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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制第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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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制第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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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曰：「不患贫而患不均。」故有所积重，则有所空虚矣。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圣者则于众人之情，见乱之所从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今世弃其度制，而各从其欲，欲无所穷，而俗得自恣，其势无极，大人病不足于上，而小民羸瘠于下，则富者愈贪利而不肯为义，贫者日犯禁而不可得止，是世之所以难治也。
孔子说：“不担心贫穷，而担心财富分配不均。”所以，如果财富过度集中在某些人手中，就必然会有另一些人陷入匮乏。非常富有的人容易骄横，非常贫穷的人容易忧愁，忧愁就会去偷盗，骄横就会去行凶，这是人之常情。圣人从这些常情中，看到了祸乱产生的根源，因此制定人伦规范，区分上下等级，让富人足以显示尊贵而不至于骄横，穷人足以维持生计而不至于忧愁，以此为标准来调节均衡财富。这样，财富就不会匮乏，上下也能相安无事，所以国家容易治理。如今，世人抛弃了这种制度，各自放纵自己的欲望，欲望没有穷尽，风俗也任其自流，这种趋势没有止境。在上位的大人物苦于财富不足，在下位的小百姓则瘦弱不堪，于是富人更加贪图利益而不肯行义，穷人天天触犯禁令而无法制止，这就是世道难以治理的原因。
孔子曰：「君子不尽利以遗民。」诗云：「彼其遗秉，此有不歛穧，伊寡妇之利。」故君子仕则不稼，田则不渔，食时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诗曰：「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德音莫违，及尔同死。」以此防民，民犹忘义而争利，以亡其身。天不重与，有角不得有上齿，故已有大者，不得有小者，天数也。夫已有大者，又兼小者，天不能足之，况人乎！故明圣者象天所为为制度，使诸有大奉禄，皆亦不得兼小利、与民争利业，乃天理也。
孔子说：“君子不把利益全部占尽，要留一些给百姓。”《诗经》说：“那里有遗落的禾把，这里有未收的禾穗，这是给寡妇谋生的利益。”所以，君子做官就不种田，种田就不打鱼，按时令饮食而不追求珍奇，大夫不坐羊皮垫，士人不坐狗皮垫。《诗经》说：“采蔓菁，采萝卜，不要因为根部不好就丢弃，美好的名声不要违背，与你同生共死。”用这些来防范百姓，百姓尚且会忘记道义而争夺利益，以致丧命。上天不会重复赐予，有角的动物就没有上齿，所以已经拥有大的，就不能再拥有小的，这是自然的规律。如果已经拥有大的，又兼有小的，上天都不能满足他，何况是人呢！所以，明智的圣人效法上天的作为来制定制度，让那些享有丰厚俸禄的人，也不能再兼取小利、与百姓争夺利益，这才是天理。
凡百乱之源，皆出嫌疑纤微，以渐寖稍长，至于大。圣人章其疑者，别其微者，绝其纤者，不得嫌，以蚤防之。圣人之道，众隄防之类也，谓之度制，谓之礼节，故贵贱有等，衣服有制，朝廷有位，乡党有序，则民有所让而不敢争，所以一之也。书曰：「轝服有庸，谁敢弗让，敢不敬应？」此之谓也。
所有祸乱的根源，都出自于细微的嫌疑之处，逐渐滋长蔓延，最终酿成大乱。圣人揭示那些可疑之处，辨别那些细微之处，杜绝那些纤毫之弊，不让嫌疑产生，以便及早防范。圣人的道，就像各种堤防一样，称之为制度，称之为礼节。所以，贵贱有等级，衣服有规制，朝廷有爵位，乡里有秩序，这样百姓就会有所谦让而不敢争夺，这是用来统一社会秩序的方法。《尚书》说：“车服有常制，谁敢不谦让？谁敢不恭敬地响应？”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凡衣裳之生也，为盖形煖身也，然而染五采、饰文章者，非以为益冗肤血气之情也，将以贵贵尊贤，而明别上下之伦，使教前行，使化易成，为治为之也。若去其度制，使人人从其欲，快其意，以逐无穷，是大乱人伦而靡斯财用也，失文采所遂生之意矣。上下之伦不别，其势不能相治，故苦乱也；嗜欲之物无限，其势不能相足，故苦贫也。今欲以乱为治，以贫为富，非反之制度不可。古者天子衣文，诸侯不以燕，大夫衣𬘯，士不以燕，庶人衣缦，此其大略也。
衣服的产生，本来是为了遮蔽身体、保暖御寒，然而染上五彩、绣上花纹，并不是为了增加皮肤血气的功能，而是为了尊崇贵人、敬重贤者，明确区分上下等级，使教化得以推行，使风俗易于形成，这是为了治理国家而做的。如果去掉这些制度，让每个人都放纵自己的欲望，随心所欲，去追逐无穷的享乐，这就会严重扰乱人伦秩序，浪费财物，失去了文采产生的本意。上下等级不加区分，这种局面下就无法相互治理，所以会苦于混乱；嗜好和欲望没有限制，这种局面下就无法相互满足，所以会苦于贫穷。如今想要把混乱治理好，把贫穷变成富裕，不恢复制度是不行的。古代天子穿有花纹的衣服，诸侯在闲居时不穿；大夫穿有花纹的衣服，士人在闲居时不穿；平民穿没有花纹的衣服。这就是大致的规制。
爵国第二十八
爵国第二十八
春秋曰：「会宰周公。」又曰：「公会齐侯、宋公、郑伯、许男、滕子。」又曰：「初献六羽。」传曰：「天子三公称公，王者之后称公，其余大国称侯，小国称伯、子、男。」凡五等，故周爵五等，士三品，文多而实少；春秋三等，合伯、子、男为一爵，士二品，文少而实多。春秋曰：「荆。」传曰：「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凡四等，命曰附庸，三代共之。然则其地列奈何？曰：天子邦圻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春秋曰：「宰周公。」传曰：「天子三公。」「祭伯来。」传曰：「天子大夫。」「宰渠伯纠。」传曰：「下大夫。」「石尚。」传曰：「天子之士也。」「王人。」传曰：「微者，谓下士也。」凡五等。春秋曰：「作三军。」传曰：「何以书？讥，何讥尔？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凡四等，小国之大夫与次国下卿同，次国大夫与大国下卿同，大国下大夫与天子下士同，二十四等，禄八差，有大功德者受大爵土，功德小者受小爵土，大材者执大官位，小材者受小官位，如其能宣，治之至也。故万人者曰英，千人者曰俊，百人者曰杰，十人者曰豪，豪杰俊英不相陵，故治天下如视诸掌上。其数何法以然？曰：天子分左右五等，三百六十三人，法天一岁之数，五时色之象也；通佐十上卿与下卿，而二百二十人，天庭之象也；倍诸侯之数也。诸侯之外佐四等，百二十人，法四时六甲之数也；通佐五与下，而六十人，法日辰之数也。佐之必三三而相复何？曰：时三月而成，大辰三而成象。诸侯之爵或五何？法天地之数也，五官亦然。然则立置有司分指数奈何？曰：诸侯，大国四军，古之制也，其一军以奉公家也。凡口军三者何？曰：大国十六万口，而立口军三。何以言之？曰：以井田准数之，方里而一井，一井而九百亩而立口，方里八家，一家百亩，以食五口，上农夫耕百亩，食九口，次八人，次七人，次六人，次五人，多寡相补，率百亩而三口，方里而二十四口，方里者十，得二百四十口，方十里为方里者百，得二千四百口，方百里为方里者万，得二十四万口，法三分而除其一，城池、郭邑、屋室、闾巷、街路市、官府、园囿、萎�、台沼、椽采，得良田方十里者六十六，与方里六十六，定率得十六万口，三分之，则各五万三千三百三十三口，为大国口军三，此公侯也。天子地方千里，为方百里者百，亦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百里者六十六，与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千六百万口，九分之，各得百七十七万七千七百七十七口，为京口军九，三京口军以奉王家。故天子立一后，一世夫人。中左右夫人、四姬、三良人，立一世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二百四十三下士，有七上卿、二十一下卿、六十三元士、百二十九下士。王后置一大傅大母、三伯、三丞、世夫人、四姬、三良人、各有师傅。世子一人太傅三傅、三率三少。士入仕宿卫天子者，比下士，下士者如上士之下数。王后御卫者，上下御各五人，世夫人、中左右夫人、四姬、上下御各五人，三良人各五人，世子妃姬及士卫者，如公侯之制。王后傅、上下史五人，三伯、上下史各五人，少伯、史各五人。世子太傅、上下史各五人，少傅、亦各五人，三率三下率亦各五人。三公、上下史各五人；卿、上下史各五人；大夫、上下史各五人；元士、上下史各五人；上下卿、上下士之史、上下亦各五人；卿、大夫、元士、臣各三人。故公侯方百里，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六十六，与方里六十六，定率得十六万口，三分之，为大国口军三，而立大国。一夫人、一世妇、左右妇、三姬、二良人，立一世子、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上士、八十一下士、亦有五通大夫、立上下士。上卿位比天子之元士，今八百石，下卿六百石，上士四百石，下士三百石。夫人一傅母、三伯、三丞、世妇、左右妇、三姬、二良人、各有师保。世子、一上傅丞。士宿卫公者，比公者，比上卿者，有三人，下卿六人，比上下士者，如上下之数。夫人卫御者、上下御各五人，世妇、左右妇、上下御各五人，二卿、御各五人。世子上傅、上下史各五人，丞、史各五人，三卿、九大夫、上士、史各五人，下士、史各五人，通大夫、士、上下史各五人，卿、臣二人，此公侯之制也。公侯贤者为州方伯，锡斧钺，置虎贲百人，故伯七十里，七十四十九，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二十八，与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十万九千二百一十二口，为次国口军三，而立次国。一夫人、世妇、左右妇、三良人、二孺子；立一世子、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上士、八十一下士，与五通大夫、五上士、十五下士；其上卿位比大国之下卿，今六百石，下卿四百石，上士三百石，下士二百石。夫人一傅母、三伯、三丞、世妇、左右妇、三良人、二御人、各有师保。世子、一上下傅，士宿卫公者，比上卿者三人，下卿六人，比上下士，如上下之数。夫人御卫者、上下御各五人，世妇、左右妇、上下御各五人，二御、各五人。世子上傅、上下史各五人，丞、史各五人，三卿、九大夫、上下史各五人，下士、史各五人，通大夫、上下史各五人，卿、臣二人。故子男方五十里，五五二十五，为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四万口，为小国口军三，而立小国。夫人、世妇、左右妇、三良人、二孺子，立一世子、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上士、八十一下士、与五通大夫、五上士、十五下士，其上卿比次国之下卿，今四百石，下卿三百石，上士二百石，下士百石。夫人一傅母、三伯、三丞、世妇、左右妇、三良人、一御人、各有师保。世子、一上下傅，士宿卫公者、比上卿者三人，下卿六人。夫人御卫者、上下御各五人，世妇、左右妇、上下御各五人，二御人、各五人。世子上傅、上下史各五人，三卿、九大夫、上下史各五人，士、各五人，通大夫、上下史亦各五人，卿、臣二人，此周制也。春秋、合伯子男为一等，故附庸字者、地方三十里，三三而九，三分而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六，定率得一万四千四百口，为口师三。而立一宗妇、二妾，一世子、宰丕、丞一、士一、秩士五人。宰视子男下卿，今三百石。宗妇有师保，御者三人，妾各二人。世子一傅，士宿卫君者比上卿，下卿一人，上下各如其数。世子傅、上下史各五人，下良五。称名善者、地方半字君之地，九半，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三，定率得七千二百口。一世子宰，今二百石，下四半三半二十五。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一，与方里者五，定率得三千六百口，一世子宰，今百石，史五人，宗妇、仕卫、世子臣。
《春秋》记载：“会见宰周公。”又说：“鲁公会见齐侯、宋公、郑伯、许男、滕子。”又说：“初次进献六羽之舞。”传文解释说：“天子的三公称为‘公’，前代王者的后裔称为‘公’，其余的大国诸侯称为‘侯’，小国诸侯称为‘伯’、‘子’、‘男’。”总共有五等爵位。因此周朝的爵位有五等，士人有三个品级，名目繁多而实际内容较少；《春秋》的爵位只有三等，把伯、子、男合并为一个爵位，士人只有两个品级，名目较少而实际内容较多。《春秋》记载：“荆。”传文解释说：“称‘氏’不如称‘人’，称‘人’不如称‘名’，称‘名’不如称‘字’。”总共有四个等级，称为“附庸”，夏、商、周三代都沿用这个制度。那么这些附庸的封地大小如何划分呢？回答说：天子的王畿方圆千里，公、侯的封地方圆百里，伯的封地方圆七十里，子、男的封地方圆五十里，附庸的封地：有“字”的方圆三十里，有“名”的方圆二十里，有“人氏”的方圆十五里。《春秋》记载：“宰周公。”传文解释说：“这是天子的三公。”又记载：“祭伯来。”传文解释说：“这是天子的大夫。”又记载：“宰渠伯纠。”传文解释说：“这是天子的下大夫。”又记载：“石尚。”传文解释说：“这是天子的士。”又记载：“王人。”传文解释说：“这是地位低微的人，指下士。”总共有五个等级。《春秋》记载：“组建三军。”传文解释说：“为什么记载？是为了讥讽。讥讽什么呢？古代有上卿、下卿，上士、下士。”总共有四个等级。小国的大夫与次国的下卿地位相同，次国的大夫与大国下卿地位相同，大国的下大夫与天子的下士地位相同。这样共有二十四个等级，俸禄有八个差别。有大功德的人接受大的爵位和封地，功德小的人接受小的爵位和封地；有大才能的人担任大的官位，小才能的人接受小的官位，按照他们的能力来任用，这是治理国家的最高境界。所以能领导万人的称为“英”，能领导千人的称为“俊”，能领导百人的称为“杰”，能领导十人的称为“豪”。豪杰俊英之间不互相欺凌，所以治理天下就像看手掌上的东西一样清楚。这些数字是效法什么而如此呢？回答说：天子分左右五等，共三百六十三人，效法天上一年的数字，以及五时颜色的象征；通佐有十位上卿和下卿，共二百二十人，这是天庭的象征；这是诸侯数量的两倍。诸侯的外佐有四个等级，共一百二十人，效法四季和六甲的数字；通佐有五等和下等，共六十人，效法日辰的数字。辅佐一定要以三三相互循环，这是为什么？回答说：一个季节三个月才完成，大辰（星宿）三个才形成天象。诸侯的爵位有的有五种，这是为什么？效法天地的数字，五官也是如此。那么设立官府、分配官职的具体数量是怎样的呢？回答说：诸侯中，大国拥有四军，这是古代的制度，其中一军用来供奉公室。所谓“口军三”是什么意思？回答说：大国人口十六万，设立三个“口军”。为什么这样说？回答说：用井田制度来推算，方圆一里为一井，一井有九百亩土地，用来养活人口。方圆一里有八家，每家一百亩，用来养活五口人。上等农夫耕种一百亩，能养活九口人；次等的养活八人；再次的养活七人；再次的养活六人；再次的养活五人。多少互相补充，平均每一百亩养活三口人，方圆一里养活二十四口人。方圆十里有一百个方圆一里，能养活二千四百口人。方圆百里有一万个方圆一里，能养活二十四万口人。按照比例，除去三分之一（用于城池、城郭、邑镇、房屋、里巷、街道、市场、官府、园林、苑囿、水塘、台榭、沼泽、木材采集等），得到良田方圆十里的六十六个，加上方圆一里的六十六个，按比例得到十六万口人。将十六万分为三份，每份五万三千三百三十三口人，这就是大国的三个“口军”，这是公侯的标准。天子的王畿方圆千里，有方圆百里的土地一百个，也除去三分之一，得到良田方圆百里的六十六个，加上方圆十里的六十六个，按比例得到一千六百万口人。将一千六百万分为九份，每份一百七十七万七千七百七十七口人，这就是京城的九个“口军”，其中三个京口军用来供奉王室。所以天子设立一位王后、一位世夫人、中左右夫人、四位姬、三位良人，设立一位世子、三公、九卿、二十七位大夫、八十一位元士、二百四十三位下士，还有七位上卿、二十一位下卿、六十三位元士、一百二十九位下士。王后设置一位太傅、一位太母、三位伯、三位丞，世夫人、四位姬、三位良人各有师傅。世子有一位太傅、三位傅、三位率、三位少。士人入仕担任天子宿卫的，比照下士，下士的人数如上士之下的数量。王后的御卫人员，上下御各五人；世夫人、中左右夫人、四位姬的上下御各五人；三位良人各五人；世子的妃、姬以及士卫人员，按照公侯的制度。王后的傅、上下史各五人；三位伯的上下史各五人；少伯的史各五人。世子的太傅、上下史各五人；少傅也各五人；三位率、三位下率也各五人。三公的上下史各五人；卿的上下史各五人；大夫的上下史各五人；元士的上下史各五人；上下卿、上下士的史，上下也各五人；卿、大夫、元士的臣各三人。所以公侯的封地方圆百里，除去三分之一，得到良田方圆十里的六十六个，加上方圆一里的六十六个，按比例得到十六万口人，分为三份，作为大国的三个“口军”，从而建立大国。大国设立一位夫人、一位世妇、左右妇、三位姬、二位良人，设立一位世子、三位卿、九位大夫、二十七位上士、八十一位下士，还有五位通大夫，设立上下士。上卿的地位比照天子的元士，俸禄为八百石；下卿六百石；上士四百石；下士三百石。夫人有一位傅母、三位伯、三位丞，世妇、左右妇、三位姬、二位良人各有师保。世子有一位上傅丞。士人担任公的宿卫，比照公的，比照上卿的有三人，下卿六人，比照上下士的，按照上下的人数。夫人的卫御人员，上下御各五人；世妇、左右妇的上下御各五人；二位卿的御各五人。世子的上傅、上下史各五人；丞、史各五人；三位卿、九位大夫、上士的史各五人；下士的史各五人；通大夫、士的上下史各五人；卿的臣二人。这是公侯的制度。公侯中贤能的人担任一州的方伯，赐予斧钺，设置虎贲一百人。所以伯的封地方圆七十里，七十乘以七十等于四千九百，除去三分之一，得到良田方圆十里的二十八个，加上方圆十里的六十六个，按比例得到十万九千二百一十二口人，作为次国的三个“口军”，从而建立次国。次国设立一位夫人、世妇、左右妇、三位良人、二位孺子；设立一位世子、三位卿、九位大夫、二十七位上士、八十一位下士，以及五位通大夫、五位上士、十五位下士；其上卿的地位比照大国的下卿，俸禄为六百石；下卿四百石；上士三百石；下士二百石。夫人有一位傅母、三位伯、三位丞，世妇、左右妇、三位良人、二位御人各有师保。世子有一位上下傅。士人担任公的宿卫，比照上卿的有三人，下卿六人，比照上下士的，按照上下的人数。夫人的御卫人员，上下御各五人；世妇、左右妇的上下御各五人；二位御各五人。世子的上傅、上下史各五人；丞、史各五人；三位卿、九位大夫的上下史各五人；下士的史各五人；通大夫的上下史各五人；卿的臣二人。所以子男的封地方圆五十里，五十乘以五十等于二千五百，得到良田方圆十里的六十六个，按比例得到四万口人，作为小国的三个“口军”，从而建立小国。小国设立一位夫人、世妇、左右妇、三位良人、二位孺子，设立一位世子、三位卿、九位大夫、二十七位上士、八十一位下士，以及五位通大夫、五位上士、十五位下士；其上卿比照次国的下卿，俸禄为四百石；下卿三百石；上士二百石；下士一百石。夫人有一位傅母、三位伯、三位丞，世妇、左右妇、三位良人、一位御人各有师保。世子有一位上下傅。士人担任公的宿卫，比照上卿的有三人，下卿六人。夫人的御卫人员，上下御各五人；世妇、左右妇的上下御各五人；二位御人各五人。世子的上傅、上下史各五人；三位卿、九位大夫的上下史各五人；士各五人；通大夫的上下史也各五人；卿的臣二人。这是周朝的制度。《春秋》把伯、子、男合并为一个等级，所以附庸中有“字”的，封地方圆三十里，三十乘以三十等于九百，除去三分之一，得到良田方圆十里的六个，按比例得到一万四千四百口人，作为三个“口师”。从而设立一位宗妇、二位妾、一位世子、一位宰、一位丞、一位士、五位秩士。宰的地位比照子男的下卿，俸禄为三百石。宗妇有师保，御者三人，妾各二人。世子有一位傅。士人担任国君的宿卫，比照上卿，下卿一人，上下各按照其数量。世子的傅、上下史各五人，下良五人。有“名”且声誉好的附庸，封地是“字”君封地的一半，即方圆十五里，十五乘以十五等于二百二十五，除去三分之一，得到良田方圆十里的三个，按比例得到七千二百口人。设立一位世子宰，俸禄为二百石。再下一等，封地是“名”君封地的一半，即方圆七里半，七点五乘以七点五等于五十六点二五，除去三分之一，得到良田方圆一里的一个，加上方圆一里的五个，按比例得到三千六百口人。设立一位世子宰，俸禄为一百石，史五人，以及宗妇、仕卫、世子臣。
仁义法第二十九
仁义法第二十九
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故仁之为言人也，义之为言我也，言名以别矣。仁之于人，义之于我者，不可不察也，众人不察，乃反以仁自裕，而以义设人，诡其处而逆其理，鲜不乱矣。是故人莫欲乱，而大抵常乱，凡以暗于人我之分，而不省仁义之所在也。是故春秋为仁义法，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予为义；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昔者，晋灵公杀膳宰以淑饮食，弹大夫以娱其意，非不厚自爱也，然而不得为淑人者，不爱人也。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谓仁！仁者，爱人之名也，嶲传无大之之辞，自为追，则善其所恤远也；兵已加焉，乃往救之，则弗美；未至，豫备之，则美之，善其救害之先也。夫救蚤而先之，则害无由起，而天下无害矣。然则观物之动，而先觉其萌，绝乱塞害于将然而未形之时，春秋之志也，其明至矣，非尧舜之智，知礼之本，庸能当此；故救害而先，知之明也，公之所恤远，而春秋美之，详其美恤远之意，则天地之间，然后快其仁矣，非三王之德，选贤之精，庸能如此。是以知明先，以仁厚远，远而愈贤，近而愈不肖者，爱也，故王者爱及四夷，霸者爱及诸侯，安者爱及封内，危者爱及旁侧，亡者爱及独身，独身者，虽立天子诸侯之位，一夫之人耳，无臣民之用矣，如此者，莫之亡而自亡也。春秋不言伐梁者，而言梁亡，盖爱独及其身者也，故曰：仁者爱人，不在爱我，此其法也。义云者，非谓正人，谓正我，虽有乱世枉上，莫不欲正人，奚谓义！昔者，楚灵王讨陈蔡之贼，齐桓公执袁涛涂之罪，非不能正人也，然而春秋弗予，不得为义者，我不正也；阖庐能正楚蔡之难矣，而春秋夺之义辞，以其身不正也；潞子之于诸侯，无所能正，春秋予之有义，其身正也；趋而利也，故曰：义在正我，不在正人，此其法也。夫我无之而求诸人，我有之而诽诸人，人之所不能受也，其理逆矣，何可谓义！义者，谓宜在我者，宜在我者，而后可以称义，故言义者，合我与宜以为一言，以此操之，义之为言我也，故曰：有为而得义者，谓之自得，有为而失义者，谓之自失；人好义者，谓之自好，人不好义者，谓之不自好；以此参之，义我也明矣。是义与仁殊，仁谓往，义谓来；仁大远，义大近；爱在人，谓之仁，义在我，谓之义；仁主人，义主我也；故曰：仁者，人也，义者，我也，此之谓也。君子求仁义之别，以纪人我之间，然后辨乎内外之分，而著于顺逆之处也，是故内治反理以正身，据礼以劝福，外治推恩以广施，宽制以容众。孔子谓冉子曰：治民者，先富之而后加教。语樊迟曰：治身者，先难后获。以此之谓治身之与治民所先后者不同焉矣。诗曰：「饮之食之，教之诲之。」先饮食而后教诲，谓治人也；又曰：「坎坎伐辐，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先其事，后其食，谓治身也。春秋刺上之过，而矜下之苦；小恶在外弗举，在我书而诽之；凡此六者，以仁治人，义治我；躬自厚而薄责于外，此之谓也。且论已见之，而人不察，曰：君子攻其恶，不攻人之恶。不攻人之恶，非仁之宽与！自攻其恶，非义之全与！此之谓仁造人，义造我，何以异乎！故自称其恶，谓之情，称人之恶，谓之贼；求诸己，谓之厚，求诸人，谓之薄；自责以备，谓之明，责人以备，谓之惑；是故以自治之节治人，是居上不宽也，以治人之度自治，是为礼不敬也；为礼不敬则伤行，而民弗尊，居上不宽则伤厚，而民弗亲；弗亲则弗信，弗尊则弗敬；二端之政诡于上而僻行之，则诽于下；仁义之处，可无论乎！夫目不视，弗见；心弗论，不得；虽有天下之至味，弗嚼，弗知其旨也；虽有圣人之至道，弗论，不知其义也。
《春秋》所治理的，是人和我；用来治理人和我的，是仁和义；用仁来安定他人，用义来端正自己；所以仁这个字说的是他人，义这个字说的是自己，从名称上就区别开了。仁对于他人，义对于自己，不能不仔细考察。一般人不考察，反而用仁来宽待自己，用义来要求别人，颠倒了位置，违背了道理，很少有不混乱的。所以没有人希望混乱，但大体上常常混乱，都是因为不明白人和我的分别，而不清楚仁义所在的地方。因此《春秋》制定了仁义的法则：仁的法则在于爱他人，不在于爱自己；义的法则在于端正自己，不在于端正别人。我自己不端正，即使能端正别人，也不算是义；别人没有受到他的爱，即使他非常爱自己，也不算是仁。从前，晋灵公杀死膳食官来改善饮食，用弹弓射大夫来娱乐自己，并非不厚爱自己，然而不能称为善良的人，是因为他不爱他人。从爱民开始，下至鸟兽昆虫没有不爱，如果不爱，哪里足以称为仁！仁，是爱他人的名称。记载中没有夸大之辞，自己追溯，就赞美他关怀深远；军队已经加害了，才去救援，就不赞美；还没有到来，预先防备，就赞美他，肯定他提前救灾。救灾提前，那么灾害无从发生，天下就没有灾害了。那么观察事物的动向，预先察觉它的萌芽，在将要发生而未成形时杜绝混乱、堵塞灾害，这是《春秋》的志向，它的明智达到了极点。不是尧舜的智慧，懂得礼的根本，怎么能担当这个？所以提前救灾，是明智的表现。国君关怀深远，而《春秋》赞美他，详细赞美他关怀深远的心意，那么天地之间，然后才为他的仁感到快慰。不是三王的德行，选拔贤能的精妙，怎么能如此？因此明智在于提前，仁德在于深远。疏远的人越贤明，亲近的人越不肖，这是爱的作用。所以王者爱及四方夷族，霸者爱及诸侯，安定的君主爱及封地之内，危险的君主爱及身边近臣，灭亡的君主爱及自身。只爱自身的人，即使处在天子诸侯的位置，也只是孤家寡人罢了，没有臣民可用。像这样的人，没有人使他灭亡而自己灭亡。《春秋》不说“攻打梁国”，而说“梁国灭亡”，大概是因为爱只限于自身。所以说：仁者爱他人，不在于爱自己，这就是它的法则。义这个说法，不是说端正别人，而是说端正自己。即使有乱世和枉曲的君主，没有人不想端正别人，哪里算得上义！从前，楚灵王讨伐陈国蔡国的贼人，齐桓公拘捕袁涛涂治罪，并非不能端正别人，然而《春秋》不给予肯定，不能算作义，是因为我自己不端正。阖庐能平定楚国蔡国的祸难，而《春秋》剥夺他义的称号，是因为他自身不端正。潞子对于诸侯，没有什么能端正的，而《春秋》给予他有义的评价，是因为他自身端正，趋向利益。所以说：义在于端正自己，不在于端正别人，这就是它的法则。我自己没有却要求别人有，我自己有却指责别人有，这是别人不能接受的，道理是违背的，怎么可以称为义！义，说的是适宜于我的东西。适宜于我的，然后才可以称为义。所以谈论义的人，把“我”和“宜”合为一个词。用这个来把握，义这个字说的是自己。所以说：有所作为而得到义的，叫做自得；有所作为而失去义的，叫做自失。人喜好义的，叫做自好；人不喜好义的，叫做不自好。用这些来参证，义属于我，就很明白了。这就是义与仁的不同：仁是向外施与，义是向内要求；仁趋向远大，义趋向切近；爱在他人身上，叫做仁；义在我自己身上，叫做义；仁主于他人，义主于自己。所以说：仁，是他人；义，是自己，就是这个意思。君子寻求仁义的分别，来规范人我之间的关系，然后辨明内外的区分，并显明顺逆的所在。因此对内治理要回归道理来端正自身，依据礼来劝勉福祉；对外治理要推广恩惠来广泛施与，放宽制度来容纳众人。孔子对冉有说：治理民众的人，先使他们富裕，然后加以教化。对樊迟说：修养自身的人，先经历艰难，然后获得收获。这就是说修养自身与治理民众，先后的次序不同。《诗经》说：“给他喝，给他吃，教导他，训诲他。”先饮食后教诲，说的是治理他人。又说：“坎坎伐辐，那个君子啊，不是白吃饭的！”先做事，后吃饭，说的是修养自身。《春秋》指责君主的过错，而怜悯百姓的苦难；小的恶行在别人身上不举发，在自己身上就记载并批评。总共这六点，是用仁治理他人，用义治理自己；严格要求自己而宽松要求别人，就是这个意思。况且论述已经显现出来，而人们不察觉，说：君子攻击自己的恶行，不攻击别人的恶行。不攻击别人的恶行，不是仁的宽厚吗？自己攻击自己的恶行，不是义的完备吗？这就是仁造就他人，义造就自己，有什么不同呢？所以自己陈述自己的恶行，叫做诚实；陈述别人的恶行，叫做贼害。要求自己，叫做厚道；要求别人，叫做刻薄。责备自己完备，叫做明智；责备别人完备，叫做糊涂。因此用自我约束的标准来治理别人，这是居上位不宽厚；用治理别人的标准来约束自己，这是行礼不恭敬。行礼不恭敬就会损害品行，而民众不尊重；居上位不宽厚就会损害厚道，而民众不亲近。不亲近就不信任，不尊重就不恭敬。这两种政治倾向在上位者那里错乱，而行为邪僻，就会在下位受到批评。仁义的所在，怎能不讨论呢！眼睛不看，就看不见；心里不思考，就得不到。即使有天下最好的味道，不咀嚼，就不知道它的美味；即使有圣人的最高道理，不思考，就不知道它的意义。
必仁且智第三十
必仁且智第三十
莫近于仁，莫急于智。不仁而有勇力材能，则狂而操利兵也；不智而辩慧獧给，则迷而乘良马也。故不仁不智而有材能，将以其材能，以辅其邪狂之心，而赞其僻违之行，适足以大其非，而甚其恶耳。其强足以覆过，其御足以犯轴，其慧足以惑愚，其辨足以饰非，其坚足以断辟，其严足以拒谏，此非无材能也，其施之不当，而处之不义也。有否心者，不可藉便埶，其质愚者，不与利器，论之所谓不知人也者，恐不知别此等也。仁而不智，则爱而不别也；智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故仁者所爱人类也，智者所以除其害也。
没有比仁更切近的，没有比智更急迫的。不仁而有勇力才能，就像疯狂的人拿着锋利的兵器；不智而能言善辩、机敏灵巧，就像迷路的人骑着好马。所以不仁不智而有才能，将会用他的才能来助长他邪恶狂妄的心，并助长他邪僻的行为，恰恰足以扩大他的错误，加重他的罪恶。他的强力足以掩盖过错，他的驾驭足以冲撞车轴，他的智慧足以迷惑愚人，他的辩才足以掩饰错误，他的坚定足以违逆法度，他的严厉足以拒绝劝谏。这不是没有才能，而是运用不当，处置不合义。有邪恶之心的人，不能借助便利的权势；本质愚笨的人，不能给予锋利的工具。论说中所说的“不知人”，恐怕就是不知道辨别这些情况。仁而不智，就会爱人而不加辨别；智而不仁，就会知道而不去做。所以仁是用来爱人类的，智是用来消除祸害的。
何谓仁？仁者，憯怛爱人，谨翕不争，好恶敦伦，无伤恶之心，无隐忌之志，无嫉妒之气，无感愁之欲，无险诐之事，无辟违之行，故其心舒，其志平，其气和，其欲节，其事易，其行道，故能平易和理而无争也，如此者，谓之仁。
什么是仁？仁人，是悲痛地爱他人，谨慎收敛不争斗，喜好和厌恶都敦厚合于伦理，没有伤害憎恶的心，没有隐藏忌恨的意图，没有嫉妒的气息，没有感伤愁苦的欲望，没有阴险邪僻的事情，没有乖僻违理的行为。所以他的心舒展，他的志向平和，他的气息和顺，他的欲望有节制，他的事情简易，他行于正道，因此能平易和顺合理而不争斗。像这样的人，就叫做仁。
何谓智？先言而后当。凡人欲舍行为，皆以其智，先规而后为之，其规是者，其所为得其所事，当其行，遂其名，荣其身，故利而无患，福及子孙，德加万民，汤武是也。其规非者，其所为不得其所事，不当其行，不遂其名，辱害及其身，绝世无复，残类灭宗亡国是也。故曰：莫急于智。智者见祸福远，其知利害蚤，物动而知其化，事兴而知其归，见始而知其终，言之而无敢哗，立之而不可废，取之而不可舍，前后不相悖，终始有类，思之而有复，及之而不可厌，其言寡而足，约而喻，简而达，省而具，少而不可益，多而不可损，其动中伦，其言当务，如是者，谓之智。
什么叫做智慧？就是事先预言而后能符合实际。凡是人们想要决定行为，都依靠他们的智慧，先规划然后才去做。如果规划正确，那么他们的所作所为就能达成目标，行为得当，成就名声，荣耀自身，因此有利而无祸患，福泽延及子孙，恩德施加万民，商汤、周武王就是这样的人。如果规划错误，那么他们的所作所为就不能达成目标，行为不当，不能成就名声，耻辱和祸害降临自身，断绝后代无法延续，残害同类、毁灭宗族、亡国就是这样。所以说：没有比智慧更急迫的了。有智慧的人能预见祸福于长远，能及早知道利害，事物一动就能知道它的变化，事情兴起就能知道它的归宿，看见开始就能知道结局，说出话来无人敢喧哗反对，确立起来不可废弃，采取之后不可舍弃，前后不矛盾，始终有秩序，思考之后能反复验证，触及之后不会厌倦，言语虽少却足够，简约而明了，简单而通达，精炼而完备，少得不能再增加，多得不能再减少，行动合乎伦理，言语切合时务，像这样的人，就叫做智慧。
其大略之类，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诗云：「畏天之威。」殆此谓也。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谨案：灾异以见天意，天意有欲也、有不欲也，所欲、所不欲者，人内以自省，宜有惩于心，外以观其事，宜有验于国，故见天意者之于灾异也，畏之而不恶也，以为天欲振吾过，救吾失，故以此报我也。春秋之法，上变古易常，应是而有天灾者，谓幸国。孔子曰：「天之所幸有为不善，而屡极。」楚庄王以天不见灾，地不见孽，则祷之于山川曰：「天其将亡予邪！不说吾过，极吾罪也。」以此观之，天灾之应过而至也，异之显明可畏也，此乃天之所欲救也，春秋之所独幸也，庄王所以祷而请也，圣主贤君尚乐受忠臣之谏，而况受天谴也。
大致说来，天地之间的万物，有不同寻常的变化，叫做“异”，小的叫做“灾”。灾常常先到来，而异随后出现。灾，是上天的谴责；异，是上天的威吓。谴责了还不知道，就用威吓来使人畏惧。《诗经》说：“畏惧上天的威吓。”大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凡是灾异的根源，都产生于国家的过失。国家的过失刚刚萌芽，上天就降下灾害来谴责警告它；谴责警告了，还不知道改变，就显现怪异来惊骇它；惊骇了，还不知道畏惧恐惧，那么祸殃就会到来。由此可以看出天意的仁慈，并不想陷害人。谨慎地考察：灾异是用来显示天意的，天意有想要的、有不想要的。对于想要和不想要的，人应该在内心中自我反省，心中有所警戒；在外观察政事，应在国家中得到验证。所以看到天意的人对于灾异，畏惧它而不厌恶它，认为上天想要振作我的过错，挽救我的失误，因此用这种方式来回应我。《春秋》的法则，对上改变古制、变更常规，相应而有天灾的，称为“幸国”。孔子说：“上天所宠幸的，是做了不善之事而屡次达到极点的人。”楚庄王因为天上不见灾异、地上不见妖孽，就向山川祈祷说：“上天难道要灭亡我吗！不指出我的过错，不让我罪孽达到极点。”由此看来，天灾是应和过失而到来的，异象的明显可畏，这是上天想要挽救的表现，是《春秋》中特别感到庆幸的，也是庄王之所以祈祷请求的原因。圣明的君主、贤德的国君尚且乐于接受忠臣的劝谏，何况接受上天的谴责呢。
春秋繁露。
春秋繁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