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吏 ◄
隋书
卷七十五
列传第四十 儒林
儒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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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七十五
列传第四十 儒林
儒林
儒之为教大矣，其利物博矣。笃父子，正君臣，尚忠节，重仁义，贵廉让，贱贪鄙，开政化之本源，凿生民之耳目，百王损益，一以贯之。虽世或污隆，而斯文不坠，经邦致治，非一时也。涉其流者，无禄而富，怀其道者，无位而尊。故仲尼顿挫于鲁君，孟轲抑扬于齐后，荀卿见珍于强楚，叔孙取贵于隆汉。其余处环堵以骄富贵，安陋巷而轻王公者，可胜数哉！自晋室分崩，中原丧乱，五胡交争，经籍道尽。魏氏发迹代阴，经营河朔，得之马上，兹道未弘。暨夫太和之后，盛修文教，搢绅硕学，济济盈朝，缝掖巨儒，往往杰出，其雅诰奥义，宋及齐、梁不能尚也。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考其终始，要其会归，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爰自汉、魏，硕学多清通，逮乎近古，巨儒必鄙俗。文、武不坠，弘之在人，岂独愚蔽于当今，而皆明哲于往昔？在乎用与不用，知与不知耳。然曩之弼谐庶绩，必举德于鸿儒，近代左右邦家，咸取士于刀笔。纵有学优入室，勤逾刺股，名高海内，擢第甲科，若命偶时来，未有望于青紫，或数将运舛，必委弃于草泽。然则古之学者，禄在其中，今之学者，困于贫贱。明达之人，志识之士，安肯滞于所习，以求贫贱者哉？此所以儒罕通人，学多鄙俗者也。昔齐列康庄之第，多士如林，燕起碣石之宫，群英自远。是知俗易风移，必由上之所好，非夫圣明御世，亦无以振斯颓俗矣。自正朔不一，将三百年，师说纷纶，无所取正。高祖膺期纂历，平一寰宇，顿天网以掩之，贲旌帛以礼之，设好爵以縻之，于是四海九州强学待问之士，靡不毕集焉。天子乃整万乘，率百僚，遵问道之仪，观释奠之礼。博士罄悬河之辩，侍中竭重席之奥，考正亡逸，研核异同，积滞群疑，涣然冰释。于是超擢奇秀，厚赏诸儒，京邑达乎四方，皆启黉校。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及高祖暮年，精华稍竭，不悦儒术，专尚刑名，执政之徒，咸非笃好。既仁寿间，遂废天下之学，唯存国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炀帝即位，复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征辟儒生，远近毕至，使相与讲论得失于东都之下，纳言定其差次，一以闻奏焉。于时旧儒多已凋亡，二刘拔萃出类，学通南北，博极今古，后生钻仰，莫
儒家作为教化，意义非常重大，它带来的益处非常广泛。它能使父子关系深厚，君臣关系端正，崇尚忠贞节义，重视仁爱道义，看重廉洁谦让，鄙视贪婪卑鄙，开启了政治教化的根本源泉，开启了百姓的耳目，历代帝王有所增减，但始终贯穿这一原则。虽然时代有时污浊有时兴盛，但这种文化传统从未断绝，治理国家、实现太平，并非一时之功。涉猎其学说的人，即使没有俸禄也感到富足；心怀其道义的人，即使没有官位也受人尊敬。所以孔子在鲁君面前受挫，孟子在齐王面前起伏，荀子在强大的楚国受到珍视，叔孙通在兴盛的汉朝获得尊贵。其他身处陋室却傲视富贵、安于僻巷而轻视王公的人，数不胜数！自从晋朝分裂，中原丧乱，五胡互相争斗，经典典籍之道几乎断绝。魏氏从代北发迹，经营河朔地区，靠武力得天下，这种道义未能弘扬。到了太和年间之后，大力兴修文教，士大夫和饱学之士，济济一堂，满朝都是，穿着儒服的巨儒，往往杰出，他们高雅的训诂和深奥的义理，宋、齐、梁时代都不能超越。南北所研究的章句和喜好，互有不同。江东的《周易》用王弼注，《尚书》用孔安国注，《左传》用杜预注。河洛地区的《左传》用服虔注，《尚书》、《周易》用郑玄注。《诗经》都主毛公注，《礼》都遵循郑玄注。大体上南方人简约，能抓住精华，北方学问深奥芜杂，穷究细节。考察其始终，总结其会归，他们立身成名，虽然方法不同但目标一致。自从汉、魏以来，大学者多清通，到了近古，大儒必定鄙俗。文王、武王的道统没有断绝，弘扬它在于人，难道只有当今之人愚昧，而往昔之人全都明智吗？关键在于用与不用、知与不知罢了。然而过去辅佐各种政务，必定从大儒中选拔德行，近代治理国家，都从刀笔吏中取士。即使有学问优秀、勤奋超过刺股、名扬海内、考中甲科的人，如果命运不逢时，也未必能获得高官厚禄，或者时运不济，必定被弃置于草野。那么古代的学者，俸禄在其中，今天的学者，却困于贫贱。明达之人、有志之士，怎么肯停滞于所学，去追求贫贱呢？这就是儒家少有通才、学问多鄙俗的原因。过去齐国设立康庄之宅，人才如林，燕国兴建碣石之宫，英才从远方而来。由此可知，风俗的改变，必定取决于上位者的喜好，不是圣明之君治理天下，也无法振兴这种颓废的风气。自从历法不统一，将近三百年，师说纷纭，没有标准。高祖顺应天命登基，平定天下，张开天网网罗人才，用旌旗布帛礼遇他们，设置高官厚禄笼络他们，于是四海九州勤学待问之士，无不聚集而来。天子于是整顿车驾，率领百官，遵循问道的礼仪，观看释奠的典礼。博士竭尽悬河之辩，侍中穷尽重席之奥，考订亡佚的典籍，研究异同，积压的疑难，涣然冰释。于是破格提拔奇才秀士，厚赏各位儒生，从京城到四方，都开设学校。齐、鲁、赵、魏等地，学者尤其多，背着书箱追从老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在道路上不绝于耳。中原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仅此一时而已。到了高祖晚年，精力逐渐衰竭，不喜欢儒术，专门崇尚刑名之学，执政之人，都不是真正爱好。到了仁寿年间，于是废除了天下的学校，只保留国子监一所，弟子七十二人。炀帝即位后，重新开设学校，国子监和郡县之学，比开皇初年还要兴盛。征召儒生，远近都来，让他们在东都之下互相讲论得失，纳言评定他们的等级，全部上奏。当时旧儒大多已经凋亡，二刘（刘焯、刘炫）出类拔萃，学问贯通南北，博极古今，后生们钻研仰慕，无人
之能测。所制诸经义疏，搢绅咸师宗之。既而外事四夷，戎马不息，师徒怠散，盗贼群起，礼义不足以防君子，刑罚不足以威小人，空有建学之名，而无弘道之实。其风渐坠，以至灭亡，方领矩步之徒，亦多转死沟壑。凡有经籍，自此皆湮没于煨尘矣。遂使后进之士不复闻《诗》、《书》之言，皆怀攘夺之心，相与陷于不义。《传》曰：「学者将植，不学者将落。」然则盛衰是系，兴亡攸在，有国有家者可不慎欤！诸儒有身没道存，遗风可想，皆采其余论，缀之于此篇云。
能测度其深浅。他们所撰写的诸经义疏，士大夫都尊崇效法。不久之后，对外征讨四夷，战事不停，师徒懈怠散乱，盗贼群起，礼义不足以防范君子，刑罚不足以威慑小人，空有建学的名义，却没有弘扬道义的实质。这种风气逐渐衰落，直到灭亡，那些方领矩步的儒生，也大多辗转死于沟壑。凡是经典典籍，从此都湮没在灰烬尘土之中。于是使后进之士不再听到《诗》、《书》的言论，都怀着争夺之心，一起陷入不义。《左传》说：“学者将成长，不学者将衰落。”那么盛衰与此相关，兴亡在此，有国有家的人怎能不谨慎呢！各位儒生有身死道存、遗风可想见的，都采集他们的余论，编缀在此篇中。
元善
元善
元善，河南洛阳人也。祖叉，魏侍中。父罗，初为梁州刺史，及叉被诛，奔于梁，官至征北大将军、青冀二州刺史。善少随父至江南，性好学，遂通涉五经，尤明《左氏传》。及侯景之乱，善归于周。武帝甚礼之，以为太子宫尹，赐爵江阳县公。每执经以授太子。开皇初，拜内史侍郎，上每望之曰：「人伦仪表也。」凡有敷奏，词气抑扬，观者属目。陈使袁雅来聘，上令善就馆受书，雅出门不拜。善论旧事有拜之仪，雅不能对，遂拜，成礼而去。后迁国子祭酒。上尝亲临释奠，命善讲《孝经》。于是敷陈义理，兼之以讽谏。上大悦曰：「闻江阳之说，更起朕心。」赉绢百匹，衣一袭。善之通博，在何妥之下，然以风流酝藉，俯仰可观，音韵清朗，听者忘倦，由是为后进所归。妥每怀不平，心欲屈善。因善讲《春秋》，初发题，诸儒毕集。善私谓妥曰：「名望已定，幸无相苦。」妥然之。及就讲肆，妥遂引古今滞义以难，善多不能对。善深衔之，二人由是有隙。善以高颎有宰相之具，尝言于上曰：「杨素粗疏，苏威怯芃，元胄、元旻，正似鸭耳。可以付社稷者，唯独高颎。」上初然之，及颎得罪，上以善之言为颎游说，深责望之。善忧惧，先患消渴，于是疾动而卒，时年六十。
元善，是河南洛阳人。祖父元叉，是北魏的侍中。父亲元罗，起初任梁州刺史，等到元叉被杀，逃奔到梁朝，官至征北大将军、青冀二州刺史。元善年少时跟随父亲到江南，天性喜好学习，于是通晓五经，尤其精通《左氏传》。等到侯景之乱，元善归附北周。周武帝非常礼遇他，任命他为太子宫尹，赐爵江阳县公。他常常拿着经书教授太子。开皇初年，被任命为内史侍郎，皇上每次看到他都说：“这是人伦的仪表。”凡是上奏陈述，词气抑扬顿挫，观看者都注目。陈朝使者袁雅来聘问，皇上命令元善到馆舍接受国书，袁雅出门不拜。元善论旧例有拜的礼仪，袁雅不能应对，于是下拜，完成礼仪后离去。后来升任国子祭酒。皇上曾亲临释奠典礼，命元善讲《孝经》。于是他陈述义理，并加以讽谏。皇上非常高兴地说：“听了江阳公的解说，更启发了我的心。”赏赐绢一百匹，衣服一套。元善的通博，在何妥之下，但因他风流蕴藉，举止可观，音韵清朗，听者忘记疲倦，因此被后进所归附。何妥常心怀不平，想折服元善。趁元善讲《春秋》，刚开始出题，各位儒生都聚集。元善私下对何妥说：“名望已定，希望不要为难我。”何妥答应了。等到讲学时，何妥却引用古今滞涩的义理来诘难，元善大多不能回答。元善深恨他，二人因此有嫌隙。元善认为高颎有宰相之才，曾对皇上说：“杨素粗疏，苏威怯懦，元胄、元旻，正像鸭子一样。可以托付社稷的，只有高颎。”皇上起初同意，等到高颎获罪，皇上认为元善的话是为高颎游说，深深责备他。元善忧虑恐惧，先前患有消渴病，于是病发而死，时年六十岁。
辛彦之
辛彦之
辛彦之，陇西狄道人也。祖世叙，魏凉州刺史。父灵辅，周滑州刺史。彦之九岁而孤，不交非类，博涉经史，与天水牛弘同志好学。后入关，遂家京兆。周太祖见而器之，引为中外府礼曹，赐以衣马珠玉。时国家草创，百度伊始，朝贵多出武人，修定仪注，唯彦之而已。寻拜中书侍郎。及周闵帝受禅，彦之与少宗伯卢辩专掌仪制。明、武时，历职典祀，太祝、乐部、御正四曹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奉使迎突厥皇后还，赉马二百匹，赐爵龙门县公，邑千户。寻进爵五原郡公，加邑千户。宣帝即位，拜少宗伯。高祖受禅，除太常少卿，改封任城郡公，进位上开府。寻转国子祭酒。岁余，拜礼部尚书，与秘书监牛弘撰《新礼》。吴兴沈重名为硕学，高祖尝令彦之与重论议，重不能抗，于是避席而谢曰：「辛君所谓金城汤池，无可攻之势。」高祖大悦。后拜随州刺史。于时州牧多贡珍玩，唯彦之所贡，并供祭之物。高祖善之，顾谓朝臣曰：「人安得无学！彦之所贡，稽古之力也。」迁潞州刺史，前后俱有惠政。彦之又崇信佛道，于城内立浮图二所，并十五层。开皇十一年，州人张元暴死，数日乃苏，云游天上，见新构一堂，制极崇丽。元问其故，人云潞州刺史辛彦之有功德，造此堂以待之。彦之闻而不悦。其年卒官。谥曰宣。彦之撰《坟典》一部，《六官》一部，《祝文》一部，《新要》一部，《新礼》一部，《五经异义》一部，并行于世。有子仲龛，官至猗氏令。
辛彦之，是陇西狄道人。祖父辛世叙，是北魏的凉州刺史。父亲辛灵辅，是北周的滑州刺史。辛彦之九岁时成为孤儿，不与不类之人交往，广泛涉猎经史，与天水人牛弘志同道合，喜好学习。后来入关，于是定居京兆。周太祖见到他并器重他，引荐他为中外府礼曹，赐给衣服、马匹、珠玉。当时国家草创，百事开始，朝中显贵多出身武人，修定礼仪制度，只有辛彦之而已。不久被任命为中书侍郎。等到周闵帝受禅，辛彦之与少宗伯卢辩专门掌管礼仪制度。明帝、武帝时，历任典祀、太祝、乐部、御正四曹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奉命出使迎接突厥皇后回来，赏赐马二百匹，赐爵龙门县公，食邑千户。不久进爵五原郡公，加封食邑千户。宣帝即位，任命为少宗伯。高祖受禅，任命为太常少卿，改封任城郡公，进位上开府。不久转任国子祭酒。一年多后，任命为礼部尚书，与秘书监牛弘撰写《新礼》。吴兴人沈重号称大学者，高祖曾命辛彦之与沈重辩论，沈重不能对抗，于是离席道歉说：“辛君所说的金城汤池，没有可攻之势。”高祖非常高兴。后来任命为随州刺史。当时州牧大多进贡珍玩，只有辛彦之所贡的，都是祭祀之物。高祖认为很好，回头对朝臣说：“人怎么能没有学问！彦之所贡，是稽考古道的力量。”升任潞州刺史，前后都有惠政。辛彦之又崇信佛道，在城内建立两座佛塔，都是十五层。开皇十一年，州人张元突然死亡，几天后才苏醒，说游历天上，看到新建的一座殿堂，制度极其崇高华丽。张元问原因，人说潞州刺史辛彦之有功德，建造这座殿堂等待他。辛彦之听说后不高兴。同年死于任上。谥号宣。辛彦之撰有《坟典》一部，《六官》一部，《祝文》一部，《新要》一部，《新礼》一部，《五经异义》一部，都流行于世。有儿子辛仲龛，官至猗氏县令。
何妥 萧该 包恺
何妥 萧该 包恺
何妥，字栖凤，西城人也。父细胡，通商入蜀，遂家郫县，事梁武陵王妃，主知金帛，因致巨富，号为西州大贾。妥少机警，八岁游国子学，助教顾良戏之曰：「汝既姓何，是荷叶之荷，为是河水之河？」应声答曰：「先生姓顾，是眷顾之顾，是新故之故？」众咸异之。十七，以技巧事湘东王，后知其聪明，召为诵书左右。时兰陵萧亦有俊才，住青杨巷，妥住白杨头，时人为之语曰：「世有两俊，白杨何妥，青杨萧。」其见美如此。江陵陷，周武帝尤重之，授太学博士。宣帝初欲立五后，以问儒者辛彦之，对曰：「后与天子匹体齐尊，不宜有五。」妥驳曰：「帝喾四妃，舜又二妃，亦何常数？」由是封襄城县伯。高祖受禅，除国子博士，加通直散骑常侍，进爵为公。妥性劲急，有口才，好是非人物。时纳言苏威尝言于上曰：「臣先人每诫臣云，唯读《孝经》一卷，足可立身治国，何用多为！」上亦然之。妥进曰：「苏威所学，非止《孝经》。厥父若信有此言，威不从训，是其不孝。若无此言，面欺陛下，是其不诚。不诚不孝，何以事君！且夫子有云：'不读《诗》无以言，不读《礼》无以立。'岂容苏绰教子独反圣人之训乎？」威时兼领五职，上甚亲重之，妥因奏威不可信任。又以掌天文律度，皆不称职，妥又上八事以谏：
何妥，字栖凤，是西城人。父亲何细胡，经商进入蜀地，于是在郫县安家，侍奉梁朝武陵王萧纪的妃子，主管金银布帛，因而成为巨富，号称西州大贾。何妥年少时机警，八岁游学国子学，助教顾良戏弄他说：“你既然姓何，是荷叶的荷，还是河水的河？”何妥应声答道：“先生姓顾，是眷顾的顾，还是新故的故？”众人都感到惊异。十七岁时，凭技巧侍奉湘东王，后来湘东王知道他很聪明，召他为身边诵书之人。当时兰陵人萧也有俊才，住在青杨巷，何妥住在白杨头，当时人为此编话说：“世上有两俊，白杨何妥，青杨萧。”他就是这样被赞美。江陵陷落，周武帝特别器重他，授予太学博士。宣帝起初想立五位皇后，以此询问儒者辛彦之，辛彦之回答说：“皇后与天子匹配，地位同等尊贵，不应该有五。”何妥反驳说：“帝喾有四位妃子，舜又有两位妃子，又有什么常数？”因此被封为襄城县伯。高祖受禅，任命为国子博士，加授通直散骑常侍，进爵为公。何妥性格刚劲急躁，有口才，喜欢评论人物是非。当时纳言苏威曾对皇上说：“臣的先人常常告诫臣说，只读《孝经》一卷，就足以立身治国，何必多读！”皇上也同意。何妥进言说：“苏威所学，不止《孝经》。他父亲如果确实有这话，苏威不遵从训诫，这是他不孝。如果没有这话，当面欺骗陛下，这是他不诚。不诚不孝，凭什么侍奉君主！况且孔子说过：‘不读《诗》就无法说话，不读《礼》就无法立身。’岂能容许苏绰教子独自违反圣人的训诫呢？”苏威当时兼任五职，皇上非常亲近器重他，何妥于是上奏说苏威不可信任。又因掌管天文律度的人都不称职，何妥又上八件事来劝谏：
其一事曰：臣闻知人则哲，惟帝难之。孔子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由此言之，政之治乱，必慎所举，故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察今之举人，良异于此，无论谄直，莫择贤愚。心欲崇高，则起家喉舌之任；意须抑屈，必白首郎署之官。人之不服，实由于此。臣闻爵人于朝，与士共之，刑人于市，与众弃之。伏见留心狱讼，爱人如子，每应决狱，无不询访群公，刑之不滥，君之明也。刑既如此，爵亦宜然。若有懋功简在帝心者，便可擢用。自斯以降，若选重官，必须参以众议，勿信一人之举；则上不偏私，下无怨望。
第一件事是：我听说能了解人就是明智，连尧帝都觉得困难。孔子说：“提拔正直的人放在邪曲的人之上，百姓就会服从；提拔邪曲的人放在正直的人之上，百姓就不会服从。”由此说来，政治的治乱，必须谨慎地选拔人才，所以推荐贤能的人受上等赏赐，埋没贤能的人受公开的惩罚。观察现在选拔人才，完全不同于此，不论谄媚还是正直，不选择贤能还是愚昧。心里想抬高某人，就让他从家门直接担任要职；心里想压制某人，就一定让他到白发苍苍还当个郎署小官。百姓的不服，实在是因为这个。我听说在朝廷上封爵位，是与士人共同决定的；在街市上行刑，是与众人一起抛弃的。我看到陛下留心诉讼案件，爱民如子，每次判决案件，没有不咨询各位大臣的，刑罚不滥用，这是陛下的英明。刑罚既然这样，爵位也应该如此。如果有功劳显著、记在陛下心中的，就可以提拔任用。自此以下，如果选拔重要官职，必须参考众人的意见，不要相信一个人的推荐；这样上面不偏私，下面没有怨恨。
其二事曰：孔子云：「是察阿党，则罪无掩蔽。」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所谓比者，即阿党也。谓心之所爱，既已光华荣显，犹加提挈；心之所恶，既已沈滞屈辱，薄言必怒。提挈既成，必相掩蔽，则欺上之心生矣；屈辱既加，则有怨恨，谤讟之言出矣。伏愿广加逖访，勿使朋党路开，威恩自任。有国之患，莫大于此。
第二件事是：孔子说：“能明察偏袒同党，那么罪行就无法掩盖。”又说：“君子团结而不勾结，小人勾结而不团结。”所谓勾结，就是偏袒同党。意思是心里喜欢的，即使已经光彩荣耀，还要再提携；心里厌恶的，即使已经沉沦屈辱，稍微说句话就发怒。提携成功之后，必然互相掩盖，于是欺骗君主的心思就产生了；屈辱施加之后，就有怨恨，诽谤的话就出来了。我恳请陛下广泛地深入访查，不要让结党营私的路子打开，让威权和恩惠都由自己掌握。治理国家的祸患，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其三事曰：臣闻舜举十六族，所谓八元、八恺也。计其贤明，理优今日，犹复择才授任，不相侵滥，故得四门雍穆，庶绩咸熙。今官员极多，用人甚少，有一人身上乃兼数职，为是国无人也？为是人不善也？今万乘大国，髦彦不少，纵有明哲，无由自达。东方朔言曰：「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斯言信矣。今当官之人，不度德量力，既无吕望、傅说之能，自负傅岩、滋水之气，不虑忧深责重，唯畏总领不多，安斯宠任，轻彼权轴，好致颠蹶，实此之由。《易》曰：「鼎折足，覆公𫗧，其形渥，凶。」言不胜其任也。臣闻穷力举重，不能为用。伏愿更任贤良，分才参掌，使各行有余力，则庶事康哉。
第三件事是：我听说舜提拔了十六个部族，就是所谓的八元、八恺。论他们的贤明，按理说比现在的人优秀，但仍然选择人才授予职务，不互相侵扰滥用，所以能做到四门和睦，各种事业都兴盛。现在官员极多，但真正任用的人很少，有一个人身上兼任好几个职务的，这是因为国家没有人才呢？还是因为人才不好呢？如今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英俊之士不少，即使有明智的人，也没有途径自己显达。东方朔说：“尊重他就成为将领，轻视他就成为俘虏。”这话确实啊。现在当官的人，不衡量自己的德行和能力，既没有吕望、傅说的才能，却自负地以为有傅岩、滋水那样的气概，不考虑忧虑深重、责任重大，只害怕总管的事情不多，安于这种宠信和职位，轻视那些权力和关键，容易导致失败，实在是因为这个原因。《易经》说：“鼎折断了脚，打翻了公侯的粥，弄得沾湿了，凶险。”这是说不能胜任啊。我听说用尽力气举重物，是不能用的。我恳请陛下再任用贤良的人，根据才能分别参与掌管，让他们各自做事有余力，那么各种事情就安定了。
其四事曰：臣闻《礼》云：「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者杀。」孔子曰：「仍旧贯，何必改作。」伏见比年以来，改作者多矣。至如范威漏刻，十载不成；赵翊尺称，七年方决。公孙济迂诞医方，费逾巨万；徐道庆回互子午，糜耗饮食。常明破律，多历岁时；王渥乱名，曾无纪极。张山居未知星位，前已蹂藉太常；曹魏祖不识北辰，今复辚轹太史。莫不用其短见，便自夸毗，邀射名誉，厚相诬罔。请今日已后，有如此者，若其言不验，必加重罚，庶令有所畏忌，不敢轻奏狂简。
第四件事是：我听说《礼记》说：“分析言辞破坏法律，扰乱名分改变制度，用邪道扰乱政事的人要处死。”孔子说：“沿袭旧有的制度，何必改变呢？”我看到近年来，改变的事情很多了。比如范威的漏刻，十年没做成；赵翊的尺秤，七年才决定。公孙济迂腐荒诞的医方，耗费超过巨万；徐道庆颠倒子午方向，浪费饮食。常明破坏法律，经历了很多年月；王渥扰乱名分，竟然没有止境。张山居不知道星宿的位置，之前已经践踏了太常的职责；曹魏祖不认识北斗星，现在又凌驾于太史之上。这些人没有不用自己的浅薄见识，就自我夸耀，追求名誉，严重地互相欺骗。请求从今以后，有像这样的人，如果他的话不灵验，一定加重惩罚，希望让他们有所畏惧和顾忌，不敢轻易上奏狂妄简略的言论。
其余文多不载。时苏威权兼数司，先尝隐武功，故妥言自负傅岩、滋水之气，以此激上。书奏，威大衔之。十二年，威定考文学，又与妥更相诃诋。威勃然曰：「无何妥，不虑无博士！」妥应声曰：「无苏威，亦何忧无执事！」由是与威有隙。其后上令妥考定钟律，妥又上表曰：
其余的文章大多没有记载。当时苏威权力兼管几个部门，先前曾经隐居在武功，所以何妥说“自负傅岩、滋水之气”，用这个来激怒皇上。奏章呈上后，苏威非常怀恨他。开皇十二年，苏威主持考核文学，又与何妥互相呵斥诋毁。苏威勃然大怒说：“没有何妥，也不担心没有博士！”何妥应声说：“没有苏威，又何必担心没有执事！”从此与苏威有了嫌隙。之后皇上命令何妥考核审定钟律，何妥又上表说：
臣闻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然则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礼乐。又云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臣闻乐有二，一曰奸声，二曰正声。夫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孔子曰：「放郑声，远佞人。」故郑、卫、宋、赵之声出，内则发疾，外则伤人。是以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陂，其官坏；角乱则忧，其人怨；征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五者皆乱，则国亡无日矣。魏文侯问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欲寐，听郑、卫之音而不知倦，何也？」子夏对曰：「夫古乐者，始奏以文，复乱以武，修身及家，平均天下。郑、卫之音者，奸声以乱，溺而不止，飖杂子女，不知父子。今君所问者乐也，所爱者音也。夫乐与音，相近而不同，为人君者，谨审其好恶。」
我听说光明之处有礼乐，幽暗之处有鬼神，那么能感动天地、感召鬼神的，没有比礼乐更近的了。又说乐达到极致就没有怨恨，礼达到极致就没有争斗，揖让而治理天下的，说的就是礼乐。我听说乐有两种，一种叫奸邪之声，一种叫纯正之声。奸邪之声感动人，逆气就会应和，逆气形成现象，淫乐就兴起了。纯正之声感动人，顺气就会应和，顺气形成现象，和乐就兴起了。所以乐推行后，人伦就清明，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都安宁。孔子说：“禁绝郑国的音乐，远离谄媚的人。”所以郑、卫、宋、赵的音乐出现，对内引发疾病，对外伤害人。因此宫音混乱就荒废，君主骄傲；商音混乱就偏斜，官员败坏；角音混乱就忧愁，人民怨恨；徵音混乱就悲哀，事务劳苦；羽音混乱就危险，财物匮乏。五种都混乱，那么国家灭亡就没有几天了。魏文侯问子夏说：“我端正衣冠听古乐就想睡觉，听郑、卫的音乐却不知疲倦，为什么？”子夏回答说：“古乐，开始演奏时文雅，结束时武烈，修养自身和家庭，平均天下。郑、卫的音乐，用奸邪之声扰乱，沉溺其中不能停止，混杂男女，不知父子关系。现在您问的是乐，喜爱的是音。乐与音，相近而不同，作为君主，要谨慎地审察自己的好恶。”
案圣人之作乐也，非止苟悦耳目而已矣。欲使在宗庙之内，君臣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乡里之内，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此先王立乐之方也。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故黄钟大吕，弦歌干戚，僮子皆能儛之。能知乐者，其唯君子！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知乐则几于道矣。纣为无道，太师抱乐器以奔周。晋君德薄，师旷固惜清征。
考察圣人创作音乐，不只是为了苟且取悦耳目而已。是想让在宗庙之内，君臣一起听就没有不和敬的；在乡里之内，长幼一起听就没有不和顺的；在闺门之内，父子一起听就没有不和亲的。这是先王设立音乐的方法。所以知道声音而不知道音律的，是禽兽；知道音律而不知道音乐的，是普通百姓。所以黄钟、大吕，弦歌、干戚，小孩子都能舞蹈。能知道音乐的，大概只有君子吧！不知道声音的人，不能和他谈论音律；不知道音律的人，不能和他谈论音乐；知道音乐就接近于道了。纣王无道，太师抱着乐器逃奔到周朝。晋国君主德行浅薄，师旷坚决珍惜清徵之音。
上古之时，未有音乐，鼓腹击壤，乐在其间。《易》曰：「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至于黄帝作《咸池》，颛顼作《六茎》，帝喾作《五英》，尧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汤作《大濩》，武王作《大武》，从夏以来，年代久远，唯有名字，其声不可得闻。自殷至周，备于《诗》《颂》。故自圣贤已下，多习乐者，至如伏羲减瑟，文王足琴，仲尼击磬，子路鼓瑟，汉高击筑，元帝吹箫。汉高祖之初，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之乐。迎神于庙门，奏《嘉至》之乐，犹古降神之乐也。皇帝入庙门，奏《永至》之乐，以为行步之节，犹古《采荠》、《肆夏》也。干豆上荐，奏《登歌》之乐，犹古清庙之歌也。《登歌》再终，奏《休成》之乐，美神飨也。皇帝就东厢坐定，奏《永安》之乐，美礼成也。其《休成》、《永至》二曲，叔孙通所制也。
上古的时候，没有音乐，人们拍着肚子、敲击土地，快乐就在其中。《易经》说：“先王创作音乐来推崇德行，隆重地献给上帝，并配享祖先。”至于黄帝创作《咸池》，颛顼创作《六茎》，帝喾创作《五英》，尧创作《大章》，舜创作《大韶》，禹创作《大夏》，汤创作《大濩》，武王创作《大武》，从夏朝以来，年代久远，只有名字，它们的音乐听不到了。从殷到周，完备地记载在《诗经》的《颂》中。所以从圣贤以下，很多人学习音乐，比如伏羲减少瑟弦，文王增加琴弦，孔子击磬，子路鼓瑟，汉高祖击筑，汉元帝吹箫。汉高祖初年，叔孙通依靠秦朝的乐人制作宗庙音乐。在庙门迎神时，演奏《嘉至》之乐，如同古代降神的音乐。皇帝进入庙门，演奏《永至》之乐，作为行步的节奏，如同古代的《采荠》、《肆夏》。献上干肉和豆类祭品时，演奏《登歌》之乐，如同古代清庙的歌曲。《登歌》演奏两遍结束，演奏《休成》之乐，赞美神灵享用祭品。皇帝到东厢坐定，演奏《永安》之乐，赞美礼仪完成。其中的《休成》、《永至》两曲，是叔孙通制作的。
汉高祖庙奏《武德》、《文始》、《五行》之儛，当春秋时，陈公子完奔齐，陈是舜后，故齐有《韶》乐，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是也。秦始皇灭齐，得齐《韶》乐。汉高祖灭秦，《韶》传于汉，高祖改名《文始》，以示不相袭也。《五行儛》者，本周《大武》乐也，始皇改曰《五行》。及于孝文，复作四时之儛，以示天下安和，四时顺也。孝景采《武德儛》以为《昭德》，孝宣又采《昭德》以为《盛德》，虽变其名，大抵皆因秦旧事。至于魏、晋，皆用古乐。魏之三祖，并制乐辞。自永嘉播越，五都倾荡，乐声南度，是以大备江东。宋、齐已来，至于梁代，所行乐事，犹皆传古，三雍四始，实称大盛。及侯景篡逆，乐师分散，其四儛、三调，悉度伪齐。齐氏虽知传受，得曲而不用之于宗庙朝廷也。
汉高祖庙中演奏《武德》、《文始》、《五行》的舞蹈。在春秋时，陈国的公子完逃奔到齐国，陈国是舜的后代，所以齐国有《韶》乐，孔子在齐国听到《韶》乐，三个月不知道肉味，就是这件事。秦始皇灭掉齐国，得到了齐国的《韶》乐。汉高祖灭掉秦朝，《韶》乐传到汉朝，高祖改名为《文始》，以示不沿袭旧名。《五行舞》，本来是周朝的《大武》乐，秦始皇改名为《五行》。到了孝文帝，又制作了四时之舞，以示天下安定和谐，四时顺遂。孝景帝采用《武德舞》作为《昭德》，孝宣帝又采用《昭德》作为《盛德》，虽然改变了名称，大体上都沿袭秦朝的旧制。到了魏、晋，都使用古乐。魏国的三位祖先，都制作了乐辞。自从永嘉之乱流离失所，五都倾覆，乐声南渡，因此在江东大为完备。宋、齐以来，直到梁代，所推行的乐事，仍然传承古制，三雍四始，实在称得上大盛。等到侯景篡位叛逆，乐师分散，其中的四舞、三调，全部流入了伪齐。齐氏虽然知道传授接受，得到了曲子却不用于宗庙朝廷。
臣少好音律，留意管弦，年虽耆老，颇皆记忆。及东土克定，乐人悉返，访其逗遛，果云是梁人所教。今三调、四儛并皆有手，虽不能精熟，亦颇具雅声。若令教习传授，庶得流传古乐。然后取其会归，撮其指要，因循损益，更制嘉名。歌盛德于当今，传雅正于来叶，岂不美与！谨具录三调、四舞曲名，又制歌辞如别。其有声曲流宕，不可以陈于殿庭者，亦悉附之于后。
我从小喜好音律，留意管弦乐器，年纪虽然老了，但大多还能记忆。等到东方平定，乐人都返回，询问他们滞留的原因，果然说是梁朝人教的。现在三调、四舞都有乐谱，虽然不能精熟，也颇具雅正之声。如果让他们教习传授，或许能流传古乐。然后取其会通归旨，摘其要点，因循旧制加以增减，再制作美好的名称。歌颂当今的盛德，传扬雅正于后世，难道不美好吗！谨详细记录三调、四舞的曲名，又另外制作了歌辞。其中有些声曲流荡散漫，不适合在殿庭中陈列的，也全部附在后面。
书奏，别敕太常取妥节度。于是作清、平、瑟三调声，又作八佾、《鞞》、《铎》、《巾》、《拂》四舞。先是，太常所传宗庙雅乐，数十年唯作大吕，废黄钟。妥又以深乖古意，乃奏请用黄钟。诏下公卿议，从之。俄而妥子蔚为秘书郎，有罪当刑，上哀之，减死论。是后恩礼渐薄。六年，出为龙州刺史。时有负笈游学者，妥皆为讲说教授之。为《刺史箴》，勒于州门外。在职三年，以疾请还，诏许之。复知学事。时上方使苏夔在太常，参议钟律。夔有所建议，朝士多从之，妥独不同，每言夔之短。高祖下其议，朝臣多排妥。妥复上封事，指陈得失，大抵论时政损益，并指斥当世朋党。于是苏威及吏部尚书卢恺、侍郎薛道衡等皆坐得罪。除伊州刺史，不行，寻为国子祭酒。卒官。谥曰肃。撰《周易讲疏》十三卷，《孝经义疏》三卷，《庄子义疏》四卷，及与沈重等撰《三十六科鬼神感应等大义》九卷，《封禅书》一卷，《乐要》一卷，文集十卷，并行于世。
奏章呈上后，另外下诏让太常听从何妥的调度。于是制作了清、平、瑟三调的声音，又制作了八佾、《鞞》、《铎》、《巾》、《拂》四舞。在此之前，太常所传的宗庙雅乐，几十年来只演奏大吕，废弃了黄钟。何妥又认为这深违古意，于是上奏请求用黄钟。下诏让公卿讨论，听从了他的建议。不久何妥的儿子何蔚任秘书郎，有罪应当处刑，皇上哀怜他，减死罪论处。此后恩宠礼遇逐渐淡薄。开皇六年，出任龙州刺史。当时有背着书箱游学的人，何妥都为他们讲说教授。写了《刺史箴》，刻在州门外。在职三年，因病请求还朝，下诏允许。又负责学事。当时皇上正让苏夔在太常，参与议论钟律。苏夔有所建议，朝中大多人听从，只有何妥不同意，常常说苏夔的短处。高祖下达他的议论，朝臣大多排挤何妥。何妥又上密封奏章，指陈得失，大抵议论时政的利弊，并指责当世的朋党。于是苏威及吏部尚书卢恺、侍郎薛道衡等人都因此获罪。被任命为伊州刺史，没有赴任，不久任国子祭酒。死于任上。谥号肃。撰有《周易讲疏》十三卷，《孝经义疏》三卷，《庄子义疏》四卷，以及和沈重等人撰写的《三十六科鬼神感应等大义》九卷，《封禅书》一卷，《乐要》一卷，文集十卷，都流传于世。
兰陵萧该者，梁鄱阳王恢之孙也。少封攸侯。梁荆州陷，与何妥同至长安。性笃学，《诗》、《书》、《春秋》、《礼记》并通大义，尤精《汉书》，甚为贵游所礼。开皇初，赐爵山阴县公，拜国子博士。奉诏书与妥正定经史，然各执所见，递相是非，久而不能就，上谴而罢之。该后撰《汉书》及《文选》音义，咸为当时所贵。
兰陵人萧该，是梁朝鄱阳王萧恢的孙子。年少时被封为攸侯。梁朝荆州陷落，与何妥一同到达长安。生性笃学，《诗经》、《尚书》、《春秋》、《礼记》都通晓大义，尤其精通《汉书》，很受贵族子弟的礼遇。开皇初年，赐爵山阴县公，拜为国子博士。奉诏书与何妥一起校正经史，但各自坚持己见，互相指责是非，很久不能完成，皇上责备并停止了这件事。萧该后来撰写了《汉书》和《文选》的音义，都被当时的人所珍视。
东海包恺，字和乐。其兄愉，明《五经》，恺悉传其业。又从王仲通受《史记》、《汉书》，尤称精究。大业中，为国子助教。于时《汉书》学者，以萧、包二人为宗匠。聚徒教授，著录者数千人，卒，门人为起坟立碣焉。
东海人包恺，字和乐。他的哥哥包愉精通《五经》，包恺完全继承了哥哥的学业。他又跟随王仲通学习《史记》《汉书》，尤其以精研著称。大业年间，担任国子助教。当时研究《汉书》的学者，把萧该和包恺二人视为宗师。他们聚集门徒教授，登记在册的学生有数千人。包恺去世后，门人为他修建坟墓并立碑纪念。
房晖远
房晖远
房晖远，字崇儒，恒山真定人也。世传儒学。晖远幼有志行，治《三礼》、《春秋三传》、《诗》、《书》、《周易》，兼善图纬，恒以教授为务。远方负笈而从者，动以千计。齐南阳王绰为定州刺史，闻其名，召为博士。周武帝平齐，搜访儒俊，晖远首应辟命，授小学下士。及高祖受禅，迁太常博士。太常卿牛弘每称为五经库。吏部尚书韦世康荐之，为太学博士。寻与沛公郑译修正乐章。丁母忧，解任。后数岁，授殄寇将军，复为太常博士。未几，擢为国子博士。会上令国子生通一经者，并悉荐举，将擢用之。既策问讫，博士不能时定臧否。祭酒元善怪问之，晖远曰：「江南、河北，义例不同，博士不能遍涉。学生皆持其所短，称己所长，博士各各自疑，所以久而不决也。」祭酒因令晖远考定之，晖远览笔便下，初无疑滞。或有不服者，晖远问其所传义疏，辄为始末诵之，然后出其所短，自是无敢饰非者。所试四五百人，数日便决，诸儒莫不推其通博，皆自以为不能测也。寻奉诏预修令式。高祖尝谓群臣曰：「自古天子有女乐乎？」杨素以下莫知所出，遂言无女乐。晖远进曰：「臣闻'窈窕淑女，钟鼓乐之'，此即王者房中之乐，著于《雅颂》，不得言无。」高祖大悦。仁寿中卒官，时年七十二，朝廷嗟惜焉，赗赙甚厚，赠员外散骑常侍。
房晖远，字崇儒，是恒山真定人。世代传承儒学。晖远幼年就有志向和操行，研究《三礼》《春秋三传》《诗经》《尚书》《周易》，还擅长图谶纬书，一直以教授为业。远方背着书箱来跟随他的人，动辄上千。北齐南阳王高绰任定州刺史时，听说他的名声，召他担任博士。周武帝平定北齐后，搜访儒士俊杰，晖远首先应征，被授予小学下士。等到高祖受禅即位，升任太常博士。太常卿牛弘常称他为“五经库”。吏部尚书韦世康推荐他，担任太学博士。不久与沛公郑译修订乐章。因母亲去世守丧，解除职务。几年后，被授予殄寇将军，再次担任太常博士。不久，升任国子博士。恰逢皇帝下令，国子生中通晓一经的，全部推荐举用，准备提拔任用。策问结束后，博士们不能及时评定优劣。祭酒元善感到奇怪并询问原因，晖远说：“江南、河北，义理体例不同，博士们不能全面涉猎。学生都抓住对方的短处，夸耀自己的长处，博士们各自心存疑虑，所以久久不能决断。”祭酒于是让晖远考核评定，晖远提笔就写，毫无迟疑。有不服气的人，晖远问他所传承的义疏，便从头到尾背诵出来，然后指出其中的短处，从此没有人敢掩饰错误。参加考试的四五百人，几天就评定完毕，众儒生无不佩服他的通达广博，都自认为无法测度他的学问。不久奉诏参与修订法令制度。高祖曾对群臣说：“自古以来天子有女乐吗？”杨素以下的人都不知出处，于是说没有女乐。晖远进言说：“臣听说‘窈窕淑女，钟鼓乐之’，这就是王者的房中乐，记载在《雅颂》中，不能说没有。”高祖非常高兴。仁寿年间在任上去世，时年七十二岁，朝廷为之叹息惋惜，赐予丰厚的丧葬财物，追赠员外散骑常侍。
马光
马光
马光，字荣伯，武安人也。少好学，从师数十年，昼夜不息，图书谶纬，莫不毕览，尤明《三礼》，为儒者所宗。开皇初，高祖征山东义学之士，光与张仲让、孔笼、窦士荣、张黑奴、刘祖仁等俱至，并授太学博士，时人号为六儒。然皆鄙野无仪范，朝廷不之贵也。士荣寻病死。仲让未几告归乡里，著书十卷，自云此书若奏，我必为宰相。又数言玄象事。州县列上其状，竟坐诛。孔笼、张黑奴、刘祖仁未几亦被谴去。唯光独存。尝因释奠，高祖亲幸国子学，王公以下毕集。光升座讲礼，启发章门。已而诸儒生以次论难者十余人，皆当时硕学，光剖析疑滞，虽辞非俊辨，而理义弘赡，论者莫测其浅深，咸共推服，上嘉而劳焉。山东《三礼》学者，自熊安生后，唯宗光一人。初，教授瀛、博间，门徒千数，至是多负笈从入长安。后数年，丁母忧归乡里，遂有终焉之志。以疾卒于家，时年七十三。
马光，字荣伯，是武安人。年少时好学，跟随老师学习数十年，日夜不停，图书谶纬，无不遍览，尤其精通《三礼》，被儒者所尊崇。开皇初年，高祖征召山东的义学之士，马光与张仲让、孔笼、窦士荣、张黑奴、刘祖仁等一同到来，都被授予太学博士，当时人称他们为“六儒”。但他们都很粗野没有礼仪风范，朝廷不看重他们。窦士荣不久病死。张仲让不久告假回乡，著书十卷，自称此书如果上奏，他一定能做宰相。又多次谈论天文星象之事。州县上报他的情况，最终因此被处死。孔笼、张黑奴、刘祖仁不久也被贬斥离去。只有马光独自留存。曾在举行释奠礼时，高祖亲自驾临国子学，王公以下都聚集。马光登座讲解礼经，启发章节门类。随后十多位儒生依次提出疑难问题，都是当时的大学者，马光剖析疑难之处，虽然言辞不很雄辩，但义理丰富广博，论辩者无法测度他的深浅，都共同推崇佩服，皇帝嘉奖并慰劳他。山东研究《三礼》的学者，自熊安生之后，只尊崇马光一人。起初，他在瀛州、博陵一带教授，门徒上千，到这时很多人背着书箱跟随他进入长安。几年后，因母亲去世守丧回乡，于是有了终老故乡的志向。因病在家中去世，时年七十三岁。
刘焯
刘焯
刘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也。父洽，郡功曹。焯犀额龟背，望高视远，聪敏沈深，弱不好弄。少与河间刘炫结盟为友，同受《诗》于同郡刘轨思，受《左传》于广平郭懋常，问《礼》于阜城熊安生，皆不卒业而去。武强交津桥刘智海家素多坟籍，焯与炫就之读书，向经十载，虽衣食不继，晏如也。遂以儒学知名，为州博士。刺史赵煚引为从事，举秀才，射策甲科。与著作郎王劭同修国史，兼参议律历，仍直门下省，以待顾问。俄除员外将军。后与诸儒于秘书省考定群言。因假还乡里，县令韦之业引为功曹。寻复入京，与左仆射杨素、吏部尚书牛弘、国子祭酒苏威、国子祭酒元善、博士萧该、何妥、太学博士房晖远、崔宗德、晋王文学崔赜等于国子共论古今滞义前贤所不通者。每升座，论难锋起，皆不能屈，杨素等莫不服其精博。六年，运洛阳《石经》至京师，文字磨灭，莫能知者，奉敕与刘炫等考定。后因国子释奠，与炫二人论义，深挫诸儒，咸怀妒恨，遂为飞章所谤，除名为民。于是优游乡里，专以教授著述为务，孜孜不倦。贾、马、王、郑所传章句，多所是非。《九章算术》、《周髀》、《七曜历书》十余部，推步日月之经，量度山海之术，莫不核其根本，穷其秘奥。著《稽极》十卷，《历书》十卷，《五经述议》，并行于世。刘炫聪明博学，名亚于焯，故时人称二刘焉。天下名儒后进，质疑受业，不远千里而至者，不可胜数。论者以为数百年已来，博学通儒，无能出其右者。然怀抱不旷，又啬于财，不行束修者，未尝有所教诲，时人以此少之。废太子勇闻而召之，未及进谒，诏令事蜀王，非其好也，久之不至。王闻而大怒，遣人枷送于蜀，配之军防。其后典校书籍。王以罪废，焯又与诸儒修定礼律，除云骑尉。炀帝即位，迁太学博士，俄以疾去职。数年，复被征以待顾问，因上所著《历书》，与太史令张胄玄多不同，被驳不用。大业六年卒，时年六十七。刘炫为之请谥，朝廷不许。
刘焯，字士元，是信都昌亭人。父亲刘洽，任郡功曹。刘焯额头如犀牛、背如龟甲，目光高远，聪明深沉，幼年不爱嬉戏。年少时与河间刘炫结为盟友，一同向同郡刘轨思学习《诗经》，向广平郭懋常学习《左传》，向阜城熊安生请教《礼》，但都没有完成学业就离开了。武强交津桥的刘智海家向来有很多藏书，刘焯与刘炫到他家读书，将近十年，虽然衣食不继，却安然自若。于是凭借儒学闻名，担任州博士。刺史赵煚引荐他为从事，举荐为秀才，射策考中甲科。与著作郎王劭一同修撰国史，并参与讨论律历，同时在门下省值班，以备顾问。不久被任命为员外将军。后来与各位儒生在秘书省考订各家学说。因休假回乡，县令韦之业引荐他为功曹。不久又入京，与左仆射杨素、吏部尚书牛弘、国子祭酒苏威、国子祭酒元善、博士萧该、何妥、太学博士房晖远、崔宗德、晋王文学崔赜等人在国子学共同讨论古今疑难义理和先贤未能通晓的问题。每次登座，辩论激烈，都不能使他屈服，杨素等人都佩服他的精深渊博。开皇六年，将洛阳的《石经》运到京师，文字磨损不清，无人能辨识，奉诏与刘炫等人考定。后来因国子学举行释奠礼，与刘炫二人论辩义理，深深挫败了众儒生，他们都心怀嫉妒怨恨，于是被匿名信诽谤，被削职为民。从此优游乡里，专心从事教授和著述，孜孜不倦。对贾逵、马融、王肃、郑玄所传的章句，多有批评。《九章算术》《周髀》《七曜历书》等十多部著作，推步日月运行的规律，测量山海的方法，无不探究其根本，穷尽其奥秘。著有《稽极》十卷、《历书》十卷、《五经述议》，都流传于世。刘炫聪明博学，名声仅次于刘焯，所以当时人称他们为“二刘”。天下名儒后学，前来质疑请教、接受学业，不远千里而来的人，不可胜数。评论者认为数百年以来，博学通儒，没有人能超过他。但他心胸不够开阔，又吝啬财物，不送束脩的人，从不加以教诲，当时人因此轻视他。废太子杨勇听说后召见他，还没来得及进见，皇帝下诏让他侍奉蜀王，这不是他的喜好，很久没有前往。蜀王听说后大怒，派人给他戴上枷锁送到蜀地，发配到军中服役。后来负责校勘书籍。蜀王因罪被废，刘焯又与各位儒生修定礼律，被任命为云骑尉。炀帝即位后，升任太学博士，不久因病离职。几年后，又被征召以备顾问，于是进献所著的《历书》，与太史令张胄玄的观点多有不同，被驳斥不用。大业六年去世，时年六十七岁。刘炫为他请求谥号，朝廷没有批准。
刘炫
刘炫
刘炫，字光伯，河间景城人也。少以聪敏见称，与信都刘焯闭户读书，十年不出。炫眸子精明，视日不眩，强记默识，莫与为俦。左画方，右画圆，口诵，目数，耳听，五事同举，无有遗失。周武帝平齐，瀛州刺史宇文亢引为户曹从事。后刺史李绘署礼曹从事，以吏干知名。岁余，奉敕与著作郎王劭同修国史。俄直门下省，以待顾问。又与诸术者修天文律历，兼于内史省考定群言，内史令博陵李德林甚礼之。炫虽遍直三省，竟不得官，为县司责其赋役。炫自陈于内史，内史送诣吏部，吏部尚书韦世康问其所能。炫自为状曰：「《周礼》、《礼记》、《毛诗》、《尚书》、《公羊》、《左传》、《孝经》、《论语》孔、郑、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虽义有精粗，并堪讲授。《周易》、《仪礼》、《谷梁》，用功差少。史子文集，嘉言美事，咸诵于心。天文律历，穷核微妙。至于公私文翰，未尝假手。」吏部竟不详试，然在朝知名之士十余人，保明炫所陈不谬，于是除殿内将军。
刘炫，字光伯，是河间景城人。年少时以聪明敏捷著称，与信都刘焯闭门读书，十年不出门。刘炫眼睛明亮，看太阳也不眩晕，记忆力超强，默记不忘，无人能比。左手画方，右手画圆，口中诵读，眼睛计数，耳朵听音，五件事同时进行，没有遗漏。周武帝平定北齐后，瀛州刺史宇文亢引荐他为户曹从事。后来刺史李绘任命他为礼曹从事，以吏治才干闻名。一年多后，奉诏与著作郎王劭一同修撰国史。不久在门下省值班，以备顾问。又与各位术士修订天文律历，并在内史省考订各家学说，内史令博陵李德林非常礼遇他。刘炫虽然遍值三省，却始终没有得到官职，被县司催缴赋税徭役。刘炫向内史陈述情况，内史把他送到吏部，吏部尚书韦世康询问他的才能。刘炫自己写状文说：“《周礼》《礼记》《毛诗》《尚书》《公羊》《左传》《孝经》《论语》的孔安国、郑玄、王肃、何休、服虔、杜预等注，共十三家，虽然义理有精粗之分，但都能讲授。《周易》《仪礼》《谷梁》，用的功夫较少。史书子书文集，其中的嘉言美事，都记诵在心。天文律历，穷究其精微奥妙。至于公私文书，从未假手于人。”吏部竟然没有详细考试，但在朝中知名人士十多人，证明刘炫所陈述的不假，于是任命他为殿内将军。
时牛弘奏请购求天下遗逸之书，炫遂伪造书百余卷，题为《连山易》、《鲁史记》等，录上送官，取赏而去。后有人讼之，经赦免死，坐除名，归于家，以教授为务。太子勇闻而召之，既至京师，敕令事蜀王秀，迁延不往。蜀王大怒，枷送益州。既而配为帐内，每使执杖为门卫。俄而释之，典校书史。炫因拟屈原《卜居》，为《筮途》以自寄。
当时牛弘上奏请求搜购天下散佚的书籍，刘炫于是伪造了一百多卷书，题名为《连山易》《鲁史记》等，抄录后送交官府，领取赏赐后离开。后来有人告发他，经过赦免免去死罪，被除名，回到家中，以教授为业。太子杨勇听说后召见他，到了京师后，皇帝下诏让他侍奉蜀王杨秀，他拖延不去。蜀王大怒，给他戴上枷锁送到益州。不久被编入帐内，常让他持杖做门卫。不久被释放，负责校勘书史。刘炫于是模仿屈原的《卜居》，作《筮途》以寄托自己的情怀。
及蜀王废，与诸儒修定《五礼》，授旅骑尉。吏部尚书牛弘建议，以为礼诸侯绝傍期，大夫降一等。今之上柱国，虽不同古诸侯，比大夫可也，官在第二品，宜降傍亲一等。议者多以为然。炫驳之曰：「古之仕者，宗一人而已，庶子不得进。由是先王重适，其宗子有分禄之义。族人与宗子虽疏远，犹服缞三月，良由受其恩也。今之仕者，位以才升，不限适庶，与古既异，何降之有。今之贵者，多忽近亲，若或降之，民德之疏，自此始矣。」遂寝其事。开皇二十年，废国子四门及州县学，唯置太学博士二人，学生七十二人。炫上表言学校不宜废，情理甚切，高祖不纳。开皇之末，国家殷盛，朝野皆以辽东为意。炫以为辽东不可伐，作《抚夷论》以讽焉，当时莫有悟者。及大业之季，三征不克，炫言方验。
等到蜀王被废，刘炫与各位儒生修定《五礼》，被授予旅骑尉。吏部尚书牛弘建议，认为按照礼制，诸侯断绝旁系亲属的服丧期，大夫降一等。现在的上柱国，虽然不同于古代的诸侯，但可比照大夫，官居第二品，应当对旁系亲属降一等服丧。议论的人多认为正确。刘炫反驳说：“古代做官的人，只尊崇宗子一人，庶子不得进用。因此先王重视嫡子，宗子有分禄的义务。族人与宗子虽然关系疏远，仍服缞麻三月，确实是因为受其恩惠。现在做官的人，职位因才能晋升，不限嫡庶，与古代已经不同，为什么要降等呢？现在的显贵之人，多忽视近亲，如果加以降等，民德的疏薄，就从这里开始了。”于是此事被搁置。开皇二十年，废除国子学、四门学及州县学，只设置太学博士二人，学生七十二人。刘炫上表说学校不应废除，情理非常恳切，高祖没有采纳。开皇末年，国家殷实强盛，朝野都关注辽东。刘炫认为辽东不可征伐，作《抚夷论》以讽谏，当时没有人领悟。等到大业末年，三次征伐都未成功，刘炫的话才应验。
炀帝即位，牛弘引炫修律令。高祖之世，以刀笔吏类多小人，年久长奸，势使然也。又以风俗陵迟，妇人无节。于是立格，州县佐史，三年而代之，九品妻无得再醮。炫著论以为不可，弘竟从之。诸郡置学官，及流外给廪，皆发自于炫。弘尝从容问炫曰：「案《周礼》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于前，判官减则不济，其故何也？」炫对曰：「古人委任责成，岁终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古今不同，若此之相悬也，事繁政弊，职此之由。」弘又问：「魏、齐之时，令史从容而已，今则不遑宁舍，其事何由？」炫对曰：「齐氏立州不过数十，三府行台，递相统领，文书行下，不过十条。今州三百，其繁一也。往者州唯置纲纪，郡置守丞，县唯令而已。其所具僚，则长官自辟，受诏赴任，每州不过数十。今则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纤介之迹，皆属考功，其繁二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望从容，其可得乎？」弘甚善其言而不能用。纳言杨达举炫博学有文章，射策高第，除太学博士。岁余，以品卑去任，还至长平，奉敕追诣行在所。或言其无行，帝遂罢之，归于河间。于时群盗蜂起，谷食踊贵，经籍道息，教授不行。炫与妻子相去百里，声问断绝，郁郁不得志，乃自为赞曰：
隋炀帝即位后，牛弘引荐刘炫修订律令。在隋高祖时期，因为刀笔吏大多是品行不端的人，时间久了容易滋生奸邪，这是形势所迫。又因为风俗败坏，妇女失去节操。于是订立规则，州县的佐史每三年更换一次，九品官员的妻子不得再嫁。刘炫写文章认为这样做不可行，牛弘最终听从了他的意见。各郡设置学官，以及流外官给予俸禄，都是刘炫发起的。牛弘曾从容地问刘炫：“根据《周礼》，士人很多而府史很少，现在令史的人数比从前多出百倍，判官减少就无法办事，这是什么原因呢？”刘炫回答说：“古人委任官员并责成他们完成任务，年终考核他们的政绩优劣，案卷不重复审核，文书不繁琐详尽，府史的职责只是掌管关键条目而已。古今不同，相差如此之大，事务繁杂、政治弊端，正是这个原因。”牛弘又问：“北魏、北齐的时候，令史们从容不迫，现在却忙得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这又是为什么呢？”刘炫回答说：“北齐设立州不过几十个，三府和行台相互统领，下发的文书不过十条。现在有三百个州，这是繁杂的第一个原因。过去每个州只设置纲纪，郡设置守丞，县只设置县令而已。他们所需的僚属，由长官自行征辟，接受诏令赴任，每个州不过几十人。现在却不是这样，大小官员都由吏部任命，细微的功过都归考功司考核，这是繁杂的第二个原因。减少官员不如减少事务，减少事务不如清静内心。官员的事务不减少却希望从容不迫，怎么可能呢？”牛弘非常赞同他的话却不能采用。纳言杨达举荐刘炫博学多才、善于文章，在射策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被任命为太学博士。一年多后，因为品级低而离职，回到长平，又奉诏命追赶到皇帝所在的地方。有人说他品行不端，皇帝于是罢免了他，让他回到河间。当时盗贼蜂拥而起，粮食价格飞涨，经籍之道衰微，教授学业无法进行。刘炫与妻子相距百里，音信断绝，郁郁不得志，于是自己写了一篇赞文说：
通人司马相如、扬子云、马季长、郑康成等，皆自叙风徽，传芳来叶。余岂敢仰均先达，贻笑众昆。待以日迫桑榆，大命将近，故友飘零，门徒雨散，溘死朝露，埋魂朔野，亲故莫照其心，后人不见其迹，殆及余喘，薄言胸臆，贻及行迈，传示州里，使夫将来俊哲知余鄙志耳。余从绾发以来，迄于白首，婴孩为慈亲所恕，棰楚未尝加，从学为明师所矜，榎楚弗之及。暨乎敦叙邦族，交结等夷，重物轻身，先人后己。昔在幼弱，乐参长者，爰及耆艾，数接后生。学则服而不厌，诲则劳而不倦，幽情寡适，心事方违。内省生平，顾循终始，其大幸有四，其深恨有一。性本愚蔽，家业贫窭，为父兄所饶，厕缙绅之末，遂得博览典诰，窥涉今古，小善著于丘园，虚名闻于邦国，其幸一也。隐显人间，沈浮世俗，数忝徒劳之职，久执城旦之书，名不挂于白简，事不染于丹笔，立身立行，惭恧实多，启手启足，庶几可免，其幸二也。以此庸虚，屡动神眷，以此卑贱，每升天府，齐镳骥𫘧，比翼鹓鸿，整缃素于凤池，记言动于麟阁，参谒宰辅，造请群公，厚礼殊恩，增荣改价，其幸三也。昼漏方尽，大耋已嗟，退反初服，归骸故里，玩文史以怡神，阅鱼鸟以散虑，观省野物，登临园沼，缓步代车，无罪为贵，其幸四也。仰休明之盛世，慨道教之陵迟，蹈先儒之逸轨，伤群言之芜秽，驰骛坟典，厘改僻谬，修撰始毕，图事适成，天违人愿，途不我与。世路未夷，学校尽废，道不备于当时，业不传于身后。衔恨泉壤，实在兹乎？其深恨一也。
通人司马相如、扬子云、马季长、郑康成等人，都自己叙述风范美德，流传芳名于后世。我怎敢仰慕比肩先贤，贻笑于众人呢？只因为时日迫近晚年，大限将至，故友飘零，门徒四散，如朝露般突然死去，埋骨于北方荒野，亲友无人了解我的心志，后人看不到我的行迹，趁我尚存一息，略述胸臆，留给行旅之人，传示乡里，使将来的俊杰哲士知道我的浅薄志向罢了。我从束发以来，直到白头，婴孩时被慈亲宽恕，从未受过鞭打，求学时被明师怜惜，从未受过责罚。等到敦睦宗族、结交同辈时，重视外物而轻视自身，先人后己。从前在幼弱时，乐于参与长者之列，到了老年，多次接待后生。学习则信服而不厌倦，教诲则辛劳而不疲倦，内心情感少有适意，心事常相违背。反省生平，回顾始终，我有四大幸运，一大深恨。我本性愚钝蒙蔽，家业贫寒，被父兄宽容，厕身于士大夫之末，得以博览典籍，涉猎古今，小善显于乡间，虚名闻于邦国，这是第一大幸。隐显于人间，沉浮于世俗，多次担任徒劳的官职，长久执掌刑律文书，名字不挂在弹劾的奏章上，事情不沾染于判案的笔端，立身处世，惭愧之处很多，但保全身体，或许可以免于灾祸，这是第二大幸。凭借这样的平庸浅薄，屡次触动神明的眷顾，凭借这样的卑贱地位，每次升入朝廷，与骏马并驾，与凤凰比翼，在凤池整理书籍，在麟阁记录言行，参拜宰辅，拜访群公，受到厚礼殊恩，增加荣耀、提升身价，这是第三大幸。白日将尽，已到老年，退返初服，归骨故里，玩赏文史以怡悦精神，观看鱼鸟以消散忧虑，观察野外事物，登临园林池沼，缓步代车，以无罪为贵，这是第四大幸。仰望清明盛世，感慨道德教化衰微，追随先儒的逸轨，悲伤众说纷纭芜杂，驰骋于典籍之中，厘正谬误，修撰刚刚完成，事业恰好成就，但天违人愿，时运不与我同行。世路尚未太平，学校尽废，道不能完备于当时，业不能流传于身后。含恨于九泉之下，大概就在于此吧？这就是我的一大深恨。
时在郡城，粮饷断绝，其门人多随盗贼，哀炫穷乏，诣郡城下索炫，郡官乃出炫与之。炫为贼所将，过城下堡。未几，贼为官军所破，炫饥饿无所依，复投县城。长吏意炫与贼相知，恐为后变，遂闭门不纳。是时夜冰寒，因此冻馁而死，时年六十八。其后门人谥曰宣德先生。
当时刘炫在郡城，粮饷断绝，他的门人大多跟随了盗贼，他们同情刘炫的穷困，到郡城下索要刘炫，郡官于是交出刘炫给他们。刘炫被贼人带走，经过城下的堡垒。不久，贼人被官军打败，刘炫饥饿无所依靠，又投奔县城。县中长吏认为刘炫与贼人相知，恐怕他日后生变，于是闭门不接纳他。当时夜晚天寒地冻，刘炫因此冻饿而死，时年六十八岁。后来他的门人追谥他为宣德先生。
炫性躁竞，颇俳谐，多自矜伐，好轻侮当世，为执政所丑，由是官途不遂。著《论语述议》十卷，《春秋攻昧》十卷，《五经正名》十二卷，《孝经述议》五卷，《春秋述议》四十卷，《尚书述议》二十卷，《毛诗述议》四十卷，《注诗序》一卷，《算术》一卷，并行于世。
刘炫性情急躁好胜，很爱开玩笑，常常自我夸耀，喜欢轻慢侮辱当世之人，被执政者所厌恶，因此仕途不顺。他著有《论语述议》十卷、《春秋攻昧》十卷、《五经正名》十二卷、《孝经述议》五卷、《春秋述议》四十卷、《尚书述议》二十卷、《毛诗述议》四十卷、《注诗序》一卷、《算术》一卷，都流传于世。
褚辉
褚辉
吴郡人褚辉，字高明，凭借《三礼》之学在江南著称。隋炀帝时，征召天下儒术之士，全部集中在内史省，依次讲论，褚辉博学善辩，没有人能难倒他，因此被提拔为太学博士。他撰写了《礼疏》一百卷。
顾彪
顾彪
余杭顾彪，字仲文，明《尚书》、《春秋》。炀帝时为秘书学士，撰《古文尚书疏》二十卷。
余杭人顾彪，字仲文，精通《尚书》和《春秋》。隋炀帝时担任秘书学士，撰写了《古文尚书疏》二十卷。
鲁世达
鲁世达
余杭鲁世达，炀帝时为国子助教，撰《毛诗章句义疏》四十二卷，行于世。
余杭人鲁世达，隋炀帝时担任国子助教，撰写了《毛诗章句义疏》四十二卷，流传于世。
张冲
张冲
吴郡人张冲，字叔玄。在南陈做官担任左中郎将，这不是他的爱好，于是潜心钻研经典，撰写了《春秋义略》，与杜预的注有七十多处不同，还有《丧服义》三卷、《孝经义》三卷、《论语义》十卷、《前汉音义》十二卷。官至汉王侍读。
王孝籍
王孝籍
平原王孝籍，少好学，博览群言，遍治五经，颇有文干。与河间刘炫同志友善。开皇中，召入秘书，助王劭修国史。劭不之礼，在省多年，而不免输税。孝籍郁郁不得志，奏记于吏部尚书牛弘曰：
平原人王孝籍，年少时好学，博览群书，遍治五经，很有文才和才干。他与河间人刘炫志同道合，关系友善。开皇年间，被召入秘书省，协助王劭修撰国史。王劭对他不以礼相待，他在秘书省多年，却仍不免要缴纳赋税。王孝籍郁郁不得志，上书给吏部尚书牛弘说：
窃以毒螫寔肤，则申旦不寐，饥寒切体，亦卒岁无聊。何则？痛苦难以安，贫穷易为蹙。况怀抱之内，冰火铄脂膏，腠理之间，风霜侵骨髓，安可𫜬舌缄唇，吞声饮气，恶呻吟之响，忍酸辛之酷哉！伏惟明尚书公动哀矜之色，开宽裕之怀，咳唾足以活枯鳞，吹嘘可用飞穷羽。芬椒兰之气，暖布帛之词，许小人之请，闻大君之听。虽复山川不远，鬼神在兹，信而有征，言无不履，犹恐拯溺迟于援手，救经缓于扶足。待越人之舟楫，求鲁匠之云梯，则必悬于槁树之枝，没于深渊之底矣。夫以一介贫人，七年直省，课役不免，庆赏不沾，卖贡禹之田，供释之之费，有弱子之累，乏强兄之产。加以老母在堂，光阴迟暮，寒暑违阙，关山超远，啮臂为期，前途逾邈，倚闾之望，朝夕已勤。谢相如之病，无官可以免，发梅福之狂，非仙所能避。愁疾甚乎厉鬼，人生异夫金石。营魂且散，恐筮予无征，赍恨入冥，则虚缘恩顾，此乃王稽所以致言，应侯为之不乐也。潜鬓发之内，居眉睫之间，子野未曾闻，离朱所不见，沈沦东观，留滞南史，终无荐引，永同埋殡。三世不移，虽由寂寞，十年不调，实乏知己。夫不世出者，圣明之君也，不万一者，诚贤之臣也。以夫不世出而逢不万一，此小人所以为明尚书幸也。坐人物之源，运铨衡之柄，反披狐白，不好缁衣，此小人为明尚书不取也。昔荆玉未剖，刖卞和之足，百里未用，碎禽息之首。居得言之地，有能用之资，增耳目之明，无手足之蹙，惮而弗为，孰知其解！夫官或不称其能，士或未申其屈，一夫窃议，语流天下。劳不见图，安能无望！傥病未及死，狂还克念，汗穷愁之简，属离忧之词，记志于前修，通心于来哲，使千载之下，哀其不遇，追咎执事，有点清尘，则不肖之躯，死生为累，小人之罪，方且未刊。愿少加怜湣，留心无忽！
我私下认为，毒虫叮咬皮肤，就会整夜睡不着，饥寒交迫，也会整年无所依靠。为什么呢？因为痛苦难以安宁，贫穷容易让人局促不安。何况胸怀之内，冰火煎熬着脂膏，肌肤之间，风霜侵入骨髓，怎么能闭口不言，忍气吞声，厌恶呻吟之声，忍受酸辛之苦呢！恳请明尚书公您露出哀怜的神色，敞开宽厚的胸怀，您的唾沫足以救活枯鱼，您的吹气足以让穷鸟飞翔。您散发椒兰的芬芳，说出温暖如布帛的话语，允许小人的请求，让大君听闻。即使山川不远，鬼神在此，诚信有征，言出必行，但仍担心拯救溺水者时援手太迟，解救上吊者时扶足太慢。如果等待越人的舟船，寻求鲁匠的云梯，那么必定会悬挂在枯树的枝头，沉没在深渊的底部了。我作为一个贫寒之人，在省中当值七年，赋税徭役不能免除，庆赏也沾不到边，卖掉贡禹的田地，供给释之的费用，有幼子的拖累，缺乏强兄的产业。加上老母在堂，岁月已晚，寒暑失调，关山遥远，以啮臂为约，前途更加渺茫，倚门盼望，早晚已经辛劳。辞谢相如的病，没有官职可以免除，发作梅福的狂，不是神仙所能躲避。愁苦疾病比厉鬼还厉害，人生不同于金石。魂魄将要离散，恐怕占卜没有应验，含恨入地，就白白辜负了恩顾，这正是王稽所以进言、应侯因此不乐的原因。它潜藏在鬓发之内，居于眉睫之间，师旷未曾听闻，离朱不能看见，沉沦于东观，滞留于南史，始终无人荐引，永远如同埋没。三代没有升迁，虽然是由于寂寞，十年不得调任，实在是缺乏知己。那不出世的，是圣明的君主；那万分之一的，是诚贤的臣子。以不出世的君主而遇到万分之一的臣子，这正是小人我为明尚书感到庆幸的原因。您身处人物之源，掌握铨衡之权，却反而披着狐白裘，不喜欢缁衣，这是小人我为明尚书所不取的。从前荆玉未剖时，卞和被砍去脚，百里奚未被用时，禽息撞碎了头。您处在可以进言的地位，拥有能任用人才的资本，增加耳目的明察，没有手足的困窘，却畏惧而不去做，谁知道其中的缘由呢！官员有时不称其能，士人有时未申其屈，一个人私下议论，话语就会流传天下。劳苦而不被考虑，怎能没有怨望！倘若我病未至死，狂还能克制，汗湿穷愁的书简，写下离忧的词句，记志于前修，通心于来哲，使千年之后，哀叹我的不遇，追咎执事，有损清名，那么我这不肖之躯，死生都是累赘，小人的罪过，将无法磨灭。希望您稍加怜悯，留心不要忽视！
弘亦知其有学业，而竟不得调。后归乡里，以教授为业，终于家。注《尚书》及《诗》，遭乱零落。
牛弘也知道他有学问，但最终没有调任他。后来王孝籍回到乡里，以教授为业，在家中去世。他注释的《尚书》和《诗经》，在战乱中散失零落。
史臣曰：古语云：「容体不足观，勇力不足恃，族姓不足道，先祖不足称，然而显闻四方，流声后胤者，其唯学乎？」信哉斯言也。晖远、荣伯之徒，笃志不倦，自求诸己，遂能闻道下风，称珍席上。或聚徒千百，或服冕乘轩，见重明时，实惟稽古之力也。江阳从容雅望，风韵闲远，清谈高论，籍甚当年；彦之敦经悦史，砥身砺行，志存典制，动蹈规矩；何妥通涉俊爽，神情警悟，雅有口才，兼擅词笔，然讦以为直，失儒者之风焉；刘焯道冠缙绅，数穷天象，既精且博，洞幽究微，铭深致远，源流不测，数百年来，斯人而已；刘炫学实通儒，才堪成务，九流七略，无不该览，虽探赜索隐，不逮于焯，裁成义说，文雅过之。并道亚生知，时不我与，或才登于下士，或馁弃于沟壑，惜矣。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天之所与者聪明，所不与者贵仕，上圣且犹不免，焯、炫其如命何！
史臣评论说：古语说：“容貌体态不值得观赏，勇力不值得依仗，族姓不值得称道，先祖不值得夸耀，然而能显名于四方，流传声名于后代的，大概只有学问吧？”这话说得真对啊！晖远、荣伯这些人，专心致志不知疲倦，自我求索，于是能听闻大道于下风，在席上被珍视。有的聚集门徒成百上千，有的身着官服乘坐轩车，被明时看重，实在是得益于稽古之力。江阳从容有雅望，风韵闲远，清谈高论，在当年声名显赫；彦之笃好经史，砥砺品行，志存典制，行动遵循规矩；何妥博学通达、俊爽聪慧，神情机警，很有口才，又擅长文笔，但以揭发别人为正直，失去了儒者的风度；刘焯道冠缙绅，精通天象，既精且博，洞悉幽微，探究深奥，源流莫测，数百年来，只有此人而已；刘炫学问实为通儒，才能足以成事，九流七略，无不博览，虽然探赜索隐，不及刘焯，但裁成义说，文雅超过他。他们都道仅次于生而知之者，但时运不济，有的才登上士人之列，有的饿死弃于沟壑，可惜啊！子夏说过：“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上天给予的是聪明，不给予的是高官，上圣尚且不能免，刘焯、刘炫又能对命运怎样呢！