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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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
韩非子
难三
难三
鲁穆公问于子思曰：「吾闻庞𥼴氏之子不孝，其行奚如？」子思对曰：「君子尊贤以崇德，举善以观民。若夫过行，是细人之所识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厉伯入见，问庞𥼴氏子，子服厉伯对曰：「其过三。」皆君之所未尝闻。自是之后，君贵子思而贱子服厉伯也。
鲁穆公问子思说：“我听说庞𥼴氏的儿子不孝顺，他的行为怎么样？”子思回答说：“君子尊重贤人来推崇道德，提倡善行来引导百姓。至于那些错误的行为，是小人所关注的，我不知道。”子思出去后，子服厉伯进来拜见，穆公问起庞𥼴氏的儿子，子服厉伯回答说：“他有三个过错。”这些都是穆公从未听说过的。从此以后，穆公看重子思而轻视子服厉伯。
或曰：鲁之公室，三世劫于季氏，不亦宜乎？明君求善而赏之，求奸而诛之，其得之一也。故以善闻之者，以说善同于上者也；以奸闻之者，以恶奸同于上者也，此宜赏誉之所及也。不以奸闻，是异于上而下比周于奸者也，此宜毁罚之所及也。今子思不以过闻而穆公贵之，厉伯以奸闻而穆公贱之。人情皆喜贵而恶贱，故季氏之乱成而不上闻，此鲁君之所以劫也。且此亡王之俗，取、鲁之民所以自美，而穆公独贵之，不亦倒乎？
有人说：鲁国的公室，三代被季氏挟持，不也是应该的吗？英明的君主寻求善行就奖赏它，寻求奸邪就惩罚它，这两者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所以，报告善行的人，是因为喜欢善行与君主一致；报告奸邪的人，是因为憎恶奸邪与君主一致，这些人应该得到奖赏和赞誉。不报告奸邪，就是与君主不同而向下与奸邪勾结，这些人应该受到贬斥和惩罚。现在子思不报告过错而穆公却看重他，厉伯报告奸邪而穆公却轻视他。人之常情都喜欢被看重而厌恶被轻视，所以季氏的叛乱形成而没有人向上报告，这就是鲁君被挟持的原因。况且这种亡国的风气，是邹、鲁之民自我美化的方式，而穆公却偏偏看重它，不也是颠倒了吗？
文公出亡，献公使寺人披功之蒲城，披斩其袪，文公奔翟。惠公即位，又使功之惠窦，不得也。及文公反国，披求见。公曰：「蒲城之役，君令一宿，而汝即至；惠窦之难，君令三宿，而汝一宿，何其速也？」披对曰：「君令不二。除君之恶，惟恐不堪。蒲人、翟人，余何有焉？今公即位，其无蒲、翟乎？且桓公置射钩而相管仲。」君乃见之。
晋文公出逃时，晋献公派寺人披到蒲城攻打他，披斩断了他的衣袖，文公逃到翟国。晋惠公即位后，又派披到惠窦攻打他，没有得手。等到文公回国后，披请求觐见。文公说：“蒲城那次战役，国君命令你一夜赶到，你马上就来了；惠窦那次危难，国君命令你三夜赶到，你一夜就到了，为什么这么快？”披回答说：“国君的命令不能有二心。除掉国君的仇敌，唯恐不能胜任。蒲人、翟人，对我来说算什么？现在您即位了，难道就没有像蒲人、翟人那样的仇敌吗？况且齐桓公曾放下射钩之仇而任用管仲为相。”文公于是接见了他。
或曰：齐、晋绝祀，不亦宜乎？桓公能用管仲之功而忘射钩之怨，文公能听寺人之言而弃斩祛之罪，桓公、文公能容二子者也。后世之君，明不及二公；后世之臣，贤不如二子。不忠之臣以事不明之君，君不知，则有燕操、子罕、田常之贼；知之，则以管仲、寺人自解。君必不诛而自以为有桓、文之德，是臣雠而明不能烛，多假之资，自以为贤而不戒，则虽无后嗣，不亦可乎？且寺人之言也，直饰君令而不贰者，则是贞于君也。死君复生，臣不愧，而后为贞。今惠公朝卒而暮事文公，寺人之不贰何如？
有人说：齐国、晋国断绝祭祀，不也是应该的吗？齐桓公能任用管仲的功劳而忘记射钩的怨恨，晋文公能听从寺人的话而放弃斩袖的罪过，桓公、文公能容忍这两个人。后世的君主，明智不如这两位公；后世的臣子，贤能不如这两个人。不忠诚的臣子侍奉不明智的君主，君主不知道，就会有燕将公孙操、宋国子罕、齐国田常这样的贼子；君主知道了，他们就用管仲、寺人来自我开脱。君主一定不诛杀他们而自以为有桓公、文公的德行，这样臣子成为仇敌而君主明智不能洞察，反而多给了他们资本，自以为贤能而不戒备，那么即使没有后代，不也是应该的吗？况且寺人的话，只是粉饰说“君令不二”，那就是对君主忠诚。旧君死后复生，臣子不感到惭愧，然后才算忠诚。现在惠公早晨去世而晚上就侍奉文公，寺人的“不二”又怎么样呢？
有人给齐桓公设了一个谜语说：“一难，二难，三难，是什么？”桓公不能回答，就告诉管仲。管仲回答说：“一难是亲近优伶而远离士人。二难是离开国都而多次到海边去。三难是君主年老而晚立太子。”桓公说：“好。”于是不择日期就在宗庙里以礼立太子。
或曰：管仲之射隐，不得也。士之用不在近远，而俳优侏儒固人主之所与燕也，则近优而远士而以为治，非其难者也。夫处势而不能用其有，而悖不去国，是以一人之力禁一国。以一人之力禁一国者，少能胜之。明能照远奸而见隐微，必行之令，虽远于海，内必无变。然则去国之海而不劫杀，非其难者也。楚成王置商臣以为太子，又欲置公子职，商臣作难，遂弑成王。公子宰，周太子也，公子根有宠，遂以东州反，分而为两国。此皆非晩置太子之患也。夫分势不二，庶孽卑，宠无藉，虽处大臣，晚置太子可也。然则晚置太子，庶孽不乱，又非其难也。物之所谓难者，必借人成势而勿使侵害己，可谓一难也。贵妾不使二后，二难也。爱孽不使危正适，专听一臣而不敢偶君，此则可谓三难也。
有人说：管仲猜谜语，没有猜对。士人的任用不在于亲近或疏远，而俳优侏儒本来就是君主用来宴乐的人，那么亲近优伶而远离士人并以此治国，并不是真正的难事。身处权势地位而不能运用自己拥有的，却糊涂地不离开国都，这是用一个人的力量来禁止整个国家。用一个人的力量来禁止整个国家，很少能成功。明智能洞察远处的奸邪并看到隐微之处，坚决执行法令，即使远离海边，国内也一定没有变乱。那么离开国都到海边而不被劫持杀害，也不是真正的难事。楚成王立商臣为太子，又想立公子职，商臣作乱，就杀死了成王。公子宰是周朝的太子，公子根受宠，就在东州反叛，分裂成两个国家。这些都不是晚立太子的祸患。如果权势不分散，庶子地位低微，宠爱没有依靠，即使身处大臣之位，晚立太子也是可以的。那么晚立太子，庶子不作乱，也不是真正的难事。事物所说的难事，是必须借助别人形成权势而不让他们侵害自己，这可以称为一难。尊贵的妾不让她成为第二个王后，这是二难。宠爱庶子不让他危害嫡子，专听一个臣子而不敢让他与君主匹敌，这就可以称为三难了。
叶公子高问政于仲尼，仲尼曰：「政在悦近而来远。」哀公问政于仲尼，仲尼曰：「政在选贤。」齐景公问政于仲尼，仲尼曰：「政在节财。」三公出，子贡问曰：「三公问夫子政一也，夫子对之不同，何也？」仲尼曰：「叶都大而国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悦近而来远』。鲁哀公有大臣三人，外障距诸侯四隣之士，内比周而以愚其君，使宗庙不扫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选贤』。齐景公筑雍门，为路寝，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赐者三，故曰『政在节财』。」
叶公子高问孔子如何治理政事，孔子说：“政事在于使近处的人高兴，使远处的人来归附。”鲁哀公问孔子如何治理政事，孔子说：“政事在于选拔贤才。”齐景公问孔子如何治理政事，孔子说：“政事在于节省财物。”三位公出去后，子贡问道：“三位公问夫子关于政事的问题是一样的，夫子的回答却不同，为什么？”孔子说：“叶都大而国家小，百姓有背叛之心，所以说‘政事在于使近处的人高兴，使远处的人来归附’。鲁哀公有三位大臣，对外阻挡诸侯四邻的士人，对内互相勾结来愚弄他们的君主，使宗庙得不到清扫，社稷得不到祭祀的，一定是这三个臣子，所以说‘政事在于选拔贤才’。齐景公修筑雍门，建造路寝，一个早上就三次赏赐三百乘的采邑，所以说‘政事在于节省财物’。”
或曰：仲尼之对，亡国之言也。叶民有倍心，而说之「悦近而来远」，则是教民怀惠。惠之为政，无功者受赏，而有罪者免，此法之所以败也。法败而政乱，以乱政治败民，未见其可也。且民有倍心者，君上之明有所不及也。不绍叶公之明，而使之悦近而来远，是舍吾势之所能禁而使与下行惠以争民，非能持势者也。夫尧之贤，六王之冠也。舜一徙而成邑，而尧无天下矣。有人无术以禁下，恃为舜而不失其民，不亦无术乎？明君见小奸于微，故民无大谋；行小诛于细，故民无大乱。此谓「图难于其所易也，为大者于其所细也」。今有功者必赏，赏者不得君，力之所致也；有罪者必诛，诛者不怨上，罪之所生也。民知诛赏之皆起于身也，故疾功利于业，而不受赐于君。「太上，下智有之。」此言太上之下民无说也，安取怀惠之民？上君之民无利害，说以「悦近来远」，亦可舍已。
有人说：孔子的回答，是亡国的话。叶地的百姓有背叛之心，却用“使近处的人高兴，使远处的人来归附”来说服他们，这是教导百姓心怀恩惠。用恩惠来治理政事，无功的人受赏，有罪的人免罚，这是法治败坏的原因。法治败坏而政事混乱，用混乱的政事治理败坏的百姓，没看到这是可行的。况且百姓有背叛之心，是因为君主的明智有所不及。不继承叶公的明智，却让他去使近处的人高兴、远处的人来归附，这是放弃自己权势所能禁止的，而让他向下施行恩惠来争夺百姓，这不是能保持权势的人。尧的贤能，是六王中的首位。舜一次迁徙就形成了城邑，而尧就失去了天下。有人没有方法禁止下属，却依靠做舜那样的事来不失掉百姓，不也是没有方法吗？英明的君主在细微之处看到小的奸邪，所以百姓没有大的阴谋；在细小的事情上施行小的惩罚，所以百姓没有大的动乱。这就是所说的“图谋难事要从容易的地方开始，做大事要从细微的地方入手”。现在有功的人一定赏赐，受赏的人不归功于君主，这是自己努力的结果；有罪的人一定惩罚，受罚的人不怨恨君主，这是自己犯罪造成的。百姓知道惩罚和赏赐都源于自身，所以努力追求功利于事业，而不接受君主的恩赐。“最好的时代，百姓只知道有它。”这是说最好的时代之下百姓没有什么喜悦，哪里来的心怀恩惠的百姓？上等君主的百姓没有利害关系，用“使近处的人高兴、远处的人来归附”来说服他们，也可以放弃了。
哀公有臣外障距内比周以愚其君，而说之以「选贤」，此非功伐之论也，选其心之所谓贤者也。使哀公知三子外障距内比周也，则三子不一日立矣。哀公不知选贤，选其心之所谓贤，故三子得任事。燕子哙贤子之而非孙卿，故身死为僇；夫差智太宰嚭而愚子胥，故灭于越。鲁君不必知贤，而说以选贤，是使哀公有夫差、燕哙之患也。明君不自举臣，臣相进也；不自贤，功自徇也。论之于任，试之于事，课之于功，故群臣公政而无私，不隐贤，不进不肖，然则人主奚劳于选贤？
鲁哀公有臣子对外阻挡、对内勾结来愚弄君主，却用“选拔贤才”来说服他，这不是论功行赏的说法，而是选拔他心里所谓的贤才。假如哀公知道那三个人对外阻挡、对内勾结，那么这三个人一天也站不住脚。哀公不知道选拔贤才，而是选拔他心里所谓的贤才，所以那三个人得以任职。燕王哙认为子之贤能而否定孙卿，所以自己身死被辱；夫差认为太宰嚭聪明而认为伍子胥愚笨，所以被越国灭亡。鲁君不一定知道什么是贤才，却用选拔贤才来说服他，这是让哀公有夫差、燕王哙那样的祸患。英明的君主不自己提拔臣子，臣子互相推荐；不自己认为贤能，功劳自然显现。根据任职来评论，根据事务来考验，根据功绩来考核，所以群臣公正无私，不隐瞒贤才，不推荐不肖之人，那么君主何必劳神于选拔贤才呢？
景公以百乘之家赐，而说以「节财」，是使景公无术以知富之侈，而独俭于上，未免于贫也。有君以千里养其口腹，则虽桀、纣不侈焉。齐国方三千里而桓公以其半自养，是侈于桀、纣也；然而能为五霸冠者，知侈俭之地也。为君不能禁下而自禁者谓之劫，不能饰下而自饰者谓之乱，不节下而自节者谓之贫。明君使人无私，以诈而食者禁；力尽于事、归利于上者必闻，闻者必赏；污秽为私者必知，知者必诛。然，故忠臣尽忠于公，民士竭力于家，百官精尅于上，侈倍景公，非国之患也。然则说之以节财，非其急者也。
齐景公赏赐百乘的采邑，却用“节省财物”来说服他，这是让景公没有方法了解富裕中的奢侈，而只在上面独自节俭，仍然免不了贫困。有君主用千里的土地来供养自己的口腹，那么即使是桀、纣也不算奢侈。齐国方圆三千里而齐桓公用一半来供养自己，这比桀、纣还奢侈；然而他能成为五霸之首，是因为他知道奢侈和节俭的界限。做君主不能禁止下属而只禁止自己，这叫做被挟持；不能整治下属而只整治自己，这叫做混乱；不节制下属而只节制自己，这叫做贫困。英明的君主使人没有私心，用欺诈手段谋生的人被禁止；尽力于公事、将利益归于君主的人一定被知道，知道了一定赏赐；贪污行私的人一定被察觉，察觉了一定惩罚。这样，忠臣尽忠于公家，百姓尽力于家业，百官在上精诚克己，即使奢侈超过景公一倍，也不是国家的祸患。那么用节省财物来说服他，并不是当务之急。
夫对三公一言而三公可以无患，知下之谓也。知下明则禁于微，禁于微则奸无积，奸无积则无比周，无比周则公私分，公私分则朋党散，朋党散则无外障距内比周之患。知下明则见精沐，见精沐则诛赏明，诛赏明则国不贫。故曰：一对而三公无患，知下之谓也。
用一句话回答三位公而三位公可以没有祸患，这就是了解下属。了解下属清楚就能在细微之处禁止，在细微之处禁止奸邪就不会积累，奸邪不积累就没有勾结，没有勾结公私就分明，公私分明朋党就解散，朋党解散就没有对外阻挡、对内勾结的祸患。了解下属清楚就能看得精辟透彻，看得精辟透彻惩罚赏赐就分明，惩罚赏赐分明国家就不贫困。所以说：一次回答而三位公没有祸患，这就是了解下属。
郑子产晨出，过东匠之闾，闻妇人之哭，抚其御之手而听之。有间，遣吏执而问之，则手绞其夫者也。异日，其御问曰：「夫子何以知之？」子产曰：「其声惧。凡人于其亲爱也，始病而忧，临死而惧，已死而哀。今哭已死，不哀而惧，是以知其有奸也。」
郑国的子产早晨出门，经过东匠的里巷，听到一个妇人的哭声，按住他车夫的手仔细听。过了一会儿，派官吏抓住她审问，原来就是亲手勒死她丈夫的人。后来，他的车夫问道：“先生怎么知道的？”子产说：“她的声音恐惧。一般人对自己的亲人，刚开始生病时担忧，临死时恐惧，已经死了就悲哀。现在她哭已经死了的人，不悲哀而恐惧，因此知道她有奸情。”
或曰：子产之治，不亦多士乎？奸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后知之，则郑国之得奸者寡矣。不任典成之吏，不察参伍之政，不明度量，恃尽聪明劳智虑而以知奸，不亦无术乎？且夫物众而智寡，寡不胜众，智不足以徧知物，故因物以治物。下众而上寡，寡不胜众者，言君不足以徧知臣也，故因人以知人。是以形体不劳而事治，智虑不用而奸得。故宋人语曰：「一雀过羿，羿必得之，则羿诬矣。以天下为之罗，则雀不失矣。」夫知奸亦有大罗，不失其一而已矣。不修其理，而以己之胷察为之弓矢，则子产诬矣。老子曰：「以智治国，国之贼也。」其子产之谓矣。
有人说：子产的治理，不也是太多事了吗？奸邪一定要等耳目所及之后才知道，那么郑国能发现的奸邪就太少了。不任用主管狱讼的官吏，不考察错综复杂的政事，不明确法度标准，依靠竭尽聪明、劳心费神来知道奸邪，不也是没有方法吗？况且事物众多而智慧有限，有限不能胜过众多，智慧不足以普遍了解事物，所以要依靠事物来治理事物。下属众多而上级有限，有限不能胜过众多，是说君主不足以普遍了解臣子，所以要依靠人来了解人。这样身体不劳累而事情得到治理，智虑不用而奸邪被发现。所以宋人有句话说：“一只麻雀飞过羿的面前，羿一定能射中它，那么羿就被冤枉了。把天下当作罗网，那么麻雀就一只也逃不掉了。”知道奸邪也有大罗网，不遗漏一个罢了。不修治法治，而用自己的胸臆作为弓箭，那么子产就被冤枉了。老子说：“用智慧治理国家，是国家的祸害。”大概说的就是子产吧。
秦昭王问于左右曰：「今时韩、魏孰与始强？」左右对曰：「弱于始也。」「今之如耳、魏齐孰与曩之孟尝、芒卯？」对曰：「不及也。」王曰：「孟尝、芒卯率强韩、魏，犹无奈寡人何也。」左右对曰：「甚然。」中期推琴而对曰：「王之料天下过矣。夫六晋之时，知氏最强，灭范、中行而从韩、魏之兵以伐赵，灌以晋水，城之未沈者三板。知伯出，魏宣子御，韩康子为骖乘。知伯曰：『始吾不知水可以灭人之国，吾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魏宣子肘韩康子，康子践宣子之足，肘足接乎车上，而知氏分于晋阳之下。今足下虽强，未若知氏；韩、魏虽弱，未至如其在晋阳之下也。此天下方用肘足之时，愿王勿易之也。」
秦昭王问左右的人说：“现在的韩国、魏国与当初相比哪个更强？”左右回答说：“比当初弱了。”又问：“现在的如耳、魏齐与过去的孟尝君、芒卯相比怎么样？”回答说：“比不上。”秦王说：“孟尝君、芒卯率领强大的韩、魏，尚且不能把我怎么样。”左右回答说：“确实如此。”中期推开琴回答说：“大王对天下的估计错了。在六卿分晋的时候，知氏最强，灭了范氏、中行氏，又率领韩、魏的军队攻打赵氏，用晋水灌城，城墙没有被淹没的只有三板高。知伯出来，魏宣子驾车，韩康子做骖乘。知伯说：‘当初我不知道水可以灭亡别人的国家，我现在才知道。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魏宣子用肘碰韩康子，韩康子踩魏宣子的脚，肘和脚在车上接触，而知氏就在晋阳城下被瓜分了。现在大王虽然强大，不如知氏；韩、魏虽然弱小，还没有到像在晋阳城下那样的时候。这正是天下用肘和脚的时候，希望大王不要轻视他们。”
或曰：昭王之问也有失，左右中期之对也有过。凡明主之治国也，任其势。势不可害，则虽强天下无奈何也，而况孟尝、芒卯、韩、魏能奈我何？其势可害也，则不肖如如耳、魏齐及韩、魏犹能害之。然则害与不侵，在自恃而已矣，奚问乎？自恃其不可侵，则强与弱奚其择焉？失在不自恃，而问其奈何也，其不侵也幸矣。申子曰：「失之数而求之信，则疑矣。」其昭王之谓也。知伯无度，从韩康、魏宣而图以水灌灭其国，此知伯之所以国亡而身死，头为饮柸之故也。今昭王乃问孰与始强，其畏有水人之患乎？虽有左右，非韩、魏之二子也，安有肘足之事？而中期曰「勿易」，此虚言也。且中期之所官，琴瑟也。弦不调，弄不明，中期之任也，此中期所以事昭王者也。中期善承其任，未慊昭王也，而为所不知，岂不妄哉？左右对之曰「弱于始」与「不及」则可矣，其曰「甚然」则谀也。申子曰：「治不逾官，虽知不言。」今中期不知而尚言之。故曰：昭王之问有失，左右中期之对皆有过也。
有人说：秦昭王的提问有失误，左右近臣和中期的回答也有过错。凡是英明的君主治理国家，依靠的是他的权势。权势不可侵犯，那么即使强大的天下也对他无可奈何，更何况孟尝君、芒卯、韩、魏能把我怎么样？如果权势可以侵犯，那么即使像如耳、魏齐以及韩、魏这样的平庸之辈也能侵害他。既然如此，那么受侵害与不受侵害，关键在于依靠自己罢了，何必去问别人呢？依靠自己不可侵犯，那么强大与弱小又何必去选择呢？失误在于不依靠自己，却去问别人怎么办，他不受侵害真是侥幸啊。申子说：“失去了术数而要求别人诚信，就会产生疑惑。”这说的就是秦昭王啊。智伯没有法度，率领韩康子、魏宣子而图谋用水灌灭他们的国家，这就是智伯国亡身死、头骨被用作饮杯的原因。现在昭王却问起与当初相比谁更强，他难道是害怕有像智伯那样用水灌城的祸患吗？即使有左右近臣，也不是韩、魏的那两个人，哪里会有肘足相触的事情？而中期却说“不要轻视”，这是空话。况且中期所掌管的是琴瑟。弦音不协调，弹奏不清晰，这是中期的职责，这也是中期用来侍奉昭王的本分。中期善于承担他的职责，还没有使昭王满意，却去谈论他所不知道的事情，难道不是荒谬吗？左右近臣回答说“比当初弱”和“赶不上”就可以了，他们说“完全是这样”就是阿谀奉承。申子说：“治理政事不超越职权，即使知道也不说。”现在中期不知道却还要说。所以说：昭王的提问有失误，左右近臣和中期的回答都有过错。
管子曰：「见其可，说之有证；见其不可，恶之有形。赏罚信于所见，虽所不见，其敢为之乎？见其可，说之无证；见其不可，恶之无形。赏罚不信于所见，而求所不见之外，不可得也。」
管子说：“看到可行的，喜欢它要有事实依据；看到不可行的，厌恶它要有具体表现。赏罚在所见的事情上兑现，那么即使没看见的事情，人们还敢去做吗？看到可行的，喜欢它却没有事实依据；看到不可行的，厌恶它却没有具体表现。赏罚在所见的事情上不能兑现，却想要求人们在看不见的领域之外也遵守规矩，这是不可能的。”
或曰：广廷严居，众人之所肃也；宴室独处，曾、史之所僈也。观人之所肃，非行情也。且君上者，臣下之所为饰也。好恶在所见，臣下之饰奸物以愚其君，必也。明不能烛远奸，见隐微，而待之以观饰行，定赏罚，不亦弊乎？
有人说：在广大的朝堂和庄严的居所，是众人所肃然起敬的地方；在私室独处时，即使是曾参、史鰌这样的人也会有所轻慢。观察人们肃然起敬时的表现，并不是他们真实的行为。况且君主，是臣下刻意掩饰的对象。如果君主的喜好厌恶只表现在所见的事情上，那么臣下用掩饰奸邪的手段来愚弄君主，就是必然的了。君主的明智不能洞察远处的奸邪，看清隐蔽细微之处，却依靠观察臣下掩饰后的行为来定赏罚，不是太有弊病了吗？
管子曰：「言于室，满于室；言于堂，满于堂，是谓天下王。」
管子说：“在室内说话，就要让整个室内的人都知道；在堂上说话，就要让整个堂上的人都知道，这样才称得上是天下的君王。”
或曰：管仲之所谓言室满室、言堂满堂者，非特谓游戏饮食之言也，必谓大物也。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术者，藏之于𦙄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是以明主言法，则境内卑贱莫不闻知也，不独满于堂；用术，则亲受近习莫之得闻也，不得满室。而管子犹曰「言于室满室，言于堂满堂」，非法术之言也。
有人说：管仲所说的“在室内说话要让满室的人知道，在堂上说话要让满堂的人知道”，并非特指游戏饮食之类的话，一定是指重大的事情。君主重大的事情，不是法就是术。法，是编写在图书典籍中，设置在官府里，并公布给百姓的。术，是藏在胸中，用来应对各种情况而暗中驾驭群臣的。所以法没有比公开更重要的，而术则不希望被看见。因此英明的君主谈论法，那么国内地位卑贱的人没有不知道的，不仅仅是让满堂的人知道；运用术，那么亲近宠幸的侍从也没有能听说的，不能让满室的人知道。而管子还说“在室内说话要让满室的人知道，在堂上说话要让满堂的人知道”，这不是关于法和术的言论。
难二
难二
难四
难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