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问曰：「辩安生乎？」
有人问道：“辩说从哪里产生的呢？”
对曰：「生于上之不明也。」
回答说：“产生于君主的不明察。”
问者曰：「上之不明，因生辩也，何哉？」
问的人说：“君主不明察，因而产生辩说，这是为什么呢？”
对曰：「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若其无法令而可以接诈、应变、生利、揣事者，上必采其言而责其实。言当则有大利，不当则有重罪，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无以讼。此所以无辩之故也。乱世则不然：主有令，而民以文学非之；官府有法，而民以私行矫之。人主顾渐其法令而尊学者之智行，此世之所以多文学也。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彀者也。夫砥砺杀矢而以妄发，其端未尝不中秋毫也，然而不可谓善射者，无常仪的也。设五寸之的，引十步之远，非羿、逢蒙不能必中者，有常仪的也。故有常，则羿、逢蒙以中五寸的为巧；无常，则以妄发之中秋毫为拙。今听言观行，不以公用为之的彀，言虽至察，行虽至坚，则妄发之说也。是以乱世之听言也，以难知为察，以博文为辩；其观行也，以离群为贤，以犯上为抗。人主者说辩察之言，尊贤抗之行，故夫作法术之人，立取舍之行，别辞争之论，而莫为之正。是以儒服、带劒者众，而耕战之士寡；坚白、无厚之词章，而宪令之法息。故曰：「上不明，则辩生焉。」
回答说：“在明君的国家里，命令是言辞中最尊贵的；法律是事务中最适宜的。言辞没有第二个尊贵的标准，法律没有两种适宜的情况，所以言行如果不遵循法令就必须禁止。如果有些言论没有法令依据，却可以用来应对欺诈、应付变故、产生利益、揣度事情，君主一定会采纳这些言论并责求其实效。言论恰当就有重赏，不恰当就有重罪，因此愚笨的人害怕犯罪而不敢说话，聪明的人也没有理由争辩。这就是没有辩说的原因。乱世就不是这样：君主有命令，而民众用诗书礼乐来非议它；官府有法律，而民众用私人行为来矫正它。君主反而逐渐轻视自己的法令，而尊崇学者的智慧和品行，这就是世上诗书礼乐众多的原因。言行，要以实际功用作为它的目标。磨利箭矢而胡乱发射，箭头未尝不能射中细微的东西，但不能称为善于射箭，因为没有固定的靶子。设置五寸的靶子，在十步远的距离拉弓，除了后羿、逢蒙没有人能一定射中，因为有固定的靶子。所以有固定的标准，后羿、逢蒙以射中五寸靶子为精巧；没有固定标准，那么胡乱发射射中细微的东西也算拙劣。如今听取言论、观察行为，不以公共功用作为目标，言论即使极其明察，行为即使极其坚定，也只是胡乱发射的言论罢了。因此乱世听取言论，把难以理解当作明察，把广博的文辞当作辩说；观察行为，把脱离群体当作贤能，把冒犯君主当作刚直。君主喜欢辩说明察的言论，尊崇贤能刚直的行为，所以那些制定法术的人，确立取舍的标准，辨别争辩的论说，却没有人来纠正他们。因此穿儒服、佩带剑的人众多，而耕种作战的人却很少；坚白、无厚的论调盛行，而宪法法令却止息了。所以说：‘君主不明察，辩说就产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