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曰︰「艮其辅，言有序。」《诗》曰︰「出言有章。」古人之于言，求其有章有序而已矣。著之于书，则有𥳑策。标其起讫，是曰篇章。
《易经》说：“约束他的面颊，说话有条理。”《诗经》说：“出口成章。”古人对于言辞，只要求它有章法、有条理罢了。把它写在书上，就有了简策。标明它的起止，这就叫做篇章。
孟子曰︰「吾于《武城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是连策为篇之证也。《易‧大传》曰︰「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是首尾为篇之证也。《左氏》引《诗》，举其篇名，而次第引之，则曰某章云云。是篇为大成，而章为分阕之证也。要在文以足言，成章有序，取其行远可达而已，篇章𥳑策，非所计也。
孟子说：“我对于《武成》这篇，只取其中两三片简策罢了。”这是把简策连缀起来成为篇的证据。《易·大传》说：“上下两篇的策数，共有一万一千五百二十。”这是以首尾完整为篇的证据。《左传》引用《诗经》，先举出篇名，再按顺序引用诗句，就说某章如何如何。这是篇为整体、章为分段的证据。关键在于用文辞来充实言语，形成有章法、有条理的篇章，取其能流传久远、可以传达给后人罢了，至于篇章简策的具体形式，并不是要考虑的。
后世文字繁多，爰有校讐之学。而向、歆著录，多以篇卷为计。大约篇从竹𥳑，卷从缣素，因物定名，无他义也。而缣素为书，后于竹𥳑，故周、秦称篇，入汉始有卷也。第彼时竹素并行，而名篇必有起讫；卷无起讫之称，往往因篇以为之卷；故《汉志》所著几篇，即为后世几卷，其大较也。
后世文字繁多，于是有了校勘学。而刘向、刘歆父子著录图书，大多用篇、卷来计算。大致来说，“篇”来源于竹简，“卷”来源于缣帛，根据材料来定名，没有别的含义。而用缣帛做书，晚于竹简，所以周、秦时代称“篇”，到了汉代才开始有“卷”。只是那时竹简和缣帛同时使用，而命名一篇必须有起止；卷没有起止的说法，往往根据篇来做成卷；所以《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几篇，就是后世的几卷，这是大致的情况。
然《诗经》为篇三百，而为卷不过二十有八；《尚书》、《礼经》，亦皆卷少篇多，则又知彼时书入缣素，亦称为篇。篇之为名，专主文义起讫，而卷则系乎缀帛短长，此无他义，盖取篇之名书，古于卷也。故异篇可以同卷，而分卷不闻用以标起讫。
然而《诗经》有三百篇，而卷数不过二十八卷；《尚书》、《礼经》，也都是卷少篇多，这又可知那时把书抄写到缣帛上，也称作“篇”。“篇”这个名称，专门指文章内容的起止，而“卷”则取决于缣帛的长短，这没有别的含义，大概是因为用“篇”来称呼书，比“卷”更古老。所以不同的篇可以放在同一卷里，而分卷从未听说用来标明起止。
至班氏《五行》之志、《元后》之传，篇长卷短，则分子卷。是篇不可易，而卷可分合也。嗣是以后，讫于隋、唐，书之计卷者多，计篇者少。著述诸家，所谓一卷，往往即古人之所谓一篇；则事随时变，人亦出于不自知也。
到了班固的《五行志》、《元后传》，因为篇长而卷短，就分成了子卷。这说明篇是不可改变的，而卷可以分合。从此以后，直到隋、唐，书籍按卷计算的很多，按篇计算的很少。各家著述中所说的“一卷”，往往就是古人所说的“一篇”；这是事情随着时代变化，人们也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
惟司马彪《续后汉志》，八篇之书，分卷三十，割篇狥卷，大变班书子卷之法，作俑唐、宋史传，失古人之义矣。〈《史》、《汉》之书，十二本纪、七十列传、八书、十志之类，但举篇数，全书自了然也。《五行志》分子卷五，《王莽传》分子卷三，而篇目仍合为一，总卷之数，仍与相符，是以篇之起讫为主，不因卷帙繁重而茍分也。自司马彪以八志为三十卷，遂开割篇狥卷之例，篇卷混淆，而名实亦不正矣。欧阳《唐志》五十，其实十三志也，年表十五，其实止四表也。《宋史》列传二百五十有五，《后妃》以一为二，《宗室》以一为四，李纲一人，传分二卷，再并《道学》、《儒林》，以至《外国》、《蛮夷》之同名异卷，凡五十余卷，其实不过一百九十余卷耳。〉
只有司马彪的《续后汉志》，八篇的书，分成了三十卷，割裂篇来迁就卷，大大改变了班固书中的子卷方法，开创了唐、宋史传中的先例，失去了古人的本义。（《史记》、《汉书》这类书，十二本纪、七十列传、八书、十志等，只要举出篇数，全书自然就清楚了。《五行志》分为五子卷，《王莽传》分为三子卷，但篇目仍然合而为一，总卷数仍然与篇数相符，这是以篇的起止为主，不因为卷帙繁重而随便分割。自从司马彪把八志分成三十卷，就开了割裂篇来迁就卷的先例，篇和卷混淆，名实也不正了。欧阳修的《新唐书·志》有五十卷，其实只有十三志；年表有十五卷，其实只有四表。《宋史》的列传有二百五十五卷，《后妃传》一卷分为二卷，《宗室传》一卷分为四卷，李纲一个人，传记分成两卷，又把《道学》、《儒林》合并，以至于《外国》、《蛮夷》同名而不同卷，总共五十多卷，其实不过一百九十多卷罢了。）
至于其闲名小异而实不异者，道书称𢎥，即卷之别名也，元人《说郛》用之。蒯通《隽永》称首，则章之别名也，梁人《文选》用之。此则标新著异，名实故无伤也。
至于那些名称小异而实质相同的，道家的书称“𢎥”，就是“卷”的别名，元代的《说郛》使用了它。蒯通的《隽永》称“首”，就是“章”的别名，梁代萧统的《文选》使用了它。这些不过是标新立异，对名实关系本来没有损害。
唐、宋以来，卷轴之书，又变而为纸册；则成书之易，较之古人，盖不啻倍蓰已也。古人所谓简帙繁重，不可合为一篇者，〈分上中下之类。〉今则再倍其书，而不难载之同册矣。故自唐以前，分卷甚短。六朝及唐人文集，所为十卷，今人不过三四卷也。自宋以来，分卷遂长。
唐、宋以来，卷轴形式的书，又变成了纸册；这样成书之容易，比起古人，何止几倍。古人所说的简册繁重，不能合为一篇的，（比如分上中下之类。）现在即使书的内容增加一倍，也不难装在同一册里。所以唐代以前，分卷很短。六朝和唐代人的文集，所谓的十卷，现在人不过三四卷。自宋代以来，分卷就长了。
以古人卷从卷轴，势自不能过长；后人纸册为书，不过存卷之名，则随其意之所至，不难巨册以载也。以纸册而存缣素为卷之名，亦犹汉人以缣素而存竹𥳑为篇之名，理本同也。然篇既用以计文之起讫矣，是终古不可攺易，虽谓不从竹𥳑起义可也。卷则限于轴之长短，而并无一定起讫之例。今既不用缣素而用纸册，自当量纸册之能胜而为之界。其好古而标卷为名，从质而标册为名，自无不可；不当又取卷数与册本，故作参差，使人因卷寻篇，又复使人挟册求卷，徒滋扰也。
因为古人卷轴的形式，卷的长度自然不能太长；后人用纸册做书，不过保存“卷”这个名称，那么随着自己的意愿，不难用大册子来装载。用纸册而保存缣帛的“卷”名，也就像汉代人用缣帛而保存竹简的“篇”名一样，道理本来是相同的。然而“篇”既然用来计算文章的起止，这是永远不可改变的，即使说它不是从竹简起源也可以。“卷”则受限于卷轴的长短，并没有一定的起止规则。现在既然不用缣帛而用纸册，自然应当根据纸册的容量来划分界限。那些好古的人标“卷”为名，质朴的人标“册”为名，自然都可以；不应当又拿卷数和册本，故意弄得参差不齐，让人根据卷来找篇，又让人拿着册来找卷，白白增加麻烦。
夫文之繁省起讫，不可执定；而方策之重，今又不行；〈古人寂寥短篇，亦可自为一书，孤行于世。盖方策体重，不如后世片纸，难为一书也。〉则篇自不能孤立，必依卷以连编，势也。卷非一定而不可易，既欲包篇以合之，又欲破册而分之，使人多一检索于离合之外，又无关于义例焉，不亦扰扰多事乎？
文章的繁简起止，不能固定；而简册的笨重，现在又不再使用；（古人寥寥数语的短篇，也可以自成一书，单独流传于世。因为简册笨重，不像后世的单页纸，难以成为一本书。）那么篇自然不能孤立，必须依靠卷来连缀成编，这是趋势。卷不是固定不可改变的，既想包含篇来合并它，又想打破册来分割它，让人在分合之外多一层检索，又无关乎义例，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故著书但当论篇，不当计卷。〈卷不关于文之本数，篇则因文计数者也。故以篇为计，自不忧其有阙卷；以卷为计，不能保其无阙篇也。〉必欲计卷，听其量册短长，而为铨配可也。不计所载之册，而铢铢分卷，以为题签著录之美观，皆是泥古而忘实者也。
所以著书只应当论篇，不应当计较卷。（卷不涉及文章的本数，篇则是根据文章来计数的。所以用篇来计算，自然不用担心有缺卷；用卷来计算，就不能保证没有缺篇。）一定要计算卷，就听凭根据册的长短来分配好了。不考虑所载的册，而斤斤计较地分卷，为了题签著录的美观，这都是拘泥于古制而忘记实际的做法。
《崇文》、《宋志》，闲有著册而不详卷者。明代《文渊阁目》，则但计册而无卷矣。是虽著录之阙典，然使卷册茍无参差，何至有此弊也？〈古人已成之书，自不宜强改。〉。
《崇文总目》、《宋史·艺文志》，间或有著录册数而不详卷数的。明代的《文渊阁书目》，则只计册数而没有卷数了。这虽然是著录上的缺憾，但如果卷和册没有参差，何至于出现这种弊病呢？（古人已经成书的，自然不宜强行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