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 ◄
日知录
卷六 论经义六
阍人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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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六 论经义六
阍人寺人
阍人寺人属于冡宰，则内廷无乱政之人，九嫔世妇属于冡宰，则后宫无盛色之事。大宰之于王不惟位之治国，而亦诲之齐家者也。自汉以来惟诸葛孔明为知此义。故其上表后主，谓宫中府中俱为一体，而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攸之、祎、允三人。于是后主欲釆择以充后宫，而终执不听宦人黄皓。终允之世，位不过黄门丞，[1]可以为行周礼之效矣。后之人君，以为此吾家事，而为之大臣者亦以为天子之家事，人臣不敢执而问也。其家之不正而何国之能理乎？魏杨阜为少府，上疏欲省宫人，乃召御府吏问后宫人数。吏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数之曰，国家不与九卿为密，反与小吏为密乎？然后知阍寺嫔御之系于天官。周公所以为后世虑至深远也！
阍人和寺人隶属于冢宰，那么宫廷内部就没有扰乱朝政的人；九嫔和世妇隶属于冢宰，那么后宫就没有因美色而引发的事端。太宰对于君王，不仅辅佐他治理国家，也教导他整治家庭。自汉朝以来，只有诸葛孔明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他上表给后主刘禅，说宫中与府中应该视为一体，宫中的事情，无论大小，全都咨询董攸之、费祎、董允三人。于是后主想要挑选女子充实后宫，最终坚持不听宦官黄皓的意见。直到董允去世，黄皓的职位也不过是黄门丞，这可以说是实行《周礼》的效果了。后世的君主，认为这是自己的家事，而担任大臣的人也认为这是天子的家事，臣子不敢执意过问。自己的家都不能治理好，又怎么能治理好国家呢？魏国的杨阜担任少府，上疏想要裁减宫女，于是召来御府官吏询问后宫的人数。官吏说这是宫禁机密，不能泄露。杨阜发怒，杖责了那个官吏一百下，并数落他说：国家不与九卿保持机密，反而与小吏保持机密吗？然后才知道阍人、寺人、嫔妃、侍御都与天官（冢宰）有关。周公为后世考虑得多么深远啊！
汉承秦制，有少府之官，中书谒者、黄门、钩盾、尚方、御府、永巷、内者、宦者，八官。令丞、诸仆射、署长、中黄门皆属焉。然则奄寺之官犹隶于外廷也。
汉朝沿袭秦朝的制度，设有少府这一官职，中书谒者、黄门、钩盾、尚方、御府、永巷、内者、宦者这八个官署。他们的令、丞、各仆射、署长、中黄门都隶属于少府。这样看来，宦官机构仍然隶属于外廷。
正月之吉
正月之吉
大宰
大宰
大司徒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国都鄙。注云，周正月朔日。[2]正岁令于教官，注云，夏正月朔日。[3]即此是古人三正并用之验。逸周书周月解曰，亦越我周改正，以垂三统。至于敬授民时，巡狩烝享，犹自夏焉。正谓此也。[4]豳诗七月一篇之中凡言月者皆夏正，凡言日者皆周正，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三之日于耜。传曰，一之日周正，二之日殷正月，三之日夏正月。
大司徒在正月初一，开始调和（政教），在邦国和都鄙颁布教化。注释说：这是周正的正月初一。在正岁向教官发布政令，注释说：这是夏正的正月初一。这就是古人同时使用夏、商、周三种历法的证据。《逸周书·周月解》说：到了我们周朝改正朔，以承继三统。至于恭敬地授给百姓时令，以及巡狩、冬祭、秋祭，仍然沿用夏历。说的正是这个意思。《豳风·七月》这首诗中，凡是提到“月”的都是夏正，凡是提到“日”的都是周正。“一之日”是寒风呼啸，“二之日”是寒气凛冽，“三之日”是修理农具。传文说：“一之日”是周正正月，“二之日”是殷正正月，“三之日”是夏正正月。
北史李业兴传，天平四年，使梁。梁武帝问，尚书正月上日受终文祖，此时何正？业兴对曰，此夏正月。梁武帝问，何以得知？业兴曰，案尚书中候运衡篇云，日月营始，故知夏正。又问尧时以前何月为正？业兴对曰，自尧以上书典不载，实所不知。梁武又云，寅宾出日，即是正月，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即是二月。此出尧典，何得云尧时不知用何正？业兴对曰，虽三正不同，言时节者皆据夏时正月，周礼，仲春二月会男女之无夫家者。虽是周书，亦夏时尧之日月。亦当如此。
《北史·李业兴传》记载：天平四年，李业兴出使梁朝。梁武帝问：“《尚书》中说‘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这时用的是哪种历法？”李业兴回答说：“这是夏正正月。”梁武帝问：“怎么知道的？”李业兴说：“根据《尚书中候·运衡篇》所说‘日月营始’，所以知道是夏正。”梁武帝又问：“尧帝以前用什么月份作为正月？”李业兴回答说：“尧帝以上，典籍没有记载，实在不知道。”梁武帝又说：“‘寅宾出日’就是正月，‘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就是二月。这些都出自《尧典》，怎么能说尧帝时不知道用哪种历法呢？”李业兴回答说：“虽然夏、商、周三正不同，但说到时节都依据夏历的正月。《周礼》说‘仲春二月，会合男女中没有夫家的人’，虽然是周代的典籍，也用的是夏历。尧帝时的日月，也应该如此。”
木铎
木铎
金铎所以令军中，木铎所以令国中。此先王仁义之用也。一器之微而刚柔别焉，其可以识治民之道也与？
金铎用来在军中发布命令，木铎用来在国中发布命令。这是先王施行仁义的方式。一个小小的器物，却有刚柔的区别，这难道不可以从中认识到治理百姓的道理吗？
鼓吹军中之乐也，非统军之官不用，[5]今则文官用之，[6]士庶人用之，僧道用之，金革之器徧于国中，而兵繇此起矣。[7]
鼓吹是军中的音乐，不是统军的官员不能使用。现在文官用它，士人和百姓用它，僧人和道士也用它，金属和皮革制成的乐器遍布国中，战乱由此而起了。
后魏孝武永熙中，诸州镇各给鼓吹。寻而高欢举兵，魏分为二。唐自安史之乱，边戍皆得用之，故杜甫诗云，万方声一槩，吾道竟何之？粗厉之音形为乱象，先王之制所以军容不入国也。
后魏孝武帝永熙年间，各州镇都配给了鼓吹。不久高欢起兵，北魏分裂为两部分。唐朝自从安史之乱后，边防戍守的军队都可以使用鼓吹，所以杜甫的诗说：“万方声一概，吾道竟何之？”粗犷严厉的声音象征着混乱的景象，这就是先王制度规定军容不能进入国中的原因。
诗有瞽，笺云，萧编小竹管，如今卖饧[8]者所吹也。[9]汉时卖饧止是吹竹，今则鸣金。
《诗经》中有“有瞽”篇，郑玄笺注说：“箫”是用小竹管编成的，就像现在卖糖的人吹的那样。汉朝时卖糖的人只是吹竹管，现在却敲击金属乐器了。
稽其功绪
稽其功绪
宫正
宫正
已成者谓之功，未竟者谓之绪。说文，绪丝端也。记曰，武王缵大王王季文王之绪。
已经完成的事情叫做“功”，没有完成的事情叫做“绪”。《说文解字》说：绪，是丝线的头。《礼记》说：周武王继承了太王、王季、文王的“绪”（未竟之业）。
六牲
六牲
膳夫
膳夫
古之为礼以祭祖燕享，故六牲之掌特重，执豕于牢，称公刘也。尔牲则具，美宣王也。至于邻国相通，则葛伯不祀。汤使遗之牛羊。而卫戴公之庐于曹，齐桓归之牛羊豕鸡狗皆三百。其平日国君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而用大牲则卜之，以求其吉。故左氏载齐国之制，公膳止于双鸡。而诗人言宾客之设不过兔首炰鳖之类。古人之重六牲也如此。自齐灵公伐莱，莱人使正舆子赂之，索马牛皆百匹。而吴人征鲁百牢，始于贪求，终于暴殄。于是范蠡用其覇越之余谋以畜五㹀，而泽中千足彘。得比封君。孳畜之权不在国而在民矣。
古代制定礼仪是为了祭祀祖先和宴请宾客，所以对六牲的管理特别重视。从圈里捉猪，是赞美公刘；你的祭牲齐备，是赞美周宣王。至于邻国之间的交往，葛伯不祭祀，商汤派人送给他牛羊。卫戴公在曹地寄居，齐桓公送给他牛羊猪鸡狗各三百只。平时，国君没有特殊原因不杀牛，大夫没有特殊原因不杀羊，士没有特殊原因不杀狗和猪。使用大牲时要占卜，以求吉利。所以《左传》记载齐国的制度，公家的膳食只有两只鸡。诗人说到宴请宾客，也不过是兔头、烤鳖之类。古人就是这样重视六牲。自从齐灵公攻打莱国，莱国人派正舆子贿赂他，索要马和牛各一百匹。吴国人向鲁国征收一百头牛，从贪婪索取开始，最终导致暴殄天物。于是范蠡用他辅助越国称霸后剩余的谋略来畜养五母牛，而湖泽中养上千只猪，就能比得上封君。牲畜繁殖的权力不在国家而在百姓手中了。
易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秦德公用三百牢于鄜畤，而王莽末年自天地六宗以下至诸小鬼神，凡千七百，所用三牲鸟兽三千余种。后不能备，廼以鸡当鹜雁，犬当麋鹿。
《易经》说：“东邻杀牛，不如西邻的薄祭。”秦德公在鄜畤用了三百头牛祭祀，而王莽末年，从天地六宗以下到各种小鬼神，共一千七百位，所用的三牲和鸟兽达三千多种。后来无法备齐，就用鸡代替鸭和雁，用狗代替麋鹿。
邦飨耆老孤子
邦飨耆老孤子
外饔
外饔
春飨孤子以象物之方生，秋飨耆老以象物之既成。然而国中之老者孤者多矣，不可以徧飨也。故国老庶老则飨之，而其他则养于国养于乡而已。[10]死事之孤则飨之，而其他则养幼少存诸孤而已。[11]一以教孝，一以劝忠。先王一举事而天道人伦备焉。此礼之所以为大也与。
春天宴请孤儿，象征万物刚刚生长；秋天宴请老人，象征万物已经成熟。然而国中的老人和孤儿很多，不能全部宴请。所以只宴请国老和庶老，其他人则由国家或乡里供养。只宴请为国事而死的烈士的孤儿，其他人则抚养幼儿、抚恤孤儿。一是为了教导孝道，一是为了劝勉忠诚。先王做一件事，就使天道和人伦都完备了。这就是礼之所以重要的原因吧。
医师
医师
古之时庸医杀人，今之时庸医不杀人，亦不活人，使其人在不死不活之间，其病日深而卒至于死。夫药有君臣，人有强弱；有君臣则用有多少，有强弱则剂有半倍。多则专，专则其效速。倍则厚，厚则其力深。今之用药者大抵杂泛而均停，既见之不明，而又治之不勇，病所以不能愈也。而世但以不杀人为贤，岂知古之上医不能无失。周礼，医师岁终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是十失三四古人犹用之。而淳于意之对孝文尚谓时时失之，臣意不能全也。易曰，裕父之蛊，往见吝。奈何独取夫裕蛊者？以为其人虽死，而不出于我之为。呜呼！此张禹之所以亡汉，李林甫之所以亡唐也。[12]
古时候，庸医会害死人；现在，庸医不害死人，也救不活人，让病人处于不死不活的状态，病情日益加重，最终死去。药物有主次之分，人体有强弱之别；有主次之分，用药量就有多有少；有强弱之别，药剂就有半倍或一倍的区别。用药多则药力专一，药力专一效果就快；剂量加倍则药力雄厚，药力雄厚作用就深。现在用药的人，大多药味混杂而剂量平均，既诊断不明，又治疗不果断，所以病不能痊愈。而世人只以不害死人为好医生，哪里知道古代的上等医生也不能没有失误。《周礼》规定：医师在年终考核他的医疗工作，以确定他的俸禄。完全治愈的为上等，十次失误一次的次一等，十次失误两次的再次一等，十次失误三次的更次一等，十次失误四次的为下等。这说明十次失误三四次，古人仍然任用他。而淳于意回答汉文帝时还说“时常会有失误，我并不能保证完全治愈”。《易经》说：“姑息父亲的弊病，前往会遇到困难。”为什么偏偏要采取姑息弊病的做法呢？认为病人虽然死了，但并非出于我的过错。唉！这就是张禹导致汉朝灭亡、李林甫导致唐朝灭亡的原因啊。
唐书许𦙍宗言，古之上医惟是别脉，脉既精别，然后识病。夫病之与药有正相当者，惟须单用一味，直攻彼病。药力既纯，病即立愈。今人不能别脉，莫识病源，以情臆度，多安药味。譬之于猎，未知兔所，多发人马，空地遮围，冀有一人获之。术亦疎矣。假令一药偶然当病，他味相制，气势不行，所以难差，谅由于此。后汉书，华陀精于方药，处齐不过数种。夫师之六五，任九二则吉，参以三四则凶。是故官多则乱，将多则败。天下之事亦犹此矣。
《唐书》记载许胤宗说：古代的上等医生只在于辨别脉象，脉象能精确辨别之后，才能认识疾病。疾病与药物有正好对症的，只需单用一味药，直接攻击那个病。药力纯正，病立刻就好了。现在的人不能辨别脉象，不知道病源，凭主观猜测，添加很多药味。好比打猎，不知道兔子在哪里，就派出很多人马，在空地上包围，希望有一个人能捕获它。这种方法也太粗疏了。假如一味药偶然对症，其他药味互相牵制，药力无法发挥，所以难以治愈，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后汉书》记载，华佗精通方药，开的药方不过几种药。《易经》师卦的六五爻，任用九二爻就吉利，参杂三四爻就凶险。所以官员多了就会混乱，将领多了就会失败。天下的事情也是这个道理。
造言之刑
造言之刑
大司徒
大司徒
舜帝命令龙说：“我憎恶谗言和灭绝道义的行为，因为它们惊扰我的民众。”所以大司徒用乡八刑来纠察万民。造言之刑，仅次于不孝不悌之刑。而禁暴氏负责诛杀那些制造谣言、说话不诚实的人。到了谣言没有受到惩罚的时候，周朝就灭亡了。
国子
国子
世子齿于学，自后夔之教胄子而已然矣。师氏以三德教国子，保氏掌养国子以道，而教之六艺。而王世子不别置官，是世子之与国子齿也。是故诸子掌国子之倅，国有大事，则帅国子而致于太子。惟所用之非平日相习之深，焉能得其用乎？后世乃设东宫之官，而分其职秩。于是有内外宫朝之隔，而先王之意失矣。
世子与国子按年龄排列次序在学校学习，从后夔教导贵族子弟时就已经是这样了。师氏用三德教导国子，保氏负责用道艺教养国子，并教他们六艺。而王世子不另外设置官员，这是因为世子与国子按年龄排列次序。所以诸子掌管国子的副职，国家有大事，就率领国子交给太子。如果不是平时相处得很深入，怎么能发挥他们的作用呢？后世却设立了东宫的官员，并分出了不同的职级。于是有了内宫外朝的隔阂，先王的本意就丧失了。
死政之老
死政之老
死国事者之父，如史记平原君传，李同战死，封其父为李侯。后汉书独行传，小吏所辅扞贼代县令死，除父奉为郎中。蜀志庞统传，统为流矢所中卒，拜其父议郎，迁谏议大夫是也。若父子并为王臣，而特加恩遇。如光武之于伏隆，本朝之于张五典[13]又不可以常格论矣。
为国事而死者的父亲，例如《史记·平原君列传》中，李同战死，封他的父亲为李侯。《后汉书·独行传》中，小吏所辅抵御贼寇代替县令而死，任命他的父亲奉为郎中。《蜀志·庞统传》中，庞统被流箭射中而死，授予他的父亲议郎，后升任谏议大夫，就是这样的例子。如果父子都是君王的臣子，而特别施加恩遇，比如汉光武帝对待伏隆，本朝对待张五典，又不可以用常规来论了。
凶礼
凶礼
大宗伯以凶礼哀邦国之忧，其别有五，曰死亡、凶札、祸烖、围败、寇乱。是古之所谓凶礼者，不但于死亡，而五服之外有非丧之丧者，缘是而起也。记曰，年不顺成，天子素服，乘素车，食无乐。又曰，年不顺成，君衣布搢本。周书曰，大荒，王麻衣以朝，朝中无采衣。此凶札之服也。司服大札大荒大烖素服。注曰，大烖，水火为害，君臣素服缟冠，若晋伯宗哭梁山之崩。春秋新宫灾。三日哭，此祸灾之服也。记曰，国亡大县邑，公卿大夫士厌冠哭于太庙。又曰，军有忧则素服哭于库门之外。大司马若师不功，则厌而奉主车。春秋传，秦穆公败于殽，素服郊次乡师而哭。此围败之服也。[14]若夫曲礼，言士大夫去国，素衣素裳素冠（编者按，素冠二字据曲礼补。刻本不缺）。彻缘鞮屦，素篾乘髦马。孟子言三月无君则吊，而季孙之会荀跞，练冠麻衣。此君臣之不幸而哀之者矣。秦姬之逆晋侯，免服衰绖。衞侯之念子鲜，税服终身。此兄弟之不幸而哀之者矣。楚灭江而秦伯降服出次。越围吴而赵孟降于丧食。此与国之不幸而哀之者矣。[15]先王制服之方固非一端而已。记有之曰，无服之丧，以蓄万邦。[16]
大宗伯用凶礼来哀悼邦国的忧患，其类别有五种：死亡、凶札（瘟疫）、祸灾（水火灾害）、围败（战败）、寇乱（外敌入侵）。这就是古代所说的凶礼，不仅限于死亡，五服之外有并非丧事的丧事，就是由此而产生的。《礼记》说：年成不好，天子穿素服，乘素车，吃饭时不奏乐。又说：年成不好，国君穿布衣，插木笏。《周书》说：大荒年，君王穿麻布衣上朝，朝廷中没有人穿彩色衣服。这是凶札时的服饰。《周礼·司服》说：遇到大瘟疫、大荒年、大灾害，穿素服。注释说：大灾害，指水火造成的灾害，君臣穿素服、戴白绢冠，就像晋国伯宗哭悼梁山崩塌一样。《春秋》记载新宫发生火灾，哭了三天，这是祸灾时的服饰。《礼记》说：国家失去大的县邑，公卿大夫士戴厌冠在太庙哭泣。又说：军队有忧患，就穿素服在库门之外哭泣。大司马如果军队没有战功，就戴厌冠并捧着主车。《春秋左传》记载，秦穆公在崤山战败，穿素服在郊外等待，向着军队哭泣。这是围败时的服饰。至于《曲礼》说：士大夫离开自己的国家，穿白衣、白裳、戴白冠，去掉衣缘，穿草鞋，用白布装饰车马。孟子说：三个月没有君主，就应该去慰问。季孙会见荀跞，穿着练冠麻衣。这是对君臣不幸遭遇的哀悼。秦姬迎接晋侯，穿着丧服。卫侯思念子鲜，终身穿着丧服。这是对兄弟不幸遭遇的哀悼。楚国灭亡了江国，秦伯降低服饰规格并离开正寝。越国包围吴国，赵孟降低饮食标准如同丧食。这是对盟国不幸遭遇的哀悼。先王制定丧服的方法本来就不是只有一种。《礼记》有这样的话：“没有丧服的丧事，用来蓄养万邦。”
不入兆域
不入兆域
冡人，凡死于兵者不入兆域。注，战败无勇，投诸茔外以罚之。左氏赵简子所谓桐棺三寸，不设属辟。素车白马无入于兆。而檀弓死而不吊者三，其一曰畏，亦此类也。[17]若敝无存死，而齐侯三襚之，与之犀轩与直盖，而亲推之三。童汪踦死，而仲尼曰能执干戈以衞社稷，可无殇也。岂得以此一槩？隋文帝仁寿元年诏曰，投生殉节，自古称难。殒身王事，礼加二等。而世俗之徒不达大义，致命戎旅，不入兆域，亏孝子之意，伤人臣之心。兴言念此，每深愍叹。且入庙祭祀，并不废阙，何至坟茔独在其外。自今以后，战亡之徒宜入墓域。可谓达古人之意。又考晋赵文子与叔誉观乎九原，而有阳处父之葬。则得罪而见杀者亦未尝不入兆域也。[18]
冢人一职规定，凡是战死的人不能葬入家族墓地。注释说，这是因为战败而没有勇气，所以把他们抛在墓地之外以示惩罚。这就是《左传》中赵简子所说的用三寸厚的桐木棺，不设棺内装饰，用素车白马送葬，不能进入墓地。而《檀弓》中提到的三种死后不被吊唁的情况，其中一种就是“畏”（因畏惧而自杀），也属于这一类。[17] 至于像敝无存战死，齐侯三次赐给他衣服，并赠予犀牛皮装饰的车子和直柄车盖，还亲自推车三次。童子汪踦战死，孔子说他能拿起武器保卫国家，可以不用按夭折的礼仪来对待。怎么能一概而论呢？隋文帝仁寿元年下诏说：舍生殉节，自古以来就被认为很难做到。为君王之事而死，礼仪上应加二等。但世俗之人不通晓大义，认为在战场上牺牲的人，不能葬入家族墓地，这既亏待了孝子的心意，也伤害了人臣的忠心。说到这里，我常常深感哀叹。况且这些人入庙祭祀，都没有被废除，为什么唯独在坟茔上把他们排除在外？从今以后，战死的人应该葬入墓地。这可以说是通晓了古人的本意。又考察晋国赵文子和叔誉在九原观览，那里有阳处父的墓葬。可见即使是获罪被杀的人，也未必不能葬入墓地。[18]
乐章
乐章
诗三百篇皆可以被之音而为之乐。自汉以下乃以其所赋五言之属为徒诗，而其协于音者则为乐府。宋以下则其所谓乐府者亦但拟其辞而与徒诗无别。于是乎诗之与乐判然为二。不特乐亡而诗亦亡。
《诗经》三百篇都可以配上音乐而成为乐曲。从汉代以后，人们把那些五言诗之类的作品当作徒诗（不入乐的诗），而其中合于音律的则称为乐府。宋代以后，所谓的乐府也只是模仿它的文辞，与徒诗没有区别。于是诗和音乐截然分成了两样。不仅音乐消亡了，诗也消亡了。
古人以乐从诗，今人以诗从乐。古人必先有诗而后以乐和之。舜命夔教胄子，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是以登歌在上而堂上堂下之器应之。是之谓以乐从诗。[19]古之诗大抵出于中原诸国，其人有先王之风，讽诵之教。其心和，其辞不侈，而音节之间往往合于自然之律。楚辞以下即已不必尽谐。[20]降及魏晋，羗戎杂扰，方音递变，南北各殊。故文人之作，多不可以协之音。而名为乐府，无以异于徒诗者矣。[21]人有不纯，而五音十二律之传于古者，至今不变。于是不得不以五音正人声，而谓之以诗从乐。以诗从乐非古也，后世之失，不得已而为之也。
古人是用音乐来配合诗的，今人是用诗来迁就音乐的。古人一定是先有诗，然后用音乐来和它。舜命令夔教导贵族子弟，说诗是表达志向的，歌是延长诗的语言，声音要依照歌的节奏，律吕要调和声音。所以登堂歌唱在上，而堂上堂下的乐器应和它。这就叫用音乐来配合诗。[19] 古代的诗大多出自中原各国，那里的人有先王的风范，受到讽诵的教育。他们的心气平和，文辞不浮夸，音节之间往往符合自然的音律。从《楚辞》以后，就不一定都能和谐了。[20] 到了魏晋时期，羌戎等民族混杂侵扰，各地的方言逐渐变化，南北差异很大。所以文人的作品，大多不能协和音律。而那些名为乐府的作品，与徒诗也没有什么不同了。[21] 人的语音不纯正了，但古代流传下来的五音十二律，至今没有改变。于是不得不以五音来校正人声，这就叫用诗来迁就音乐。用诗来迁就音乐不是古制，是后世的失误，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汉书武帝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夫曰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是以诗从乐也。后代乐章皆然。
《汉书》记载，汉武帝选拔司马相如等数十人，创作诗赋，并大略研究律吕，以配合八音的曲调，制作了《十九章之歌》。这里说“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就是用诗来迁就音乐。后代的乐章都是这样。
安世房中歌十七章，郊祀歌十九章，皆郊庙之正乐，如三百篇之颂。其他诸诗所谓赵代秦楚之讴，如列国之风。
《安世房中歌》十七章和《郊祀歌》十九章，都是郊祀宗庙的正乐，如同《诗经》三百篇中的《颂》。其他那些诗，所谓的赵、代、秦、楚各地的歌谣，就如同各诸侯国的《风》。
十九章司马相如等所作，略论律吕，以合八音者也。赵代秦楚之讴，则有协有否。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釆其可协者以被之音也。
《十九章》是司马相如等人所作，大略研究律吕，以配合八音的作品。赵、代、秦、楚各地的歌谣，则有协律的，也有不协律的。汉武帝任命李延年为协律都尉，采集其中可以协律的，配上音乐。
乐府中如清商清角之类，以声名其诗也。如小垂手大垂手之类，以舞名其诗也。以声名者必合于声，以舞名者必合于舞。至唐而舞亡矣。至宋而声亡矣。于是乎文章之传盛而声音之用微。然后徒诗兴而乐废矣。
乐府中像《清商》《清角》这类，是用乐曲的名称来命名诗。像《小垂手》《大垂手》这类，是用舞蹈的名称来命名诗。用乐曲命名的，必须合于乐曲；用舞蹈命名的，必须合于舞蹈。到了唐代，舞蹈失传了。到了宋代，乐曲也失传了。于是文章的流传兴盛，而声音的运用衰微了。然后徒诗兴起，而音乐就废弃了。
歌者为诗，击者拊者吹者为器，合而言之谓之乐。对诗而言，则所谓乐者八音，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是也。分诗与乐言之也。专举乐则诗在其中。吾自衞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是也，合诗与乐言之也。
歌唱的是诗，敲击、拍打、吹奏的是乐器，合起来称为乐。相对于诗来说，所谓的乐就是八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所谓“兴起于诗，立足于礼，完成于乐”，这是把诗和乐分开来说。如果专门说乐，那么诗就包含在其中。孔子说“我从卫国回到鲁国，然后音乐才得到整理，《雅》和《颂》各归其位”，这是把诗和乐合起来说的。
乡饮酒礼，工四人二瑟。注，二瑟二人鼓瑟。则二人歌也。古人琴瑟之用皆与歌并奏，故有一人歌一人鼓瑟者。若汉文帝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是也。[22]亦有自鼓而自歌。孔子之取瑟而歌是也。若乃衞灵公听新声于濮水之上，而使师延写之，则但有曲而无歌。此后世徒琴之所由兴也。
《乡饮酒礼》记载，乐工四人，用两张瑟。注释说，两张瑟由两人弹奏。那么另外两人就是唱歌的。古人使用琴瑟，都是与歌唱一起演奏的，所以有一个人唱歌、一个人弹瑟的情况。比如汉文帝让慎夫人弹瑟，文帝自己靠着瑟唱歌，就是如此。[22] 也有自己弹奏自己唱歌的。孔子拿起瑟来唱歌，就是如此。至于卫灵公在濮水边听到新曲，让师延记录下来，那就只有曲调而没有歌词。这就是后世徒琴（无歌词的琴曲）兴起的缘由。
言诗者大率以声音为末艺，不知古人之学自六艺始。孔子以游艺为学之成。后人之学好高，以此为瞽师乐工之事，遂使三代之音不存于两京，两京之音不存于六代，而声音之学遂为当今之绝艺。
谈论诗的人大多把声音当作末流技艺，不知道古人的学问是从六艺开始的。孔子把“游于艺”作为学问的完成。后人的学问好高骛远，把这当作盲人乐师和乐工的事情，于是使得夏、商、周三代的音乐没有保存在两汉，两汉的音乐没有保存在六朝，而声音的学问就成了当今绝迹的技艺。
七月流火，天文也，相其阴阳地理也。四矢反兮，射也。两骖如舞，御也。止戈为武，皿虫为蛊，书也。干乘三去，亥有二首六身，数也。古之时人人知之，而今日遂为绝学。且曰艺而已矣，不知之无害也。此近代之儒所以自文其空疏也。
“七月流火”是天文知识，“相其阴阳”是地理知识。“四矢反兮”是射箭知识，“两骖如舞”是驾车知识。“止戈为武”、“皿虫为蛊”是文字学知识。“干乘三去”、“亥有二首六身”是数学知识。在古代，人人都知道这些，而今天却成了绝学。并且还说这只是技艺罢了，不知道也无害。这就是近代的儒生用来掩饰自己学问空疏的方法。
斗与辰合
斗与辰相合
周礼大司乐注，此据十二辰之斗建与日辰相配合，皆以阳律为之主，阴吕来合之。是以大师云掌六律六同以合阴阳之声。黄钟，子之气也，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纪。大吕，丑之气也，十二月建焉，而辰在玄枵。故奏黄钟歌大吕以祀天神。[23]大蔟，寅之气也，正月建焉，而辰在娵訾。应钟，亥之气也，十月建焉，而辰在析木，故奏大蔟，歌应钟，以祀地祗。[24]姑洗，辰之气也，三月建焉，而辰在大梁。南吕，酉之气也，八月建焉，而辰在寿星。故奏姑洗，歌南吕以祀四望。[25]蕤宾，午之气也，五月建焉，而辰在鹑首。林钟，未之气也，六月建焉，而辰在鹑火。故奏蕤宾歌函钟[26]以祭山川。[27]仲吕，己之气也，四月建焉，而辰在实沈。夷则，申之气也，七月建焉，而辰在鹑尾。故奏夷则歌小吕[28]以享先妣。[29]夹钟，卯之气也，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娄。无射，戌之气也，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故奏无射歌夹钟，以享先祖。[30]太玄经所谓斗振天而进，日违天而退，先王作乐以象天地，其必有以合之矣。
《周礼·大司乐》的注释说，这是根据十二辰的斗建（北斗所指的方位）与日辰相配合，都以阳律为主，阴吕来配合它。所以大师说掌管六律六同来调和阴阳之声。黄钟是子月的气，十一月斗建在子，而日辰在星纪。大吕是丑月的气，十二月斗建在丑，而日辰在玄枵。所以演奏黄钟、歌唱大吕来祭祀天神。[23] 大蔟是寅月的气，正月斗建在寅，而日辰在娵訾。应钟是亥月的气，十月斗建在亥，而日辰在析木。所以演奏大蔟、歌唱应钟来祭祀地祇。[24] 姑洗是辰月的气，三月斗建在辰，而日辰在大梁。南吕是酉月的气，八月斗建在酉，而日辰在寿星。所以演奏姑洗、歌唱南吕来祭祀四望（名山大川）。[25] 蕤宾是午月的气，五月斗建在午，而日辰在鹑首。林钟是未月的气，六月斗建在未，而日辰在鹑火。所以演奏蕤宾、歌唱函钟（即林钟）来祭祀山川。[27] 仲吕是巳月的气，四月斗建在巳，而日辰在实沈。夷则是申月的气，七月斗建在申，而日辰在鹑尾。所以演奏夷则、歌唱小吕（即仲吕）来祭祀先妣。[29] 夹钟是卯月的气，二月斗建在卯，而日辰在降娄。无射是戌月的气，九月斗建在戌，而日辰在大火。所以演奏无射、歌唱夹钟来祭祀先祖。[30] 《太玄经》所说的北斗带动天体前进，太阳则逆着天体后退，先王制作音乐来象征天地，必定有办法使它们相合。
凶声
凶声
凡建国禁其淫声过声凶声慢声。凶声如殷纣好为北鄙之声，所谓亢厉而微末，以象杀伐之气者也。注谓亡国之声，若桑间濮上。此则一淫声已该之矣。
凡是建立国家，要禁止淫邪的声音、过分的声音、凶险的声音、怠慢的声音。凶声，比如殷纣王喜好北鄙的声音，就是所谓高亢激烈而细微末节，用以象征杀伐之气的。注释说这是亡国的声音，比如桑间濮上之音。其实一个“淫声”就已经概括了这些。
八音
八音
大师
大师
先王之制乐也，具五行之气。夫水火不可得而用也。故寓火于金，寓水于石。凫氏为钟，火之至也。泗滨浮磬，水之精也。[31]用天地之情以制器，是以五行备而八音谐矣。
先王制作音乐，具备了五行的气。水和火不能直接拿来使用。所以把火寄托在金属中，把水寄托在石头中。凫氏制作钟，是火气的极致。泗水边出产的浮磬，是水气的精华。[31] 利用天地间的物性来制作乐器，因此五行完备而八音和谐了。
土鼓乐之始也，陶匏祭之大也。二者之音非以悦耳，存其质也。国语伶州鸠曰，匏竹利制。又曰匏以宣之，瓦以赞之。今之大乐久无匏土二音。[32]而八音但有其六矣。熊氏谓匏音而亡清廉忠敬者之不多见。吾有感于其言。[33]
土鼓是音乐的开始，陶匏（陶制和匏制的祭器）是祭祀中的重要器物。这两种乐器的声音不是为了悦耳，而是保存其质朴的本质。《国语》中伶州鸠说，匏和竹便于制作乐器。又说匏用来宣发声气，瓦（陶器）用来辅助它。现在的太乐（宫廷音乐）中很久没有匏和土这两种音了。[32] 所以八音只剩下六种了。熊氏说，匏音消失后，清廉、忠敬这类品格的人也不多见了。我对他的话深有感触。[33]
用火
用火
司爟
司爟
有明火有国火，明火以阳燧取之于日，[34]近于天也。故卜于祭用之。[35]国火取之五行之木，[36]近于人也，故烹饪用之。
有明火和国火。明火是用阳燧从太阳那里取来的，[34] 接近于天，所以占卜和祭祀时用它。[35] 国火是从五行所属的树木中取来的，[36] 接近于人事，所以烹饪时用它。
古人用火必取之于木，而复有四时五行之变。素问黄帝言壮火散气，少火生气，季春出火，贵其新者少火之义也。今人一切取之于石，其性猛烈而不宜人；疾疢之多，年寿之减，有自来矣！[37]
古人用火一定从树木中取火，并且还有四季五行的变化。《素问》中黄帝说，壮火会耗散元气，少火能滋生元气。季春时节取出火来，看重的是新火，这就是少火的道理。现在的人一切用火都从石头中取得，石火的性情猛烈而不适合人体；疾病增多，寿命减少，是有原因的！[37]
邵氏学史曰，古有火正之官。语曰，钻燧改火，此政之大者也。所谓光融天下者于是乎在。[38]周礼司烜氏所掌，及春秋宋衞陈郑所纪者，政皆在焉。今治水之官犹夫古也，而火独缺焉。饮知择水而烹不择火，以祭以养谓之备物，可乎？或曰庭燎则有司矣。虽然此火之末也。
邵氏《学史》说，古代有火正这个官职。俗话说，钻燧改火，这是政事中的大事。所谓光照天下、融和万物的作用就在这里。[38] 《周礼》中司烜氏所掌管的，以及《春秋》中宋、卫、陈、郑等国所记载的，这些政事都在其中。现在管理水的官员还和古代一样，唯独火政缺失了。人们饮水知道选择水源，但烹饪却不选择火源，用来祭祀和奉养，能说是完备吗？有人说，庭燎（大烛）有专门的官员管理。虽然如此，但这只是火政的末节。
涖戮于社
在社主前执行杀戮
大司寇大军旅涖戮于社。注，社谓社主在军者也。书甘誓，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孔安国云，天子亲征必载迁庙之祖主及社主行。有功则赏祖主前，示不专也。不用命奔北者，则戮之于社主前。社主阴，阴主杀，亲祖严社之义也。记曰，社所以神地之道，意古人以社为阴主，若其司刑杀之柄者。故祭胜国之社则士师为之尸。而王莽之将亡，赦城中囚徒授兵，杀豨饮其血。曰有不为新室者，社鬼记之。宋襄公季平子皆用人于社。而亡曹之梦亦曰立于社宫。宰我战栗之对，有自来矣。
大司寇在大的军事行动中，在社主前执行杀戮。注释说，社指的是军中供奉的社主。《尚书·甘誓》说，服从命令的在祖主前赏赐，不服从命令的在社主前杀戮。孔安国说，天子亲自出征，必定要载着迁庙的祖主和社主同行。有功的就在祖主前赏赐，表示不专断。不服从命令、逃跑的，就在社主前杀戮。社主属阴，阴主杀伐，这是亲近祖主、严敬社主的意义。《礼记》说，社是用来神化大地之道的。想来古人把社当作阴间的主宰，如同掌管刑杀大权的神。所以祭祀被灭亡国家的社时，由士师担任尸（代表受祭者）。王莽将要灭亡时，赦免城中的囚徒，发给他们兵器，杀猪饮血，说：“有不为新朝效力的，社鬼会记下他。”宋襄公、季平子都曾用人祭社。而曹国灭亡的梦中，也说“站在社宫中”。宰我关于“战栗”的回答，是有来历的。
邦朋
邦朋（结党营私）
士师掌士之八成，七曰为邦朋。太公对武王，民有十大，而曰民有百里之誉，千里之交，六大也。又曰一家害一里，一里害诸侯，诸侯害天下。嗟乎！此太公之所以诛华士也。世衰道微，王纲弛于上，而私党植于下，故箕子之陈洪范，必皇建其有极，而后庶民人无淫朋比德。
士师掌管士的八种定罪法，第七条是“为邦朋”（结党营私）。姜太公回答武王说，民众有十种大的情况，其中说“民众有百里之内的声誉，千里之内的交游”，这是第六种大情况。又说“一家危害一里，一里危害诸侯，诸侯危害天下”。唉！这就是姜太公之所以要诛杀华士的原因。世道衰微，王道纲纪在上位松弛，而私人党羽在下位培植，所以箕子陈述《洪范》时，必定要强调君王建立大中至正的标准，然后民众才不会陷入淫邪的朋党和比附的行为。
易泰之九二曰朋亡。涣之六四曰涣其群，元吉。庄子，文王寓政于臧丈人，而列士坏植散群。
《易经》泰卦的九二爻辞说“朋亡”（不结党）。涣卦的六四爻辞说“涣其群”（解散其朋党），大吉。《庄子》说，周文王将政事托付给臧丈人，于是士人们解散了朋党、散去了群体。
荀悦论曰，言论者计薄厚而吐辞，选举者度亲疎而举笔。苞苴盈于门庭。聘问交于道路，书记繁于公文，私务众于官事，世之弊也。古今同之，可为太息者此矣！
荀悦评论说：发表言论的人，先衡量关系的亲疏厚薄才开口；选拔举荐的人，先揣度关系的亲疏才下笔。贿赂的礼物堆满了门庭，问候的书信在路上交错，私人信件比公文还多，私事比公事还繁忙，这是世道的弊端。古今都一样，最令人叹息的就是这个了！
王公六职之一
王公是六种官职之一
坐而论道，谓之王公，王亦为六职之一也。未有无事而为人君者。故曰天子一位。
坐着讨论治国之道，称为王公，王也是六种官职之一。没有无所事事而做君主的人。所以说天子也是一个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