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室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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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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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百三十二
卷一百三十二
列传第五十七 刘吴韦蒋柳沈
列传第五十七 刘吴韦蒋柳沈
二郭两王张牛
二郭两王张牛
刘子玄子:贶 𫗧 汇 秩 迅 迥 孙:滋 浃 吴兢 韦述 蒋乂子:系、伸、偕 柳芳子:登 冕 孙:璟 沈既济子:传师 孙:询
刘子玄的儿子：刘贶、刘𫗧、刘汇、刘秩、刘迅、刘迥；孙子：刘滋、刘浃。吴兢、韦述、蒋乂（儿子：蒋系、蒋伸、蒋偕）、柳芳（儿子：柳登、柳冕；孙子：柳璟）、沈既济（儿子：沈传师；孙子：沈询）
刘子玄
刘子玄
刘子玄，名知几，以玄宗讳嫌，故以字行。年十二，父藏器为授《古文尚书》，业不进，父怒，楚督之。及闻为诸兄讲《春秋左氏》，冒往听，退辄辨析所疑，叹曰：「书如是，儿何怠！」父奇其意，许授《左氏》。逾年，遂通览群史。与兄知柔俱以善文词知名。擢进士第，调获嘉主簿。
刘子玄，本名刘知几，因为避唐玄宗李隆基的名讳（“基”与“几”音近），所以用字行世。十二岁时，父亲刘藏器给他讲授《古文尚书》，学业没有长进，父亲发怒，用鞭子抽打督促他。等到听说父亲给几位兄长讲授《春秋左氏传》，他就偷偷跑去听，回来后便辨析其中的疑问，感叹说：“书如果这样讲，我怎么会懈怠！”父亲对他的想法感到惊奇，答应给他讲授《左氏传》。过了一年，他就通读完了各种史书。他和哥哥刘知柔都因擅长文辞而知名。考中进士后，调任获嘉县主簿。
武后证圣初，诏九品以上陈得失。子玄上书，讥「每岁一赦，或一岁再赦，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又言：「君不虚授，臣不虚受。妄受不为忠，妄施不为惠。今群臣无功，遭遇辄迁，至都下有『车载斗量，杷椎碗脱』之谚。」又谓：「刺史非三载以上不可徙，宜课功殿，明赏罚。」后嘉其直，不能用也。时吏横酷，淫及善人，公卿被诛死者踵相及。子玄悼士无良而甘于祸，作《思慎赋》以刺时。苏味道、李峤见而叹曰：「陆机《豪士》之流乎，周身之道尽矣！」子玄与徐坚、元行冲、吴兢等善，尝曰：「海内知我者数子耳。」
武则天证圣初年，下诏让九品以上的官员陈述朝政得失。刘子玄上书，批评“每年一次大赦，有时一年两次大赦，这是小人的幸运，君子的不幸”。又说：“君主不虚授官职，臣子不虚受俸禄。胡乱接受不算忠诚，胡乱施与不算恩惠。如今群臣没有功劳，遇到机会就升迁，以至于京城有‘车载斗量，杷椎碗脱’的谚语。”又说：“刺史不到三年以上不能调任，应该考核政绩优劣，明确赏罚。”武则天赞赏他的正直，但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当时官吏横暴残酷，祸及好人，公卿被诛杀的一个接一个。刘子玄哀叹士人没有良善之心而甘愿招祸，写了《思慎赋》来讽刺时政。苏味道、李峤读后感叹说：“这是陆机《豪士赋》一类的作品啊，保全自身的方法都说尽了！”刘子玄与徐坚、元行冲、吴兢等人交好，曾说：“天下了解我的，只有这几个人罢了。”
累迁凤阁舍人，兼修国史。中宗时，擢太子率更令。介直自守，累岁不迁。会天子西还，子玄自乞留东都。三年，或言子玄身史臣而私著述，驿召至京，领史事。迁秘书少监。时宰相韦巨源、纪处讷、杨再思、宗楚客、萧至忠皆领监修，子玄病长官多，意尚不一，而至忠数责论次无功，又仕偃蹇，乃奏记求罢去。因为至忠言「五不可」，曰：「古之国史，皆出一家，未闻藉功于众。唯汉东观集群儒，纂述无主，条章不建。今史司取士滋多，人自为荀、袁，家自为政、骏。每记一事，载一言，阁笔相视，含毫不断，头白可期，汗青无日：一不可。汉郡国计书上太史，副上丞相，后汉公卿所撰，先集公府，乃上兰台，故史官载事为广。今史臣唯自询采，二史不注起居，百家弗通行状：二不可。史局深籍禁门，所以杜颜面，防请谒也。今作者如林，傥示褒贬，曾未绝口，而朝野咸知。孙盛取嫉权门，王劭见雠贵族，常人之情，不能无畏：三不可。古者史氏各有指归，故司马迁退处士，进奸雄；班固抑忠臣，饰主阙。今史官注记，类禀监修，或须直辞，或当隐恶，十羊九牧，其令难行：四不可。今监者不肯指授，修者又不遵奉，务相推避，以延岁月：五不可。」又言：「朝廷厚用其才而薄其礼。」至忠得书，怅惜不许。楚客等恶其言诋切，谓诸史官曰：「是子作书，欲致吾何地？」
多次升迁后担任凤阁舍人，兼修国史。唐中宗时，升任太子率更令。他性格耿直，坚守节操，多年没有升迁。恰逢天子西返长安，刘子玄自己请求留在东都洛阳。过了三年，有人说刘子玄身为史臣却私自著述，于是朝廷用驿马召他回京，主持史事。升任秘书少监。当时宰相韦巨源、纪处讷、杨再思、宗楚客、萧至忠都兼任监修国史，刘子玄苦于长官太多，意见又不统一，而萧至忠多次责备他编撰没有成效，加上仕途不顺，于是上书请求辞职。他趁机向萧至忠陈述“五不可”，说：“古代修国史，都出自一家之手，没听说借助众人之力。只有汉代东观聚集众多儒生，但编纂没有主事之人，条例规章也不建立。如今史馆取人越来越多，人人自比荀悦、袁宏，家家自比刘向、刘歆。每记录一件事，记载一句话，就搁笔相视，含笔不决，头发白了可以期待，但史书完成却遥遥无期：这是第一不可。汉代各郡国的计簿上报太史，副本上报丞相，后汉公卿所撰写的材料，先集中到公府，再上报兰台，所以史官记载的事情很广泛。如今史臣只能自己采访，左右史不记录起居注，百官也不通行状：这是第二不可。史馆深藏在宫禁之中，是为了杜绝情面，防止请托。如今作者众多，倘若表示褒贬，话还没说完，朝野就都知道了。孙盛被权门忌恨，王劭被贵族仇视，常人的心理，不能没有畏惧：这是第三不可。古代史家各有宗旨，所以司马迁贬退隐士，推崇奸雄；班固压抑忠臣，掩饰君主的过失。如今史官记录，大多禀承监修的意见，有时需要直言，有时应当隐恶，十只羊九个牧人，命令难以执行：这是第四不可。如今监修不肯指导传授，修史的人又不遵奉，互相推诿回避，拖延时间：这是第五不可。”又说：“朝廷重用他的才能却轻视对他的礼遇。”萧至忠收到信后，怅然惋惜，没有答应他辞职。宗楚客等人厌恶他言辞尖刻，对各位史官说：“这个人写这封信，是想把我们置于何地？”
始，子玄修《武后实录》，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听。自以为见用于时而志不遂，乃著《史通》内外四十九篇，讥评今古。徐坚读之，叹曰：「为史氏者宜置此坐右也。」又尝自比杨雄者四：「雄好雕虫小伎，老而为悔；吾幼喜诗赋而壮不为，期以述者自名。雄准《易》作经，当时笑之；吾作《史通》，俗以为愚。雄著书见尤于人，作《解嘲》；吾亦作《释蒙》。雄少为范逡、刘歆所器，及闻作经，以为必复酱瓿；吾始以文章得誉，晚谈史传，由是减价。」其自感慨如此。
当初，刘子玄修撰《武后实录》，有所改正，但武三思等人不听。他自认为被当世任用但志向不能实现，于是撰写《史通》内外四十九篇，讥评古今。徐坚读后感叹说：“做史官的人应该把这本书放在座右。”他又曾四次自比扬雄：“扬雄喜好雕虫小技，年老时感到后悔；我幼年喜欢诗赋，壮年不再写作，期望以著述者自居。扬雄模仿《周易》作经书，当时人嘲笑他；我作《史通》，世俗认为我愚蠢。扬雄著书被人指责，作《解嘲》回应；我也作《释蒙》。扬雄年轻时被范逡、刘歆器重，等到听说他作经书，认为必定会用来盖酱坛子；我起初因文章获得声誉，晚年谈论史传，因此声望降低。”他就是这样自我感慨的。
子玄内负有所未尽，乃委国史于吴兢，别撰《刘氏家史》及《谱考》。上推汉为陆终苗裔，非尧后；彭城丛亭里诸刘，出楚孝王嚣曾孙居巢侯般，不承元王。按据明审，议者高其博。尝曰：「吾若得封，必以居巢绍司徒旧邑。」后果封居巢县子。乡人以其兄弟六人俱有名，号其乡曰高阳，里曰居巢。
刘子玄内心觉得还有未尽之意，于是把国史委托给吴兢，另外撰写了《刘氏家史》和《谱考》。向上推考，认为汉朝是陆终的后裔，而不是尧的后代；彭城丛亭里的刘氏，出自楚孝王刘嚣的曾孙居巢侯刘般，不是继承元王。考证依据明确审慎，议论的人佩服他的渊博。他曾说：“我如果得到封爵，一定用居巢来继承司徒的旧封邑。”后来果然被封为居巢县子。同乡人因为他兄弟六人都很有名，把他的乡称为高阳乡，里称为居巢里。
累迁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馆学士。皇太子将释奠国学，有司具仪：从臣著衣冠，乘马。子玄议：「古大夫以上皆乘车，以马为𬴂服。魏、晋后以牛驾车。江左尚书郎辄轻乘马，则御史劾治。颜延年罢官，乘马出入闾里，世称放诞。此则乘马宜从亵服之明验。今陵庙巡谒、王公册命、士庶亲迎，则盛服冠履，乘辂车。他事无车，故贵贱通乘马。比法驾所幸，侍臣皆马上朝服。且冠履惟可配车，故博带褒衣、革履高冠，是车中服。袜而镫，跣而鞍，非唯不师于古，亦自取惊流俗。马逸人颠，受嗤行路。」太子从之，因著为定令。
多次升迁后担任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馆学士。皇太子将在国子监举行释奠礼，有关部门准备礼仪：随从大臣穿朝服，骑马。刘子玄建议：“古代大夫以上都乘车，马是用来拉车的。魏晋以后用牛驾车。江东的尚书郎如果轻率骑马，就会被御史弹劾治罪。颜延年被罢官后，骑马出入乡里，世人说他放诞。这就是骑马应该穿便服的明证。如今巡视陵庙、册封王公、士庶迎亲，都穿盛装戴冠帽，乘辂车。其他事情没有车，所以贵贱都骑马。等到法驾出行，侍臣都在马上穿朝服。而且冠帽鞋子只能配车，所以宽衣大带、革履高冠，是车中穿的服饰。穿着袜子踩马镫，光脚骑马，不仅不效法古人，也自取惊世骇俗。马受惊人摔下来，会被路人嘲笑。”太子听从了他的意见，于是写成定令。
开元初，迁左散骑常侍。尝议《孝经》郑氏学非康成注，举十二条左证其谬，当以古文为正；《易》无子夏传，《老子》书无河上公注，请存王弼学。宰相宋璟等不然其论，奏与诸儒质辩。博士司马贞等阿意，共黜其言，请二家兼行，惟子夏《易传》请罢。诏可。会子贶为太乐令，抵罪，子玄请于执政，玄宗怒，贬安州别驾。卒，年六十一。
开元初年，升任左散骑常侍。他曾议论《孝经》郑氏学不是郑玄的注释，举出十二条证据证明其错误，应当以古文《孝经》为正；《易经》没有子夏传，《老子》没有河上公注，请求保存王弼的学说。宰相宋璟等人不认同他的观点，上奏让他与各位儒生辩论。博士司马贞等人阿附宰相的意见，共同排斥他的言论，请求两家学说并行，只有子夏《易传》请求废止。皇帝下诏同意。恰逢他的儿子刘贶担任太乐令，犯了罪，刘子玄向执政求情，唐玄宗发怒，把他贬为安州别驾。去世时，享年六十一岁。
子玄领国史且三十年，官虽徙，职常如旧。礼部尚书郑惟忠尝问：「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对曰：「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夫有学无才，犹愚贾操金，不能殖货；有才无学，犹巧匠无楩柟斧斤，弗能成室。善恶必书，使骄君贼臣知惧，此为无可加者。」时以为笃论。子玄善持论，辩据明锐，视诸儒皆出其下，朝有论著辄豫。殁后，帝诏河南就家写《史通》，读之称善。追赠工部尚书，谥曰文。
刘子玄主持国史将近三十年，官职虽然调动，但修史的职务常如旧。礼部尚书郑惟忠曾问他：“自古以来文士很多，史才很少，为什么呢？”他回答说：“史官有三长：才、学、识。世上很少有人三者兼备，所以史才少。有学无才，就像愚笨的商人拿着钱，不能增值；有才无学，就像巧匠没有好木材和斧头，不能建成房屋。善恶一定要记录，使骄横的君主和奸臣知道畏惧，这是无可比拟的。”当时人认为这是精辟的言论。刘子玄善于立论，辩论依据明确锐利，认为各位儒生都在他之下，朝廷有论著他总是参与。他去世后，皇帝下诏让河南府到他家抄写《史通》，读后称赞写得好。追赠工部尚书，谥号文。
六子：贶、𫗧、汇、秩、迅、迥。
六个儿子：刘贶、刘𫗧、刘汇、刘秩、刘迅、刘迥。
子玄子 贶
刘子玄的儿子 刘贶
贶，字惠卿。好学，多通解。子玄卒，有诏访其后，擢起居郎。历右拾遗内供奉。献《续说苑》十篇，以广汉刘向所遗，而刊落怪妄。贶尝以《竹书纪年》序诸侯列会皆举谥，后人追修，非当时正史。如齐人歼于遂，郑弃其师，皆孔子新意，《师春》一篇录卜筮事，与左氏合，知按《春秋》经传而为也，因著《外传》云。子滋、浃。
刘贶，字惠卿。好学，通晓很多知识。刘子玄去世后，皇帝下诏寻访他的后代，提拔刘贶为起居郎。历任右拾遗内供奉。进献《续说苑》十篇，以扩充汉代刘向所遗漏的内容，并删去怪诞虚妄的部分。刘贶曾认为《竹书纪年》中叙述诸侯列会都举出谥号，是后人追修的，不是当时的正史。比如“齐人歼于遂”、“郑弃其师”，都是孔子新加的笔法，《师春》一篇记录卜筮之事，与《左传》相合，可知是依据《春秋》经传而作的，于是撰写了《外传》。他的儿子是刘滋、刘浃。
贶子 滋
刘贶的儿子 刘滋
滋，字公茂。通经术，喜持论。以荫历涟水令。杨绾荐材堪谏官，累授左补阙。久之，去，养亲东都。河南尹李廙奏补功曹，母丧解。服除，以司勋员外郎判南曹，勤职奉法，进至给事中。兴元元年，以吏部侍郎知南选。时大盗后，旱蝗相仍，吏不能诣京师，故命滋至洪州调补，以振职闻。贞元二年，擢左散骑常侍、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相无所设施，廉抑畏慎而已。明年罢。又明年，复为吏部侍郎，迁尚书。会御史中丞韦贞伯劾奏：「吏选不实，澄覆疏舛，吏因得为奸。」诏与侍郎杜黄裳夺阶。卒，赠陜州大都督，谥曰贞。
刘滋，字公茂。通晓经术，喜欢发表议论。因祖荫历任涟水县令。杨绾推荐他才能胜任谏官，多次授官至左补阙。过了很久，他离职到东都洛阳奉养双亲。河南尹李廙上奏补任他为功曹，因母亲去世解职。服丧期满后，以司勋员外郎的身份判南曹，勤于职守，奉公守法，升任给事中。兴元元年，以吏部侍郎的身份主持南选。当时大乱之后，旱灾蝗灾接连不断，官吏不能到京城，所以命令刘滋到洪州调补官员，他因工作出色而闻名。贞元二年，升任左散骑常侍、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担任宰相没有什么建树，只是廉洁谦逊、谨慎畏惧而已。第二年罢相。又过了一年，再次担任吏部侍郎，升任尚书。恰逢御史中丞韦贞伯弹劾上奏：“吏部选官不实，审核复查疏漏错误，官吏因此得以作奸犯科。”皇帝下诏让他与侍郎杜黄裳一起被降阶。去世后，追赠陕州大都督，谥号贞。
贶子 浃
刘贶的儿子 刘浃
浃亦有学称。生子敦儒，家东都。母病狂易，非笞掠人不能安，左右皆亡去，敦儒日侍疾，体常流血，母乃能下食，敦儒怡然不为痛隐。留守韦夏卿表其行，诏标阙于闾。元和中，权德舆复荐之，乃授左龙武军兵曹参军，分司东都。在母丧，毁瘠几死。时谓刘孝子。后为起居郎，达礼好古，有祖风云。
刘浃也有学问的名声。他生了儿子刘敦儒，家住东都洛阳。母亲患了疯病，不打人就不能安静，身边的人都逃走了，刘敦儒每天侍奉疾病，身上常常流血，母亲才能吃饭，刘敦儒却怡然自得，不因疼痛而皱眉。留守韦夏卿上表表彰他的品行，皇帝下诏在乡里标榜他的门闾。元和年间，权德舆又推荐他，于是授任左龙武军兵曹参军，分司东都。为母亲服丧时，哀伤过度，瘦弱得几乎死去。当时人称他为刘孝子。后来担任起居郎，通达礼仪，喜好古风，有祖父的风范。
子玄子 𫗧
刘子玄的儿子 刘𫗧
𫗧，字鼎卿。天宝初，历集贤院学士，兼知史官。终右补阙。父子三人更莅史官，著《史例》，颇有法。
刘𫗧，字鼎卿。天宝初年，历任集贤院学士，兼知史官。最终官至右补阙。父子三人相继担任史官，他撰写了《史例》，很有章法。
子玄子 汇
刘子玄的儿子 刘汇
汇，左散骑常侍，终荆南节度使。子赞，以荫仕为鄠丞。杜鸿渐自剑南还，过鄠，厨驿丰给。杨炎荐汇名儒子，擢浙西观察判官。炎入相，进歙州刺史，政干强济。野媪将为虎噬，幼女呼号搏虎，俱免。观察使韩滉表赞治有异行，加金紫，徙常州。滉辅政，分所统为三道，以赞为宣州刺史、都团练观察使，治宣十年。赞本无学，弟以刚猛立威，官吏重足一迹。宣既富饶，即厚敛，广贡奉以结恩。又不能训子，皆骄傲不度，素业衰矣。卒，赠吏部尚书，谥曰敬。
刘汇，曾任左散骑常侍，最终官至荆南节度使。他的儿子刘赞，因祖荫出仕为鄠县丞。杜鸿渐从剑南返回，经过鄠县，刘赞的驿站供应丰足。杨炎推荐刘赞是名儒之子，升任浙西观察判官。杨炎入朝为相，刘赞升任歙州刺史，处理政事干练有力。有个老妇将要被老虎吃掉，她的小女儿呼喊着与虎搏斗，母女都得以幸免。观察使韩滉上表称赞刘赞治理有异行，加授金紫光禄大夫，调任常州刺史。韩滉辅政后，将所辖地区分为三道，任命刘赞为宣州刺史、都团练观察使，治理宣州十年。刘赞本来没有学问，只是靠刚猛树立威严，官吏们吓得不敢并足行走。宣州富饶后，他就加重赋敛，广进贡奉以结恩宠。又不能教育儿子，儿子们都骄傲不守法度，家业衰败了。去世后，追赠吏部尚书，谥号敬。
子玄子 迥
刘子玄的儿子 刘迥
刘迥以刚直著称，考中进士，历任殿中侍御史，辅佐江淮转运使。当时刚经历安史之乱，刘迥负责运送财赋，尽心尽力。大历初年，任吉州刺史，治理政绩特别优异。多次升迁至给事中。
子玄子 秩
刘子玄的儿子 刘秩
秩，字祚卿。开元末，历左监门卫录事参军事，稍迁宪部员外郎。坐小累，下除陇西司马。安禄山反，哥舒翰守潼关，杨国忠欲夺其兵，秩上言：「翰兵天下成败所系，不可忽。」房琯见其书，以比刘更生。至德初，迁给事中。久之，出为阆州刺史。贬抚州长史，卒。所著《政典》、《止戈记》、《至德新议》等凡数十篇。
刘秩，字祚卿。开元末年，历任左监门卫录事参军事，逐渐升迁至宪部员外郎。因小事受牵连，被降职为陇西司马。安禄山反叛，哥舒翰守卫潼关，杨国忠想夺取他的兵权，刘秩上书说：“哥舒翰的军队关系到天下成败，不可忽视。”房琯看到他的上书，把他比作刘更生（刘向）。至德初年，升任给事中。过了很久，外任为阆州刺史。被贬为抚州长史，去世。他所著的《政典》、《止戈记》、《至德新议》等共几十篇。
子玄子 迅
刘子玄的儿子 刘迅
迅，字捷卿。历京兆功曹参军事。常寝疾，房琯闻，忧不寐，曰：「捷卿有不讳，天理欺矣！」陈郡殷寅名知人，见迅叹曰：「今黄叔度也！」刘晏每闻其论，曰：「皇王之道尽矣！」上元中，避地安康，卒。迅续《诗》、《书》、《春秋》、《礼》、《乐》五说。书成，语人曰：「天下滔滔，知我者希。」终不以示人云。
李迅，字捷卿。历任京兆功曹参军事。他曾卧病在床，房琯听说后，忧虑得无法入睡，说：“捷卿若有不测，天理何在！”陈郡的殷寅以善于识人闻名，见到李迅后感叹道：“这是当今的黄叔度啊！”刘晏每次听到他的议论，都说：“帝王之道全在这里了！”上元年间，他避乱到安康，去世。李迅续写了《诗》《书》《春秋》《礼》《乐》五部经书的解说。书写成后，他对人说：“天下人众多，但了解我的人很少。”最终没有把书拿出来给人看。
吴兢
吴兢
吴兢是汴州浚仪人。年少时便立志，通晓经史，为人正直，很少与人交往，只与魏元忠、朱敬则交游。这两人当权时，推荐吴兢的才能足以担任论撰之职，皇帝下诏让他进入史馆，编修国史。后升任右拾遗内供奉。
神龙中，改右补阙。节闵太子难，奸臣诬构安国相王与谋，朝廷大恐。兢上言：「文明后，皇运不殊如带。陛下龙兴，恩被骨肉，相王与陛下同气，亲莫加焉。今贼臣日夜阴谋，必欲寘之极法。相王仁孝，遭荼苦哀毁，以陛下为命，而自托于手足。若信邪佞，委之于法，伤陛下之恩，失天下望。芟刈股肱，独任胸臆，可为寒心。自昔翦伐宗支，委任异姓，未有不亡者。秦任赵高，汉任王莽，晋家自相鱼肉，隋室猜忌子弟，海内麋沸，验之覆车，安可重迹？且根朽者叶枯，源涸者游竭。子弟，国之根源，可使枯竭哉！皇家枝干，夷芟略尽。陛下即位四年，一子弄兵被诛，一子以罪谪去，惟相王朝夕左右。『斗粟』之刺，《苍蝇》之诗，不可不察。伏愿陛下全常棣之恩，慰罔极之心，天下幸甚！」累迁起居郎，与刘子玄、徐坚等并职。
神龙年间，改任右补阙。节闵太子之乱时，奸臣诬告安国相王参与谋反，朝廷上下非常恐慌。吴兢上奏说：“文明年间以后，皇室的命运像一条细带一样岌岌可危。陛下登基，恩泽遍及骨肉，相王与陛下同气连枝，亲情没有比这更重的了。如今贼臣日夜阴谋，一定要将他置于死地。相王仁厚孝顺，遭受苦难而哀伤憔悴，以陛下为依靠，把自己托付给手足之情。如果听信邪佞之言，将他交给法律处置，就会伤害陛下的恩情，失去天下人的期望。剪除股肱之臣，独断专行，实在令人寒心。自古以来，剪除宗室支属，委任异姓，没有不灭亡的。秦朝任用赵高，汉朝任用王莽，晋朝自相残杀，隋朝猜忌子弟，天下大乱，看看这些覆车之鉴，怎能重蹈覆辙？况且树根腐朽则枝叶枯萎，水源干涸则游鱼绝迹。子弟是国家的根基，怎能让他们枯竭呢！皇家的枝叶，几乎被剪除殆尽。陛下即位四年，一个儿子因举兵被诛杀，一个儿子因罪被贬谪，只有相王朝夕在陛下左右。‘斗粟’的讽刺，《苍蝇》的诗篇，不可不察。恳请陛下保全兄弟之情，安慰无尽的孝心，天下就非常幸运了！”他多次升迁至起居郎，与刘子玄、徐坚等人一同任职。
玄宗初立，收还权纲，锐于决事，群臣畏伏。兢虑帝果而不及精，乃上疏曰：
玄宗刚即位时，收回权力，果断处理政事，群臣都畏惧服从。吴兢担心皇帝过于果断而缺乏精细，于是上疏说：
自古人臣不谏则国危，谏则身危。臣愚，食陛下禄，不敢避身危之祸。比见上封事者，言有可采，但赐束帛而已，未尝蒙召见，被拔擢。其忤旨，则朝堂决杖，传送本州，或死于流贬。由是臣下不敢进谏。古者设诽谤木，欲闻己过；今封事，谤木比也。使所言是，有益于国；使所言非，无累于朝。陛下何遽加斥逐，以杜塞直言？道路流传，相视怪愕。夫汉高帝赦周昌桀、纣之对，晋武帝受刘毅桓、灵之讥，况陛下豁达大度，不能容此狂直耶？夫人主居尊极之位，颛生杀之权，其为威严峻矣。开情抱，纳谏诤，下犹惧不敢尽，奈何以为罪？且上有所失，下必知之。故郑人欲毁乡校，而子产不听也。陛下初即位，犹有褚无量、张廷珪、韩思复、辛替否、柳泽、袁楚客等数上疏争时政得失。自顷上封事，往往得罪，谏者顿少。是鹊巢覆而凤不至，理之然也。臣诚恐天下骨鲠士以谠言为戒，桡直就曲，斫方为刓，偷合茍容，不复能尽节忘身，纳君于道矣。
自古以来，臣子不进谏，国家就会危险；进谏，自身就会危险。我愚钝，享受陛下的俸禄，不敢逃避自身危险的灾祸。近来看到上密封奏章的人，言论有可取之处，只赐给一束帛而已，从未蒙受召见，得到提拔。如果违背圣意，就在朝堂上杖责，发送回本州，有的甚至死在流放贬谪中。因此臣下不敢进谏。古代设置诽谤木，是想知道自己的过失；如今的密封奏章，就相当于诽谤木。如果所说正确，对国家有益；如果所说不对，也无损于朝廷。陛下为何急于加以斥逐，来堵塞直言呢？路上流传议论，人们相视惊愕。汉高祖赦免周昌将他比作桀、纣的言论，晋武帝接受刘毅将他比作桓、灵二帝的讥讽，何况陛下豁达大度，难道不能容忍这种狂直之言吗？君主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专掌生杀大权，其威严已经非常严峻了。敞开胸怀，接纳谏诤，臣下尚且害怕不敢尽言，怎么能把进谏当作罪过呢？况且君主有过失，臣下必定知道。所以郑国人想毁掉乡校，而子产不同意。陛下刚即位时，还有褚无量、张廷珪、韩思复、辛替否、柳泽、袁楚客等人多次上疏争论时政得失。近来上密封奏章的人，往往得罪，进谏的人顿时减少。这是鹊巢倾覆而凤凰不来的道理，理所当然。我实在担心天下正直之士以直言为戒，弯曲正直，削方为圆，苟且迎合，不再能尽节忘身，引导君主走上正道了。
夫帝王之德，莫盛于纳谏。故曰：「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又曰：「朝有讽谏，犹发之有梳。猛虎在山林，藜藿为之不采。」忠谏之有益如此。自古上圣之君，恐不闻己过，故尧设谏鼓，禹拜昌言。不肖之主，自谓圣智，拒谏害忠，桀杀关龙逢而灭于汤，纣杀王子比干而灭于周，此其验也。夫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道罔不亡。人将疾，必先不甘鱼肉之味；国将亡，必先不甘忠谏之说。呜呼，惟陛下深监于兹哉！隋炀帝骄矜自负，以为尧、舜莫己若，而讳亡憎谏。乃曰：「有谏我者，当时不杀，后必杀之。」大臣苏威欲开一言，不敢发，因五月五日献《古文尚书》，帝以为讪己，即除名。萧瑀谏无伐辽，出为河池郡守。董纯谏无幸江都，就狱赐死。自是蹇谔之士，去而不顾，外虽有变，朝臣钳口，帝不知也。身死人手，子孙剿绝，为天下笑。太宗皇帝好悦至言，时有魏征、王珪、虞世南、李大亮、岑文本、刘洎、马周、褚遂良、杜正伦、高季辅，咸以切谏，引居要职。尝谓宰相曰：「自知者为难。如文人巧工，自谓己长，若使达者、大匠诋诃商略，则芜辞拙迹见矣。天下万机，一人听断，虽甚忧劳，不能尽善。今魏征随事谏正，多中朕失，如明鉴照形，美恶毕见。」当是时，有上书益于政者，皆黏寝殿之壁，坐望卧观，虽狂瞽逆意，终不以为忤。故外事必闻，刑戮几措，礼义大行。陛下何不遵此道，与圣祖继美乎？夫以一人之意，综万方之政，明有所不烛，智有所不周，上心未谕于下，下情未达于上。伏惟以虚受人，博览兼听，使深者不隐，远者不塞，所谓「辟四门、明四目」也。其能直言正谏不避死亡之诛者，特加宠荣，待以不次，则失之东隅，冀得之桑榆矣。
帝王的德行，没有比纳谏更盛大的了。所以说：“木材经过绳墨就能变直，君主听从谏诤就能圣明。”又说：“朝廷有讽谏，就像头发有梳子。猛虎在山林中，藜藿因此不被采摘。”忠谏的好处如此之大。自古圣明的君主，唯恐听不到自己的过失，所以尧设置谏鼓，禹拜受善言。而不贤的君主，自认为圣明智慧，拒绝谏诤，残害忠良，桀杀关龙逢而被汤灭亡，纣杀王子比干而被周灭亡，这就是证明。与治世同道，没有不兴盛的；与乱世同道，没有不灭亡的。人将要生病，必定先不喜鱼肉之味；国家将要灭亡，必定先不喜忠谏之言。唉，希望陛下深深以此为鉴啊！隋炀帝骄矜自负，认为尧、舜都不如自己，忌讳灭亡，憎恶谏诤。竟说：“有进谏我的人，当时不杀，以后也必杀。”大臣苏威想开口说一句话，不敢发出，趁五月五日献上《古文尚书》，炀帝认为他讥讽自己，立即将他除名。萧瑀劝谏不要征伐辽东，被贬为河池郡守。董纯劝谏不要巡幸江都，被投入狱中赐死。从此正直之士，离开而不回头，外面虽有变故，朝臣闭口不言，炀帝不知道。最终身死于他人之手，子孙灭绝，被天下人耻笑。太宗皇帝喜欢听至理之言，当时有魏征、王珪、虞世南、李大亮、岑文本、刘洎、马周、褚遂良、杜正伦、高季辅，都因恳切谏诤，被提拔到重要职位。他曾对宰相说：“了解自己很难。就像文人和巧匠，自认为擅长，但如果让通达之人和大师批评商榷，那么芜杂的言辞和拙劣的痕迹就显现了。天下万机，由一人决断，虽然非常忧劳，也不能尽善尽美。如今魏征随事谏正，大多切中我的过失，如同明镜照形，美丑都显现出来。”当时，有上书有益于政事的，都贴在寝殿的墙壁上，坐着看，躺着看，即使狂妄逆耳，始终不认为是冒犯。所以外面的事必定知道，刑罚几乎不用，礼义大行。陛下为何不遵循这条道路，与圣祖继美呢？凭一个人的心意，总揽万方的政事，明察有所不及，智慧有所不周，上心不能通晓下情，下情不能上达。恳请虚心接受，广博听取，使深隐的不被埋没，遥远的不被阻塞，这就是所谓“开辟四门、明察四目”。那些能直言正谏、不避死亡之诛的人，特别加以宠荣，破格对待，那么失去的，或许能在后来得到弥补。
不久因母亲去世离职。服丧期满后，他自述修史已有头绪，但家贫不能备办纸笔，希望得到一点俸禄来完成余下的工作。皇帝下诏任命他为谏议大夫，继续修史。睿宗去世后，实录留在东都，皇帝下诏让吴兢乘驿马取回送到灵柩前。因父亲去世解职，宰相张说用赵冬曦接替他。服丧期满后，任太子左庶子。
开元十三年，帝东封太山，道中数驰射为乐。兢谏曰：「方登岱告成，不当逐狡兽，使有垂堂之危、朽株之殆。」帝纳之。明年六月，大风，诏群臣陈得失。兢上疏曰：「自春以来，亢阳不雨，乃六月戊午，大风拔树，坏居人庐舍。传曰：『敬德不用，厥灾旱。上下蔽隔，庶位逾节，阴侵于阳，则旱灾应』。又曰：『政悖德隐，厥风发屋坏木。』风，阴类，大臣之象。恐陛下左右有奸臣擅权，怀谋上之心。臣闻百王之失，皆由权移于下，故曰：『人主与人权，犹倒持太阿，授之以柄。』夫天降灾异，欲人主感悟，愿深察天变，杜绝其萌。且陛下承天后、和帝之乱，府库未充，冗员尚繁，户口流散，法出多门，赇谒大行，趋竞弥广。此弊未革，实陛下庶政之阙也，臣不胜惓惓。愿斥屏群小，不为慢游，出不御之女，减不急之马，明选举，慎刑罚，杜侥幸，存至公，虽有旱风之变，不足累圣德矣。」
开元十三年，皇帝东封泰山，途中多次驰马射箭取乐。吴兢劝谏说：“正登泰山告成，不应追逐野兽，以免有坠堂的危险、朽木的祸患。”皇帝采纳了。第二年六月，刮起大风，皇帝下诏让群臣陈述政事得失。吴兢上疏说：“自春天以来，大旱无雨，到六月戊午日，大风拔树，毁坏百姓房屋。经传说：‘敬德不用，其灾为旱。上下蔽隔，百官越礼，阴侵于阳，则旱灾相应。’又说：‘政事悖逆，德行隐没，其风掀屋毁木。’风属阴类，是大臣的象征。恐怕陛下左右有奸臣擅权，怀有谋上之心。我听说历代君主的过失，都因权力下移，所以说：‘君主给人权力，如同倒持太阿剑，把剑柄交给别人。’天降灾异，是想让君主感悟，希望深察天变，杜绝其萌芽。况且陛下承继天后、和帝的乱局，府库未充实，冗员尚多，户口流散，法令出自多门，贿赂请托盛行，趋炎附势者越来越多。这些弊端未革除，实在是陛下各项政务的缺失，我无比恳切。希望斥退群小，不做漫游，放出不用的宫女，减少不急需的马匹，明确选举，谨慎刑罚，杜绝侥幸，保持至公，即使有旱风之变，也不足以损害圣德了。”
始，兢在长安、景龙间任史事，时武三思、张易之等监领，阿贵朋佞，酿泽浮辞，事多不实。兢不得志，私撰《唐书》、《唐春秋》，未就。至是，丐官笔劄，冀得成书。诏兢就集贤院论次。时张说罢宰相，在家修史。大臣奏国史不容在外，诏兢等赴馆撰录。进封长垣县男。久之，坐书事不当，贬荆州司马，以史草自随。萧嵩领国史，奏遣使者就兢取书，得六十余篇。
当初，吴兢在长安、景龙年间担任史职，当时武三思、张易之等人监领史事，阿谀权贵，结党营私，润色浮辞，事情多不真实。吴兢不得志，私下撰写《唐书》《唐春秋》，未完成。到这时，他请求官府的纸笔，希望完成此书。皇帝下诏让吴兢到集贤院编次。当时张说被罢免宰相，在家修史。大臣上奏说国史不容在外编修，皇帝下诏让吴兢等人到史馆撰录。进封长垣县男。很久以后，因记载事情不当获罪，贬为荆州司马，他随身带着史稿。萧嵩领国史，上奏派使者到吴兢处取书，得到六十多篇。
多次升迁至洪州刺史，因受牵连被贬为舒州刺史。天宝初年，入朝任恒王傅。虽然年老背驼得很厉害，但心里仍希望回到史职。李林甫嫌他衰老，不任用他。去世时，年八十岁。
兢叙事简核，号良史。晚节稍疏牾。时人病其太简。初与刘子玄撰定《武后实录》，叙张昌宗诱张说诬证魏元忠事，颇言「说已然可，赖宋璟等邀励苦切，故转祸为忠，不然，皇嗣且殆。」后说为相，读之，心不善，知兢所为，即从容谬谓曰：「刘生书魏齐公事，不少假借，奈何？」兢曰：「子玄已亡，不可受诬地下。兢实书之，其草故在。」闻者叹其直。说屡以情蕲改，辞曰：「徇公之情，何名实录？」卒不改。世谓今董狐云。
吴兢叙事简明扼要，被称为良史。晚年稍有疏漏。当时人批评他过于简略。当初与刘子玄撰定《武后实录》，记载张昌宗引诱张说诬证魏元忠的事，详细说“张说已经答应，靠宋璟等人恳切激励，才转祸为忠，否则，皇嗣将很危险。”后来张说任宰相，读到这些，心里不高兴，知道是吴兢所写，就从容假意对他说：“刘生写魏齐公的事，一点不留情面，怎么办？”吴兢说：“子玄已死，不能在地下受诬陷。我确实写了这些，草稿还在。”听说的人感叹他的正直。张说多次以私情请求修改，吴兢推辞说：“顺从您的私情，还叫什么实录？”始终不改。世人称他为当今的董狐。
韦述
韦述
韦述，弘机曾孙。家厨书二千卷，述为儿时，诵忆略遍。父景骏，景龙中为肥乡令，述从到官。元行冲，景骏姑子也，为时儒宗，常载书数车自随。述入其室观书，不知寝食，行冲异之，试与语前世事，孰复详谛，如指掌然。使属文，受纸辄就。行冲曰：「外家之宝也。」举进士，时述方少，仪质陋侻，考功员外郎宋之问曰：「童子何业？」述曰：「性嗜书，所撰《唐春秋》三十篇，恨未毕，它唯命。」之问曰：「本求茂才，乃得迁、固。」遂上第。
韦述是韦弘机的曾孙。家中藏书二千卷，韦述小时候，就几乎全部诵读记忆。父亲韦景骏，景龙年间任肥乡县令，韦述跟随到任所。元行冲是韦景骏姑母的儿子，是当时的儒学宗师，常带着几车书跟随自己。韦述进入他的房间看书，不知睡觉吃饭，元行冲感到惊异，试着与他谈论前代之事，他反复详细地讲述，了如指掌。让他写文章，拿到纸就写成。元行冲说：“这是外家的宝贝啊。”考中进士，当时韦述年纪还小，相貌丑陋，考功员外郎宋之问说：“童子有什么学业？”韦述说：“我生性爱书，撰写了《唐春秋》三十篇，遗憾没有完成，其他事唯命是从。”宋之问说：“本来想求取茂才，却得到了司马迁、班固。”于是名列上等。
开元初，为栎阳尉。秘书监马怀素奏述与诸儒即秘书续《七志》，五年而成。述好谱学，见柳冲所撰《姓族系录》，每私写怀之，还舍则又缮录，故于百氏源派为详，乃更撰《开元谱》二十篇。累除右补阙。张说既领集贤院，荐述为直学士，迁起居舍人。从封太山，奏《东封记》，有诏褒美。先是，诏修《六典》，徐坚构意岁余，叹曰：「吾更修七书，而《六典》历年未有所适。」及萧嵩引述撰定，述始摹周六官领其属，事归于职，规制遂定。初，令狐德棻、吴兢等撰武德以来国史，皆不能成。述因二家参以后事，遂分纪、传，又为例一篇。嵩欲蚤就，复奏起居舍人贾登、著作佐郎李锐助述绩。逮成，文约事详，萧颖士以为谯周、陈寿之流。改国子司业，充集贤学士，累迁工部侍郎，封方城县侯。
开元初年，韦述担任栎阳县尉。秘书监马怀素上奏请求让韦述和各位儒生到秘书省续编《七志》，五年完成。韦述喜好谱牒之学，看到柳冲撰写的《姓族系录》，常常私下抄写带在身边，回家后又重新抄录，因此对百家姓氏的源流分支了解得很详细，于是又撰写了《开元谱》二十篇。多次升迁后担任右补阙。张说掌管集贤院后，推荐韦述担任直学士，升任起居舍人。韦述跟随皇帝封禅泰山，进献《东封记》，皇帝下诏褒奖赞美。在此之前，皇帝下诏编修《六典》，徐坚构思了一年多，感叹说：“我编修了七部书，但《六典》多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体例。”等到萧嵩引荐韦述来撰写定稿，韦述开始模仿《周礼》六官统领其属下的体制，使事情归于各职掌，规制于是确定下来。当初，令狐德棻、吴兢等人撰写武德以来的国史，都没有成功。韦述依据这两家的成果，再参考后来的史事，于是分设纪、传，又写了一篇凡例。萧嵩想要尽快完成，又上奏让起居舍人贾登、著作佐郎李锐帮助韦述完成这项工作。等到书成，文字简约而叙事详尽，萧颖士认为韦述可与谯周、陈寿相提并论。韦述改任国子司业，充任集贤学士，多次升迁后担任工部侍郎，封为方城县侯。
述典掌图书，余四十年，任史官二十年，淡荣利，为人纯厚长者，当世宗之。接士无贵贱与均。蓄书二万卷，皆手校定，黄墨精谨，内秘书不逮也。古草隶帖、秘书、古器图谱无不备。安禄山乱，剽失皆尽，述独抱国史藏南山。身陷贼，污伪官。贼平，流渝州，为刺史薛舒所困，不食死。广德初，甥萧直为李光弼判官，诣阙奏事称旨。因理述「苍卒奔逼，能存国史，贼平，尽送史官于休烈，以功补过，宜蒙恩宥。」有诏赠右散骑常侍。
韦述掌管图书典籍四十多年，担任史官二十年，淡泊名利，为人纯朴忠厚，是德高望重的人，受到当时人的尊崇。他接待士人无论贵贱都一视同仁。收藏书籍二万卷，都亲手校订，用黄纸墨笔精心严谨地批注，连宫内的秘书省都比不上。古代草书隶书法帖、秘书典籍、古代器物图谱无不齐备。安禄山叛乱时，这些藏书被抢掠丢失殆尽，韦述独自抱着国史藏在南山。他身陷贼手，被迫担任了伪官。叛乱平定后，他被流放到渝州，受到刺史薛舒的困辱，绝食而死。广德初年，他的外甥萧直担任李光弼的判官，到朝廷奏事符合皇帝心意。于是为韦述申诉说：“韦述在仓促奔逃之际，能够保存国史，叛乱平定后，将国史全部送交史官于休烈，以功补过，应该蒙受恩典宽恕。”皇帝下诏追赠韦述为右散骑常侍。
韦氏之显者，孝友、词学则承庆、嗣立，邃音乐有万石，达礼仪则叔夏，史才博识有述。所著书二百余篇行于时。弟逌、迪，学业亦亚述。与逌对为学士，与迪并礼官，搢绅高之。时赵冬曦兄弟亦各有名。张说尝曰「韦、赵兄弟，人之杞梓」云。
韦氏家族中显赫的人物，在孝友、词学方面有韦承庆、韦嗣立，精通音乐的有韦万石，通达礼仪的有韦叔夏，史才博识的有韦述。韦述所著的书有二百多篇在当时流传。他的弟弟韦逌、韦迪，学业也仅次于韦述。韦述与韦逌同时担任学士，与韦迪同为礼官，士大夫们都很推崇他们。当时赵冬曦兄弟也各有名声。张说曾经说：“韦、赵兄弟，是人间的人才啊。”
蒋乂
蒋乂
蒋乂，字德源，常州义兴人，徙家河南。祖瑰，开元中弘文馆学士。父将明，天宝末，辟河中使府。安禄山反，以计佐其帅，全并、潞等州。两京陷，被拘，乃阳狂以免。虢王巨引致幕府，历侍御史，擢左司郎中、国子司业、集贤殿学士。乂性锐敏，七岁时，见庾信《哀江南赋》，再读辄诵。外祖吴兢位史官，乂幼从外家学，得其书，博览强记。逮冠，该综群籍，有史才，司徒杨绾尤称之。将明在集贤，值兵兴，图籍殽舛，白宰相请引乂入院，助力整比。宰相张镒亦奇之，署集贤小职。乂料次逾年，各以部分，得善书二万卷。再迁王屋尉，充太常礼院修撰。贞元九年，擢右拾遗、史馆修撰。德宗重其职，先召见延英，乃命之。
蒋乂，字德源，是常州义兴人，后来迁居到河南。他的祖父蒋瑰，在开元年间担任弘文馆学士。父亲蒋将明，在天宝末年，被征召到河中使府任职。安禄山反叛时，蒋将明用计策辅佐他的主帅，保全了并州、潞州等地。两京沦陷后，他被叛军拘禁，于是假装疯癫才得以逃脱。虢王李巨将他招入幕府，他历任侍御史，升任左司郎中、国子司业、集贤殿学士。蒋乂生性敏锐，七岁时，看到庾信的《哀江南赋》，读两遍就能背诵。他的外祖父吴兢担任史官，蒋乂幼年时跟随外祖父家学习，得到了他的书籍，博览群书，记忆力很强。到了成年，他通晓各类典籍，有史才，司徒杨绾特别称赞他。蒋将明在集贤院时，正值战乱，图书典籍散乱错杂，他禀告宰相请求引荐蒋乂入院，帮助整理编排。宰相张镒也认为蒋乂是奇才，任命他担任集贤院的小官职。蒋乂用了一年多时间分类编排，各部分都整理有序，得到了二万卷善本书。他两次升迁后担任王屋县尉，充任太常礼院修撰。贞元九年，升任右拾遗、史馆修撰。德宗很重视这个职位，先在延英殿召见他，然后才正式任命。
张孝忠子茂宗尚义章公主，母亡，遗言丐成礼。帝念孝忠功，即日召为左卫将军，许主下降。乂上疏，以为：「墨缞礼本缘金革，未有夺丧尚主者。缪盩典礼，违人情，不可为法。」帝令中使者谕茂宗之母之请，乂意殊坚。帝曰：「卿所言，古礼也。今俗借吉而婚不为少。」对曰：「俚室穷人子，旁无至亲，乃有借吉以嫁，不闻男冒凶而娶。陛下建中诏书，郡、县主当婚，皆使有司循典故，毋用俗仪。公主春秋少，待年不为晚，请茂宗如礼便。」帝曰：「更思之。」会太常博士韦彤、裴堪谏曰：「婚礼，主人几筵听命，称事立文，谓之嘉，所以承宗庙，继后嗣也。丧礼，创巨者日久，痛甚者愈迟，二十五月而毕，谓之凶，所以送死报终，示有节也。故夫义妇听，父慈子孝。昔鲁侯改服，晋襄墨缞，缘金革事则有权变。安有释缞服，衣冕裳，去垩室，行亲迎，以凶渎嘉，为朝廷爽法？」疏入，帝迂其言，促行前诏，然心嘉乂有守。
张孝忠的儿子张茂宗娶义章公主为妻，母亲去世后，留下遗言请求完成婚礼。皇帝念及张孝忠的功劳，当天就召张茂宗为左卫将军，允许公主下嫁。蒋乂上疏，认为：“穿黑色丧服的礼仪本来是因为战争的需要，没有在服丧期间娶公主的。这违背了典礼，不合人情，不能作为法则。”皇帝派宦官去说明张茂宗母亲的请求，蒋乂的态度非常坚决。皇帝说：“你所说的，是古礼。现在世俗中借吉日而结婚的不少。”蒋乂回答说：“平民百姓家的穷孩子，身边没有至亲，才有借吉日出嫁的，没听说过男子冒犯凶丧而娶亲的。陛下在建中年间下诏，郡、县主应当结婚时，都让有关部门遵循典故，不要使用世俗礼仪。公主年纪还小，等待成年也不算晚，请让张茂宗按照礼仪行事为好。”皇帝说：“我再想想。”恰逢太常博士韦彤、裴堪进谏说：“婚礼，主人在几筵前听命，根据事情制定礼仪，称为嘉礼，是用来承奉宗庙、延续后代的。丧礼，创伤大的人时间久，悲痛深的人恢复慢，二十五个月后结束，称为凶礼，是用来送别死者、报答终结、表示节制的。所以丈夫仁义妻子顺从，父亲慈爱儿子孝顺。从前鲁侯改变服装，晋襄公穿黑色丧服，是因为战争的需要才有权变。哪里有脱下丧服，穿上礼服礼帽，离开丧居，去行亲迎之礼，用凶礼亵渎嘉礼，使朝廷违背法度的？”奏疏呈入后，皇帝认为他们的话迂腐，催促执行之前的诏令，但内心赞赏蒋乂有操守。
十八年，迁起居舍人，转司勋员外，皆兼史任。帝尝登凌烟阁，视左壁颓剥，题文漫缺，行才数字，命录以问宰相，无能知者。遽召乂至，答曰：「此圣历中侍臣图赞。」帝前口以诵补，不失一字。帝叹曰：「虽虞世南默写《列女传》，不是过。」会诏问神策军建置本末，中书讨求不获，时集贤学士甚众，悉亡以对。乃访乂，乂条据甚详。宰相高郢、郑珣瑜叹曰：「集贤有人哉！」明日，诏兼判集贤院事。父子为学士，儒者荣之。
贞元十八年，蒋乂升任起居舍人，转任司勋员外郎，都兼任史官职务。皇帝曾经登上凌烟阁，看到左壁剥落，题写的文字模糊残缺，每行只有几个字，命令记录下来询问宰相，没有人能知道。皇帝急忙召来蒋乂，蒋乂回答说：“这是圣历年间的侍臣图赞。”他在皇帝面前口头背诵补充，没有一个字遗漏。皇帝感叹说：“即使是虞世南默写《列女传》，也不能超过这个。”恰逢皇帝下诏询问神策军建立的始末，中书省查访不到，当时集贤院学士很多，都无人能回答。于是询问蒋乂，蒋乂分条列举，非常详细。宰相高郢、郑珣瑜感叹说：“集贤院有人才啊！”第二天，皇帝下诏让蒋乂兼管集贤院事务。父子都担任学士，儒者认为这是很荣耀的事。
顺宗既葬，议祧庙，有司以中宗中兴之君，当百代不迁。宰相问乂，乂曰：「中宗即位，春秋已壮，而母后篡夺以移神器，赖张柬之等国祚再复，盖曰反正，不得为中兴。凡非我失之，自我复之，为中兴，汉光武、晋元是也。自我失之，因人复之，晋孝惠、孝安是也。今中宗与惠、安二帝同，不可为不迁主。」有司疑曰：「五王有安社稷功，若迁中宗，则配飨永绝。」乂曰：「禘袷功臣，乃合食太庙。中宗庙虽毁，而禘祫并陈太庙，此则五王配食与初一也。」由是迁庙遂定。迁兵部郎中。与许孟容、韦贯之删正制敕三十篇，为《开元格后敕》。李锜诛，诏宗正削一房属籍。宰相召乂问：「一房自大功可乎？」答曰：「大功，锜之从父昆弟。其祖神通有功，配飨于庙，虽裔孙之恶，而忘其勋，不可。」「自期可乎？」曰：「期者锜昆弟。其父若幽死社稷，今以锜连坐，不可。」执政然之。故罪止锜及子息，无旁坐者。
唐顺宗安葬后，朝廷讨论迁祧庙主的事，有关部门认为中宗是中兴之君，应当百世不迁。宰相询问蒋乂，蒋乂说：“中宗即位时，年纪已经很大，但母后篡夺政权，改移国祚，依靠张柬之等人国家才得以恢复，这只能说是反正，不能算作中兴。凡是不是我们失去的，由我们自己恢复的，才叫中兴，汉光武帝、晋元帝就是这种情况。由我们自己失去的，依靠别人恢复的，晋孝惠帝、孝安帝就是这种情况。现在中宗与惠、安二帝相同，不能作为不迁的庙主。”有关部门质疑说：“五王有安定社稷的功劳，如果迁走中宗，那么配享的祭祀就永远断绝了。”蒋乂说：“禘祭和祫祭功臣，是在太庙中合祭。中宗的庙虽然被毁，但禘祭和祫祭都在太庙中陈列，这样五王的配享和当初是一样的。”因此迁庙的事就确定了。蒋乂升任兵部郎中。他与许孟容、韦贯之删改校正制敕三十篇，编成《开元格后敕》。李锜被诛杀后，皇帝下诏让宗正寺削除他一房的属籍。宰相召来蒋乂问道：“削除一房，从大功亲开始可以吗？”蒋乂回答说：“大功亲，是李锜的堂兄弟。他们的祖父李神通有功勋，配享在太庙，虽然是后裔作恶，但忘记他们的功勋，不可以。”“从期亲开始可以吗？”回答说：“期亲是李锜的兄弟。他们的父亲李若幽为国家而死，现在因为李锜而连坐，不可以。”执政者认为他说得对。所以只处罚了李锜和他的子孙，没有牵连其他人。
不久，蒋乂改任秘书少监，又兼任史馆修撰，与独孤郁、韦处厚一起编修《德宗实录》。因功劳升任右谏议大夫。裴垍被罢免宰相后，李吉甫憎恨裴垍，因为蒋乂曾经监修实录，所以授予蒋乂太常少卿。过了很久，升任秘书监，多次受封后为义兴县公。去世时七十五岁，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懿。
乂在朝廷久，居史职二十年。每有大政事议论，宰相未能决，必咨访之，乂据经义或旧章以参时事，其对允切该详。初以是被遇，终亦忤贵近，介介不至显官。然资质朴直，遇权臣秉政，辄数岁不迁。尝疏裴延龄罪恶及拒王叔文，当世高之。结发志学，老而不厌，虽甚寒暑，卷不释于前，故能通百家学，尤明前世沿革。家藏书至万五千卷。初名武，宪宗时因进见，请曰：「陛下今日偃武修文，群臣当顺承上意，请改名乂。」帝悦。时讨王承宗兵方罢，乂恐天子锐于武，亦因以讽。它日，帝见侍御史唐武曰：「命名固多，何必曰武？乂既改之矣。」更曰庆。群臣乃知帝且厌兵云。乂论撰百余篇。
蒋乂在朝廷任职很久，担任史官二十年。每当有重大政事需要讨论，宰相不能决断时，一定会咨询他，蒋乂根据经义或旧章来参酌时事，他的回答恰当、切要、详尽。起初因此受到知遇，最终也因此触犯权贵近臣，耿直不阿而未能做到显赫的官职。但他生性质朴正直，遇到权臣执政，往往几年得不到升迁。他曾上疏陈述裴延龄的罪恶，并拒绝与王叔文交往，当时的人很推崇他。他从少年时立志求学，到老也不厌倦，即使严寒酷暑，也手不释卷，所以能通晓百家之学，尤其明了前代的沿革。家中藏书达到一万五千卷。他最初名叫蒋武，宪宗时因为进见，请求说：“陛下如今偃武修文，群臣应当顺承皇上的心意，请求改名为乂。”皇帝很高兴。当时讨伐王承宗的战事刚刚结束，蒋乂担心天子热衷于武力，也借此进行讽谏。后来有一天，皇帝见到侍御史唐武说：“命名本来有很多选择，何必一定要用‘武’字？蒋乂已经改了。”于是唐武也改名为唐庆。群臣这才知道皇帝已经厌倦战争了。蒋乂的论著有一百多篇。
五子：系、伸、偕知名，仙、佶皆位刺史。
蒋乂有五个儿子：蒋系、蒋伸、蒋偕很有名，蒋仙、蒋佶都官至刺史。
乂子 系
蒋乂的儿子 蒋系
系善属文，得父典实。大和初，授昭应尉，直史馆。明年，拜右拾遗、史馆修撰，与沈传师、郑澣、陈夷行、李汉参撰《宪宗实录》。转右补阙。宋申锡被诬，文宗怒甚，系与左常侍崔玄亮涕泣苦诤，申锡得不死。历膳部员外、工礼兵三部郎中，皆兼史职。开成末，转谏议大夫。宰相李德裕恶李汉，以系友婿，出为桂管观察使，人安其治。复坐汉贬唐州刺史。宣宗立，召为给事中、集贤殿学士判院事。转吏部侍郎，历兴元、凤翔节度使。懿宗初，拜兵部尚书，以弟伸位丞相，恳辞，乃检校尚书右仆射，节度山南东道，封淮阳郡公。徙东都留守，卒。子曙，字耀之。咸通末，由进士第署鄂岳团练判官，除虞、工二部员外，改起居郎。黄巢之难，曙阖门无噍类，以是绝意仕进，隐居沈痛。中和二年，表请为道士，许之。
蒋系擅长写文章，继承了父亲的典雅充实。大和初年，被任命为昭应县尉，在史馆当值。第二年，被任命为右拾遗、史馆修撰，与沈传师、郑澣、陈夷行、李汉一起参与编撰《宪宗实录》。转任右补阙。宋申锡被诬陷时，文宗非常愤怒，蒋系与左常侍崔玄亮流着泪苦苦劝谏，宋申锡才得以不死。历任膳部员外郎、工部、礼部、兵部三部郎中，都兼任史官职务。开成末年，转任谏议大夫。宰相李德裕憎恨李汉，因为蒋系是李汉的连襟，将他外放为桂管观察使，当地百姓安居乐业。又因李汉的牵连被贬为唐州刺史。宣宗即位后，召他回朝担任给事中、集贤殿学士判院事。转任吏部侍郎，历任兴元、凤翔节度使。懿宗初年，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因为弟弟蒋伸担任丞相，他恳切推辞，于是被任命为检校尚书右仆射，节度山南东道，封为淮阳郡公。调任东都留守，去世。他的儿子蒋曙，字耀之。咸通末年，考中进士后被任命为鄂岳团练判官，历任虞部、工部员外郎，改任起居郎。黄巢之乱时，蒋曙全家遇难，无一人幸存，因此断绝了仕途的念头，隐居在悲痛之中。中和二年，上表请求做道士，皇帝同意了。
乂子 伸
蒋乂的儿子 蒋伸
蒋伸，字大直，考中进士。大中二年，以右补阙的身份担任史馆修撰，转任驾部郎中，知制诰。白敏中担任邠宁节度使时，上表请求让蒋伸担任自己的副手，加授右庶子。入朝后担任户部侍郎。大中九年，担任翰林学士，升任翰林学士承旨。大中十年，改任兵部侍郎，判户部事务。
宣宗雅信爱伸，每见必咨天下得失。伸言：「比爵赏稍易，人且偷。」帝愕然曰：「偷则乱矣。」伸曰：「否，非遽乱，但人有觊心，乱由是生。」帝嗟叹，伸三起三留，曰：「它日不复独对卿矣。」伸不谕。未几，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逾四月，解户部，加中书侍郎。懿宗即位，兼刑部尚书，监修国史。咸通二年，出为河中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徙宣武。俄以太子少保分司东都。七年，用为华州刺史。再迁太子太傅，表乞骸骨，以本官致仕。卒，赠太尉。
宣宗非常信任喜爱蒋伸，每次召见必定咨询天下政事的得失。蒋伸说：“近来爵位赏赐稍微有些轻易，人们将会产生苟且之心。”皇帝惊讶地说：“有苟且之心就会出乱子了。”蒋伸说：“不，不是马上就会出乱子，只是人们有了非分之想，乱子就会由此产生。”皇帝感叹不已，蒋伸三次起身告辞，皇帝三次挽留，说：“以后不能再单独和你谈话了。”蒋伸不明白这话的意思。不久，蒋伸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过了四个月，解除户部职务，加授中书侍郎。懿宗即位后，蒋伸兼任刑部尚书，监修国史。咸通二年，外放为河中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调任宣武节度使。不久以太子少保的身份分司东都。咸通七年，被任命为华州刺史。两次升迁后任太子太傅，上表请求退休，以本官退休。去世后，追赠太尉。
乂子 偕
蒋乂的儿子 蒋偕
偕以父任，历右拾遗、史馆修撰，转补阙、主客郎中。初，柳芳作《唐历》，大历以后阙而不录，宣宗诏崔龟从、韦澳、李荀、张彦远及偕等分年撰次，尽元和以续云。累迁太常少卿。大中八年，与卢耽、牛丛、王沨、卢告撰次《文宗实录》。蒋氏世禅儒，唯伸及系子兆能以辞章取进士第，然不为文士所多。三世踵修国史，世称良笔，咸云「蒋氏日历」，天下多藏焉。
蒋偕凭借父亲的恩荫入仕，历任右拾遗、史馆修撰，转任补阙、主客郎中。当初，柳芳编撰《唐历》，大历以后的内容缺失没有记录，唐宣宗下诏让崔龟从、韦澳、李荀、张彦远以及蒋偕等人按年份编撰，一直写到元和年间来续补。蒋偕多次升迁至太常少卿。大中八年，他与卢耽、牛丛、王沨、卢告一起编撰了《文宗实录》。蒋氏家族世代传承儒学，只有蒋伸和蒋系的儿子蒋兆能凭借文章考中进士，但并未被文士们特别推崇。蒋家三代人相继编修国史，世人称赞他们的史笔精良，都说“蒋氏日历”，天下很多人收藏。
柳芳
柳芳
柳芳，字仲敷，蒲州河东人。开元末，擢进士第，由永宁尉直史馆。肃宗诏芳与韦述缀辑吴兢所次国史，会述死，芳绪成之，兴高祖，讫乾元，凡百三十篇。叙天宝后事，弃取不伦，史官病之。上元中，坐事徙黔中。后历左金吾卫骑曹参军、史馆修撰。然芳笃志论著，不少选忘厌。承寇乱史籍沦缺。芳始谪时，高力士亦贬巫州，因从力士质开元、天宝及禁中事，具识本末。时国史已送官，不可追刊，乃推衍义类，仿编年法，为《唐历》四十篇，颇有异闻。然不立褒贬义例，为诸儒讥讪。改右司郎中、集贤殿学士，卒。
柳芳，字仲敷，是蒲州河东人。开元末年，考中进士，由永宁县尉进入史馆任职。唐肃宗下诏让柳芳和韦述整理编辑吴兢所编的国史，恰逢韦述去世，柳芳继续完成了这项工作，从高祖开始，到乾元年间为止，共一百三十篇。他叙述天宝以后的事情，取舍不当，史官们对此感到不满。上元年间，他因事获罪被流放到黔中。后来历任左金吾卫骑曹参军、史馆修撰。但柳芳专心致力于著述，没有丝毫懈怠和厌倦。他承接战乱之后史籍残缺的情况。柳芳刚被贬谪时，高力士也被贬到巫州，于是他向高力士询问开元、天宝年间以及宫中的事情，详细了解了事情的始末。当时国史已经送交官府，无法再修改，于是他推衍义理类别，仿照编年体的方法，撰写了《唐历》四十篇，其中有很多奇闻异事。但他没有确立褒贬的义例，被许多儒生讥讽嘲笑。后来改任右司郎中、集贤殿学士，去世。
子登、冕。
他的儿子是柳登、柳冕。
芳子 登
柳芳的儿子 柳登
登，字成伯。淹贯群书，年六十余，始仕宦。元和初，为大理少卿，与许孟容等刊正敕格。以病改右散骑常侍，致仕。卒，年九十余，赠工部尚书。
柳登，字成伯。他博览贯通群书，六十多岁才开始做官。元和初年，担任大理少卿，与许孟容等人修订敕令格式。因病改任右散骑常侍，退休。去世时，九十多岁，追赠工部尚书。
登子 璟
柳登的儿子 柳璟
子璟，字德辉。宝历初，第进士、宏词，三迁监察御史。时郊庙告祭，吏部以杂品摄上公。璟据开元、元和诏书，太尉以宰相摄事，司空、司徒以仆射、尚书、师、傅摄，余司不及差限，请如旧制，从之。累迁吏部员外郎。文宗开成初，为翰林学士。初，芳永泰中按宗正谍，断自武德，以昭穆系承撰《永泰新谱》二十篇。璟因召对，帝叹《新谱》详悉，诏璟攟摭永泰后事缀成之。复为十篇，户部供笔劄禀料。迁中书舍人。武宗立，转礼部侍郎。璟为人宽信，好接士，称人之长，游其门者它日皆显于世。会昌二年，再主贡部，坐其子招贿，贬信州司马，终郴州刺史。
柳璟，字德辉。宝历初年，考中进士和博学宏词科，多次升迁后担任监察御史。当时郊庙祭祀，吏部用杂品官员代理上公的职务。柳璟依据开元、元和年间的诏书，认为太尉应由宰相代理，司空、司徒应由仆射、尚书、师、傅代理，其他官员不在代理范围之内，请求按照旧制执行，皇帝同意了他的建议。他多次升迁至吏部员外郎。文宗开成初年，担任翰林学士。当初，柳芳在永泰年间根据宗正寺的谱牒，从武德年间开始，按照昭穆世系编撰了《永泰新谱》二十篇。柳璟趁皇帝召见问对时，皇帝感叹《新谱》详细完备，下诏让柳璟搜集永泰以后的事情续编成书。他又编了十篇，户部提供笔墨纸张和俸禄。升任中书舍人。唐武宗即位后，转任礼部侍郎。柳璟为人宽厚诚信，喜欢结交士人，称赞别人的长处，与他交往的人后来都在世上显达。会昌二年，他再次主持贡举考试，因儿子受贿被牵连，贬为信州司马，最后在郴州刺史任上去世。
芳子 冕
柳芳的儿子 柳冕
冕，字敬叔。博学富文辞，且世史官，父子并居集贤院。历右补阙、史馆修撰。坐善刘晏，贬巴州司户参军。还为太常博士。昭德王皇后崩，冕与张荐议皇太子宜依晋魏卒哭除服，左补阙穆质请依礼期而除，冕议见用。德宗既亲郊，重慎祠事，动稽典礼。冕以吏部郎中摄太常博士，与荐及司封郎中徐岱、仓部郎中陆质修饬仪矩。帝疑郊庙每升辄去剑履及象剑尺寸、祝语轻重，冕据礼以对，本末详明，天子嘉异。
柳冕，字敬叔。他学识渊博，文辞丰富，并且世代担任史官，父子二人都在集贤院任职。历任右补阙、史馆修撰。因与刘晏关系好而获罪，被贬为巴州司户参军。后来回朝担任太常博士。昭德王皇后去世，柳冕与张荐建议皇太子应该按照晋朝和魏朝的制度，在卒哭后脱去丧服，左补阙穆质请求按照礼制服丧一年后脱去丧服，柳冕的建议被采纳。唐德宗亲自举行郊祀后，对祭祀事务非常慎重，行动都依据典礼。柳冕以吏部郎中的身份代理太常博士，与张荐以及司封郎中徐岱、仓部郎中陆质一起修订礼仪制度。皇帝怀疑郊庙祭祀时每次登阶都要解下剑和鞋，以及象剑的尺寸、祝辞的轻重，柳冕依据礼制回答，详细说明了始末，天子对他非常赞赏。
久之，以论议劲切，执政不善，出为婺州刺史。十三年，兼御史中丞、福建观察使。自以久疏斥，又性躁狷，不能无恨，乃上表乞代，且推明朝觐之意，曰：「臣窃感《江汉》朝宗之谊，《鹿鸣》君臣之宴，颂声之作，王道本始。国家自兵兴，不遑议礼，方牧未朝，宴乐久缺。臣限一切之制，例无朝集，目不睹朝廷之礼，耳不闻宗庙之乐，足不践轩墀之地，十有二年于兹矣。夫朝会，礼之本也。唐、虞之制，群后四朝，以明黜陟。商、周之盛，五岁一见，以考制度。汉法，三载上计，以会课最。圣唐稽古，天下朝集，三考一见，皆以十月上计京师，十一月礼见，会尚书省应考绩事，元日陈贡棐，集于考堂，唱其考第，进贤以兴善，简不肖以黜恶。自安史乱常，始有专地；四方多故，始有不朝；戎臣恃险，或不悔过。臣忝牧圉之寄，愤不朝之臣，思一入觐，率先天下，使君臣之义，亲而不疏；朝觐之礼，废而复举。诚恐负薪，溘先朝露，觐礼不展，臣之忧也。比闻诸将帅亡殁者众，臣自惮何德以堪久长。乡国，人情之不忘也；阙庭，臣子所恋也；朝觐，国家大礼也。三者，臣之大愿。」表累上，其辞哀切，德宗许还。会冕奏闽中本南朝畜牧地，可息羊马，置牧区于东越，名万安监，又置五区于泉州，悉索部内马驴牛羊合万余游畜之。不经时，死耗略尽，复调充之，民间怨苦。坐政无状，代还。卒，赠工部尚书。
过了很久，因为他的议论刚直激烈，执政者不喜欢他，被外放为婺州刺史。贞元十三年，兼任御史中丞、福建观察使。他自认为长期被疏远排斥，加上性格急躁偏狭，不能没有怨恨，于是上表请求派人替代自己，并阐明朝觐的意义，说：“我私下感念《江汉》中诸侯朝见天子的情谊，《鹿鸣》中君臣宴饮的欢乐，颂歌的创作，是王道的根本。国家自从战事兴起，无暇议定礼仪，地方长官没有朝见，宴饮之乐长久缺失。我受到一切制度的限制，按例没有朝集，眼睛看不到朝廷的礼仪，耳朵听不到宗庙的音乐，脚不踏宫殿的台阶，到现在已经十二年了。朝会，是礼仪的根本。唐尧、虞舜的制度，诸侯四年一朝，以明确升降赏罚。商朝、周朝的盛世，五年一次朝见，以考核制度。汉朝的法律，三年一次上计，以考核政绩优劣。我大唐效法古制，天下朝集，三次考核后朝见一次，都在十月到京城上计，十一月按礼朝见，在尚书省参加考绩事宜，元旦陈列贡品，聚集在考堂，宣布考核等级，进用贤能来兴办善政，淘汰不肖来罢免恶行。自从安史之乱扰乱常规，开始有专据一方的情况；四方多事，开始有不朝见的情况；武将依仗险要，有的不悔改。我愧受地方长官的职责，愤恨那些不朝见的臣子，希望入朝觐见一次，为天下表率，使君臣之间的情义，亲近而不疏远；朝觐的礼仪，废弃后重新举行。我实在担心自己像负薪一样，突然去世，朝觐之礼无法举行，这是我的忧虑。近来听说各位将帅去世的很多，我自问有什么德行能够长久。家乡，是人之常情不能忘记的；朝廷，是臣子所眷恋的；朝觐，是国家的大礼。这三者，是我最大的愿望。”他多次上表，言辞哀切，唐德宗允许他回朝。恰逢柳冕上奏说闽中本是南朝畜牧之地，可以繁殖羊马，在东越设置牧区，名为万安监，又在泉州设置五区，全部搜刮辖区内的马驴牛羊共一万多头放牧。没过多久，牲畜几乎死光，又征调补充，民间怨声载道。他因政绩不佳被替代回朝。去世后，追赠工部尚书。
沈既济
沈既济
沈既济，是苏州吴县人。他精通经学。吏部侍郎杨炎非常赏识他，杨炎执政后，推荐沈既济有良史之才，召他入朝任命为左拾遗、史馆修撰。
初，吴兢撰国史，为《则天本纪》，次高宗下。既济奏议，以为：「则天皇后进以强有，退非德让，史臣追书，当称为太后，不宜曰上。中宗虽降居藩邸，而体元继代，本吾君也，宜称皇帝，不宜曰庐陵王。睿宗在景龙前，天命未集，假临大宝，于谊无名，宜曰相王，未容曰帝。且则天改周正朔，立七庙，天命革矣。今以周厕唐，列为帝纪，考于《礼经》，是谓乱名。中宗嗣位在太后前，而叙年制纪反居其下，方之跻僖公，是谓不智。昔汉高后称制，独有王诸吕为负汉约，无迁鼎革命事，时孝惠已殁，子非刘氏，不纪吕后，尚谁与哉？议者犹谓不可。况中宗以始年即位，季年复祚，虽尊名中夺，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表年，何所拘阂而列为二纪？鲁昭公之出，《春秋》岁书其居曰：『公在干侯。』君在，虽失位，不敢废也。请省《天后纪》合《中宗纪》，每岁首，必书孝和在所以统之，曰：『皇帝在房陵，太后行其事，改某制。』纪称中宗而事述太后，名不失正，礼不违常矣。夫正名所以尊王室，书法所以观后嗣。且太后遗制，自去帝号，及孝和上谥，开元册命，而后之名不易。今祔陵配庙，皆以后礼，而独承统于帝，是有司不时正，失先旨。若后姓氏名讳、才艺智略、崩葬日月，宜入皇后传，题其篇曰《则天顺圣武皇后》云。」议不行。
当初，吴兢编撰国史，写了《则天本纪》，排列在高宗之后。沈既济上奏议论，认为：“则天皇后凭借强力上位，退位时并非出于德让，史官追记，应当称她为太后，不应该称‘上’。中宗虽然被降为藩王，但他继承正统，本来就是我们的君主，应当称皇帝，不应该称庐陵王。睿宗在景龙年间以前，天命尚未归附，暂时登上帝位，在道义上没有名分，应当称相王，不能称帝。而且则天皇后改周朝的正朔，建立七庙，天命已经改变了。现在把周朝附在唐朝之后，列为帝纪，考察《礼经》，这叫做混淆名分。中宗在太后之前继承皇位，而编年写纪却反而放在她下面，这好比把僖公的位次升到闵公之上，叫做不明智。从前汉高后吕雉临朝称制，只有封吕氏为王违背了汉朝盟约，没有改朝换代的事，当时孝惠帝已经去世，儿子不是刘氏，不记载吕后，还能记载谁呢？议论的人尚且认为不可以。何况中宗在年初即位，年末恢复帝位，虽然尊号中途被剥夺，但天命没有改变，足以作为纪事的开端来标记年份，有什么阻碍而要分为两个本纪呢？鲁昭公出逃，《春秋》每年记载他的居所说：‘公在干侯。’君主还在，即使失去君位，也不敢废弃记载。请求省去《天后纪》，合并到《中宗纪》，每年年初，一定写明孝和皇帝所在之处来统领纪年，说：‘皇帝在房陵，太后代行其事，更改某项制度。’纪称中宗而叙述太后的事迹，名分不失正，礼制不违常。正名是为了尊崇王室，书法是为了让后代观览。而且太后遗诏，自己去掉帝号，到孝和皇帝上谥号，开元年间册命，而后来的名号没有改变。现在她附葬陵墓、配享太庙，都按皇后的礼仪，而唯独在继承正统上把她当作皇帝，这是有关部门没有及时纠正，违背了先帝的旨意。至于太后的姓氏名讳、才艺智略、去世和安葬的日期，应该放入皇后传，标题为《则天顺圣武皇后》。”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
德宗立，锐于治。建中二年，诏中书、门下两省，分置待诏官三十，以见官、故官若同正、试、摄九品以上者，视品给俸，至禀饩、干力、什器、馆宇悉有差；权公钱收子，赡用度。既济谏曰：「今日之治，患在官烦，不患员少；患不问，不患无人。两省官自常侍、谏议、补阙、拾遗四十员，日止两人待对，缺员二十一员未补。若谓见官不足与议，则当更选其人。若广聪明以收淹滞，先补其缺，何事官外置官？夫置钱取息，有司之权制，非经治法。今置员三十，大抵费月不减百万，以息准本，须二千万得息百万，配户二百，又当复除其家，且得入流，所损尤甚。今关辅大病，皆言百司息钱毁室破产，积府县，未有以革。臣计天下财赋耗斁大者唯二事：一兵资，二官俸。自它费十不当二者一。所以黎人重困，杼轴空虚。何则？四方形势，兵未可去，资费虽广，不获已为之。又益以闲官冗食，其弊奈何？藉旧而置犹可，若之何加焉？」事遂寝。
唐德宗即位后，锐意治理。建中二年，下诏在中书、门下两省，分别设置待诏官三十人，用现任官、前任官以及同正、试、摄九品以上的人担任，按照品级给予俸禄，至于粮食、仆役、器具、馆舍都有差别；并借公钱收取利息，来补贴开支。沈既济进谏说：“当今的治理，问题在于官员繁杂，不在于员额少；在于不考察，不在于没有人。两省的官员从常侍、谏议、补阙、拾遗共有四十人，每天只有两人待诏应对，缺员二十一人没有补足。如果认为现任官不足以参与议事，就应当另外选拔合适的人。如果想广开视听来收揽被埋没的人才，就先补足这些缺员，何必在官制之外再设官呢？设置公钱收取利息，是有关部门的权宜之计，不是经久的治国之法。现在设置三十个员额，大概每月花费不少于一百万，按利息折算本金，需要二千万才能得到一百万利息，配给二百户，又应当免除他们的赋税，而且他们还能进入官流，损失尤其严重。如今关辅地区深受其害，都说各官署的利息钱导致百姓倾家荡产，积弊在府县，没有革除的办法。我考虑天下财赋消耗最大的只有两件事：一是军费，二是官俸。其他费用十个也抵不上这两件中的一个。所以百姓更加困苦，生产空虚。为什么呢？四方形势，军队不能撤除，军费虽然庞大，是不得已而为之。又加上闲散官员的冗食，这种弊端怎么办？沿用旧制设置还可以，怎么能再增加呢？”这件事于是被搁置。
炎得罪，既济坐贬处州司户参军。后入朝，位礼部员外郎。卒。撰《建中实录》，时称其能。
杨炎获罪后，沈既济受牵连被贬为处州司户参军。后来入朝，担任礼部员外郎。去世。他撰写了《建中实录》，当时的人称赞他的才能。
子传师。
他的儿子是沈传师。
既济子 传师
沈既济的儿子 沈传师
传师，字子言。材行有余，能治《春秋》，工书，有楷法。少为杜佑所器。贞元末，举进士。时给事中许孟容、礼部侍郎权德舆乐挽毂士，号「权、许」。德舆称之于孟容，孟容曰：「我故人子，盍不过我？」传师往见，谢曰：「闻之丈人，脱中第，则累公举矣，故不敢进。」孟容曰：「如子，可使我急贤诣子，不可使子因旧见我。」遂擢第。德舆门生七十人，推为颜子。
沈传师，字子言。他才华品行出众，能研究《春秋》，擅长书法，有楷法。年轻时被杜佑器重。贞元末年，考中进士。当时给事中许孟容、礼部侍郎权德舆乐于推荐士人，号称“权、许”。权德舆在许孟容面前称赞他，许孟容说：“他是我老友的儿子，为什么不来拜访我？”沈传师前去拜见，道歉说：“听长辈说，如果我考中，就会连累您的举荐，所以不敢前来。”许孟容说：“像你这样的人，可以让我因急于求贤而拜访你，不能让你因旧交来见我。”于是沈传师被录取。权德舆的门生有七十人，大家推举沈传师为颜回那样的人物。
复登制科，授太子校书郎，以鄠尉直史馆，转右拾遗、左补阙、史馆修撰，迁司门员外郎，知制诰。召入翰林为学士，改中书舍人。翰林缺承旨，次当传师，穆宗欲面命，辞曰：「学士、院长参天子密议，次为宰相，臣自知必不能，愿治人一方，为陛下长养之。」因称疾出。帝遣中使敦召。李德裕素与善，开晓谆切，终不出。遂以本官兼史职。俄出为湖南观察使。
他又考中制科，被任命为太子校书郎，以鄠县尉的身份进入史馆任职，转任右拾遗、左补阙、史馆修撰，升任司门员外郎，知制诰。被召入翰林院担任学士，改任中书舍人。翰林院缺承旨，按次序应当由沈传师担任，唐穆宗想当面任命他，他推辞说：“学士、院长参与天子的机密商议，其次就是宰相，我自知一定不能胜任，希望治理一方百姓，为陛下养育他们。”于是称病出朝。皇帝派宦官敦促召见他。李德裕一向与他交好，恳切地开导他，但他最终没有出任。于是他以本官兼任史馆职务。不久外放为湖南观察使。
方传师与修《宪宗实录》，未成，监修杜元颖因建言：「张说、令狐亘在外官论次国书，今槁史残课，请付传师即官下成之。」诏可。
当时沈传师参与修撰《宪宗实录》，尚未完成，监修杜元颖于是建议：“张说、令狐亘在外任官职时编撰国史，现在史稿残存，请交给沈传师在任所完成。”皇帝下诏同意。
宝历二年，入拜尚书右丞。复出江西观察使，徙宣州。传师于吏治明，吏不敢罔。慎重刑法，每断狱，召幕府平处，轻重尽合乃论决。尝择邸吏尹伦，迟鲁不及事，官属屡白易之，传师曰：「始吾出长安，诫伦曰：『可阙事，不可多事。』伦如是足矣。」故所莅以廉靖闻。入为吏部侍郎，卒，年五十九，赠尚书。
宝历二年，入朝被任命为尚书右丞。又外放为江西观察使，调任宣州。沈传师对吏治很清明，属吏不敢欺骗他。他慎重对待刑法，每次断案，都召集幕府公平处理，轻重完全合适后才判决。他曾挑选邸吏尹伦，尹伦迟钝不能办好事情，官属多次请求更换他，沈传师说：“当初我离开长安时，告诫尹伦说：‘宁可误事，不可多事。’尹伦这样就可以了。”所以他任职的地方以廉洁安定闻名。入朝担任吏部侍郎，去世时，五十九岁，追赠尚书。
传师性夷粹无竞，更二镇十年，无书贿入权家。初拜官，宰相欲以姻私托幕府者，传师固拒曰：「诚尔，愿罢所授。」故其僚佐如李景让、萧寘、杜牧，极当时选云。治家不威严，闺门自化。兄弟子姓，属无亲疏，衣服饮食如一。问饷姻家故人，帑无储钱，鬻宅以葬。
沈传师生性平和纯粹，不与人争强，历任两个方镇十年，没有书信贿赂送入权贵之家。刚被任命为官时，宰相想托付姻亲私交到他的幕府中，传师坚决拒绝说：“如果真是这样，我宁愿辞去所授官职。”所以他幕府的僚佐如李景让、萧寘、杜牧，都是当时精选的人才。他治家不靠威严，家中自然教化有序。兄弟子侄，无论亲疏，衣服饮食都一视同仁。慰问姻亲故旧时，府库中没有积蓄的钱财，甚至卖掉宅院来办理丧事。
传师子 询
沈传师的儿子沈询
子询，字诚之，亦能文辞，会昌初第进士，补渭南尉。累迁中书舍人，出为浙东观察使，除户部侍郎，判度支。咸通四年，为昭义节度使，治尚简易，人皆便安。奴私侍儿，询将戮之，奴惧，结牙将为乱，夜攻询，灭其家。赠兵部尚书、左散骑常侍。刘潼代为节度，驰至，刳奴心，祭其灵坐。
沈询，字诚之，也擅长文辞，会昌初年考中进士，补任渭南县尉。多次升迁至中书舍人，外任为浙东观察使，又授户部侍郎，兼管度支事务。咸通四年，任昭义节度使，治理崇尚简易，百姓都感到便利安定。家奴与侍女私通，沈询将要处死他，家奴恐惧，勾结牙将作乱，夜间攻打沈询，杀了他全家。朝廷追赠他为兵部尚书、左散骑常侍。刘潼接替为节度使，急速赶到，挖出家奴的心，在沈询灵位前祭奠。
赞曰：唐兴，史官秉笔众矣。然垂三百年，业巨事丛，简策挐繁，其间巨盗再兴，图典焚逸，大中以后，史录不存。虽论著之人，随世裒掇，而疏舛残余，本末颠倒。故圣主贤臣，叛人佞子，善恶汩汩，有所未尽，可为永忾者矣。又旧史之文，猥酿不纲，浅则入俚，简则及漏。宁当时儒者有所讳而不得骋耶？或因浅仍俗不足于文也？亦有待于后取当而行远耶？何知几以来，工诃古人而拙于用己欤！自韩愈为《顺宗实录》，议者閧然不息，卒窜定无完篇，乃知为史者亦难言之。游、夏不能措辞于《春秋》，果可信已！
赞语说：唐朝兴起以来，史官执笔著述的人很多。然而将近三百年，功业巨大、事务繁杂，史册繁多，其间大盗两次兴起，图书典籍被焚毁散失，大中以后，史书记录不复存在。虽然论著的人，随着时代搜集拾取，但疏漏错误、残存不全，本末颠倒。所以圣明君主、贤良大臣，叛臣贼子、奸佞小人，善恶混杂，有所未尽，令人长久叹息啊。又旧史的文辞，杂乱不成体统，浅显则流于俚俗，简略则导致遗漏。难道是当时的儒者有所忌讳而不能畅所欲言吗？或者因为浅陋沿袭世俗而文采不足呢？也有待于后人取用得当而流传久远吗？为什么从刘知几以来，善于指责古人而拙于运用自己呢！自从韩愈撰写《顺宗实录》，议论者喧闹不止，最终窜改删定没有完整的篇章，才知道修史的人也很难说清楚。子游、子夏不能在《春秋》中措辞，果然可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