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祖起兵太原，使子建成、世民将兵击西河郡，执郡丞高德儒，世民数之曰：「汝指野鸟为驾，以欺人主取高官，吾兴义兵，正为诛佞人耳。」遂斩之，自余不戮一人。读史不熟者，但以为史氏虚设此语，以与指鹿为马作对耳。按隋大业十一年，有二孔雀飞集宝城朝堂前，亲卫校尉高德儒等十余人见之，奏以为鸾，时孔雀已飞去，无可得验。诏以德儒诚心冥会，肇见嘉祥，擢拜朝散大夫，余人皆赐束帛；仍于其地造仪鸾殿。距此时才二年余。盖唐温大雅所著《创业起居注》载之，不追书前事故也。《新唐书·太宗纪》，但书云：「率兵徇西河，斩其郡丞高德儒。」尤为简略，赖《通鉴》尽纪其详。范氏《唐鉴》只论其被诛一节云。
唐高祖在太原起兵时，派儿子李建成、李世民率军攻打西河郡，抓住了郡丞高德儒。李世民数落他说：“你把野鸟指为鸾凤，以此欺骗君主来谋取高官，我兴起义军，正是为了诛杀你这样的奸佞小人。”于是杀了他，其余的人一个也没有杀害。不熟悉史书的人，只以为这是史官虚构的话，用来和赵高指鹿为马的故事对应。据记载，隋朝大业十一年，有两只孔雀飞到宝城朝堂前，亲卫校尉高德儒等十多人看见了，上奏说是鸾凤，当时孔雀已经飞走，无法验证。隋炀帝下诏说高德儒诚心与天意相合，率先发现祥瑞，升任他为朝散大夫，其余人都赏赐一束帛；还在那个地方建造了仪鸾殿。这件事距离李世民杀他才两年多。这是因为唐朝温大雅所著的《创业起居注》记载了此事，没有追述之前的事。《新唐书·太宗本纪》只写道：“率兵攻占西河，斩杀郡丞高德儒。”更加简略，幸亏《资治通鉴》详细记录了全部经过。范祖禹的《唐鉴》只评论了他被诛杀这一节。
唐朝士俸微
唐朝官员俸禄微薄
唐世朝士俸钱至微，除一项之外，更无所谓料券、添给之类者。白乐天为校书郎，作诗曰：「幸逢太平代，天子好文儒。小才难大用，典校在秘书。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遂使少年心，日日常晏如。」及为翰林学士，当迁官，援姜公辅故事，但乞兼京兆府户曹参军，既除此职，喜而言志，至云：「诏授户曹掾，捧诏感君恩。弟兄俱替笛，新妇伊衣中。罗列高堂下，拜庆正纷纷。喧喧车马来，贺客满我门。置酒延贺客，不复忧空樽。」而其所得者，亦俸钱四五万，凛禄二百石而已。今之主簿、尉，占优饫处，固有倍蓗于此者矣，亦未尝以为足，古今异宜，不可一概论也。杨文公在真宗朝为翰林学士，而云：「虚添甘泉之从臣，终作若敖之馁鬼。」盖是时尚为鲜薄，非后来比也。
唐朝官员的俸禄非常微薄，除了基本俸禄一项之外，没有所谓的料券、添给之类的补贴。白居易担任校书郎时，作诗说：“幸逢太平代，天子好文儒。小才难大用，典校在秘书。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遂使少年心，日日常晏如。”等到他担任翰林学士，应当升官时，援引姜公辅的先例，只请求兼任京兆府户曹参军，被任命后，高兴地作诗言志，甚至写道：“诏授户曹掾，捧诏感君恩。弟兄俱替笛，新妇伊衣中。罗列高堂下，拜庆正纷纷。喧喧车马来，贺客满我门。置酒延贺客，不复忧空樽。”而他所得的，也不过是俸钱四五万，禄米二百石而已。如今的主簿、县尉，占据优厚之处，收入确实有数倍于此的，但也不曾觉得满足。古今情况不同，不能一概而论。杨文公在宋真宗朝担任翰林学士，曾说：“虚添甘泉之从臣，终作若敖之馁鬼。”大概当时俸禄还很少，不是后来能比的。
计然意林
计然与《意林》
《汉书·货殖传》：「粤王句践困于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遂报强吴。」孟康注曰：「姓计名然，越臣也。」蔡谟曰：「『计然』者，范蠡所著书篇名耳，非人也。谓之计然者，所计而然也。群书所称句践之贤佐，种、蠡为首，岂复闻有姓计名然者乎？若有此人，越但用半策，便以致霸，是功重于范蠡，而书籍不见其名，史迁不述其传乎？」颜师古曰：「蔡说谬矣。《古今人表》，计然列在第四等，一名计研。班固《宾戏》：『研、桑心计于无垠。』即谓此耳。计然者，濮上人也、尝南游越，范蠡卑身事之，其书则有《万物录》，事见《皇览》及《晋中经簿》。又《吴越春秋》及《越绝书》，并作计倪。此则倪、研及然，声皆相近，实一人耳。何云书籍不见哉？」
《汉书·货殖传》记载：“越王勾践被困在会稽山上，于是任用范蠡、计然，最终报复了强大的吴国。”孟康注释说：“姓计名然，是越国的臣子。”蔡谟说：“‘计然’是范蠡所著书中的篇名，并非人名。之所以叫‘计然’，是指所谋划的事情得以实现。各种书籍所称道的勾践的贤能辅佐，以文种、范蠡为首，哪里听说过有姓计名然的人呢？如果有这个人，越国只用他一半的策略就能称霸，那么他的功劳比范蠡还大，但书籍中不见他的名字，司马迁也不为他作传吗？”颜师古说：“蔡说的说法错了。《古今人表》中，计然排在第四等，又名计研。班固《宾戏》中说：‘研、桑心计于无垠。’就是指这个人。计然是濮上人，曾南游到越国，范蠡屈身侍奉他，他的著作有《万物录》，此事见于《皇览》和《晋中经簿》。另外《吴越春秋》和《越绝书》都写作计倪。倪、研和然，读音相近，其实是同一个人。怎么能说书籍中不见记载呢？”
予按唐贞元中，马总所述《意林》一书，抄类诸子百余家，有《范子》十二卷，云：「计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字文子，其先晋国之公子也，为人有内无外，状貌似不及人，少而明，学阴阳，见微知著，其志沈沈，不肯自显，天下莫知，故称曰『计然』。时邀游海泽，号曰『渔父』。范蠡请其见越王，计然曰：『越王为人乌喙，不可与同利也。』」据此则计然姓名出处，皎然可见。裴骃注《史记》，亦知引《范子》。《北史》萧大圜云：「留侯追踪于松子，陶朱成术于辛文。」正用此事。曹子建表引《文子》，李善注，以为计然，师古盖未能尽也。而《文子》十二卷，李暹注，其序以谓《范子》所称计然。但其书一切以老子为宗，略无与范蠡谋议之事，《意林》所编《文子》正与此同，所谓《范子》，乃别是一书，亦十二卷。马总只载其叙计然及他三事，云：「余并阴阳历数，故不取。」则与《文子》了不同，李暹之说误也。《唐·艺文志·范子计然》十五卷，注云：「范蠡问，计然答。」列于农家，其是矣，而今不存。唐世未知尊孟氏，故《意林》亦列其书，而有差不同者，如伊尹不以一介与人，亦不取一介于人之类。其他所引书，如《胡非子》、《随巢子》、《缠子》、《王孙子》、《公孙尼子》、阮子《正部》、姚信《士纬》、殷兴《通语》、《牟子》、《周生烈子》、《秦菁子》、《梅子》、《任奕子》、《魏朗子》、《唐滂子》、《邹子》、孙氏《成败志》、《蒋子》、《谯子》、《钟子》、张俨《默记》、《裴氏新言》、袁淮《正书》、袁子《正论》、《苏子》、《陆子》、张显《析言》、《于子》、《顾子》、《诸葛子》、《陈子要言》、《符子》诸书，今皆不传于世，亦有不知其名者。
我考察唐朝贞元年间，马总所著的《意林》一书，抄录了诸子百家的著作一百多种，其中有《范子》十二卷，记载说：“计然是葵丘濮上人，姓辛，字文子，他的祖先是晋国的公子。他为人内秀不外露，外貌似乎不如常人，但年少时就很聪明，学习阴阳之术，能见微知著，志向深沉，不肯自我显扬，天下无人了解他，所以称他为‘计然’。他时常遨游于湖海沼泽之间，号称‘渔父’。范蠡请他拜见越王，计然说：‘越王为人长着鸟嘴，不可与他共享利益。’”据此，计然的姓名和出处就清清楚楚了。裴骃注释《史记》时，也知道引用《范子》。《北史》中萧大圜说：“留侯追踪于松子，陶朱成术于辛文。”正是用了这个典故。曹植的奏表中引用《文子》，李善注释认为是计然，颜师古大概没有完全了解。而《文子》十二卷，李暹作注，他的序言认为《范子》中所说的就是计然。但《文子》一书完全以老子为宗旨，几乎没有与范蠡谋划商议的内容，《意林》所编录的《文子》正与此相同。所谓的《范子》，是另一本书，也是十二卷。马总只收录了其中叙述计然及其他三件事，说：“其余都是阴阳历数之类，所以不取。”这与《文子》完全不同，李暹的说法是错误的。《唐·艺文志》中记载《范子计然》十五卷，注释说：“范蠡提问，计然回答。”归类在农家类，这应该是正确的，但如今已失传。唐朝时还不知道尊崇孟子，所以《意林》也收录了孟子的书，但文字有差异，比如“伊尹不以一介与人，亦不取一介于人”之类。其他所引用的书，如《胡非子》、《随巢子》、《缠子》、《王孙子》、《公孙尼子》、阮子《正部》、姚信《士纬》、殷兴《通语》、《牟子》、《周生烈子》、《秦菁子》、《梅子》、《任奕子》、《魏朗子》、《唐滂子》、《邹子》、孙氏《成败志》、《蒋子》、《谯子》、《钟子》、张俨《默记》、《裴氏新言》、袁淮《正书》、袁子《正论》、《苏子》、《陆子》、张显《析言》、《于子》、《顾子》、《诸葛子》、《陈子要言》、《符子》等书，如今都已失传于世，有的甚至连书名都不知道了。
士大夫发迹垄亩，贵为公卿，谓父祖旧庐为不可居，而更新其宅者多矣。复以医药弗便，饮膳难得，自村疃而迁於邑，自邑而迁于郡者亦多矣。唯翩然委而去之，或远在数百千里之外，自非有大不得已，则举动为不宜轻。若夫以为得计，又从而咏歌夸诩之，著于诗文，是其一时思虑，诚为不审，虽名公矩人，未能或之免也。欧阳公，吉州庐陵人，其父崇公，葬于其里之泷冈，公自为《阡表》，纪其平生。而公中年乃欲居颍，其《思颍诗序》云：「予自广陵得请来颖，爱其民淳讼简，土厚水甘，慨然有终焉之志。尔来思颖之念，未尝少忘于心，而意之所存，亦时时见于文字。乃发旧稿，得南京以后诗十余篇，皆思颍之作，以见予拳拳于颍者，非一日也。」又《续诗序》云：「自丁家难，服除，入翰林为学士，忽忽八年间，归颍之志虽未遂，然未尝一日少忘焉。至于今，年六十有四，免并得蔡，蔡、颍连疆，因得以为归老之渐。又得在毫及青十有七篇，附之，时熙宁三年也。」公次年致仕，又一年而薨，其逍遥于颍，盖无几时，惜无一语及于松楸之思。崇公惟一子耳，公生四子，皆为颍人，泷冈之上，遂无复有子孙临之，是因一代贵达，而坟墓乃隔为他壤。予每读二序，辄为太息。嗟乎！此文不作可也。若东坡之居宜兴，乃因免汝州居住而至，其后自海外北还，无以为归，复暂至常州，已而捐馆。文定公虽居许，而治命反葬于眉山云。
士大夫从田间发迹，显贵成为公卿后，认为父祖的旧居不能居住，而翻新宅第的人很多。又因为医药不便、饮食难得，从乡村迁到县城，从县城迁到州郡的人也很多。只有轻快地抛弃旧居而去，有的远在数百千里之外，除非有迫不得已的原因，否则举动不应轻率。如果认为这是得计，还进而吟咏夸耀，写在诗文中，这说明他当时的思虑确实不够审慎，即使是名公大人物，也未能避免。欧阳修是吉州庐陵人，他的父亲欧阳崇公葬在家乡的泷冈，欧阳修亲自写了《泷冈阡表》，记述父亲生平。但他中年时却想定居颍州，他的《思颍诗序》说：“我从广陵获准来到颍州，喜爱这里民风淳朴、诉讼简单，土地肥沃、水质甘甜，感慨地有了终老于此的志向。从此思念颍州的念头，从未在心中稍忘，而心中的想法，也时时在文字中流露。于是翻出旧稿，得到南京以后的诗十多篇，都是思念颍州的作品，可见我对颍州的眷恋，不是一天两天了。”又有《续诗序》说：“自从遭遇家难，服丧期满后，入翰林院任学士，匆匆八年间，归隐颍州的志向虽未实现，但从未有一天稍忘。到如今，年纪六十四岁，免去并州职务改任蔡州，蔡州与颍州接壤，因此得以作为归老之地的过渡。又得到在亳州和青州的诗十七篇，附在后面，当时是熙宁三年。”欧阳修次年退休，又过一年去世，他在颍州逍遥的日子，其实没有多久，可惜没有一句话提到对祖先坟墓的思念。欧阳崇公只有这一个儿子，欧阳修有四个儿子，都成了颍州人，泷冈之上，再也没有子孙去祭扫，这是因为一代显贵发达，而坟墓却隔成了他乡之地。我每次读这两篇序，总是叹息。唉！这样的文章不作也罢。至于苏轼定居宜兴，是因为免去汝州居住之职而去的，后来他从海外北归，无处可归，又暂时到常州，不久去世。苏辙虽然住在许昌，但遗命要归葬眉山。
刘蕡下第
刘蕡落第
唐文宗大和二年三月，亲策制举人贤良方正，刘蕡对策，极言宦官之祸。既而裴休、李郃等二十二人中第，皆除官。考官左散骑常侍冯宿、太常少卿贾𫗧、库部郎中庞严，见蕡策，皆叹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诏下，物论嚣然称屈。谏官、御史欲论奏，执政抑之。李郃曰：「刘蕡下第，我辈登科，能无厚颜！」乃上疏，以为「蕡所对策，汉、魏以来无与为比。今有司以蕡指切左右，不敢以闻，恐忠良道穷，网纪遂绝。臣所对不及蕡远甚，乞回臣所授以施蕡直。」不报。予按是时宰相乃裴度、韦处厚、窦易直，易直不足言，裴、韦之贤，顾独失此，至于抑言者使勿论奏，岂不有愧于心乎？蕡既由此不得仕于朝，而李郃亦不显，盖无敢用之也。令狐楚、牛僧孺，乃能表蕡入幕府，待以师礼，竟为宦人所嫉诬，贬柳州司户。李商隐赠以诗曰：「汉廷急诏谁先入，楚路高歌自欲翻。万里相逢欢复泣，凤巢西隔九重门。」及蕡卒，复以二诗哭之，曰：「一叫千回首，天高不为闻。」又曰：「已为秦逐客，复作楚冤魂。并将添恨泪，一洒问乾坤！」其悲之至矣。甘露之事，相去才七年，未知蕡及见之否乎？
唐文宗大和二年三月，皇帝亲自策试制举人中的贤良方正科，刘蕡在策对中，极力论述宦官的祸害。之后裴休、李郃等二十二人考中，都被授予官职。考官左散骑常侍冯宿、太常少卿贾𫗧、库部郎中庞严，看到刘蕡的策论，都赞叹佩服，但畏惧宦官，不敢录取。诏书下达后，舆论喧哗，都替刘蕡叫屈。谏官、御史想要上奏论说，执政大臣压制了他们。李郃说：“刘蕡落第，我们这些人考中，怎能不厚颜无耻！”于是上疏，认为“刘蕡的策对，汉魏以来无人能比。现在有关部门因为刘蕡指斥皇帝身边的人，不敢上报，恐怕忠良之道断绝，法纪就此消亡。我的策对远不及刘蕡，请求收回给我的授官，以表彰刘蕡的耿直。”朝廷没有答复。我考察当时的宰相是裴度、韦处厚、窦易直，窦易直不值一提，裴度、韦处厚这样的贤人，却唯独在此事上失误，甚至压制进言者不让他们论奏，难道心中不惭愧吗？刘蕡因此不能在朝廷做官，而李郃也不显达，大概没有人敢任用他们。令狐楚、牛僧孺却能上表请刘蕡进入幕府，以师礼相待，最终刘蕡被宦官嫉妒诬陷，贬为柳州司户。李商隐赠诗说：“汉廷急诏谁先入，楚路高歌自欲翻。万里相逢欢复泣，凤巢西隔九重门。”等到刘蕡去世，又写了两首诗哭悼他，说：“一叫千回首，天高不为闻。”又说：“已为秦逐客，复作楚冤魂。并将添恨泪，一洒问乾坤！”悲伤到了极点。甘露之变，距离此时才七年，不知道刘蕡是否赶上了看到它？
酒肆旗望
酒店旗幌
今都城与郡县酒务，及凡鬻酒之肆，皆揭大帘于外，以青白布数幅为之，微者随其高卑小大，村店或挂瓶瓢，标帚秆，唐人多咏于诗，然其制盖自古以然矣，《韩非子》云：「宋人有贴酒者，斗概甚平，遇客甚谨，为酒甚美，悬帜甚高，而酒不售，遂至于酸。」所谓悬帜者此也。
如今都城和郡县的酒务，以及所有卖酒的店铺，都在外面悬挂大帘子，用几幅青白布做成，简陋的随其高低大小，乡村小店有的挂瓶瓢，有的标帚秆，唐代人多在诗中吟咏，但这种形制大概自古以来就是如此，《韩非子》说：“宋国有个卖酒的人，量酒很公平，待客很恭敬，酒味很美，悬挂的旗帜很高，但酒却卖不出去，以至于变酸。”所说的悬挂旗帜就是指这个。
贤宰相遭谗
贤宰相遭谗言
一代宗臣，当代天理物之任，君上委国而听之，固为社稷之福，然必不使邪人参其间乃可，不然必为所胜。姑以唐世及本朝之事显显者言之，若褚遂良、长孙无忌之遭李义府、许敬宗，张九龄之遭李林甫是已。裴晋公相宪宗，立淮、蔡、青、郓之功，唐之威令纪纲，既坏而复振，可谓名宰矣。皇甫铸一共政，则去不旋踵，迨穆、敬、文三宗，主既不明，而元稹、李逢吉、宗闵更撼之，使不得一日安厥位。赵韩王以佐命元勋，而为卢多逊所胜，寇莱公为丁谓所胜，杜祁公、韩、范为陈执中、贾昌朝所胜，富韩公为王介甫所胜，范忠宣为章子厚所胜，赵忠简为秦会之所胜，大抵皆然也。
一代宗臣，承担着代天理物的重任，君主把国家委托给他并听从他的意见，这固然是国家的福气，但必须不让邪佞之人参与其间才行，否则一定会被他们战胜。姑且以唐朝和本朝明显的事例来说，比如褚遂良、长孙无忌遭到李义府、许敬宗的陷害，张九龄遭到李林甫的陷害就是如此。裴度做宪宗的宰相，建立了平定淮西、蔡州、青州、郓州的功勋，唐朝的威令纲纪，已经败坏又重新振作，可说是名相了。但皇甫镈一同执政，他就很快被排挤离去，到了穆宗、敬宗、文宗三朝，君主既不明智，而元稹、李逢吉、李宗闵又相继动摇他，使他一天也不能安于其位。赵普以辅佐开国的元勋，却被卢多逊所压制；寇准被丁谓所压制；杜衍、韩琦、范仲淹被陈执中、贾昌朝所压制；富弼被王安石所压制；范纯仁被章惇所压制；赵鼎被秦桧所压制，大致都是这样。
自用兵以来，令民间以见钱纽纳税直，既为不堪，然于其中所谓和买折帛，尤为名不正而敛最重。偶阅大中祥符间，太常博士许载著《吴唐拾遗录》，所载多诸书未有者。其《劝农桑》一篇正云：「吴顺义年中，差官兴版簿，定租税，厥田上上者，每一顷税钱二贯一百文，中田一顷税钱一贯八百，下田一顷千五百，皆足陌见钱，如见钱不足，许依市价折以金银。算计丁口课调，亦科钱。宋齐丘时为员外郎，上策乞虚抬时价，而折铀、绵、绢本色，曰：『江淮之地，唐季已来，战争之所。今兵革乍息，黎甿始安，而必率以见钱，折以金银，此非民耕凿可得也，无兴贩以求之，是为教民弃本逐末耳。』是时，绢每匹市价五百文，䌷六百文，绵每两十五文，齐丘请绢每匹抬为一贯七百，䌷为二贯四百，绵为四十文，皆足钱，丁口课调，亦请蠲除。朝议喧然沮之，谓亏损官钱，万数不少。齐丘致书于徐知诰曰：『明公总百官，理大国，督民见钱与金银，求国富庶，所谓拥彗救火，挠水求清，欲火灭水清可得乎？』知诰得书，曰：『此劝农上策也。』即行之。自是不十年间，野无闲田，桑无隙地，自吴变唐，自唐归宋，民到于今受其赐。」齐丘之事美矣。徐知浩亟听而行之，可谓贤辅相。而《九国志·齐丘传》中略不书，《资治通鉴》亦佚此事。今之君子为国，唯知濬民以益利，岂不有腼于偏闰之臣乎？齐丘平生，在所不论也。
自从用兵以来，命令民间用现钱折算纳税，已经让人不堪忍受，但其中所谓的和买折帛，更是名不正而征收最重。偶然翻阅大中祥符年间，太常博士许载所著的《吴唐拾遗录》，记载了许多其他书没有的内容。其中《劝农桑》一篇正好说：“吴顺义年间，派官员编制户籍簿册，确定租税，上等田每顷税钱二贯一百文，中等田每顷税钱一贯八百文，下等田每顷一千五百文，都是足额现钱，如果现钱不足，允许按市价折成金银。计算人口课税，也征收钱。宋齐丘当时任员外郎，上策请求虚抬时价，折成䌷、绵、绢等实物，说：‘江淮之地，从唐末以来，一直是战场。如今战事刚刚平息，百姓刚刚安定，却一定要征收现钱，折成金银，这不是百姓耕种所能得到的，必须靠贩卖来获取，这是教百姓放弃根本而追逐末业。’当时，绢每匹市价五百文，䌷六百文，绵每两十五文，宋齐丘请求将绢每匹抬到一贯七百文，䌷抬到二贯四百文，绵抬到四十文，都是足额钱，人口课税也请求免除。朝廷议论纷纷反对，说会亏损官钱，数目不小。宋齐丘写信给徐知诰说：‘明公总领百官，治理大国，督促百姓缴纳现钱和金银，以求国家富庶，这好比拿着扫帚救火，搅动水求清澈，想要火灭水清，可能吗？’徐知诰收到信后，说：‘这是劝农的上策。’立即施行。从此不到十年间，田野没有闲田，桑树没有空地，从吴国变为南唐，从南唐归入宋朝，百姓直到今天还受其恩赐。”宋齐丘的事迹很好。徐知诰迅速听从并施行，可说是贤能的辅相。但《九国志·齐丘传》中几乎没有记载，《资治通鉴》也遗漏了此事。如今的君子治理国家，只知道搜刮百姓以增加利益，难道面对偏安之臣不感到惭愧吗？宋齐丘的平生，这里就不评论了。
《玉篇》、《唐韵》、释杬字云：「木名，出豫章，煎汁，藏果及卵不坏。」《异物志》云：「杬子，音元，盐鸭子也。」以其用杬木皮汁和盐渍之。今吾乡处处有此，乃如苍耳、益母，茎干不纯是木。小人争斗者，取其叶挼摖皮肤，辄作赤肿，如被伤，以诬赖其敌。至藏鸭卵，则又以染其外，使若赭色云。
《玉篇》《唐韵》解释“杬”字说：“一种树木的名称，出产在豫章，煎煮它的汁液，用来贮藏水果和蛋类不会坏。”《异物志》说：“杬子，读音为元，就是盐腌的鸭蛋。”因为它是用杬木树皮的汁液和盐一起腌制的。如今我的家乡到处都有这种树，它就像苍耳、益母草一样，茎干不完全是木质。市井无赖争斗时，摘取它的叶子揉搓皮肤，皮肤就会红肿，好像受了伤，用来诬赖对方。至于贮藏鸭蛋，则又用它染蛋壳外面，使它呈现赭红色。
月中桂兔
月亮中的桂树和玉兔
《酉阳杂俎·大咫篇》，载月星神异数事。其命名之义，取《国语》楚灵王曰「是知大咫，安知民则」之说。其纪月中赡佳，引释氏书，言须弥山南面有阎扶树，月过树，影入月中。或言月中赡桂，地影也，空处，水影也。予记东坡公《鉴空阁诗》云：「明月本自明，无心孰为镜。挂空如水鉴，写此山河影。我观大瀛海，巨浸与天永。九州居其间，无异蛇盘镜。空水两无质，相照但耿耿。妄云桂兔蟆，俗说皆可屏。」正用此说。其诗在集中，题为《和黄秀才》。顷予游南海，西归之日，泊舟金利山下，登崇福寺，有阁枕江流，标曰「鉴空」，正见诗牌揭其上，盖当时临赋处也。
《酉阳杂俎·大咫篇》记载了月亮和星辰神异的几件事。它命名的含义，取自《国语》中楚灵王说的“只知道大的尺度，哪里知道百姓的法度”这句话。书中记载月亮中的蟾蜍和桂树，引用佛经的说法，说须弥山南面有阎扶树，月亮经过树旁，树影映入月中。有人说月亮中的蟾蜍和桂树，是地球的影子，空明之处，是水的影子。我记得苏东坡《鉴空阁诗》说：“明月本自明，无心孰为镜。挂空如水鉴，写此山河影。我观大瀛海，巨浸与天永。九州居其间，无异蛇盘镜。空水两无质，相照但耿耿。妄云桂兔蟆，俗说皆可屏。”正是用了这个说法。这首诗在东坡文集中，题目是《和黄秀才》。不久前我游览南海，西归那天，船停泊在金利山下，登上崇福寺，有一座楼阁枕着江流，匾额上写着“鉴空”，正好看见诗牌悬挂在上面，那里大概是当年赋诗的地方。
唐二帝好名
唐朝两位皇帝喜好名声
唐贞观中，忽有白鹊营巢于寝殿前槐树上，其巢合欢如腰鼓。左右拜舞称贺，太宗曰：「我常笑隋场帝好祥瑞，瑞在得贤，此何足贺？」乃命毁其巢，放鹊于野外。明皇初即位，以风俗奢靡，制乘舆服御金银器玩，令有司销毁，以供军国之用。其珠玉锦绣焚于殿前，天下毋得复彩织，罢两京织锦坊。予谓二帝，皆唐之明主，所言所行，足以垂训于后，然大要出于好名。鹊巢之异，左右从而献谀，叱而去之可也，何必毁其巢？珠玉锦绣，勿珍而尚之可也，何必焚之殿前，明以示外，使家至户晓哉！治道贵于执中，是二者惧不可以为法。其后杨贵妃有宠，织绣之工，专供妃院者七百人，中外争献器服珍玩。岭南经略使张九臯、广陵长史王翼，以所献精靡，九臯加三品，翼入为户部侍郎，天下从风而靡，明皇之始终，一何不同如此哉！
唐朝贞观年间，忽然有只白鹊在寝殿前的槐树上筑巢，它的巢合拢起来像腰鼓一样。左右侍臣跪拜舞蹈祝贺，太宗说：“我常常嘲笑隋炀帝喜好祥瑞，真正的祥瑞在于得到贤才，这有什么值得祝贺的？”于是命令毁掉鸟巢，把白鹊放回野外。唐明皇刚即位时，因为风俗奢侈靡费，规定皇帝车驾、服饰、金银器玩，命令有关部门销毁，用来供给军队和国家的开支。那些珍珠、玉石、锦绣在殿前焚烧，天下不得再彩色织造，撤销了东西两京的织锦坊。我认为这两位皇帝，都是唐朝的明君，他们的言论和行为，足以垂范后世，但大体上出于喜好名声。白鹊筑巢的奇异现象，左右侍臣趁机献媚，呵斥他们离开就可以了，何必毁掉鸟巢？珍珠、玉石、锦绣，不珍视、不崇尚它们就可以了，何必在殿前焚烧，公开向外展示，让家家户户都知道呢！治国之道贵在执守中道，这两件事恐怕都不可以作为效法的榜样。后来杨贵妃得宠，织绣的工匠，专门供应妃子院中的就有七百人，朝廷内外争相进献器物、服饰、珍宝、玩好。岭南经略使张九臯、广陵长史王翼，因为进献的物品精致靡丽，张九臯被加封三品官，王翼入朝担任户部侍郎，天下人闻风效仿而变得奢靡，唐明皇的前后作为，为什么如此不同呢！
周礼非周公书
《周礼》不是周公的著作
《周礼》一书，世谓周公所作，而非也，昔贤以为战国阴谋之书，考其实，盖出于刘歆之手。《汉书·儒林传》，尽载诸经专门师授，此独无传。至王莽时，歆为国师，始建立《周官经》以为《周礼》，且置博士。而河南杜子春受业于歆，还家以教门徒，好学之士郑兴，及其子众往师之，此书遂行。歆之处心积虑，用以济莽之恶，莽据以毒痡四海，如五均、六筦、市官、赊贷，诸所兴为，皆是也。故当其时，公孙禄既已斥歆颠倒《六经》毁师法矣。历代以来，唯宇文周依六典以建官，至于治民发政，亦未尝循故辙。王安石欲变乱祖宗法度，乃尊崇其言，至与《诗》、《书》均匹，以作《三经新义》，其序略曰：「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时；其法可施于后世，其文有见于载籍，莫具乎《周官》之书。自周之衰，以至于今，太平之遗迹，扫荡几尽，学者所见无复全经。于是时也，乃欲训而发之，臣知其难也。以训而发之之难，则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复之之为难。」则安石所学所行实于此乎出。遂谓：「一部之书，理财居其半。」又谓：「泉府，凡国之财用取具焉，岁终，则会其出入而纳其余，则非特摧兼并，救贫厄，因以足国事之财用。夫然故虽有不庭不虞，民不加赋，而国无乏事。」其后吕嘉问法之而置市易，由中及外，害遍生灵。呜呼！二王托《周官》之名以为政，其归于祸民一也。
《周礼》这部书，世人认为是周公所作，其实不是，前代贤人认为是战国时期的阴谋之书，考察它的实际，大概出自刘歆之手。《汉书·儒林传》详细记载了各经的专门师承传授，唯独这部书没有传授。到王莽时，刘歆担任国师，才开始建立《周官经》作为《周礼》，并且设置了博士。而河南的杜子春跟从刘歆学习，回家后教授门徒，好学之士郑兴和他的儿子郑众前去拜师学习，这部书于是流行开来。刘歆处心积虑，用来助长王莽的恶行，王莽依据它来毒害天下，比如五均、六筦、市官、赊贷等各种兴办的措施，都是这样。所以当时公孙禄就已经斥责刘歆颠倒《六经》、毁坏师法了。历代以来，只有北周宇文氏依照六典来建立官制，至于治理百姓、发布政令，也未曾遵循旧路。王安石想要改变扰乱祖宗的法度，于是尊崇它的言论，甚至与《诗经》《尚书》等同，用来撰写《三经新义》，他的序言大致说：“那些人的才能足以担任官职，那些官职足以推行法令，没有比成周时期更兴盛的了；那些法令可以施行于后世，那些文字见于典籍，没有比《周官》这部书更完备的了。自从周朝衰败，直到今天，太平的遗迹，几乎扫荡干净，学者所见到的已不再是完整的经书。在这个时候，想要训释并阐发它，我知道其中的困难。因为训释阐发的困难，又因此知道建立政事、追复古制更为困难。”那么王安石的学问和行事实际上就是从这里出来的。于是他说：“一部书中，理财的内容占了一半。”又说：“泉府，凡是国家的财用都从那里取用，年终，就会计算它的收支并收纳盈余，那么不仅能抑制兼并、救济贫困，还能因此充足国家事务的财用。这样，即使有诸侯不朝贡或意外事件，百姓不加赋税，而国家也不会缺乏财用。”后来吕嘉问效法它而设置了市易法，从中原到地方，危害遍及百姓。唉！王莽和王安石两人假托《周官》的名义来施政，他们归于祸害百姓这一点是一样的。
醉尉亭长
醉酒的县尉和亭长
李广免将军为庶人，屏居蓝田，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后广拜右北平太守，请尉与俱，至军而斩之，上书自陈谢罪，武帝报曰：「报忿除害，朕之所图干将军也。」王莽窃位，尤备大臣抑夺下权，大司空士夜过奉常亭，亭长呵之，告以官名，亭长醉曰：「宁有符传邪！」士以马箠击亭长，亭长斩士，亡，郡县逐之。家上书，莽曰：「亭长奉公，勿逐。」大司空王邑斥士以谢。予观此两亭尉长，其醉等耳。霸陵尉但呵止李广，而广杀之，武帝不问，奉常亭长杀宰士，而王莽反以奉公免之，亦可笑也。
李广被免去将军职务成为平民，隐居在蓝田，曾经夜里带着一个随从骑马出去，跟人在田间饮酒，回来时到了霸陵亭，霸陵县尉喝醉了呵斥阻止李广。后来李广被任命为右北平太守，请求带那个县尉一同去，到了军中就杀了他，然后上书自行陈述谢罪，武帝回复说：“报复仇怨、铲除祸害，正是我所期望于将军的。”王莽窃取帝位，特别防备大臣、抑制剥夺下属的权力，大司空的一个属官夜里经过奉常亭，亭长呵斥他，他告知了自己的官名，亭长醉醺醺地说：“难道有符节凭证吗？”属官用马鞭抽打亭长，亭长杀了属官，然后逃亡，郡县追捕他。他的家人上书，王莽说：“亭长是奉公行事，不要追捕。”大司空王邑斥责了那个属官来谢罪。我看这两个亭长和县尉，他们喝醉的程度是一样的。霸陵县尉只是呵斥阻止李广，而李广杀了他，武帝不加追究；奉常亭长杀了大司空的属官，而王莽反而认为他奉公行事而免于追究，也真是可笑啊。
三易之名
《三易》的名称
《三易》之名，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皆以两字为义。今人但称《周易》曰《易》，非也。夏曰《连山》，其卦以纯《民》为首，《艮》为山，山上山下，是名《连山》。云气出内于山，故名《易》为《连山》。商曰《归藏》，以纯《坤》为首，《坤》为地，万物莫不归而藏于中，故名为《归藏》。周曰《周易》，以纯《干》为首，《干》为天，天能周匝于四时，故名《易》为周也。太簇为人统，寅为人正。夏以十三月为正，人统，人无为卦首之理，《艮》渐正月，故以《艮》为首。林钟为地统，未之冲丑，故为地正，商以十二月为正，地统，故以《坤》为首。黄钟为天统，子为天正，周以十一月为正，天统，故以《干》为首。此本出唐贾公彦《周礼正义》之说，予整齐而纪之。所谓十三月者，承十二月而言，即正月耳。后汉陈宠论之甚详。本出《尚书大传》。
《三易》的名称，第一叫《连山》，第二叫《归藏》，第三叫《周易》，都是用两个字作为含义。现在的人只称《周易》为《易》，这是不对的。夏代的《易》叫《连山》，它的卦以纯《艮》卦为首，《艮》象征山，山上山下相连，所以叫《连山》。云气在山中出入，所以称《易》为《连山》。商代的《易》叫《归藏》，以纯《坤》卦为首，《坤》象征地，万物没有不归藏于地中的，所以命名为《归藏》。周代的《易》叫《周易》，以纯《干》卦为首，《干》象征天，天能周行于四季，所以称《易》为周。太簇是“人统”，寅是“人正”。夏代以十三月为正，属于“人统”，人没有作为卦首的道理，《艮》卦渐近正月，所以以《艮》卦为首。林钟是“地统”，未的冲位是丑，所以是“地正”，商代以十二月为正，属于“地统”，所以以《坤》卦为首。黄钟是“天统”，子是“天正”，周代以十一月为正，属于“天统”，所以以《干》卦为首。这本来出自唐代贾公彦《周礼正义》的说法，我加以整理而记录下来。所谓十三月，是承接十二月而言，其实就是正月。后汉陈宠论述得很详细。这本来出自《尚书大传》。
忠臣名不传
忠臣的名字没有流传下来
古今忠臣义士，其名载于史策者，万世不朽，然有不幸而泯没无传者。南唐后主，淫于浮图氏，二人继踵而谏，一获徒，一获流。歙人汪焕为第三谏，极言请死，云：「梁武事佛，刺血写佛经，散发与僧践，舍身为佛奴，屈膝礼和尚，及其终也，饿死于台城。今陛下事佛，未见刺血、践发、舍身、屈膝，臣恐他日犹不得如梁武之事。」后主览书，赦而官之。又有淮人李雄，当王师吊伐，出守西偏，不遇其敌。雄以国城重围，不忍端坐，遂东下以救之，阵于溧阳，与王师遇，父子俱没，诸子不从行者亦死他所，死者凡八人。李氏讫亡，不沾褒赠，其事仅见于《吴唐抬遗录》。顷尝有旨合九朝国史为一书，他日史官为列之于《李煜传》，庶足以慰二人于泉下。欧阳公作《吴某墓志》云：「李煜时，为彭泽主簿，曹彬破池阳，遣使者招降郡县，其令欲以城降，某曰：『吾能为李氏死尔。』乃杀使者，为煜守。煜已降，某为游兵执送军中，主将责以杀使者，曰：『固当如是。』主将义而释之。」其事虽粗见，而集中只云「讳某」，为可惜也。女靖康之难，朱昭等数人死于震武城之类，予得朱弁所作《忠义录》于其子栐，乃为作传于四朝史中，盖惜其无传也。
古今的忠臣义士，他们的名字记载在史册上的，万世不朽，但也有不幸被埋没而没有流传下来的。南唐后主李煜沉迷于佛教，有两个人先后进谏，一个被判徒刑，一个被流放。歙县人汪焕是第三个进谏的，他直言极谏并请求处死自己，说：“梁武帝信奉佛教，刺血写佛经，披散头发让僧人践踏，舍身做佛的奴仆，屈膝礼拜和尚，但最终饿死在台城。如今陛下信奉佛教，没有见到刺血、散发、舍身、屈膝的行为，我担心将来您连梁武帝的下场都得不到。”后主看了奏章，赦免了他并授予官职。还有淮人李雄，当宋朝军队前来征伐时，他出守西部边境，没有遇到敌人。李雄因为国都金陵被重重包围，不忍心坐视不管，于是东下救援，在溧阳布阵，与宋军交战，父子都战死，其他没有随行的儿子也死在他处，总共死了八人。南唐灭亡后，他们没有受到褒奖追赠，这件事仅见于《吴唐拾遗录》。不久前曾有旨意将九朝国史合编为一书，将来史官若能将他们的事迹列入《李煜传》，或许可以告慰二人在九泉之下。欧阳修作《吴某墓志》说：“李煜在位时，吴某任彭泽主簿，曹彬攻破池阳，派使者招降郡县，县令想献城投降，吴某说：‘我能够为李氏而死。’于是杀了使者，为李煜守城。李煜投降后，吴某被游兵抓住送到军中，主将责问他为何杀使者，他说：‘本来就应该这样。’主将认为他有义气而释放了他。”这件事虽然粗略可见，但文集中只称“讳某”，实在可惜。至于靖康之难中，朱昭等数人死于震武城之类的事，我从朱弁的儿子朱栐那里得到朱弁所著的《忠义录》，于是为他们立传于四朝史中，这是因为惋惜他们没有流传的事迹。
唐人酒令
唐代人的酒令
白乐天诗：「鞍马呼教住，骰盘喝遣输。长驱波卷白，连掷彩成卢。」注云：骰盘、卷白波、莫走鞍马，皆当时酒令。予按皇甫松所著《醉乡日月》三卷，载骰子令云：聚十只骰子齐掷，自出手六人，依彩饮焉。堂印，本彩人劝合席，碧油，劝掷外三人。骰子聚于一处，谓之酒星，依彩聚散。骰子令中，改易不过三章，次改鞍马令，不过一章。又有旗幡令、闪擪令、抛打令。今人不复晓其法矣，唯优伶家，犹用手打令以为戏云。
白居易的诗说：“鞍马呼教住，骰盘喝遣输。长驱波卷白，连掷彩成卢。”注释说：骰盘、卷白波、莫走鞍马，都是当时的酒令。我查考皇甫松所著的《醉乡日月》三卷，其中记载骰子令说：聚集十只骰子一起掷出，自己出手的六个人，根据彩数饮酒。堂印，本彩的人劝全席的人饮，碧油，劝掷骰子以外的三人饮。骰子聚在一处，称为酒星，根据彩数聚散。骰子令中，改变不超过三章，其次改为鞍马令，不超过一章。还有旗幡令、闪擪令、抛打令。现在的人不再懂得这些酒令的玩法了，只有优伶艺人，还用手打令作为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