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武中元
建武中元年号
成都有汉《蜀郡太守何君造尊楗阁碑》，其末云：「建武中元二年六月。」案《范史》本纪，建武止三十一年，次年改为中元，直书为中元元年。观此所刻，乃是虽别为中元，犹冠以建武，如文、景帝中元、后元之类也。又《祭祀志》载封禅后赦天下诏，明言云：「以建武三十二年为建武中元元年。」《东夷倭国传》云：「建武中元二年，来奉贡。」援据甚明。而宋莒公作《纪年通谱》乃云：「纪、志所载不同，必传写脱误。」学者失于精审，以意删去，殆亦不深考耳。
成都有一块汉代《蜀郡太守何君造尊楗阁碑》，碑文末尾写着：“建武中元二年六月。”查考《后汉书》本纪，建武年号只到三十一年，次年改为中元，直接写作中元元年。看这块碑的刻文，却是虽然另立中元年号，仍然在前面冠以建武，就像汉文帝、汉景帝的中元、后元之类一样。另外《祭祀志》记载封禅后大赦天下的诏书，明确说道：“以建武三十二年为建武中元元年。”《东夷倭国传》说：“建武中元二年，来进贡。”引用的依据非常清楚。而宋莒公（宋庠）编写《纪年通谱》却说：“本纪和志的记载不同，一定是传抄脱漏错误。”学者们不够精审，凭自己的意思删去，大概也是没有深入考究罢了。
韩庄敏家一铜斗，铭云：「新始建国天凤上戊六年」。又绍兴中郭金州得一钲，铭云：「新始建国地皇上戊二年」。案王莽「始建国」之后改「天凤」，又改「地皇」，兹二器各冠以始元者，自莽之制如此，亦犹其改易郡名不常，每下诏犹系其故名之类耳，不可用中元为比也。
韩庄敏家有一个铜斗，铭文写着：“新始建国天凤上戊六年”。另外绍兴年间郭金州得到一个钲，铭文写着：“新始建国地皇上戊二年”。查考王莽在“始建国”之后改元“天凤”，又改元“地皇”，这两件器物各自在年号前冠以“始元”，是王莽自己的制度就是这样，也就像他经常更改郡名，每次下诏仍然附上旧名之类的情况罢了，不能拿中元年号来类比。
带职人转官
带职官员的转官
绍兴中，王浚明以右奉直大夫直秘阁，乞磨勘，吏部拟朝议大夫，时相以为既带职，则朝议、奉直为一等，遂超转中奉。其后曾慥踵之。绍兴末，向伯奋亦用此，继而续觱复然。后省有言，不应蓦三级，自是但得朝议。予按故事，官制未行时，前行郎中迁少卿，有出身，得太常，无出身，司农。继转光禄，即今奉直、朝议也。自少卿迁大卿、监，有出身，得光禄卿，无出身，历司农卿、少府监、卫尉卿，然后至光禄。若带职，则自少农以上径得光卿不涉余级，至有超五资者。然则浚明等不为过，盖昔日职名不轻与人，故恩典亦异。又自承务郎至奉议词人，但三转，而带职者乃与余人同作六阶不小异，乃有司之失也。
绍兴年间，王浚明以右奉直大夫的身份兼任直秘阁，请求考核升迁，吏部拟定升为朝议大夫，当时的宰相认为既然带职，那么朝议大夫和奉直大夫属于同一等级，于是越级转任中奉大夫。后来曾慥也沿袭了这种做法。绍兴末年，向伯奋也采用这个办法，接着续觱也如此。后来门下省有人提出意见，说不应该连升三级，从此只能升到朝议大夫。我查考旧例，在官制改革之前，前行郎中升任少卿，有出身的人，任太常少卿；没有出身的人，任司农少卿。接着转任光禄少卿，就是现在的奉直大夫、朝议大夫。从少卿升任大卿、监，有出身的人，任光禄卿；没有出身的人，要经过司农卿、少府监、卫尉卿，然后才能到光禄卿。如果带职，那么从少农以上可以直接得到光禄卿，不经过其他级别，甚至有超越五级的情况。这样看来王浚明等人的做法不算过分，大概因为从前官职名号不轻易给人，所以恩典也不同。另外从承务郎到奉议郎的文官，只经过三次转官，而带职的人却与其他人一样经历六个阶次没有差别，这是有关部门的失误。
上下四方
上下四方
上下四方不可穷竟，正虽庄、列、释氏之寓言，曼衍不能说也。《列子》：「商汤问于夏革曰：『上下八方有极尽乎？』革曰：『不知也。』汤固问，革曰：『无则无极，有则有尽，朕何以知之？然无极之外，复无无极，无尽之中，复无无尽，无极复无无极，无尽复无无尽，朕是以知其无极无尽也，而不知其有极有尽也，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大集经》：「『风住何处？』曰：『风住虚空。』又问：『虚空为何所住？』答言：『虚空住于至处。』又问：『至处复何所住？』答言：『至处何所住者，不可宣说，何以故？远离一切诸处所故，一切处所所不摄故，非数非称不可量故，是故至处无有住处。』」二家之说如是而已。
上下四方无法穷尽，即使是庄子、列子、佛家的寓言，铺陈演绎也不能说清楚。《列子》记载：“商汤问夏革说：‘上下八方有极限和尽头吗？’夏革说：‘不知道。’汤坚持问，夏革说：‘没有就是无极，有就是有尽，我怎么能知道呢？然而无极之外，又没有无极，无尽之中，又没有无尽，无极又没有无极，无尽又没有无尽，我因此知道它是无极无尽的，而不知道它是有极有尽的，怎么知道天地的外面，没有更大的天地呢？’”《大集经》记载：“‘风住在哪里？’回答说：‘风住在虚空。’又问：‘虚空住在哪里？’回答说：‘虚空住在至处。’又问：‘至处又住在哪里？’回答说：‘至处住在哪里，不可宣说，为什么呢？因为它远离一切处所，不被一切处所包含，不是数字、不是称量、不可测量的缘故，所以至处没有住处。’”两家的说法不过如此罢了。
魏相萧望之
魏相和萧望之
赵广汉之死由魏相，韩延寿之死由萧望之。魏、萧贤公卿也，忍以其私陷二材臣于死地乎？杨恽坐语言怨望，而廷尉当以为大逆不道。以其时考之，乃于定国也。史称定国为廷尉，民自以不冤，岂其然乎？宣帝治尚严，而三人者，又从而辅翼之，为可恨也！
赵广汉的死是由于魏相，韩延寿的死是由于萧望之。魏相和萧望之都是贤能的公卿，怎么能忍心因为私怨把两位有才能的臣子置于死地呢？杨恽因言语怨恨而被定罪，廷尉判决为大逆不道。按当时的时间来考究，判案的是于定国。史书上称于定国担任廷尉时，百姓自认为不会受冤屈，难道真是这样吗？汉宣帝治国崇尚严苛，而这三人又辅助推行，实在令人遗憾！
姓氏不可考
姓氏难以考证
姓氏所出，后世茫不可考，不过证以史传，然要为难晓。自姚、虞、唐、杜、姜、田、范、刘之外，余盖纷然杂出。且以《左传》言之：申氏出于四岳，周有申伯，然郑又有申侯，楚有申舟，又有申公巫臣，鲁有申𦈡、申枨，晋有申书，齐有申鲜虞。贾氏姬姓之国，以国氏，然晋有贾华，又狐射姑亦曰贾季，齐有贾举。黄氏嬴姓之国，然金天氏之后，又有沈、姒、蓐、黄之黄，晋有黄渊。孔氏出于商，孔子其后也。然卫有孔达，宋有孔父，郑有孔叔，陈有孔宁，齐有孔虺，而郑子孔之孙又为孔张。高氏出于齐，然子尾之后又为高强，郑有高克，宋有高哀。国氏亦出于齐，然邢有国子，郑子国之孙又为国参。晋有庆郑，齐有庆克，陈有庆虎。卫有石厝，齐有石之纷如，郑有石，周有石尚，宋有石𫸩。晋有阳处父，楚有阳丐，鲁有阳虎。孙氏出于卫，而楚有叔敖，齐有孙书，吴有孙武。郭氏出于虢，而晋有郭偃，齐有郭最，又有所谓郭公者。千载之下，遥遥世祚，将安所质究乎？
姓氏的起源，后世茫然难以考证，只能凭借史传印证，但终究难以明白。除了姚、虞、唐、杜、姜、田、范、刘这些姓氏之外，其余的大多纷乱杂出。姑且以《左传》为例：申氏出自四岳，周朝有申伯，但郑国又有申侯，楚国又有申舟，还有申公巫臣，鲁国有申𦈡、申枨，晋国有申书，齐国有申鲜虞。贾氏是姬姓国家，以国名为氏，但晋国有贾华，还有狐射姑也叫贾季，齐国有贾举。黄氏是嬴姓国家，但金天氏的后代中，又有沈、姒、蓐、黄中的黄氏，晋国有黄渊。孔氏出自商朝，孔子是其后代，但卫国有孔达，宋国有孔父，郑国有孔叔，陈国有孔宁，齐国有孔虺，而郑国子孔的孙子又成为孔张。高氏出自齐国，但子尾的后代又成为高强，郑国有高克，宋国有高哀。国氏也出自齐国，但邢国有国子，郑国子国的孙子又成为国参。晋国有庆郑，齐国有庆克，陈国有庆虎。卫国有石厝，齐国有石之纷如，郑国有石，周朝有石尚，宋国有石𫸩。晋国有阳处父，楚国有阳丐，鲁国有阳虎。孙氏出自卫国，但楚国有叔敖，齐国有孙书，吴国有孙武。郭氏出自虢国，但晋国有郭偃，齐国有郭最，还有所谓的郭公。千年之后，遥远的世系，又到哪里去考证追问呢？
圣人不畏多难而畏无难，故曰：「惟有道之主能持胜。」使秦不并六国，二世未亡。隋不一天下服四夷，炀帝不亡。符坚不平凉取蜀，灭燕剪代，则无肥水之役。唐庄宗不灭梁下蜀，则无嗣源之祸。李景不取闽并楚，则无淮南之失。
圣人不害怕多难而害怕没有灾难，所以说：“只有有道的君主才能保持胜利。”假使秦国不吞并六国，秦二世就不会亡国。隋朝不统一天下、征服四夷，隋炀帝就不会亡国。苻坚不平定凉州、攻取蜀地、消灭燕国、剪除代国，就不会有淝水之战。唐庄宗不消灭后梁、攻下蜀地，就不会有李嗣源之祸。李景不攻取闽国、吞并楚国，就不会有淮南的失败。
绿竹青青
绿竹青青
毛公解《卫诗·淇奥》，分绿竹为二物，曰：「绿，王刍也。竹，萹竹也。」《韩诗》：竹字作，音徒沃反，亦以为萹筑。郭璞云：「王刍，今呼白脚莎，即泬蓐豆也。萹竹似小藜，赤茎节，好生道旁，可食。」又云：「有草似竹，高五六尺，淇水侧人谓之菉竹。」案此诸说，皆北人不见竹之语耳。《汉书》：「下淇园之竹以为楗。」寇恂为河内太守，伐淇园竹为矢百余万。《卫诗》又有「藋藋竹竿，以钓于淇」之句，所谓绿竹，岂不明甚，若白脚莎、泬豆，安得云猗猗青青哉？
毛公解释《卫诗·淇奥》，把“绿竹”分为两种东西，说：“绿，是王刍。竹，是萹竹。”《韩诗》中，“竹”字写作“”，读音是徒沃反，也认为是萹筑。郭璞说：“王刍，现在叫做白脚莎，就是泬蓐豆。萹竹像小藜，红色茎节，喜欢生长在路边，可以吃。”又说：“有一种草像竹子，高五六尺，淇水边的人叫它菉竹。”查考这些说法，都是北方人没见过竹子的说法罢了。《汉书》记载：“砍伐淇园的竹子来做楗。”寇恂担任河内太守时，砍伐淇园的竹子做了一百多万支箭。《卫诗》中又有“藋藋竹竿，以钓于淇”的句子，所谓的绿竹，难道不是非常明显吗？如果是白脚莎、泬豆，怎么能说它“猗猗青青”呢？
孔子欲讨齐
孔子想要讨伐齐国
陈成子弑齐简公，孔子告于鲁哀公，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左传》曰：「孔子请伐齐，公曰：『鲁为齐弱久矣，子之伐之，将若之何？』对曰：『陈常弑其君，民之不与者半，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伐也。』」说者以为孔子岂校力之强弱，但明其义而已。能顺人心而行天讨，何患不克？使鲁君从之，孔子其使于周，请命乎天子，正名其罪。至其所以胜齐者，孔子之余事也。予以为鲁之不能伐齐，三子之不欲伐齐，周之不能讨齐，通国知之矣。孔子为此举，岂真欲以鲁之半，力敌之哉？盖是时三子无君与陈氏等，孔子上欲悟哀公，下欲警三子。使哀公悟其意，必察三臣之擅国，思有以制之，起孔子而付以政，其正君君臣臣之分不难也。使三子者警，必将曰：鲁小于齐，齐臣弑君而欲致讨，吾三臣或如是，彼齐、晋大国，肯置而不问乎？惜其君臣皆不识圣人之深旨。自是二年，孔子亡，又十一年，哀公竟逼于三子而孙于越，比之简公，仅全其身尔。
陈成子杀了齐简公，孔子告诉鲁哀公，请求出兵讨伐他。哀公说：“去告诉那三位大夫吧。”孔子去告诉那三位大夫，他们不同意。《左传》记载：“孔子请求讨伐齐国，哀公说：‘鲁国被齐国削弱已经很久了，您要讨伐他们，打算怎么办？’孔子回答说：‘陈常杀了他的国君，百姓中不拥护他的人有一半，用鲁国的军队，加上齐国反对陈常的一半力量，就可以讨伐了。’”解说的人认为孔子哪里是计较力量的强弱，只是要申明大义罢了。能够顺应民心而实行上天的讨伐，还担心不能取胜吗？如果鲁哀公听从了他，孔子就会出使周朝，向天子请命，正式声讨陈成的罪行。至于如何战胜齐国，那是孔子次要考虑的事。我认为鲁国不能讨伐齐国，三位大夫不想讨伐齐国，周朝不能讨伐齐国，这是全国都知道的。孔子这样做，难道真是想用鲁国的一半力量去和齐国对抗吗？大概当时三位大夫目无君主，与陈成子一样，孔子对上想使哀公醒悟，对下想警告三位大夫。如果哀公明白了他的用意，一定会察觉三位大夫专权的情况，想办法制约他们，起用孔子并交给他政事，那么端正君臣名分就不难了。如果三位大夫受到警告，一定会说：鲁国比齐国小，齐国的臣子杀了国君我们还想讨伐，我们三位臣子如果也这样做，那齐国、晋国这样的大国，肯置之不理吗？可惜鲁国君臣都不理解圣人的深意。此后两年，孔子去世，又过了十一年，哀公最终被三位大夫逼迫而逃到越国，比起齐简公，仅仅保住了性命而已。
《旧唐史·韩退之传》，初言：「愈常以为魏、晋已还，为文者多拘偶对，而经诰之指归，不复振起。故所为文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后学之士取为师法。当时作者甚众，无以过之，故世称韩文。」而又云：「时有恃才肆意，亦盭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元为罗池神，而愈撰碑以实之。李贺父名晋，不应进士，而愈为贺作《讳辩》，令举进士。又为《毛颖传》，讥戏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纰缪者。撰《顺宗实录》繁简不当，叙事拙于取舍，颇为当代所非。」裴晋公有《寄李翺书》云：「昌黎韩愈，仆识之旧矣，其人信美材也。近或闻诸侪类云：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可矣乎？今之不及之者，当大为防焉尔。」《旧史》谓愈为纰缪，固不足责，晋公亦有是言，何哉？考公作此书时，名位犹未达，其末云：「昨弟来，欲度及时干进，度昔岁取名，不敢自高。今孤𦬮若此，游宦谓何？是不能复从故人之所勉耳！但置力田园，茍过朝夕而已。」然则公出征淮西，请愈为行军司马，又令作碑，盖在此累年之后，相知已深，非复前比也。
《旧唐书·韩愈传》开头说：“韩愈常认为魏晋以来，写文章的人大多拘泥于对偶句式，而经典的要旨不再振兴。所以他写文章抒发心意、确立观点，自成一家新语，后学之士都取法于他。当时作者很多，没有人能超过他，所以世人称‘韩文’。”但又说：“他有时恃才放纵，也违背孔孟的宗旨。比如南方人胡乱把柳宗元当作罗池神，韩愈却撰写碑文来证实此事。李贺的父亲名叫晋肃，李贺因此不应进士科考，韩愈却为李贺作《讳辩》，让他参加进士考试。又作《毛颖传》，讥讽戏谑不近人情。这些都是文章中的重大纰漏。他撰写的《顺宗实录》繁简不当，叙事取舍拙劣，颇为当时人所非议。”裴度有《寄李翱书》说：“昌黎韩愈，我认识他很久了，他确实是个人才。近来听同辈人说：他依仗自己的才华，往往奔放不羁，不用文章来建立规范，却用文章来游戏。这可以吗？现在那些不如他的人，应当大大提防啊。”《旧唐书》说韩愈有纰漏，固然不值得责备，但裴度也有这样的说法，为什么呢？考察裴度写这封信时，他的名位还不显达，信末说：“昨天弟弟来，想让我及时求取功名，我过去取得名声，不敢自高自大。如今孤苦伶仃到这种地步，做官又有什么意义？这使我不能再听从老朋友的勉励了！只愿致力于田园生活，苟且度日罢了。”然而后来裴度出征淮西，请韩愈担任行军司马，又让他撰写碑文，大概是在这多年之后，彼此相知已深，不再像从前那样了。
诞节受贺
诞辰接受朝贺
唐穆宗即位之初年，诏曰：「七月六日，是朕载诞之辰，其日，百寮命妇宜于光顺门进名参贺，朕于门内与百寮相见。」明日又敕受贺仪宜停。先是，左丞韦绶奏行之，宰臣以古无降诞受贺之礼，奏罢之，然次年复行贺礼。诞节之制，起于明皇，令天下宴集休假三日，肃宗亦然，代、德、顺三宗皆不置节名，及文宗以后，始置宴如初。则受贺一事，盖自长庆年至今用之也。
唐穆宗即位的初年，下诏说：“七月六日，是我的诞辰，这一天，百官和命妇应在光顺门进名参贺，我在门内与百官相见。”第二天又下令停止接受朝贺的仪式。在此之前，左丞韦绶上奏请求实行，宰相认为古代没有诞辰接受朝贺的礼仪，上奏停止了，但第二年又恢复了贺礼。诞辰节日的制度，始于唐明皇，下令天下宴饮聚会休假三天，唐肃宗也如此，代宗、德宗、顺宗三朝都没有设置节日名称，到文宗以后，才又开始设置宴饮如初。那么接受朝贺这件事，大概从长庆年间一直沿用到现在。
左氏书事
左氏记载史事
《左传》书晋惠公背秦穆公事曰：「晋侯之入也，秦穆姬属贾君焉，且曰尽纳群公子。晋侯烝于贾君，又不纳群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晋侯许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东尽虢略，南及华山，内及解梁城，既而不与。晋饥，秦输之粟，秦饥，晋闭之籴。故秦伯伐晋。」观此一节，正如狱吏治囚，蔽罪议法，而臯陶听之，何所伏窜，不待韩原之战，其曲直胜负之形见矣。晋厉公绝秦，数其五罪，书词铿訇，极文章鼓吹之妙，然其实皆诬秦。故《传》又书云：「秦桓公既与晋厉公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与楚，欲道以伐晋。」杜元凯注云：「据此三事，以正秦罪。」左氏于文反复低昂，无所不究其至，观秦、晋争战二事，可窥一斑矣。
《左传》记载晋惠公背弃秦穆公的事说：“晋惠公回国即位时，秦穆姬把贾君托付给他，并且说要把所有公子都接回国。晋惠公与贾君通奸，又不接纳各位公子，因此穆姬怨恨他。晋惠公答应贿赂中大夫，不久又都背弃了。答应贿赂秦伯黄河以西的五座城，东到虢略，南到华山，西到解梁城，不久又不给了。晋国发生饥荒，秦国运粮食给他们；秦国发生饥荒，晋国却关闭粮仓不卖。所以秦伯讨伐晋国。”看这一段，就像狱吏审问囚犯，定罪议法，而皋陶审理，哪里还能隐藏逃避，不等韩原之战，谁是谁非、谁胜谁负的形势就已经显现了。晋厉公与秦国绝交，列举秦国的五条罪状，文辞铿锵有力，极尽文章鼓吹之妙，但实际都是诬蔑秦国。所以《左传》又记载说：“秦桓公已经与晋厉公在令狐结盟，却又召来狄人和楚人，想引导他们攻打晋国。”杜预注释说：“根据这三件事，来纠正秦国的罪过。”左氏在文章中反复抑扬，没有不探究到极致的，看秦、晋争战这两件事，可以窥见一斑了。
狐突言词有味
狐突言辞意味深长
晋侯使太子申生伐东山臯落氏，以十二月出师，衣之偏衣，佩之金玦。《左氏》载狐突所叹八十余言，而词义五转。其一曰：「时，事之征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其二曰：「敬其事，则命以始。服其身，则衣之纯。用其衷，则佩之度。」其三曰：「今命以时卒，𬸚其事也。衣之尨服，远其躬也。佩以金玦，弃其衷也。」其四曰：「服以远之，时以𬸚之。」其五曰：「尨凉，冬杀，金寒，玦离。」其宛转有味，皆可咀嚼，《国语》亦多此体，有至六七转，然大氐缓而不切。
晋献公派太子申生讨伐东山皋落氏，在十二月出兵，让他穿杂色的衣服，佩戴金玦。《左传》记载狐突的感叹有八十多字，而词义有五次转折。第一层说：“时令，是事情的征兆。衣服，是身份的标识。佩饰，是内心的旗帜。”第二层说：“如果敬重这件事，就应在年初发布命令。如果重视他的身份，就应让他穿纯色的衣服。如果信任他的内心，就应让他佩戴合乎礼制的佩饰。”第三层说：“现在在岁末发布命令，是让事情不顺利。让他穿杂色衣服，是疏远他。让他佩戴金玦，是抛弃他的忠心。”第四层说：“衣服是用来疏远他的，时令是用来让他不顺利的。”第五层说：“杂色意味着凉薄，冬天意味着肃杀，金玦意味着寒冷，玦意味着分离。”这些话婉转有味，都值得咀嚼品味，《国语》也有很多这种文体，有的有六七次转折，但大体上舒缓而不急切。
《考工记》：「车人之事，半矩谓之宣。」注：「头发颢落曰宣。《易》：『《巽》为宣发。』宣字本或作寡。」《周易》：「《巽》为寡发。」《释文》云：「本又作宣，黑白杂为宣发。」宣发二字甚奇。
《考工记》说：“车人的事，半矩叫做宣。”注释说：“头发脱落叫做宣。《周易》：‘《巽》卦代表宣发。’宣字原本或写作寡。”《周易》说：“《巽》卦代表寡发。”《经典释文》说：“本又作宣，黑白相杂叫做宣发。”宣发这两个字很奇特。
邾文公楚昭王
邾文公和楚昭王
邾文公卜迁于绎，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命在养民，死之短长，时也。民茍利矣，迁也吉莫如之。」遂迁于绎，未几而卒。君子曰：「知命。」楚昭王之季年，有云如众赤鸟，夹日以飞三日。周太史曰：「其当王身乎！若纮之，可移于令尹、司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置诸股肱，何益？不谷不有大过，天其夭诸？有罪受罚，又焉移之？」遂弗纮。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国也宜哉！」案宋景公出人君之言三，荧惑为之退舍，邾文、楚昭之言亦是物也，而终不蒙福，天道远而不可知如此。
邾文公占卜迁都到绎地，史官说：“对百姓有利，但对国君不利。”邾文公说：“天命在于养育百姓，寿命长短，是时运决定的。如果百姓有利，迁都就是最大的吉利。”于是迁都到绎地，不久他就去世了。君子说：“这是知天命。”楚昭王晚年，有云像一群红鸟，夹着太阳飞了三天。周太史说：“这应当应验在大王身上！如果举行禳祭，可以转移到令尹、司马身上。”楚昭王说：“除去心腹的疾病而放到四肢上，有什么好处？我没有大的过错，上天会让我夭折吗？有罪受罚，又怎么能转移呢？”于是没有举行禳祭。孔子说：“楚昭王懂得大道理了，他不失去国家是应该的啊！”考察宋景公说了三句人君的话，荧惑星为此退避三舍，邾文公、楚昭王的话也是这类情况，但最终没有蒙受福佑，天道如此遥远而不可知。
唐懿宗咸通二年二月，以杜悰为相。一日，两枢密使诣中书，宣徽使杨公庆继至，独揖悰受宣，三相起避。公庆出书授悰，发之，乃宣宗大渐时，宦官请郓王监国奏也，且曰：「当时宰相无名者，当以反法处之。」悰反复读，复封以授公庆，曰：「主上欲罪宰相，当于延英面示圣旨。」公庆去，悰谓两枢密曰：「内外之臣，事犹一体，今主上新践阼，固当以仁爱为先，岂得遽赞成杀宰相事！若习以性成，则中尉、枢密岂得不自忧乎？」两枢密相顾默然，徐曰：「当具以公言白至尊，非公重德，无人及此。」三相复来见悰，微请宣意，悰无言。三相惶怖，乞存家族。悰曰：「勿为它虑。」既而寂然。及延英开，上色甚悦。此《资治通鉴》所载也。《新唐史》云：宣宗世，夔王处大明宫，而郓王居十六宅。帝大渐，遗诏立夔王，而中尉王宗贯迎郓王立之，是为懿宗。久之，遣枢密使杨庆诣中书，独揖悰，它宰相毕飐、杜审权、蒋伸不敢进。乃授悰中人请帝监国奏，因谕悰劾大臣名不在者。悰语之如前所云，庆色沮去，帝怒亦释。
唐懿宗咸通二年二月，任命杜悰为宰相。有一天，两位枢密使来到中书省，宣徽使杨公庆随后也到了，他单独向杜悰作揖，让他接受宣旨，其他三位宰相都起身回避。杨公庆拿出一份文书交给杜悰，杜悰打开一看，原来是宣宗病重时，宦官请求郓王代理国事的奏章。杨公庆还说：“当时没有在奏章上署名的宰相，应当按谋反罪处置。”杜悰反复阅读后，重新封好文书交还给杨公庆，说：“皇上想要治宰相的罪，应当在延英殿当面出示圣旨。”杨公庆离开后，杜悰对两位枢密使说：“朝廷内外的臣子，事务如同一体。如今皇上刚刚即位，本应以仁爱为先，怎么能立刻赞成杀害宰相的事！如果这种风气成了习惯，那么中尉、枢密使难道不为自己担忧吗？”两位枢密使互相看了看，沉默不语，慢慢地说：“我们会把您的话详细禀报皇上。若不是您这样德高望重，没人能想到这些。”三位宰相又回来见杜悰，稍微试探宣旨的意图，杜悰没有说什么。三位宰相惶恐不安，请求保全家族。杜悰说：“不必有其他顾虑。”之后便没有动静了。等到延英殿朝会时，皇上神色非常愉悦。这是《资治通鉴》记载的。《新唐书》说：宣宗在位时，夔王住在大明宫，而郓王住在十六宅。宣宗病重时，遗诏立夔王为帝，但中尉王宗贯迎接郓王并立他为帝，这就是懿宗。过了很久，懿宗派枢密使杨庆到中书省，单独向杜悰作揖，其他宰相毕飐、杜审权、蒋伸不敢上前。杨庆交给杜悰宦官请求皇帝代理国事的奏章，并暗示杜悰弹劾那些名字不在奏章上的大臣。杜悰的回答和前面说的一样，杨庆神色沮丧地离开，皇帝的怒气也消了。
予以史考之，懿宗即位之日，宰相四人，曰令狐璟、曰萧邺、曰夏侯孜、曰蒋伸，至是时唯有伸在，三人者罢去矣。飐及审权乃懿宗自用者，无由有斯事。盖野史之妄，而二书误采之。温公以唐事属之范祖禹，其审取可谓详尽，尚如此。信乎，修史之难哉！
我根据史书考证，懿宗即位那天，宰相有四人：令狐璟、萧邺、夏侯孜、蒋伸。到这个时候，只有蒋伸还在，其他三人已经被罢免了。毕飐和杜审权是懿宗自己任用的，不可能有这件事。这大概是野史的妄言，而《资治通鉴》和《新唐书》错误地采用了。司马光把唐朝的事务交给范祖禹负责，他审慎选取史料可以说很详尽了，尚且如此。确实啊，修史的难度真大！
唐书世系表
唐书世系表
《新唐·宰相世系表》皆承用逐家谱谍，故多有谬误，内沈氏者最可笑，其略云：沈氏出自姬姓。周文王子聃叔季，字子揖，食采于沈，今汝南平舆沈亭是也。鲁成公八年，为晋所灭。沈子生逞，字修之，奔楚，遂为沈氏。生嘉，字惟良，嘉生尹戍，戍生诸梁，诸梁子尹射，字修文。其后入汉，有为齐王太傅敷德侯者，有为骠骑将军者，有为彭城侯者。《宋书》沈约自叙云：「金天氏之后，沈国在汝南平舆，定公四年，为蔡所灭。秦末有逞者，征丞相不就。」其后颇与《唐表》同。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都沿用了各家谱牒，所以有很多错误，其中沈氏的部分最可笑。它大致说：沈氏出自姬姓。周文王的儿子聃叔季，字子揖，封地在沈，就是现在的汝南平舆沈亭。鲁成公八年，被晋国灭掉。沈子生了逞，字修之，逃到楚国，于是成为沈氏。逞生了嘉，字惟良，嘉生了尹戍，戍生了诸梁，诸梁的儿子尹射，字修文。后来进入汉朝，有人做了齐王太傅敷德侯，有人做了骠骑将军，有人做了彭城侯。《宋书》中沈约的自叙说：“金天氏的后代，沈国在汝南平舆，定公四年，被蔡国灭掉。秦朝末年有个叫逞的人，被征召为丞相，没有就任。”后面的内容与《唐表》大致相同。
案聃季所封自是一国，与沈了不相涉。《春秋》成公八年，晋侵沈，获沈子揖。昭二十三年，吴败顿、胡、沈、蔡之师于鸡父，沈子逞灭。定四年，蔡灭沈，杀沈子嘉。今《表》云聃季字子揖，成八年为晋所灭，是文王之子寿五百余岁矣。逞为吴所杀，而《表》云奔楚，《宋书》云秦召为丞相。沈尹戍为楚将，战死于柏举，正与嘉之死同时，而以为嘉之子。尹射书于《左传》，三十四年始书诸梁，乃以为其子。又春秋时人立字皆从子及伯仲，岂有修之、惟良、修文之比。《汉列侯表》岂有所谓敷德、彭城侯？《百官表》岂有所谓骠骑将军沈达者？沈约称一时文宗，妄谱其上世名氏官爵，固可蚩诮，又不分别两沈国。其金天氏之裔，沈、姒、蓐、黄之沈，封于汾川，晋灭之，春秋之沈，封于汝南，蔡灭之，顾合而为一，岂不读《左氏》乎？欧阳公略不笔削，为可恨也！
按：聃季所封的本来是一个国家，与沈国毫不相干。《春秋》记载，鲁成公八年，晋国入侵沈国，俘获了沈子揖。鲁昭公二十三年，吴国在鸡父打败了顿、胡、沈、蔡的军队，沈子逞被灭。鲁定公四年，蔡国灭掉沈国，杀了沈子嘉。现在《唐表》说聃季字子揖，在鲁成公八年被晋国灭掉，这样算来，文王的儿子就活了五百多岁了。逞是被吴国杀死的，而《唐表》说他逃到楚国，《宋书》说秦朝召他做丞相。沈尹戍是楚国将领，战死在柏举，正好与嘉的死同时，而《唐表》却认为他是嘉的儿子。尹射在《左传》中有记载，三十四年后才记载诸梁，而《唐表》却认为他是诸梁的儿子。而且春秋时期人们取字都从“子”或“伯仲”等，哪有“修之”“惟良”“修文”这样的格式。《汉书·列侯表》哪里有所谓的敷德侯、彭城侯？《百官表》哪里有所谓的骠骑将军沈达？沈约号称一代文宗，胡乱编造他祖先的姓名、官职、爵位，固然可笑可骂，又不区分两个沈国。金天氏的后裔，沈、姒、蓐、黄中的沈国，封在汾川，被晋国灭掉；春秋时期的沈国，封在汝南，被蔡国灭掉。他却把两者合而为一，难道没读过《左传》吗？欧阳修一点不加删改，真是可恨！
春秋之世，列国之君失守社稷，其国皆即日改立君，无虚位以俟者。惟鲁昭公为季孙意如所逐而孙于齐，又适晋，凡八年乃没。意如在国摄事主祭，岁具从者之衣屦而归之于干侯，公薨之明年，丧还故国，然后其弟公子宋始即位，它国无此比也。岂非鲁秉周礼，虽不幸逐君，犹存厥位，而不敢绝之乎？其后哀公孙于越，《左传》终于是年，不知悼公以何时立也。
春秋时期，各国的国君如果失去国家，他的国家都会当天改立新君，没有空着君位等待的。只有鲁昭公被季孙意如驱逐，流亡到齐国，又到晋国，总共八年才去世。季孙意如在鲁国代理政事、主持祭祀，每年准备好跟随者的衣物鞋袜送到干侯。鲁昭公去世的第二年，灵柩返回故国，然后他的弟弟公子宋才即位。其他国家没有这样的例子。这难道不是因为鲁国秉持周礼，虽然不幸被驱逐国君，仍然保留他的君位，而不敢断绝吗？后来鲁哀公流亡到越国，《左传》在这一年结束，不知道悼公是什么时候即位的。
州县失故名
州县失去原名
今之州县，以累代移徙改割之故，往往或失其故名，或州异而县不同者。如建昌军在江西，而建昌县乃隶南康。南康军在江东，而南康县乃隶南安。南安军在江西，而南安县乃隶泉州。韶州为始兴郡，而始兴县外属赣州为南康郡，而南康县外属郁林为州，而郁林县隶贵州。桂阳为军，而桂阳县隶郴州。此类不可悉数。
现在的州县，因为历代迁移、改置、分割的缘故，往往有的失去了原来的名称，有的州名和县名不同。比如建昌军在江西，而建昌县却隶属于南康。南康军在江东，而南康县却隶属于南安。南安军在江西，而南安县却隶属于泉州。韶州是始兴郡，而始兴县却隶属于别的州；赣州是南康郡，而南康县却隶属于别的州；郁林是州，而郁林县却隶属于贵州。桂阳是军，而桂阳县却隶属于郴州。这类情况数不胜数。
严州当为庄
严州应当叫庄
严州本名睦州，宣和中以方寇之故改焉。虽以威严为义，然实取严陵滩之意也。殊不考子陵乃庄氏，东汉避显宗讳以「庄」为「严」，故史家追书以为严光，后世当从实可也。
严州本来叫睦州，宣和年间因为方腊起义的缘故改了名。虽然取“威严”的意思，但实际上是从严陵滩得名。完全没有考证到严子陵其实是庄氏，东汉为了避汉明帝的讳，把“庄”改为“严”，所以史家追记时写作严光，后世应当根据事实来称呼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