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蔡声子谓楚子木曰：「善为国者，赏不僭而刑不滥。赏僭则惧及淫人；刑滥则惧及善人。若不幸而过，宁僭无滥，与其失善，宁其利淫。」其语本于《大禹漠》「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也。晋叔向冶郑子产书曰：「先王议事以制，海之以忠，耸之以行，教之以务，使之以和，临之以敬，莅之以强，断之以刚，犹求圣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长，慈惠之师。」其语本于《吕刑》「惟良折狱，哲人惟刑」也。旨意则同，而经传烦简为不侔矣。
《左传》记载：蔡国的声子对楚国的子木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赏赐不过分，刑罚不滥用。赏赐过分就怕赏到坏人；刑罚滥用就怕伤及好人。如果不幸出现偏差，宁可赏赐过分也不要滥用刑罚，与其失去好人，宁可让坏人得利。”这段话源于《大禹谟》中的“罪行有疑问就从轻处罚，功劳有疑问就从重奖赏，与其杀害无辜的人，宁可自己违背常规法度”。晋国的叔向在给郑国子产的信中说：“先王根据制度来评议政事，用忠诚来教导百姓，用行为来警戒他们，用事务来教育他们，用和悦来役使他们，用恭敬来面对他们，用威严来治理他们，用刚毅来决断他们，这样还要寻求圣明智慧的上司、明察秋毫的官员、忠诚信实的乡长、慈爱仁惠的老师。”这段话源于《吕刑》中的“只有善良的人才能断案，只有明智的人才能用刑”。它们的旨意相同，但经文和传文的详略却不相匹配。
曹参不荐士
曹参不推荐贤士
曹参代萧何为汉相国，日夜饮酒不事事，自云：「高皇帝与何定天下，法令既明，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是则然矣，然以其时考之，承暴秦之后，高帝创业尚浅，日不暇给，岂无一事可关心者哉？其初相齐，闻胶西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盖公为言治道贵清净而民自定。参于是避正堂以舍之，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然入相汉时，未尝引盖公为助也。齐处士东郭先生、梁石君隐居深山，蒯彻为参客，或谓彻曰：「先生之于曹相国，拾遗举过，显贤进能，二人者，世俗所不及，何不进之于相国乎？」彻以告参，参皆以为上宾彻善齐人安其生，尝干项羽，羽不能用其策。羽欲封此两人，两人卒不受。凡此数贤，参皆不之用，若非史策失其传，则参不荐士之过多矣。
曹参接替萧何担任汉朝的相国，日夜饮酒，不理政事，自己说：“高皇帝和萧何平定了天下，法令已经明确，我遵照执行而不失误，不就可以了吗！”这话固然有道理，但根据当时的时势来考察，在暴秦之后，高帝创业不久，事务繁忙，难道就没有一件值得关心的事吗？他起初担任齐国的相国时，听说胶西的盖公擅长研究黄老学说，就派人用厚礼去聘请他。盖公为他讲述治国之道贵在清静，百姓自然安定。曹参于是腾出正堂让盖公居住，他的治国方略主要采用黄老之术。所以他在齐国做了九年相国，齐国安定和睦。然而他入朝担任汉朝相国时，却从未引荐盖公来辅佐自己。齐国的隐士东郭先生、梁石君隐居在深山中，蒯彻是曹参的门客，有人对蒯彻说：“先生对于曹相国，能拾遗补缺、指出过失、显扬贤才、推荐能人，这两个人，世俗之人比不上他们，为什么不把他们推荐给相国呢？”蒯彻把这话告诉了曹参，曹参都把他们当作上宾。蒯彻与齐人安其生交好，安其生曾求见项羽，项羽不采纳他的计策。项羽想封这两人官职，两人最终没有接受。所有这些贤士，曹参都不任用他们，如果不是史书遗漏了记载，那么曹参不推荐贤士的过错就太大了。
汉初诸将官
汉初各位将领的官职
汉初诸将所领官，多为丞相。如韩信初拜大将军，后为左丞相击魏，又拜相国击齐。周勃以将军迁太尉，后以相国代哙哈击燕。樊哙以将军攻韩王信，迁为左丞相，以相国击燕。郦商为将军，以右丞相击陈稀，以丞相击黥布。尹恢以右丞相备守淮阳。陈涓以丞相定齐地。然《百官公卿表》皆不载，盖萧何已居相位，诸人者，未尝在朝廷，特使假其名以为重耳。后世使相之官，本诸此也。
汉初各位将领所担任的官职，大多是丞相。例如韩信最初被任命为大将军，后来担任左丞相攻打魏国，又被任命为相国攻打齐国。周勃由将军升任太尉，后来以相国的身份代替樊哙攻打燕国。樊哙以将军的身份攻打韩王信，升任左丞相，又以相国的身份攻打燕国。郦商担任将军，以右丞相的身份攻打陈稀，以丞相的身份攻打黥布。尹恢以右丞相的身份守卫淮阳。陈涓以丞相的身份平定齐地。然而《百官公卿表》都没有记载这些，大概是因为萧何已经位居丞相之位，这些人并没有在朝廷任职，只是借用丞相的名义来显示其重要性罢了。后世“使相”这种官职，就是源于此。
汉官名既古雅，故书于史者，皆可诵味。如「朝臣龂断不可光禄勋」，「谁可以为御史大夫者」，「御史大夫言可听」，「郎中令善愧人」，「丞相议不可用」，「太尉不足与计」，「大将军尊贵诚重」，「大将军有揖客」，「京兆尹可立得」，「大夫乘私车来邪」，「天官丞日晏不来」，「谢田大夫晓大司农」，「大司马欲用是忿恨」，「后将军数画军册」，「光禄大夫、大中大夫耆艾二人以老病罢」，「驸马都尉安所受此语」之类。又如所书路中大夫、韩御史大夫、叔孙太傅、郑尚书、鲍司隶、赵将军、张廷尉，亦烨然有法。《后汉书》「执金吾击郾」，「大司马当击宛」，「大司马习用步骑」等语，尚有前史余味。
汉代的官名既古朴典雅，所以记载在史书中的，都值得诵读品味。例如“朝臣龂断不可光禄勋”“谁可以为御史大夫者”“御史大夫言可听”“郎中令善愧人”“丞相议不可用”“太尉不足与计”“大将军尊贵诚重”“大将军有揖客”“京兆尹可立得”“大夫乘私车来邪”“天官丞日晏不来”“谢田大夫晓大司农”“大司马欲用是忿恨”“后将军数画军册”“光禄大夫、大中大夫耆艾二人以老病罢”“驸马都尉安所受此语”之类。又如所记载的路中大夫、韩御史大夫、叔孙太傅、郑尚书、鲍司隶、赵将军、张廷尉，也光彩照人、很有章法。《后汉书》中“执金吾击郾”“大司马当击宛”“大司马习用步骑”等语句，还保留着前代史书的韵味。
汉唐辅相
汉唐两朝的辅政宰相
前汉宰相四十五人，自萧、曹、魏、丙之外，如陈平、王陵、周勃、灌婴、张苍、申屠嘉以高帝故臣，陶青、刘舍、许昌、薛泽、庄青翟、赵周以功臣侯子孙，窦婴、田蚡、公孙贺、刘屈牦以宗戚，卫绾、李蔡以士伍，唯王陵、申屠嘉及周亚夫、王商、王嘉有刚直之节，薛宣、翟方进有材，其余皆容身保位，无所建明。至于御史大夫，名为亚相，尤录录不足数。刘向所谓御史大夫未有如儿宽者，盖以余人可称者少也。若唐宰相三百余人，自房、杜、姚、宋之外，如魏征、王珪、褚遂良、狄仁杰、魏元忠、韩休、张九龄、杨绾、崔祐甫、陆蛰、杜黄裳、裴垍、李绛、李藩、裴度、崔群、韦处厚、李德裕、郑败，皆为一时名宰，考其行事，非汉诸人可比也。
西汉的宰相共有四十五人，除了萧何、曹参、魏相、丙吉之外，像陈平、王陵、周勃、灌婴、张苍、申屠嘉是高帝的旧臣，陶青、刘舍、许昌、薛泽、庄青翟、赵周是功臣侯爵的子孙，窦婴、田蚡、公孙贺、刘屈牦是宗室外戚，卫绾、李蔡出身平民，只有王陵、申屠嘉以及周亚夫、王商、王嘉有刚正不阿的节操，薛宣、翟方进有才能，其余的都是苟且容身、保全官位，没有什么建树。至于御史大夫，名义上是副宰相，更是平庸不足称道。刘向所说的御史大夫没有能比得上儿宽的，大概是因为其他值得称道的人太少了。至于唐朝的宰相有三百多人，除了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之外，像魏征、王珪、褚遂良、狄仁杰、魏元忠、韩休、张九龄、杨绾、崔祐甫、陆蛰、杜黄裳、裴垍、李绛、李藩、裴度、崔群、韦处厚、李德裕、郑败，都是一代名相，考察他们的行事，不是汉朝那些人可以相比的。
汉武留意郡守
汉武帝关注郡守
汉武帝天资高明，政自己出，故辅相之任，不甚择人，若但使之奉行文书而已。其于除用郡守，尤所留意。庄助为会稽太守，数年不闻问，赐书曰：「君厌承明之庐，怀故土，出为郡吏。间者，阔焉久不闻问。」吾丘寿王为东郡都尉，上以寿王为都尉，不复置太守，诏赐玺书曰：「子在朕前之时，知略辐凑，及至连十余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职事并废，盗贼从横，甚不称在前时，何也？」汲黯拜淮阳太守，不受印缓，上曰：「君薄淮阳邪？吾今召君矣，顾淮阳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重，卧而治之。」观此三者，则知郡国之事无细大，未尝不深知之，为长吏者常若亲临其上，又安有不尽力者乎？惜其为征伐、奢侈所移，使民间不见德泽，为可恨耳！
汉武帝天资高明，政令都由自己决断，所以对于辅佐宰相的任命，不太精心选择人才，好像只是让他们奉行文书罢了。但他对于任命郡守，却特别留意。庄助担任会稽太守，几年没有音讯，武帝赐给他诏书说：“你厌倦了朝廷的官署，怀念故乡，出京担任郡守。近来，我们很久没有互通音讯了。”吾丘寿王担任东郡都尉，武帝因为寿王担任都尉，就不再设置太守，下诏赐给他玺书说：“你在朕面前的时候，智谋策略很集中，等到你担任了连接十几个城池的守官，肩负着四千石俸禄的重任，却政务荒废，盗贼横行，很不符合你以前的表现，这是为什么呢？”汲黯被任命为淮阳太守，不肯接受印绶，武帝说：“你看不起淮阳吗？我很快就会召你回来的。只是淮阳的官吏和百姓关系不融洽，我只好借助你的威望，你躺着治理就行了。”看这三件事，就知道武帝对郡国的事务无论大小，没有不深入了解的，担任地方长官的人常常感觉皇帝好像亲临自己头上，又怎么会不尽心尽力呢？可惜他被征伐和奢侈所转移，使民间感受不到恩德，真是令人遗憾啊！
吴归命侯天纪三年八月，有鬼目菜生工人黄耇家，有卖菜生工人吴平家，高四尺，厚三分，如批把形，上广尺八寸，下茎广五寸，两边生叶绿色。东观按图，名鬼目作芝草，卖菜作平虑草。以耇为侍芝郎，平为平虑郎，皆银印青绶。《唐·五行志》，中宗景龙二年，岐州郿县民王上宾家有苦荬菜，高三尺余，上广尺余，厚二分。说者以为草妖。予按荬菜即苦荬，今俗呼为苦笃者是也。天纪、景龙之事甚相类，归命次年亡国，中宗后二年遇害，虽事非此致，亦可谓妖矣。平虑草不知何状，扬雄《甘泉赋》「并闾」注，如淳曰：「并闾，其叶随时政，政平则平，政不平则倾也。」颜师古曰：「如氏所说自是平虑耳。」然则亦异草也。鬼目，见《尔雅》，郭璞云：「今江东有鬼目草，茎似葛，叶圆而毛如耳珰也，赤色丛生。」《广志》曰：「鬼目似梅，南人以饮酒。」《南方草木状》曰：「鬼目树，大者如木子，小者如鸭子，七月、八月熟，色黄、味酸，以蜜煮之，滋味柔嘉，交趾诸郡有之。」《交州记》曰：「高大如本瓜而小，倾邪不周正。」《本草》曰：「鬼目，一名东方宿，一名连虫陆，名羊蹄。」
吴国末代君主孙皓天纪三年八月，有一种叫鬼目菜的植物生长在工人黄耇家中，又有一种叫卖菜的植物生长在工人吴平家中，高四尺，厚三分，形状像枇杷，上部宽一尺八寸，下部茎宽五寸，两边长着绿色的叶子。东观官员查阅图籍，将鬼目菜命名为芝草，卖菜命名为平虑草。于是任命黄耇为侍芝郎，吴平为平虑郎，都赐予银印青绶。《唐书·五行志》记载，唐中宗景龙二年，岐州郿县百姓王上宾家中有苦荬菜，高三尺多，上部宽一尺多，厚二分。评论者认为这是草妖。我考证荬菜就是苦荬，现在俗称苦笃的就是它。天纪和景龙年间的事情很相似，孙皓在次年亡国，中宗在两年后遇害，虽然事情并非直接由这些引起，但也可以说是妖异了。平虑草不知道是什么样子，扬雄《甘泉赋》中“并闾”的注释，如淳说：“并闾，它的叶子随政事变化，政事平和就平展，政事不平就倾斜。”颜师古说：“如氏所说的其实就是平虑。”那么这也是一种奇异的草。鬼目草见于《尔雅》，郭璞说：“现在江东有鬼目草，茎像葛藤，叶子圆形有毛像耳珰，红色，丛生。”《广志》说：“鬼目像梅子，南方人用它来泡酒。”《南方草木状》说：“鬼目树，大的像木子，小的像鸭蛋，七月、八月成熟，颜色黄，味道酸，用蜜煮后，滋味柔和美好，交趾各郡都有。”《交州记》说：“它高大像木瓜但稍小，形状倾斜不端正。”《本草》说：“鬼目，又名东方宿，又名连虫陆，又名羊蹄。”
唐诸生束修
唐代学生的束修礼
《唐六典》：「国子生初入，置束帛一篚、酒一壶、修一案，为束修之礼。太学、四门、律学、书学、算学皆如国子之法。其习经有暇者，命习隶书，并《国语》、《说文》、《字林》、《三苍》、《尔雅》，每旬前一日，则试其所习业。」乃知唐世士人多攻书，盖在六馆时，以为常习。其《说文》、《字林》、《苍》、《雅》诸书，亦欲责以结字合于古义，不特铨选之时，方取楷法道美者也。柬修之礼，乃于此见之。《开元礼》载皇子束修，束帛一篚五匹，酒一壶二斗，修一案三脡。皇子服学生之服，至学门外，陈三物于西南，少进曰：「某方受业于先生，敢请见。」执篚者以篚授皇子，皇子跪，奠筐，再拜，博士答再拜，皇子还避，遂进跪取篚，博士受币，皇子拜讫，乃出。其仪如此，州县学生亦然。
《唐六典》记载：“国子监学生刚入学时，要准备一筐束帛、一壶酒、一案干肉，作为束修之礼。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都遵循国子监的礼法。那些学习经书有余力的学生，命令他们学习隶书，以及《国语》、《说文》、《字林》、《三苍》、《尔雅》，每十天的前一天，就考试他们所学的课业。”由此可知唐代士人大多擅长书法，原来在六馆学习时，就把这作为日常练习。那些《说文》、《字林》、《三苍》、《尔雅》等书，也是要求他们写字符合古义，不只是选拔官员时，才要求楷书笔法遒劲优美。束修之礼，在这里也能看到。《开元礼》记载皇子的束修礼：一筐束帛共五匹，一壶酒共二斗，一案干肉共三块。皇子穿着学生的服装，来到学门外，把三样物品摆放在西南方，稍向前说：“我正在先生门下学习，冒昧请求拜见。”拿筐的人把筐交给皇子，皇子跪下，放下筐，拜两次，博士回拜两次，皇子退后回避，然后上前跪下取回筐，博士接受礼物，皇子拜完，就退出。礼仪就是这样，州县的学生也相同。
范德孺帖
范德孺的书信
范德孺有一帖，云：「纯粹忝冒固多，尤是家兄北归，遂解倒悬之念，庆快安幸，此外何求？四月末雇舟离均，惜人至邓，本待家兄之来。今家兄虽得归颖昌，而尚未闻来耗。已累遣人禀问所行路及相见之期，人尚未还，未知果能如约否。盖恐太原接人非久到此，法留半月，则须北去也。」予以其时考之，元符三年四月，德孺除知太原，是月二十一日，忠宣公自邓州分司，复故秩，许归颖昌府，则此帖当在五月间，忠宣犹未离永州也。德孺自均州守罹帅河东，至于雇舟借人以行，又云接人法留半月，过此则须北去，虽欲待其兄，亦不可得。今世为长吏，虽居蕞尔小垒，而欲送还兵士，唯意所须。若接人之来，视其私计办否为迟速耳，未尝顾法令以自儆策。使申固要束，稍整摄之，置士大夫于无过之地，亦所以善风俗也。
范德孺有一封书信，说：“我范纯粹（德孺名）惭愧冒昧之处固然很多，尤其是家兄北归，解除了我如倒悬般的忧虑，真是庆贺快慰、平安幸运，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奢求？四月底雇船离开均州，惜别众人到邓州，本来等待家兄到来。现在家兄虽然得以回到颖昌，但还没听到他来的消息。我已经多次派人询问他所走的路线和相见的日期，人还没回来，不知道能否真的如约。恐怕太原的接任者不久就会到来，按法令停留半个月，就必须北去了。”我根据时间考证，元符三年四月，德孺被任命为太原知府，当月二十一日，忠宣公（范纯仁）从邓州分司任上恢复原职，允许回到颖昌府，那么这封信应该在五月间，忠宣公还没离开永州。德孺从均州知州升任河东路统帅，以至于雇船借人赶路，又说接任者按法令停留半个月，过了这个时间就必须北去，虽然想等他的兄长，也不可能。现在做地方长官的人，即使处在很小的城垒，想要送还兵士，也完全按自己的意愿。至于接任者的到来，只看他私事办得如何来决定快慢，不曾顾及法令来自我警诫。如果重申约束，稍加整顿，让士大夫处于无过错的境地，也是改善风俗的办法。
民不畏死
百姓不怕死
老子曰：「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人常畏死，则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读者至此，多以为老氏好杀。夫老氏岂好杀者哉！旨意盖以戒时君、世主视民为至愚、至贱，轻尽其命，若刈草菅，使之知民情状，人人能与我为敌国，懔乎常有朽索驭六马之惧。故继之曰：「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代大匠研。夫代大匠斲，希有不伤其手矣。」下篇又曰：「人之轻死，以其生生之厚，是以轻死。」且人情莫不欲寿，虽衰贫至骨，濒于饿隶，其与受僇而死有间矣，乌有不畏者哉？自古以来，时运俶扰，至于空天下而为盗贼，及夷考其故，乱之始生，民未尝有不靖之心也。秦、汉、隋、唐之末，土崩鱼烂，比屋可诛。然凶暴如王仙芝、黄巢，不过侥觊一官而已，使君相御之得其道，岂复有滔天之患哉！龚遂之清渤海，冯异之定关中，高仁厚之平蜀盗，王先成之说王宗侃，民情可见。世之君子，能深味老氏之训，思过半矣。
老子说：“百姓常常不怕死，为什么要用死来吓唬他们？如果百姓真的怕死，那么对那些作恶的人，我就可以抓来杀掉，谁还敢作恶？”读者看到这里，大多认为老子喜欢杀人。老子难道是喜欢杀人的人吗！他的本意大概是告诫当时的君主，不要把百姓看作最愚蠢、最卑贱，轻易夺去他们的生命，像割草一样，要让他们知道百姓的情况，人人都可能成为自己的敌人，时刻怀着像用腐朽的缰绳驾驭六匹马那样的恐惧。所以接着说：“经常有掌管杀人的去杀人。代替掌管杀人的去杀人，就像代替大匠砍木头。代替大匠砍木头，很少有不砍伤自己手的。”下篇又说：“人之所以轻易去死，是因为他们追求生存太过分，所以轻易去死。”况且人之常情没有不想长寿的，即使衰老贫穷到极点，濒临饿死，这与受刑而死还是有区别的，哪有不害怕的呢？自古以来，时运动荡，以至于天下人都成为盗贼，等到考察其原因，祸乱刚开始发生时，百姓未尝没有安定的心思。秦、汉、隋、唐的末年，土崩瓦解，家家户户都像该杀。然而像王仙芝、黄巢这样凶暴的人，也不过是侥幸觊觎一个官职罢了，如果君主宰相驾驭他们得当，哪里会有滔天大祸呢！龚遂平定渤海，冯异安定关中，高仁厚平定蜀地盗贼，王先成劝说王宗侃，这些事例中百姓的情况可见一斑。世上的君子，如果能深刻体会老子的教诲，就领悟大半了。
天下有奇士
天下有奇才之士
天下未尝无魁奇智略之士，当乱离之际，虽一旅之聚，数城之地，必有策策知名者出其间，史传所书，尚可考也。郑烛之武、弦高从容立计，以存其国。后世至不可胜纪。在唐尤多，姑摭其小小者数人载于此。
天下从来就不缺少杰出而有智谋策略的人，在动乱离散的时候，即使只有一旅之众的聚集、几座城池的地盘，也必定有出谋划策而知名的人出现在其中，史书传记所记载的，还可以考证。郑国的烛之武、弦高从容地定下计策，来保全自己的国家。后世这样的人多得数不胜数。在唐代尤其多，姑且选取其中几个小人物记载在这里。
武德初，北海贼帅綦公顺攻郡城，为郡兵所败，后得刘兰成以为谋主，才用数十百人，出奇再奋，北海即降。海州臧君相帅众五万来争，兰成以敢死士二十人夜袭之，扫空其众。
武德初年，北海贼帅綦公顺攻打郡城，被郡兵打败，后来得到刘兰成作为谋主，仅用几十上百人，出奇兵再次奋起，北海就投降了。海州的臧君相率领五万兵众来争夺，刘兰成用二十名敢死之士在夜里袭击他们，将他的兵众全部消灭。
徐圆朗据海岱，或说之曰：「有刘世彻者，才略不世出，名高东夏，若迎而奉之，天下指挥可定。」圆朗使迎之。世彻至，已有众数千，圆朗使徇谯、杞，东人素闻其名，所向皆下。
徐圆朗占据海岱地区，有人劝他说：“有个叫刘世彻的人，才能谋略世间少有，名声在东夏很高，如果迎请他并尊奉他，天下挥手之间就可以平定。”徐圆朗派人去迎接他。刘世彻到来时，已经有部众几千人，徐圆朗派他攻取谯、杞两地，东方人一向听说他的名声，所到之处都被攻克。
裘甫乱浙东，朝廷遣王式往讨，其党刘暀劝甫引兵取越，凭城郭，据府库，循浙江筑垒以拒之，得间则长驱进取浙西，过大江，掠扬州，还修石头城而守之，宣歙、江西必有响应者，别以万人循海而南，袭取福、建，则国家贡赋之地，尽入于我矣。甫不能用。
裘甫在浙东作乱，朝廷派王式前往讨伐，他的同党刘暀劝裘甫率兵攻取越州，凭借城郭，占据府库，沿着浙江修筑堡垒来抵抗官军，有机会就长驱直入进取浙西，渡过长江，劫掠扬州，回来修整石头城并据守，宣歙、江西必定有响应的人，另外用一万人沿海向南，袭击攻取福建，那么国家进贡赋税的地方，就全部归我们所有了。裘甫没有采纳。
高骈之将毕师铎攻骈，乞师于宣州秦彦，彦兵至，遂下扬州。师铎遣使趣彦过江，将奉以为主。或说之曰：「仆射顺众心为一方去害，宜复奉高公而佐之，总其兵权，谁敢不服？且秦司空为节度使，庐州、寿州其肯为之下乎？切恐功名成败未可知也。不若亟止秦司空勿使过江，彼若粗识安危，必未敢轻进，就使他日责我以负约，犹不失为高氏忠臣也。」师铎不以为然，明日，以告郑汉章，汉章曰：「此智士也。」求之，弗获。
高骈的部将毕师铎攻打高骈，向宣州的秦彦请求援兵，秦彦的军队到达后，便攻下了扬州。毕师铎派使者催促秦彦渡过长江，准备尊奉他为主帅。有人劝毕师铎说：“仆射您顺应众人心愿，为一方除去祸害，应该重新尊奉高公并辅佐他，总揽他的兵权，谁敢不服从？况且秦司空担任节度使，庐州、寿州的人肯甘居他之下吗？我担心功名成败还难以预料。不如赶紧阻止秦司空，不要让他过江，他如果稍微懂得安危之理，一定不敢轻易进军，即使将来他责备我违背约定，我仍不失为高氏的忠臣。”毕师铎不以为然，第二天把这话告诉郑汉章，郑汉章说：“这是位有智谋的人。”派人寻找他，却没有找到。
王建镇成都，攻杨晟于彭州，久不下，民皆窜匿山谷，诸寨日出抄掠之。王先成往说其将王宗侃曰：「民入山谷，以俟招安，今乃从而掠之，与盗贼无异。旦出淘虏，薄暮乃返，曾无守备之意，万一城中有智者为之画策，使乘虚奔突，先伏精兵于门内，望淘虏者稍远，出弓弩手炮各百人，攻寨之一面，又于三面各出耀兵，诸寨咸自备御，无暇相救，如此能无败乎？」宗侃矍然。先成为条列七事为状，以白王建，建即施行之。榜至三日，山中之民，竞出如归市，浸还故业。
王建镇守成都时，在彭州攻打杨晟，久攻不下，百姓都逃窜藏匿到山谷中，各营寨每天出兵抢掠他们。王先成前去劝说王建的部将王宗侃说：“百姓逃入山谷，是等待招安，如今却跟着抢掠他们，这与盗贼有什么不同？每天早晨出去掳掠，傍晚才返回，完全没有守备的意思，万一城中有智谋的人为他们出谋划策，乘虚突袭，先在城门内埋伏精兵，等掳掠的队伍走远一些，派出弓弩手和炮手各一百人，攻打营寨的一面，又在其他三面各派出耀武扬威的军队，各营寨都各自防御，无暇互相救援，这样能不失败吗？”王宗侃猛然醒悟。王先成逐条列出七件事写成状文，禀告王建，王建立即施行。告示贴出三天后，山中的百姓争相出来，如同赶集一样，逐渐返回原来的产业。
观此五者，则其他姓名不传，与草木俱腐者，盖不可胜计矣。
看这五件事，那么其他姓名不流传、与草木一同腐朽的人，大概多得数不清了。
易卦四德
易卦四德
《易》元、亨、利、贞，谓之四德，唯《干》、《坤》，为能尽之。若《屯》、《随》二卦，但大亨贞。《临》、《无妄》、《革》三卦，皆大亨以正而已。有亨、利、贞者十一，《蒙》、《同人》、《离》、《咸》、《兑》、《恒》、《遁》、《萃》、《涣》、《小过》、《既济》也。元、亨、利者一，《蛊》也。利、贞者八，《大畜》、《大壮》、《明夷》、《家人》、《中孚》、《蹇》、《损》、《渐》也。亨、贞者三，《需》、《困》、《旅》也。元、亨者三，《大有》、《升》、《鼎》也。亨、利者五，《贲》、《复》、《大过》、《异》、《噬嗑》也。亨者九，《小畜》、《履》、《泰》、《谦》、《节》、《坎》、《震》、《丰》、《未济》也。利者五，《讼》、《豫》、《解》、《益》、《夬》也。贞者四，《师》、《比》、《否》、《颐》也。唯八卦皆无之，《观》、《剥》、《晋》、《睽》、《姤》、《归妹》、《井》、《艮》也。若以卦象索之，如《剥》、《睽》、《姤》犹可强为之辞，他则不复容拟议矣。
《易经》中的元、亨、利、贞，称为四德，只有《乾》、《坤》两卦能完全具备。至于《屯》、《随》两卦，只有大亨贞。《临》、《无妄》、《革》三卦，都只是大亨以正而已。有亨、利、贞的共十一卦：《蒙》、《同人》、《离》、《咸》、《兑》、《恒》、《遁》、《萃》、《涣》、《小过》、《既济》。有元、亨、利的共一卦：《蛊》。有利、贞的共八卦：《大畜》、《大壮》、《明夷》、《家人》、《中孚》、《蹇》、《损》、《渐》。有亨、贞的共三卦：《需》、《困》、《旅》。有元、亨的共三卦：《大有》、《升》、《鼎》。有亨、利的共五卦：《贲》、《复》、《大过》、《异》、《噬嗑》。只有亨的共九卦：《小畜》、《履》、《泰》、《谦》、《节》、《坎》、《震》、《丰》、《未济》。只有利的共五卦：《讼》、《豫》、《解》、《益》、《夬》。只有贞的共四卦：《师》、《比》、《否》、《颐》。只有八卦全都没有这些：《观》、《剥》、《晋》、《睽》、《姤》、《归妹》、《井》、《艮》。如果从卦象来探究，像《剥》、《睽》、《姤》还可以勉强解释，其他的就不容再讨论了。
孙坚起兵
孙坚起兵
董卓盗国柄，天下共兴义兵讨之，惟孙坚以长沙太守先至，为卓所惮，独为有功。故裴松之谓其最有忠烈之称。然长沙为荆州属部，受督于刺史王睿。睿先与坚共击零、桂贼，以坚武官，言颇轻之。及睿举兵欲讨卓，坚乃承案行使者，诈檄杀之，以偿囊忿。南阳太守张咨，邻郡二千石也，以军资不具之故，又收斩之。是以区区一郡将，乘一时兵威，辄害方伯、邻守，岂得为勤王乎？刘表在荆州，乃心王室，袁术志于逆乱，坚乃奉其命而攻之，自速其死，皆可议也。
董卓窃取国家大权，天下共同兴起义兵讨伐他，只有孙坚以长沙太守的身份率先到达，被董卓所忌惮，独有功劳。所以裴松之称他最有忠烈的名声。然而长沙是荆州的属郡，受刺史王睿的管辖。王睿先前与孙坚一起攻打零陵、桂阳的贼寇，因为孙坚是武官，言语中很轻视他。等到王睿起兵想讨伐董卓时，孙坚便秉承案行使者的名义，假传檄文杀了他，以报复旧怨。南阳太守张咨，是邻郡的二千石官员，因为军需物资不齐备的缘故，孙坚又逮捕并杀了他。这样，一个区区郡将，乘着一时的兵威，就杀害了地方长官和邻郡太守，这怎么能算是勤王呢？刘表在荆州，心向王室，袁术志在叛逆作乱，孙坚却奉袁术的命令攻打刘表，自取灭亡，这些都可以议论。
孙权封兄策
孙权封兄策
孙权即帝位，追尊兄策为长沙王，封其子为吴侯，按孙氏奄有江、汉，皆策之功，权特承之耳，而报之之礼不相宜称。故陈寿评云：「割据江东，策之基兆也，而权尊崇未至，子止侯爵，于义俭矣。」而孙盛乃云：「权远思盈虚之数，正本定名，防微于未兆，可谓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其说迂谬如此。汉室中兴，出于伯升，光武感其功业之不终，建武二年，首封其二子为王，而帝子之封，乃在一年之后。司马昭继兄师秉魏政，以次子攸为师后，常云：「天下者景王之天下。」欲以大业归攸。以孙权视之，不可同日论也。
孙权登上帝位后，追尊兄长孙策为长沙王，封孙策的儿子为吴侯。按孙氏占据江东、汉水一带，都是孙策的功劳，孙权只是继承而已，但回报孙策的礼数并不相称。所以陈寿评论说：“割据江东，是孙策奠定的基础，而孙权对他的尊崇不够，儿子只封侯爵，在道义上太刻薄了。”而孙盛却说：“孙权深谋远虑，考虑盈虚之理，端正根本、确定名分，在事情未显征兆时就加以防范，可以说是做到在事情未发生前就有所作为，在混乱未形成前就加以治理。”这种说法如此迂腐荒谬。汉室中兴，出于刘伯升，光武帝感念他功业未竟，建武二年，首先封伯升的两个儿子为王，而光武帝自己的儿子封王，却是在一年之后。司马昭继承兄长司马师执掌魏国政权，把次子司马攸过继给司马师为后，常说：“天下是景王（司马师）的天下。”想把大业传给司马攸。拿孙权来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逾年改元
逾年改元
自汉武帝建元纪年之后，嗣君绍统，必逾年乃改元。虽安帝继殇帝，亦终延平而为永初。桓帝继质帝，亦终本初而为建和。唐宣宗以叔继姪，亦终会昌六年，而改大中。独本朝太祖以开宝九年十月二十日上仙，太宗嗣位，是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改为太平兴国元年，去新岁才八日耳。意当时星辰历象考卜兆祥，必有其说，而国史传记皆失传。窃计岭、蜀之远，制书到时已是二年之春。是时，宰相薛居正、沈伦、卢多逊失于不考引故实，致行之弗审，使人君即位而无元年，尤为不可也。若唐顺宗以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嗣位，至八月辛丑，改元永贞。盖已称太上皇，嫌于独无纪年，故亟更之耳。刘禅、孙亮、石宏、符生、李璟未逾年而改，此不足责。晋惠帝改武帝大熙为永熙，而以为欲长奉先皇之制，亦非也。唐中宗仍武后神龙，梁末帝追承太祖干化，孟昶仍父知祥明德，汉刘知远追用晋天福，隐帝仍父干祐，周世宗仍太祖显德，皆非札之正，无足议者。唐哀帝仍昭宗天祐，盖畏朱温而不敢云。
自从汉武帝建立年号纪年之后，继位的君主继承大统，一定要过一年才改年号。即使安帝继承殇帝，也是结束延平年号改为永初。桓帝继承质帝，也是结束本初年号改为建和。唐宣宗以叔父身份继承侄儿，也是结束会昌六年，改为大中。唯独本朝太祖在开宝九年十月二十日去世，太宗继位，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改为太平兴国元年，离新年只有八天而已。想来当时根据星辰历象占卜吉兆，一定有其说法，但国史传记都失传了。我私下考虑，岭南、蜀地遥远，诏书到达时已是第二年的春天。当时，宰相薛居正、沈伦、卢多逊失于没有查考引用旧例，导致执行不够审慎，让人君即位却没有元年，尤其不妥。至于唐顺宗在贞元二十一年正月继位，到八月辛丑日，改元永贞。这是因为已经称太上皇，担心独独没有纪年，所以赶紧更改罢了。刘禅、孙亮、石宏、符生、李璟未过一年就改元，这不值得责备。晋惠帝把武帝的大熙年号改为永熙，还以为是想要长久奉行先皇的制度，这也是不对的。唐中宗沿用武后的神龙年号，梁末帝追承太祖的干化年号，孟昶沿用父亲孟知祥的明德年号，后汉刘知远追用后晋的天福年号，隐帝沿用父亲刘承祐的干祐年号，后周世宗沿用太祖的显德年号，这些都不合礼制，不值得议论。唐哀帝沿用昭宗的天祐年号，大概是畏惧朱温而不敢更改。
赋臣迁都
贼臣迁都
自汉以来，贼臣窃国命，将欲移鼎，必先迁都以自便。董卓以山东兵起，谋徙都长安，驱民数百万口，更相蹈藉，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无复鸡犬。高欢自洛阳迁魏于邺，四十万户狼狈就道。朱全忠自长安迁唐于洛，驱徙士民，毁宫室百司，及民间庐舍，长安自是丘墟。卓不旋瞳而死，曹操迎天干部许，卒覆刘氏。魏、唐之祚，竟为高、朱所倾。凶盗设心积虑，由来一揆也。
自汉朝以来，贼臣窃取国家大权，想要改朝换代，一定先迁都以便利自己。董卓因为山东义兵起事，谋划迁都到长安，驱赶数百万百姓，互相践踏，全部烧毁宫庙、官府、民居，二百里内不再有鸡犬之声。高欢从洛阳把北魏迁都到邺城，四十万户狼狈上路。朱全忠从长安把唐朝迁都到洛阳，驱赶迁徙士人百姓，毁坏宫殿官署以及民间房屋，长安从此变成废墟。董卓不久就死去，曹操迎接天子到许都，最终颠覆了刘氏。北魏、唐朝的国运，最终被高欢、朱全忠倾覆。凶恶的盗贼处心积虑，由来都是一个道理。
舆池道里误
舆池道里误
古今舆地图志所记某州至某州若干里，多有差误。偶阅元祐《九域志》，姑以吾乡饶州证之，饶西至洪州三百八十里，而《志》云：「西至州界一百七十里，自界首至洪五百六十八里。」于洪州书至饶，又衍二十里，是为七百六十里也。
古今的舆地图志记载某州到某州多少里，大多有差错。我偶然翻阅元祐年间的《九域志》，姑且用我的家乡饶州来验证：饶州西到洪州是三百八十里，而《志》上说：“西到州界一百七十里，从州界到洪州五百六十八里。”在洪州条目中记载到饶州，又多了二十里，这样算下来是七百六十里。
饶至信州三百七十里，而《志》云：「东南至本州界二百九十里，自界首至信州三百五十里。」是为六百四十里也。饶至池州四百八十里，而《志》云：「北至州界一百九十里，自界首至池州三百八十里。」是为五百七十里也。
饶州到信州是三百七十里，而《志》上说：“东南到本州界二百九十里，从州界到信州三百五十里。”这样算下来是六百四十里。饶州到池州是四百八十里，而《志》上说：“北到州界一百九十里，从州界到池州三百八十里。”这样算下来是五百七十里。
唐贾耽《皇华四达记》所纪中都至外国，尤为详备，其书虔州西南一百十里至潭口驿，又百里至南康县。然今虔至潭口才四十里，又五十里即至南康，比之所载不及半也。以所经行处验之，知其他不然者多矣。
唐代贾耽的《皇华四达记》记载从都城到外国的情况，尤其详细完备，书中说虔州西南一百一十里到潭口驿，又一百里到南康县。然而现在虔州到潭口才四十里，再走五十里就到了南康，比书中所记载的还不到一半。用我所经过的地方来验证，就知道其他记载不准确的地方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