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艺文志》名家内有《尹文子》一篇，云：「说齐宣王。先公孙龙。」刘歆云，「其学本于黄、老，居稷下，与宋钘、彭蒙、田骈等同学于公孙龙。」今其书分为上下两卷，盖汉末仲长统所铨次也。其文仅五千言，议论亦非纯本黄、老者。《大道篇》曰：「道不足以治则用法；法不足以治则用术，术不足以治则用权；权不足以治则用势；势不足则反权。权用则反术；术用则反法；法用则反道；道用则无为而自治。」又曰：「为善使人不能得从，此独善也。为巧使人不能得为，此独巧也。未尽善巧之理。为善与众行之，为巧与众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故所贵圣人之治，不贵其独治，贵其能与众共治；贵工倕之巧，不贵其独巧，贵其能与众共巧也。今世之人，行欲独贤，事欲独能，辩欲出群，勇欲绝众。独行之贤，不足以成化；独能之事，不足以周务；出群之辩，不可为户说；绝众之勇，不可与正陈。凡此四者，乱之所由生。圣人任道、立法，使贤愚不相弃，能鄙不相遗，此至治之术也。」详味其言，颇流而入于兼爱。《庄子》末章，叙天下之治方术者，曰：「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宋钘、尹文闻其风而悦之，作为华山之冠以自表。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其为人太多，其自为太少。」盖亦尽其学云。荀卿《非十二子》有宋钘，而文不预。又别一书曰《尹子》，五卷，共十九篇，其言论肤浅，多及释氏，盖晋、宋时衲人所作，非此之谓也。
《汉书·艺文志》中名家类收录了《尹文子》一篇，记载说：“（尹文）游说齐宣王。早于公孙龙。”刘歆说：“他的学说源于黄帝、老子，居住在稷下学宫，与宋钘、彭蒙、田骈等人一同师从公孙龙。”如今这部书分为上下两卷，大概是东汉末年仲长统所编定的。其文字仅有五千字左右，议论也并非纯粹以黄帝、老子思想为根本。《大道篇》说：“道不足以治理就用法律；法律不足以治理就用权术；权术不足以治理就用权力；权力不足以治理就用威势；威势不足就返回到权力。权力运用后返回到权术；权术运用后返回到法律；法律运用后返回到道；道运用后则无为而治。”又说：“行善却使人不能跟从，这只是独自为善。做巧事却使人不能去做，这只是独自为巧。这并未穷尽善与巧的道理。行善能与众人一起做，做巧事能与众人一起完成，这才是善中之善，巧中之巧。所以圣人治理天下所看重的，不是他独自治理，而是他能与众人共同治理；看重工倕的巧技，不是他独自巧技，而是他能与众人共同巧技。如今世上的人，行为想要独自贤能，做事想要独自能干，辩论想要超出众人，勇敢想要超越众人。独自贤能的行为，不足以成就教化；独自能干的事情，不足以周全事务；超出众人的辩论，不能挨家挨户去游说；超越众人的勇敢，不能用于正规的军阵。这四种情况，是祸乱产生的根源。圣人运用道、设立法律，使贤能与愚笨的人不互相抛弃，有才能与鄙陋的人不互相遗弃，这是达到大治的方法。”仔细品味这些话，颇有流于兼爱思想的倾向。《庄子》最后一章，叙述天下研究道术的人时说：“不被世俗牵累，不以外物矫饰，不苛求于人，不违逆众人。希望天下安宁，以保全民众生命，人我之间的供养，足够满足就停止，以此表明心志，古代的道术有在这方面存在的。宋钘、尹文听闻这种风尚而喜好它，制作了华山冠来表明自己。即使天下人不采纳，他们仍强聒不舍。他们为他人考虑太多，为自己考虑太少。”这大概也道尽了他们的学说。荀卿的《非十二子》中提到了宋钘，但没有尹文。另外有一部书叫《尹子》，共五卷，十九篇，其言论肤浅，多涉及佛教内容，大概是晋、宋时期僧人所著，并非这里所说的《尹文子》。
帝王训俭
帝王训诫节俭
帝王创业垂统，规以节俭，贻训子孙，必其继世象贤，而后可以循其教，不然，正足取侮笑耳。宋孝武大治宫室，坏高祖所居阴室，于其处起玉烛殿，与群臣观之。床头有土障，上挂葛灯笼、麻蝇拂。恃中袁f 因盛称高祖俭素之德，上不答，独曰：「田舍翁得此，已为过矣！」唐高力士于太宗陵寝宫，见梳箱一、柞木梳一、黑角篦一、草根刷子一，叹曰：「先帝亲正皇极，以致升平，随身服用，唯留此物。将欲传示子孙，永存节俭。」具以奏闻。明皇诣陵，至寝宫，问所留示者何在？力士捧跪上，上跪奉，肃敬如不可胜，曰：「夜光之珍，垂棘之壁，将何以愈此？」即命史官书之典册。是时，明皇履位未久，厉精为治，故见太宗故物而惕然有感。及侈心一动，穷天下之力不足以副其求，尚何有于此哉？宋孝武不足责也，若齐高帝、周武帝、陈高祖、隋文帝，皆有俭德，而东昏、天元、叔宝、扬帝之淫侈，浮于桀、纣，又不可以语此云。
帝王开创基业、传续法统，以节俭为规范，留给子孙训诫，必须后继者贤能如同先人，然后才能遵循这些教导，否则，正好足以招致侮辱和嘲笑罢了。宋孝武帝大修宫室，拆毁了高祖居住过的阴室，在原址建造玉烛殿，与群臣一同观看。高祖床头有土障，上面挂着葛布灯笼、麻绳拂尘。侍中袁f趁机大力称赞高祖节俭朴素的品德，孝武帝不回答，只说：“一个庄稼汉得到这些，已经过分了！”唐代高力士在太宗陵墓的寝宫中，看到一个梳妆箱、一把柞木梳子、一把黑角篦子、一把草根刷子，感叹道：“先帝亲自端正皇位，以致天下太平，随身使用的物品，只留下这些。想要传给子孙看，永远保持节俭。”他详细地奏报给皇帝。唐明皇前往陵墓，到了寝宫，问所留下的东西在哪里？高力士捧着跪着呈上，明皇跪着接受，肃然起敬如同不能承受，说：“夜光宝珠、垂棘璧玉，怎么能比得上这些？”随即命令史官记载在典册中。当时，明皇即位不久，励精图治，所以见到太宗的遗物而警惕有感。等到奢侈之心一动，用尽天下的力量也不足以满足他的需求，哪里还会在意这些呢？宋孝武帝不值得责备，像齐高帝、周武帝、陈高祖、隋文帝，都有节俭的品德，而东昏侯、天元帝、陈叔宝、隋炀帝的荒淫奢侈，超过了夏桀、商纣，又无法对他们说这些了。
用计臣为相
任用理财大臣为宰相
唐自贞观定制，以省台寺监理天下之务，官修其方，未之或改。明皇因时极盛，好大喜功，于财利之事尤切，故字文融、韦坚、杨慎矜、王琇，皆以聚敛刻剥进，然其职不出户部也。杨国忠得志，乃以御史大夫判度支，权知大府卿及两京司农太府出纳，是时，犹未立判使之名也。肃宗以后，兵兴费广，第五琦、刘晏始以户部侍郎判诸使，因之拜相，于是盐铁有使，度支有判。元琇、班宏、裴延龄、李巽之徒踵相蹑，遂浸浸以他官主之，权任益重。宪宗季年，皇甫镈由判度支，程异由卫尉卿盐铁使，并命为相，公论沸腾，不恤也。逮于宣宗，率由此涂大用，马植、裴休、夏侯孜以盐铁，卢商、崔元式、周墀、崔龟从、萧邺、刘瑑以度支，魏扶、魏墓、崔慎由、蒋伸以户部，自是计相不可胜书矣。惟裴度判度支，上言调兵食非宰相事，请以归有司，其识量宏正，不可同日语也。
唐朝从贞观年间确定制度，由省、台、寺监理天下政务，官员遵循其法，未曾改变。唐明皇趁着当时极盛之势，好大喜功，对财利之事尤其急切，所以宇文融、韦坚、杨慎矜、王琇，都因聚敛刻剥而升官，但他们的职务没有超出户部。杨国忠得志后，以御史大夫身份判度支，暂时代理大府卿以及两京司农太府的出纳事务，当时，还没有设立判使的名号。肃宗以后，战事兴起费用庞大，第五琦、刘晏开始以户部侍郎身份判诸使，于是因此拜相，从此盐铁有使，度支有判。元琇、班宏、裴延龄、李巽等人相继接替，于是逐渐以其他官员主管这些职务，权力责任更加重大。宪宗晚年，皇甫镈由判度支，程异由卫尉卿兼盐铁使，一同被任命为宰相，舆论沸腾，他们也不顾惜。到了宣宗时期，大多通过这条途径得到重用，马植、裴休、夏侯孜因盐铁使，卢商、崔元式、周墀、崔龟从、萧邺、刘瑑因度支，魏扶、魏墓、崔慎由、蒋伸因户部，从此计相多得数不胜数。只有裴度判度支时，上奏说调兵粮草不是宰相的职责，请求将此事归回有关部门，他的见识气量宏大端正，不能与其他人同日而语。
州县牌额
州县的牌匾
州县牌额，率系于吉凶，以故不敢轻为改易。严州分水县故额，草书「分」字，县令有作聪明者，谓字体非宜，自真书三字，刻而立之。是年，邑境恶民持刃杀人者众，盖「分」字为「八刀」也。徽州之山水清远，素无火灾，绍熙元年，添差通判卢瑢，悉以所作隶字，换郡下扁膀，自谯楼、仪门，凡亭榭、台观之类，一切趋新，郡人以为字多燥笔，而于州牌尤为不严重，私切忧之。次年四月，火起于郡库，经一日两夕乃止，官舍民庐一空。
州县的牌匾，往往关系到吉凶，因此不敢轻易更改。严州分水县原来的牌匾，用草书写着“分”字，有个自作聪明的县令，认为字体不合适，自己用楷书写了三个字，刻好立起来。当年，县境内凶恶的百姓持刀杀人的很多，大概因为“分”字拆开是“八刀”。徽州的山水清秀悠远，一向没有火灾，绍熙元年，添差通判卢瑢，全部用自己写的隶书，更换了郡下的匾额，从谯楼、仪门，到所有亭榭、台观之类，一切换成新的，郡人认为他的字多燥笔，而对州牌尤其不够庄重，私下里很担忧。次年四月，大火从郡库烧起，经过一天两夜才熄灭，官舍民房全部烧光。
唐之末世，王网绝纽，学士大夫逃难解散，畏死之不暇。非有扶颠持危之计，能支大厦干将倾者，出力以佐时，则当委身山栖，往而不反，为门户性命虑可也。白马之祸，岂李振、柳粲数凶子所能害哉？亦裴、崔、独孤诸公有以自取耳。偶读《司空表圣集·太子太师卢知猷神道碑》，见其什于僖、昭，更历荣级，至尚书右仆射，以一品致仕，可以归矣。然由间关跋履，从昭宗播迁，自华幸洛，天祐二年九月乃终，享年八十有六，其得没于牖下，亦云幸也。《新唐书》有传，附于父后，甚略，云：「昭宗为刘季述所幽，感愤而卒。按昭宗以光化三年遭季述之祸，天复元年反正，至知猷亡时，相去五年。《传》云：「子文度，亦贵显。」而碑载嗣子刑部侍郎膺，亦不同。表圣乃卢幕客，当时作志，必不误矣。《昭宗实录》：「光化四年三月，华州奏，太子太师卢知猷卒。以刘季述之变，感愤成疾，卒年七十五。」正与《新唐·传》同。盖唐武、宣以后诸录，乃宋敏求补撰，简牍当有散脱者，皆当以司空之碑为正。又按是年四月改元天复，《旧唐纪》：「十一月，车驾幸凤翔。朱全忠趋长安，文武百僚太子太师卢知猷已下出迎。」又为可证。《宰相世系表》：「知猷生文度，而同族曰渥，渥之子膺，刑部侍郎。」二者矛盾如此。
唐朝末年，朝廷纲纪败坏，士大夫们四处逃难，各自离散，连怕死都来不及。如果没有扶危持颠、支撑将倾大厦的计策，并出力辅佐时局，那就应当隐居山林，一去不返，为家族和性命考虑。白马驿之祸，难道是李振、柳璨这几个凶徒所能造成的吗？也是裴枢、崔远、独孤损这些公卿自己招来的。我偶然读到《司空表圣集·太子太师卢知猷神道碑》，看到他在僖宗、昭宗时期历任显要官职，官至尚书右仆射，以一品官衔退休，本可以归隐了。但他却历经艰难跋涉，跟随昭宗流亡，从华州到洛阳，直到天祐二年九月才去世，享年八十六岁，能够寿终正寝，也算幸运了。《新唐书》有他的传记，附在他父亲之后，内容很简略，说：“昭宗被刘季述幽禁时，卢知猷感愤而死。”按昭宗在光化三年遭遇刘季述之祸，天复元年复位，到卢知猷去世时，相隔五年。《传》中说：“他的儿子文度，也很显贵。”但碑文记载他的继承人是刑部侍郎卢膺，也不相同。司空表圣是卢知猷的幕客，当时撰写墓志，一定不会错。《昭宗实录》记载：“光化四年三月，华州上奏，太子太师卢知猷去世。因刘季述之变，感愤成疾，享年七十五岁。”这正好与《新唐书·传》相同。大概唐武宗、宣宗以后的实录，是宋敏求补撰的，简牍可能有散失脱落，都应当以司空表圣的碑文为准。又按当年四月改元天复，《旧唐书·纪》记载：“十一月，皇帝驾临凤翔。朱全忠赶往长安，文武百官包括太子太师卢知猷以下出城迎接。”这又是一个证据。《宰相世系表》说：“卢知猷生卢文度，而同族有卢渥，卢渥的儿子卢膺，任刑部侍郎。”两者矛盾到这种程度。
忌讳讳恶
忌讳与讳恶
《周礼·春官》：「小史诏王之忌讳。」郑氏曰：「先王死日为忌，名为讳。」《礼记·王制》：「太史典礼，执简记，奉讳恶。」注云：「讳者先王名，恶者忌日，若子卯。恶，乌路反。」《左传》：「叔弓如滕，子服椒为介。及郊，遇懿伯之忌，叔弓不入。」懿伯，椒之叔父，忌，怨也。「椒曰：公事有公利无私忌，椒请先入。」观此乃知忌讳之明文。汉人表疏，如东方朔有「不知忌讳」之类，皆戾本旨。今世俗语言多云「无忌讳」及「不识忌讳」，盖非也。
《周礼·春官》记载：“小史告知君王忌讳之事。”郑玄注释说：“先王去世的日子叫忌，名字叫讳。”《礼记·王制》说：“太史掌管礼仪，拿着简册记录，奉行讳恶。”注释说：“讳是先王的名字，恶是忌日，比如子卯日。恶，读作乌路反。”《左传》记载：“叔弓出使滕国，子服椒作为副使。到达郊外时，遇到懿伯的忌日，叔弓不进城。”懿伯是子服椒的叔父，忌是怨恨的意思。子服椒说：“公事有公家的利益，没有私人的忌讳，我请求先进城。”从这里可以看出忌讳的明确含义。汉代人的表章奏疏，比如东方朔有“不知忌讳”之类的话，都违背了本意。现在世俗语言常说“无忌讳”和“不识忌讳”，大概是不对的。
陈涉不可轻
陈涉不可轻视
《扬子法言》：「或问陈胜吴广，曰：『乱。』曰：『不若是则秦不亡。』曰：『亡秦乎？恐秦未亡而先亡矣。』」李轨以为：「轻用其身，而要乎非命之运，不足为福先，适足以为祸始。」予谓不然。秦以无道毒天下，六王皆万乘之国，相踵灭亡，岂无孝子慈孙、故家遗俗？皆奉头鼠伏。自张良狙击之外，更无一人敢西向窥其锋者。陈胜出于戍卒，一旦奋发不顾，海内豪杰之上，乃始云合响应，并起而诛之。数月之间，一战失利，不幸陨命于御者之手，身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项氏之起江东，亦矫称陈王之令而度江。秦之社稷为墟，谁之力也？且其称王之初，万事草创，能从陈余之言，迎孔子之孙鲋为博士，至尊为太师，所与谋议，皆非庸人崛起者可及，此某志岂小小者哉！汉高帝为之置守家于砀，血食二百年乃绝。子云指以为乱，何邪？若乃杀吴广，诛故人，寡恩忘旧，无帝王之度，此其所以败也。
《扬子法言》说：“有人问陈胜、吴广，回答说：‘是乱臣贼子。’问：‘不这样秦朝就不会灭亡。’回答说：‘灭亡秦朝吗？恐怕秦朝还没灭亡他们就先灭亡了。’”李轨认为：“他们轻率地使用自身，去追求非分的命运，不足以成为福气的先导，恰恰足以成为祸患的开端。”我认为不是这样。秦朝因无道残害天下，六国君主都是拥有万辆战车的大国，相继灭亡，难道没有孝子贤孙、故家遗俗吗？他们都抱头鼠窜，躲藏起来。自从张良刺杀秦始皇失败后，再没有一个人敢向西窥探秦朝的锋芒。陈胜出身于戍卒，一旦奋起不顾一切，海内的豪杰之士才开始像云一样聚合、像回声一样响应，一起起来诛灭秦朝。几个月之间，一次战斗失利，不幸死于车夫之手，他虽已死，但他所封立的侯王将相最终灭亡了秦朝。项氏在江东起兵，也是假借陈王的号令渡过长江。秦朝的社稷化为废墟，这是谁的力量呢？况且他称王之初，万事草创，能听从陈余的建议，迎立孔子的孙子孔鲋为博士，尊为太师，与他谋划商议的，都不是平庸之辈崛起所能比的，他的志向难道小吗？汉高帝为他安排守墓人在砀县，享受祭祀二百年才断绝。扬子云指他为乱臣，为什么呢？至于他杀吴广、诛杀故人，寡恩忘旧，没有帝王的度量，这是他失败的原因。
士匄韩厥
士匄与韩厥
晋厉公既杀却氏三卿，群臣疑惧。栾书、荀偃执公，召士匄，匄辞不往，召韩厥，厥辞曰：「古人有言曰『杀老牛莫之敢尸。』而况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二子竟弑公，而不敢以匄、厥为罪，岂非畏敬其忠正乎？唐武德之季、秦王与建成、元吉相忌害，长孙无忌、高士廉、侯君集、尉迟敬德等，日夜劝王诛之，王犹豫未决。问于李靖，靖辞，问于李世绩，世绩辞，王由是重二人。及至登天位，皆任为将相，知其有所守也。晋、唐四贤之识见略等，而无有称述者，唐史至不书其事，殆非所谓发潜德之幽光也。萧道成将革命，欲引时贤参赞大业，夜召谢朏，屏人与语，朏竟无一言。及王俭、褚渊之谋既定，道成必欲引朏参佐命，朏亦不肯从，遂不仕齐世，其亦贤矣。
晋厉公杀了却氏三卿后，群臣都疑惧不安。栾书、荀偃抓住厉公，召士匄来，士匄推辞不去；召韩厥来，韩厥推辞说：“古人有话说：‘杀老牛没有人敢做主。’何况是国君呢？你们几位不能事奉国君，又何必用我韩厥呢？”栾书和荀偃最终杀了厉公，却不敢把士匄、韩厥治罪，难道不是敬畏他们的忠诚正直吗？唐朝武德末年，秦王李世民与李建成、李元吉互相猜忌陷害，长孙无忌、高士廉、侯君集、尉迟敬德等人日夜劝秦王诛杀他们，秦王犹豫不决。他问李靖，李靖推辞；问李世绩，李世绩也推辞，秦王因此看重这两人。等到他登上帝位，都任命他们为将相，知道他们有所坚守。晋、唐这四位贤人的见识大致相同，却没有人称颂他们，唐史甚至不记载这些事，这大概不是所谓“发扬潜藏的德行幽光”吧。萧道成将要篡位，想招揽当时的贤才参与大业，夜里召见谢朏，屏退左右与他谈话，谢朏竟一言不发。等到王俭、褚渊的谋划已定，萧道成一定要拉谢朏参与辅佐篡位，谢朏也不肯服从，于是终身不仕于齐朝，他也算是贤人了。
墨翟以兼爱无父之故，孟子辞而辟之，至比于禽兽，然一时之论。迨于汉世，往往以配孔子。《列子》载惠盎见宋康王曰：「孔丘、墨翟，无地而为君，无官而为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颈举踵而愿安利之。」邹阳上书于梁孝王曰：「鲁听季孙之说逐孔子，宋任子冉之计囚墨翟，以孔、墨之辩，不能自免于谗谀。」贾谊《过秦》云：「非有仲尼、墨翟之知。」徐乐云：「非有孔、曾、墨子之贤。」是皆以孔、墨为一等，列、邹之书不足议，而谊亦如此。韩文公最为发明孟子之学，以为功不在禹下者，正以辟杨、墨耳。而著《读墨子》一篇云：「儒、墨同是尧、舜，同非桀、纣，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国家。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此又何也？魏郑公《南史·梁论》，亦有「抑扬孔、墨」之语。
墨翟因为主张兼爱、无父的缘故，孟子言辞激烈地批判他，甚至把他比作禽兽，但这只是一时的言论。到了汉代，人们往往把墨子与孔子相提并论。《列子》记载惠盎见宋康王说：“孔丘、墨翟，没有土地却像君主一样受尊崇，没有官职却像长官一样受敬重，天下的男女，没有不伸长脖子、踮起脚跟希望得到他们的安抚和利益的。”邹阳上书给梁孝王说：“鲁国听信季孙氏的话驱逐孔子，宋国采用子冉的计谋囚禁墨翟，以孔子、墨子的辩才，也不能免于谗言谄媚。”贾谊的《过秦论》说：“没有仲尼、墨翟的智慧。”徐乐说：“没有孔子、曾子、墨子的贤能。”这都是把孔子和墨子视为同一等级，列子、邹阳的书不值得议论，但贾谊也这样。韩愈最是发扬孟子学说的人，认为孟子的功劳不在大禹之下，正是因为他批判杨朱、墨子。但他写的《读墨子》一篇却说：“儒家和墨家同样肯定尧、舜，同样否定桀、纣，同样修身正心来治理天下国家。孔子必定要用墨子，墨子必定要用孔子。不互相使用，就不足以成为孔、墨。”这又是为什么呢？魏郑公的《南史·梁论》中，也有“抑扬孔、墨”的话。
玉川月蚀诗
玉川的月蚀诗
卢仝《月蚀诗》，唐史以谓讥切元和逆党，考韩文公效仝所作，云元和庚寅岁十一月。是年为元和五年，去宪宗遇害时尚十载。仝云：「岁星主福德，官爵奉董、秦。」说者谓「董秦」即李忠臣，尝为将相而臣朱泚，至于亡身，故企鄙之。东坡以为：「当秦之镇淮西日，代宗避吐蕃之难出狩，追诸道兵，莫有至者。秦方在鞠场，趣命治行，诸将请择日，秦曰：『父母有急难，而欲择日乎？』即倍道以进。虽末节不终，似非无功而食禄者。」近世有严有翼者，著《艺苑雌黄》，谓坡之言非也，秦守节不终，受泚伪官，为贼居守，何功之足云？诗讥刺当时，故言及此。坡乃谓非无功而食禄，谬矣！有翼之论，一何轻发至诋坡公力非为谬战！予按是时秦之死二十七年矣，何为而追刺之？使个欲讥逆党，则应首及禄山与泚矣。窃意元和之世，吐突承璀用事，全以为劈幸擅位，故用董贤、秦宫辈喻之，本无预李忠臣事也。记前人似亦有此说，而不能省忆其详。
卢仝的《月蚀诗》，唐代史书认为它是讥讽元和年间的叛逆党羽。考察韩愈仿效卢仝所作的诗，说是在元和庚寅年十一月。这一年是元和五年，距离唐宪宗遇害还有十年。卢仝说：“岁星主管福德，官爵奉送给董、秦。”解说的人认为“董秦”就是李忠臣，他曾担任将相却臣服于朱泚，最终身亡，所以卢仝鄙视他。苏东坡认为：“当李忠臣镇守淮西时，唐代宗为躲避吐蕃的祸难而出逃，征召各道兵马，没有谁到达。李忠臣正在球场，急忙命令准备行装，诸将请求选择吉日，李忠臣说：‘父母有急难，难道还要选择吉日吗？’于是日夜兼程前进。虽然他晚节不保，但似乎并非无功而白吃俸禄的人。”近代有个叫严有翼的人，著有《艺苑雌黄》，说苏东坡的话不对，李忠臣守节不终，接受朱泚的伪官，替贼人守城，有什么功劳可言？诗是讥讽当时的事，所以提到他。苏东坡却说他并非无功而白吃俸禄，错了！严有翼的议论，多么轻率地发出，以至于诋毁苏东坡极力非难他是错误的！我考察这时李忠臣已死二十七年了，为什么还要追刺他？假使卢仝想讥讽叛逆党羽，就应该首先提到安禄山和朱泚。我私下认为元和年间，吐突承璀掌权，卢仝认为他是宠幸之人擅权，所以用董贤、秦宫这类人来比喻，本来与李忠臣的事无关。记得前人似乎也有这种说法，但不能回忆起详细情况。
诗要点检
作诗需要检点
作诗至百韵，词意既多，故有失于点捡者。如杜老《夔府咏怀》，前云，「满坐涕潺援」，后又云，「伏腊涕涟涟」。白公《寄元微之》，既云，「无杯不共持」，又云「笑劝迂辛酒」，「华樽逐胜移」，「觥飞白玉卮」，「饮讶《卷波》迟」，「归鞍酩酊驰，酡颜乌帽侧，醉袖玉鞭垂」，「白醪充夜酌」，「嫌醒自啜醨」，「不饮长如醉」，一篇之中，说酒者十一句。东坡赋中隐堂五诗各四韵，亦有「坡垂似伏鼇」，「崩崖露伏龟」之语，近于意重。
作诗到一百韵，词意已经很多，所以有失于检点的地方。比如杜甫的《夔府咏怀》，前面说“满坐涕潺援”，后面又说“伏腊涕涟涟”。白居易的《寄元微之》，既说“无杯不共持”，又说“笑劝迂辛酒”，“华樽逐胜移”，“觥飞白玉卮”，“饮讶《卷波》迟”，“归鞍酩酊驰，酡颜乌帽侧，醉袖玉鞭垂”，“白醪充夜酌”，“嫌醒自啜醨”，“不饮长如醉”，一篇之中，说到酒的有十一句。苏东坡赋中隐堂五首诗各四韵，也有“坡垂似伏鼇”，“崩崖露伏龟”这样的话，接近于意思重复。
周蜀九经
后周和蜀地的九经
唐贞观中，魏征、虞世南、颜师古继为秘书监，请募天下书，选五品以上子孙工书者，为书手缮写。予家有旧监本《周礼》，其未云，大周广顺三年癸丑五月，雕造九经书毕，前乡贡三礼郭嵠书。列宰相李谷、范质、判监田敏等衔于后。《经典释文》末云，显德六年己未三月，太庙室长朱延熙书，宰相范质、王溥如前，而田敏以工部尚书为详勘官。此书字画端严有楷法，更无舛误。《旧五代史》：汉隐帝时，国子监奏《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四经未有印板，欲集学自考校雕造。从之。正尚武之时，而能如是，盖至此年而成也。成都石本诸经，《毛诗》、《仪礼》、《礼记》，皆秘书省秘书郎张绍文书。《周礼》者，秘书省校书郎孙朋古书。《周易》者，国子博士孙逢吉书。《尚书》者，校书郎周德政书。《尔雅》者，简州平泉令张德昭书。题云，广政十四年，盖孟和时所镌，其字体亦皆精谨。两者并用士人笔札，犹有贞观遗风，故不庸俗，可以传远。唯《三传》至皇祐元年方毕工，殊不逮前。绍兴中，分命两淮、江东转运司刻三史板，其两《汉书》内，凡钦宗讳，并小书四字，曰「渊圣御名」，或径易为「威」字，而他庙讳皆只缺画，愚而自用，为可笑也。蜀《三传》后，列知益州、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田况衔，大书为三行，而转运使直史馆曹颖叔，提点刑狱、屯田员外郎孙长卿，各细字一行，又差低于况。今虽执政作牧，监司亦与之雁行也。
唐朝贞观年间，魏征、虞世南、颜师古相继担任秘书监，请求征集天下书籍，挑选五品以上官员中擅长书法的子孙，作为书手抄写。我家里有旧监本《周礼》，它的末尾说，大周广顺三年癸丑五月，雕造九经书完毕，前乡贡三礼郭嵠书写。后面列有宰相李谷、范质、判监田敏等人的官衔。《经典释文》末尾说，显德六年己未三月，太庙室长朱延熙书写，宰相范质、王溥与前面相同，而田敏以工部尚书的身份担任详勘官。这本书字画端正严谨有楷法，更没有错误。《旧五代史》记载：后汉隐帝时，国子监上奏说《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四经没有印版，想召集学者自己考核校对雕造。皇帝同意了。当时正是崇尚武力的时期，却能这样做，大概到这一年才完成。成都的石刻本诸经，《毛诗》、《仪礼》、《礼记》，都是秘书省秘书郎张绍文书写的。《周礼》是秘书省校书郎孙朋古书写的。《周易》是国子博士孙逢吉书写的。《尚书》是校书郎周德政书写的。《尔雅》是简州平泉令张德昭书写的。题款说，广政十四年，大概是孟昶时所刻，它的字体也都精妙严谨。两者都使用士人的笔迹，还有贞观年间的遗风，所以不庸俗，可以流传久远。只有《三传》到皇祐元年才完工，远远比不上前面的。绍兴年间，分别命令两淮、江东转运司刻印三史的版片，其中两部《汉书》内，凡是钦宗的名讳，都用小字写四个字“渊圣御名”，或者直接改为“威”字，而其他皇帝庙讳都只缺笔画，愚昧而自以为是，真是可笑。蜀地《三传》后面，列有知益州、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田况的官衔，大字写成三行，而转运使直史馆曹颖叔，提点刑狱、屯田员外郎孙长卿，各用小字写一行，又比田况低一些。现在即使是执政大臣担任地方长官，监司也与他并列了。
冢宰治内
冢宰管理内宫
《周礼·天官冢宰》，其属有宫正，实掌王宫之戒令纠禁。内宰以阴礼教六宫，以阴礼教九嫔。盖宫中官之长也。故自后、夫人之外，九嫔、世妇、女御以下，无不列于属中。后世宫掖之事，非上宰可得而闻也。《礼记·内则》篇记男女事父母、舅姑，细琐毕载，而首句云：「后王命冢宰，降德于众兆民。」则以其治内故也。
《周礼·天官冢宰》，他的属官有宫正，实际掌管王宫的戒令和纠察禁令。内宰用阴礼教导六宫，用阴礼教导九嫔。大概是宫中官的首长。所以从皇后、夫人之外，九嫔、世妇、女御以下，无不列在属官之中。后世宫廷内的事情，不是上等宰相可以听闻的。《礼记·内则》篇记载男女侍奉父母、公婆，细微琐碎都完全记载，而开头一句说：“后王命令冢宰，向亿万民众施予德教。”这是因为冢宰治理内宫的缘故。
宰相爵邑
宰相的爵位和食邑
国朝宰相初不用爵邑为轻重，然亦尝以代升黜。王文康曾任司空，后为太子太师，经太宗登极恩，但封祁国公。吕文穆自司徒谢事为太子太师，经东封西祀恩，不复再得三公，但封徐国、许国公而已。寇忠憨罢相，学士钱惟演以太子太傅处之，真宗令更与些恩数，惟演但乞封国公。王冀公钦若食邑已过万户，及谪为司农卿，于衔内尽除去，后再拜相，乃悉还之。汤岐公以大观文免相，因御史言落职镌爵。赵卫公坐举官犯赃，见为使相，但降封益川郡公，削二千户。今周益公亦然，皆故实所无也。王婺相元封冀，嫌其与钦若同，屡欲改，适有进国史赏，予为拟进韩国制词，用「有此冀方，莫如韩乐」。既播告矣，而删定官冯震武以为真宗故封，不许用，遂贴麻为鲁，虽著于司封格，冯盖不知富韩公已用之矣。是时，婺相以食邑过二万户为辞，寿皇遣中使至迈所居宣示，令具前此有无体例，及合如何施行事理，拟定闻奏。遂以邑户无止法复命，乃竟行下。
本朝宰相起初不把爵位食邑作为轻重，但有时也用它来代替升降。王文康曾任司空，后来任太子太师，经过太宗登基的恩典，只封为祁国公。吕文穆从司徒退休任太子太师，经过东封西祀的恩典，不再能得到三公，只封为徐国公、许国公而已。寇忠愍被罢免宰相，学士钱惟演用太子太傅的职位安置他，真宗命令再给他一些恩典，钱惟演只请求封他为国公。王冀公钦若食邑已超过一万户，等到被贬为司农卿，在官衔内全部除去，后来再次拜相，才全部归还。汤岐公以大观文身份免去宰相，因御史进言被削职降爵。赵卫公因举荐官员犯贪污罪，当时为使相，只降封为益川郡公，削去二千户。现在周益公也是这样，都是旧例所没有的。王婺相原封为冀国公，嫌它与王钦若相同，多次想改，恰逢有进献国史的赏赐，我为他拟写进封韩国的制词，用了“有此冀方，莫如韩乐”的话。已经宣布了，而删定官冯震武认为这是真宗时的旧封，不允许使用，于是贴麻改为鲁国公，虽然记载在司封格中，冯大概不知道富韩公已经用过了。这时，婺相以食邑超过二万户为理由推辞，寿皇派中使到我居住的地方宣示，命令详细说明此前有没有体例，以及应该如何处理，拟定后上奏。于是以食邑户数没有上限回复，最终竟然下达了。
杨子一毛
杨子的一根毫毛
孟子曰：「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杨朱之书，不传于今，其语无所考。惟《列子》所载：「杨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国而隐耕。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人人不损一毫，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问杨朱曰：『去子体之一毛以济一世，汝为之乎？』杨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济。』禽子曰：『假济，为之乎？』杨子弗应。禽子出语孟孙阳，阳曰：『有侵若肌肤获万金者，若为之乎？』曰：『为之。』曰：『有断若一节得一国，子为之乎？』禽子默然。阳曰：『积一毛以成肌肤，积肌肤以成一节，一毛固一体万分中之一物，奈何轻之？』」观此，则孟氏之言可证矣。
孟子说：“杨子主张为我，拔一根毫毛而有利于天下的事也不做。”杨朱的书，没有流传到今天，他的话无从考证。只有《列子》所记载的：“杨朱说：‘伯成子高不用一根毫毛来有利于万物，舍弃国家而隐居耕种。古代的人损失一根毫毛来有利于天下，也不给与；人人不损失一根毫毛，也不有利于天下，天下就治理好了。’禽子问杨朱说：‘去掉你身上的一根毫毛来救济一世，你愿意做吗？’杨朱说：‘世道本来不是一根毫毛所能救济的。’禽子说：‘假如能救济，你愿意做吗？’杨朱不回答。禽子出来告诉孟孙阳，孟孙阳说：‘如果有人侵犯你的肌肤而获得万金，你愿意做吗？’禽子说：‘愿意做。’孟孙阳说：‘如果有人砍断你一节肢体而得到一个国家，你愿意做吗？’禽子沉默不语。孟孙阳说：‘积累一根毫毛来形成肌肤，积累肌肤来形成一节肢体，一根毫毛本来就是身体万分中的一部分，怎么能轻视它呢？’”看这些，那么孟子的话可以得到证明了。
李长吉诗
李长吉的诗
李长吉有《罗浮山人诗》云：「欲剪湘中一尺天，吴娥莫道吴刀涩。」正用杜老《题王宰画山水图歌》，「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松半江水」之句，长吉非蹈袭人后者，疑亦偶同，不失自为好语也。
李贺（字长吉）在《罗浮山人诗》中写道：“想要剪下湘江中一尺见方的天空，吴地的女子不要说吴地的剪刀不锋利。”这正好化用了杜甫《题王宰画山水图歌》中“哪里能得到并州锋利的剪刀，剪取吴淞江的半江春水”的诗句。李贺并非那种跟在别人后面抄袭的人，我怀疑这只是偶然的巧合，并不妨碍它成为一句好诗。
子夏经学
子夏的经学成就
孔子弟子惟子夏于诸经独有书，虽传记杂言未可尽信，然要为与他人不同矣。于《易》则有传，于《诗》则有序。而《毛诗》之学，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传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传曾申，五传而至大毛公。于《礼》则有《仪礼丧服》一篇，马融、王肃诸儒多为之训说。于《春秋》，所云「不能赞一辞」，盖亦尝从事于斯矣，公羊高实受之于子夏，谷梁赤者，《风俗通》亦云子夏门人。于《论语》，则郑康成以为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也。后汉徐防上疏曰：「《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斯其证云。
孔子的弟子中，只有子夏在诸经方面独有著作，虽然传记杂说未必完全可信，但总的来说他与其他人不同。在《易经》方面，他有《子夏易传》；在《诗经》方面，他作了序。而《毛诗》的传承，一说子夏传授给高行子，经过四传到小毛公；另一说子夏传授给曾申，经过五传到大毛公。在《礼》方面，他有《仪礼·丧服》一篇，马融、王肃等儒者多为其作注解。在《春秋》方面，所谓“不能赞一辞”，大概他也曾参与其中，公羊高实际上是从子夏那里受业；至于谷梁赤，《风俗通》也说他是子夏的门人。在《论语》方面，郑玄（字康成）认为是由仲弓、子夏等人编撰定稿的。后汉徐防上疏说：“《诗》《书》《礼》《乐》由孔子确定，而发明章句则始于子夏。”这就是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