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一言于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敢多言。」给事中兼知起居事杜正伦进曰：「君举必书，言存左史。臣职当兼修起居注，不敢不尽愚直。陛下若一言乖于道理，则千载累于圣德，非止当今损于百姓，愿陛下慎之。」太宗大悦，赐彩百段。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身边的大臣说：“我每天上朝，想要说一句话，就要先想想这句话对百姓有没有好处，所以不敢多说话。”给事中兼知起居事杜正伦进言说：“君主的举动必定会被记录下来，言论由左史官保存。我的职责是兼修起居注，不敢不尽到愚直的本分。陛下如果有一句话违背了道理，就会在千年之后连累圣德，不只是当下损害百姓，希望陛下谨慎对待。”太宗非常高兴，赏赐他一百段彩帛。
贞观八年，太宗谓侍臣曰：「言语者，君子之枢机，谈何容易？凡在众庶，一言不善，则人记之，成其耻累，况是万乘之主？不可出言有所乖失。其所亏损至大，岂同匹夫？我常以此为戒。隋炀帝初幸甘泉宫，泉石称意，而怪无萤火，敕云：『捉取多少于宫中照夜。』所司遽遣数千人采拾，送五百舆于宫侧，小事尚尔，况其大乎？」魏征对曰：「人君居四海之尊，若有亏失，古人以为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实如陛下所戒慎。」
贞观八年，唐太宗对身边的大臣说：“言语，是君子的关键，说话谈何容易？普通百姓，一句话说得不好，就会被人记住，成为他的耻辱和拖累，何况是万乘之君？不能说出有差错的话。它所造成的损失非常大，怎么能和普通人一样呢？我常常以此为戒。隋炀帝初次驾临甘泉宫，对泉水山石很满意，却奇怪没有萤火虫，下令说：‘捉一些来在宫中照夜。’有关部门立刻派了几千人去捕捉，送了五百车到宫旁。小事尚且如此，何况大事呢？”魏征回答说：“君主居于四海之尊的地位，如果有过失，古人认为就像日食月食一样，人人都能看到，确实像陛下所警戒谨慎的那样。”
贞观十六年，太宗每与公卿言及古道，必诘难往复。散骑常侍刘洎上书谏曰：「帝王之与凡庶，圣哲之与庸愚，上下相悬，拟伦斯绝。是知以至愚而对至圣，以极卑而对极尊，徒思自强，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颜，凝旒以听其言，虚襟以纳其说，犹恐群下未敢对扬，况动神机，纵天辩，饰辞以折其理，援古以排其议，欲令凡庶何阶应答？臣闻皇天以无言为贵，圣人以不言为德，老子称『大辩若讷』，庄生称『至道无文』，此皆不欲烦也。是以齐侯读书，轮扁窃议，汉皇慕古，长孺陈讥，此亦不欲劳也。且多记则损心，多语则损气，心气内损，形神外劳，初虽不觉，后必为累。须为社稷自爱，岂为性好自伤乎？窃以今日升平，皆陛下力行所至。欲其长久，匪由辩博，但当忘彼爱憎，慎兹取舍，每事敦朴，无非至公，若贞观之初，则可矣。至如秦政强辩，失人心于自矜，魏文宏材，亏众望于虚说。此才辩之累，皎然可知。伏愿略兹雄辩，浩然养气，简彼缃图，淡焉怡悦，固万寿于南岳，齐百姓于东户，则天下幸甚，皇恩斯毕。」太宗手诏答曰：「非虑无以临下，非言无以述虑。比有谈论，遂至烦多。轻物骄人，恐由兹道。形神心气，非此为劳。今闻谠言，虚怀以改。」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每次与公卿大臣谈论古代治国之道，必定反复诘问辩难。散骑常侍刘洎上书进谏说：“帝王与百姓，圣哲与庸愚，上下悬殊，无法相提并论。因此，让最愚钝的人去面对最圣明的人，让最卑微的人去面对最尊贵的人，即使想自我勉励，也是做不到的。陛下降下恩旨，露出慈颜，凝神静听他们的话，虚心接纳他们的意见，尚且担心臣下不敢应对，何况动用神机，施展天辩，用修饰的言辞来驳斥他们的道理，援引古事来排斥他们的议论，想让凡俗之人从何入手来应答呢？我听说皇天以无言为贵，圣人以不言为德，老子说‘大辩若讷’，庄子说‘至道无文’，这都是不想烦扰。因此齐侯读书，轮扁私下议论；汉皇仰慕古风，长孺陈述讥讽，这也是不想劳神。况且多记就会损伤心，多语就会损伤气，心气在内受损，形神在外劳累，起初虽然不觉察，后来必定成为拖累。必须为社稷而爱惜自己，怎能因为性情喜好而伤害自己呢？我私下认为，今日的太平盛世，都是陛下努力实行所达到的。想要长久保持，不在于辩才广博，只应当忘掉那些爱憎，谨慎地取舍，每件事都敦厚朴实，没有不是至公的，像贞观初年那样，就可以了。至于像秦始皇那样强辩，因自夸而失去人心；魏文帝那样有才，因空谈而损害众望。这些才辩的拖累，明白可知。我恳请陛下略去这种雄辩，涵养浩然之气，简化那些图书典籍，淡泊地怡悦身心，使寿命像南岳一样长久，与百姓像东户时代一样和睦，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皇恩也就尽到了。”太宗亲笔写诏书回答说：“没有思虑就无法治理天下，没有言语就无法表达思虑。近来有所谈论，于是变得繁多。轻视他人、骄傲自满，恐怕由此而来。形神心气，并不因此劳累。如今听到正直之言，我虚心接受并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