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志不书名
碑志不写名字
碑志之作，本孝子慈孙欲以称扬其父祖之功德，播之当时，而垂之后世，当直存其名字，无所避隐。然东汉诸铭，载其先代，多只书官。如《淳于长夏承碑》云：「东莱府君之孙，太尉掾之中子，右中郎将之弟」，《李翊碑》云：「䍧牱太守曾孙，谒者孙，从事君元子」之类是也。自唐及本朝，名人文集所志，往往只称君讳某字某，至于记序之文，亦然，王荆公为多，殆与求文扬名之旨为不相契。东坡先生《送路都曹》诗，首言：「乖崖公在蜀，有录事参军老病废事，公责之，遂求去，以诗留别，所谓『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归意浓』者。公惊谢之曰：『吾过矣。同僚有诗人而吾不知。』因留而慰荐之。坡幼时闻父老言，恨不问其姓名。及守颖州，而都曹路君，以小疾求致仕，诵此语，留之不可，乃采前人意作诗送之。」其诗大略云：「结发空百战，市人看先封。谁能搔白首，抱关望夕烽。」则路君之贤而不遇可知矣。然亦不书其名，使之少获表见，又为可惜也！
碑志这类文章，本来是孝子贤孙想要称颂他们父祖的功德，传播于当时，并流传于后世，应当直接写上他们的名字，没有什么可避讳隐瞒的。然而东汉的各种铭文，记载其先代，大多只写官职。比如《淳于长夏承碑》说：“东莱府君的孙子，太尉掾的次子，右中郎将的弟弟”，《李翊碑》说：“䍧牱太守的曾孙，谒者的孙子，从事君的长子”之类就是如此。从唐朝到本朝，名人文集中所写的墓志，往往只称“君讳某字某”，至于记序之类的文章，也是这样，王安石尤其如此，这大概与求文扬名的宗旨不相契合。东坡先生《送路都曹》诗，开头说：“乖崖公在蜀地，有个录事参军年老多病荒废职事，公责备他，他就请求离职，并写诗留别，诗中有所谓‘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归意浓’的句子。公惊讶地向他道歉说：‘我错了。同僚中有诗人而我却不知道。’于是挽留他并加以慰劳举荐。我小时候听父老说起这事，遗憾没问那人的姓名。等到我任颍州知州时，都曹路君因为小病请求退休，我吟诵了这些话，挽留他不成，于是采用前人的意思作诗送他。”那诗大致说：“结发空百战，市人看先封。谁能搔白首，抱关望夕烽。”可见路君的贤能而不遇合。然而还是不写他的名字，使他稍微得到显扬，又真是可惜啊！
汉文帝不用兵
汉文帝不用兵
《史记·律书》云：「高祖厌苦军事，偃武休息。孝文即位，将军陈武等议曰：『南越、朝鲜，拥兵阻阸，选蠕观望。宜及士民乐用，征讨逆党，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会吕氏之乱，误居正位，常战战栗傈，恐事之不终。且兵凶器，虽克所愿，动亦耗病，谓百姓远方何？今匈奴内侵，边吏无功，边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为动心伤痛，无日忘之。愿且坚边设候，结和通使，休宁北陲，为功多矣。且无议军。』故百姓无内外之繇，得息肩于田亩，天下富盛，粟至十余钱。」予谓孝文之仁德如此，与武帝黩武穷兵，为霄壤不侔矣。然班史略不及此事。《资治通鉴》亦不编入，使其事不甚暴白，惜哉！
《史记·律书》说：“高祖厌倦了军事的劳苦，便停止武备，休养生息。孝文帝即位后，将军陈武等人建议说：‘南越、朝鲜，拥兵据守险要，蠢蠢欲动，观望形势。应当趁将士百姓乐于效命之时，征讨叛逆，以统一疆土。’孝文帝说：‘朕能胜任文治，心思没考虑到这些。适逢吕氏之乱，朕误居帝位，常常战战兢兢，唯恐事情不能善终。况且兵器是凶器，即使能实现愿望，动用起来也会损耗国力，让百姓和远方之人怎么办呢？如今匈奴入侵，边吏无功，边境百姓父子长期扛着兵器，朕常为此动心伤痛，没有一天忘记。希望暂且巩固边防，设置哨所，缔结和约，互通使节，使北方边境安宁，这才是更大的功绩。暂且不要议论用兵。’因此百姓没有内外的徭役，得以在田亩中休养生息，天下富足强盛，粟米每石只值十余钱。”我认为孝文帝的仁德如此，与汉武帝穷兵黩武，真是天壤之别。然而班固的《汉书》对此事略而不提。《资治通鉴》也没有编入，使这件事不太显扬，可惜啊！
帝王讳名
帝王避讳名字
帝王讳名，自周世始有此制，然只避之于本庙中耳。「克昌厥后，骏发尔私。」成王时所作诗。昌、发不为文、武讳也。宣王名诵而「吉甫作诵」之句，正在其时。厉王名胡，而「胡为虺蜴」、「胡然厉矣」之句，在其孙幽王时。小国曰胡，亦自若也。襄王名郑，而郑不改封。至于出居其国，使者告于秦、晋曰：「鄙在郑地。」受晋文公朝，而郑伯傅王。唯秦始皇以父庄襄王名楚，称楚曰荆，其名曰政，自避其嫌，以正月为一月。盖已非周礼矣。汉代所谓邦之字曰国，盈之字曰满，彻之字曰通，虽但讳本字，而吏民犯者有刑。唐太宗名世民，在位之日不偏讳。故戴胄、唐俭为民部尚书，虞世南、李世𪟝在朝。至于高宗，始改民部为户部，世𪟝但为𪟝。韩公《讳辩》云：「今上书及诏，不闻讳浒、势、秉、机，惟宦官宫妾，乃不敢言喻及机，以为触犯。」此数者皆其先世嫌名也。本朝尚文之习大盛，故礼官讨论，每欲其多，庙讳遂有五十字者。举场试卷，小涉疑似，士人辄不敢用，一或犯之，往往暗行黜落。方州科举尤甚，此风殆不可革。然太祖讳下字内有从木从匀者，《广韵》于进字中亦收。张魏公以名其子，而音为进。太宗讳字内有从耳从火者，又有梗音，今为人姓如故。高宗讳内从勹从口者亦然。真宗讳从𢠰亘，音胡登切。若缺其下画，则为𢘆，遂并「怕」字不敢用，而易为常矣。
帝王避讳名字，从周代开始有这个制度，但只在宗庙中避讳罢了。“克昌厥后，骏发尔私”是周成王时所作的诗，其中的“昌”和“发”并不为周文王、周武王避讳。周宣王名叫“诵”，而“吉甫作诵”的句子，正出现在那个时代。周厉王名叫“胡”，而“胡为虺蜴”、“胡然厉矣”的句子，出现在他的孙子周幽王时期。小国叫“胡”，也照旧不变。周襄王名叫“郑”，而郑国的封号不改。至于他出居郑国时，使者告诉秦、晋说：“鄙在郑地。”接受晋文公朝见时，郑伯辅佐周王。只有秦始皇因为父亲庄襄王名叫“楚”，所以称“楚”为“荆”，他自己的名字叫“政”，为了避讳，将“正月”改为“一月”。这已经不符合周礼了。汉代所谓“邦”字改为“国”，“盈”字改为“满”，“彻”字改为“通”，虽然只避讳本字，但官吏百姓触犯的会受到刑罚。唐太宗名叫“世民”，他在位时不避偏讳。所以戴胄、唐俭担任民部尚书，虞世南、李世𪟝在朝为官。到了唐高宗时，才改“民部”为“户部”，李世𪟝只称“𪟝”。韩愈《讳辩》说：“如今上奏和诏令中，没听说避讳‘浒’、‘势’、‘秉’、‘机’，只有宦官宫妾，才不敢说‘喻’和‘机’，认为会触犯。”这几个字都是他们先世的同音字。本朝崇尚文雅的风气很盛，所以礼官讨论时，总想增加避讳的字数，庙讳于是有五十个字。科举考场的试卷中，稍微涉及疑似避讳的字，士人就不敢用，一旦触犯，往往暗中被淘汰。地方州郡的科举尤其严重，这种风气几乎无法改变。然而太祖名讳的下字中有从“木”从“匀”的字，《广韵》在“进”字中也收录了。张魏公用它给儿子取名，读音为“进”。太宗名讳中有从“耳”从“火”的字，又有“梗”的读音，如今作为姓氏仍照旧。高宗名讳中有从“勹”从“口”的字也是如此。真宗名讳中有从“𢠰”从“亘”的字，音为“胡登切”。如果缺了下面的笔画，就成了“𢘆”，于是连“怕”字也不敢用，而改为“常”了。
家讳中字
家讳中的字
士大夫除官，于官称及州府曹局名犯家讳者听回避，此常行之法也。李焘仁甫之父名中，当赠中奉大夫，仁甫请于朝，谓当告家庙，与自身不同，乞用元丰以前官制，赠光禄卿。丞相颇欲许之。予在西垣闻其说，为诸公言，今一变成式，则他日赠中大夫，必为秘书监，赠太中大夫，必为谏议矣，决不可行。遂止。李愿为江东提刑，以父名中，所部遂呼为通议，盖近世率妄称太中也。李自称只以本秩曰朝散。黄通老资政之子为临安通判，府中亦称为通议，而受之自如。
士大夫被任命官职时，对于官称以及州府曹局名称中触犯家讳的，允许回避，这是常规的做法。李焘（字仁甫）的父亲名叫“中”，应当追赠中奉大夫，李焘向朝廷请求，说应当禀告家庙，与自身不同，请求采用元丰年以前的官制，追赠光禄卿。丞相很想答应他。我在中书省听说这个说法，对各位同僚说，如今一旦改变成例，那么日后追赠中大夫，必定要改为秘书监，追赠太中大夫，必定要改为谏议大夫了，决不可行。于是作罢。李愿担任江东提刑，因为父亲名叫“中”，部下就称他为“通议”，大概近代人随意妄称“太中”。李愿自称只按本来的官阶称为“朝散”。黄通老资政的儿子担任临安通判，府中也称他为“通议”，而他坦然接受。
记张元事
记载张元的事
自古夷狄之臣来入中国者，必为人用。由余入秦，穆公以霸；金日䃅仕汉，脱武帝五柞之厄。唐世尤多，执失思力、阿史那社尔、李临淮、高仙芝、浑瑊、李怀光、𨁂跌光颜、朱邪克用，皆立大功名，不可殚纪。然亦在朝廷所以御之，否则为郭药师矣。倘使中国英俊，翻致力于异域，忌壮士以资敌国者，固亦多有。贾季在狄，晋六卿以为难日至；桓温不能留王猛，使为苻坚用；唐庄宗不能知韩延徽，使为阿保机用；皆是也。西夏曩霄之叛，其谋皆出于华州士人张元与吴昊，而其事本末，国史不书。比得田昼承君集，实纪其事云：「张元、吴昊、姚嗣宗，皆关中人，负气倜傥，有纵横才，相与友善。尝薄游塞上，观觇山川风俗，有经略西鄙意。姚题诗崆峒山寺壁，在两界间，云：『南粤干戈未息肩，五原金鼓又轰天。崆峒山叟笑无语，饱听松声春昼眠。』范文正公巡边，见之大惊。又有『踏破贺兰石，扫清西海尘』之句。张为《鹦鹉诗》，卒章曰：『好著金笼收拾取，莫教飞去别人家。』吴亦有诗。将谒韩、范二帅，耻自屈，不肯往，乃砻大石，刻诗其上，使壮夫拽之于通衢，三人从后哭之，欲以鼓动二帅。既而果召与相见，踌躇未用间，张、吴径走西夏。范公以急骑追之，不及，乃表姚入幕府。张、吴既至夏国，夏人倚为谋主，以抗朝廷，连兵十余年，西方至为疲弊，职此二人为之。时二人家属羁縻随州，间使谍者矫中国诏释之，人未有知者。后乃闻西人临境，作乐迎此二家而去，自是边帅始待士矣。姚又有《述怀》诗曰：『大开双白眼，只见一青天。』张有《雪》诗曰：『五丁仗剑决云霓，直取银河下帝畿。战死玉龙三十万，败鳞风卷满天飞。』吴诗独不传。观此数联，可想见其人非池中物也。」承君所记如此。予谓张、吴在夏国，然后举事，不应韩、范作帅日尚犹在关中，岂非记其岁时先后不审乎？姚、张诗，笔谈诸书，颇亦纪载。张、吴之名，正与羌酋二字同，盖非偶然也。
自古以来，外族大臣来到中原的，一定会被人所用。由余到秦国，秦穆公因而称霸；金日䃅在汉朝做官，使汉武帝摆脱了五柞宫的危难。唐朝时期尤其多，执失思力、阿史那社尔、李临淮、高仙芝、浑瑊、李怀光、𨁂跌光颜、朱邪克用，都建立了大功名，数不胜数。然而这也在于朝廷如何驾驭他们，否则就会成为郭药师那样的人。倘若让中原的英才，反而效力于异域，因忌惮壮士而资助敌国的情况，本来也有很多。贾季在狄地，晋国的六卿认为祸患随时会来；桓温不能留住王猛，让他被苻坚所用；唐庄宗不能赏识韩延徽，让他被阿保机所用；都是这样的例子。西夏曩霄叛乱，其谋划都出自华州士人张元与吴昊，而这件事的始末，国史没有记载。近来得到田昼（承君）的文集，确实记载了这件事说：「张元、吴昊、姚嗣宗，都是关中人，意气豪迈，有纵横之才，彼此友好。曾漫游塞上，观察山川风俗，有经营西部边疆的意图。姚嗣宗在崆峒山寺壁上题诗，位于两界之间，诗说：『南粤干戈未息肩，五原金鼓又轰天。崆峒山叟笑无语，饱听松声春昼眠。』范仲淹（文正公）巡视边防，见到后非常震惊。又有『踏破贺兰石，扫清西海尘』的句子。张元作《鹦鹉诗》，结尾说：『好著金笼收拾取，莫教飞去别人家。』吴昊也有诗。他们准备拜见韩琦、范仲淹两位统帅，但耻于屈身前往，于是磨平大石，在上面刻诗，让壮汉拉着它在大路上走，三人跟在后面哭泣，想以此打动两位统帅。后来果然被召见，在犹豫未用之际，张元、吴昊直接逃往西夏。范公派快马追赶，没追上，于是上表推荐姚嗣宗进入幕府。张元、吴昊到了西夏后，西夏人倚重他们为谋主，来对抗朝廷，连年用兵十多年，西部边疆因此疲敝，正是这两人造成的。当时两人的家属被扣留在随州，他们暗中派间谍假传朝廷诏令释放了家属，没有人知道。后来听说西夏人来到边境，奏乐迎接这两家离去，从此边帅才开始礼遇士人。姚嗣宗又有《述怀》诗说：『大开双白眼，只见一青天。』张元有《雪》诗说：『五丁仗剑决云霓，直取银河下帝畿。战死玉龙三十万，败鳞风卷满天飞。』只有吴昊的诗没有流传下来。看这几联诗，可以想见他们不是池中之物。」承君所记如此。我认为张元、吴昊是在西夏之后才举事的，不应该在韩、范任统帅时还在关中，难道不是记载的时间先后不准确吗？姚、张的诗，《梦溪笔谈》等书也多有记载。张元、吴昊的名字，正好与羌人酋长的名字相同，大概不是偶然的。
宫室土木
宫室土木
秦始皇作阿房宫，写蜀、荆地材至关中，役徒七十万人。隋炀帝营宫室，近山无大木，皆致之远方，二千人曳一柱，以木为轮，则戛摩火出，乃铸铁为毂，行一二里，毂辄破，别使数百人赍毅，随而易之，尽日不过行二三十里，计一柱之费，已用数十万功。大中祥符间，奸佞之臣，罔真宗以符瑞，大兴土木之役，以为道宫。玉清昭应之建，丁谓为修宫使，凡役工日至三四万，所用有秦、陇、岐、同之松，岚、石、汾、阴之柏，潭、衡、道、永、鼎、吉之梌、柟、槠，温、台、衢、吉之梼，永、沣、处之槻、樟，潭、柳、明、越之杉，郑、淄之青石，衡州之碧石，莱州之白石，绛州之斑石，吴越之奇石，洛水之石卵，宜圣库之银朱，桂州之丹砂，河南之赭土，衢州之朱土，梓、信之石青、石绿，磁、相之黛，秦、阶之雌黄，广州之藤黄，孟、泽之槐华，虢州之铅丹，信州之土黄，河南之胡粉，卫州之白垩，郓州之蚌粉，兖、泽之墨，归、歙之漆，莱芜、兴国之铁。其木石皆遣所在官部兵民入山谷伐取。又于京师置局化铜为𨱎、冶金薄、锻铁以给用。凡东西三百一十步，南北百四十三步。地多黑土疏恶，于京东北取良土易之，自三尺至一丈有六等。起二年四月，至七年十一月宫成，总二千六百一十区。不及二十年，天火一夕焚，但存一殿。是时，役遍天下，而至尊无穷兵黩武、声色苑囿、严刑峻法之举，故民间乐从，无一违命，视秦、隋二代，万万不侔矣。然一时贤识之士，犹为盛世惜之。国史志载其事，欲以为夸，然不若掩之之为愈也。沈括《笔谈》云：「温州鴈荡山，前世人所不见。故谢灵运为太守，未尝游历。因昭应宫采木，深入穷山，此境始露于外。」他可知矣。〈卫州，一作衡州。〉
秦始皇建造阿房宫，将蜀地、荆地的木材运到关中，动用役徒七十万人。隋炀帝营建宫室，附近山上没有大木，都从远方运来，两千人拉一根柱子，用木轮运输，摩擦生火，于是铸铁做车毂，走一二里，车毂就破裂，另派数百人带着备用车毂，随时更换，一天走不过二三十里，计算一根柱子的费用，已用数十万人工。大中祥符年间，奸佞之臣用祥瑞欺骗宋真宗，大兴土木，建造道宫。玉清昭应宫的建造，丁谓任修宫使，每天役工多达三四万人，所用材料有秦、陇、岐、同的松木，岚、石、汾、阴的柏木，潭、衡、道、永、鼎、吉的梌、柟、槠木，温、台、衢、吉的梼木，永、沣、处的槻、樟木，潭、柳、明、越的杉木，郑、淄的青石，衡州的碧石，莱州的白石，绛州的斑石，吴越的奇石，洛水的卵石，宜圣库的银朱，桂州的丹砂，河南的赭土，衢州的朱土，梓、信的石青、石绿，磁、相的黛，秦、阶的雌黄，广州的藤黄，孟、泽的槐花，虢州的铅丹，信州的土黄，河南的胡粉，卫州的白垩，郓州的蚌粉，兖、泽的墨，归、歙的漆，莱芜、兴国的铁。这些木石都派当地官员率领兵民入山谷砍伐采集。又在京城设局化铜为𨱎、冶金箔、锻铁以供使用。宫殿东西三百一十步，南北一百四十三步。地基多黑土疏松恶劣，从京城东北取好土替换，深度从三尺到一丈有六等。从二年四月开工，到七年十一月宫成，总计二千六百一十区。不到二十年，一场天火在一夜之间烧毁，只剩一座殿。当时，劳役遍及天下，但皇帝没有穷兵黩武、声色犬马、大兴苑囿、严刑峻法之举，所以民间乐于服从，没有违抗命令的，与秦、隋二代相比，万万不可同日而语。然而当时的贤识之士，仍为盛世感到惋惜。国史志记载此事，本想夸耀，但不如掩盖它更好。沈括《梦溪笔谈》说：「温州雁荡山，前代人所未见。所以谢灵运任太守时，未曾游历。因昭应宫采木，深入穷山，此境才显露于世。」其他可以想见了。〈卫州，一作衡州。〉
岁月日风雷雄雌
岁月日风雷雄雌
虞喜天文论汉《太初历》十一月甲子夜半冬至云：「岁雄在阏逢，雌在摄提格，月雄在毕，雌在觜，日雄在子。」又云：「甲岁雄也，毕月雄也，陬月雌也。」大抵以十干为岁阳，故谓之雄，十二支为岁阴，故谓之雌，但毕、觜为月雄雌不可晓。今之言阴阳者，未尝用雄雌二字也。《郎【f】传》引《易雌雄秘历》，今亡此书。宋玉《风赋》有雄风雌风之说。沈约有「雌霓连蜷」之句。《春秋元命包》曰：「阴阳合而为雷。」《师旷占》曰：「春雷始起，其音格格，其霹雳者，所谓雄雷，旱气也。其鸣依依，音不大霹雳者，所谓雌雷，水气也。」见《法苑珠林》。予家有故书一种，曰《孝经雌雄图》，云出京房《易传》，亦日星占相书也。
虞喜在讨论汉代《太初历》十一月甲子夜半冬至时说：「岁雄在阏逢，雌在摄提格；月雄在毕，雌在觜；日雄在子。」又说：「甲是岁雄，毕是月雄，陬是月雌。」大致以十天干为岁阳，所以称为雄，十二地支为岁阴，所以称为雌，但毕、觜作为月的雄雌不可理解。如今谈论阴阳的人，未曾使用雄雌二字。《郎【f】传》引用《易雌雄秘历》，现在这本书已失传。宋玉《风赋》有雄风雌风的说法。沈约有「雌霓连蜷」的句子。《春秋元命包》说：「阴阳相合而成雷。」《师旷占》说：「春雷初起，声音格格，其中霹雳的，称为雄雷，是旱气。声音依依，不太霹雳的，称为雌雷，是水气。」见于《法苑珠林》。我家有一本旧书，叫《孝经雌雄图》，据说是出自京房《易传》，也是一本星象占卜的书。
东坡三诗
东坡三诗
东坡初赴惠州，过峡山寺，不值主人，故其诗云：「山僧本幽独，乞食况未还。云碓水自春，松门风力关。石泉解娱客，琴筑鸣空山。」既至惠州，残腊独出，至栖禅寺，亦不逢一僧，故其诗云：「江边有微行，诘曲背城市。平湖春草合，步到栖禅寺。堂空不见人，老稚掩关睡。所营在一食，食已宁复事。客行岂无得？施子净扫地。风松独不静，送我作鼓吹。」后在儋耳作《观棋》诗，记游庐山白鹤观，观中人皆阖户昼寝，独闻棋声，云：「五老峰前，白鹤遗址。长松荫庭，风日清美。我时独游，不逢一士。谁欤棋者？户外屦二。不闻人声，时闻落子。」其寂寞冷落之味，可以想见，句语之妙，一至于此。
苏东坡初次被贬惠州时，路过峡山寺，没有遇到主人，所以他的诗写道：“山僧本幽独，乞食况未还。云碓水自春，松门风力关。石泉解娱客，琴筑鸣空山。”到了惠州后，在年底独自外出，来到栖禅寺，也没有遇到一个僧人，所以他的诗写道：“江边有微行，诘曲背城市。平湖春草合，步到栖禅寺。堂空不见人，老稚掩关睡。所营在一食，食已宁复事。客行岂无得？施子净扫地。风松独不静，送我作鼓吹。”后来在儋耳写了《观棋》诗，记述游览庐山白鹤观的情景，观中的人都关着门在白天睡觉，只听到下棋的声音，诗中说：“五老峰前，白鹤遗址。长松荫庭，风日清美。我时独游，不逢一士。谁欤棋者？户外屦二。不闻人声，时闻落子。”那种寂寞冷清的意味，可以想象得到，诗句的妙处，竟达到了这种地步。
天文七政
天文七政
《尚书·舜典》：「以齐七政。」孔安国本注，谓「日月五星也」。而马融云：「七政者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一主日；第二主月；第三曰命火，谓荧惑也；第四曰煞土，谓填星也；第五曰代水，谓辰星也；第六曰危木，谓岁星也；第七曰剽金，谓太白也。日月五星各异，故曰七政。」《尚书大传》一说，又以为：「七政者，谓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为政也，人道正而万事顺成。」三说不同，然不若孔氏之明白也。
《尚书·舜典》中说：“以齐七政。”孔安国的注释说，七政是“日月五星”。而马融说：“七政指的是北斗七星，各有主管。第一颗主管日；第二颗主管月；第三颗叫命火，指的是荧惑星；第四颗叫煞土，指的是填星；第五颗叫代水，指的是辰星；第六颗叫危木，指的是岁星；第七颗叫剽金，指的是太白星。日月五星各不相同，所以叫七政。”《尚书大传》中的另一种说法认为：“七政，指的是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这些是用来施政的，人道端正了万事就能顺利成功。”三种说法不同，但都不如孔安国的说法明白。
符读书城南
符读书城南
《符读书城南》一章，韩文公以训其子，使之腹有《诗》、《书》，致力于学，其意美矣。然所谓「一为公与相，潭潭府中居，不见公与相，起身自犁锄」等语，乃是觊觎富贵，为可议也。杜牧之《寄小侄阿宜》诗亦云：「朝廷用文治，大开官职场。愿尔出门去，取官如驱羊。」其意与韩类也。予向为陈铸作《城南堂记》，亦及此意云。
《符读书城南》这一章，是韩文公用来训导他儿子的，让他腹中有《诗》《书》的学问，致力于学习，用意是好的。但其中所说的“一为公与相，潭潭府中居，不见公与相，起身自犁锄”等话，却是贪图富贵，值得商榷。杜牧之的《寄小侄阿宜》诗也说：“朝廷用文治，大开官职场。愿尔出门去，取官如驱羊。”他的意思和韩愈类似。我以前为陈铸作《城南堂记》，也涉及了这种意思。
致仕官上寿
致仕官上寿
范蜀公自翰林学士，以本官户部侍郎致仕，仍居京师，同天节乞随班上寿，许之。遂著为令。韩康公，元祐二年以司空致仕，太皇太后受册，乞随班称贺，而降诏免赴，二者不同如此。
范蜀公从翰林学士的职位上，以原官户部侍郎的身份退休，仍然住在京城，在同天节时请求随班上寿，被批准了。于是这成了定例。韩康公在元祐二年以司空的职位退休，太皇太后接受册封时，他请求随班称贺，但皇帝下诏免去他赴会，这两件事的待遇如此不同。
五经字义相反
五经字义相反
治之与乱，顺之与扰，定之与荒，香之与臭，遂之与溃，皆美恶相对之字。然《五经》用之或相反，如乱臣十人，乱越我家，惟以乱民，乱为四方新辟，乱为四辅，厥乱明我新造邦，丕乃俾乱之类，以乱训治也。安扰邦国，扰而毅，扰龙，六扰之类，以扰训顺也。荒度土功，遂荒大东，大王荒之，葛藟荒之之类，以荒训定也。无声无臭，胡臭亶时，其臭膻，臭阴达于渊泉之类，以臭训香也。是用不溃于成，草不溃茂之类，以溃训遂也。郑康成笺《毛诗》溃成，与毛公皆释为遂，至于溃茂，则以为溃当作汇，汇，茂貌也。自为异同如此。
治与乱，顺与扰，定与荒，香与臭，遂与溃，都是美恶相对的字。但《五经》中使用时有时意思相反，比如“乱臣十人，乱越我家，惟以乱民，乱为四方新辟，乱为四辅，厥乱明我新造邦，丕乃俾乱”之类，用“乱”来解释“治”。又如“安扰邦国，扰而毅，扰龙，六扰”之类，用“扰”来解释“顺”。又如“荒度土功，遂荒大东，大王荒之，葛藟荒之”之类，用“荒”来解释“定”。又如“无声无臭，胡臭亶时，其臭膻，臭阴达于渊泉”之类，用“臭”来解释“香”。又如“是用不溃于成，草不溃茂”之类，用“溃”来解释“遂”。郑康成笺注《毛诗》中的“溃成”，和毛公都解释为“遂”，至于“溃茂”，则认为“溃”应当作“汇”，“汇”是茂盛的样子。他自己就这样前后不一致。
镇星为福
镇星为福
世之伎术，以五星论命者，大率以火、土为恶，故有昼忌火星夜忌土之语。土，镇星也，行迟，每至一宫，则二岁四月乃去，以故为灾最久。然以国家论之则不然，苻坚欲南伐，岁镇守斗，识者以为不利。《史记·天官书》云：「五潢，五帝车舍。火入，旱；金，兵；水，水。」宋均曰：「不言木、土者，德星不为害也。」又云：「五星犯北落，军起。火、金、水尤甚。木、土，军吉。」又云：「镇星所居国吉。未当居而居，已去而复，还居之，其国得土。若当居而不居，既已居之，又西东去，其国失土。其居久，其国福厚；其居易，轻速也。福薄。」如此则镇星乃为大福德，与木亡异，岂非国家休祥所系，非民庶可得侔邪？
世上的方术，用五星来论命的人，大多把火星和土星看作凶星，所以有“白天忌火星，夜晚忌土星”的说法。土星就是镇星，运行缓慢，每到一宫，要两年四个月才离开，因此造成的灾祸最久。但就国家而言却不是这样，苻坚想要南伐时，岁星和镇星守在斗宿，有见识的人认为不利。《史记·天官书》说：“五潢，是五帝的车舍。火星进入，主旱灾；金星进入，主兵灾；水星进入，主水灾。”宋均说：“不说木星和土星，是因为它们是德星，不会造成灾害。”又说：“五星侵犯北落星，就会起兵。火星、金星、水星尤其严重。木星和土星，则对军队吉利。”又说：“镇星所在的国家吉利。不应当居留而居留，已经离开又返回，居留于此，这个国家会得到土地。如果应当居留而不居留，已经居留了，又向西或向东离开，这个国家会失去土地。它居留得久，这个国家的福运就厚；居留得轻易（快速离开），福运就薄。”这样看来，镇星是大福星，和木星没有区别，难道不是关系到国家的祥瑞，不是百姓可以相比的吗？
东坡引用史传
东坡引用史传
东坡先生作文，引用史传，必详述本末，有至百余字者，盖欲使读者一览而得之，不待复寻绎书策也。如《勤上人诗集叙》引翟公罢廷尉宾客反复事，《晁君成诗集叙》引李郃汉中以星知二使者事，《上富丞相书》引左史倚相美卫武公事，《答李琮书》引李固论发兵讨交趾事，《与朱鄂州书》引王溶活巴人生子事，《盖公堂记》引曹参治齐事，《膝县公堂记》引徐公事，《温公碑》引慕容绍宗、李𪟝事，《密州通判题名记》引羊叔子、邹湛事，《荔枝叹》诗引唐羌言荔枝事是也。
东坡先生写文章，引用史传时，一定详细叙述事情的始末，有的长达一百多字，这是想让读者一看就明白，不必再去翻查书籍。比如《勤上人诗集叙》引用翟公罢免廷尉后宾客反复无常的事，《晁君成诗集叙》引用李郃在汉中通过星象知道两位使者的事，《上富丞相书》引用左史倚相赞美卫武公的事，《答李琮书》引用李固讨论发兵讨伐交趾的事，《与朱鄂州书》引用王溶救活巴人生子的事，《盖公堂记》引用曹参治理齐国的事，《膝县公堂记》引用徐公的事，《温公碑》引用慕容绍宗、李𪟝的事，《密州通判题名记》引用羊叔子、邹湛的事，《荔枝叹》诗引用唐羌谈论荔枝的事，就是如此。
莫愁者郢州石城人，今郢有莫愁村。画工传其貌，好事者多写寄四远。《唐书·乐志》曰：「《莫愁乐》者，出于《石城乐》，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谣。」古词曰「莫愁在何处？莫愁石城西，艇子打两桨，催送莫愁来」者是也。李义山诗曰：「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传虎旅鸣宵析，无复鸡人送晓筹。此日六军同驻马，他时七夕笑牵牛。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此莫愁者洛阳人。梁武帝《河中之歌》曰「河中之水向东流，洛阳女儿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织绮，十四采桑南陌头，十五嫁为卢家妇，十六生儿似阿侯。卢家兰室桂为梁，中有郁金苏合香，头上金钗十二行，足下丝履五文章，珊瑚挂镜烂生光，平头奴子擎履箱，人生富贵何所望？恨不早嫁东家王」者是也。卢氏之盛如此，所云「不早嫁东家王」，莫详其义。近世周美成乐府《西河》一阕，专咏金陵，所云「莫愁艇子曾系」之语，岂非误指石头城为石城乎？
莫愁是郢州石城人，现在郢州有莫愁村。画工传画她的容貌，好事的人多临摹寄送到四面八方。《唐书·乐志》说：“《莫愁乐》出自《石城乐》，石城有个女子叫莫愁，善于唱歌。”古词说“莫愁在何处？莫愁石城西，艇子打两桨，催送莫愁来”就是如此。李义山的诗说：“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传虎旅鸣宵析，无复鸡人送晓筹。此日六军同驻马，他时七夕笑牵牛。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这个莫愁是洛阳人。梁武帝的《河中之歌》说“河中之水向东流，洛阳女儿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织绮，十四采桑南陌头，十五嫁为卢家妇，十六生儿似阿侯。卢家兰室桂为梁，中有郁金苏合香，头上金钗十二行，足下丝履五文章，珊瑚挂镜烂生光，平头奴子擎履箱，人生富贵何所望？恨不早嫁东家王”就是如此。卢家如此富贵，所说的“恨不早嫁东家王”，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近代周美成的乐府《西河》一首，专门咏叹金陵，其中所说的“莫愁艇子曾系”这句话，难道不是误把石头城当作石城了吗？
何公桥诗
何公桥诗
英州小市，江水贯其中，旧架木作桥，每不过数年，辄为湍潦所坏。郡守建安何智甫，始叠石为之，方成而东坡还自海外，何求文以纪。坡作四言诗一首，凡五十六句。今载于后集第八卷，所谓「天壤之间，水居其多。人之往来，如鹈在河」是也。
英州有个小集市，江水从中穿过。过去用木头架桥，每次不过几年，就被湍急的洪流冲坏。郡守建安人何智甫，开始用石头垒砌成桥，刚建成时，苏东坡从海南岛回来，何智甫请求他写文章记载此事。苏东坡写了一首四言诗，共五十六句。如今收录在《东坡后集》第八卷，诗中所谓“天壤之间，水居其多。人之往来，如鹈在河”，就是指这件事。
予侍亲居英，与僧希赐游南山，步过桥上，读诗碑。希赐云：「真本藏于何氏，此有石刻，经党禁亦不存。」今以板刻之，乃希赐所书也。赐因言何公初请记，坡为赋此诗，既大书矣。而未遣送，郡候兵执役者见之。以告何，何又来谒，坡曰：「拭未到桥所，难以想像落笔。」何即命具食，拉坡偕往。坡曰：「使君是地主，宜先升车。」何谢不敢，乃并轿而行。既至，坡曰：「正堪作诗，晚当奉戒。」抵暮送与之。盖诗中云：「我来与公，同载而出。欢呼填道，抱其马足。」故欲同行，以印此语耳。
我侍奉双亲住在英州时，与僧人希赐游览南山，步行经过桥上，读了诗碑。希赐说：“真迹藏在何家，这里原有石刻，经过党禁后也不存在了。”现在用木板刻的诗，是希赐所书写的。希赐于是说起，当初何公请求作记，苏东坡为此赋诗，已经大字书写好了，但还没派人送去。郡中服役的候兵看见了，就告诉了何公，何公又来拜见。苏东坡说：“我没有到过桥那里，难以凭空想象落笔。”何公立即命人准备饮食，拉着苏东坡一同前往。苏东坡说：“使君是本地主人，应该先上车。”何公推辞不敢，于是两人并排坐轿而行。到了桥边，苏东坡说：“正适合作诗，晚上当奉上诗作。”到傍晚时，苏东坡把诗送给了何公。大概诗中写道：“我来与公，同载而出。欢呼填道，抱其马足。”所以想要同行，来印证这句话罢了。
坡公作诗时，建中靖国元年辛已。予闻希赐语时，绍兴十七年丁卯，相去四十六年。今追忆前事，乃绍熙五年。
苏东坡作诗时，是建中靖国元年辛巳年。我听到希赐说这番话时，是绍兴十七年丁卯年，相距四十六年。如今追忆往事，已是绍熙五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