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九十四 志第70 刑法二
卷九十四 志第七十 刑法二
三法司曰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刑部受天下刑名，都察院纠察，大理寺驳正。太祖尝曰：「凡有大狱，当面讯，防构陷锻炼之弊。」故其时重案多亲鞫，不委法司。洪武十四年，命刑部听两造之词，议定入奏。既奏，录所下旨，送四辅官、谏院官、给事中覆核无异，然后覆奏行之。有疑狱，则四辅官封驳之。逾年，四辅官罢，乃命议狱者一归于三法司。十六年，命刑部尚书开济等，议定五六日旬时三审五覆之法。十七年，建三法司于太平门外钟山之阴，命之曰贯城。下敕言：「贯索七星如贯珠，环而成象名天牢。中虚则刑平，官无邪私，故狱无囚人；贯内空中有星或数枚者即刑繁，刑官非其人；有星而明，为贵人无罪而狱。今法天道置法司，尔诸司其各慎乃事，法天道行之，令贯索中虚，庶不负朕肇建之意。」又谕法司官：「布政、按察司所拟刑名，其间人命重狱，具奏转达刑部、都察院参考，大理寺详拟。著为令。」
三法司指的是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刑部受理天下的刑事案件，都察院负责纠察弹劾，大理寺负责审核驳正。太祖曾经说：“凡是有重大案件，必须当面审讯，以防止捏造罪名、罗织罪状的弊端。”所以当时重大案件多由皇帝亲自审讯，不委托给法司。洪武十四年，命令刑部听取原告和被告双方的陈述，议定后上奏。上奏之后，记录下所下达的旨意，送交四辅官、谏院官、给事中复核，如果没有异议，然后再上奏执行。如果有疑难案件，则由四辅官封驳。过了一年，四辅官被罢免，于是命令审理案件全部归由三法司负责。十六年，命令刑部尚书开济等人，议定五六日、旬时等三审五覆的审判方法。十七年，在太平门外钟山的北面建造三法司的衙署，命名为“贯城”。下达敕令说：“贯索七星像一串珠子，环绕成象，名为天牢。其中空虚则刑罚公平，官员没有奸邪私心，所以监狱中没有囚犯；贯索内空中有星或数颗星，就表示刑罚繁多，掌管刑法的官员不称职；有星而明亮，表示贵人无罪而被囚禁。现在效法天道设置法司，你们各部门各自谨慎行事，效法天道来执行，让贯索星中空，这样才不辜负我创建法司的用意。”又告谕法司官员：“布政司、按察司所拟定的刑罚，其中涉及人命的重大案件，都要备文奏报，转达刑部、都察院参考，由大理寺详细拟定。将此定为法令。”
刑部有十三清吏司，治各布政司刑名，而陵卫、王府、公侯伯府、在京诸曹及两京州郡，亦分隶之。按察名提刑，盖在外之法司也，参以副使、佥事，分治各府县事。京师自笞以上罪，悉由部议。洪武初决狱，笞五十者县决之，杖八十者州决之，一百者府决之，徒以上具狱送行省，移驳繁而贿赂行。乃命中书省御史台详谳，改月报为季报，以季报之数，类为岁报。凡府州县轻重狱囚，依律决断。违枉者，御史、按察司纠劾。至二十六年定制，布政司及直隶府州县，笞杖就决；徒流、迁徙、充军、杂犯死罪解部，审录行下，具死囚所坐罪名上部详议如律者，大理寺拟覆平允，监收侯决。其决不待时重囚，报可，即奏遣官往决之。情词不明或失出入者，大理寺驳回改正，再问驳至三，改拟不当，将当该官吏奏问，谓之照驳。若亭疑谳决，而囚有番异，则改调隔别衙门问拟。二次番异不服，则具奏，会九卿鞫之，谓之圆审。至三四讯不服，而后请旨决焉。
刑部设有十三个清吏司，分别管理各布政司的刑事案件，而陵卫、王府、公侯伯府、在京各衙门以及两京的州郡，也分别隶属于它们。按察司名为提刑，是地方上的法司，配备副使、佥事，分别管理各府县的事务。京师自笞刑以上的罪行，全部由刑部议定。洪武初年判决案件，笞刑五十下由县判决，杖刑八十下由州判决，杖刑一百下由府判决，徒刑以上则备齐案卷送交行省，文书往来繁多，贿赂盛行。于是命令中书省、御史台详细审理，将月报改为季报，再根据季报的数字汇总成年报。凡是府、州、县关押的轻重囚犯，都依照法律判决。有违背法律、冤枉无辜的，由御史、按察司纠察弹劾。到洪武二十六年制定制度，布政司及直隶府、州、县，笞刑和杖刑就地判决；徒刑、流刑、迁徙、充军、杂犯死罪则解送刑部，审理记录后下达，将死囚所犯的罪名上报刑部详细审议，如果符合法律，由大理寺拟定复核，认为公平恰当，就监禁收押等待处决。对于那些不等秋后立即处决的重犯，上报批准后，就上奏派遣官员前去处决。如果案情供词不清楚或有出入，大理寺驳回要求改正，再次审讯，最多可驳回三次，如果改拟仍不恰当，就将该管官吏上奏追究，这叫做“照驳”。如果对疑难案件进行审理判决，而囚犯有翻供的，就改调其他衙门审讯拟定。第二次翻供仍不服，就备文上奏，会同九卿审讯，这叫做“圆审”。到第三次、第四次审讯仍不服，然后请示皇帝裁决。
正统四年，稍更直省决遣之制，徒流就彼决遣，死罪以闻。成化五年，南大理评事张钰言：「南京法司多用严刑，迫囚诬服，其被纠者亦止改正而无罪，甚非律意。」乃诏申大理寺参问刑部之制。弘治十七年，刑部主事朱瑬言：「部囚送大理，第当驳正，不当用刑。」大理卿杨守随言：「刑具永乐间设，不可废。」帝是其言。
正统四年，稍微更改了直隶和各省判决遣送罪犯的制度，徒刑和流刑就地判决遣送，死刑则上报朝廷。成化五年，南京大理寺评事张钰进言：“南京的法司多用严刑，逼迫囚犯屈打成招，那些被纠举的官员也仅仅是改正错误而没有受到惩罚，这很不符合法律的意旨。”于是下诏重申大理寺参与审讯刑部案件的制度。弘治十七年，刑部主事朱瑬进言：“刑部的囚犯送交大理寺，只应当驳正错误，不应当用刑。”大理寺卿杨守随说：“刑具是永乐年间设置的，不能废除。”皇帝认为他说得对。
会官审录之例，定于洪武三十年。初制，有大狱必面讯。十四年，命法司论囚，拟律以奏，从翰林院、给事中及春坊正字、司直郎会议平允，然后覆奏论决。至是置政平、讼理二幡，审谕罪囚。谕刑部曰：「自今论囚，惟武臣、死罪，朕亲审之，余俱以所犯奏。然后引至承天门外，命行人持讼理幡，传旨谕之；其无罪应释者，持政平幡，宣德意遣之。」继令五军都督府、六部、都察院、六科、通政司、詹事府，间及驸马杂听之，录冤者以状闻，无冤者实犯死罪以下悉论如律，诸杂犯准赎。永乐七年，令大理寺官引法司囚犯赴承天门外，行人持节传旨，会同府、部、通政司、六科等官审录，如洪武制。十七年，令在外死罪重囚，悉赴京师审录。仁宗特命内阁学士会审重囚，可疑者再问。宣德三年奏重囚，帝令多官覆阅之，曰：「古者断狱，必讯于三公九卿，所以合至公，重民命。卿等往同覆审，毋致枉死。」英国公张辅等还奏，诉枉者五十六人，重命法司勘实，因切戒焉。
会同官员审理记录囚犯的制度，定于洪武三十年。最初的制度是，有重大案件必须当面审讯。洪武十四年，命令法司审判囚犯，拟定法律条文上奏，并听从翰林院、给事中以及春坊正字、司直郎共同商议，认为公平恰当后，再上奏判决。到这时设置了“政平”、“讼理”两面旗帜，用来审理和告谕罪囚。告谕刑部说：“从今以后审判囚犯，只有武臣和死罪，由朕亲自审讯，其余的都要根据所犯罪行上奏。然后押送到承天门外，命令行人手持‘讼理’旗，传达旨意告谕他们；那些无罪应当释放的，手持‘政平’旗，宣布恩德意旨释放他们。”接着命令五军都督府、六部、都察院、六科、通政司、詹事府，有时也包括驸马一起参与审理，记录下冤情并上报，没有冤情的，实际犯有死罪以下的都依法判决，各种杂犯准许赎罪。永乐七年，命令大理寺官员带领法司的囚犯到承天门外，行人手持符节传达旨意，会同五军都督府、六部、通政司、六科等官员审理记录，如同洪武年间的制度。十七年，命令在外地的死罪重囚，全部押送到京师审理记录。仁宗特别命令内阁学士会同审理重囚，有可疑之处的再次审讯。宣德三年上奏重囚，皇帝命令众多官员重新审阅，说：“古时候判决案件，一定要向三公九卿咨询，这是为了达到最公正，重视百姓的生命。你们前去共同复审，不要导致冤枉致死。”英国公张辅等人回奏，申诉冤枉的有五十六人，皇帝重新命令法司查证核实，并因此严厉告诫他们。
天顺三年，令每岁霜降后，三法司同公、侯、伯会审重囚，谓之朝审。历朝遂遵行之。成化十七年，命司礼太监一员会同三法司堂上官，于大理寺审录，谓之大审。南京则命内守备行之。自此定例，每五年辄大审。初，成祖定热审之例，英宗特行朝审，至是复有大审，所矜疑放遣，尝倍于热审时。内阁之与审也，自宪宗罢，至隆庆元年，高拱复行之。故事，朝审吏部尚书秉笔，时拱适兼吏部故也。至万历二十六年朝审，吏部尚书缺，以户部尚书杨俊民主之。三十二年复缺，以户部尚书赵世卿主之。崇祯十五年，命首辅周延儒同三法司清理淹狱，盖出于特旨云。大审，自万历二十九年旷不举，四十四年乃行之。
天顺三年，命令每年霜降之后，三法司会同公、侯、伯一起审理重囚，这叫做“朝审”。历朝都遵循执行。成化十七年，命令一名司礼太监会同三法司的长官，在大理寺审理记录囚犯，这叫做“大审”。南京则命令内守备执行。从此定为常例，每五年进行一次大审。起初，成祖制定了热审的条例，英宗特别举行了朝审，到这时又有了大审，所怜悯、怀疑而释放遣送的囚犯，曾经是热审时的两倍。内阁参与审理，从宪宗时被废除，到隆庆元年，高拱又恢复了这种做法。按照旧例，朝审由吏部尚书执笔，当时高拱正好兼任吏部尚书。到万历二十六年朝审，吏部尚书空缺，由户部尚书杨俊民主持。三十二年又空缺，由户部尚书赵世卿主持。崇祯十五年，命令首辅周延儒会同三法司清理积压的案件，这是出于特旨。大审，从万历二十九年起旷废不举行，到四十四年才举行。
热审始永乐二年，止决遣轻罪，命出狱听候而已。寻并宽及徒流以下。宣德二年五、六、七月，连论三法司录上系囚罪状，凡决遣二千八百余人。七年二月，亲阅法司所进系囚罪状，决遣千余人，减等输纳，春审自此始。六月，又以炎暑，命自实犯死罪外，悉早发遣，且驰谕中外刑狱悉如之。成化时，热审始有重罪矜疑、轻罪减等、枷号疏放诸例。正德元年，掌大理寺工部尚书杨守随言：「每岁热审事例，行于北京而不行于南京。五年一审录事例，行于在京，而略于在外。今宜通行南京，凡审囚，三法司皆会审，其在外审录，亦依此例。」诏可。嘉靖十年，令每年热审并五年审录之期，杂犯死罪、准徒五年者，皆减一年。二十三年，刑科罗崇奎言：「五、六月间，笞罪应释放、徒罪应减等者，亦宜如成化时钦恤枷号例，暂与蠲免，至六月终止。南法司亦如之。」报可。隆庆五年，令赃银止十两以上、监久产绝、或身故者，热审免追，释其家属。万历三十九年，方大暑省刑，而热审矜疑疏未下。刑部侍郎沈应文以狱囚久滞，乞暂豁矜疑者。未报。明日，法司尽按囚籍军徒杖罪未结者五十三人，发大兴、宛平二县监候，乃以疏闻。神宗亦不罪也。旧例，每年热审自小满后十余日，司礼监传旨下刑部，即会同都察院、锦衣卫题请，通行南京法司，一体审拟具奏。京师自命下之日至六月终止。南京自部移至日为始，亦满两月而止。四十四年不举行。明年，又逾两月，命未下，会暑雨，狱中多疫。言官以热审愆期、朝审不行、诏狱理刑无人三事交章上请。又请释楚宗英嫶、蕴钫等五十余人，罣误知县满朝荐，同知王邦才、卞孔时等。皆不报。崇祯十五年四月亢旱，下诏清狱。中允黄道周言：「中外斋宿为百姓请命，而五日之内繋两尚书，不闻有抗疏争者，尚足回天意乎？」两尚书谓李日宣、陈新甲也。帝方重怒二人，不能从。
热审开始于永乐二年，最初只判决遣送轻罪，命令他们出狱听候处理而已。不久也放宽到徒刑、流刑以下。宣德二年五、六、七月，连续命令三法司记录上报在押囚犯的罪状，总共判决遣送了二千八百多人。七年二月，皇帝亲自审阅法司呈上的在押囚犯罪状，判决遣送了一千多人，减轻刑罚让他们缴纳赎金，春审从此开始。六月，又因为天气炎热，命令除了确实犯有死罪的以外，全部尽早发落遣送，并且迅速传谕朝廷内外，刑狱都照此办理。成化年间，热审才开始有了对重罪怜悯怀疑、对轻罪减等、对枷号犯人疏放等条例。正德元年，掌管大理寺的工部尚书杨守随进言：“每年热审的事例，在北京施行而不在南京施行。五年一次审理记录的事例，在京城施行，而在地方上则简略。现在应该通行到南京，凡是审讯囚犯，三法司都要会审，在地方上的审理记录，也依照这个条例。”皇帝下诏同意。嘉靖十年，命令每年热审以及五年一次的审录期间，杂犯死罪、准徒五年的，都减刑一年。二十三年，刑科给事中罗崇奎进言：“五、六月间，笞刑应当释放、徒刑应当减等的，也应该像成化年间钦恤枷号的条例一样，暂时予以免除，到六月终止。南京的法司也照此办理。”得到批准。隆庆五年，命令赃银只有十两以上、监禁已久家产断绝、或者本人已死的，热审时免于追缴，释放其家属。万历三十九年，正值大暑时节要减省刑罚，但热审中怜悯怀疑的奏疏没有下达。刑部侍郎沈应文因为狱中囚犯长期滞留，请求暂时宽免那些值得怜悯和怀疑的囚犯。没有答复。第二天，法司全部按照囚犯名册，将军、徒、杖等罪尚未结案的五十三人，发往大兴、宛平二县监禁候审，并将此事上奏。神宗也没有怪罪。旧例，每年热审从小满后十几天开始，司礼监传旨下达到刑部，刑部就会同都察院、锦衣卫上奏请示，并通行南京法司，一体审理拟定后上奏。京师从命令下达之日到六月终止。南京从刑部文书到达之日开始，也满两个月终止。万历四十四年没有举行热审。第二年，又过了两个月，命令还没有下达，正赶上暑雨季节，狱中发生瘟疫。言官就热审延期、朝审不举行、诏狱无人审理刑罚三件事，接连上奏请求。又请求释放楚王宗室英嫶、蕴钫等五十多人，以及被牵连的知县满朝荐，同知王邦才、卞孔时等人。都没有得到答复。崇祯十五年四月大旱，下诏清理监狱。中允黄道周进言：“朝廷内外斋戒住宿为百姓请命，而五天之内关押了两位尚书，没听说有人上疏抗争，这还能挽回天意吗？”两位尚书指的是李日宣和陈新甲。皇帝正对二人非常愤怒，没有听从。
历朝无寒审之制，崇祯十年，以代州知州郭正中疏及寒审，命所司求故事。尚书郑三俊乃引数事以奏，言：「谨按洪武二十三年十二月癸未，太祖谕刑部尚书杨靖，『自今惟犯十恶并杀人者论死，余死罪皆令输粟北边以自赎』。永乐四年十一月，法司进月系囚数，凡数百人，大辟仅十之一。成祖谕吕震曰：『此等既非死罪，而久繋不决，天气冱寒，必有听其冤死者。』凡杂犯死罪下约二百，悉准赎发遣。九年十一月，刑科曹润等言：『昔以天寒，审释轻囚。今囚或淹一年以上，且一月间瘐死者九百三十余人，狱吏之毒所不忍言。』成祖召法司切责，遂诏：『徒流以下三日内决放，重罪当繋者恤之，无令死于饥寒。』十二年十一月，复令以疑狱名上，亲阅之。宣德四年十月，以皇太子千秋节，减杂犯死罪以下，宥笞杖及枷镣者。嗣后，世宗、神宗或以灾异修刑，或以覃恩布德。寒审虽无近例，而先朝宽大，皆所宜取法者。」奏上，帝纳其言。然永乐十一年十月，遣副都御史李庆赍玺书，命皇太子录南京囚，赎杂犯死罪以下。宣德四年冬，以天气冱寒，敕南北刑官悉录系囚以闻，不分轻重。因谓夏原吉等曰：「尧、舜之世，民不犯法，成、康之时，刑措不用，皆君臣同德所致。朕德薄，卿等其勉力匡扶，庶无愧古人。」此寒审最著者，三俊亦不暇详也。
历朝没有寒审的制度，崇祯十年，因为代州知州郭正中的奏疏提到寒审，命令有关部门查找旧例。尚书郑三俊于是引用几件事上奏，说：“谨按洪武二十三年十二月癸未，太祖告谕刑部尚书杨靖，‘从今以后只有犯十恶以及杀人罪的判处死刑，其余的死罪都命令他们运送粮食到北方边境来赎罪’。永乐四年十一月，法司呈报每月在押囚犯的数量，总共几百人，死刑只有十分之一。成祖告谕吕震说：‘这些人既然不是死罪，却长期关押不判决，天气严寒，一定会有被冤死的人。’凡是杂犯死罪以下的约二百人，全部准许赎罪发落。九年十一月，刑科给事中曹润等人进言：‘过去因为天寒，审理释放轻罪囚犯。现在囚犯有的被关押一年以上，而且一个月内病死的就有九百三十多人，狱吏的狠毒实在不忍心说。’成祖召见法司严厉斥责，于是下诏：‘徒刑、流刑以下三天内判决释放，重罪应当关押的要给予抚恤，不要让他们死于饥寒。’十二年十一月，又命令将疑难案件的名单上报，皇帝亲自审阅。宣德四年十月，因为皇太子的千秋节，减轻杂犯死罪以下的刑罚，宽恕了笞杖和戴枷镣的囚犯。此后，世宗、神宗有时因为灾异而修订刑罚，有时因为广施恩德而布施仁政。寒审虽然没有近期的成例，但前朝的宽大政策，都是应当效法的。”奏疏呈上，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然而永乐十一年十月，派遣副都御史李庆携带诏书，命令皇太子审理南京的囚犯，允许杂犯死罪以下的囚犯赎罪。宣德四年冬天，因为天气严寒，敕令南北方的刑官全部将在押囚犯的情况上报，不分轻重。于是对夏原吉等人说：“尧、舜的时代，百姓不犯法，成王、康王的时候，刑罚搁置不用，这都是君臣同心同德的结果。朕德行浅薄，你们要努力匡扶，希望无愧于古人。”这是寒审最著名的事例，郑三俊也没有时间详细列举了。
在外恤刑会审之例，定于成化时。初，太祖患刑狱壅蔽，分遣御史林愿、石恒等治各道囚，而敕谕之。宣宗夜读《周官·立政》：「式敬尔由狱，以长我王国。」慨然兴叹，以为立国基命在于此。乃敕三法司：「朕体上帝好生之心，惟刑是恤。令尔等详覆天下重狱，而犯者远在千万里外，需次当决，岂能无冤？」因遣官审录之。正统六年四月，以灾异频见，敕遣三法司官详审天下疑狱。于是御史张骥、刑部郎林厚、大理寺正李从智等十三人同奉敕往，而复以刑部侍郎何文渊、大理卿王文、巡抚侍郎周忱、刑科给事中郭瑾审两京刑狱，亦赐敕。后评事马豫言：「臣奉敕审刑，窃见各处捉获强盗，多因仇人指攀，拷掠成狱，不待详报，死伤者甚多。今后宜勿听妄指，果有赃证，御史、按察司会审，方许论决。若未审录有伤死者，毋得准例升赏。」是年，出死囚以下无数。九年，山东副使王裕言：「囚狱当会审，而御史及三司官或逾年一会，囚多瘐死。往者常遣御史会按察司详审，释遣甚众。今莫若罢会审之例，而行详审之法，敕遣按察司官一员，专审诸狱。」部持旧制不可废。帝命审例仍旧，复如详审例，选按察司官一员与巡按御史同审。失出者姑勿问，涉赃私者究如律。成化元年，南京户部侍郎陈翼因灾异复请如正统例。部议以诸方多事，不行。八年，乃分遣刑部郎中刘秩等十四人会巡按御史及三司官审录，敕书郑重遣之。十二年，大学士商辂言：「自八年遣官后，五年于兹，乞更如例行。」帝从其请。至十七年，定在京五年大审。即于是年遣部寺官分行天下，会同巡按御史行事。于是恤刑者至，则多所放遣。嘉靖四十三年，定坐赃不及百两，产绝者免监追。万历四年，敕杂犯死罪准徒五年者，并两犯徒律应总徒四年者，各减一年，其他徒流等罪俱减等。皆由恤刑者奏定。所生全者益多矣。初，正统十一年，遣刑部郎中郭恂、员外郎陆瑜审南、北直隶狱囚，文职五品以下有罪，许执问。嘉靖间制，审录官一省事竣，总计前后所奏，依准改驳多寡，通行考核。改驳数多者听劾。故恤刑之权重，而责亦匪轻。此中外法司审录之大较也。
在外地施行恤刑会审的制度，是在成化年间确定的。起初，明太祖担心刑狱案件被蒙蔽，分别派遣御史林愿、石恒等人处理各道的囚犯，并下诏训谕他们。明宣宗夜间读《周官·立政》中的“要慎重对待你所审理的刑狱，以使我王国长久”，感慨叹息，认为立国的根本在于此。于是下诏给三法司：“我体会上天好生之德，只对刑罚心存怜悯。命令你们详细复核天下重大的案件，但犯人身在千万里之外，按次序等待处决，怎能没有冤屈？”于是派遣官员审录囚犯。正统六年四月，因为灾异频繁出现，下诏派遣三法司官员详细审理天下疑难案件。于是御史张骥、刑部郎林厚、大理寺正李从智等十三人一同奉命前往，又任命刑部侍郎何文渊、大理卿王文、巡抚侍郎周忱、刑科给事中郭瑾审理两京的刑狱，也赐予敕令。后来评事马豫进言：“我奉命审理刑狱，私下看到各处抓获的强盗，大多因为仇人诬告攀扯，被拷打逼供成案，不等详细上报，死伤的人很多。今后应禁止听信胡乱指认，如果确实有赃物证据，由御史、按察司会审，才允许定罪处决。如果未经审录就有死伤的，不得按惯例升赏。”这一年，释放了死刑犯以下无数人。正统九年，山东副使王裕进言：“囚犯案件应当会审，但御史和三司官员有时过了一年才会审一次，囚犯大多在狱中病死。过去曾派遣御史会同按察司详细审理，释放遣送的人很多。现在不如废除会审的惯例，而施行详细审理的方法，下诏派遣一名按察司官员，专门审理各监狱。”刑部坚持旧制不可废除。皇帝命令审例仍旧，又按照详审例，选派一名按察司官员与巡按御史一同审理。对判罪过轻的暂且不追究，涉及贪赃私利的按法律追究。成化元年，南京户部侍郎陈翼因灾异再次请求按正统年间的惯例办理。刑部商议认为各地多事，没有施行。成化八年，才分别派遣刑部郎中刘秩等十四人会合巡按御史及三司官员审录囚犯，郑重地赐予敕书派遣他们。成化十二年，大学士商辂进言：“自从八年派遣官员后，至今已五年，请求再按惯例施行。”皇帝听从了他的请求。到成化十七年，确定了在京五年一次的大审。就在这一年派遣刑部、大理寺官员分赴天下，会同巡按御史行事。于是恤刑官员到来后，大多释放遣送囚犯。嘉靖四十三年，规定贪赃不满一百两、家产已尽的人免于监禁追赃。万历四年，下诏将杂犯死罪准予徒刑五年的，以及两次犯徒刑罪应总计徒刑四年的，各减刑一年，其他徒刑、流放等罪都减等。这些都是由恤刑官员上奏确定的。所保全的人命就更多了。起初，正统十一年，派遣刑部郎中郭恂、员外郎陆瑜审理南、北直隶的狱囚，文职五品以下有罪的，允许他们审问。嘉靖年间的制度，审录官在一个省的事务完成后，总计前后所上奏的，依据批准和改判驳回的多少，进行全面考核。改判驳回次数多的，允许弹劾。所以恤刑的权力很重，但责任也不轻。这就是中央和地方司法机构审录囚犯的大致情况。
凡刑部问发罪囚，所司通将所问囚数，不问罪名轻重，分南北人各若干，送山东司，呈堂奏闻，谓之岁报。每月以见监罪囚奏闻，谓之月报。其做工、运炭等项，每五日开送工科，填写精微册，月终分六科轮报之。凡法官治囚，皆有成法，提人勘事，必赍精微批文。京外官五品以上有犯必奏闻请旨，不得擅勾问罪。在八议者，实封以闻。民间狱讼，非通政司转达于部，刑部不得听理。诬告者反坐，越诉者笞，击登闻鼓不实者杖。讦告问官，必核实乃逮问。至罪囚打断起发有定期，刑具有定器，停刑有定月日，检验尸伤有定法，恤囚有定规，籍没亦有定物，惟复仇者无明文。
凡是刑部审问后发落的罪囚，主管部门要将所审问的囚犯数量，不论罪名轻重，分别统计南北籍贯各有多少人，送到山东司，呈报刑部堂官上奏皇帝知晓，这叫做岁报。每月将现监的罪囚上奏皇帝知晓，这叫做月报。那些做工、运炭等劳役，每五天开列名单送交工科，填写精微册，月底分由六科轮流上报。凡是法官审理囚犯，都有成规，提审人犯勘问案件，必须携带精微批文。京城外五品以上官员有罪，必须上奏皇帝请示旨意，不得擅自拘捕审问定罪。属于八议范围的人，用实封文书上奏皇帝知晓。民间的诉讼案件，如果不是通过通政司转达到刑部，刑部不得受理审理。诬告的人反坐其罪，越级上诉的人处以笞刑，击登闻鼓但所诉不实的人处以杖刑。揭发控告审问官员的，必须核实后才逮捕审问。至于罪囚的处决和起解有固定的日期，刑具有固定的器具，停止行刑有固定的月份和日期，检验尸伤有固定的方法，体恤囚犯有固定的规定，抄没家产也有固定的物品，只有关于复仇的没有明文规定。
弘治元年，刑部尚书何乔新言：「旧制提人，所在官司必验精微批文，与符号相合，然后发遣。此祖宗杜渐防微深意也。近者中外提人，止凭驾帖，既不用符，真伪莫辨，奸人矫命，何以拒之？请给批文如故。」帝曰：「此祖宗旧例，不可废。」命复行之。然旗校提人，率赍驾帖。嘉靖元年，锦衣卫千户白寿等赍驾帖诣科，给事中刘济谓当以御批原本送科，使知其事。两人相争并列，上命检成、弘事例以闻。济复言，自天顺时例即如此。帝入寿言，责济以状对，亦无以罪也。天启时，魏忠贤用驾帖提周顺昌诸人，竟激苏州之变。两畿决囚，亦必验精微批。嘉靖二十一年，恤刑主事戴楩、吴元璧、吕颙等行急失与内号相验，比至，与原给外号不合，为巡按御史所纠，纳赎还职。
弘治元年，刑部尚书何乔新进言：“旧制提审人犯，当地官府必须查验精微批文，与符号相符，然后才发遣。这是祖宗防微杜渐的深意。近来中央和地方提审人犯，只凭驾帖，既不用符，真伪难辨，奸人假传命令，如何拒绝？请恢复旧制发给批文。”皇帝说：“这是祖宗的旧例，不可废除。”命令恢复施行。但旗校提审人犯，大多携带驾帖。嘉靖元年，锦衣卫千户白寿等人携带驾帖到六科，给事中刘济认为应当将御批原本送交六科，使其知晓此事。两人争执不下，一同上奏，皇帝命令检查成化、弘治年间的先例上报。刘济又说，从天顺年间起先例就是如此。皇帝采纳了白寿的话，责令刘济说明情况，但也没有治他的罪。天启年间，魏忠贤用驾帖提审周顺昌等人，最终激起了苏州民变。两京处决囚犯，也必须查验精微批文。嘉靖二十一年，恤刑主事戴楩、吴元璧、吕颙等人因行动匆忙，忘记与内号核对，等到到达后，与原发的外号不符，被巡按御史弹劾，交纳赎金后恢复原职。
成化时，六品以下官有罪，巡按御史辄令府官提问。陕西巡抚项忠言：「祖制，京外五品以上官有犯奏闻，不得擅勾问。今巡按辄提问六品官，甚乖律意，当闻于朝，命御史、按察司提问为是。」乃下部议，从之。凡罪在八议者，实封奏闻请旨，惟十恶不用此例。所属官为上司非理凌虐，亦听实封径奏。军官犯罪，都督府请旨。诸司事涉军官及呈告军官不法者，俱密以实封奏，无得擅勾问。嘉靖中，顺天巡按御史郑存仁檄府县，凡法司有所追取，不得辄发。尚书郑晓考故事，民间词讼非自通政司转达，不得听。而诸司有应问罪人，必送刑部，各不相侵。晓乃言：「刑部追取人，府县不当却。存仁违制，宜罪。」存仁亦执自下而上之律，论晓欺罔。乃命在外者属有司，在京者属刑部。然自晓去位，民间词讼，五城御史辄受之，不复遵祖制矣。
成化年间，六品以下官员有罪，巡按御史就命令府官提审。陕西巡抚项忠进言：“祖制规定，京城外五品以上官员有罪必须上奏皇帝知晓，不得擅自拘捕审问。现在巡按御史动不动就提审六品官，很违背律法本意，应当上报朝廷，命令御史、按察司提审才是。”于是交付刑部商议，听从了他的意见。凡是罪行属于八议范围的，用实封文书上奏皇帝请示旨意，只有十恶不适用此例。下属官员被上司无理凌辱虐待的，也允许用实封文书直接上奏。军官犯罪，由都督府请示旨意。各衙门事务涉及军官以及呈告军官不法行为的，都秘密地用实封文书上奏，不得擅自拘捕审问。嘉靖年间，顺天巡按御史郑存仁行文府县，凡是法司有所追取人犯，不得擅自发送。尚书郑晓考察旧例，民间词讼如果不是从通政司转达的，不得受理。而各衙门有应审问的罪人，必须送交刑部，各不相侵。郑晓于是进言：“刑部追取人犯，府县不应拒绝。郑存仁违反制度，应当治罪。”郑存仁也坚持自下而上的律法，指责郑晓欺君罔上。于是命令在外地的案件属于有司管辖，在京城的属于刑部管辖。但自从郑晓离职后，民间词讼，五城御史就随意受理，不再遵守祖制了。
洪武时，有告谋反者勘问不实，刑部言当抵罪。帝以问秦裕伯。对曰：「元时若此者罪止杖一百，盖以开来告之路也。」帝曰：「奸徒不抵，善人被诬者多矣。自今告谋反不实者，抵罪。」学正孙询讦税使孙必贵为胡党，又讦元参政黎铭常自称老豪杰，谤讪朝廷。帝以告讦非儒者所为，置不问。永乐间定制，诬三四人杖徒，五六人流三千里，十人以上者凌迟，家属徙化外。
洪武年间，有人告发谋反，经审问不实，刑部说应当抵罪。皇帝以此事询问秦裕伯。秦裕伯回答说：“元朝时像这种情况只处以杖刑一百，大概是用来开启告发之路。”皇帝说：“奸徒不抵罪，善良的人被诬陷的就多了。从今以后告发谋反不实的，要抵罪。”学正孙询揭发税使孙必贵是胡党，又揭发元朝参政黎铭常自称老豪杰，诽谤朝廷。皇帝认为告发揭发不是儒者所为，搁置不问。永乐年间定制，诬告三四人处以杖刑和徒刑，五六人流放三千里，十人以上处以凌迟，家属迁徙到化外之地。
洪武末年，小民多越诉京师，及按其事，往往不实，乃严越诉之禁。命老人理一乡词讼，会里胥决之，事重者始白于官，然卒不能止，越诉者日多。乃用重法，戍之边。宣德时，越诉得实者免罪，不实仍戍边。景泰中，不问虚实，皆发口外充军，后不以为例也。
洪武末年，百姓多越级到京师上诉，等到查办其事，往往不实，于是严厉禁止越级上诉。命令老人管理一乡的诉讼，会同里长裁决，事情重大的才报告官府，但终究不能禁止，越级上诉的人日益增多。于是采用重法，将他们发配戍守边疆。宣德年间，越级上诉查实的人免罪，不实的仍然戍守边疆。景泰年间，不论虚实，都发配到口外充军，后来不以此为惯例。
登闻鼓，洪武元年置于午门外，一御史日监之，非大冤及机密重情不得击，击即引奏。后移置长安右门外，六科、锦衣卫轮收以闻。旨下，校尉领驾帖，送所司问理，蒙蔽阻遏者罪。龙江卫吏有过，罚令书写，值母丧，乞守制，吏部尚书詹徽不听，击鼓诉冤。太祖切责徽，使吏终丧。永乐元年，县令以赃戍，击鼓陈状。帝为下法司，其人言实受赃，年老昏眊所致，惟上哀悯。帝以其归诚，屈法宥之。宣德时，直登闻鼓给事林富言：「重囚二十七人，以奸盗当决，击鼓诉冤，烦渎不可宥。」帝曰：「登闻鼓之设，正以达下情，何谓烦恼？自后凡击鼓诉冤，阻遏者罪。」
登闻鼓，洪武元年设置在午门外，由一名御史每天监督，不是有大冤屈或机密重大案情不得击鼓，击鼓就引奏皇帝。后来移置到长安右门外，由六科、锦衣卫轮流收状上报。圣旨下达后，校尉领取驾帖，送交有关部门审理，有蒙蔽阻挠的治罪。龙江卫一名吏员有过错，被罚令书写，正值母亲去世，请求守丧，吏部尚书詹徽不批准，于是击鼓诉冤。太祖严厉斥责詹徽，让该吏员完成守丧。永乐元年，一名县令因贪赃被发配戍边，击鼓陈述情况。皇帝为此交付法司，此人说确实接受了赃物，是因年老昏聩所致，只希望皇上哀怜。皇帝因其归诚，屈法宽恕了他。宣德年间，值班登闻鼓的给事林富进言：“有重囚二十七人，因奸盗罪应当处决，击鼓诉冤，烦扰亵渎，不可宽恕。”皇帝说：“登闻鼓的设置，正是为了通达下情，怎么说是烦扰？今后凡有击鼓诉冤的，阻挠的人治罪。”
凡讦告原问官司者，成化间定议，核究得实，然后逮问。弘治时，南京御史王良臣按指挥周恺等怙势黜货，恺等遂讦良臣。诏下南京法司逮系会鞫。侍郎杨守随言：「此与旧章不合。请自今以后，官吏军民奏诉，牵缘别事，摭拾原问官者，立案不行。所奏事仍令问结，虚诈者拟罪，原问官枉断者亦罪。」乃下其议于三法司。法司覆奏如所请，从之。洪武二十六年以前，刑部令主事厅会御史、五军断事司、大理寺、五城兵马指挥使官，打断罪囚。二十九年，并差锦衣卫官。其后惟主事会御史，将笞杖罪于打断厅决讫，附卷，奉旨者次日复命。万历中，刑部尚书孙丕扬言：「折狱之不速，由文移牵制故耳。议断既成，部、寺各立长单，刑部送审挂号，次日即送大理。大理审允，次日即还本部。参差者究处，庶事体可一。至于打断相验，令御史三、六、九日遵例会同，余日止会寺官以速遣。徒流以上，部、寺详鞫，笞杖小罪，听堂部处分。」命如议行。
凡是揭发控告原审问官员的，成化年间定议，经核查追究属实，然后才逮捕审问。弘治年间，南京御史王良臣查办指挥周恺等人依仗权势贪赃枉法，周恺等人于是揭发王良臣。皇帝下诏将王良臣交付南京法司逮捕会审。侍郎杨守随进言：“这与旧章不符。请求从今以后，官吏军民上奏申诉，牵连别事，搜罗原审问官过错的，立案不予受理。所奏之事仍令审结，虚假欺诈的拟罪，原审问官枉法裁判的也治罪。”于是将他的建议下交三法司。法司回复上奏同意所请，皇帝听从了。洪武二十六年以前，刑部命令主事厅会同御史、五军断事司、大理寺、五城兵马指挥使官，处决罪囚。洪武二十九年，一并差派锦衣卫官。此后只有主事会同御史，将笞杖罪在打断厅处决完毕，附入案卷，奉旨的次日复命。万历年间，刑部尚书孙丕扬进言：“审理案件不迅速，是由于文书往来牵制的缘故。议断完成后，刑部、大理寺各立长单，刑部送审挂号，次日即送大理寺。大理寺审允后，次日即还回本部。有差错的追究处理，这样事体才能统一。至于处决和检验，命令御史在每月初三、初六、初九日按例会同，其余日子只会同寺官以加快遣送。徒刑流放以上，刑部、大理寺详细审讯，笞杖小罪，听由堂部处分。”皇帝命令按此建议施行。
凡狱囚已审录，应决断者限三日，应起发者限十日，逾银计日以笞。囚淹滞至死者罪徒，此旧例也。嘉靖六年，给事中周曁郎言：「比者狱吏苛刻，犯无轻重，概加幽繋，案无新故，动引岁时。意喻色授之间，论奏未成，囚骨已糜。又况偏州下邑，督察不及，奸吏悍卒倚狱为市，或扼其饮食以困之，或徙之秽溷以苦之，备诸痛楚，十不一生。臣观律令所载，凡逮系囚犯，老疾必散收，轻重以类分，枷杻荐席必以时饬，凉浆暖匣必以时备，无家者给之衣服，有疾者予之医药，淹禁有科，疏决有诏。此祖宗良法美意，宜敕臣下同为奉行。凡逮系日月并已竟、未竟、疾病、死亡者，各载文册，申报长吏，较其结竟之迟速，病故之多寡，以为功罪而黜陟之。」帝深然其言，且命中外有用法深刻，致戕民命者，即斥为民，虽才守可观，不得推荐。
凡是狱囚已经审录完毕，应当判决的限期三天，应当起解的限期十天，超过期限按日计算处以笞刑。囚犯被拖延关押致死的，主管官员处以徒刑，这是旧例。嘉靖六年，给事中周曁郎进言：“近来狱吏苛刻，犯人不论罪行轻重，一概加以关押，案件不论新旧，动辄拖延岁月。在暗示授意之间，判决尚未形成，囚犯的尸骨已经腐烂。又何况偏僻州县，督察不到，奸吏悍卒倚仗监狱做买卖，有的断绝饮食来困苦他们，有的转移到污秽之处来折磨他们，受尽各种痛苦，十人中难有一人生还。臣看律令所载，凡是逮捕关押的囚犯，年老有病的必须分散收押，轻罪重罪按类分开，枷锁、垫席必须按时整饬，凉浆、暖匣必须按时准备，无家的给予衣服，有病的给予医药，拖延关押有处罚，疏放决断有诏令。这是祖宗的良法美意，应敕令臣下共同奉行。凡是逮捕关押的日期以及已结、未结、疾病、死亡的情况，各记载于文册，申报上级长官，比较其结案的快慢，病故的多少，作为功罪依据进行升降。”皇帝深以为然，并且命令中央和地方有使用刑法严酷，导致残害人命的，立即贬斥为民，即使才学操守可观，也不得推荐。
凡内外问刑官，惟死罪并窃盗重犯，始用拷讯，余止鞭扑常刑。酷吏辄用挺棍、夹棍、脑箍、烙铁及一封书、鼠弹筝、拦马棍、燕儿飞，或灌鼻、钉指，用径寸懒杆、不去棱节竹片，或鞭脊背、两踝致伤以上者，俱奏请，罪至充军。
凡是朝廷内外的审案官员，只有对死刑犯和盗窃重犯才使用拷打审讯，其余犯人只使用鞭打等常规刑罚。但酷吏往往使用挺棍、夹棍、脑箍、烙铁以及“一封书”、“鼠弹筝”、“拦马棍”、“燕儿飞”等酷刑，或者灌鼻、钉指，使用直径一寸的懒杆、不去棱节的竹片，或者鞭打脊背、两踝导致重伤以上的，都要奏报朝廷，罪行严重者发配充军。
停刑之月，自立春以后，至春分以前。停刑之日，初一、初八、十四、十五、十八、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凡十日。检验尸伤，照磨司取部印尸图一幅，委五城兵马司如法检验，府则通判、推官，州县则长官亲检，毋得委下僚。
停止行刑的月份，是从立春以后到春分以前。停止行刑的日子，是初一、初八、十四、十五、十八、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共十天。检验尸体伤情时，照磨司领取盖有刑部印章的尸图一幅，委托五城兵马司依法检验；在府一级则由通判、推官负责，在州、县则由长官亲自检验，不得委托下属官员。
狱囚贫不自给者，洪武十五年定制，人给米日一升。二十四年革去。正统二年，以侍郎何文渊言，诏如旧，且令有赃罚敝衣得分给。成化十二年，令有司买药饵送部，又广设惠民药局，疗治囚人。至正德十四年，囚犯煤、油、药料，皆设额银定数。嘉靖六年，以运炭等有力罪囚，折色籴米，上本部仓，每年约五百石，乃停收。岁冬给绵衣裤各一事，提牢主事验给之。
对于贫困无法自给的囚犯，洪武十五年规定，每人每天供给米一升。洪武二十四年取消了这一规定。正统二年，因侍郎何文渊的建议，下诏恢复旧制，并命令将没收的赃物和破旧衣物分发给囚犯。成化十二年，命令有关部门购买药材送到刑部，并广泛设立惠民药局，治疗囚犯。到正德十四年，囚犯所需的煤、油、药材等，都设定了固定的银两数额。嘉靖六年，因为运炭等有力气劳动的罪囚，将劳役折合成粮食，上交到本部仓库，每年大约五百石，于是停止了这项征收。每年冬天发给棉衣裤各一套，由提牢主事查验后发放。
犯罪籍没者，洪武元年定制，自反叛外，其余罪犯止没田产孳畜。二十一年，诏谋逆奸党及造伪钞者，没赀产丁口，以农器耕牛给还之。凡应合钞劄者，曰奸党，曰谋反大逆，曰奸党恶，曰造伪钞，曰杀一家三人，曰采生拆割人为首。其《大诰》所定十条，后未尝用也。复仇，惟祖父被殴条见之，曰：「祖父母、父母为人所杀，而子孙擅杀行凶人者，杖六十。其即时杀死者勿论。其余亲属人等被人杀而擅杀之者，杖一百。」按律罪人应死，已就拘执，其捕者擅杀之，罪亦止此。则所谓家属人等，自包兄弟在内，其例可类推也。
对于犯罪被抄没家产的人，洪武元年规定，除了谋反叛逆之外，其他罪犯只没收田产和牲畜。洪武二十一年，下诏说，对于谋逆奸党以及伪造钞票的人，没收其财产和人口，但农具和耕牛要归还给他们。凡是应当抄没家产的罪行，包括：奸党、谋反大逆、奸党恶、伪造钞票、杀死一家三口、采生拆割（一种残忍的巫术）为首者。至于《大诰》中规定的十条，后来并未使用。关于复仇，只在祖父被殴打这一条中出现，规定说：“祖父母、父母被人杀害，而子孙擅自杀死行凶者的，杖打六十。如果当时立即杀死的，不予追究。其余亲属被人杀害而擅自杀死凶手的，杖打一百。”按照法律，罪人应当处死，但已经被拘捕，而抓捕他的人擅自将其杀死，其罪行也仅限于此。那么所谓“家属人等”，自然包括兄弟在内，这个例子可以类推。
凡决囚，每岁朝审毕，法司以死罪请旨，刑科三覆奏，得旨行刑。在外者奏决单于冬至前，会审决之。正统元年，令重囚三覆奏毕，仍请驾帖，付锦衣卫监刑官，领校尉诣法司，取囚赴市。又制，临决囚有诉冤者，直登闻鼓给事中取状封进，仍批校尉手，驰赴市曹，暂停刑。嘉靖元年，给事中刘济等以囚廖鹏父子及王钦、陶杰等颇有内援，惧上意不决，乃言：「往岁三覆奏毕，待驾帖则已日午，鼓下仍受诉词，得报且及未申时，及再请始刑，时已过酉，大非刑人于市与众弃之之意。请自今决囚，在未前毕事。」从之。七年定议，重囚有冤，家属于临决前一日挝鼓，翼日午前下，过午行刑，不覆奏。南京决囚，无刑科覆奏例。弘治十八年，南刑部奏决不待时者三人，大理寺已审允，下法司议，谓：「在京重囚，间有决不待时者，审允奏请，至刑科三覆奏，或蒙恩仍监候会审。南京无覆奏例，乞俟秋后审竟，类奏定夺。如有巨憝难依常例者，更具奏处决，著为令。」诏可。各省决囚，永乐元年，定制，死囚百人以上者，差御史审决。弘治十三年，定岁差审决重囚官，俱以霜降后至，限期复命。
凡是处决囚犯，每年朝审结束后，法司将死刑犯名单奏请皇帝批准，刑科要三次复奏，得到圣旨后才能行刑。在外地的囚犯，在冬至前将处决名单奏报，然后会审处决。正统元年，命令重刑犯在三次复奏完毕后，仍然要请求驾帖，交给锦衣卫监刑官，带领校尉到法司，提取囚犯前往刑场。又规定，临刑前有囚犯喊冤的，直接由登闻鼓给事中收取诉状密封进呈，同时批给校尉手令，快马赶到刑场，暂停行刑。嘉靖元年，给事中刘济等人因为囚犯廖鹏父子及王钦、陶杰等人在宫内有靠山，担心皇帝心意不决，于是进言说：“往年三次复奏完毕后，等待驾帖时已经到中午，登闻鼓下仍然接受诉状，得到批复时已到下午未时或申时，等到再次请求后才行刑，时间已过酉时，这完全不符合在闹市处决犯人、让众人共同唾弃他的本意。请求从今以后处决囚犯，在未时之前完成。”皇帝听从了。嘉靖七年决定，重刑犯如有冤情，家属可以在临刑前一天击登闻鼓，第二天午前下达批复，过午就行刑，不再复奏。南京处决囚犯，没有刑科复奏的惯例。弘治十八年，南京刑部奏报三名应当立即处决的囚犯，大理寺已经审核同意，下发法司讨论，认为：“在京城的重刑犯，偶尔有应当立即处决的，审核同意后奏请，到刑科三次复奏，有时蒙恩仍然监禁等候会审。南京没有复奏的惯例，请求等到秋后审理完毕，分类奏报决定。如果有特别凶恶难以按常规处理的，再另行奏报处决，并写入法令。”皇帝下诏同意。各省处决囚犯，永乐元年规定，死刑犯在一百人以上的，派遣御史审决。弘治十三年，规定每年派遣审决重刑犯的官员，都在霜降后到达，并限期复命。
凡有大庆及灾荒皆赦，然有常赦，有不赦，有特赦。十恶及故犯者不赦。律文曰：「赦出临时定罪名，特免或降减从轻者，不在此限。」十恶中，不睦又在会赦原宥之例，此则不赦者亦得原。若传旨肆赦，不别定罪名者，则仍依常赦不原之律。自仁宗立赦条三十五，皆杨士奇代草，尽除永乐年间敝政，历代因之。凡先朝不便于民者，皆援遗诏或登极诏革除之。凡以赦前事告言人罪者，即坐以所告者罪。弘治元年，民吕梁山等四人坐窃盗杀人死，遇赦，都御史马文升请宥死戍边，帝特命依律斩之。世宗虽屡停刑，尤慎无赦。廷臣屡援赦令，欲宥大礼大狱暨建言诸臣，益持不允。及嘉靖十六年，同知姜辂酷杀平民，都御史王廷相奏当发口外，乃特命如诏书宥免，而以违诏责廷相等。四十一年，三殿成，群臣请颁赦。帝曰：「赦乃小人之幸。」不允。穆宗登极覃恩，虽徒流人犯已至配所者，皆许放还，盖为迁谪诸臣地也。
凡是遇到重大庆典或灾荒，都会实行大赦，但其中有常规赦免、不予赦免、特别赦免的区别。十恶不赦的罪行以及故意犯罪的不予赦免。法律规定：“赦免令临时确定罪名，特别免除或降级从轻处理的，不在此限。”十恶中，“不睦”这一条又在会赦时可以被原谅的范围内，这就是说，本来不予赦免的罪行有时也能得到原谅。如果传旨进行大赦，但没有另外规定罪名的，则仍然按照常规赦免中不予原谅的法律执行。自从仁宗设立三十五条赦免条例，都由杨士奇代为起草，全部废除了永乐年间的弊政，历代沿袭。凡是前朝不利于百姓的政策，都援引遗诏或登极诏书予以革除。凡是利用赦免前的事情告发他人罪行的，就按所告发的罪名来处罚告发者。弘治元年，百姓吕梁山等四人因盗窃杀人被判处死刑，遇到赦免，都御史马文升请求免除死刑改为戍边，皇帝特地下令依法斩首。世宗虽然多次停止行刑，但尤其谨慎，不肯轻易赦免。朝中大臣多次援引赦令，想要赦免“大礼议”和“大狱”以及进言的大臣，世宗更加坚持不允。到嘉靖十六年，同知姜辂残酷杀害平民，都御史王廷相奏报应当发配到口外，世宗却特地下令按照诏书赦免，并责备王廷相等人违背诏令。嘉靖四十一年，三大殿建成，群臣请求颁布赦令。皇帝说：“赦免是小人的幸运。”没有同意。穆宗登基时广施恩泽，即使是已经发配到流放地的囚犯，也都允许放还，这大概是为了给那些被贬谪的大臣们留有余地。
有明一代刑法大概。太祖开国之初，惩元季贪冒，重绳赃吏，揭诸司犯法者于申明亭以示戒。又命刑部，凡官吏有犯，宥罪复职，书过榜其门，使自省。不悛，论如律。累颁犯谕、戒谕、榜谕，悉象以刑，诰示天下。及十八年《大诰》成，序之曰：「诸司敢不急公而务私者，必穷搜其原而罪之。」凡三《诰》所列凌迟、枭示、种诛者，无虑千百，弃市以下万数。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断指不仕，苏州人才姚润、王谟被征不至，皆诛而籍其家。「寰中士夫不为君用。」之科所由设也。其《三编》稍宽容，然所记进士监生罪名，自一犯至四犯者犹三百六十四人。幸不死还职，率戴斩罪治事。其推原中外贪墨所起，以六曹为罪魁，郭桓为诛首。郭桓者，户部侍郎也。帝疑北平二司官吏李彧、赵全德等与桓为奸利，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繋死者数万人。核赃所寄借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时咸归谤御史余敏、丁廷举。或以为言，帝乃手诏列桓等罪，而论右审刑吴庸等极刑，以厌天下心，言：「朕诏有司除奸，顾复生奸扰吾民，今后有如此者，遇赦不宥。」先是，十五年空印事发。每岁布政司、府州县吏诣户部核钱粮、军需诸事，以道远，预持空印文书，遇部驳即改，以为常。及是，帝疑有奸，大怒，论诸长吏死，佐贰榜百戍边。宁海人郑士利上书讼其冤，复杖戍之。二狱所诛杀已过当。而胡惟庸、蓝玉两狱，株连死者且四万。
以上是明朝刑法的大致情况。太祖开国之初，鉴于元末官吏贪污成风，严厉惩治贪官污吏，将各衙门犯法者的名字公布在申明亭以示警戒。又命令刑部，凡是官吏犯罪，如果被宽恕并恢复原职，就将他的过错写在榜上贴在家门口，让他自我反省。如果不知悔改，就依法论处。多次颁布《犯谕》、《戒谕》、《榜谕》，都配以刑罚，昭告天下。到洪武十八年《大诰》编成，在序言中说：“各衙门胆敢不勤于公事而谋取私利的，一定要彻底追查其根源并予以治罪。”三编《大诰》中所列出的凌迟、枭首示众、灭族等刑罚，不下千百条，斩首以下的数以万计。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砍断手指不肯做官，苏州人才姚润、王谟被征召而不来，都被处死并抄没家产。“天下士大夫不为君王所用”这一罪名，就是由此设立的。其《三编》稍微宽容一些，但所记载的进士、监生的罪名，从一次犯罪到四次犯罪的仍有三百六十四人。他们侥幸没死而恢复原职的，大多都戴着斩罪的帽子处理公务。太祖推究朝廷内外贪污的根源，认为六部是罪魁祸首，郭桓是第一个被处死的。郭桓是户部侍郎。皇帝怀疑北平二司的官吏李彧、赵全德等人与郭桓勾结牟利，从六部左右侍郎以下都被处死，追赃七百万，供词牵连到直隶和各省的许多官吏，被牵连而死的有数万人。追查赃物寄放借贷遍及天下，中等人家大多因此破产。当时人们都将怨气归咎于御史余敏、丁廷举。有人向皇帝进言，皇帝于是亲笔下诏列出郭桓等人的罪行，并将右审刑吴庸等人处以极刑，以平息天下人的怨愤，说：“朕下诏让有关部门铲除奸邪，没想到反而又生出奸邪来骚扰我的百姓，今后再有这样的，遇到赦免也不宽恕。”在此之前，洪武十五年“空印案”事发。每年布政司、府、州、县的官吏到户部核对钱粮、军需等事务，因为路途遥远，预先携带空白的印信文书，遇到户部驳回就立即修改，这已成为惯例。到这时，皇帝怀疑其中有奸诈，大怒，判处各地方长官死刑，副职官员杖打一百后发配戍边。宁海人郑士利上书为他们申冤，又被杖打后发配。这两起案件所诛杀的人数已经超过了应有的限度。而胡惟庸、蓝玉两案，株连致死的人将近四万。
然时引大体，有所纵舍。沅陵知县张杰当输作，自陈母贺，当元季乱离守节，今年老失养。帝谓可励俗，特赦之，秩杰，令终养。给事中彭与民坐繋，其父为上表诉哀。立释之，且免同繋十七人。有死囚妻妾诉夫冤，法司请黥之。帝以妇为夫诉，职也，不罪。都察院当囚死者二十四人，命群臣鞫，有冤者，减数人死。真州民十八人谋不轨，戮之，而释其母子当连坐者。所用深文吏开济、詹徽、陈宁、陶凯辈，后率以罪诛之。亦数宣仁言，不欲纯任刑罚。尝行郊坛，皇太子从，指道旁荆楚曰：「古用此为扑刑，取能去风，虽寒不伤也。」尚书开济议法密，谕之曰：「竭泽而渔，害及鲲鲕，焚林而田，祸及麛鷇。法太巧密，民何以自全？」济惭谢。参政杨宪欲重法，帝曰：「求生于重典，犹索鱼于釜，得活难矣。」御史中丞陈宁曰：「法重则人不轻犯，吏察则下无遁情。」太祖曰：「不然。古人制刑以防恶卫善，故唐、虞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不犯。秦有凿颠抽胁之刑、参夷之诛，而囹圄成市，天下怨叛。未闻用商、韩之法，可致尧、舜之治也。」宁惭而退。又尝谓尚书刘惟谦曰：「仁义者，养民之膏粱也；刑罚者，惩恶之药石也。舍仁义而专用刑罚，是以药石养人，岂得谓善治乎？」盖太祖用重典以惩一时，而酌中制以垂后世，故猛烈之治，宽仁之诏，相辅而行，未尝偏废也。建文帝继体守文，专欲以仁义化民。元年刑部报囚，减太祖时十三矣。
但太祖也时常顾全大局，有所宽免。沅陵知县张杰应当服劳役，他陈述自己的母亲贺氏在元末战乱中守节，如今年老无人赡养。皇帝认为这可以激励风俗，特别赦免了他，并提升张杰的官职，让他回家奉养母亲终老。给事中彭与民被囚禁，他的父亲上表为他诉苦。皇帝立即释放了他，并且赦免了同案被囚的十七人。有一个死刑犯的妻妾为丈夫喊冤，法司请求对她们处以黥刑。皇帝认为妻子为丈夫申诉，是她的本分，不予治罪。都察院判处二十四名囚犯死刑，皇帝命令群臣重新审讯，发现其中有冤情的，减免了几个人的死刑。真州有十八个百姓图谋不轨，被处死，但释放了那些应当连坐的他们的母亲和孩子。太祖所任用的那些深文周纳的酷吏如开济、詹徽、陈宁、陶凯等人，后来都因罪被处死。太祖也多次宣扬仁爱之言，不想单纯依靠刑罚。他曾经巡视郊坛，皇太子跟随，太祖指着路边的荆棘说：“古人用这个作为扑刑的工具，因为它能祛风，即使天冷也不会伤人。”尚书开济建议制定严密的法令，太祖告诫他说：“竭泽而渔，会伤害到小鱼；焚林而猎，会祸及幼兽。法令过于巧妙严密，百姓如何能够自保？”开济惭愧地认错。参政杨宪想要加重刑罚，皇帝说：“在严刑峻法中寻求生机，就像在锅里找鱼，想要活命太难了。”御史中丞陈宁说：“刑罚重，人们就不敢轻易犯法；官吏明察，下面就没有隐藏的实情。”太祖说：“不对。古人制定刑罚是为了防止邪恶、保护善良，所以唐尧、虞舜时代用画衣冠、改变服饰来象征刑罚，而百姓却不犯法。秦朝有凿头顶、抽肋骨等酷刑，以及灭三族的诛杀，结果监狱像市场一样拥挤，天下怨恨反叛。没听说过用商鞅、韩非的法家学说，能够实现尧、舜那样的治理。”陈宁惭愧地退下。太祖又曾对尚书刘惟谦说：“仁义，是养育百姓的精美食物；刑罚，是惩治邪恶的药物。舍弃仁义而专用刑罚，就像用药物来养人，怎么能说是好的治理呢？”大概太祖用重典来惩戒一时，同时斟酌制定适中的制度以流传后世，所以严酷的治理和宽仁的诏令，相辅相成，从未偏废。建文帝继承皇位，遵守成法，一心只想用仁义来教化百姓。建文元年，刑部上报的囚犯数量，比太祖时期减少了十分之三。
成祖起靖难之师，悉指忠臣为奸党，甚者加族诛、掘冢，妻女发浣衣局、教坊司，亲党谪戍者至隆、万间犹勾伍不绝也。抗违者既尽杀戮，惧人窃议之，疾诽谤特甚。山阳民丁钰讦其乡诽谤，罪数十人。法司迎上旨，言钰才可用，立命为刑科给事中。永乐十七年，复申其禁。而陈瑛、吕震、纪纲辈先后用事，专以刻深固宠。于是萧议、周新、解缙等多无罪死。然帝心知苛法之非，间示宽大。千户某灌桐油皮鞭中以决人，刑部当以杖，命并罢其职。法司奏冒支官粮者，命即戮之，刑部为覆奏。帝曰：「此朕一时之怒，过矣，其依律。自今犯罪皆五覆奏。」
成祖发动靖难之师后，将所有忠于建文帝的大臣都指为奸党，严重的甚至加以灭族、掘坟，妻女被发配到浣衣局、教坊司，亲族被发配戍边的，直到隆庆、万历年间还在不断被追捕。对于违抗自己的人已经全部杀戮，又害怕别人私下议论，所以特别痛恨诽谤之罪。山阳百姓丁钰告发他的同乡诽谤，导致数十人被定罪。法司迎合皇帝的旨意，说丁钰的才能可用，立即任命他为刑科给事中。永乐十七年，再次重申了这项禁令。而陈瑛、吕震、纪纲等人先后掌权，专门以苛刻严酷来巩固皇帝的宠信。于是萧议、周新、解缙等许多人无罪而被处死。但成祖内心也知道严刑峻法的不对，偶尔也显示宽大。有一个千户将桐油灌入皮鞭中来打人，刑部判处他杖刑，成祖命令同时罢免他的官职。法司奏报有人冒领官粮，成祖命令立即处死，刑部为此进行复奏。成祖说：“这是我一时发怒，做得过分了，还是按照法律办吧。从今以后，所有犯罪都要经过五次复奏。”
至仁宗性甚仁恕，甫即位，谓金纯、刘观曰：「卿等皆国大臣，如朕处法失中，须更执奏，朕不难从善也。」因召学士杨士奇、杨荣、金幼孜至榻前，谕曰：「比年法司之滥，朕岂不知。其所拟大逆不道，往往出于文致，先帝数切戒之。故死刑必四五覆奏，而法司略不加意，甘为酷吏而不愧。自今审重囚，卿三人必往同谳，有冤抑者，虽细故必以闻。」洪熙改元，二月谕都御史刘观、大理卿虞谦曰：「往者法司以诬陷为功，人或片言及国事，辄论诽谤，身家破灭，莫复辨理。今数月间，此风又萌。夫治道所急者求言，所患者以言为讳，奈何禁诽谤哉？」因顾士奇等曰：「此事必以诏书行之。」于是士奇承旨，载帝言于己丑诏书云：「若朕一时过于嫉恶，律外用籍没及凌迟之刑者，法司再三执奏，三奏不允至五，五奏不允，同三公及大臣执奏，必允乃已，永为定制。文武诸司亦毋得暴酷用鞭背等刑，及擅用宫刑绝人嗣续。有自宫者以不孝论。除谋反及大逆者，余犯止坐本身，毋一切用连坐法。告诽谤者勿治。」在位未一年，仁恩该洽矣。
仁宗皇帝生性非常仁厚宽恕，刚即位时，对金纯、刘观说：「你们都是国家大臣，如果朕处理法律有失公正，必须重新执奏，朕不难于听从善言。」于是召见学士杨士奇、杨荣、金幼孜到御榻前，告谕说：「近年来司法部门的滥刑，朕岂能不知。他们所拟定的大逆不道罪名，往往出于文饰捏造，先帝多次严厉告诫他们。所以死刑必须四五次覆奏，而司法部门毫不在意，甘愿做酷吏而不惭愧。从今以后审理重囚，你们三人必须一同前往参与审讯，有冤屈的，即使是小事也一定要上报。」洪熙元年改元，二月告谕都御史刘观、大理卿虞谦说：「以往司法部门以诬陷为功劳，有人偶尔说一句涉及国事的话，就被判为诽谤，身家破灭，没有人再能辨明道理。如今几个月间，这种风气又萌芽了。治国之道最急需的是征求言论，最担忧的是以言论为忌讳，怎么能禁止诽谤呢？」于是回头对杨士奇等人说：「这件事一定要用诏书来实行。」于是杨士奇秉承旨意，将皇帝的话载入己丑诏书中说：「如果朕一时过于嫉恶，在法律之外使用籍没和凌迟的刑罚，司法部门要再三执奏，三次奏请不允直到五次，五次奏请不允，会同三公及大臣执奏，一定要得到允许才停止，永远作为定制。文武各司也不得暴虐使用鞭背等刑罚，以及擅自使用宫刑断绝人的后嗣。有自行宫刑的以不孝论处。除谋反及大逆外，其余罪犯只处罚本人，不得一律使用连坐法。告发诽谤的人不予治罪。」在位不到一年，仁德恩惠已经普遍施行了。
宣宗承之，益多惠政。宣德元年，大理寺驳正猗氏民妻王骨都杀夫之冤，帝切责刑官，尚书金纯等谢罪，乃已。义勇军士阎群儿等九人被诬为盗，当斩，家人击登闻鼓诉冤。复按实不为盗。命释群儿等，而切责都御史刘观。其后每遇奏囚，色惨然，御膳为废。或以手撤其牍，谓左右曰：「说与刑官少缓之。」一日，御文华殿与群臣论古肉刑，侍臣对：「汉除肉刑，人遂轻犯法。」帝曰：「此自由教化，岂关肉刑之有无。舜法有流宥金赎，而四凶之罪止于窜殛。可见当时被肉刑者，必皆重罪，不滥及也。况汉承秦敝，挟书有律，若概用肉刑，受伤者必多矣。」明年，著《帝训》五十五篇，其一恤刑也。武进伯朱冕言：「比遣舍人林宽等送囚百十七人戍边，到者仅五十人，余皆道死。」帝怒，命法司穷治之。帝宽诏岁下，阅囚屡决遣，有至三千人者。谕刑官曰：「吾虑其瘐死，故宽贷之，非常制也。」是时，官吏纳米百石若五十石，得赎杂犯死罪，军民减十之二。诸边卫十二石，辽东二十石，于例为太轻，然独严赃吏之罚。命文职犯赃者俱依律科断。由是用法轻，而贪墨之风亦不甚恣，然明制重朋比之诛。都御史夏迪催粮常州，御史何楚英诬以受金。诸司惧罪，明知其冤，不敢白，迪竟充驿夫愤死。以帝之宽仁，而大臣有冤死者，此立法之弊也。
宣宗继承帝位，更加多行惠政。宣德元年，大理寺驳正了猗氏县民妇王骨都杀夫的冤案，皇帝严厉斥责刑官，尚书金纯等人谢罪，事情才了结。义勇军士阎群儿等九人被诬陷为盗贼，应当处斩，家人击登闻鼓诉冤。重新查核确实不是盗贼。命令释放阎群儿等人，并严厉斥责都御史刘观。此后每次遇到奏报囚犯，面色惨然，为此废去御膳。有时亲手撤去案牍，对左右说：「告诉刑官稍微缓一缓。」一天，在文华殿与群臣讨论古代的肉刑，侍臣回答说：「汉朝废除肉刑，人们就轻易犯法。」皇帝说：「这完全在于教化，哪里关系到肉刑的有无。舜的法律有流放宽宥和赎金，而四凶的罪只限于流放诛杀。可见当时受肉刑的，必定都是重罪，不会滥用。何况汉朝继承秦朝的弊政，挟书有律，如果一概使用肉刑，受伤的人一定很多了。」第二年，撰写了《帝训》五十五篇，其中一篇是恤刑。武进伯朱冕说：「近来派遣舍人林宽等押送囚犯一百一十七人戍边，到达的只有五十人，其余都死在路上。」皇帝发怒，命令法司彻底追查。皇帝宽大的诏书每年下达，审阅囚犯多次判决释放，有时达到三千人。告谕刑官说：「我担心他们死在狱中，所以宽大赦免，这不是常规制度。」这时，官吏交纳粮食一百石或五十石，可以赎免杂犯死罪，军民减十分之二。各边卫十二石，辽东二十石，按例太轻，但唯独严惩赃吏的处罚。命令文职官员犯赃罪的都依照法律判刑。从此用法宽松，而贪污的风气也不十分猖獗，但明朝制度重视惩罚朋党。都御史夏迪在常州催粮，御史何楚英诬告他受贿。各司害怕获罪，明知他冤枉，不敢辩白，夏迪最终被充任驿夫，愤恨而死。以皇帝的宽仁，而大臣有冤死的，这是立法的弊端。
英宗以后，仁、宣之政衰。正统初，三杨当国，犹恪守祖法，禁内外诸司锻炼刑狱。刑部尚书魏源以灾旱上疑狱，请命各巡抚审录。从之。无巡抚者命巡按。清军御史、行在都察院亦以疑狱上，通审录之。御史陈祚言：「法司论狱，多违定律，专务刻深。如户部侍郎吴玺举淫行主事吴𫐄，宜坐贡举非其人罪，乃加以奏事有规避律斩。及𫐄自经死，狱官卒之罪，明有递减科，乃援不应为事理重者，概杖之。夫原情以定律，祖宗防范至周，而法司乃抑轻从重至此，非所以广圣朝之仁厚也。今后有妄援重律者，请以变乱成法罪之。」帝是其言，为申警戒。至六年，王振始乱政，数辱廷臣，刑章大紊。侍讲刘球条上十事，中言：「天降灾谴，多感于刑罚之不中。宜一任法司，视其徇私不当者而加以罪。虽有触忤，如汉犯跸盗环之事，犹当听张释之之执奏而从之。」帝不能用。而球即以是疏触振怒，死于狱。然诸酷虐事，大率振为之，帝心颇宽平。十一年，大理卿俞士悦以殴斗杀人之类百余人闻，请宥，俱减死戍边。景泰中，阳谷主簿马彦斌当斩，其子震请代死。特宥彦斌，编震充边卫军。大理少卿薛瑄曰：「法司发拟罪囚，多加参语奏请，变乱律意。」诏法官问狱，一依律令，不许妄加参语。六年，以灾异审录中外刑狱，全活者甚众。天顺中，诏狱繁兴，三法司、锦衣狱多系囚未决，吏往往泄狱情为奸。都御史萧维桢附会徐有贞，枉杀王文、于谦等。而刑部侍郎刘广衡即以诈撰制文，坐有贞斩罪。其后缇骑四出，海内不安。然霜降后审录重囚，实自天顺间始。至成化初，刑部尚书陆瑜等以请，命举行之。狱上，杖其情可矜疑者，免死发戍。列代奉行，人获沾法外恩矣。
英宗以后，仁宗、宣宗的政风衰落了。正统初年，三杨当政，还恪守祖法，禁止内外各司罗织刑狱。刑部尚书魏源因灾旱上报疑难案件，请求命令各巡抚审录。皇帝听从了。没有巡抚的地方命令巡按。清军御史、行在都察院也把疑难案件上报，统一审录。御史陈祚说：「法司审理案件，多违反定律，专门追求苛刻深文。如户部侍郎吴玺举荐有淫行的主事吴𫐄，应判贡举非其人的罪名，却加以奏事有规避的律条处以斩刑。等到吴𫐄自缢而死，狱官和狱卒的罪责，明明有递减的科条，却援引不应为事理重者，一概杖责。推原情理来制定法律，祖宗的防范极为周密，而法司却压制轻罪从重到这种地步，这不是用来推广圣朝仁厚的方法。今后有胡乱援引重律的，请以变乱成法之罪处罚。」皇帝认为他的话正确，为此申明警戒。到六年，王振开始乱政，多次侮辱廷臣，刑律大乱。侍讲刘球条陈上奏十件事，其中说：「上天降下灾祸谴责，多因刑罚不当。应完全信任法司，看他们徇私不当的加以治罪。即使有触犯，如汉代犯跸盗环的事，还应听从张释之的执奏而依从。」皇帝不能采用。而刘球就因为这道奏疏触怒王振，死在狱中。但各种酷虐之事，大都是王振所为，皇帝内心颇为宽平。十一年，大理卿俞士悦把殴斗杀人等一百多人上报，请求宽宥，都减死戍边。景泰年间，阳谷主簿马彦斌应当处斩，他的儿子马震请求代死。特别宽宥了马彦斌，将马震编入边卫军。大理少卿薛瑄说：「法司发落拟定罪囚，多加参语奏请，变乱法律本意。」下诏法官审理案件，一律依照律令，不许妄加参语。六年，因灾异审录内外刑狱，保全救活的人很多。天顺年间，诏狱大量兴起，三法司、锦衣狱多关押囚犯未判决，官吏往往泄露狱情做坏事。都御史萧维桢附会徐有贞，枉杀王文、于谦等人。而刑部侍郎刘广衡就以伪造制文，判徐有贞斩罪。此后缇骑四出，海内不安。但霜降后审录重囚，实际是从天顺年间开始的。到成化初年，刑部尚书陆瑜等人请求，命令举行。案件上报，杖责那些情有可悯可疑的，免死发配戍边。历代奉行，人们得以沾受法外恩惠了。
宪宗之即位也，敕三法司：「中外文武群臣除赃罪外，所犯罪名纪录在官者，悉与湔涤。」其后岁以为常。十年，当决囚，冬至节近，特命过节行刑。既而给事中言，冬至后行刑非时，遂诏俟来年冬月。山西巡抚何乔新劾奏迟延狱词佥事尚敬、刘源，因言：「凡二司不决断词讼者，半年之上，悉宜奏请执问。」帝曰：「刑狱重事，《周书》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时』，特为未得其情者言耳。苟得其情，即宜决断。无罪拘幽，往往瘐死，是刑官杀之也。故律特著淹禁罪囚之条，其即以乔新所奏，通行天下。」又定制，凡盗贼赃仗未真、人命死伤未经勘验、辄加重刑致死狱中者，审勘有无故失明白，不分军民职官，俱视酷刑事例为民。侍郎杨宣妻悍妒，杀婢十余人，部拟命妇合坐者律，特命决杖五十。时帝多裨政，而于刑狱尤慎之，所失惟一二事。尝欲杀一囚，不许覆奏。御史方佑复以请，帝怒，杖谪佑。吉安知府许总有罪，中官黄高嗾法司论斩。给事中白昂以未经审录为请，不听，竟乘夜斩之。
宪宗即位时，敕令三法司：「中外文武群臣除赃罪外，所犯罪名记录在官的，全部予以洗刷。」此后每年成为常例。十年，应当处决囚犯，冬至节临近，特命过节后行刑。不久给事中进言，冬至后行刑不合时令，于是下诏等待来年冬月。山西巡抚何乔新弹劾拖延狱词佥事尚敬、刘源，于是说：「凡二司不决断词讼的，超过半年以上，都应奏请执问。」皇帝说：「刑狱是重要的事，《周书》说：『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时』，特地为未得实情的人说的。如果得到实情，就应决断。无罪被拘禁，往往死在狱中，这是刑官杀了他们。所以法律特别著明淹禁罪囚的条款，立即将何乔新所奏，通行天下。」又制定制度，凡盗贼赃物证据不实、人命死伤未经勘验，就加重刑致死狱中的，审勘有无故意过失明白，不分军民职官，都按酷刑事例贬为平民。侍郎杨宣的妻子凶悍嫉妒，杀死婢女十多人，刑部拟按命妇应坐的律条，特命杖责五十。当时皇帝多有裨益的政事，而对刑狱尤其谨慎，所失只有一二件事。曾想杀一囚犯，不许覆奏。御史方佑又请求，皇帝发怒，杖责贬谪方佑。吉安知府许总有罪，中官黄高唆使法司判斩刑。给事中白昂以未经审录为由请求，不听，竟乘夜斩杀。
孝宗初立，免应决死罪四十八人。元年，知州刘概坐妖言罪斩，以王恕争，得长繋。末年，刑部尚书闵珪谳重狱，忤旨，久不下。帝与刘大夏语及之，对曰：「人臣执法效忠，珪所为无足异。」帝曰：「且道自古君臣曾有此事否？」对曰：「臣幼读《孟子》，见瞽瞍杀人，皋陶执之语。珪所执，未可深责也。」帝颔之。明日疏下，遂如拟。前后所任司寇何乔新、彭韶、白昂、闵珪皆持法平者，海内翕然颂仁德焉。
孝宗刚即位时，免除了应处决的死罪四十八人。元年，知州刘概因妖言罪被处斩，因王恕力争，得以长期监禁。末年，刑部尚书闵珪审理重案，违背旨意，久不下达。皇帝与刘大夏谈到此事，回答说：「人臣执法效忠，闵珪所作所为不足为怪。」皇帝说：「且说自古君臣曾有这种事吗？」回答说：「臣幼年读《孟子》，见瞽瞍杀人，皋陶逮捕他的话。闵珪所坚持的，不可深责。」皇帝点头。第二天奏疏下达，于是按原拟执行。前后所任用的司寇何乔新、彭韶、白昂、闵珪都是持法公平的人，海内一致歌颂仁德。
正德五年会审重囚，减死者二人。时冤滥满狱，李东阳等因风霾以为言，特许宽恤。而刑官惧触刘瑾怒，所上止此。后磔流贼赵𬭼等于市，剥为魁者六人皮。法司奏祖训有禁，不听。寻以皮制鞍镫，帝每骑乘之。而廷杖直言之臣，亦武宗为甚。
正德五年会审重囚，减免死刑二人。当时冤案滥刑充满监狱，李东阳等人因风霾天象进言，特许宽恤。但刑官害怕触怒刘瑾，所上报的只有这些。后来将流贼赵𬭼等人在市集上凌迟处死，剥了为首六人的皮。法司上奏祖训有禁令，不听。不久用皮制成鞍镫，皇帝每次骑马乘坐。而廷杖直言大臣，也是武宗时最为严重。
世宗即位七月，因日精门灾，疏理冤抑，命再问缓死者三十八人，而廖鹏、王𤩽、齐佐等与焉。给事中李复礼等言：「鹏等皆江彬、强尼之党。王法所必诛。」乃令禁之如故。后皆次第伏法。自杖诸争大礼者，遂痛折廷臣。六年，命张璁、桂萼、方献夫摄三法司，变李福达之狱，欲坐马录以奸党律。杨一清力争，乃戍录，而坐罪者四十余人。璁等以为己功，遂请帝编《钦明大狱录》颁示天下。是狱所坐，大抵璁三人夙嫌者。以祖宗之法，供权臣排陷，而帝不悟也。八年，京师民张福杀母，诉为张柱所杀，刑部郎中魏应召覆治得实。而帝以柱乃武宗后家仆，有意曲杀之，命侍郎许赞尽反谳词，而下都御史熊浃及应召于狱。其后，猜忌日甚，冤滥者多，虽间命宽恤，而意主苛刻。尝谕辅臣：「近连岁因灾异免刑，今复当刑科三覆请旨。朕思死刑重事，欲将盗陵殿等物及殴骂父母大伤伦理者取决，余令法司再理，与卿共论，慎之慎之。」时以为得大体。越数年，大理寺奉诏谳奏狱囚应减死者。帝谓诸囚罪皆不赦，乃假借恩例纵奸坏法，黜降寺丞以下有差。自九年举秋谢醮免决囚，自后或因祥瑞，或因郊祀大报，停刑之典每岁举行。然屡谴怒执法官，以为不时请旨，至上迫冬至，废义而市恩也。遂削刑部尚书吴山职，降调刑科给事中刘三畏等。中年益肆诛戮，自宰辅夏言不免。至三十七年，乃出手谕，言：「司牧者未尽得人，任情作威。湖广幼民吴一魁二命枉刑，母又就捕，情迫无控，万里叩阍。以此推之，冤抑者不知其几。尔等宜亟体朕心，加意矜恤。仍通行天下，咸使喻之。」是诏也，恤恤乎有哀痛之思焉。末年，主事海瑞上书触忤，刑部当以死。帝持其章不下，瑞得长繋。穆宗立，徐阶缘帝意为遗诏，尽还诸逐臣，优恤死亡，纵释幽繋。读诏书者无不叹息。
世宗即位七个月，因日精门火灾，清理冤案，命令再审缓死的三十八人，而廖鹏、王𤩽、齐佐等人在其中。给事中李复礼等人说：「廖鹏等人都是江彬、强尼的党羽。王法所必诛。」于是命令仍像原来一样关押。后来都依次伏法。自从杖责那些争大礼的人后，就痛加折辱廷臣。六年，命令张璁、桂萼、方献夫代理三法司，改变李福达的案子，想用奸党律判马录罪。杨一清力争，于是将马录充军，而获罪的有四十多人。张璁等人认为是自己的功劳，于是请皇帝编《钦明大狱录》颁示天下。这个案子所判罪的，大都是张璁三人平素有嫌隙的人。用祖宗的法律，供权臣排挤陷害，而皇帝不醒悟。八年，京城百姓张福杀死母亲，却控告被张柱所杀，刑部郎中魏应召复审得实。而皇帝因张柱是武宗皇后家的仆人，有意曲法杀他，命令侍郎许赞完全推翻审讯结果，并将都御史熊浃和魏应召下狱。此后，猜忌日益严重，冤案滥刑很多，虽间或命令宽恤，而本意却主于苛刻。曾告谕辅臣：「近来连年因灾异免刑，如今又当刑科三覆请旨。朕思死刑是重事，想将盗陵殿等物及殴打辱骂父母大伤伦理的处决，其余令法司再理，与卿共同讨论，谨慎再谨慎。」当时认为得大体。过了几年，大理寺奉诏审理奏报应减死的囚犯。皇帝说各囚犯的罪都不赦免，是假借恩例纵容奸邪破坏法律，贬降寺丞以下各有差等。自从九年举行秋谢醮免决囚犯，此后或因祥瑞，或因郊祀大报，停刑的典礼每年举行。但多次谴责执法官，认为不按时请旨，直到迫近冬至，废弃义理而市恩。于是削去刑部尚书吴山的官职，降调刑科给事中刘三畏等人。中年更加肆意诛戮，自宰辅夏言不免。到三十七年，才出手谕，说：「治理百姓的未能尽得其人，任情作威。湖广幼民吴一魁二命枉刑，母亲又被逮捕，情势紧迫无处控诉，万里叩阍。以此推之，冤屈的不知有多少。你们应尽快体察朕心，加意矜恤。仍通行天下，使人都知晓。」这道诏书，忧恤中有哀痛之思。末年，主事海瑞上书触犯，刑部判以死罪。皇帝扣下奏章不下发，海瑞得以长期监禁。穆宗即位，徐阶顺着皇帝的意思写遗诏，全部召回被逐大臣，优恤死亡，释放长期囚禁的人。读诏书的人无不叹息。
万历初，冬月，诏停刑者三矣。五年九月，司礼太监孙得胜复传旨：「奉圣母谕，大婚期近，命阁臣于三覆奏本，拟旨免刑。」张居正言：「祖宗旧制，凡犯死罪鞫问既明，依律弃市。嘉靖末年，世宗皇帝因斋醮，始有暂免不决之令，或间从御笔所勾，量行取决。此特近年姑息之弊，非旧制也。臣等详阅诸囚罪状，皆灭绝天理，败伤彝伦，圣母独见犯罪者身被诛戮之可悯，而不知彼所戕害者皆含冤蓄愤于幽冥之中，使不一雪其痛，怨恨之气，上干天和，所伤必多。今不行刑，年复一年，充满囹圄，既费关防，又乖国典，其于政体又大谬也。」给事中严用和等亦以为言。诏许之。十二年，御史屠叔明请释革除忠臣外亲。命自齐、黄外，方孝孺等连及者俱勘豁。帝性仁柔，而独恶言者。自十二年至三十四年，内外官杖戍为民者至百四十人。后不复视朝，刑辟罕用，死囚屡停免去。天启中，酷刑多，别见，不具论。
万历初年，冬季，皇帝曾三次下诏暂停行刑。五年九月，司礼太监孙得胜又传旨说：“奉圣母谕旨，大婚日期临近，命令内阁大臣在三次覆奏的奏本上，拟旨免除刑罚。”张居正进言说：“祖宗旧制，凡是犯下死罪经审讯查明的，都依法处决示众。嘉靖末年，世宗皇帝因为斋醮祭祀，才开始有暂缓处决的命令，有时也根据御笔勾决，酌情执行。这只是近年来的姑息弊端，并非旧制。臣等详细审阅各囚犯的罪状，都是灭绝天理、败坏伦常的。圣母只看到犯罪者被处决的可怜，却不知他们残害的人含冤积愤于九泉之下，如果不为他们伸雪痛苦，怨恨之气会冲犯上天和气，造成的伤害必然很多。如今不行刑，年复一年，监狱人满为患，既耗费看守费用，又违背国家法典，对政体也大有损害。”给事中严用和等人也以此进言。皇帝下诏准许。十二年，御史屠叔明请求释放被革除的忠臣的外亲。皇帝命令除齐泰、黄子澄外，方孝孺等人牵连的亲属都予以审查开脱。皇帝性格仁厚柔弱，唯独厌恶进谏的人。从十二年到三十四年，内外官员被杖责、充军、贬为平民的达到一百四十人。后来皇帝不再上朝，刑罚很少使用，死囚多次被赦免释放。天启年间，酷刑很多，另见记载，这里不再详述。
庄烈帝即位，诛魏忠贤。崇祯二年，钦定逆案凡六等，天下称快。然是时承神宗废弛、熹宗昏乱之后，锐意综理，用刑颇急，大臣多下狱者矣。六年冬论囚，素服御建极殿，召阁臣商榷，而温体仁无所平反。陕西华亭知县徐兆麒抵任七日，城陷，坐死。帝心悯之，体仁不为救。十一年，南通政徐石麒疏救郑三俊，因言：「皇上御极以来，诸臣丽丹书者几千，圜扉为满。使情法尽协，犹属可怜，况怵惕于威严之下者。有将顺而无挽回，有揣摩而无补救，株连蔓引，九死一生，岂圣人惟刑之恤之意哉！」帝不能纳也。是年冬，以彗见，停刑。其事关封疆及钱粮剿寇者，诏刑部五日具狱。十二年，御史魏景琦论囚西市，御史高钦舜、工部郎中胡琏等十五人将斩，忽中官本清衔命驰免，因释十一人。明日，景琦回奏，被责下锦衣狱。盖帝以囚有声冤者，停刑请旨，而景琦仓卒不辨，故获罪。十四年，大学士范复粹疏请清狱，言：「狱中文武累臣至百四十有奇，大可痛。」不报。是时国事日棘，惟用重法以绳群臣，救过不暇，而卒无救于乱亡也。
庄烈帝即位后，诛杀了魏忠贤。崇祯二年，钦定逆案共分六等，天下人拍手称快。然而此时正值神宗朝政废弛、熹宗昏乱之后，皇帝锐意整顿，用刑颇为严厉，很多大臣被关进监狱。六年冬审理囚犯，皇帝身穿素服驾临建极殿，召见内阁大臣商议，但温体仁没有为任何人平反。陕西华亭知县徐兆麒到任仅七天，县城陷落，被判处死刑。皇帝心中怜悯他，温体仁却不加营救。十一年，南通政徐石麒上疏营救郑三俊，趁机进言：“皇上登基以来，各位大臣触犯刑律的将近千人，监狱都满了。即使情与法完全吻合，尚且值得怜悯，何况是在威严之下战战兢兢的人呢。只有顺从而没有挽回，只有揣摩而没有补救，株连蔓延，九死一生，这难道是圣人慎用刑罚、体恤囚犯的本意吗！”皇帝没有采纳。这年冬天，因彗星出现，暂停行刑。那些事关边疆、钱粮和剿寇的案件，皇帝诏令刑部五天内结案。十二年，御史魏景琦在西市审理囚犯，御史高钦舜、工部郎中胡琏等十五人即将被斩首，忽然太监本清奉命飞马赶到免除死刑，于是释放了十一人。第二天，魏景琦回奏，被责备并关进锦衣卫监狱。这是因为皇帝认为囚犯中有喊冤的，应暂停行刑请旨，而魏景琦仓促间未能分辨，所以获罪。十四年，大学士范复粹上疏请求清理监狱，说：“狱中被牵连的文臣武将达一百四十多人，实在令人痛心。”皇帝没有答复。此时国事日益危急，皇帝只用严刑峻法来约束群臣，补救过失都来不及，最终也无法挽救国家的动乱和灭亡。
卷九十三
卷九十三
卷九十五
卷九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