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十九年，𢰅《和州志》四十二篇。编摩既讫，因采州中著述有裨文献，若文辞典雅有壮观瞻者，辑为奏议二卷，征述三卷，论著一卷，诗赋二卷，合为《文征》八卷，凡若干篇。既条其别，因述所以采辑之故，为之叙录。
乾隆三十九年，我编纂了《和州志》四十二篇。编校工作完成后，于是采集州内对文献有裨益的著作，以及文辞典雅、有观赏价值的作品，辑录为奏议二卷、征述三卷、论著一卷、诗赋二卷，合为《文征》八卷，共若干篇。已经分门别类之后，便陈述采辑的原因，为此作一篇叙录。
叙曰：古人著述，各自名家，未有采辑诸人，裒合为集者也。自专门之学散，而别集之风日繁，其文既非一律，而其言时有所长，则选辑之事兴焉。至于史部所征，汉代犹为近古。虽相如、扬雄、枚乘、邹阳，但取辞赋华言，编为列传。原史臣之意，虽以存录当时风雅，亦以人类不齐，文章之重，未尝不可与事业同传，不尽如后世拘牵文义，列传止征行迹也。但西京风气𥳑质，而迁、固亦自为一家之书，故得用其义例。后世文字，如滥觞之流为江河，不与分部别收，则纪载充栋，将不可纪极矣。唐刘知几尝患史传载言繁富，欲取朝廷诏令，臣下章奏，倣表志专门之例，别为一体，类次纪传之中，其意可为善矣。然纪传既不能尽削文辞，而文辞特编入史，亦恐浩博难罄，此后世所以存其说而讫不能行也。
叙文说：古人著书立说，各自成一家，没有采集各家作品汇集成集的。自从专门之学散失，别集的风气日益繁盛，文章既不是同一风格，而言论又时有长处，于是选辑之事就兴起了。至于史部所征引的，汉代还接近古代。即使像司马相如、扬雄、枚乘、邹阳，也只取辞赋华美的文章，编入列传。推究史臣的本意，虽然是为了保存记录当时的文采风流，也是因为人的品类不同，文章的重要，未尝不可以与事业一同流传，不完全像后世那样拘泥于文义，列传只征引事迹。只是西汉风气简朴，而司马迁、班固也自成一家之书，所以能运用他们的义例。后世的文字，如同源头细流汇成江河，如果不分门别类地收录，那么记载将堆积如山，无法穷尽。唐代刘知几曾忧虑史传记载言论过于繁富，想取朝廷诏令、臣下奏章，仿照表志的专门体例，另立一体，按类编排在纪传之中，他的用意可说是好的。然而纪传既不能完全删去文辞，而文辞单独编入史书，又恐怕浩繁广博难以穷尽，这就是后世保留他的说法却终究不能实行的原因。
夫史氏之书，义例甚广；《诗》、《书》之体，有异《春秋》。若《国语》十二，《国风》十五，所谓典训风谣，各有攸当。是以太师陈诗，外史又掌四方之志，未闻独取备于一类之书也。自孔逭《文苑》、萧统《文选》而后，唐有《文粹》，宋有《文鉴》，皆括代选文，广搜众体。然其命意发凡，仍未脱才子论文之习，经生帖括之风，其于史事，未甚亲切也。至于元人《文类》，则习久而渐觉其非，故其𢰅辑文辞，每存史意，序例亦既明言之矣。然条别未分，其于文学源流，鲜所论次。又古人云：「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作者生平大节，及其所著书名，似宜存李善《文选》注例，稍为疏证。至于建言发论，往往有文采斐然，读者兴起，而终篇扼腕，不知本事始末何如。此殆如梦古人而遽醒，聆妙曲而不终，未免使人难为怀矣。凡若此者，并是论文有余，证史不足，后来考史诸家，不可不熟议者也。至若方州选文，《国语》、《国风》之说远矣。若近代《中州》、《河汾》诸集，《梁园》、《金陵》诸篇，皆能画界论文，略寓征献之意，是亦可矣。奈何志家编次艺文，不明诸史体裁，乃以诗辞歌赋、记传杂文，全倣选文之例，列于书志之中，可谓不知伦类者也。是用修志余暇，采摭诸体，草创规制，约略以类相从，为叙录其流别，庶几踵斯事者，得以增华云尔。
史家的著作，义例很广；《诗经》、《尚书》的体例，与《春秋》不同。比如《国语》十二篇，《国风》十五篇，所谓典训和风谣，各有其适当的位置。因此太师采集诗歌，外史又掌管四方之志，没听说只从一类书中求取完备的。自从孔逭的《文苑》、萧统的《文选》之后，唐代有《文粹》，宋代有《文鉴》，都概括一个时代选录文章，广泛搜罗各种文体。然而它们的立意和发凡，仍未脱离才子论文的习气、经生帖括的风气，对于史事，并不十分贴切。至于元人的《文类》，则因习惯久了渐渐觉得不对，所以它们编纂文辞，常存史意，序例也已明确说明了。然而条理类别未分，对于文学的源流，很少加以论列。又古人说：“诵读他的诗，阅读他的书，不了解他的人可以吗？”作者生平的大节，以及他所著的书名，似乎应当保留李善《文选》注的体例，稍加疏解考证。至于建言立论，往往有文采斐然，读者兴起，但读到篇末却扼腕叹息，不知道事情的本末如何。这大概如同梦见古人却突然醒来，聆听美妙的乐曲却没有听完，未免让人难以释怀。凡是这类情况，都是论文有余，证史不足，后来考史的诸家，不可不仔细讨论。至于地方州郡选文，《国语》、《国风》的说法已经遥远了。像近代的《中州集》、《河汾诸老诗集》等集子，《梁园风雅》、《金陵诗征》等篇，都能划定范围论文，略微寄托征献之意，这也就可以了。怎奈志家编次艺文，不明白诸史的体裁，竟将诗词歌赋、记传杂文，完全仿照选文的体例，列在书志之中，可说是不知道类别伦次。因此我在修志之余暇，采集各种文体，草创规制，大致按类编排，为它们叙录源流派别，希望后来从事此事的人，能够在此基础上增华添彩罢了。
《文征》首奏议，犹志首编纪也。自萧统选文，以赋为一书冠冕，论时则班固后于屈原，论体则赋乃诗之流别，此其义例，岂复可为典要？而后代选文之家，奉为百世不祧之祖，亦可怪已。今取奏议冠首，而官府文移附之。奏议拟之于纪，而文移拟之政畧，皆掌故之藏也。
《文征》以奏议为首，如同志书以编纪为首。自从萧统选文，把赋作为一部书的冠冕，论时代则班固在屈原之后，论文体则赋是诗的分支，这样的义例，难道还能作为不变的准则吗？而后代选文的人，却奉为百世不迁的始祖，也真是奇怪了。现在我把奏议放在首位，而官府文移附在后面。奏议比拟于纪，文移比拟于政略，都是掌故的收藏。
征述者，记传序述志状碑铭诸体也。其文与列传图书，互为详略。盖史学散而书不专家，文人别集之中，应酬存录之作，亦往往有记传诸体，可裨史事者。萧统选文之时，尚未有此也。后代文集中兼史体，修史传者往往从而取之，则征述之文，要为不易者矣。
征述，是记、传、序、述、志、状、碑、铭等文体。这些文章与列传、图书，互为详略。因为史学散失而著作不专于一家，文人别集中，应酬存录的作品，也往往有记传等文体，可以补益史事。萧统选文的时候，还没有这种情况。后代文集中兼有史体，修史传的人往往从中取材，那么征述这类文章，终究是不可缺少的了。
论著者，诸子遗风，所以托于古之立言垂不朽者，其端于是焉在。刘勰谓论之命名，始于《论语》，其言当矣。晁氏《读书志》，援「论道经邦」，出于《尚书》，因诋刘氏之疎畧。夫《周官》篇出伪古文，晁氏曾不之察，亦其惑也。诸子风衰，而文士集中乃有论说辨解诸体。若书牍题跋之类，则又因事立言，亦论著之派别也。
论著，是诸子的遗风，古人借以立言不朽的端绪就在这里。刘勰说“论”的命名，始于《论语》，他的话是恰当的。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引用“论道经邦”出自《尚书》，因而诋毁刘勰的疏略。但《周官》篇出自伪古文《尚书》，晁公武竟没有察觉，也是他的迷惑。诸子之风衰微后，文士集中才有论、说、辨、解等文体。至于书牍、题跋之类，又是因事立言，也是论著的支派。
诗赋者，六义之遗。《国风》一体，实于州县文征为近。《甘泉》、《上林》，班固录于列传，行之当世可也。后代文繁，固当别为专书。惟诗赋家流，至于近世，溺于辞采，不得古者国史序《诗》之意，而蚩蚩焉争于文字工拙之间，皆不可与言《文征》者也。兹取前人赋咏，依次编列，以存风雅之遗；同时之人，槪从附录，以俟后来者之别择焉。
诗赋，是六义的遗存。《国风》这一体，实际上与州县文征最为接近。《甘泉赋》、《上林赋》，班固收录在列传中，在当时通行是可以的。后代文章繁富，自然应当另编专书。只是诗赋这一流派，到了近世，沉溺于辞采，不能领会古代国史序《诗》的用意，而纷纷在文字工拙之间争胜，都是不能与之谈论《文征》的人。现在取前人的赋咏，依次编排，以保存风雅的遗意；同时代的人，一概作为附录，等待后来的人去别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