比如屈原《离骚经》：“给我取名正则，给我取字灵均。”按《史记》记载，屈原字平，所谓“灵均”，是解释“平”的含义，用来修饰文辞罢了。下至西汉，与周代相接，所以一切如此。除了子房、子卿、子孟、子政、子孺、子长、子云、子兄、子真、子公、子阳、子宾、子幼之外，像仲孺、仲卿、仲子、长卿、少卿、孺卿、君卿、客卿、游卿、翁卿、圣卿、长君、少君、稚君、游君、次君、赣君、近君、曼君、王孙、翁孙、次公、少公、孟公、游公、仲公、长公、君公、少叔、翁叔、长叔、中叔、子叔、长倩、曼倩、次倩、稚季、长孺、仲孺、幼孺、少孺、次孺、翁孺、君孺、长翁、弱翁、仲翁、少翁、君房、君宾、君倩、君敖、君兰、君长、君仲、君孟、少季、少子、少路、少游、稚宾、稚圭、稚游、稚君、巨先、巨君、长宾、长房、翁思、翁子、翁仲之类，它们的含义只从一个解释，非常雅正。至于妇人，有少夫、君侠、政君、君力、君弟、君之、阿君。单写一个字的，像陈胜字涉，项籍字羽，彭越字仲，张欧、吴广、枚乘字叔，楚元王字交，朱云字游，爰盎字丝，张释之字季，郑当时字庄，刘德字路，眭弘字孟。到了东汉以后，就不完全是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